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2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取得了重大收获。

两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山势高峻，向南渐开阔，并形成缓坡，两座墓葬就分别坐落于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几座小山与此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吐力根，蒙古语，迅急之意），属典型的辽代贵族墓地（图1）。

图1多伦县辽代墓地全景

M1由墓道、墓门、过洞、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25.6米。其中墓道总长19.8米、宽1.5~4.6米，呈长方形斜坡阶梯状，前为土质斜坡，后接砖砌台阶，阶梯计11级，每阶高18厘米、宽28~34厘米，共长210厘米；墓门木质，拱形，上为仿木结构，并用砖砌出五个斗拱，斗拱以墨勾勒轮廓，内填朱、黄等彩，斗拱的间隔处又以朱、墨、褐等彩勾勒出三朵阔叶团花图案，皆色彩艳丽，手法细腻，斗拱上方承绿色琉璃瓦当，当头呈黄色并饰以狮纹图案。用琉璃瓦加饰墓门，是辽代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也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整个墓门显得富丽堂皇；过洞长1.75米、宽2.1米、残高3米，过洞与甬道又以木门相隔(木门残朽，仅见部分遗迹)；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6米、宽2.1米；墓室砖砌圆形，直径4.80~5.22米，并以墓椁为饰，椁室由方木搭建的八角形结构，顶部已无存，墓室底部方砖铺地，方砖磨光，铺砌平整，并用红、白两彩绘制璧形图案，内以朱彩勾勒莲瓣花纹，色彩华丽。在地面上装饰花纹彩绘，为以往辽墓发掘所仅见（图2）。

M1主室

墓葬多经盗扰，墓主人尸骨无存，位于墓室北部，现存一木质棺箱，箱盖四边用青铜包裹，并饰以铜泡，角部装饰如意纹，箱底部四角也用青铜包裹，制作考究，其内殉牲一完整马匹。

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鎏金铜渣斗（图3）、三节莲花形烛台（图4）皆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随葬马具由于盗扰原因，大多已无存，但仍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马具构件，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为其代表。

图3铜渣斗

图4三节莲花形铜烛台

另外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以影青瓷为主，纹饰华丽，胎质细腻,器型主要为瓶、罐等。还出土有定窑白瓷，釉色光洁，器型以碗、盘为主。

M2由墓道、前庭、仿木结构墓门、过洞、甬道、主墓室组成。

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2～7米；前庭青砖垒成，长15米、宽4～5.1米、深11米；墓门为砖券拱形，上承斗拱等仿木结构，并用红、褐、蓝、白等彩勾勒轮廓图案，唐风浓郁（图5）；甬道平面略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北接圆形墓室；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92～4.28米，青砖砌制，并用木椁为饰，穹隆顶。墓葬全长40余米，最深处11米。

图5M2墓门

位于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尸床正面砌出七朵莲瓣图形，其内涂彩，棺床上放置一髹漆木棺，木棺以柏木制成，材质厚重，上髹黑褐色漆，头西脚东（图6）。棺内还随葬有一银片团窠对蝶纹髹漆木枕（图7），木棺周围饰以木帐，棺床东部殉牲犬一只。

图6M2棺俯拍

图7银片团窠对蝶纹髹漆木枕

该墓虽近期被盗，但由于墓室椁木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因此仍出土了金、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其中鎏金镂花凤纹高复翅银冠（图8），金花银镂花凤纹高靿靴（图9）、银鎏金鞓嵌龙纹玉捍腰（图10），玛瑙柄银鎏金龙纹鞘短刀（图11）、银丝链玉组佩（图12）、金垂饰（图13），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

图8鎏金镂花凤纹高复翅银冠

图9金花银镂花凤纹高靿靴

图10银鎏金鞓嵌龙纹玉捍腰

图11玛瑙柄银鎏金龙纹鞘短刀

图12银丝链玉组佩

图13金垂饰

墓葬中还清理出铜镜两只，其中一只为八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为墓主人生前的实用镜（图14）。另一只为圆镜，亦饰多只鸾鸟，为墓葬顶部悬镜（图15），两只铜镜皆为辽代铜镜的精品之作。

图14蝶鸟莲枝八角菱花镜

图15鸾鸟纹铜镜

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以定窑白瓷、越窑青瓷为主，间有影青瓷，所出土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口、足多包金饰，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釦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反映出辽代宫廷用瓷气派。其中“官”字款白釉刻莲瓣纹罐（图16）、白釉银盖葫芦瓶（图17）、青釉刻划鹦鹉纹银釦注壶（图18）、青釉银釦花口盏托（图19）等，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饰华丽、生动，反映出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玻璃器呈绿（图20）、蓝（图21）、褐等色，器型主要有瓶、执壶等，器形较大，据质地分析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图16“官”字款白釉刻莲瓣纹罐

