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有言，忘记玄奘是可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名人录》里，只有两位中国人，一是孔子，另一位就是玄奘。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玄奘"这个人名非常陌生，人们熟悉的是《西游记》中的那个唐僧。《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经典的力量是勿庸置疑的。自明代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来，一个阴柔懦弱、性别不明的唐僧形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里。在人们津津乐道于孙悟空的时候，唐僧的原型，玄奘却被扭曲、被误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真实的玄奘越走越远，逐渐离开了中国人的视线，只剩下一个轮廓模糊的背影。

本文仅是玄奘法师简传。诸君若有兴致，可进一步翻阅《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梁启超先生曾言该传“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现已有白话文译版《玄奘法师传》。

玄奘法师(600-664)是隋唐时人，杰出的翻译家，法相宗的创始人。法师自幼聪慧敦厚，温文尔雅，仪表非凡，跟从仲兄诵习儒道经典，勤学不懈。

玄奘十三岁时随仲兄长捷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听讲《涅槃经》，受习《摄大乘论》。大业八年(612年)，洛阳选拔二十七人出家为僧。主考大理寺卿郑善果见法师年纪虽小，却对答出众，问他出家目的何在？法师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主考赞许他器宇非凡，志向高远，破格以沙弥身分录入僧籍。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兄弟二人从洛阳出发，经过长安抵达成都，开始了参谒耆宿，寻师访道的参学生活，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法师在成都学习《摄大乘论》、《阿毗昙论》，听受《迦延论》。唐武德三年(620年)，法师年满二十岁，在成都空慧寺受具足戒，并学习戒律。后又北上受习《成实论》和《俱舍论》。在长安，他听当时佛门大德法常、僧辩二位法师讲《摄大乘论》，质疑问难，纵横论辩，众时贤深为其智慧与才学所折服，赞叹他为“释门千里之驹”，而法师也因此誉满京城。

在参学访道的过程中，玄奘法师发现当时众多高僧对佛法的见解不一，没有定准。因印度尚有很多梵本没有译为中文，加上前人所译经论多采用意译，使得很多问题，无法解答，让后学们无可适从。为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玄奘大师发愿前往天竺寻访原始梵本经典，探求佛法真义。

贞观元年(627年)，法师决意西行。因从中土前往西域，必须要得到皇帝的特许，他二度上表陈情，但没有获得批准。但他仍冒险出关，由长安经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兰州抵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可是刚到不久，长安的追捕令也紧随其至。法师唯有昼伏夜行，历尽艰险，穿过甘肃走廊，抵达瓜州(今甘肃西北部)，不顾留难，执意前行。

玄奘法师以探险家般的胆魄，勇士般百折不挠的意志，只身一人，进入了方圆八百里的莫贺延碛大沙漠。莫贺延碛大沙漠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今称“哈顺戈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草木不生，人迹罕绝；时而风卷沙石，时而暴晒湿蒸；时而见枯骨遍野，战场遗迹；时而见凶恶野兽，鬼魅影像……”

白天，太阳无情的暴晒使地表温度极高，根本无法落脚，法师只能把自己埋在沙间，待到夜间出来赶路。大沙漠广阔无垠，玄奘法师一时迷失了方向。不仅如此，在迷途中，他不小心打翻了水袋，茫茫沙海中，失去了饮水意味着丧失了一切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几近绝望的境地下，法师几乎要放弃西行的计划，但最初的志愿一直鼓舞着他。法师以“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的决心，忍饥挨渴，怀揣一腔追求真理的热情和为众生求福祉的悲愿，以坚强的意志，九死一生，最终战胜了种种磨难。

走出莫贺延碛，路经高昌国，高昌王麴文泰对玄奘法师崇高的僧格和高深的佛学造诣非常敬仰，给予厚供，拜为国师，并结为兄弟之盟，苦慰劝留，希望法师留在高昌国。玄奘法师求法志愿坚定，绝食四天。高昌王被法师矢志不渝的精神所感动，只好为法师备好粮草盘缠，并挑选国内僧人及侍从数人，护送法师西行。

玄奘法师带队翻越雪山葱岭，途中染上了冷病，一直到晚年，这种病仍不时发作。但是法师西行求法的意志在各种苦难的磨砺下变得更加坚定。他取道阿富汗进入今天印度境内，沿途瞻礼圣迹，直至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戒贤论师是寺里地位最崇高的导师。玄奘法师跟从戒贤论师学习唯识学，被列在十位上首弟子之内。在此求学的六年中，法师学习了《瑜伽师地论》，又学了《显扬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顺正理论》、《对法-论》、《因明论》、《声明论》、《集量论》、《中论》、《百论》等论，钻研诸部法义。

