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二战的重要战场。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保证对英国和所有被轴心国侵略的国家予以战时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无力派出军舰直接支援中国抗战，国民政府便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初，援用“租借法案”向美国要求援舰参战。经过协商，美国同意首批借给（在华成军后改为无偿转让）中国护航驱逐舰2艘、扫雷舰4艘、巡逻舰2艘，来华后在太平洋担任护航，协助盟军对日作战。

文/马骏杰

招收接舰官兵

1944年9月和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考选委员会，先后在重庆主持了对接舰军官和士兵的招收工作。军委会规定，接舰军官需在海军内部招收，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试的科目包括国文、英文和海军专业科目。当时前来应考的约100余人，总共录取了78名，他们分别来自马尾、青岛、黄埔和电雷等四所海军学校。接舰士兵的招收条件要宽得多，主要是面向社会，毋需考试，最终录用了1000人。

赴美前，所有接舰官兵均在重庆下游的唐家沱集训，以“江顺”号和“江新”号两艘轮船充当训练船只。随后成立了“赴美接舰参战学兵总队”，总队长是陆军中将潘佑强，副总队长有两人：一位是侍从室参谋海军中校魏济民，另一位是海军中校许世钧。

1944年12月，“赴美接舰参战学兵总队”的78名军官先期赴美，他们从重庆出发到成都新津机场，然后分批乘美国陆军总部运输机经过云南昆明，飞越驼峰，在印度加尔各答降落，然后转乘火车到孟买，再由孟买乘运输舰“马斯将军”号远涉重洋，经澳大利亚墨尔本，东渡太平洋驶向美国西海岸。

当时作为接舰军官之一，后担任“太康”舰副舰长的黎玉溪回忆了他们在印度洋航行的情景：“我们登上一艘大型美国运输舰，直航澳洲的墨尔本。出港之后就有两艘英国驱逐舰护航，隔日再由两艘美国驱逐舰接替，直到目的地。由于印度洋中日本部署了大量的潜水艇，听说孟买外海就有七艘窥伺，而这段航程中随时可能遭到攻击。因此入夜之后我方各舰灯光严禁外露，且根据统计，潜水艇通常是在黎明前后发动攻击，所以船团和护航舰艇必须在黎明前一小时即行战备待敌，以期万一被击中可以减少人员伤亡。我们每天在黎明前一小时半全舰备战，大家贯注精神等待敌潜艇鱼雷，万一不幸中弹，立即登上救生艇或救生筏逃命，直到天明全舰接触备战，才解散自由行动。”

值得庆幸的是，沿途一路平安。1945年1月28日，78名军官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登岸。1945年1月24日，“赴美接舰参战学兵总队”的1000名学兵从重庆启程，也沿着相同的路线，于4月21日到达美军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

迈阿密训练

78名军官到美国后改乘火车，沿墨西哥边境至得克萨斯州，最终抵达目的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学兵到达后，也来到这个训练中心接受训练。

中国当局在迈阿密设立了“中国海军接舰官兵办事处”，由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处直接领导，主任是宋锷海军上校。后来宋锷调到海军武官处任职，由学兵总队副总队长许世钧接任。实际上，中国接舰官兵受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和中国海军接舰官兵办事处双重领导，美方负责中国官兵的教学训练和后勤供应；中方负责官兵的人事和日常管理。中国海军在美训练期间的一切费用，均在美国战时“租借法案”下规定的项目中由美方提供。中国官兵与美国官兵享受同等待遇。

接舰官兵的训练分基础训练、专科训练和作战训练。基础训练注重军纪的要求以及海军基本知识的介绍；专科训练是按照职位的要求进行训练，除舰长、副舰长外，军官的职位还有航海官、枪炮官、舰务官及战情中心官等。