图17白釉银盖葫芦瓶

图18青釉刻划鹦鹉纹银釦注壶

图19青釉银釦花口盏托

图20仰莲纹玻璃杯

图21带流玻璃瓶

特别是墓葬中还发现墓志一盒（图22），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89厘米。志盖盝顶，四周围绕十二生肖人物，人物面部丰膄，神态传神，颇具唐风。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志石阴刻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贵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洒千余言。

图22萧贵妃墓志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意义重大，对辽代历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取得了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墓葬年代、形制

M1东北距M2约200米，坐落于同一簸箕形山谷，M1墓主人应与M2墓主人辽代贵妃属一个家族。M1没有纪年随葬品出土，但其墓门装饰和墓室形制等与大康二年（1076年）关山八号辽墓(萧德让与魏国公主合葬墓)[1]，豪欠营子六号墓[2]，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3]等颇为接近，带有较为鲜明的辽代中、晚期墓葬特征，研究者一般认为多角形辽墓是从辽兴宗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M1据墓葬形制可初步判断应属于辽代中、晚期墓葬，最有可能处于辽兴宗中、晚期至道宗晚期。

M1墓葬规模宏大，墓门用琉璃瓦装饰，主室地面也加饰彩绘，这在以往辽墓发掘中是罕见的，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许多高规格的随葬品，因此墓主人也应为贵妃重要的家族成员。

M2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据墓志记载为辽统和十一年（993年）的墓葬，属辽代中期，与稍晚的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4]、重熙十五（1046年）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5]圆形墓室形制较为一致，符合辽代中期墓葬特征。但其墓门装饰风格简约、大气，受唐墓影响成分增多。其墓道以北部分的东、西两壁都用青砖干垒护壁，护壁部分长7米、深达11米，长而深的墓道护壁墙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也是为了克服墓葬深埋而当地土质为黄沙土，直立性差的无奈之举。M2的长墓道和深埋是其特点。

M2葬具使用了木制围榻，是中原贵族常用的葬具，虽经盗扰，围榻准确形制已扰乱不清，但围榻存在是可以确定的。类似的葬具在辽墓中鲜有发现。

二关于随葬品

M1多经盗扰，随葬品数量、位置不详，在扰土里发现了大量的瓷片，这些瓷片多为影青瓷片，少有定窑白瓷，间有越窑青瓷，这也符合辽代中、晚期墓葬随葬瓷器的特征，辽代贵族墓葬随葬瓷器的大致规律是，早期墓葬以定窑、越窑瓷器为主，间有邢窑、耀州窑瓷器。中期定窑、越窑瓷器依然占主导地位，影青瓷器开始出现，至中、晚期影青瓷器开始大量出现，占比超过定、越窑瓷器。

M1东壁下出土了两件铜器，由于扰土覆盖，应为原位放置，未经扰动，而金、银器皿没有发现，虽然不排除金、银器被盗出的可能，但铜渣斗等也皆为铜制，这可能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6]的诏令有关，然而M1墓中有随葬马匹，可见诏令未能完全实施。

M2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冠、靴等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为接近，但做工更为考究，其中高翅冠，M2出土的为复翅，而陈国公主为单翅，有当时贵妃与公主生前所戴头冠即效此样式的可能。贵金属冠、靴是辽中期大贵族敛具的组合，但M2的随葬品未见面具与网络，这可能于殓葬方式不同有关，M2墓主人用木棺殓葬，而一般用面具与网络随葬的多不用棺，面具与网络似起到与棺同等的作用。

M2出土了大量瓷器，以定窑与越窑瓷器为主，这批瓷器的最大特点是口、足部分多加金、银包饰，是辽代釦器最为集中的一次出土。与几乎同时期且墓主人身份相似的陈国公主墓出土随葬品相比，金银器明显减少，且制作也较为简单，M2出土的这些加金、银饰口、足，且多加银盖，纹饰也多仿金银器的瓷器，似乎有象征金、银器的作用。《辽史

圣宗本纪》：统和十年春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此诏令与辽、宋当时正发生战争，经济明显困难的时局有关，而墓主人下葬在此诏令颁布的第二年，即统和十一年，因此金银器使用减少，也属正常。

M2出土瓷器器型精美，纹饰华丽，其中定窑瓷器多有“官”字款，越窑瓷器也见此款，有些瓷器有五代时期瓷器的特征，有的瓷器由于损坏还加锔补，这些可能是辽代早期宫廷中传承下来的瓷器。其中金釦口执壶、竖耳青瓷钵等多件瓷器具有唐代越窑秘色瓷器的特征，应为秘色瓷。

