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

作者李并成，1953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967号，邮编730070。

塔里木盆地克里雅河下游，散落着以喀拉墩遗址群、玛坚勒克遗址、圆沙古城遗址群、圆沙北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群为中心的5块废弃的沙漠化的古绿洲。文章对这些古绿洲的概况、古绿洲上留存的遗址遗物、古绿洲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于古绿洲废弃沙漠化的原因——沿河植被的砍伐破坏、河道的变迁以及战争的破坏等，做了相应的考察和揭示。

（克里雅河）

古绿洲概况

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脉中部的乌斯腾塔格山西侧，流经新疆于田县境，最后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其下游部分古河道伸入策勒县境内，古河道尾闾还可一直向北延伸到塔里木河河谷。该河总趋向为南北流向，今河流全长689千米，流域总面积约39500平方千米，年径流量7.272亿立方米。

《新唐书》称克里雅河为建德力河，《大唐西域记》称其为媲摩川（详后），清代始称克里雅河，为于田绿洲的主要滋育水源之一。对于该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曾有瑞典斯文赫定，英国斯坦因，我国学者黄文弼、王炳华、李吟屏以及新疆的一批考古工作者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315所联合组成的克里雅河考古队，对该河流域的人类活动遗址做了较全面的考察，摸清了其基本面貌。

克里雅河下游一带分布着成片废弃的沙漠化的古代绿洲，古绿洲呈多点分散式沿河分布，它们分别以喀拉墩遗址群、玛坚勒克遗址、圆沙古城遗址群、圆沙北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群为中心，形成5块小绿洲，散落在已干涸的河道近旁。每块小绿洲互不相连，中间被沙丘隔断。这些小绿洲依其位置又可分作两组，以圆沙古城遗址群、圆沙北古城、喀拉墩遗址群、玛坚勒克遗址为中心的4块小绿洲列为一组，沿河流故道南北延伸约55千米，东西宽4—15千米，总面积约500平方千米，它们彼此相距不远，原本应是连为一体的，后被流沙分隔。以丹丹乌里克遗址群为中心的小绿洲单列一组，分布于克里雅河下游西支古河道西侧，南北延伸约2.4千米，东西宽1.5千米，面积约4平方千米。

以上这些小绿洲的地表景观大体类似，均呈现为连片的风蚀弃耕地与侵入其间的裸露新月形沙梁、片状流沙地和吹扬灌丛沙堆相间分布。沙梁高约2.5—5米，沙堆高2—6.5米，甚或有高达10米者，柽柳、白刺覆盖度20％—40％。风蚀弃耕地呈现为光板硬地面，风蚀垄槽比高0.8—1.2米。古耕地遗迹呈较齐整的块状、条状排布，土层残厚0.6—1.2米。许多地段阡陌、渠道遗迹仍清晰可辨，克里雅河下游数条干涸的古河道贯穿其间，于卫星影像和航空照片上亦可显见。这一带还随处散见遗落的灰陶片、红陶片、粗缸瓷片、碎砖块、碎木块、动物骨骸、石磨残块等物，甚至有些地段俯拾即是。

古绿洲上留存的古代遗址

（一）喀拉墩遗址群

喀拉墩遗址群位于于田县城以北190千米。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行考察了加拉·东（Karadung）古城，即喀拉墩古城。其后斯坦因、我国考古工作者、中法合作考古队先后对该城及周围的遗迹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整个遗址呈不规则条带状，呈NE-SW方向分布在克里雅河岸阶地上，长6—7千米，最宽处4千米，面积约26平方千米。遗址群内发现各类遗存60多处，主要有以喀拉墩古城堡为代表的中心建筑、民居、寺庙、灌溉渠道等。由于这些遗址经学者们多次考察，基本面貌业已查清，因而本文不拟对其详细阐述，主要结合古绿洲环境状况予以扼要分析。

遗址中部存一座夯土夹木结构城堡式建筑，即喀拉墩古城，位置38°32′33″N，81°50′02″E，南距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政府23千米。古城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75米，面积5625平方米。墙垣最高处8米，顶宽8米许，用泥土、树枝混筑而成。东墙偏北处开一城门，门道长20余米。城内及四周大部分地面已为沙丘覆盖，许多木结构残件露出沙面或横倒在沙地上，多处可见被火烧过的痕迹，灰烬、木炭和红烧土混杂。城堡西南约1千米，有一组走廊式左右基本对称的建筑遗址，从残存壁画看应为佛寺遗迹。城堡东南约1.5千米有一处作坊遗址。经14C测定，喀拉墩城堡木板年代距今2684±108年，房屋内芦苇距今2133±94年，木炭距今2135±75年。由此说明该城堡在公元前2世纪时即已存在，相当于西汉时期。

地表散落许多夹砂陶片、木器残件、玻璃器残块，以及较完整的石磨盘、木门框架、残铁器、小件饰品等，斯坦因1901年在城堡内还发掘出大米、小麦、燕麦、青稞等籽粒，以及五铢钱等物，发现了种植的已枯死的白杨和果树林。1929年黄文弼考察时，认定古城为守望之所，并拣到五铢钱和无字小铜钱，说明迟至四五世纪此处尚有人居住，“显为当时政治及军事重要区域”。20世纪90年代中法合作考古队曾在这里清理出壁画、钱币、陶器、木器等物。喀拉墩古城规模较小，周长仅300米许，与汉唐时期河西地区戍所、守捉的规模大体类似，应为当时扜弥城之南的守望之所。

