***

人们可以通过马诺河轻易跨越国境，这为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不仅是塞拉利昂所面临的问题。利比里亚也面临这个问题。对于从几内亚传入的埃博拉疫情，利比里亚的医疗机构毫无防范，医务人员没能从以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而是重蹈覆辙。位于洛法区的福亚博马医院（

FoyaBormaHospita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般认为利比里亚的指示病例就来自这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将埃博拉病毒的传入追溯到一名女子身上，该女子在4月初从盖凯杜抵达福亚。那时，利比里亚还没有能对埃博拉病毒进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的实验室，更没有能开展PCR检测的机构。由于该女子有严重腹泻，主诊医师认为她得了霍乱。第二天，她开始出现出血症状，医生依然没有考虑到埃博拉，而是以为她合并了拉沙热。缺乏诊断设备不是埃博拉病毒能在福亚扎根的唯一原因。这里的护理人员所受的感染控制培训也十分有限，他们没有口罩和橡胶手套，缺乏自来水，而早在几十年前，埃博拉专家们就曾提出这些是抗击埃博拉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利比里亚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长期不足，很明显，这些需求也无法满足。因此，几天之内，就有数名医务工作者和患者染上了埃博拉病毒。而一旦埃博拉病毒进入了福亚，当局基本上无力阻止它向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蔓延。据悉，埃博拉病毒是由一名前往市郊凡士通（Firestone）治疗中心的患者引入蒙罗维亚的。在乘坐摩的去往治疗中心的途中，他还传染了摩的司机等人。截至4月7日，利比里亚共报告了21起埃博拉病例，其中10人死亡。然而自4月9日到5月底，没有再出现新的病例报告。到了6月，世界卫生组织确信利比里亚已经没有埃博拉疫情了——该国已经历经了两个完整的潜伏期（每个潜伏期21天），而没有出现任何新的病例。

可是与几内亚的情况一样，后来的事实证明，官方公布的病例数是错误的。埃博拉疫情远没有停息，而是转入了地下。事实上，回顾性系统发生分析表明，当时至少有

3株相关病毒株在三国边界地区同时传播。

6月初，利比里亚新克鲁镇出现了6起病例，这是埃博拉疫情复燃的第一个苗头。不久，该国唯一的转诊医院——约翰·肯尼迪医学中心（JohnF.KennedyMedicalCenter）——也出现了感染病例。在利比里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期间，这家医院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缺少隔离病房和个人防护装备。结果，与凯内玛一样，医生和护理人员很快被传染，当局不得不于7月中旬关闭了这家医院。于是，蒙罗维亚可治疗埃博拉的机构就只剩下宣教团体撒玛利亚救援会的“永恒的爱赢得非洲”医院（以下简称ELWA医院）。ELWA医院很快人满为患。随后，在7月22日，肯特·布兰特利病倒了。如前文所述，经过一番商讨之后，他与同事南希·莱特博尔于7月底被转运到亚特兰大。但利比里亚人却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面对这种不公，一名被激怒的利比里亚人在7月下旬冲进政府的急救调度中心（EmergencyOperationsCenter），投放了一颗燃烧弹，用于追踪埃博拉病例的计算机在爆炸中被毁。此时，撒玛利亚救援会已经关闭了ELWA医院，在隔壁建设了新设施——ELWA2号医院。可惜，床位仍严重不足，患者不得不在外面安扎帐篷。一些重病患者在等待床位期间倒在路上，反映这些惨状的照片本应该改变事态，使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无国界医生早前发出的西非疫情失控的警告的严重性。然而，尽管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承认疫情严重，却仍想只把它当作区域性健康危机对待。

导致世界卫生组织改变态度的，可能是利比里亚裔美国律师帕特里克

·索耶（PatrickSawyer）的到来。索耶于7月20日乘飞机飞往尼日利亚昔日首都、非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拉各斯。他是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矿业公司的职员，当时据说是作为利比里亚财政部的代表前往尼日利亚南部的卡拉巴尔（Calabar）参加会议——反正索耶抵达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MurtalaMohammedInternationalAirport）时，给出的是这套说辞。但实际上，索耶几天前一直在蒙罗维亚照顾生病的妹妹，已经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有种说法是，他认为他在尼日利亚可能会得到高质量的医疗照护，所以不顾一切想去那里。糟糕的是，在飞往拉各斯的航班上，索耶就开始出现呕吐和血便症状，危及了其他乘客。被送往拉各斯第一会诊医院（FirstConsultantHospital）后，索耶一开始否认他有任何感染接触史，并坚持要出院，继续前往卡拉巴尔。最初，护理人员认为他可能得了疟疾，但是随着他的病情恶化，一名顾问医师感到可疑，决定对他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发现化验结果呈阳性后，她迅速实施了隔离护理措施，并提醒当局追踪同一航班上的其他乘客。索耶一共传染了19人，幸好有那名顾问医师的迅速判断，疫情才没有进一步扩散。但是，她却无法阻止病情进展，5天后，索耶死了。8月，这名医生也倒下了，成为埃博拉惨剧中牺牲的又一名医务人员。

索耶一事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作为回应，利比里亚总统埃伦

·约翰逊·瑟利夫（EllenJohnsonSirleaf）下令封锁国界，禁止外交官出国访问。紧接着，美国也发出了旅行警告，建议其公民远离利比里亚，远离这片曾经用于安置被解放的美国黑人奴隶的前殖民地。

与此同时，那两名撒玛利亚救援会传教士抵达亚特兰大的消息传了出来，当时还是纽约地产开发商的唐纳德

·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应该阻止埃博拉患者进入美国”，“美国不能允许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回国。跑那么远去帮忙的人是很伟大，但必须要承担后果！”

随着恐慌蔓延，包括英国航空（

BritishAirways）和法国航空（AirFrance）在内的几家大型航空公司都取消了往返于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航班，仅剩下布鲁塞尔航空（BrusselsAir）和摩洛哥航空（AirMaroc）两家公司，继续向西非来往运送卫生工作者和重要救援物资。彼得·皮奥感叹道：“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西非发生了埃博拉流行，而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二场流行病——大规模的歇斯底里。”

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陈冯富珍仍坚持此次暴发不足以让世界卫生组织提升应对等级。但到这时，很明显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速度和距离已然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期。

8月6日，瑟利夫宣布利比里亚进入紧急状态，这一事件对陈冯富珍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压力。于是在8月8日，迫于国际压力，她终于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无国界医生的国际主席廖满嫦稍后讽刺道，与其说陈冯富珍的决定是出于对非洲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关心，倒不如说是担心埃博拉距离美国或欧洲的大都市只有一趟航班之隔。廖满嫦说：“当人们意识到埃博拉病毒可以跨越海洋时，就无法再拿缺乏国际政治意愿作为借口了。埃博拉成为国际安全威胁之日……世界终于开始醒悟了。”

糟糕的是，此时的疫情发展已经达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能力的极限。在

3月疫情暴发初期，无国界医生尚有几名对抗过埃博拉的人员可供调配。从那时起，他们召集了所有出血热方面的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医疗和后勤人员，并给1000名志愿者进行了埃博拉疫情控制的速成培训。同时，他们着手在蒙罗维亚建设ELWA3号医院，当年9月下旬该医院全面投入使用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埃博拉诊疗中心。然而，美国传教士的撤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抗疫系统陷入瘫痪。撒玛利亚救援会迅速关闭了其在蒙罗维亚和福亚的两个埃博拉控制中心，在当时，它们是该国仅有的埃博拉诊疗中心，这导致只剩下无国界医生在危机中孤军奋战。另一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也没有吸引来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大规模直接帮扶（像在2010年海地地震和2013年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时那种规模的帮扶）。相反，在短期内，它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廖满嫦说：“虽然我们不想这么说，但事实就是，每个人都拖拖拉拉，不愿伸出援手。”

造成抗疫系统瘫痪的原因之一是恐惧。自从《纽约客》（

NewYorker

）记者理查德

·普雷斯顿（RichardPreston）撰写的畅销书《血疫》于1994年出版后，埃博拉就成为公众想象中的恐怖事物。基于1989年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灵长类动物检疫隔离中心的疫情，以及对扬布库疫情幸存者的采访，普雷斯顿在书中着重描写了埃博拉感染最惊悚、最具视觉震撼的症状，例如疾病末期的患者有时会“流血不止”，即血液或血性体液从眼睛、鼻子和肠道渗出。因此普雷斯顿把埃博拉病毒称作“分子鲨鱼”

，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症状十分罕见，但却助长了公众对埃博拉的刻板恐怖认知。该书扉页富有想象力地画着生物公害警告标志，加上大段大段关于雷斯顿事件的描写，普雷斯顿强化了埃博拉病毒可以作为潜在生物武器的印象。病毒随时可能从非洲丛林或疯狂的恐怖分子的实验室中冒出来，威胁人类的未来，造成恐慌。普雷斯顿警告说：

“它的遗传密码发生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会通过咳嗽传播，在全人类中蔓延。”

不过，专家们随后得出结论，这种担忧被过分渲染了，埃博拉病毒不会如此轻易地突变成某种以气溶胶形式传播的病毒。尽管如此，暴发疫情的雷斯顿与美国首都华盛顿如此临近，突显了埃博拉病毒作为生物安全威胁的潜能。因此在檀香山举办的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

AmericanSocietyofTropicalMedicineandHygiene）会议上，大会选择用它来进行虚拟的应对演练。

更重要的是，雷斯顿事件促使医学研究所将埃博拉与艾滋病一起，列入了美国医学研究所

1992年著名的《新发传染病》目录中。

***

8月中旬，尸体在蒙罗维亚的街道上不断堆积，瑟利夫越发绝望了。一时恐慌之下，她下令将埃博拉患者转移到西点（WestPoint）地区一所宗教学校的临时收容中心。那里是蒙罗维亚的一片贫民区，大约有50000名居民，其中大多数人极度贫困。结果，西点地区的人们洗劫了收容中心，导致17名埃博拉患者逃到了贫民区。4天后的8月20日，瑟利夫命令警察和士兵封锁所有出口道路，并将整个社区隔离。

西点地区是反对党的据点。不久，就有谣言称埃博拉是个骗局，瑟利夫的真正动机是平息武装叛乱。随着食品价格飞涨，被囚禁的贫民区居民走上街头抗议。随后，当政府特派员试图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将瑟利夫的家人带离西点时，愤怒的人群冲垮了路障。警察和武装士兵用警棍和盾牌驱赶他们。但是当骚乱者开始投掷石块时，警察和武装士兵开枪射击，打伤了两名年轻人。其中一个名叫萨克

·卡马拉（ShakieKamara）的15岁男孩不幸身亡。卡马拉的死出乎意料地触动了瑟利夫，10天后，她下令解除隔离。然而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公众越发不信任卫生举措了。

8月下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TomFrieden）对西点地区警察的野蛮做派感到震惊，前往西非评估局势，并与瑟利夫等西非领导人会晤。尽管弗里登对传染病的暴发并不陌生，但他还是觉得利比里亚的情况“难以置信”。他访问了蒙罗维亚赶工建起的无国界医生诊疗中心，惊骇地发现那里平均每120名患者只有1名医生。

……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旁边就倒着病死者的尸体……可如果要移动死者，必须要6个穿着全身防护装备的人，而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做这些……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我走进了一顶帐篷，看到地上有8张床，准确地说是8张床垫。有一名女子面朝下趴着，她编着美丽的玉米辫，当我更加仔细观察时，我意识到她已经死了。苍蝇在她的腿上盘桓，而她也成了无法被移动的尸体之一。如此多的死者，甚至都来不及掩埋，实在令人恐惧。

弗里登提醒瑟利夫，情况已经十分糟糕，而且

“很快还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想控制这次流行，必须施行专业化的埃博拉疫情防控。鉴于短时间内无法供应更多的床位，他建议瑟利夫与当地社群合作。弗里登回到美国后，向奥巴马总统做了简要汇报，告知奥巴马疫情比他原想的还要严重。随后他向记者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埃博拉的不利应对，就宛若艾滋病暴发早期他所目睹的那些拖延懈怠。在这时，廖满嫦也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她于9月2日在纽约向联合国发表了一番激昂的讲话，谴责他们是“不作为联盟”，并警告说，那种切断与受灾国家的联系，寄希望于流行病自生自灭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

为了遏制这次流行，各国必须立即从民间和军队系统调派有生物危害控制经验的专家

……要想扑灭大火，我们必须冲入燃烧的建筑中。

到这时，利比里亚已有将近

1400起疑似和确诊埃博拉病例，近700人死亡。每隔15到20天，利比里亚的新发感染病例就增加一倍，塞拉利昂也紧随其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疾病建模人员预测，到9月底，两国可能会有多达16000起病例。基于人们现有的行为模式，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推测，若没有其他干预措施，下一年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各地将会有多达55万起病例，考虑到漏报的情况，修正后的数值将为140万例。

无国界医生的阿曼德

·斯普雷彻在8月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蒙罗维亚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未在城市环境中见识过这种程度的疫情暴发。”

就在人们以为利比里亚的情况已经跌至谷底，无法更糟时，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8月是当地的季风时节，雨水冲刷着埃博拉死者的坟地，草草掩埋的尸体开始浮出地面。腐烂的尸体激起了民愤，瑟利夫只得推行强制性火化。尽管利比里亚文化十分抵触火化，但这次，人们默许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利比里亚特派团负责人凯文·德科克（KevinDeCock）说：“人们接受了火化，没有引起任何骚动。虽然存在一些阻力，但火化基本上得以推行。”

随后又有了另一项令人惊喜的进展：人们不再互相碰触了。起初，这种突然的行为变化令德科克等西方观察者们大吃一惊，但后来他们想通了。一如世界卫生组织负责脊髓灰质炎和应急管理的助理总干事布鲁斯

·艾尔沃德（BruceAylward）指出的那样，在蒙罗维亚，危机已至极端，世界卫生组织又彻底失败，所以才会首先在这里发生行为上的改变：

突然间，整个蒙罗维亚都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的

——埃博拉会导致死亡，除非我做出一些改变，否则就会被埃博拉杀死。人们非常恐惧，他们不理解埃博拉是什么东西。他们分不清细菌、病毒以及其他病原体，但他们知道必须要做些改变……在这种压倒性的恐惧中，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躲避，之后，他们自己改变了行为，降低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减缓了病魔的脚步。