M2还出土了4件玻璃器和3件铜盆，玻璃器属于典型的伊斯兰玻璃，产地应为今哈萨克斯坦附近。铜盆的纹饰也极具西亚地区的铜器特征，应为舶来品，这些随葬品的出土说明辽中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物质交流在当时是充分的。

三关于贵妃及其家世

墓志记载，M2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关于墓主人，《辽史》记载相当简略，贵妃墓志的出土，揭示了大量相关史实，为我们研究辽代后族家族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史料。

《辽史

公主表》载：“圣宗十四女，贵妃生一女，燕哥第一，封隋国公主，进封秦国。兴宗封宋国长公主，下嫁萧匹里。”此贵妃，即应为墓主人，这也是史料对墓主人唯一的记载。

据墓志记载贵妃之父名萧宁，官至归德军节度使，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尚魏国公主。萧宁，名见《辽史

地理志》，其中载：“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略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又检《辽史

公主表》知魏国公主为辽景宗与承天皇后次女长寿女，《辽史

公主表》载：“长寿女，第二。封吴国公主。统和初，进封卫国公主，改封魏国长公主，下嫁萧排押”。萧排押与萧宁，所历职署亦同，故为一人，萧排押为契丹名，宁为汉名。关于萧排押，《辽史》有传，称萧排押，字韩隐，尚卫国公主，后封豳王。在《秦晋国妃墓志》中称萧排押为“曷宁”，盖“曷宁”应为萧排押，字韩隐之“韩隐”的音转，故宁、排押、曷宁俱为一人。萧排押在《辽史》其传中仅记“国舅少父房之后”。《辽

圣宗本纪三》：统和七年四月“国舅太师萧达览为子排亚请尚皇女延寿公主”（延寿公主为长寿公主之误，见《辽史

校勘记》—笔者注）。此排亚与排押为同音异译，将排押载为萧达览之子。而本墓志载贵妃祖，也即为排押之父为“祖讳信宁，燕京衙内都指挥使”。《秦晋国妃墓志》载萧排押之父为“故燕京衙内都指挥使，驸马都尉割烈”[7]。因此信宁应与割烈为同一人，一为汉名，一为契丹名。《辽史》将排押系为萧达览之子为误，存在排押过继萧达览为子的可能。结合相关史料可知，萧排押两女长女为墓主人，即圣宗贵妃，次女为秦晋国妃，下嫁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婚姻关系俱为甥舅婚。

贵妃曾祖，本志载：“曾祖讳迷古德，大国舅，皮室大将军。”《秦晋国妃墓志》载为：“故迷古宁详稳讳演乌卢。”迷古德即演乌卢，二名为同一人。其中“迷古宁详稳”，研究者认为即皮室将军。另外，同出贵妃家族一系且辈分相同的萧仅，其墓志载：“曾祖讳迷古里，战高群平，职大将军。”[8]迷古里与迷古德应为同音异译，为同一人，大将军应为皮室大将军的省称。《萧仅墓志》载：“高祖讳撒剌，授左丞相，守太傅。”撒剌据考证即应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淳钦皇后弟阿古只，阿古只，《辽史》有传，其为辽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列传最后载“子安圑，官至右皮室详稳”，详稳，据《辽史

国语解》释义即为将军，与贵妃曾祖迷古德官职相同。另外《辽史

穆宗本纪》：天禄五年“六月壬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八月乙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此国舅萧眉古得，《辽史》记载简略，不知世系所出，《辽史

后妃传》载辽世宗怀节皇后为“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而阿古只之子安圑即应为大国舅，本墓志明确记载贵妃曾祖迷古德为大国舅，因此，穆宗朝被诛杀的国舅眉古得与贵妃曾祖迷古德也为同音异译，为同一人，即为阿古只之子安圑[9]。另外《资治通鉴

后周纪》：“广顺二年（952年），太子宾客李涛之弟澣，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海真的事迹与萧眉古得相同，故也应为一人。综上所述，墓主人圣宗贵妃出自阿古只一系，在辽代9位皇帝中，有4位皇后出自该家族，为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一支。

墓志还对辽后族萧姓的来历有如下记载：“耶律汉室之宗刘氏也，世娶兰陵，周王之重姜姓也。”与《辽史

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的记载相符。

盖之庸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释：

[1]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山辽墓》，文物出版社，2011年。

[2]乌盟文物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年。

[3]盖之庸：《探寻失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5]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第8期。

[6]《辽史》卷十九《兴宗本纪》。

[7][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9]《辽史》卷七十三《兴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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