民居遗址主要存两处，分别位于城堡南侧（N42）和东北（N60），均被流沙掩埋，仅露出一些圆木立柱。建筑形制为塔里木盆地南缘广为流行的“木骨泥墙”式，与邻近的尼雅及楼兰遗址所见类似。从建筑构件和房屋特征可以看到中原风格的影响。斯文赫定当年所见，埋在沙里的房屋“最大的长达八十五公尺，宽七十六公尺”。房屋中还存有喀拉墩人当年使用过的炉灶、烟道、土炕、陶器、木器等生活用具及谷物、葡萄籽等，另有用以饲养牲畜的配房。

佛寺遗址残存两座，一座在古城堡东南（N61），另一座在古城堡南侧（N62）。两座佛寺所处地带均已沙漠化，地面暴露横七竖八的木质建筑构件等物。两座佛寺平面均呈“回”字形。N61佛寺中心的正方形建筑，应为中心塔，其外侧有两道回廊，中心塔外壁及回廊墙壁皆绘有壁画，有些壁画仍很清晰。

灌溉渠道主要分布在城堡南北两侧。1901年斯坦因“在沙堆中找到了两条灌溉水渠的痕迹，而且每条水渠在不同的点均有发现，是由南向北流淌的，它的底部宽约1.5英尺”。1991年王炳华一行“在喀拉墩遗址以南1公里多的沙地上，亦发现了断续相续的古代灌溉渠，由南向北，延续差不多有1公里。渠宽约50厘米，淤泥厚积，深不过15厘米上下。当年引水时，将清淤的沙土堆在渠堤上，所以渠堤也是显出灰白色的细泥沙。一些地段这类引水渠数条并列”。渠道的布局顺自然地势大致呈南北向延伸，它们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即并行的若干主渠道与分流的密集的支渠相连，这应是灌溉农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突出标志。

遗址中还大量散布着各种动物的碎骨，包括有羊、马、牛、骆驼、野猪、黄羊和一些飞禽，证明当时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曾有相当规模的养畜业，同时还进行狩猎活动。

（二）玛坚勒克遗址

玛坚勒克遗址，位于克里雅河下游西侧一条古河床西岸河湾，38°29′52″N，81°51′20″E，西南距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政府约16千米，西北距喀拉墩遗址6千米许。这是一片沙垄间的洼地，面积约3500多平方米，其间未发现建筑遗迹，地面暴露大量古代遗物，有陶罐、瓮、碗、缸、钵、锅、木器残件、铁片、铜器残片、炼渣、料珠、箭镞、小刀、匕首、烧过的和未烧过的牛羊骨头，还有钱币、石磨、陶纺轮等。这应是一处与喀拉墩遗址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地点。

（三）圆沙古城遗址群

据克里雅河流域卫星照片，今克里雅河床以西有两条较大的古河道，在其尾闾有一处较大的三角洲，圆沙古城遗址群分布于这里。以前中外考古学家均未曾涉足此地。中法考古队1996年首次对圆沙古城进行了详细勘察，同时选择一个城门和三处城内建筑遗迹进行了清理发掘。

圆沙古城位于策勒县达玛沟乡喀克夏勒克村东北约213千米、喀拉墩遗址群西北41千米处的克里雅河一条老河床的东岸，因维吾尔语称这一地区为“尤木拉克库木”，意为“圆沙”，故将这座新发现的城址命名为圆沙古城，地理位置38°52′2″N，81°34′9″E。依直线距离计，古城南距于田县城230千米，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古城所在地沙丘几乎覆盖了整个地表，少量干枯的胡杨、柽柳等分布其间，城西是宽大的克里雅河古河床。该城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墙体大多不直，周长995米，南北最长处330米，东西最宽处270米。因风沙侵蚀、水冲等原因，部分墙垣无存，现存残墙473米，顶部残宽3—4米，残高大多3—4米，最高处可达11米。城垣结构以两排竖植的胡杨棍夹以纵向层层铺设的柽柳枝为墙体骨架，墙外用泥土块垒砌或胡杨枝、芦苇夹淤泥堆积成护坡，亦为新疆地区常见的早期城址的“木骨泥墙”式构筑方式。南墙中部和东墙北段各设一座城门，城门两侧均有两排木柱构成的门道通向城内。

城内地面遍及沙丘，暴露6处建筑遗迹，残存木柱排列有序，高不足50厘米。表层堆积大量畜粪，散落西汉或更早时期的夹砂红陶罐、夹砂灰陶罐、木器残件、石器、铜铁小饰件及料珠等，还有为数不少的动物骨骸，以羊、牛、骆驼的骨骸为多，其次为马、驴、狗骨，以及猪、鹿、兔、鼠、鱼、鸟骨等，说明畜牧、渔猎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西墙中的木炭标本14C测定，古城年代距今2135±50年。据此分析古城的时代上限应不晚于西汉。结合文献记载，西汉时期这里应是扜弥国之扜弥城（详后）。其荒弃沙漠化应在东汉时期。