大约在同一时段，塞拉利昂也出现了类似的自发行为转变，尤其是在凯拉洪和凯内玛

——这两个地区受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最早，疫情也最严重。然而在其他地方，对埃博拉防控措施的抵制仍然存在。在包括弗里敦及其城市周边的西部区（WesternDistrict），以及面积达2000平方英里，遍布沼泽和河川的洛科港（PortLoko，位于弗里敦以北），居民们尤其不配合。例如在2015年3月，利比里亚医院中最后一名埃博拉病人出院前不久，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渔民躲开了政府的病例接触者追踪员，并说服3名同行将他运送到罗姆贝（Rohmbe）沼泽地区的一个偏僻岛屿上，而岛屿就在隆吉机场的视线可及范围之内。在那里，他咨询了一位传统治疗师，随后乘船前往弗里敦郊区的阿伯丁（Aberdeen），在坦巴库拉（TambaKula）码头下了船，此处距离该市首屈一指的豪华酒店——约克夫人丽笙酒店（RadissonBluYammy）——仅一箭之遥。在这时，这名渔民已成为一枚行走的病毒炸弹。下船之后，他直奔乐施会（Oxfam）修建的厕所，呕出血性液体。结果，坦巴库拉的20名村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当局对阿伯丁实施了21天的隔离。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足以终结病毒传播链了，可惜，尽管工作人员尽了最大努力追踪病例的接触者，还是有一个与那名渔民同乘的船客逃脱了。此人搭乘摩托车去了距离弗里敦仅3小时车程的城镇马克尼（Makeni）。他在那里又传染了3人，其中包括一名当地的治疗师。最终，工作人员追踪到了这4人，并将其带到附近的埃博拉诊疗中心。然而到那里后，他们拒绝医疗服务，认为医务人员试图用治疗师称为“埃博拉枪”的东西谋杀他们，实际上那只是用于测量患者体温的手持电子温度计。

为了消除最后的感染源，政府发起了一场公共卫生运动，用克里奥尔语打出口号：

“一起终结埃博拉。”与此同时，官员们会见了当地的重要酋长，让他们利用对村镇领导的权威向村民宣讲，号召大家上报疑似感染人员。尽管这个报告系统在该国的许多地方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洛科港，仍有一些村镇领导藏匿埃博拉病人，纵容秘密举办的葬礼仪式。结果，在塞拉利昂，没有出现利比里亚那样自发的行为改变和病例数的大幅减少。相反，疫情一直持续到了2015年夏天。

最终，带来决定性改变的还是国际社会动员的外来资源。

2014年9月19日，考虑到疫情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了联合国埃博拉应急响应特派团（UnitedNationsMissionforEbolaEmergencyResponse），以加大应对力度，协调向埃博拉疫区输送后勤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在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在联合国就传染病暴发进行讨论，第一次是1987年关于艾滋病的讨论，两次都产生了类似的正面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向利比里亚派遣3000名士兵，到2014年年底，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54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用于抗击埃博拉，这比给以往任何新发传染病的拨款都要多。这些举措带来了良好的结果，到2015年3月，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派遣了大量军队医疗专家，还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卫生工作者和接触者追踪员前往西非，协助非洲“向零病例迈进”。

不过，人们仍然花费了一年的努力，才为这场流行画上句号。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确认疫情结束。在这场疫情中，埃博拉病毒共引发了将近29000例感染，其中11300例死亡。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暴发，累及5个西非国家，所幸人们最终阻止了这场瘟疫带来的“末日审判”。

***

SARS类似，埃博拉疫情展示了这个日益密切相连的世界面临的风险：也许某些地区曾经看来远在天边，但如今，那里出现的新病原体可以将风险带给整个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医学研究所就曾警告，越来越多的国际航空旅行和商贸往来增加了新发传染病扩散的危险，而西非的此次疫情恰是对此的印证。帕特里克·索耶携带着病毒抵达拉各斯，第一次让美国人意识到了危险。随后在2014年9月，另有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利比里亚公民到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就诊。这名患者42岁，名叫托马斯·邓肯（ThomasDuncan），他于9月25日走进达拉斯长老会医院（DallasPresbyterianHospital）的急诊室，主诉腹痛和恶心。尽管他告诉工作人员，他最近去过利比里亚，却没人想到要筛查埃博拉病毒。医生给他开了泰诺和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就让他回家了。邓肯在达拉斯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躺了3天，其间一直在发热，直到9月28日，才被急救人员送到医院。到那时，医院才想到给邓肯做埃博拉病毒化验。糟糕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有严重的呕吐症状，具有极高的传染性。他在10天后去世，其间传染了2名护士。

“9·11”恐怖袭击一样，邓肯的例子暴露了美国领空防御漏洞百出，面对外来病原体时十分脆弱——由于发达的航空业，病原体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一个城市。

因此，早在唐纳德

·特朗普呼吁禁止感染埃博拉的患者和从外国归来的卫生工作者进入美国之前，质问的声音便出现了。大多数人都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暴发一年之际，无国界医生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ChristopherStokes）总结道，联合国组织的最高层显然缺乏方向，出现了“领导层真空”。“世界卫生组织应当更早地意识到此次暴发需要更多的人员部署……而不是仅仅提供咨询协助。”

埃博拉疫情中期评估小组（

EbolaInterimAssessmentPanel）主席、负责审查世界卫生组织危机应对能力的独立专家小组主席芭芭拉·斯托金夫人（DameBarbaraStocking）也持同样的严厉看法。她指出，埃博拉疫情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在职能运作和执行《国际卫生条例》方面的缺陷，人们需要总干事和秘书处能“独立和果敢地决策”，而这些却在危机出现的最初几个月中明显“缺席”。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有过错，其他组织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

2014年3月向几内亚派遣了埃博拉方面的顶级专家之一皮埃尔·罗林（PierreRollin）。作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特殊病原体分部的副主任，罗林曾多次参与埃博拉疫情防控。他是一名友善的法裔学者，擅长将丝状病毒的科学原理用通俗的话解释给大众。弗里登希望说法语的他能与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AlphaCondé）建立友好关系，劝说其邀请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协助监控疫情。罗林没有让同事们失望，他迅速地说服了孔戴，让他确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帮助是必要的，而封锁几内亚则会事与愿违。接下来，他建立了一个信息管理系统，记录病例并追踪可能暴露于病毒的接触者。在几内亚停留的5个半星期内，为了更好地监测东卡医院（DonkaHospital）的病例，罗林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科纳克里。但他也会抽空去巡视首都附近的辖区，并派工作人员去盖凯杜，回报疫情中心的状况。到4月底，科纳克里已有超过一周未见新增病例，罗林也注意到几内亚森林区的病例数有所下降。同时，塞拉利昂尚未报告任何病例，而利比里亚也有四周未见新增病例。罗林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就于5月7日回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总部。他日后回想起自己当时的想法：“不论从哪方面看，此次疫情都与先前疫区的常规暴发没什么两样。”

然而到了

2014年秋天，埃博拉疫情蔓延到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政府只得封锁边境，惊慌失措的航空公司也叫停了国际航班。罗林备受打击。他在12月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发，之前从未有过如此严峻的事态。在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没有人能想象它会演变成现在的结果。”

曾参与过最初的

1976年扬布库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专家、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SchoolofHygiene&TropicalMedicine）院长兼全球卫生方向教授的彼得·皮奥，也因埃博拉疫情而百感交集。2015年1月21日，也就是瑞士忽然宣布取消对瑞士法郎汇率的上限设定，允许瑞士法郎与欧元汇率浮动的两周之后，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皮奥对全球卫生政策制定者说：“正如瑞士法郎事件一样，埃博拉疫情可能也是过去12个月中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它们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无法根据前37年的经验来预测会发生什么。”

那么，这些专家为什么会对几内亚森林区的疫情风险视而不见呢？又是为什么，甚至到了埃博拉疫情跨越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界，城市内疫情已在暴发边缘之时，卫生机构的反应仍如此缓慢？

这些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虽然埃博拉病毒曾在医院设施中大肆传播，偶尔也引发过城市内的疫情，但通过严格的隔离护理方法和隔离接触者等措施，那几次疫情都得到了快速遏制。另一方面，虽然《血疫》这样的书籍加深了大众的印象，使人们知道埃博拉病毒是一种具有高度变异性和致死性的病毒，但到了新千年，对于埃博拉病毒可能变异为

“仙女座菌株”

的担忧在不断消退。这是因为尽管我们不知道病毒的储存宿主是什么，但已鉴定出的五种埃博拉病毒亚型均显示出高度的遗传稳定性。此外，虽然扬布库疫情的死亡率高达

90%，基奎特疫情的死亡率为78%，但在第二年的加蓬疫情中，死亡率仅为57%。

显然，尽管埃博拉病毒的毒力令人担忧，但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意味着死亡。事实上，在

2013年之前非洲暴发的24次埃博拉疫情中，总共仅造成了2200例感染，而且没有任何一次疫情的死亡人数超过400。

与艾滋病或流行更广的热带疾病（例如疟疾）相比，埃博拉与其说是紧急公共卫生威胁，更多只能算是一种安全隐患。

可惜，专家们忘记了社会行为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例如食用野味和遵循传统的丧葬仪式）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曾考虑到，生活在三个国家边界的当地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以及新修的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前往城市地区的时间。他们还没有想到，对外国人和政府精英的普遍不信任影响了疫区人民对埃博拉的认知：人们不一定会相信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有可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在流行早期，西非缺乏能够检测埃博拉病毒的实验室。这一点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几内亚政府坚持只统计实验室确诊的病例。此外，尽管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药物在实验动物身上颇有成效，但医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却没有太多兴趣对其进行安全性研究，更不用说去争取获批药物许可证。

ZMapp等实验性医疗药物被搁置在生物技术公司的架子上，无人问津。

另外，缺乏训练有素，有能力应对埃博拉的医务人员和相应装备，加上长期投入不足和内战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卫生系统，使局势雪上加霜。不过西非埃博拉疫情给我们的最大教训也许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很可能已经在三国边界流行多年而未被发现。事实上，引发疫情的病毒株

——玛可拉变异株（Makonavariant）——与先前中非疫情中分离出的病毒株完全相同（用病毒基因组学的术语表述，这两个亚型具有97%的同源性）。此外，系统发生分析表明，此次暴发是由一次外溢事件触发的。这一发现与流行病学证据和报告相符，即指示病例来自梅连度，于2013年12月出现。这里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玛可拉变异株大约10年前才从其他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中变异产生。这意味着它最近几年才在西非出现。

2013年，当医学研究人员发现当地一些拉沙热患者携带着埃博拉病毒抗体时，没人太在意这个发现。

问题在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是如何一路到达几内亚的？它为什么会在盖凯杜暴发？由人类旅行者带入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盖凯杜和中非之间很少有定期的旅行或贸易往来，而且它距离科纳克里、弗里敦或蒙罗维亚最近的国际机场都需要

12小时车程。罪魁祸首更有可能是果蝠。除了锤头果蝠之外，最有可能的候选对象还包括无尾肩章果蝠（

Epomopsfranqueti

）和小领果蝠（

Myonycteristorquata

）。这些蝙蝠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包括几内亚）都很常见，其中一些据说能够长距离迁徙。也许是一只行踪无常的果蝠将病毒带到了几内亚森林区，并传染了当地的蝙蝠种群，包括躲藏在梅连度树桩里的安哥拉犬吻蝠群落。至于为什么发生在盖凯杜，倒不难理解，只需看看这片曾经的森林地带是怎样被伐木工和农民夷为平地的，便可推知一二。尤其是砍伐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蝙蝠不得不离开栖息地，在距离人类居所越来越近的地方安家。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疫情暴发在

2014年而非更早的时候？由于尚未开展进一步的生态学调查，也没有更好的理论来解释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模式以及病毒在两次暴发之间的藏身之处，我们很难给出答案。不过，有几位研究者指出，疫情的出现恰逢几内亚森林区旱季开始，因此人们猜测干燥条件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该地区被感染的蝙蝠的数量或比例（当然，是在假设蝙蝠就是埃博拉病毒的储存宿主的前提下），以及它们与人类接触的频率。或者可能是，埃米尔和他的朋友们只是不走运，偏就抓到了携带病毒的那一只“洛里贝罗”。

第九章

终篇：寨卡

ZISFORZIKA

“最理想的状态是从全球着眼，从地方着手。”

——勒内·迪博

《绝望的乐观主义者》，

《美国学者》

1977年

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是一座两极分化的城市。在整修过的港区，沿着四向辐射的豪斯曼

风格的大道漫步，你恍若置身巴黎。当你登上卡比巴贝里河上的双体船，驶过城市历史中心圣安东尼奥水岸两旁色彩明亮的巴洛克式建筑时，这种错位的感觉越发强烈。累西腓的运河网、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这座城市自诩为

“南半球的威尼斯”，可谓恰如其分。以17世纪蔗糖贸易的利润为基础，累西腓逐步拔地而起，堪称一座纪念碑，昭示着初代葡萄牙和荷兰移民的聪明才智和远见。不过，第一印象可能会产生误导，当你背对镀金奢华的金色礼拜堂，向西前往博阿维斯塔时，会进入一个由现代公寓楼和超大购物中心构筑的世界，而在它们中间的夹缝和裂隙中，则是穷人们的家。

与巴西其他城市一样，累西腓因其棚户区和城市贫民窟而声名狼藉。它们包绕着与海岸平行的高速公路，蚕食着汇入卡比巴贝里河的运河和其他支流，这些支流的发源地曾是一片巨大的红树林沼泽。累西腓最大的一座贫民窟是热博阿陶，位于海滨度假胜地博阿维亚任以南，后者是一片

5英里长的优美海滨，海岸上有许多国际酒店和豪华公寓。

2015年，正是在这里，巴西人警醒到，他们陷入了一个恐怖的新现实中。那年8月，来自博阿维亚任和邻近社区的几名妇女生下了畸形的婴儿，这些婴儿患有罕见的先天性异常。他们眉毛以下的脸庞尚属正常，但几乎没有前额，儿科医生测量他们的头围时，发现其远小于正常值，还不到32厘米，某些婴儿头围甚至仅有26厘米，而标准的新生儿头围是35厘米。许多患儿哭闹不止，仿佛一直身处痛苦之中，只有温水浴或让他们趴在瑜伽球上才能安抚他们。还有一些患儿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母亲的脸庞上，而病情最重的患儿则饱受癫痫发作和痉挛的折磨，还并发有四肢畸形和马蹄内翻足。

瓦妮莎

·范德林登（VanessaVanDerLinden）是首批发现这种新发先天异常的医生。她是小儿神经科医生，祖籍荷兰，在累西腓东北部的公立医院卢塞纳男爵医院执业。8月初，范德林登检查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男孩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小头畸形。范德林登为他安排了CT扫描，她惊诧地发现，孩子的大脑并不像正常大脑那样呈核桃型，而是平滑、苍白，大脑皮层可见钙化斑块。她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例。”