士兵在展开专科训练之前，也是先分派舰上担任的职务科别，再予以相关的训练，包括枪炮、雷达、声呐等。学习科目时，配合放幻灯、电影和利用各种图表、符号、实物，尽量给学员以形象的直觉。以炮火模拟实验课为例，“学员走进宽大的实验室（暗室），一按电钮，四周顿时呈现一派海洋景色，在大型屏幕上，投射出一群飞机，在空中飞行。学员所处的中心位置，正好是一座模拟的炮位，而且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宛如置身在舰艇炮位上。学员可以操纵炮火任意旋转俯仰，追踪固定或活动的目标，并瞄准射击，其命中情况可以从屏幕上显示出来”。学员黎玉玺的感受是：“这里的教法新颖，电影教学课程里有理论的讲解与实际的事例，并可身历其境置身战场中。”

除了技术上的训练以外，美军对官兵的战斗精神训练也抓得非常紧。在训练中国官兵期间，美方曾放映了许多战争纪录片，增强他们回国后与日军作战的战斗精神。学员阳克铭说：“我们看过一段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大屠杀的新闻纪录片，激起了我们对日本法西斯强盗暴行的仇恨，莫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有一次放映了美国在太平洋进攻日本冲绳岛的实战纪录片，美海军陆战队乘坐登陆艇，在飞机和军舰掩护下，强行登陆后，遭到日军顽强抵抗。日本士兵躲藏在洞穴中负隅顽抗，美军用火焰喷射器向洞中扫荡，浓烟滚滚，日军被烟火呛得难以忍受，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被烧得蜷缩，但仍不放下武器。有的日军用军刀剖腹自杀也不投降，美军也伤亡累累。我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具体形象的认识，联想到以后到太平洋参战，将会遇到多么残酷的战斗。”

“永泰”舰接受美国士官的轮机训练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迈阿密沸腾了，人们热烈庆祝欧洲战场的胜利。尽管如此，中国海军官兵并未因欧战结束而放松训练，他们依然积极准备投入太平洋战场。进入8月以后，亚洲战场战局骤变：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同一天，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消息迅速传到了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中、美、苏三国官兵顿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阳克铭回忆：“我们迅速穿上白色的海军服，奔向楼下大厅。美国、苏联水兵已聚在那里，大家互相握手、拥抱，互祝胜利。”“接着，水兵们走出旅馆，拥向大街。此时，海军码头上庆祝胜利的礼炮响了，军舰上探照灯强烈的白光在夜空中交叉晃动，轰隆的礼炮声、汽车的喇叭声、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气氛里。全城的人都走出来了，人们拥向中心大街，拥向海滨公园，街上华灯齐放，平时显得那么宽阔的大街，现在竟挤得水泄不通。此时，不管男女老少，不论认识或不认识都互相握手拥抱，互祝胜利。军人成了最受宠的人。美国水兵更是放纵任性，看见妇女就上前拥抱接吻，妇女们也热情地回吻。有些热情的姑娘主动与军人拥抱，我们中国水兵也同样受到美国少女们的热吻。”

为配合理论学习，中美双方决定移交八艘军舰，以便在学习中理论结合实践。1945年8月28日，中美海军在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举行了“八舰”移交仪式。美方代表是训练中心司令豪，中方代表是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刘田甫少将，双方在移交文件上签了字，并按计划将接舰官兵分配于各舰的固定位置上。时任“永宁”舰舰长的徐亨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被编为舰员，并指派到特定的军舰上担任固定的职位。在出国前，我已经是预定舰长，此时就分派为永宁舰舰长。”

在赴美受训之前，国民党海军已在受训人员中确定了各舰舰长和副舰长，并确定了各舰舰名（回国后才正式命名）。护航驱逐舰“Wyffels”号命名为“太康”，舰长梁序昭；“Decker”号命名为“太平”，舰长曹仲周；扫雷舰“Lance”号命名为“永胜”，舰长蒋谦；“Logic”号命名为“永顺”，舰长高举；“Lucid”号命名为“永定”，舰长麦士尧；“Magnet”号命名为“永宁”，舰长徐亨；巡逻舰“PCE-867”号命名为“永泰”，舰长王恩华；“PCE-869”号命名为“永兴”，舰长齐鸿章。等到第一阶段训练任务完成后，各舰长和副舰长分别按预定方案配备各舰。