圆沙古城周围的古墓群有6处，可分别编号为A、B、C、D、G、H墓地，中法考古队共清理了其中20座墓葬。其中A、B墓地位于古城西北700米处，C墓地位于古城东北1千米处，D墓地在古城西南400米处，G、H墓地距圆沙古城较远，分别位于古城西北5.4千米和古城以北12千米。这批墓葬除个别保存完好外，绝大多数都因风蚀后久经曝晒，葬具、尸骨和随葬品均已移位或风化朽坏。墓葬形制有胡杨棺木葬、竖穴土坑树棺葬、竖穴土坑墓、木椁墓。一些死者深目高鼻、棕色长发，多辫，内着粗、细毛布衣，外着皮衣，显示了当时民族构成的特点。随葬品主要有陶罐、陶壶、陶钵、木纺轮、石纺轮、木碗、小件铜铁饰件、料珠等。

圆沙古城内窖穴中出土麦、粟等谷物，城内外散布数量较多的规格不同的马鞍形石磨盘，表明其地农业经济的存在。古城周围分布较多的灌溉渠道，主要集中在城西，这与古城坐落在克里雅河老河床东岸是相适应的。渠道亦呈南北向，有的还有叠压痕迹，它们交织成网，排布有序。由于古城及周围古墓的时代上限可能早于西汉，而不见东汉以后遗物，因而这些渠道为新疆发现较早的灌溉农业遗存之一，表明远在两千多年前克里雅河下游就已从事着农牧业并举的经济活动。

中法考古队还深入圆沙古城西北、东北方向进行调查，直线距离到达古城以北14千米，G、H墓地都是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分析，其时代上限均应早于西汉。调查沿途均发现文化遗存，主要是陶片和马鞍形石磨盘等，其中一个明显规律是在西北方向陶片以夹砂红陶为主，纹饰主要是印刻纹，并见半月形石镰等具有早期文化特征的文物，灰褐陶少见；而愈向东北，夹砂红陶数量减少，灰褐陶比重增大（圆沙古城及其周围墓葬即以灰褐陶为主），这与人类活动是随着克里雅河的摆动由西向东迁移是一致的。调查所获进一步证实了克里雅河西北尾闾三角洲是人类早期活动之地。王炳华认为，三角洲地带曾是西汉扜弥国人的活动中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城市；到南北朝阶段，即四五世纪，他们的活动中心迁徙到了克里雅河新道的中段，选择河道一个河湾处，修建了新的喀拉墩古城堡。

（圆沙古城）

（四）圆沙北古城

圆沙北古城位于策勒县达玛沟乡喀克夏勒克村东北约226千米、圆沙古城北约13千米处，为2005年考古调查时的新发现。城址位于一条古河道南岸阶地上，墙垣十分残破，大段缺失，与周围的沙堆、残丘地表混为一体，不易辨认。城址范围南北约100米，东西30米许，残高大多不足1米，最高者可达2米以上。墙体大多用土坯和垛泥构成，其中一段残余7层土坯。东面还有一截红柳夹垛泥垒砌的墙体。

城内及四周地表散落大量陶器碎片等物，满地铺撒。陶片上见双线弦纹、圆圈纹、三角形刻画划纹等，可辨识的器物有大型炊具类陶器等，还有铜铁器残片、石磨盘、石锥、砺石、琉璃珠、玉石残件等，以及羊、马、骆驼等动物骨骼。地面尚存成片红烧土、灰烬，以及焚烧过的窖藏粮食的粮窖，直径在30—60厘米之间。据古城形制、位置及遗物判断，其年代约与圆沙古城相当。该城规模较小，应为2000多年前接近克里雅河尾闾的一处较小的人类活动聚落，亦或类似喀拉墩古城那样，为扜弥国北部的一处守望之所。

（五）丹丹乌里克遗址群

丹丹乌里克遗址群，位于克里雅河故道西岸，南距于田县城130千米，位置37°46′8″N，81°04′6″E。遗址南北沿河流故道延伸约2.4千米，东西宽1.5千米，面积约3.8平方千米。1896年斯文赫定在这里掘出纸质文书、石膏塑像、木雕等物，同时还测定了这一带沙丘流动的速度，并据此数据以及当时的风向计算出，沙漠古城所在地扩展到现在的南缘，曾用了两千年的时间。此后斯坦因于1900年进入该遗址，发掘了大量建筑遗迹，获文物150件，其中有汉文文书17件，以及波罗迷文、于阗文、吐蕃文、梵文文书，还有古钱币、木板画、石膏贴壁佛像等。

所出汉文文书内容涉及兵器修整、借贷契约、百姓诉状等，纪年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至贞元七年（791）。由文书知该地为唐代一个名叫“杰谢镇”的地方（该镇名称依张广达、荣新江的考释而定），知镇将军名杨晋卿，学者认为该镇应为当时安西四镇于阗镇下辖的一镇。当地所出M9《唐大历三年（768年）三月廿三日典成铣牒》为“杰谢百姓状诉杂差科等”事由并使判。M9（b）为杰谢镇《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知镇官杨晋卿帖》。M9（c）《建中七年（786年）七月二十日苏门悌举钱契》提到，“建中七年十月五日杰谢萨波斯略”。D.V.6《大历十六年（781年）二月杰谢百姓思略牒》，记杰谢百姓请求官府代为追索驴帐事。M9文书还提到“镇守军”，杰谢镇无疑亦为驻军之所。张广达、荣新江即认为此件文书应是根据驻扎在于阗的四镇节度副使判案的文牒，签署下发给杰谢百姓并告镇守军的牒文，牒文还表明当地存在着一种胡汉结合的军政体制。由文书记载知，直到8世纪末这里并未废弃，依然人烟稠密、香火旺盛。所出木板画中著名的有“鼠神传说”、“东国公主引入桑蚕”、“龙女求婚”、“四臂天王”、“伊朗史诗的罗斯坦”等。