据男孩母亲回忆，怀孕的第一个月，她出现了皮疹，但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心的情况。范德林登深感困惑，安排对患儿进行了风疹、梅毒和弓形虫病检测。弓形虫是一种在巴西非常常见的猫寄生虫，弓形虫病和风疹、梅毒都是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常见原因。然而，患儿所有测试结果都是阴性的。接下来，范德林登又做了遗传学检查，如患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但测试结果也是阴性。

范德林登很担心，但这对双胞胎只不过是每月在累西腓医院出生的数百名儿童中的一对，不足以代表什么。然而两周后，她在产科常规查房时，又遇到了

3个患有小头畸形的婴儿，再之后的一周，又遇到了2个。她无法解释这种神经系统病变的病理，感到茫然，便向同为儿科医生的母亲安娜·范德林登倾诉忧虑。“出事了，”她对母亲描述了她的见闻，“情况很不对劲。”

她的母亲也表示认同，并告诉女儿，她自己也已经遇到了

7个类似患儿。很快，范德林登母女在累西腓的医院里发现了15个病例。正常情况下，伯南布哥州全州一年大概会出现5个小头畸形病例。现在的情况不可能是巧合。

范德林登母女立即通知了伯南布哥卫生局，并请求他们核查其他新生儿神经畸形的病例报告。据统计，全州医院共登记了

58起病例，其中大多数都是在过去4周内登记的。除了风疹、梅毒和弓形虫病外，医生们还检测了巨细胞病毒、艾滋病病毒和细小病毒，结果都是阴性。伯南布哥卫生局无法解释这种情况，便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找来了疾病侦探卡洛斯·布里托（CarlosBrito）。

布里托留着一头粗硬的头发，身材苗条，精力充沛。他是一名专攻传染病的临床医生，最享受的事就是解析流行病学数据，或在笔记本电脑上

“奋笔疾书”。布里托第一次参与疫情控制是在1991年，当时巴西卫生部邀请他在霍乱流行期间为医生起草诊断指南。从那时起，他曾数次为巴西的疫情暴发提供咨询，尤其是针对虫媒病毒性疾病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此外，他还与巴西首屈一指的公共卫生及医学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有密切合作。2014年8月，在世界杯决赛后不久，布里托受邀来到巴伊亚州。巴伊亚州毗邻伯南布哥州，以椰林树影的海滩和宜人的气候而闻名，首府萨尔瓦多人口众多。几周前，萨尔瓦多以北60英里的费拉迪圣安娜暴发了基孔肯雅热疫情。卫生部很担心，认为医生需要更好的指南来帮助他们诊断和识别这种蚊媒疾病。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此一役，布里托积累了大量经验，正是两年后调查伯南布哥州神秘小头畸形病例的理想人选。

***

虫媒病毒是南美洲的流行病毒。最致命的虫媒病毒

——黄热病病毒——大约于17世纪末传入巴西。当时，来自西非的奴隶船将奴隶劳工运抵累西腓和其他沿海港口，这些奴隶将在甘蔗种植园中做苦力。奴隶船还同时带来了埃及伊蚊（

Aedesaegypti

），它是黄热病、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是一种黑色的小蚊子，有着白色的弦琴状斑纹，蚊腿上有条纹，在缺乏日常公共供水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地区很常见。

20世纪50年代，由于DDT和其他杀虫剂的使用，这种蚊子几乎从巴西绝迹，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们又卷土重来，逐步侵袭了巴西那些快速扩张的城市，尤其是城市的贫民窟和棚户区。于是，埃及伊蚊如今在累西腓和其他巴西城市无处不在，而且种群密度远胜过去。

蚊子喜欢在淡水中产卵（在奴隶贸易期间，伊蚊幼虫会在甲板下的饮用水桶中繁殖，桶旁边就坐着被锁链束缚的奴隶，他们成了成年蚊子的吸食对象）。理想情况下，伊蚊会寻找阴凉处一个大开口的无盖容器，但它们并不挑剔，从花盆到水碗，再到汽车轮胎和被丢弃的塑料瓶，幼虫随处可见。雄蚊只吸食花蜜，雌蚊却需要血液才能产卵，它们在日出后和黄昏的

2小时内非常活跃。伊蚊喜欢从后面偷偷靠近猎物，展开攻击，将锋利的口针插入脚踝、肘部，或膝盖。坏消息是，通常它只需叮咬一口，就足以传播其体内藏匿的任何病毒。与库蚊等蚊子不同，伊蚊是一种“啜饮型”吸食者，它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叮咬猎物。但或许伊蚊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们经常出没在屋子里，一旦在哪间建筑中成功觅食，就很少离开。

埃及伊蚊传播的最可怕的病毒是黄热病病毒。虽然大多数人感染后只会出现轻微的头痛、发热和恶心，但大约五分之一的患者会进入深度中毒阶段，出现高热、严重黄疸（疾病也因此得名

“黄热病”）、口腔和牙龈出血，以及呕出由于胃壁出血而产生的黑色呕吐物。发展到这一阶段，病情几乎都会致命。所幸，我们已有黄热病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获得终身免疫。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登革热疫苗。登革热是一种令人极为痛苦和虚弱无力的疾病，其病原体登革热病毒有4个彼此关系极为密切的血清型。我们也没有基孔肯雅热疫苗。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疾病没有获批的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疫苗，也没有任何治疗方法。

登革热的症状通常在感染

3~7天后出现。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高热、剧烈头痛以及严重的关节和肌肉痛。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用大锤砸你的胳膊、腿和脖子，因此登革热又俗称“断骨热”。在发热2~5天后，病人的面部和四肢有时会出现皮疹。大多数患者都会在患病4~7周后康复。不过，一些人可能会并发登革出血热，这是一种罕见的并发症，特征是高热、鼻腔和牙龈出血，以及循环系统衰竭。最严重的病例可能会发展为大量内出血、休克，甚至死亡。

基孔肯雅热的症状几乎与登革热完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该病毒致死率很低，潜伏期较长（

1~12天）。此外，疾病特有的皮疹通常在症状发生后的48小时内出现，几乎可见于身体的任何部位（躯干、四肢、面部、手掌或脚部）。登革热的患者常有肌肉痛，而基孔肯雅热患者的疼痛多发于关节，晨起时还可能会有明显的关节肿胀或水肿。这种关节疼痛可能会转变为慢性疼痛，特别是当患者是老年人或患有其他基础疾病时。

1981年罗赖马州暴发登革热疫情以来，登革热就一直在巴西反复出现。1986年和1990年，里约热内卢都出现过重大疫情。截至2002年，包括圣保罗（美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内的16个州的城市都有过登革热疫情报告。2008年，巴西有73.4万起疑似登革热病例和225起因登革热导致的死亡。2010年，巴西的登革热病例首次超过100万，疫情的严重性一直在增加。

最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全部

4种登革热病毒血清型都很流行，每隔2~3年就会有疫情暴发，有时是一种登革热病毒血清型流行，有时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血清型流行（虽然感染一种登革热病毒血清型后，患者会获得终身免疫力，但不同血清型之间的交叉免疫都是部分和暂时的。而且，感染一种血清型后再感染另一种，会增加患登革出血热的风险）。无怪乎泛美卫生组织

会将控制登革热作为地区优先事项，而世界卫生组织也一直在力促疾病流行地区尽早将赛诺菲

·巴斯德公司开发的实验性疫苗投入使用。

正是在这种对登革热和虫媒病毒的传播日益关注的背景下，布里托被派往巴伊亚州评估费拉迪圣安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在那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另一位医生

——专门研究虫媒病毒感染的克勒贝尔·卢斯（KleberLuz）。卢斯的工作单位在累西腓以北200英里的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纳塔尔。最近，马提尼克岛刚暴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卢斯刚从那儿回来，故而十分精通该病的鉴别诊断（即将一种疾病或病症与具有相似体征或症状的疾病区别开的过程）。截至2014年9月底，费拉迪圣安娜已有4000多起病例，卢斯担心基孔肯雅热即将蔓延到包括纳塔尔在内的邻近州市（2015年，基孔肯雅热最终在巴西各地引发了2万例感染）。然而，次年1月，当病人出现在纳塔尔的诊所，开始主诉发热、皮疹和眼部发红、发痒时，卢斯发觉他们的症状既不是基孔肯雅热，也不符合登革热，他向布里托讲了他的担忧。布里托解释说：“这些患者仅有轻度发热，而登革热患者发热时体温通常很高。大约40%的患者主诉关节疼痛，但却并不严重，这一点与基孔肯雅热不符。相比之下，有许多患者出现皮疹，这在登革热中很少见，也并非基孔肯雅热的典型症状。”到此时，布里托和卢斯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与其提交一份报告，然后等待它流传到感兴趣的人手中，不如直接使用社交软件WhatsApp，这样他们就可以即时地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医生分享想法。受早期前往巴西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启发，他们将创建的WhatsApp小组命名为“使命：基孔肯雅热”。

到此时，累西腓也出现了类似的病例。

3月，萨尔瓦多和东北部另一座城市福塔莱萨又暴发了疫情，记者们开始谈论这种“神秘的出疹疾病”。卢斯和布里托开始疯狂地在医学文献中寻找线索。最终，卢斯在医学教科书《菲尔兹病毒学》（

FieldsVirology

）中虫媒病毒的章节发现了关于某种病毒的简短报告，其症状似乎与他在纳塔尔的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相符。这种病毒名为

“寨卡”（Zika），上一次有关它致病的报道是在2013年，发生在南太平洋上的法属波利尼西亚，那里距离智利海岸5000英里。与纳塔尔的患者的情况类似，那里的患者也出现了轻度发热、发痒的粉色皮疹、眼睛充血、头痛和关节疼痛。法属波利尼西亚总计有18%的人口被感染，但无人死亡，疫情很快就被遗忘了。巴西出现的神秘疾病有没有可能是寨卡病毒引起的？

卢斯越来越确信他的想法，他在

WhatsApp上给布里托发了一条信息：“肯定是寨卡病毒。你看，这里每个人都染病了……只能是寨卡病毒。”信息发送的时间是2015年3月28日21点19分。布里托说，他之前从未听说过寨卡病毒。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正在一家餐厅和家人共进晚餐，看到消息后立即在搜索引擎中键入了“寨卡”二字，搜索结果里有几条显示了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疫情，还有2007年发生在密克罗尼西亚的一起规模较小的疫情。尽管密克罗尼西亚位于西太平洋，比法属波利尼西亚距离南美洲更远，但布里托的兴趣被激起来了。他举起盛有葡萄酒的酒杯向卢斯遥遥致敬，回答道：“我明天一早就开始研究它。”

布里托并不是唯一从未听说过寨卡病毒的人。除了少数虫媒病毒专家之外，几乎没人知道寨卡病毒。大多数寨卡病毒感染都很轻微，很少会被诊断出来，需要住院的病例就更少了。因此，自从这种病毒在

70年前第一次被描述后，从未有过死亡病例的报道。更糟糕的是，寨卡病毒尚无可靠的动物模型。研究病毒特性的唯一方法是用其感染专门用于研究的小鼠，让小鼠再传染小鼠，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培养出的病毒会与自然状态存在差异。简言之，正如《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唐纳德·麦克尼尔所说：“专门研究寨卡病毒的病毒学家，估计很难申请到研究经费。”

情况确实如此。随着布里托深入研究寨卡病毒的历史，他发现，对它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其他研究的副产品，寨卡病毒的相关知识来自对黄热病的历史研究和对伊蚊的实验室研究之中。

1942年，在苏格兰接受教育并且对蚊媒疾病很感兴趣的动物学家亚历山大·哈多（AlexanderHaddow）来到非洲，在乌干达恩德培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黄热病研究所（现为乌干达病毒研究所）任昆虫学家。在那里，他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另一位研究人员斯图尔特·F.基钦（StuartF.Kitchen）以及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的乔治·W.A.迪克（GeorgeW.A.Dick）合作，寻找合适的地点诱捕蚊子。他们在寨卡森林中发现了合适的地点，那是维多利亚湖的一个沼泽湾，毗邻恩德培—坎帕拉高速公路。那里寄居着好几种伊蚊，其中包括乌干达黄热病的传播媒介非洲伊蚊（

Aedesafricanus

）。三人在高出森林地面

40米的钢塔上放置了捕蚊器，首先测量不同树冠层蚊群的密度和它们最活跃的时间。接下来，他们将猴子放在特定高度（在这一高度有大量伊蚊）的笼子里，让它们反复被蚊虫叮咬。之后，他们将测量猴子的体温，如果猴子生病了，就抽血看看它们是否感染了黄热病病毒或其他病毒。1947年4月，哈多和他的同事们从其中一只猴子身上首次成功分离出了寨卡病毒。9个月后，他们又从非洲伊蚊体内分离出了这种病毒。不过，5年后，他们才证明了感染蚊子和猴子的是同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具有对神经组织的亲和性。

如今，寨卡病毒被归类为黄病毒，这个名称源自拉丁语中的

“黄色”一词（不过对于寨卡病毒来说，这个名字有点误导性，因为寨卡病毒与黄热病病毒不同，它很少引起黄疸）。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两种病毒看起来都像二十面体，内部都包含一段单链RNA。正是这段遗传物质入侵并“劫持”了动物细胞，包括人类细胞，引发了寨卡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凸起的红疹、头痛、结膜炎和肌痛。

20世纪50年代，在首次出现人感染寨卡病毒的报告之后，几名研究人员试图证明，非洲伊蚊不是唯一的传播媒介，城市环境中常见的埃及伊蚊也可以传播病毒（为了完成研究，这些研究人员给自己接种了寨卡病毒，并让埃及伊蚊反复叮咬自己的手臂，如今的大学伦理委员会绝对不会允许开展这种实验）。不过，实验失败了，直到1966年才有研究者首次从埃及伊蚊身上分离出寨卡病毒。但是这次，病毒是在马来西亚分离出的，而不是在非洲。这个事实本应是给世界敲响的一记警钟：寨卡病毒的分布区域有所变化，它或许能够感染城市地区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寨卡病毒已经蔓延到印度和其他亚洲赤道地区，甚至向西远至印度尼西亚都有病例报告。然而，需要医疗护理的病例很少，对血清进行的流行病学筛查又发现，人群中有很多人都感染过该病毒，因此基本没有人为之担心。如今，研究人员回过头去看，他们怀疑1947—2007年之所以仅有16例人寨卡病毒感染的报告，可能是因为该病毒感染后与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病情相似，因而被漏报了，此外，80%的寨卡病毒感染者从未出现明显的症状，因此也不会去就医。

