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雅集

中国文人素来有雅集的传统，文研院也自成立之初便推出“静园雅集”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畅叙诗词书画、图像与音乐、戏剧与电影等等，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与认识，也为文研院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意趣。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里，宅居在家，“雅兴”依然。虽暂时无法相聚于静园，文研院特开设“线上雅集”栏目，借助文化与艺术的渗透力量，带领大家一起“云游”于古今中西，追寻故事背后的故事，品味学术以外的学术，收获欣然自足的乐趣。

今天，我们推送《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系列的第二期《驯养与信仰·上篇》，撰稿人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贾妍老师。疫情期间，贾妍老师撰写了多篇精彩纷呈的文章，从多重侧面，立体展现“猫”这一古埃及艺术中深受喜爱的“萌宠”，将人与猫之间自古以来密切互动的故事娓娓道来。让我们继续跟随贾妍老师，共同去完成“云养”一只埃及猫的理想。

贾妍老师曾担任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并受邀主讲“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同时也是“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活动主讲人之一。感谢贾妍老师授权发布。

驯养与信仰·上篇

从“在林间”到“在人间”

前面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盖尔·安德森猫”为入手点，探讨了一个在埃及延续了三千年的猫造型范式。从这件经典作品中不难看出，埃及人怎样毫不掩饰的向猫奉献虔诚之心，将宠爱上升到精神和艺术的层面，并将之与信仰相连。

由此便引出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古埃及人为何如此爱猫？或许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这只是带孩子逛宠物店之前一个例行公事的提问，可是对于生活在五千年前的埃及人来讲，这却构成了一个必须直面自然与内心的严肃而实际的选择，一个需要在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两个层面付诸实践的承诺——一方面，要将四野逡巡的野猫召到家宅之内，调教为可以“缱绻依人”的“狸奴”，来做它们的主人；另一方面，则要在世间千万只或在野、或在堂的猫咪之上抽象出一个精神领袖，将其捧上神坛，并以之为“主人”——前者我们谓之为“驯养”，后者奉之为“信仰”，然而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因果关系，恐怕并不容易说清楚。

我们先来说“驯养”的问题。

古埃及人是最早尝试驯养猫的民族之一，这个并无太多疑问。[1]现有的证据表明，大约在公元前3700年上下，古埃及人已经开始驯养小型猫科动物，特别是体型轻盈，性情也较为平和的“非洲野猫”（图3右）。[2]不过究竟这一驯化的过程是在何时完成的，很难准确考证。一些考古及古生物学家将后期埃及（公元前664-前332年）的猫木乃伊进行群体基因检测后发现，这个时期的埃及猫已经具有了现代中东地区“家猫”的典型特征，而其基因的线性起源可以追溯到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3]当然，基因上的可能性还须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就现有的发现来看，公元前2500年以前的埃及遗存中极少能找到猫的影子，应该表明彼时的埃及猫还没有达到可以与人和谐共居的程度，它们在埃及人世俗和信仰生活中的作用也远没有之后的三千年那么突出。

图1：浮雕“三猫图”，发现于利什特（Lisht）的中王国法老阿梅内姆哈特一世（AmenemhatI）金字塔群，可能原属于萨卡拉帕皮二世（PepyII，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在位）祭庙，古王国第六王朝，石灰岩，高34.6厘米，宽38.1厘米，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号15.3.1708。

图2：浮雕“三猫图”细部

新王国开始（公元前1550年）以前，关于埃及猫的文献材料少之又少，所以要考证这一物种的驯化过程，主要还是要依赖考古及图像证据。猫最早出现在埃及艺术中，应该在古王国中后期。从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前2345年）起，视觉材料中可见零星猫的形象。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可能原属于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的浮雕残片（图1、2），是猫在埃及的文物遗存中留下的最早的印迹之一。在浮雕残片上部，三只大体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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