遗址群所在原为一片绿洲，有古河床由东南向西北延伸。斯坦因在这里看到：“古代灌溉渠道的遗迹延伸在不高的土堤之间，很容易被认出来。其修建方式仍然明显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块土地上，但是由于沙包和其他的侵蚀，已不可能追踪它们至远处。”遗址群中部为南北走向的洼地，建筑群落如星辰般散布在洼地两侧高地上。绝大多数建筑被沙土掩埋，只露出上部的断柱、残墙，少数建筑仅剩地基与残柱。主要废墟有佛寺、民居、城堡等，尤以遗址南部集中连片。斯坦因写道：“在分散的废墟之间的许多地方，地面上铺着一厚层粗陶碎片、生锈的小金属片和其他类似的碎片。”由此可见这片绿洲上人类活动的兴盛状况。

民居残址达上百排之多，有的附有畜圈、果园等。房址地面可见“开元通宝”钱、“乾元重宝”钱、龟兹小钱、丝织品、铜铁器残件、木碗、料珠、手推磨盘等。遗址中有枯死的桑树、杨树和多种果树，南部有渠道、农田遗迹。佛寺废址大多半掩半露在沙丘中，遍地可见被打碎的或大致完好的佛像，在一些残壁上还保留着精美的壁画。当年这里佛寺林立、香火旺盛的景象可以想见。斯坦因掘得的几件汉文文书中就提到这里的护国寺。

丹丹乌里克遗址以南约10千米，发现一大片枯死的胡杨林带，顺干河床延伸10千米多，东西宽约1000米。地面暴露众多倒伏的胡杨树干、裂开的胡杨树根等。枯死的胡杨有大的，也有幼小的，推断可能是同一时间河水突然断绝后枯死的。很可能是由于河道迁移，原地表径流断绝，而地下水位又下降到不足以供胡杨汲水（8米以下），而发生的生态灾难。同时也发现人工砍伐胡杨的痕迹。这里已处于达玛沟水系以北，达玛沟由于河流短小，流量有限，水流无法到达这里，这片枯死胡杨林带因其东距克里雅河较近，原来可能靠克里雅河地下水滋育，更有可能靠克里雅河向西分出的一条支流供水。

克里雅河下游绿洲历史考索

据文献记载，克里雅河流域当属古扜弥国之域。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归途经过昆仑山北麓，向汉武帝报告时第一次提到“大宛……东则扜罙（罙同弥）、于阗”。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前往西域时，曾遣副使携带大量丝绸杂缯等礼物到扜弥、于阗等地活动。随后扜弥也派人随汉使前往长安。汉代扜弥始终和中央朝廷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

武帝太初四年（前101），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凯旋，途经扜弥。扜弥太子赖丹当时质于龟兹。依靠匈奴支持的龟兹王受到李广利的强烈谴责，放归赖丹，使其得以随李广利去长安学习。昭帝时任命赖丹为校尉，代表中央朝廷管理轮台、渠犁屯田事宣。赖丹率领士卒屯田积谷，为西汉开发西域、维护东西交通做出了贡献。赖丹时期也是扜弥国在西域最兴盛的时期。《汉书·西域传》记载：

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

学界一般认为，西汉龟兹即今库车一带，姑墨即今阿克苏一带，渠勒约在今克里雅河上游一带，于阗国即今和田市一带。龟兹西南、姑墨东南、渠勒以北，且于阗东390汉里（约合今165千米）的扜弥国正是今克里雅河下游一带，其王所治的扜弥城应即圆沙古城。《汉书·西域传》“精绝国”条记，精绝“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精绝国，学界一般认为即在今民丰县北尼雅遗址。由精绝所在的尼雅遗址向西（略偏北）460汉里（约合今193千米）的扜弥国扜弥城也正是圆沙古城。前已论及，圆沙古城的年代上限不晚于西汉时期，且该城为克里雅河下游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城址周长近千米，远较喀拉墩城、圆沙北古城等城址为大。圆沙古城的规模与汉代河西四郡所辖一般县城的规模相当。因而该城无疑为汉代克里雅河流域最高等第机构的驻所——扜弥国之扜弥城。