第一次给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留下印象的寨卡疫情发生在

2007年的密克罗尼西亚，当时有500名雅浦岛的岛民突然病倒。起初，疫情被误判为轻型登革热，但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将样本送回美国进行检测时，结果显示寨卡病毒阳性。这着实令人震惊，因为雅浦岛距离非洲很远，而且岛上也没有猴子。从理论上讲，疫情可能是被携带病毒的蚊子叮咬引发的，而这些携带病毒的蚊子则可能是被风从印尼吹到雅浦岛的。但更可能的一种情况是，病毒是通过感染者的血液或是某只搭船登岛的伊蚊携带到雅浦岛的。不管病毒从何而来，5个月内，它已感染了岛上7000名居民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

接下来的一次重大寨卡疫情发生在

2013年，当时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岛和其他岛屿上的医生报告说，那里“暴发”了表现为发热、皮疹和眼睛充血的病症。

起初，法国人怀疑是登革热，但到

10月底，一半样本都检测出寨卡病毒阳性，而到12月，群岛的全部76个岛屿都有病例报告。此外，患者开始因不同程度的瘫痪而到急诊室就诊，之前的寨卡疫情中，从未出现或报告过这类情况。导致患者瘫痪的原因是吉兰-巴雷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神经和肌肉损伤，最严重的情况下，瘫痪会影响到膈肌，可导致患者死亡。随着人们对吉兰-巴雷综合征的恐惧蔓延开来，加上政府此时又加大了喷洒药物灭蚊的力度，谣言开始滋生流传，称杀虫剂溴氰菊酯才是致病的罪魁祸首。到次年4月疫情结束时，已有8750人患病，42人被诊断患有吉兰-巴雷综合征。

所幸大部分病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好转了，但可以说，这是另一次为世界敲响的警钟：寨卡病毒需要我们严阵以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寨卡病毒继续向西席卷太平洋，于

2014年3月抵达新喀里多尼亚，并在不久之后到达智利领土拉帕努伊（即复活节岛）。而此时，全世界的注意力却被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新发疾病威胁吸引住了：西非暴发了埃博拉疫情。当寨卡病毒于2014年某个时刻抵达巴西时，没有人注意到它。

***

2015年4月，布里托和卢斯已经越来越确信，寨卡病毒是巴西东北部一系列皮疹和发热病症的罪魁祸首，但为了让伯南布哥卫生当局和巴西卫生部相信这些病例不是“轻型登革热”，他们需要确凿的实验室证据。可惜，寨卡病毒的抗体会与登革热病毒以及其他黄病毒的抗体发生交叉反应，因此使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或免疫荧光检测等传统血清学检测方法是不够的。要想确证寨卡病毒是病因，必须通过RT-PCR（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出寨卡病毒核酸。因此在4月，卢斯将21起疑似病例的血清样本寄送给了位于巴拉那州库里蒂巴的卡洛斯·查加斯研究所（CarlosChagasInstitute）的病毒学家克劳迪娅·努内斯·杜瓦蒂·多斯桑托斯（ClaudiaNunesDuartedosSantos）。其中有8名患者（包括7名女性）的样本经RT-PCR检测呈寨卡病毒阳性。这8个人都住在纳塔尔，都有亲戚表现出和他们相同的症状。大约在同一时间，萨尔瓦多巴伊亚联邦大学（FederalUniversityOfBahia）的另一组病毒学家也在7个病例中检测出了寨卡病毒的RNA。这7名患者来自巴伊亚以南650英里的卡马萨里。此时，寨卡病毒的致病性已毋庸置疑了。5月14日，巴西卫生部发布声明，确认巴西有寨卡病毒传播。然而，这份声明发布后，尽管泛美卫生组织因此发布了流行病警报，但它却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巴西的医生群体及全球卫生界也没有因此而警觉。不过，到这时，布里托已经仔细研读了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吉兰-巴雷综合征病例，并向WhatsApp小组的成员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患者的神经症状。正因为如此，他得以知悉累西腓整复医院神经科主任露西娅·布里托（她与卡洛斯·布里托没有亲属关系）正在治疗一群患者。其中一些患者有视神经炎症，另一些人表现为脑炎和脊髓炎，还有一些人表现为吉兰-巴雷综合征。

到这时为止，寨卡病毒和吉兰

-巴雷综合征之间的关联还没有得到证实——它们只有时间上的关联，说不定只是巧合。病毒学家要想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需要检测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的脑脊液中是否有寨卡病毒。可惜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寨卡病毒流行期间，没有人去做这种检测。简言之，布里托需要一位微生物学家来帮他串起这些线索。幸好，布里托认识一个完美的人选：累西腓克鲁斯基金会病毒学研究部的主管、登革热专家埃内斯托·马克斯（ErnestoMarques）。

马克斯的爷爷是累西腓的一名药剂师，马克斯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一直以来都想用自己的知识回报家乡。怀揣着这种使命感，马克斯入读了累西腓的医学院，毕业后又到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攻读药理学博士。他想要解决实际的健康问题，所以决定专攻登革热，开发一种工具来帮助医生预测感染患者的健康转归

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斯得到了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研究教职，但他知道，想要研究登革热和其他蚊媒疾病，他需要待在受疾病影响最重的人群身边。因此在2006年，他离开巴尔的摩回到了累西腓，担任位于阿热乌·马加良斯研究所（InstitutoAggeuMagalhães）的克鲁斯基金会病毒学研究部的主管。布里托是他指导的第一批研究者之一。布里托对登革热的临床症状感兴趣，而马克斯则热衷于研究参与清除病毒的T细胞，以期鉴明病毒表面与抗体结合的部分，即“表位”，研究清楚表位有助于设计疫苗。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并发现彼此都热衷于“医学追凶”。

2009年，马克斯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生院的副教授职位，开始在匹兹堡和累西腓之间奔波。不过，他和布里托依然保持着联系，彼此交流信息，同时也继续为克鲁斯基金会病毒学研究部的登革热项目招募患者。在第一次听说累西腓有疫情暴发的时候，马克斯以为流行的神秘疾病是轻型登革热。2015年4月下旬，布里托到访克鲁斯基金会病毒学研究部，提出了包括寨卡病毒在内的一系列可能的致病病毒，并提出了病毒与吉兰-巴雷综合征有关的可能性。马克斯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通过视频链接观看了布里托的这次会议，但他依然没打算改变观点。不过，他同意对寨卡病毒进行检测，并让他的实验室关注最近诊断出的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不久，实验室收到了露西娅·布里托的30名患者的生物学样本。到5月时，布里托和马克斯得知，其中7名患者的血液中检出了寨卡病毒。不仅如此，在这7名患者中，有些人的脑脊液也呈寨卡病毒阳性，这是证明寨卡病毒是吉兰-巴雷综合征病因的有力证据。

当巴西的其他实验室首次报告

“轻型登革热”患者感染了寨卡病毒时，马克斯已经把信息分享给了匹兹堡的同事，其中包括公共卫生研究生院院长、虫媒病毒专家唐纳德·伯克（DonaldBurke），卢斯3月份查阅的那本教科书中关于虫媒病毒的章节就是伯克写的。尽管这时人们尚认为寨卡病毒感染基本是良性的，但在听闻了马克斯的信息后，伯克同意发一封电子邮件给一名前同事，这个人目前在白宫生物安全部门工作。邮件写道：“如果寨卡病毒真的已在巴西传播，这实在令人担忧，原因如下：第一，会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困惑：到底是登革热还是寨卡病毒感染？这种疾病可以用疫苗预防吗？第二，寨卡病毒可能在美洲更广泛地传播；第三，寨卡病毒和登革热病毒之间可能有出乎我们预料的相互影响。”邮件最后敦促美国“尽快”开展对寨卡病毒的监测。

而如今，由于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寨卡病毒可以引起吉兰

-巴雷综合征，还可能引发其他神经系统病症，对监测的需求就显得更加迫切了。马克斯以为克鲁斯基金会病毒学研究部至少会发布一个声明，公布他们的发现。然而，当布里托向媒体通报情况时，基金会管理层力劝他务必慎言，随后又发表了一份声明，否认了布里托透露的情况。马克斯义愤填膺。不过，他已经向巴西卫生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他知道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

事态进展很快。当范德林登注意到小头畸形的病例时，她告知的第一批人中就有医学院的老同学马克斯。很快，布里托也参与了进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

16名最近在伯南布哥州母婴研究所（InstitutoMaternoInfantildePernambuco）生下小头畸形婴儿的妇女，向她们分发了详细的问卷，询问她们最近是否出现过皮疹、结膜炎或水肿。我曾在马克斯位于阿热乌·马加良斯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就此事采访过他，他对我说：“由于已经在脑脊液中发现了寨卡病毒，加上在之前暴发的疫情中观察到的神经系统症状，布里托那时已经在怀疑，是寨卡病毒造成了婴儿们的小头畸形。”

随着布里托扩大调查范围，向其他产科病房的女性分发调查问卷，他越来越确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所有的妇女都排除掉了会引起小头畸形的常见病因，而且她们都在怀孕前

3个月内出现了皮疹和发热。此外，病例分布的范围太广了。布里托指出：“不可能是风疹这样的由唾液传播的病毒引发了疫情，也不可能是孕妇们都突然出现免疫力下降，从而给巨细胞病毒流行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么大范围的感染，病原体需要一个传播媒介。”

想到自己可能即将解开谜题，布里托激动不已，但他的兴奋中也夹杂着悲伤。他访问的许多女性都只有

14岁，都还没有成年。“这是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当她们失声痛哭时，我也忍不住会落泪。”

到这时，卢斯也已经在纳塔尔找到了几名女性，她们都生下了小头的畸形婴儿，怀孕早期也都出现了寨卡病毒感染的特有症状。布里托越来越确信，寨卡病毒就是造成小头畸形婴儿增加的原因。

2015年10月，他向巴西卫生部和伯南布哥州主管卫生的高层官员报告了他的发现。恰在此关头，伯南布哥州又发现了141例小头畸形婴儿（而在2014年，伯南布哥州只有12例小头畸形）。北里奥格兰德州和周边其他州也报告了小头畸形病例和其他神经畸形婴儿的增多。尽管当局不愿接受寨卡病毒就是病原体，但很显然，确实存在着某种问题。因此，巴西卫生部在11月11日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伯南布哥州卫生局发布命令，要求所有新出生的小头畸形病例必须上报。

一如既往，谣言四起。一些人推测，小头畸形病例之所以看起来增加了，可能是因为巴西有了活产报告系统，而且疾病监测系统也有了改善。其他人则坚持认为，这是由一批不合格的风疹疫苗引起的，或者是由杀虫剂诱发的。科学家需要从孕妇体内分离出活病毒才能证明一切，但寨卡病毒通常只能在症状出现后的

2~5天内检测到，在那之后，它一般就会从血液中消失。

可惜，在

2015年上半年（大约是孕妇感染寨卡病毒的最常见时间），巴西没有任何人料到会有寨卡病毒的威胁，所以没有人想到要在前述的关键时期检测孕妇的血液中有无寨卡病毒。此外，就算人们想到了，他们也无法检测：截至2015年12月流行病学家开始对新发的小头畸形患儿进行深入研究时，都还没有常规的寨卡病毒诊断检测方法，而另一种检测方法——PCR——又只能在像马克斯的实验室这一类的专业实验室里开展。当然，人们可以检测寨卡病毒的抗体，但抗体阳性并不能证明女性在怀孕期间感染了寨卡病毒，抗体也可能是怀孕之前暴露于寨卡病毒产生的。唯一的解决方法便是在孕妇的羊水中寻找病毒。但问题是，到哪里找合适的孕妇呢？

布里托和马克斯并不知道，就在他们为这些问题一筹莫展时，帕拉伊巴州一位专门研究高危妊娠的胎产医学研究员阿德里安

·梅洛（AdrianMelo）正在治疗两名孕妇，她们的超声波检查显示胎儿大脑发育异常。第一位孕妇在怀孕第18周时出现过皮疹、发热和肌肉疼痛，在医生为她静脉注射了可的松后，她康复了。在怀孕第16周时，她的超声波检查显示胎儿一切正常，但在怀孕第21周和27周时，超声波检查却显示胎儿出现了小头畸形（后来，这名孕妇生下的婴儿头围只有30厘米）。第二名孕妇在孕期也出现了类似寨卡病毒感染的症状——她是在怀孕第10周出现感染的临床症状的，在怀孕第25周做的超声波检查显示胎儿有小头畸形。

让梅洛格外忧心的是，这两个胎儿的小脑都有明显畸形。小脑是人脑中控制肌肉运动、听觉和视觉的部位，在以前的小头畸形病例中，很少有小脑出现问题的。

几天后，梅洛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新生儿神经畸形可能与寨卡病毒有关。那一刻，她抓住了事件的要害，说道：

“这是唯一的解释。”

11月初，梅洛成功与里约热内卢克鲁斯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取得了联系，在上述两名孕妇怀孕第28周时从她们体内抽取了羊水。两个羊水样本都检出了寨卡病毒。这正是布里托需要的证据，但巴西卫生部却依旧犹豫不决。11月28日，帕拉州又有一个研究团队宣布，他们从一名患有小头畸形和其他先天性畸形的死产儿大脑中分离出了寨卡病毒。直到此时，巴西卫生部才同意发布声明证实科学家的发现。如今算是一锤定音了，在南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蚊子叮咬这样一种看似无害的事件，可能会造成新生儿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异常；而曾经接触过寨卡病毒，尤其是在怀孕前3个月有过暴露史的孕妇，有产下小头畸形新生儿的风险。截至12月1日，已经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其他9个拉丁美洲国家报告了本国的寨卡病毒病例。泛美卫生组织也采取了行动，向成员国发出了关于寨卡病毒的警告，建议各国建设好相应的卫生中心和产前检查中心，以备“可能增加的……处理相关神经综合征的需求”。截至此时，巴西正在调查14个州的1248起小头畸形病例，其中包括7起死亡病例。在这次疫情中，小头畸形的发生率为每100000名活产儿中出现99.7例——相较于2010年的发生率，这足足增长了20倍。

问题是，这一增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寨卡病毒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增长是人们对小头畸形的认识的提升以及巴西活产报告系统的成效的一种反映？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是否也出现了小头畸形病例增多？