反贪污风潮

国民党军队中历来存在着贪污腐败行为，在这次赴美接舰中，军官的贪污腐败依然难以杜绝。事情要追溯到赴美途中在印度境内的旅途津贴和制装费使用上，特别是旅途津贴。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美国政府按照“租借法案”拨发给中国海军军官和士兵的津贴费大不相同，军官是士兵的7至10倍，本来士兵就很有看法，结果在印度境内的旅途津贴每人每天是2美元，可实际发到士兵手里的还不到1美元。当时士兵们并不知道，但到了美国以后，曾经参与协助后勤采购的士兵将这一情况透露给了其他士兵，迅速引起了反响。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许世钧来到阿尔克扎旅馆，他一走出电梯，即被士兵团团围住。士兵们要求他就印度旅途津贴和制装费问题向大家说清楚。当时，士兵的情绪激奋，将他挟持到12楼的一间空客房内。许世钧辩称，在印度的一切事情均由总队长潘佑强处理，扣发士兵旅途津贴和制装费确有其事，但都上缴国家支援抗战了。许世钧的辩解不能令士兵满意，有些士兵竟准备要动手打人，但遭到带头士兵的制止。

海军办事处得知许世钧遭围困的消息后，立即向美国海军当局打电话紧急求援。美方不敢耽搁，也立即派出宪兵赶到旅馆，并武力保护许世钧从旅馆安全撤离。

中美海军的行为更加激起士兵的愤怒。第二天早晨，一向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阿尔克扎旅馆突然变得冷冷清清，走廊里空无一人。原来，士兵们在遭遇了中美海军当局的不公正对待后，决定罢课绝食，以示抗议。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更大的风波。罢课绝食的第二天，迈阿密市的各大报纸就报道了中国士兵罢课绝食的消息，并透露罢课绝食的原因是中国海军军官的贪污腐败，从而引起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恐慌。他们一面迅速派出官员到迈阿密调查处理，一面向重庆国民政府报告。

蒋介石获悉此事后极为震怒，下令严厉惩办带头罢课绝食之人。海军办事处受命后，立即介入调查。起初是个别谈话，随后就直接抓人，逮捕了50名参与罢课绝食的士兵，关入美国海军监狱。后来经过调查核实，办事处认为陶寿喜、任治佑、张明煌、阮怀德等8人是直接领导者，决定予以严厉制裁，押解回国。这一处理决定尽管不能使士兵心服口服，但事态暂时得到了控制。后来，办事处又将士兵待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反贪污风潮才渐渐得以平息。

万里返国

接舰官兵在完成了陆地上的所有训练科目后，“八舰”编成中国舰队，开始海上训练。此时，许世钧因反贪污风潮奉调回国，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副武官林遵中校出任舰队指挥官。

1946年1月2日，以“太康”舰为旗舰的中国舰队驶离迈阿密，前往古巴关塔那摩，一昼夜后到达目的地。关塔那摩设有美国海军基地，这里经营多年，设施犹如美国本土，十分齐全。接舰官兵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美国舰队进行战术演练。训练刚开始，舰队在港口附近海面作短期航行，在原舰美国海军官兵的指导下，熟悉航海技术。几天后，舰队进入战术课目训练和实弹演习阶段，与美军舰队协同，做各种演练。

在训练的间隙，基地还派出美国技工对“八舰”机器设备进行全面检修，中国官兵参加拆装、清洗、调试等工作，进一步掌握各种机器设备的性能、运转情况以及损耗状况。

经过关塔那摩3个多月的训练，接舰官兵驾驶着“八舰”完成了所有规定的科目，达到了美国海军制定的各项标准，终于可以驶回中国了。

1946年4月8日，“八舰”组成的舰队从关塔那摩港出发，开始了回国之旅。随行的还有一艘美海军借给（后按照第512号法案改为无偿转让）中国的“玛米”（Maumee）号（来华后命名为“峨眉”号）运油舰，负责航行途中为“八舰”补充油水。按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八舰”在回国途中要赴各地访问，并宣慰中国侨胞。舰队的第一站便是古巴哈瓦那。