由上引《汉书·西域传》等史料知，西汉时期扜弥人口、兵力在地广人稀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可谓首屈一指，是为数不多的人口过万之国。而此时其西邻于阗有“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略逊于扜弥势力。但扜弥与于阗相比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水资源远不及于阗丰富，如按现在流量计算仅为后者的1/4左右。在塔里木南缘这样极端干旱地区发展农业唯灌溉是赖，水资源是这些绿洲城国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正是凭借这一优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于阗王广德在击败称霸西域的莎车王贤之后，势力逐渐壮大，“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扜弥则在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日益削弱。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于阗有户32000，有口83000，胜兵30000余人；而扜弥的户数则下降到2173，人口仅有7251，胜兵1760，其人口、兵力已不及于阗十分之一，所以公元73年班超经营西域时，扜弥虽曾派兵参与，但由于国力有限已不居重要地位。故而东汉时期发生了多次于阗王率兵攻破扜弥国，并立新王的事件。灵帝熹平四年（175），“于阗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虽然后来扜弥在东汉朝廷帮助下“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但经过几次战争后国力大减，已无法与于阗抗衡，加上此时东汉朝廷本身政治腐朽，已无力有效经营西域，故扜弥也就渐呈不支之势。三国魏晋之际这个曾为西域36国中首屈一指的大国终被于阗吞并。

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扜弥作为于阗国的附属，与中央王朝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新唐书·西域传·于阗》记载，于阗地域“并有汉戎卢、杅弥、渠勒、皮山五国故地”。杅弥即扜弥。据《旧唐书·西域传·龟兹》、《新唐书·西域传·龟兹》、《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等文献，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在龟兹（今库车）设安西都护府并置龟兹、疏勒、碎叶、于阗四镇，于阗镇即置于今和田市。高宗上元二年（675）又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分其境为十州。《旧唐书·地理志》：“毗沙都督府，本于阗国，在葱岭北二百里。胜兵数千，俗多机巧，其王伏阇信。开元二十二年入朝，上元二年正月置毗沙都督府。初管蕃州五，上元元年分为十。在安西都护府西南二千里。”《新唐书·地理志》亦记：“毗沙都督府，本于阗国，贞观二十二年内附，初置州五，高宗上元二年置府，析州为十。”《新唐书·西域传·于阗》亦记：“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领七十人来朝，击吐蕃有功，帝以其地为毗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阇雄都督。”毗沙都督府十州中扜弥故地应为其重要的一州。

《新唐书·地理志》录《贾耽四道记》中“安西入西域道”记：“有宁弥故城，一曰达德力城，曰汗弥国，曰拘弥城，于阗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又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又记：“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五百里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建德力河显然指今克里雅河，坎城镇、坎城守捉即应在该河流域。于阗东300里的坎城，其位置应在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南部，也即应是当年玄奘取经东归时所经的媲摩。斯坦因认为，玄奘的媲摩、马可·波罗的培因，即是丹丹乌里克南部的乌宗塔提遗址。乌宗塔提，又作乌曾塔提（Uzuntat）。《马可·波罗游记》第37章记，培因省（Pein）位于和田省的“东部和东北部之间，它属于大汗的版图”。

迨及五代，坎城仍未废弃。据《高居诲使于阗记》，后晋天福三年（938），张匡邺、高居诲来于阗，他们一路向西，出敦煌进入西域后，沿昆仑山脉北麓西行，渡过陷河（今车尔臣河）后，“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安军州，不见于其他史书记载，恐为毗沙都督府于阗十州之一，其位置应在今策勒县境内。所记坎州位处于阗以东两天多行程的地方，即应在克里雅河流域的扜弥故地，“绀”、“坎”同音，可能唐时这一地区即称为绀州或坎州，也即坎城镇、坎城守捉的所在。学界一般认同，坎城亦即《大唐西域记》卷12等史籍中所记当年玄奘取经归来时途经的媲摩城。

随着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掘走的于阗文书和吐蕃文书重见于世，大大添补了正史资料的不足，我们对这一地区历史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绀州地处交通要道，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在绀州六城的重要城镇里，都设有知镇官，主管军务并民事，如杰谢镇当时知镇官将军名杨晋卿。六城的官职设置明显模仿内地行政机构，如刺史、长史、判官、典史等，职权范围也大体相似。

绀州各地蚕桑比较发达，百姓需缴纳丝绸以为贡赋。据H.W.Bailey《于阗语文书集》中一些文书记载，六城各地都要向于阗王庭贡赋丝绸，有时数量相当大，如南牟没纳某年二十六日一天就纳十二丈八尺。这不仅说明其课税繁重，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丝织手工业的发展达到一定规模。而丝绸等手工业产品的大量交换，必然导致贸易兴盛，加之这里地处丝绸之路南道要地，促进了商业繁荣、市场活跃。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大为削弱，虽然贞元四年（788）佛僧悟空东归经过于阗时当地还有唐朝驻军，镇守使名郑据，但自吐蕃势力占据河西、陇右大片土地后，这些西域驻军和中央政府的联系都被切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杰谢知镇官将军杨晋卿给当地行政官员的一份函件就具体反映了这支军队当时的困境。贞元六年（790），不断扩展的吐蕃势力终于占据了包括绀州在内的昆仑山北麓于阗诸地。处于绿洲边缘的杰谢，经战乱破坏终被废弃，沦入荒漠。

四克里雅河下游绿洲的演变与沙漠化

克里雅河下游人类居住聚落的废弃、绿洲的沙漠化及其原因，一直为学界所关注。1901年斯坦因考察喀拉墩遗址时就注意到：“在沙漠深处一定存在过一个小型农耕居住区遗址……但不知什么原因促使人们放弃了该居住区。”笔者以下拟从在人类活动干预和影响下流域植被的破坏与变迁、河道的变迁以及战乱的破坏等方面探讨克里雅河下游绿洲的演变与沙漠化过程。