2015年岁末已近，这些问题却仍旧困惑着众人，尤其是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她需要评估寨卡病毒感染疫情的威胁程度，以及它是否构成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

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某个文件柜里，有一份文件列出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威胁。这份被称为

“决策工具”的文件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被参阅，它为评估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疫情提供了逐步指导。排在文件最前端的是天花、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性流感和SARS。这些病原体中任何一种暴发流行都自动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排在第二级的是霍乱、肺鼠疫和病毒性出血热（如埃博拉出血热和马尔堡出血热）。文件上还有黄热病、登革热和另一种虫媒病——西尼罗病毒病。但在2015年，文件中没有提到寨卡病毒。这不是因为公共卫生专家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存在——它早在1947年就被发现了——而是因为在巴西暴发疫情之前，没有人想到它会对孕妇和胎儿构成威胁，更没有人觉得它会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同应对。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寨卡病毒在微生物威胁排行榜上的上升势头都令人震惊。在世界卫生组织内部聊天时，一些官员提出寨卡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可能比埃博拉病毒还要严重。对陈冯富珍来说，寨卡病毒疫情来临的时机非常不巧。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对埃博拉疫情的处理饱受批评，还有很多质疑她领导能力的尖锐报道。到此时，疫情终于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外派官员们正从西非返回，准备和家人一起欢度圣诞。在埃博拉疫情的最后几个月里，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

——他们督导了一项实验性疫苗的试验，初步数据显示，该疫苗对埃博拉病毒具有完全的预防作用。现在，陈冯富珍作为总干事的任期只剩下18个月了，她再次面临一个关键决策，这次决策甚至可能对她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工作盖棺定论，一锤敲定她是成功还是失败。她不能再犯错了。可是，在应对寨卡病毒流行时，人们根本无法搞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到彼时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是寨卡病毒导致了出生缺陷，二者只是在发生先后和空间分布上呈现联系。此外，任何关于寨卡病毒和出生缺陷的因果关系暗示都有可能让孕妇们陷入不必要的恐慌。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在内：奥运圣火正在前往里约热内卢的途中，8月5日夏季奥运会就要正式开幕了。奥运会将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和游客涌入巴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过寨卡病毒，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这就造成了疫情进一步暴发的风险，而一旦奥运会结束，他们还可能将寨卡病毒传播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最后，还要考虑到运动员和巴西的经济。奥运会是超大型的赛事，巴西政府和企业赞助商投入了巨资。体育场的建设已经落后于原计划了，而针对政府清理城市贫民窟和“美化”其他棚户区的措施的批评也越来越激烈。一旦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寨卡病毒疫情严重，为了避免自己和家人陷入接触病毒的风险，运动员们可能会退赛。

在面临棘手的决策时，没有什么比集思广益更加安全。为了权衡是否宣布埃博拉疫情为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陈冯富珍听取了13名专家的建议。而在寨卡病毒紧急委员会中，陈冯富珍招募了18名专家，还邀请了大卫·海曼担任主席。这是一个高明的选择。在2005年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修订时，海曼是关键的提案人之一。他也曾在非公开场合批评过陈冯富珍对埃博拉疫情的处理，认为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和成员国声称他们已经控制住埃博拉疫情时，陈冯富珍没能果决地提出质疑。海曼离开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部门后，去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学院担任了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同时还担任英国公共卫生部主席。英国公共卫生部是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个执行机构，负责监测和控制传染病。此外，海曼还担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健康安全中心的负责人，定期为《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撰稿。因此，他拥有阐述全球健康问题的强大平台，并能与其他意见领袖建立联系。

从海曼的角度来看，担任寨卡病毒紧急委员会主席将使他有机会推行在

SARS疫情期间成功运作的体系。在那时，世界卫生组织对各国专家的协作网络抱有信心，为他们提供了空间和安全保障来实现合作并共享机密的研究数据。尽管如此，在委员会开会的4天前，当海曼接到电话说他被选为主席时，他肯定感到过震惊。

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确定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就相对容易多了。毕竟，截至2015年8月，埃博拉病毒已经导致西非数千人死亡，而且众所周知，埃博拉病毒的毒力很强。但面对寨卡病毒，关于病毒本身及其病理特点还有太多未知。而且，尽管病毒传播范围很广，很可能会影响美洲其他国家，但人们仍不清楚寨卡病毒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持续的健康威胁，更不确定它会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而是否构成严重威胁，是判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第一条参阅条件。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寨卡病毒和小头畸形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关于寨卡病毒本身却已有很多信息：它在1947年首次被描述，却被专家们斥为病毒学上的把玩品（用认识论的术语来说，这使它成为一个“未知的已知”）。此外，没有办法判定寨卡病毒在巴西的出现究竟真是“出乎预料”或“不同寻常”（而这正是确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另一项条件），还是仅仅是由于有了更好的疾病监测系统，才导致寨卡病毒的影响显得如此严重。此外，早间新闻节目和推特上开始充斥着令人心碎的小头畸形婴儿的照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也发布了一项旅行建议，建议孕妇推迟前往巴西和其他12个寨卡病毒流行的国家，这些无疑都给海曼和其他委员会成员增加了压力。

不过，在委员会开始对证据进行评估后，评估结果就足以打消海曼之前对宣告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犹豫。第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资料显示，在2014年寨卡疫情中，神经系统病变（包括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病例有增多，但当时没有相关报道。

此外，当局还忽略了几例胎儿神经系统损伤的病例。患儿母亲们都不记得怀孕期间曾生病，但随后有

4位母亲检出黄病毒抗体阳性，这表明她们可能有过隐性寨卡病毒感染。这些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想法。正如陈冯富珍所言：“现在人们知道，疫情波及的国家不再是‘只有巴西’了。”

另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是海曼意识到，需要对寨卡病毒感染并发小头畸形和神经系统病变

“加强研究”。如果缺少这项研究，也没有用于加强寨卡病毒监测和诊断的快速诊断实验，就很难确定或者排除寨卡病毒和小头畸形及神经系统病变之间的因果关系。海曼推测，宣告“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会暂时性地产生激励作用，大大促进国际协作响应和疫苗研发。随后，出于警惕和避免更大的潜在危机，委员会裁定已经出现的小头畸形等情况是“非同寻常的事件”，并且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了公共卫生威胁。当陈冯富珍在2016年2月1日向全球新闻界宣布这一决定时，坐在旁边的海曼解释道：“是否宣布本次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取决于验证那些已经出现的神经系统异常是否与寨卡病毒有关。”

***

早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前，有关寨卡病毒及其对妇女怀孕周期影响的猜测就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歇斯底里。而如今，歇斯底里的情绪又被大幅度渲染，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组委会认为除了发布旅行警告之外已别无选择。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医疗服务总监若昂·格兰热罗（JoãoGranjeiro）站在一幅宣传海报前，海报上画着蚊子的红色禁止符，以及“关于寨卡的消息”的字样，他建议前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游客使用驱蚊剂，关窗并使用空调，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被叮咬的风险。但他无法向孕妇承诺安全。他重申了政府先前的倡议，建议打算前往巴西的准妈妈们三思而行。

到这时，北起爱尔兰，南到澳大利亚，许多国家都在近期到过南美洲的旅行者中发现了输入型寨卡病例，美国也已证实在得克萨斯州发现了罕见的性传播寨卡病例。这些报告进一步加剧了歇斯底里。英国《每日邮报》在一篇文章中透露，超过

21000名哥伦比亚妇女感染过该病毒，惊呼“我们都有可能染上寨卡病毒”。

另一篇文章中刊登了累西腓康复中心的妇女们怀抱小头畸形婴儿

——《每日邮报》称之为“缩头病”的受害者——的照片，写道：“生于寨卡流行时。”

6月时，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也已出现寨卡病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在监测279名确诊或疑似寨卡病毒感染的孕妇，疫情导致的恐慌进一步加剧。切盼在波多黎各和哥斯达黎加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们纷纷取消旅程，连早已不用抚养孩子的退休人员们也在重新计划加勒比海游轮之旅。很快，寨卡带来的歇斯底里情绪也感染了运动员，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运动员杰森·戴伊（JasonDay）就是最早一批人之一。那时，他的妻子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他宣布出于对寨卡病毒的担忧而放弃参加奥运会，其他几位著名的高尔夫球手紧随其后。同时，英国奥运会跳远冠军、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夺冠热门选手格雷格·拉瑟福德（GregRutherford）透露，为了以防万一，他已冷冻了精子（即使如此，他的伴侣苏茜和他们的儿子米洛也将不会来奥运会现场）。甚至一些素来稳健的社论员也公开表态，渥太华大学法律和医学教授阿米尔·阿塔兰（AmirAttaran）等100名公共卫生专家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国际奥委会将此次奥运会改址或推迟。阿塔兰解释说：“圣火已经点燃，但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再对奥运会规划做任何改变。现在不是给局势火上浇油的时候。”

到此时，又有

55000名巴西军人加入了喷雾消毒小队，他们奔赴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巴西城市，挨家挨户喷洒杀虫剂并发放宣传单，以说服人们清除积水。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扑灭伊蚊运动［20世纪30年代，巴西领导人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Vargas）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批准了一项捕杀蚊子幼虫的军事计划，以消除黄热病］。上一次，城镇居民如果不消灭蚊子的滋生场所，就会被罚款。但2016年，巴西已经是民主政权，当局无法强迫生活在奥运村附近的贫困社区与政府合作。相反，这些紧急采取的闪电行动加剧了阴谋论：疫情应归咎于杀灭蚊子和幼虫的药剂，导致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医疗技术而非蚊子。

而在向北

4000英里的另一座亚热带城市迈阿密，由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8月发布了旅行警告，建议孕妇避开迈阿密周围方圆1平方英里的区域，寨卡引起的喧嚣达到了狂热化的程度。在时尚的温伍德艺术区及其周围，已有14人在被蚊子叮咬后确诊寨卡病毒感染。尽管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坚持迈阿密仍对商务活动开放，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却对此提出异议。载有二溴磷杀虫剂的飞机加紧执行空中喷洒任务，温伍德的街道空无一人，宛如鬼城，紧跟着还引发了声讨“化学战”的抗议。

迈阿密南滩及周边的酒店和赌场的经营者很快加入了抗议阵营，他们担心对寨卡的恐慌已经影响到夏季的游客预约。仅有的好消息是，恐慌触动了华盛顿的政界人士，已在美国国会僵持了数月之久的

11亿美元寨卡资助计划终于获得了批准。尽管当国会在9月下旬批准该法案时，蚊虫滋生的夏季已近尾声，但相关部门迫切需要这笔资金，用于防控未来可能的寨卡病毒传播，以及同样重要的疫苗研究。

现今，人们对寨卡的恐慌已逐渐消退。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如期举行，虽然一些运动员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没有人患上严重的疾病或神经系统并发症。

9个月后，也没有运动员的妻子生下小头畸形婴儿。这场流行病最终蔓延到了84个国家，寨卡病毒也在整个美洲四处扎根，但在撰写本书时，寨卡疫情已不再被认为是国际卫生危机。在对科学证据进行系统的分析后，世界卫生组织于2016年11月宣布撤销“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判定。相关的分析也令专家们确信，寨卡病毒正是导致包括新生儿小头畸形在内的先天脑部异常的病因（2017年5月，巴西卫生部也宣布了这一结论）。

目前，还有几种寨卡病毒疫苗正在研发中，但考虑到对孕妇进行试验存在伦理问题（这类疫苗的主要目标人群就是孕妇），加上疫苗本身有时会引发吉兰

-巴雷综合征，很难区分哪些是感染所致，哪些是疫苗的后果，因此几年内不太可能有能够投入临床使用的疫苗。此外，巴西贫民窟的社会和环境条件没有改变，因此那里仍然是伊蚊等携带寨卡病毒的蚊虫滋生的地方，蚊子自然也不会停止吸血。

***

2017年7月，我前往累西腓，去采访曾在抗疫前线的巴西医生、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这时寨卡已经不再是头版新闻。在2017年的前6个月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仅记录到1起美国本地传播的病例。另外，由于也门暴发了大规模的霍乱，世界卫生组织的注意力再次坚定地转向了与也门距离较近的非洲地区。在入住累西腓博阿维亚任著名的珊瑚礁畔的酒店后，我发现新闻频道都被黄热病疫情报道占据了，此次疫情起始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并已蔓延到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周边地区。寨卡不再是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但关于它，仍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例如，尽管研究人员已经确定，

2015年引发巴西疫情的寨卡病毒和两年前导致法属波利尼西亚疫情的是同一种，二者都源自一种亚洲病毒株，但我们仍不知道该病毒是如何传播到巴西的。人们曾认为这种传播发生在2014年6月的里约热内卢世界杯期间。这种说法乍看上去有道理，特别是考虑到纳塔尔正是主办城市之一，直到有人指出，那次赛事并没有太平洋国家的球队参赛。下一个猜测是，病毒可能是在2014年8月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独木舟锦标赛期间传入的。这个猜测更有说服力，因为四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库克群岛和复活节岛）都派出了独木舟队参加比赛。然而2017年5月《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推翻了这个猜测。在论文中，一支国际科学家团队宣布，已从巴西和美洲其他国家收集了58种寨卡病毒分离株，并对其进行了基因组测序。通过系统发生分析对分离株进行分子钟追溯，这些科学家发现，所有毒株均来自2014年2月左右到达巴西东北部的祖先病毒株。如果这项分析是准确的，那么寨卡病毒在世界独木舟锦标赛6个月前，也就是巴西卫生部确认第一批寨卡病例15个月之前就抵达了巴西。此外，寨卡病毒与小头畸形的确切关系也是个难题。至今，我们仍不知道寨卡病毒是如何影响孕妇的，以及为何只有部分受感染的孕妇会生下小头畸形患儿，另一些则不会，而后者生下的看起来正常的新生儿会不会在童年出现发育问题，也是未知数。同样，也没人知道巴西被寨卡病毒感染的婴儿的长期预后，以及该病毒的性传播风险。

我很想知道布里托和马克斯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寨卡疫情在伯南布哥州暴发如此剧烈的原因（到这时，已经有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表明，在第一轮疫情中，

70%的小头畸形病例都来自巴西东北部地区）。我还想参观位于累西腓大都会区的热博阿陶等贫民窟，并与调查蚊子繁殖模式和寨卡病毒传播动力学的昆虫学家们交谈。不过，我最想见到的是生下第一批小头畸形婴儿的母亲们。我想知道她们得到了哪些补偿，以及在世人已不再关注的当下，她们将如何应对遗留的问题。简而言之，我想看看寨卡再次被人们忽视之后，这种流行病的现况怎样。