此后，法师游历五天竺圣迹，遍访名师。他亲近胜军论师三年，学习《唯识抉择论》、《意义论》、《十二因缘论》、《庄严论》，研究因明等诸多问题，并竭力寻求梵本原典。

法师从南印度游学归来后，回到那烂陀寺，奉戒贤论师之命，在寺内讲授《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当时有师子光论师在那烂陀寺讲授龙树一系的《中论》与《百论》，辩驳玄奘法师的观点。法师于是会和中观、瑜伽两宗，著《会宗论》三千偈颂（已佚）破斥师子光论师的观点。后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偈颂破斥小乘论师的《破大乘论》，因而名震五天竺。

戒日王在当时统一了五天竺，是各国的盟主。他信仰大乘佛法，是那烂陀寺的护法。在拜读了玄奘大师《制恶见论》后，戒日王万分折服，极为推崇，便在首都曲女城举行无遮辩论大会，五天竺十八国国王均列席会上，大小乘僧及婆罗门等共七千余人到场参加。戒日王礼请玄奘大师作为大会论主，弘扬大乘法义。法师在会上讲述了《制恶见论》的要旨，提出“真唯识量”的论点，并悬之于会场外。一连十八天，法师一人高居论坛，阔论雄谈，没有一个人能辩倒他，也没有人能改动《制恶见论》里的一个字。会后，十八位国王和诸多僧人、学者在玄奘法师座下皈依了大乘佛法，法师成为印度宗教哲学的最高权威，获得了“大乘天”、“解脱天”的美誉。

玄奘法师虽然声震天竺，然而，他始终未曾忘记当初离开故土，西行求法的初衷。他无时不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希望学成后东归，振兴中土的佛教。戒日王一再挽留法师在印度弘法，有的国王甚至要为法师供养一百座寺院。玄奘法师从怀里取出他一直珍藏的一抔祖国的黄土，对他们说：

“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

在玄奘法师的强烈要求下，戒日王等无奈，只好送他回国。

玄奘法师回到长安，在举国上下空巷迎接之时，法师一人独坐静室。在历尽艰辛的十九年后，他冷静审思，毅然决定投入到译经的事业中去。唐太宗曾两度劝他弃道辅政，法师均以“愿守戒缁门，阐扬遗法”为由推辞。太宗只好遵从法师志愿，辅助他的译经事业，建立了长安译经院，下诏翻译法师取回的经典。

他白天主持翻译佛经工作，晚上还要抽时间为太宗撰写西行见闻（由其弟子辨机笔录），他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只知道佛经的学者，他很通达，明白要完成佛经翻译这一巨大工程，非得获得国家支持不行。他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本，介绍了138个国家的风俗地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祥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对于今天研究中印交通以及中亚地区的民俗风情、人文地理，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玄奘法师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等寺院都开设了译场，专心译经，分秒必争，白天没有完成的工作，必定要在晚上继续完成。每天译经结束，还要诵经拜佛，直至三更才睡，然后五更起床，继续翻译。如此孜孜不倦，译经十九载，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计1千多万字，将印度所学尽传中国。

佛教有经藏、律藏、论藏三藏之说。经藏，即佛所说的经典；律藏，即佛所制定的律仪；论藏，即对佛典经义的论议。通晓其中一门者，对应以“师”的头衔，只有同时通晓三藏的人，才被尊为三藏法师，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大师。玄奘主张“即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译经原则，创造性提出“五不翻”，成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译”标志。

玄奘法师在译完《般若经》后，自觉身体大不如从前，知道无常将至，时日无多，便向寺众和弟子欢喜辞别：

“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兜率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玄奘法师圆寂前，有弟子问：“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院否？”法师报云：“得生。”后，右肋而卧，安然舍报。唐高宗惊闻噩耗，哀伤不已，反复说：“朕失国宝矣！”出殡当天，五百里之内，四众送葬者有一百多万。当夜留在白鹿原墓地为玄奘法师守灵的四众弟子有三百万人之多。

与很多人相比，玄奘法师的一生近乎单调——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仿佛只是在行走、译经，然而他却在这样简明的人生中，为人类创造了史诗般追求真理的征程，为中国翻译了成千上万卷经书。他的所做所行——求法和译经，全是一个和尚的本分。他终其一生舍身为法，矢志不渝。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玄奘法师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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