（一）克里雅河下游绿洲植被的破坏与变迁

1895年12月，斯文赫定在克里雅河下游探险时记载：“愈往下走，在河流的宽度愈是增加的地方，加以它那古木参天的两岸，时常使人得到一种庄严的印象。”“树林还是那样茂盛，芦苇田稠密得使我们不得不绕路走，或者用斧头劈开一条路，间或碰见野猪的行径，却构成穿行杂乱的苇丛中一条真正的隧道。”从他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克里雅河下游荒漠河岸植被发育状况良好，两岸古木参天，高大茂密的芦苇丛难以穿行，时有野猪等动物出没。1901年1月，斯坦因等在克里雅河沿岸所见：“我们越往南走，植被带越宽广，可是树木的密度却逐渐稀少，大部分地面上只长着红柳丛和芦苇，只有这些植物能生长在得不到丰富水分的松散沙土中。”20世纪40年代黄文弼考察记载，该河下游上段依然是“胡桐密织如林”，下游下段自通古孜巴斯特往北，则只是“红柳丛生，沿岸胡桐排列成行”，下游上、下段植被景观已有明显不同。实地所见喀拉墩、圆沙、丹丹乌里克等遗址的城垣、民居等皆使用胡杨木等作为材料，可见当时胡杨等林木繁茂和人们对林木消耗程度之大。王炳华实地所见：“在喀拉墩遗址区内，基本不见成材的林木；而在遗址东、西，差不多10千米外，都发现过森森的胡杨林。遗址区内人类的过分砍伐，植被破坏，难以阻止流沙的侵入，在当年肯定构成了对人类生存活动的严重威胁。”

由大量出土遗物可以推知，当年克里雅河下游绿洲居民的建筑材料、日常燃料、饲料、农具、家具等的制作用料，以及部分食料，均严重依赖河流两岸生长的胡杨、白杨、柽柳、骆驼刺、桑树、各种果树等乔、灌林木。在沙漠地区砍伐林木对绿洲的威胁是十分严重的，正是由于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居民过分砍伐胡杨等树木，这里的林草植被经年累月地遭到破坏，招致流沙活动活跃，这无疑成为导致绿洲沙漠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克里雅河下游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斯文赫定当年考察时描述，这里是“野骆驼的天堂”，一次“在我们的航线左边看见六只一群的野骆驼”；“以后几天我们看见许多成群的和单个的野骆驼，最后因为见得太多了的缘故，我们简直不大注意它们了”。而且这里还有老虎的踪迹。斯文赫定访得：“这带地方三年来就没看见过老虎了，最后来的一个吃了他一只牛，就向北走脱，但不久还要回头，最后是向东到沙漠里去了。”2001年中法合作考古队对该河下游地区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考察中，马鸣等对考察区域内的动物标本做了分类研究，证明距今两千多年前，这里河网密布，植被茂盛，有许多动物出没，如塔里木兔、野猪、马鹿、印度地鼠、柽柳沙鼠、鹌鹑、鸢、斑鸠等。印度地鼠和柽柳沙鼠遗骸的发现，更证明当时环境比较湿润，植被茂密。目前新疆南部柽柳沙鼠已经绝迹。

（二）克里雅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众所周知，干旱地区绿洲的发育和演变与水源密切相关。由《汉书·西域传》等史料知，早在西汉时期位于今塔里木盆地南缘克里雅河流域的扜弥国与盆地北缘今库车绿洲上的龟兹就有过密切往来，其交往的通道就是克里雅河绿色走廊，推知当时该河下游不仅水流丰盈，植被良好，而且河道较今大大向北延伸。斯文赫定考察队一行，1895年12月至翌年2月，利用41天时间沿克里雅河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他的记述表明当时克里雅河末端已经没有湖泊，河水可以流到喀拉墩以北100千米以外，按地下水和胡杨指示的古河道可以延伸到北纬40度以北。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历史时期克里雅河曾到达塔里木河是可能的。周兴佳1990年通过对克里雅河下游的考察得出结论：“克里雅河最长的一条老河道曾由南往北贯通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注入老塔里木河地段。干河床不是79公里，而是200公里。因而历史上的克里雅河全长应为860公里。”可见，昔日的克里雅河实为沟通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一条河流，沿该河河谷地带是连接丝绸之路沿天山南麓穿行的西域中道，与沿昆仑山北麓穿行的西域南道两条丝路干线的连接线和重要通道，由此所产生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探究的重要问题。

据卫星影像和实地所见，圆沙古城、圆沙北古城、喀拉墩古城、玛坚勒克等遗址，均位于克里雅河古道西侧，它们都曾得益于克里雅河的养育。在这些古绿洲上干涸的古渠道分布成网，遗迹显然，它们曾给古绿洲带来了繁荣，造就了扜弥国昔日的辉煌。

通过对克里雅河下游众多古遗址分布格局的研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这些古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古河道西侧，丹丹乌里克遗址甚至远离今天的克里雅河干流以西约14千米之遥，为重重流动沙丘包围，这是为什么？显然当初人们选择居住地时绝不可能远离河流，决不会在干涸无水的重重沙丘中去营建家园。那么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当年的克里雅河应流入这些古绿洲，而今天该河已经向东迁移了，离开了昔日的古道。