马克斯的实验室在阿热乌

·马加良斯研究所，我希望到那里能找到一些答案。阿热乌·马加良斯研究所坐落在累西腓东北部一片辽阔的校园里，布里托在这里首次提出寨卡与吉兰-巴雷综合征之间的关系，马克斯的同事、克鲁斯基金会流行病学家塞莉纳·图尔希（CelinaTurchi）也是在这里开始将最初的调查重点集中到小头畸形上的。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之后，图尔希在联络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以及游说当局发布公共卫生警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所的所长将自己的办公室借给了图尔希，为她的工作提供支持。两年后，我在这里遇到了图尔希，她坐在一张宽大的玻璃面桌子旁，周围是忙着整理文件并回应公众询问的助手们。她说：“即便到了今天，仍有人相信这种流行病是由于杀虫剂或风疹疫苗引起的。最新的阴谋论是，这种病毒正在通过转基因蚊子传播。”她翻了个白眼，补充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个个地回应。”

回想起看到第一轮小头畸形病例时的震惊，以及那些生下因寨卡致畸的婴儿的巴西母亲在财政日益紧缩、公共卫生项目经费被削减的大环境中，抚养严重残疾的孩子所面对的困苦，平素柔声细语的图尔希此刻不禁提高了声音，加快了语速。在流行初期访问产科病房

“令人恐惧”，她说，“我记得有四五个婴儿没有前额，头骨结构异常奇怪。他们看起来与先天性小头畸形婴儿差别很大，大到连我祖母都可以识别出来。”

在布里托向她简要介绍了情况之后（

“他已经把事情搞定了”），图尔希最先做出的举动之一是打电话给累西腓和国外的流行病学家，询问他们是否注意到小头畸形增加的类似情况，同时也询问了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寨卡流行期间是否有小头畸形婴儿增多的情况。在随后对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出生记录进行的回顾性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了17例神经系统畸形病例，但由于大多数妇女选择终止妊娠而非生下畸形儿，因此小头畸形的病例未达峰值。相比之下，在禁止人工流产的巴西，除非是能够出国手术的富裕人家，否则很难终止妊娠。

至此，图尔希开始担心，累西腓产科病房中的病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可以预见，这会演变成一件大事。”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些儿科医生开始敦促伯南布哥卫生当局修改小头畸形的上报标准。然而，巴西卫生部在2015年12月前将小头畸形的头围标准从33厘米降低到了32厘米，从而减少了可能被归为小头畸形的新生儿数量。

这也表明小头畸形病例数量增加不是巴西引入了活产报告系统，因而能够收集到更多原本不会被发现的患儿的信息导致的。

根据掌握的数字，峰值很明显不是由报告口径导致的。

2015年，巴西总共记录了4783起小头畸形疑似病例，其中476例死亡，而2014年则只有147例死亡。东北地区的发病率最高，并在2015年11月达到峰值，平均每10000例活胎中有56.7例小头畸形。这一发病率是巴西历史平均水平的24倍。相比之下，在寨卡疫情出现较晚且不太严重的东南部地区，发病率要低得多，每10000例活胎中有5.5例，与美国观察到的比率相似

（巴西的总发病率为每

10000例活胎中18例）。问题在于，这种发病率的增长有多少是寨卡而非其他协同因子导致的，以及为什么东北地区的峰值远高于巴西其他地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图尔希在

2016年与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学院的同事们发起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对累西腓接受产前检查的妇女进行了寨卡病毒筛查。随后，他们对实验室确诊病例组以及两个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对照组进行随访。研究人员对婴儿进行了检查，以确认他们是否有小头畸形，或者表现出明显的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症状（对这些症状的评估有明晰的标准）。

在疫情流行时，有很多谣言说东北地区小头畸形发病率较高，可能是接触了用于控蚊的杀虫剂所致。另一个流传甚广的阴谋论认为，问题出在怀孕期间接种的疫苗。现在，已有的研究结果足以推翻这两种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小头畸形的发病率与接触杀虫剂或疫苗之间的相关性没有统计显著性。相比之下，发病率与先前感染寨卡病毒的相关性概率是

95%。

可惜的是，这项研究无法探知小头畸形的发病率与产妇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研究人员都在怀疑二者的关联，但这种研究需要更完备的寨卡血清阳性率数据，以确定作为统计样本的产妇是否能代表更广泛的人群。更大的问题是，寨卡疫情发生时尚未建立报告体系，因此无法确定

2015—2016年感染寨卡病毒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总数，也就无法确定东北地区的发病率是否真的像看起来那么高。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图尔希的密切合作者劳拉·罗德里格斯（LauraRodrigues）怀疑，巴西东北部地区可能经历了一场由毒性较强的寨卡病毒株引起的快速暴发。但罗德里格斯也承认，这只是她的“直觉”，如果没有更好的数据支持，她也无法确定这一猜想的真实性。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较高的蚊子密度，以及社会行为和环境条件导致的更高的产妇暴露于寨卡病毒的风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小头畸形的发病率？气候科学家指出，南美洲在

2015年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因此巴西东北部地区降雨量高于一般水平，洪灾风险升高。再加上气候变化引起的气温上升，这些可能加快了伊蚊的繁殖周期，增加了蚊虫密度和病毒传播能力。图尔希说：“我真的认为发病率与环境和社会条件有关。累西腓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也是一座河流纵横、沼泽四布的城市，因此滋生了大量的蚊虫。加上天气炎热，人们不会遮掩身体，从而暴露在了蚊虫的环境中。”的确，在热博阿陶等贫困区，100平方米的空间中常常生活着超过1000人。许多住所没有纱窗，更不用说空调了，因此住户在一晚上常常会被同一批蚊子叮咬多次。自来水供应也时断时续，住户只得用瓶子和水桶在后院储水。每逢下雨，房子后面的河道就积满污水和垃圾，为蚊子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场所。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先暴露于另一种虫媒病毒或接种黄热病疫苗是否会赋予人们对寨卡病毒的交叉免疫力，或者反之，使人们更易感染寨卡病毒？图尔希指出，在

2015年寨卡疫情暴发前，伯南布哥州已经有多年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登革热流行了，而在巴西中部和东南部，登革热则较为常见。并且，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在年轻女性群体中发病率最高，这一群体恰恰是没有接触过登革热或接种过黄热病疫苗的人群。另一方面，马克斯和同事使用孕妇血清进行的体外研究表明，登革热抗体的存在可使寨卡病毒感染情况更为严重。

这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

“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antibody-dependentenhancement）。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寨卡病毒会依附在登革热抗体上，并用其作为伪装，逃避免疫系统的追捕，从而更容易进入人体细胞。马克斯解释说：“你可以将它理解为病毒的特洛伊木马。”疫情暴发后，由于对病毒检测的需求增加，马克斯的实验室成了公共参比实验室

。马克斯和同事随后开发出了一种针对登革热的快速诊断测试方法，使确诊登革热以及区分登革热病毒感染和寨卡病毒感染更加容易。他现在的主要关注点是，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是否可以解释东北部地区小头畸形的高发病率，以及较高的登革热抗体效价

是否可以预防寨卡病毒感染。但马克斯并不排除高发病率是由未知的环境协同因子引起的这一可能性，他承认：

“我们对寨卡仍然知之甚少，还需要数十年的工作才能得出答案。”

和图尔希一样，马克斯也高度评价了布里托的工作，我也十分期待见到布里托本人。我们之前曾通过

Skype交谈，鉴于他蹩脚的英语和我糟糕的葡萄牙语，我担心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很多信息。幸运的是，他带了正在医学院读二年级的女儿塞莉纳来充当翻译。我们最终在我酒店附近一家专营木薯食品的餐厅见面。木薯粉是伯南布哥州所有传统餐点的佐料，我们点了些木薯煎饼，开始进入主题：为什么在先前寨卡暴发期间，寨卡与小头畸形、神经失调症的关联被忽略了？在布里托看来，为什么之前无人发现这项关联？

塞莉纳说：

“我父亲说，当第一例小头畸形病例出现时，他一下子就意识到了与寨卡的关联，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在追踪寨卡疫情的状况。自然而然地，他向这些产妇询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她们是否记得在怀孕期间出过皮疹？”

产妇们的回答是确如出过皮疹，那么伯南布哥州的小头畸形病例为什么如此显著？换句话说，为什么是在伯南布哥州，而非其他地区？

塞莉纳翻译了我的问题，布里托皱起眉头，随即重重点头，解释道，这全是数字的问题。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人口不到

30万，而伯南布哥州的人口有900万，其中400万居住在大累西腓地区。伯南布哥州的出生率也很高，全州每年约有17万名婴儿降生在产科病房。另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小头畸形病例散布在整个群岛，而在伯南布哥州，病例则集中在累西腓及周边的少数医院。因此，不需要太高的小头畸形发病率，就足以引起儿科医生的注意。“如果一个星期之内，你在一间产房中就发现了20个病例，你肯定不会放过这个现象。这就是为何在这里更容易发现关联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一个你可以预想到会从流行病学家那里得到的答案。后来我又反复思考了这个答案，这让我想起了图尔希的评论：就连

“她的祖母”都能发现小头畸形病例。然而，这个答案没有解决更深层的因果关系问题：为什么贫困社区的产妇生下小头畸形婴儿的风险似乎要高得多？社会条件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累西腓和巴西其他城市，充足的水源供应和下水道系统对寨卡的传播动力学有何影响？此外，这个答案也没有解决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蚊子传播寨卡病毒，以及如何降低未来的寨卡感染风险等问题。最适合回答这些问题的是昆虫学家或者社会学家。

1948年亚历山大·哈多和乔治·迪克从乌干达的非洲伊蚊中分离出寨卡病毒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伊蚊是寨卡病毒在野外的主要载体。在巴西和南美洲其他地区，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埃及伊蚊上。此外，寨卡病毒也可以通过“亚洲虎蚊”，也就是白纹伊蚊（

Aedesalbopictus

传播，这种蚊子在北方夏季的活动范围能够向北直至芝加哥和纽约。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从数种库蚊中分离出了寨卡病毒，包括在巴西和亚洲都相当常见的致倦库蚊（

Culexquinquefasciatus

）。更重要的一点是，与更喜欢干净水域的伊蚊不同，致倦库蚊偏爱脏水，并乐于在下水道径流和填塞着垃圾的河道中产卵。

在距离图尔希办公室几扇门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克鲁斯基金会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康斯坦西亚

·艾雷斯（ConstânciaAyres）一直在深入研究库蚊，收集它可能在传播中起作用的证据。艾雷斯是一名身材苗条、精力充沛的女士，有着芭蕾舞演员的曼妙身姿。她从累西腓周边的不同地区捕捉库蚊和伊蚊，带回昆虫间饲养。接下来，她在实验室里用感染寨卡病毒的血液喂养这两种蚊子。一周后，她收集蚊子的唾液，进行寨卡病毒检测。两种蚊子均呈阳性结果。此外，艾雷斯还能从库蚊的唾液腺中分离出寨卡病毒——这是库蚊“胜任”病毒载体的必要条件。尽管取得了这些成果，许多专家仍拒绝接受库蚊可能是野生环境中寨卡病毒的传播媒介。因此在2016年，艾雷斯返回野外，用吸气机从住满寨卡感染者的屋子里收集了更多的蚊子。她将捕获的蚊子带回实验室检查，发现库蚊的数量是伊蚊的4倍。接着她将每种蚊子中的雌性分离出来，划分为多个组，进行寨卡病毒检测。结果发现有3组致倦库蚊和2组埃及伊蚊都呈寨卡病毒阳性。

与伊蚊不同，库蚊不是

“少食多餐”者，它们通常每晚只进食一次。然而在小头畸形发病率最高的累西腓市区，它们的数量是伊蚊的20倍。在密克罗尼西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库蚊也十分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区，研究人员在野生伊蚊中没有检测到寨卡病毒，但很遗憾，没有人想到检测致倦库蚊，因此无法确定它是不是寨卡病毒在该地区的传染媒介，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如果艾雷斯是对的，那么对于减少寨卡等虫媒疾病的传播，她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实行的喷雾灭蚊法都是针对伊蚊的。考虑到伊蚊是登革热传播的主要媒介，这种措施可以理解，但对于当地卫生负责人将此作为累西腓没有再度暴发寨卡疫情的原因，艾雷斯感到愤慨：

“我们之所以没有再次遭遇寨卡疫情，是因为现在大多数人体内都有了抗体，而不是因为消除了传播寨卡病毒的蚊子。除非对库蚊采取杀灭措施，否则我可以预见，一旦人们的免疫力下降，寨卡疫情就会卷土重来。”

遗憾的是，没有人对这个警示感兴趣。相反，在我拜访累西腓的那一周里，一家德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正准备将人工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

Wolbachia

）细菌的埃及伊蚊释放到城市东北一带杂乱的科雷古

·杜·热尼帕波（CorregodoJenipapo）贫民区中。世界上60%的昆虫体内都有这种细菌，但伊蚊却是例外。感染这种细菌会使蚊子的后代不育，从而可以减少伊蚊的数量及其传播寨卡等虫媒病毒的能力。在里约热内卢和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也有从事类似研究的人员在释放被沃尔巴克氏体感染的蚊子，类似的基因修饰技术也被应用于绝育传播疟疾的伊蚊。

这些实验得到了大慈善家们的支持，包括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BillandMelindaGatesFoundation），以及伦敦的惠康基金会（WellcomeTrust）。这不仅是因为此类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进行，还因为其效果较容易用科学手段进行量化——这是“自上而下”进行全球卫生干预所必需的措施之一。但另一方面，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自下而上的管理措施，诸如供应蚊帐和纱窗，以及向最贫困的、蚊虫滋生的社区提供垃圾管理与自来水供应服务的城市美化项目等，却被忽视了。

有一天，我陪同艾雷斯项目组的蚊子采集员前往热博阿陶社区进行了一次定期扫除的活动。我们计划探访贫民社区中的

10个地点，清除卧室和客厅中的蚊子，但在清除过程中，我们携带的一台便携式抽吸器发生了故障，因此只能访问5个地点。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老年人，他们挤在用煤渣砖砌成的房子里。房子通常被分割为两到三个狭小的格子间，层层叠叠。只有两间房子拥有室内厕所。烹饪和洗涤都在同一个房间内进行，如果幸运的话，也可以在后院进行。艾雷斯的首席蚊子采集员米格尔·朗曼（MiguelLongman）一马当先，手持电池供电的霍斯特·阿曼迪勒斯牌抽吸器，沿着墙壁和柜台表面扫荡，然后集中抽吸天花板和难以到达的角落。他告诉我，通常这样一吸，能够捕获50~60只蚊子。在他拆下抽吸器上的滤网，检查他捕获的猎物时，我询问住在这里的一对夫妇他们多久能用上一次自来水。他们回答说，一周两次。我追问道，那其他时候呢？他们指向厨房里的两个装满脏水的塑料桶和窗台上摆着的一排盛水容器。与我们到访的其他家庭一样，尽管这一家的卧室里有一个蚊帐，但这里的窗户却没有任何遮挡。我又问，她或她的丈夫有没有感染过寨卡病毒？他们说没有，但有几个邻居感染过。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回到了阿热乌