11日，舰队驶进了哈瓦那港，受到古巴各界的热烈欢迎。古巴总统在哈瓦那中心广场检阅了中国海军官兵，并登上军舰参观。中国海军官兵在哈瓦那大街上举行了游行，当地市民争睹中国海军的英姿，哈瓦那市的报纸则连日在显著位置刊登中国海军访问的消息。在哈瓦那碇泊的3天中，中国军舰向各界开放，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华侨更加踊跃。

4月14日，中国舰队离开哈瓦那，沿途操练，经过5天的航行，到达巴拿马运河东口的科隆港。中国海军在宣慰华侨完毕后离开科隆，穿过巴拿马运河，于21日到达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当地华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巴拿马总统接见并款待了中国海军官兵。25日，舰队启程，沿着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海岸，航向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5月1日到达目的地。5月6日，舰队离开阿卡普尔科，于13日抵达美国圣地亚哥，停留10天后，转往洛杉矶附近的长滩港。在此处，舰队进行了检修和油料、食品的补给，做好了横渡太平洋的准备。

5月31日，舰队驶离长滩，于6月9日到达檀香山，22日移泊珍珠港。24日，舰队离开珍珠港，经中途岛，于7月11日到达日本横须贺。踏上日本的土地，令中国海军官兵无限感慨。阳克铭说：“这次中国舰队是以战胜国的姿态，首次出现在日本东京湾，真是一洗百年国耻，令人扬眉吐气。”

7月19日，舰队抵达上海吴淞口，原定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突然接到南京海军司令部的来电，命令“玛米”号驶往青岛，“八舰”直驶南京。21日，“八舰”抵达南京，海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八舰”成军，纳编海防舰队。22日，陈诚兼海军总司令在海军总司令部对“八舰”官兵训话，次日举行检阅式，接舰任务圆满完成。

赴美接收“八舰”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八舰”官兵均居功自傲。但令人费解的是，“八舰”回到中国后，海军当局不仅没有给予接舰官兵鼓励和奖赏，反而表现出冷淡、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八舰”抵达南京下关时，按习惯和礼仪，应该有军政长官和亲朋好友前往码头欢迎，为此“太康”舰舰长梁序昭命令全体官兵换上洁白的军装，列队站在甲板上，等待迎接。可是，当“八舰”抛锚时，码头上冷冷清清，不见欢迎的人群。1946年9月，蒋介石任命陆军中将桂永清出任海军副总司令，10月，升任代总司令，从此海军大权由蒋介石嫡系掌握。桂永清上任后，立即对“八舰”舰长进行全体调整。

据当事人后来回忆与分析，引发国民党海军对接舰官兵不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八舰”回国后，兼任海军总司令的陈诚发现舰上士兵手里有多份在美受训的机密文件，非常震怒。他认定是各舰舰长失职，士兵纪律松弛造成的，故而对舰长全部撤换，对士兵进行严厉训诫。“永宁”舰舰长徐亨说：“舰上的所有文件虽然被视为机密，但是舰上的官兵都可以拿到，这点在美国而言并不稀奇，以此为理由撤换舰长，做法实在太幼稚。”

二是外界有传言说“八舰”回国时走私香烟，导致了南京下关的香烟价格下跌，引起不良反应。尽管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走私嫌疑还是存在的。徐亨解释说：“香烟跌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有每周发一条烟给军人的规定，有些人不抽烟，回来时送给了朋友，朋友自然不需要去买烟。当时共一千多人回来，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烟价自然下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是接舰期间，因许世钧扣发旅途津贴和制装费引发士兵罢课绝食风潮，致使八名士兵被遣送回国，投入监狱。当“八舰”回国时，海军当局对大多数官兵不信任，恰在此时，蒋介石又命令陆军出身的将领桂永清出任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才导致了对接舰官兵的冷落，并对“八舰”舰长大换血。无论如何，国民党海军对接舰行动的处理，既反映了国民党海军的腐败，又反映了国民党海军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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