笔者从当地访问得知，“克里雅”一名系维吾尔语，为“漂移不定”的意思，可见人们对该河河道的变迁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1991年王炳华先生与法国同行考察时：“通过卫星图片，可以清楚看到，克里雅河曾经三次改道。每次改道都在沙漠深处留下了明显痕迹……既往考古调查中已经了解的玛坚勒克遗址、喀拉墩古城堡，经过分析、定位，实际都坐落在西边的古河床旁。……通过卫星图片分析，在喀拉墩更西北，还存在一条更为古老的克里雅河床。古河道三角洲，应是早期克里雅河居民生存活动的舞台。由于西近帕米尔高原，西高东低地势，克里雅河几次改道都是由西向东摆移。逻辑推论，在喀拉墩遗址更西北的三角洲，年代自然应该是更为古老。喀拉墩是公元4世纪左右的遗存，更早的汉代扜弥国文明遗迹，必须到更为古老的三角洲上去寻觅。”该河河道在并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就发生显著的东移变迁，自然应与其流经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征及其活动情况有关。地理学家杨逸畴论道：“长期以来，沿克里雅河纵向断裂分割的塔里木地块，它们差异的活动性质，表现在西侧的相对上升和东侧的缓慢沉降，导致克里雅河下游从历史到今天，都在不断的（地）由西向东的迁徙变化过程中。”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该河河道这种由西向东的不断迁徙变化，使其不断偏离古绿洲之地，才使得这些绿洲因离开水源而逐步荒废；又加之其地风沙侵袭，流沙堆积活跃，下游河床本身就浅，每每造成河道壅塞，更加速了河流改道的进程，致使古绿洲水源萎缩、枯竭，环境恶化，生产凋敝，人民被迫迁徙，最终被迫废弃。由前述丹丹乌里克遗址已远离今天河流14千米度之，从该遗址被迫废弃的公元8世纪直到今天，1200多年间此段河道已向东迁移了14千米，年均东移量超过1米。

除上述原因，笔者还注意到，地球自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的作用，亦应为克里雅河下游东迁改道的原因之一。这种惯性力使得北半球由南向北运动的物体向右偏，即向东偏，加之上述杨逸畴论及的原因，更促使了河道的东移。可见克里雅河改道东迁应是该河下游古绿洲废弃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塔克拉玛干沙漠）

《大唐西域记》卷12载：“媲摩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媲摩川显然指今克里雅河。《新唐书·西域传·于阗》：“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绝国，河之东有汗弥，居达德力城，亦曰拘弥城，即宁弥故城。”汗弥、拘弥、宁弥均指汉代的扜弥国，距于阗东300里的建德力河无疑即今克里雅河。古扜弥国依靠克里雅河的恩泽成为西汉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国之一。但好景不长，克里雅河逐渐东移，下游河道的不稳定性使得扜弥绿洲的繁荣难以持久。

有学者研究得出，“古时克里雅河从奴尔买买提兰干出山后曾有一支向西北方向流，途经达乌提托格曼、希吾勒直抵丹丹乌里克遗址。这条河上段在达乌提托格曼古河道遗迹还十分清楚，下段即现在的希吾勒河，流至沙漠边缘而止”。1929年黄文弼对丹丹乌里克遗址考察时虽未找到遗址，却在其附近发现一条大干河。“干河北偏西行，宽约二里许，河中有螺壳，河岸为流沙所掩，时隐时现。引导人称，此即锡五里干河北段，旦当遗址当在此干河西岸。”锡五里河即希吾勒河，旦当即丹丹乌里克，该遗址很可能位于希吾勒河下游干三角洲上。公元8世纪以后克里雅河西支东移，希吾勒河水量大减，丹丹乌里克才因得不到灌溉而放弃。克里雅河在巴斯坎艾勒克北，还分出与现河床相平行的支流，称阿尔喀达利亚，两河床之间距离3—5千米不等。干河道已断续被沙掩埋，河宽约百米，两岸多是已枯胡杨树木，从残留的腐殖质层及密集的枯死苇根看，这里过去植被是相当茂密的。著名的喀拉墩遗址就在这条干河的散流三角洲中部，其南则为玛坚勒克遗址。从遗址出土文物及对建筑材料的14C测定来看，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这里有过人类活动。由此可以推断公元8世纪之前阿尔喀达利亚是有水之河，其改道东移当在公元8世纪以后。在克里雅河下游干三角洲上散布着不少干河道，西部的干河道两侧胡杨树大都死亡，而东部干河道两侧胡杨虽生长不良却大部分活着。胡杨生长情况的这种东西差异，也反映了克里雅河是从西向东摆动的。