·马加良斯研究所，艾雷斯向我介绍了克鲁斯基金会的公共卫生工程师安德烈·蒙泰罗（AndreMonteiro）。蒙泰罗是研究大累西腓地区水文学的专家，并对该市的卫生系统有过深入探查。他告诉我，热博阿陶社区只有6%的家庭能获得污水处理服务。而在整个累西腓，这个数字是30%。大多数污水被倒进了流经居民后院的溪流，或倾入防洪用的河道和暴雨排水沟中。直到19世纪初，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红树林沼泽，多余的降水很容易被吸收，或者随着落潮汇入大海。但在19世纪，随着累西腓的城市扩张，红树林沼泽逐渐被填平，以便为新的建筑物和道路腾出空间。为了弥补自然排水系统的损失，累西腓的工程师受到荷兰人的启发，修建了200公里的河道，贯穿累西腓的后街，与城市中的河流并行。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河道年久失修，导致洪水泛滥（最大的洪水发生在1975年，淹没了城市80%的地区）。与此同时，安扎在累西腓以北山地的贫民社区则在遭受着泥石流之灾，最大的一场泥石流发生在2002年，导致50人丧生。但令这座城市最尴尬的事件也许要数2013年一位路透社摄影师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一名居住在累西腓东北部卡纳·杜·阿鲁达贫民区的9岁男孩，在他家附近一条填满垃圾的河道中跳来跳去。事后证实，这个男孩名叫保利尼奥·达西尔韦罗，当时正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在河道中寻找能够卖的瓶子和其他可回收材料，他们经常造访这片被污染的水域。这张令人震惊的照片促使市政当局发起了清扫运动。尽管这次行动疏通了累西腓的水道和河流，但在退潮时，仍然常常可见河床上铺满塑料瓶等垃圾的景象。蒙泰罗说：“垃圾是个大问题，不仅是因为它会影响排水，还因为被阻塞的死水中会滋生蚊虫。”

在采访的最后，蒙泰罗向我展示了一张累西腓的热图。在这张地图中，橙色和红色的标记表示小头畸形病例最多的区域。整个城市，包括博阿维斯塔等中产阶级聚集的地区，都散布着橙色的圆点，但最红的点在北部和南部的贫民区。

第二天，为了寻找生下了小头畸形婴儿的母亲，我拜访了伊皮通加区一家专门诊治视力障碍儿童的康复中心。由于视网膜或视神经损伤，有的病例还会有神经系统和大脑皮层的损伤，将近一半的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患儿有严重的视力问题。为治疗他们的视力缺陷，一家专门从事眼科治疗，名叫阿尔蒂诺

·文图拉（AltinoVentura）的医疗慈善机构已经为数名儿童提供了矫正性放大眼镜和强化康复治疗。他们设计的多感官治疗工具箱目前也已经投入使用，以帮助母亲训练孩子将视力聚焦于物体，更好地与物体互动。这家机构还邀请了一些妇女来到其旗下的珍视康复中心，对工具箱进行测试。

当我到达康复中心时，看到地上已经铺好了地垫和儿童靠垫，志愿者们从工具箱中取出各种物品

——画有鲜艳彩绘面孔的乒乓球拍、系着闪光流苏的摇摆玩具等。治疗以阿尔蒂诺·文图拉的总裁利亚娜·文图拉的祈祷拉开序幕：“今天是安息日，所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面对我们所有艰辛的工作和在生活中面对的挑战。主啊，请赐予我们光明，让我们充盈灵感，最重要的是，请赐予我们希望。”利亚娜·文图拉是一名眼科学教授，她和她的丈夫马塞洛·文图拉因此项工作获得了众多奖项。他们的基金会每周7天全天候开放，他们在累西腓市区的眼科急诊诊所每天会接诊多达500名患者。免费的眼部护理、白内障治疗和其他常见视力问题诊治吸引了来自伯南布哥各地的患者。阿尔蒂诺·文图拉研究与弓形虫、梅毒螺旋体、风疹病毒和巨细胞病毒（这些都是巴西的常见病原体）感染有关的眼部疾病，还运营着一项针对累西腓产科病房的推广项目。因此，在2015年秋季开始出现小头畸形和异常视力损伤的婴儿时，利亚娜·文图拉很快就对此予以了关注。许多患病婴儿的眼睛会出现斜视，或无目的地乱转。甚至有的患儿存在严重的视觉丧失。她告诉我：“我们发现，患病婴儿的视野只有正常视野的30%，一些患儿甚至看不到任何东西。这种状况令人心碎。患儿们看不到母亲的脸，对周围的事物毫无兴趣。他们不停地哭泣。”

90%的视力发育是在出生后一年内完成的。如果眼睛看不见，孩子与其照顾者互动的能力和他们正常发育的过程将会严重受阻。不过，矫正眼镜能够带来巨大的转变。利亚娜·文图拉描述道：“孩子们的小脸立刻闪现出了光彩，他们第一次笑了。”

文图拉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只乒乓球拍，交给从奥林达来访的一对年轻夫妇若阿内

·达席尔瓦和马西利奥·达席尔瓦。他们的儿子赫克托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散光，但在使用矫正眼镜后，他的视野恢复到了正常情况的60%。不过，现在20个月大的他仍无法独自坐稳，只能靠枕头支撑，以便与教练互动。在他们旁边坐着一名年轻女子，正在观察他们的活动。她名叫迈林·海伦娜·多斯桑托斯，现年23岁，是3个儿子的母亲。她最小的儿子大卫·恩里克出生于2015年8月，是第一轮被确诊的寨卡婴儿之一，患有严重的残疾。孩子被绑在婴儿座椅上，双腿用背带吊着。他无法正常吞咽，并患有严重的散光。一次，一些食物卡住了他的气管并导致了肺部感染，家人将他送往医院急救。医生给他插了胃管，以便喂进抗生素。但据多斯桑托斯说，胃管给孩子造成了极大的不适。她解释说：“管子太大了，他不停地扭动。医生警告我要保持管子清洁，否则可能会造成感染。我想给他戴上矫正眼镜，但只要他胃的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戴好眼镜。希望等他身体好一点的时候能成功。”

在多斯桑托斯怀孕

5个月的时候，超声检查发现大卫可能患有先天性畸形，但没有人跟她讲过小头畸形，她也从未听说过寨卡。她说：“我只知道登革热。”她不记得自己是否出过皮疹，但在她怀孕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包括羊水渗漏在内的一系列并发症，使她几乎流产。结果，大卫早产了7个星期。一年后，母子俩的寨卡病毒检测均呈阳性。

多斯桑托斯目前与她的父母一起住在热博阿陶。在生下小儿子后不久，她就与大卫的父亲分居了。当她带着大卫外出接受治疗时，她的娘家人替她照顾其他孩子。多斯桑托斯说：

“最初，每个人都愿意提供帮助。但一年后，热情消退了，曾救助我的一个政府计划也将我除名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向阿尔蒂诺·文图拉寻求帮助。”

这样的故事很普遍。疫情暴发后，巴西政府很快就批准了针对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项目，并承诺每年向专门的康复中心投资

3500万美元。同时，伯南布哥州政府认捐了500万美元，用于建设针对先天性寨卡综合征患儿的区域医疗中心。但在2016年年底，巴西国会批准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公共支出冻结20年。在撰写本书时，大多数中心尚未开始建设。相反，由于紧缩政策的影响，像多斯桑托斯这样的妇女不得不四处凑钱，为基本药物和医疗服务买单。对于整治供水系统和处理污水等问题，也看不到任何政府出资的迹象。我们看到的，反而是政府通过针对家庭主妇的宣传运动，将控蚊的责任重新转嫁给家庭。

疫情发展的社会与环境因素持续被忽视，上述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在疫情结束一周年之际，一个人权组织来到巴西，寻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的女性。他们发现，有大约四分之一生下小头畸形患儿的女性年龄还不到

20岁。她们正是最缺乏避孕、性与生殖健康信息的人群。贫民社区的状况也没有给该组织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发现，多数的水沟中都流淌着未经处理的污水，在人们居住的房屋后方，被垃圾填塞的河道和沼泽成了蚊虫的滋生地。

这个组织的妇女权利高级研究员阿曼达

·克拉辛（AmandaKlasing）表示：“巴西人可能将卫生部宣布寨卡疫情紧急状态结束当作了胜利。但是……只要政府不处理长期存在的蚊虫侵扰问题，不确保人民的生育权，不为寨卡患儿家庭提供支持，巴西人的基本权利就仍处在危险之中。”

利亚娜

·文图拉同意这个结论。在她的基金会正在治疗的325名儿童中，只有两名是通过私人转诊而来的，其他人都是从公共卫生体系转来的。距疫情结束已有两年，却仍有将近一半的人还在等待寨卡血清检测的结果。她告诉我：“我们对寨卡和小头畸形的病理学仍然知之甚少，但坦白地说，这是一件矛盾的事。我们还是希望不会再有另一场寨卡疫情引起世界的惊觉与关注。”

***

在酒店退房之前，我决定去博阿维亚任的海滨大道散散步。清晨，当我出发去伊皮通加区时，海浪覆盖了作为路边屏障的岩石，看不到一片海滩。但到下午

4点，潮水退去后，累西腓著名的珊瑚礁便露了出来，沙滩上扎满了遮阳伞，孩子们在海潮留下的水沟与水洼中欢快地蹚水。海上微风吹拂，是冲浪的理想环境，但令我惊讶的是，碎波带之外并没有冲浪者的身影，也没有人冒险进入海中游泳。很快，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在距离海滩几米的地方，赫然矗立着一块鲜红字迹、白色背景的指示牌，上面用葡萄牙语写着“危险”，下面用英文标注着“危险——鲨鱼区”。再下方则是用黄色画出的鲨鱼轮廓，还写了应避免下海的情形和时段。其中的一些建议是常识性的，如游泳者不应“在流血或穿戴闪亮物品时”下海，不应在“喝醉”或“独自一人”时冒险入海。除此之外，也不建议在“开阔水域”、“涨潮时”和“黎明与黄昏时”下海。换句话说，除了潮水退去的白天，几乎任何时候都不可以。

沿着海滩再走一段，我看到了瞭望塔和一名救生员。救生员向我解释说，直到

20世纪90年代初，博阿维亚任一直都是冲浪胜地。然而在1992年，发生了一系列鲨鱼袭击事件。截至2013年，博阿维亚任共发生了58起鲨鱼袭击事件，导致21人丧命，这迫使当局下达冲浪禁令，并张贴了鲨鱼警示标志。为何鲨鱼会突然改变行为习惯？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但大部分专家将此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的工程建设——当时在累西腓以南仅12英里的苏阿普新修了集装箱港口。在施工期间，工人们疏浚入海口，修建了从岸上一路延伸向大海远处的码头。人们认为，入海口的疏浚工程极大地干扰了牛鲨的繁殖与觅食活动，而牛鲨通常待在靠近岸边的水域，并可以在淡水中活动。然而，更加严重的鲨鱼袭击事件发生在集装箱港口落成后，20世纪90年代的船运激增时期。从大型航海船上抛下的废弃物引来了流离失所的虎鲨。这些虎鲨是专业的清道夫，它们进入苏阿普港之后迅速适应了海岸水域。每天，未经处理的污水都会从累西腓的水道和河流汇入大海，虎鲨就开始在污水中觅食。其结果是，如今就连救生员也不愿在博阿维亚任游泳，而是选择在用氯气消过毒的泳池中训练。如果他们发现了生死攸关的险情，不得不下海救人，就会使用摩托艇。

跨越大西洋的海上航路，以及对国际利润的追逐，是将伊蚊带入这片海岸的罪魁祸首。没有人知道伊蚊首次登陆巴西的确切时间。早在

16世纪30年代，第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就到达了累西腓北邻的殖民小镇奥林达，并发现了由卡比巴贝里河和贝贝里比河汇流所形成的天然海港，以及保护着入海口的绵长海堤。不过，蚊子最有可能是在16世纪晚些时候到达这里的。那时，葡萄牙船只开始从非洲西海岸向伯南布哥的甘蔗种植园运送奴隶。

1637年，当荷兰人占领了这些种植园，并将殖民地首府迁至累西腓后，甘蔗种植业开始蓬勃发展。而此时，通过中央航路进入加勒比海的英国和荷兰奴隶船已将黄热病引入了巴巴多斯。1685年，累西腓出现了第一次黄热病疫情记录，虫媒病流行周期由此开始。除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短暂安宁期外，虫媒病的威胁从来也没有消失过。

如今，蚊子再次越洋而来。这一次，它们在装满雨水的汽车轮胎中繁殖，正如它们当年在奴隶船上的淡水桶中繁殖一样，在那时，桶的旁边是被锁在甲板下的奴隶。

正因为如此，在困扰巴西的虫媒疾病中，寨卡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种疾病。考虑到国际航班的增加势头，可以想象，那些当地人很少有，甚至完全没有免疫力的其他病毒和致病微生物，还会不停地随着航班乘客一起来到巴西。

然而，想要预测登陆巴西的下一种病原体是什么，以及它会在什么时候登陆，无异于痴人说梦。就像博阿维亚任的救生员一样，我们能做的只有监视钻出水平线的背鳍和其他潜伏的威胁。不过，尽管我们可能无法撼动全球旅行和全球商业贸易的大势，但我们可以改善地方的卫生和环境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累西腓和巴西的其他城市非常适合伊蚊和其他携带疾病的蚊子的生存。问题不在知识层面上，而是在政治意愿上。

流行病的世纪

EPILOGUE

“先生们，最终决定权将在微生物手中。”

——路易·巴斯德

在北大西洋，鲨鱼从不攻击游泳者。流感是一种细菌性疾病，它只对婴幼儿和老年人构成威胁，而不会影响青壮年。埃博拉病毒仅在赤道非洲的森林地区流行，它无法蔓延到西非的主要城市，更不可能传播到北美或欧洲的城市。