（三）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的沙漠化过程

通过前面对克里雅河流域遗址的论述可以看出，古代绿洲的空间分布，从位于现绿洲中的伯什托乎拉克到深入沙漠腹地的圆沙北古城，总体上以分散的小绿洲为主，分散而不集中。从时间尺度上看最北的圆沙北古城与圆沙古城废弃沙漠化的时间最早，约在东汉时期，沙漠化的程度也相应最深。依次向南递推，喀拉墩遗址废弃于4—5世纪，丹丹乌里克废弃于8世纪末。从遗址附近残存的枯树和有暗色的腐殖质土层看，过去水草茂密，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使生活在这些古代绿洲上的居民能够从事灌溉农业，除种植粮食、瓜果、植桑养蚕外，还兼营畜牧业。如今这些古绿洲多为密集的新月形流动沙丘和吹扬灌丛沙堆占据，遗址附近树木除少量耐旱红柳等外，其余的全部枯死。

因河流改道而导致的环境恶化以及于阗对扜弥不断发动的战争，使扜弥城即圆沙古城及圆沙北古城在东汉前后废弃，从而靠南的喀拉墩成为下游绿洲的中心。但在干旱和风沙的紧逼下，喀拉墩最终也在5世纪遭到废弃。虽然历史文献中对此并无具体记载，但我们通过《大唐西域记》中所载“媲摩城雕檀佛像”的故事，还是可以看出克里雅河流域绿洲不断被沙漠淹埋、居民不断迁徙的事实。根据周兴佳等先生的分析，喀拉墩古城附近的沙漠化共经过有河流及湖泊存在时期、河流改道过程中导致旧河流湖泊水量减少和逐渐干涸阶段、风蚀风积作用加强并代替流水作用阶段、严重沙漠化环境阶段等4个阶段。

另需引起注意的是，克里雅河因长距离穿越沙漠，泥沙含量很大，目前河流含沙量为4.51kg/m3，年输沙量高达361万吨，下游因淤积大量泥沙而使河床日渐升高，易于迁徙改道。喀拉墩等遗址所在绿洲的衰退就是因河流的改道所引起水量减少造成的。由于水源的断绝影响植物生长，天然植被失去了其防风固沙的作用，又未能采取有效的人为防护措施，在风力作用下原绿洲边缘的流动沙丘便开始入侵，干涸的河床也就地起沙，造成了今日流动沙丘和吹扬灌丛沙堆同时并存的景象。

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的废弃除河流改道、植被破坏等原因外，战乱的破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带的战乱前面已作过一些论述，以下再举几例。北魏太延二年（436）高凉王那讨吐谷浑首领慕利延，延率军西逃，经精绝、扜弥之于阗，沿路烧杀抢掠，这无疑使本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后于阗又受到了柔然、嚈哒等族的骚扰和掠夺。唐安史之乱以后这里又受到吐蕃人的侵扰。丹丹乌里克所出《唐大历三年（768年）三月廿三日典成铣牒》云：“镇守军牒称：得杰谢百姓胡书，翻称……苍生频年被贼损，莫知其计。”“贼”即指当时大举进扰于阗的吐蕃军队。战乱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而原住地经开垦的土地在失去有效的灌溉、渠道丧失管理后，疏松地表直接裸露，风沙活动迅速加强，其生态环境潜在的不稳定性迅速激化，在风力的强劲吹蚀下地表下覆物质被翻动扬起，以致出现吹扬灌丛沙堆或形成片状流沙地，绿洲逐渐向荒漠演替。8世纪下半叶，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动乱时期，日益强大的吐蕃侵入昆仑山以北，受战乱的影响，杰谢镇所在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及其南部的坎城一带，即在这个时期逐步废弃了。

随着克里雅河下游西部古绿洲因河流东迁逐渐沙漠化，该河下游东部由于水流的到来又逐渐形成了新绿洲，为人类提供了新的生存条件，这即是今天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所在的绿洲。然而今天的达里雅布依绿洲也同样面临着逐渐萎缩衰退的状况。笔者访之当地，1958年以前克里雅河常年河水还能流到达里雅布依以下，可现在河水只能流到米萨来；1949年前克里雅河洪水期河水可流到达里雅布依以下70千米的尤勒滚萨特玛的地方，目前只能流到达里雅布依绿洲附近的依来克，而且洪水到达停留期只有15—20天。据于田县记录，目前只有2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河水才能抵达尤勒滚萨特玛地方。由于河流来水补给量逐年减少，使克里雅河下游天然河道的绿色长廊和绿洲环境向着沙漠化发展，下游河道上段沙漠化从轻度到中度，中段则轻度、中度到严重都有出现，而下游下段已经进入严重风沙入侵河道的进程。20世纪以来的人为活动，加速了本区环境变化的进程。人们对荒漠河岸林的不断索取，使得从巴格吉格代向下游过叶音5千米到东木切克，全长70多千米，除芦苇外，柽柳、罗布麻和甘草等几乎荡然无存；叶音以下至尤勒滚萨特玛的河岸胡杨林成熟林、过熟林占到52%，衰退林占20%；叶音向下到伊来克，胡杨枯死率达30%—40%；到尤勒滚萨特玛附近，枯死率达70%；尤勒滚萨特玛以下干河床沿岸都是枯死林，只有极个别的活株。

在历史长河中，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在河流的改道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一块块地被废弃并发生沙漠化，没于茫茫沙海之中，丝路南道上曾昌盛一时的扜弥古国以及后来的媲摩城，都只能在沙丘中见其断壁残垣。在面对沙漠侵袭的严峻形势下，历史上这些古绿洲的消亡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敲响了警钟。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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