随着流行病的世纪接近尾声，我们意识到，不能轻信专家的发言。专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提前预测致命传染病的暴发，于是就连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医学预测的局限性。这不仅是因为微生物变异性很强

——从巴斯德的时代起，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点——还因为我们一直在帮助微生物变异。一次又一次，我们帮助微生物占据了新的生态位，协助它们传播到新的地区，而且我们通常要到事后才看清这一点。从最近的大流行和流行病来看，前述进程似乎还在加快。如果说HIV和SARS的流行只是敲响了警钟，那么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可以说是确证。就在寨卡病毒感染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前的几周，美国国家医学院在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医学科学取得了非凡的进步，我们依然不能轻视传染病的威胁……传染病的基础发病率似乎在上升。”

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尚需继续开展研究和求索。当然，城市化和全球化似乎是关键原因。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大城市，就像修昔底德时代的雅典一样，将大量人口聚集在狭小且通常不卫生的空间内，这为新型病原体的扩增和传播提供了理想条件。过度拥挤会增加病原体传播的风险，尽管有时，技术和建筑环境的改变可以减轻这种风险。在

1924年洛杉矶墨西哥区暴发鼠疫时，当局的抗疫措施尽管看起来似乎不仅残酷而且不够道德（当然，在如今的加州，很难想象社会活动家们能容忍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大面积拆毁和对松鼠的大规模屠杀），但当时，它们有效地消除了洛杉矶市中心及其港口区的鼠疫威胁。同样，空调和现代冷却系统能有效地将人们与蚊子（在市内高楼和贫民窟滋生繁殖）隔绝开，但正如军团病和随后的SARS暴发所证实的那样，水塔和通风扇气流也能带来新的疾病风险，尤其是在酒店和医院等封闭环境中。

国际旅行和国际商务带来的更紧密的全球互联无疑是另一个关键因素。

16世纪，天花、麻疹和其他来自旧大陆的病原体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新大陆，黄热病等疾病的传播媒介想要在美洲扎根则需要更长时间，而在拥有国际航班的今天，一种新病毒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不是微生物自己完成了这项创举，而是我们人类的技术替它们完成的。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像香港商人约翰尼·陈一样，在不知道自己携带着致命病毒的情况下，登上飞往河内的飞机，轻而易举便将SARS传播到越南。的确，每年有数千万人在商务出行或外出游玩时乘坐飞机，随着机票价格越来越便宜，选择航空出行的乘客越来越多，前述的病原体传播风险只会越来越高。想想看，我们一窝蜂地挤进候机室，然后在经济舱里排排坐好，简直就像是1929年将鹦鹉热带到巴尔的摩和其他美国城市的笼装亚马孙长尾鹦鹉。区别是，长尾鹦鹉不能选择自己的住处，而我们可以。正如环境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所说，国际航行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门诊候诊室里，与来自全世界的疾病挨肩擦背”。

奈何，廉价航空公司依然越来越受欢迎。

其他病原体入侵我们城市和生活空间的路线可能更加缓慢、迂回。譬如

HIV，又譬如寨卡病毒。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家们早在1947年就已经发现了寨卡病毒，一直以来认为它不是紧迫的威胁，但HIV却毫无疑问是个“未知的未知”。在20世纪80年代初医生注意到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之前，没人能够意识到，艾滋病已经在北美的同性恋社群和其他高危群体中悄悄地传播了几年，也没人能够知晓病毒是从非洲传播到海地的，而在那之前它可能已经在非洲静悄悄地隐匿传播了几十年。在科学家掌握了能够追踪CD4细胞数量减少（它是HIV感染的标志）的技术工具并且理解了逆转录病毒的概念后，上述事实才变得明朗。在那之前，医务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着实不是因为过于自满而对艾滋病不屑一顾，也不是他们不知怎么搞的没有意识到疾病来袭，事实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那之前就已经发出警报，提醒大家同性恋者的性病患病率在不断攀升。

但是，埃博拉的情况又不一样。

2014年5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常驻埃博拉问题专家皮埃尔·罗林向上级汇报时说：“不论从哪方面看，此次疫情都与先前疫区的常规暴发没什么两样。”但罗林错了，我们之所以说他错，不是因为几内亚森林地区的埃博拉病毒出现了突变，罗林和他的团队没有察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从非洲之前的12次埃博拉疫情大暴发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他们忘记了与当地酋长和村长合作的重要性，有了他们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让病人相信迅速隔离以及到埃博拉诊疗所就诊的必要性。结果，患者们认为外国医疗队没安好心，选择躲在自己村庄里或找传统治疗师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官方病例统计也因此变得失准。等埃博拉病毒携带者开始大量涌进埃博拉诊疗所时，已经为时过晚，许多人已病入膏肓。而且，埃博拉病毒也已经越过国境，在弗里敦和蒙罗维亚肆虐。在1995年的基奎特埃博拉疫情中，扎伊尔共和国当局还能通过封锁高速公路防止疾病蔓延到金沙萨，但这一次，很显然，一切都为时已晚。

截至笔者撰写此书时，我们仍不清楚埃博拉病毒最初是如何到达几内亚森林地区的，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梅连度。我们猜测埃博拉病毒的扩散机理与

HIV类似，可能是人们接触当地野生动物时，病毒扩散到了几内亚东南部的人类社区。和引起SARS的冠状病毒一样，埃博拉病毒最有可能的宿主也是蝙蝠。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任何种类的蝙蝠身上提取出活的埃博拉病毒，更不用说从一只西非的蝙蝠身上提取到病毒了。

当然，你可以说，疾病生态学家已经知道这种病毒在自然界中存在，而且会不时地感染蝙蝠，但是没有人能确定蝙蝠到底是病毒的主要储存宿主，还是仅仅是病毒传播中的一个中介。关于埃博拉病毒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来源不明的新发传染病与再发传染病。自

1940年以来，科学家已鉴定出了335种新型人类传染病。这些新疾病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动物源性疾病，其中有70%起源自野生动物，而在动物中，蝙蝠携带的病毒种类又远多于其他哺乳动物。好消息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已经鉴明了蝙蝠携带的几种病毒；而坏消息则是，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每一种蝙蝠都可能还携带有17种未鉴明的病毒，而每种啮齿动物和灵长动物身上则有10种。

但未知的微生物威胁还不止于此，在所有的新发传染病中，有一半是由细菌和立克次氏体引起的，这恰恰反映出由于抗生素滥用，环境中还存在大量的耐药微生物。

70年前，在所谓“征服传染病”的巅峰时期，勒内·迪博写道：“生活在一个万物流通的世界里，微生物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

他表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科学家有责任

“规避智识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关于自己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幻觉或自以为是。”他建议医学研究人员“对预料之外的变化保持警觉，同时需要意识到，即使是对生态平衡微不足道的干扰也可能产生众多惊人的影响。”

值得称赞的是，现代医学研究人员已经不再轻视耐药病原体问题了（比如引起目前在非洲和东南亚流行的耐多药肺结核和疟疾的病原体）。此外，在

2014—2016年应对埃博拉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方式受到了批评，因此现在也小心翼翼，不再表现出自满之态。也正因为如此，2018年2月，在有可能引发传染病大流行的威胁列表中，世界卫生组织添加了一种新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识到当下科学认知的局限性，将这种新病原体命名为“未知疾病X”（DiseaseX），并坦承“一种目前尚不为人知的病原体可能在某天引发严重的国际流行病”。

借用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的用语来换句话说，“未知疾病X”就是一种“未知的未知”。

·盖茨担心，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候，生物恐怖主义或自然界发生的变异会引发一场出人预料的传染病暴发，可能会造成大约3000万人死亡。于是，他通过推进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工作，努力加紧提升新发传染病监测和流行病应对的水平。

2017年，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莉希拉·陈也为这些项目投入了可观的资金，他们与盖茨基金会和彭博慈善基金会（BloombergPhilanthropies）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决心”的项目。该项目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领导，目标是通过投资心血管疾病预防，并支持各国更快地应对埃博拉和其他新发病毒的疫情暴发，从而拯救全球1亿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注意到

“疾病大流行是当今世界最确定的无保险风险因素之一”后，世界银行最近设立了一个5亿美元的应急基金，为对抗“最有可能导致大流行的6种病毒”的大范围疫情暴发提供“应急”资金。

这一基金的动议源自当年对埃博拉疫情的迟缓应对，主旨思想是通过发行债券来建立一个现金基金，可以在禽流感、

SARS和其他人畜共患的病毒性疾病的暴发演变为全球性健康威胁之前，迅速为资源匮乏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还没等这个保险基金建成运行，2017年9月马达加斯加暴发的一场迅速蔓延的肺鼠疫就暴露了世界银行计划中的一个致命缺陷——很显然，鼠疫是一种细菌性疾病，故而不在应急基金的覆盖范围内。换句话说，这次肺鼠疫又是一次没人预料到的风险。

在这些举措背后，还潜藏着西班牙流感的幽灵。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科学家们明白了谨慎的价值和傲慢的危险，那就是

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投下的长长的阴影——鲜用夸张用语的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流行”。使用现代分子病理学技术，科学家现在可以从造成大流行的H1N1病毒中提取其遗传物质。到底是什么因素使西班牙大流感格外致命？自从该项技术问世以来，病毒学家在相关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通过将1918年的病毒与后世仍在流行的H1N1毒株进行比较，科学家们也对其流行病学和病理生理学有了更好的认识。此外，1997年在香港暴发的H5N1禽流感，以及随后在中国和东南亚暴发的其他禽流感，都表明禽流感病毒可以直接造成人发病和死亡，而不一定必须通过感染中间的哺乳动物宿主。与此同时，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造成的恐慌表明，不同的猪H1N1病毒株和人H1N1病毒株偶尔可能会重组，产生能造成大流行的新病毒株。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禽流感病毒或重组猪流感病毒具有1918年的流感病毒那么高的毒力并造成那么广泛的传染。此外，科学家们现在已经知道，H1N1西班牙流感在1918—1919年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传染性，但仍未能进一步解答为何它对年轻人来说更为致命，也暂时无法解释为什么死亡率与继发性细菌感染的发生率增加密切相关。因而，尽管在自1919年以来的一个世纪中，微生物学、免疫学、疫苗学和预防医学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流感研究者们依然无法预测何时会出现能造成又一场大流行的新型毒株，也没办法预测它们将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正如大卫·莫朗和杰弗里·陶本博格所说：“近几十年来，流感大流行继续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暴露了科学知识的一些根本性欠缺……这些不确定因素使人们很难预测流感的大流行，因此，自然也难以制订适当的计划来预防它们。”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然而，加缪无法预见的是，尝试预测灾难也会造成新的扭曲，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

1976年和2003年，科学家们认为世界即将迎来一场新的流感大流行，结果却发现流感暴发是虚假预警，真正的危险潜藏于别处。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两种各自流行了10余年的著名H1N1猪流感病毒发生重组，成为墨西哥猪流感病毒，并可能会引发大流行，于是启动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防备计划。理论上，这会是21世纪第一场疾病大流行，也是41年来的首次流感大流行。正如西班牙流感一样，墨西哥猪流感也是H1N1流感，它可能会是一场史上罕见的大流感，有可能会像1918—1919年的流感疫情那样，引发大量的人患病和死亡，各国政府均应做好准备。然而，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引发了广泛的恐慌，预期中的“病毒末日”却并未来临。当人们意识到墨西哥猪流感并不比季节性流感更严重时，人们开始指责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其“捏造”这次疾病大流行预警的目的是帮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获益。

这次事件很适合用苏珊

·桑塔格的一句话来描述——“一种恒久的现代场景：天启日益逼近……却并未来临。”

当我们展望未来一百年的传染病暴发时，我们希望这则预言依旧能够成真。

ACKNOWLEDGMENTS

这本书源自我十多年来对传染病的研究和思考。我对传染病流行和大流行的兴趣始于

2005年，当时适逢我去伦敦东部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医学院与病毒学教授约翰·奥克斯福德讨论禽流感。几个月前，H5N1禽流感病毒株在越南引发了一系列死亡事件。我曾跟约翰说好，在他前往河内为《观察家报》撰写专题文章之前，要给我上一堂流感生态学和病毒学的课。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向了包括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内的引人注目的传染病暴发。这是我对流感痴迷的开始。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后续的研究中，我对细菌学和疾病生态学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因后续研究获得了惠康基金会的慷慨支持，我得以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查阅档案，翻看关于西班牙流感和本书涉及的其他流行病的第一手文献。2015年，惠康基金会还资助我前往塞拉利昂，探访在埃博拉疫情中被波及的患者、临床医生和科学研究人员，在第八章中，我引用了其中几次采访。

1918年以来，对传染病，尤其是病毒学的科学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染病病原体如此众多，其相关科学认知又不断变化，我深知若想对其进行总结很容易出现错误。我有幸向不同领域的一些顶尖专家求教，他们帮我避免了一部分明显的错误，并协助我准确总结了过去和现在关于相关病原体的科学知识（本书中如有任何错误，责任均在笔者）。以下学者曾对本书特定章节和段落提出建议，在此致谢：温迪·巴克利、凯文·德科克、大卫·弗雷泽、大卫·海曼、迈克尔·科索、埃内斯托·马克斯、乔·麦克达德、大卫·莫朗、裴伟士、塞莉纳·图尔希和利亚娜·文图拉。

此外，我还要感谢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们，他们帮我找到了关键文献，还提醒我关注那些我本可能会忽视的档案。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医学和科学馆馆长黛安娜

·文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大卫·J.森瑟尔博物馆馆长路易丝·E.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档案和特别收藏部主任波利娜·E.伊利耶娃。感谢伦敦惠康图书馆、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医学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此外，还要感谢国会图书馆的报刊图书管理员，他们帮助我找到了赫斯特集团《美国人周刊》1930年1月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剧团鹦鹉热暴发的报道。

写书，尤其是写内容如此丰富的一本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帕特里克

·沃尔什，他督促并鼓励我说，我的写作初衷能够打动一位热情的编辑。安妮·博加特对洛杉矶了解颇多，我要对她给我的指导以及对肺鼠疫章节的评论表示谢意。感谢我的妻子珍妮特，她或许没能成为一名编辑，但一直以来却丝毫不逊于专业编辑。她审阅了最多的书稿，对她在智识和情感上的支持，我衷心感谢。最后，我很庆幸“拿到”这本书的编辑是我之前在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的同事约翰·格卢斯曼，他的认可和努力使本书得以出版。

版权申明: 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或网友自行上传，如果有侵权行为请联系站长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