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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们能拿得出手的不是知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知青们唯一能拿来赌的仅仅是他们的青春和明天。

曾经有人说过，插队的知青如果没偷吃过老乡家的鸡就不叫知青了。这句话说的打击面可能有点儿过大。没有做过详尽的调查。我只能承认，我吃过，并且不止一只。因为偷鸡很简单，不用任何道具，只要有两个人合作就可以了。

我们集体户的门是板门，就是两扇对开的那种。平时只要不关门时，一群群的鸡就会公然走进屋来，啄吃锅台上，地上的饭粒，剩菜等等，等你把鸡哄走后，如果把门关上，屋子里太黑。把门打开，用不了五分钟，这些记吃不记打的鸡又进来，连刨带蹬的，不是蹬翻了碟子，就是蹬撒了盆，要不一撅屁股在锅台上拉上一滩屎，讨厌极了。我们每个知青都为这个事大伤脑筋。

一天，我和另一个知青在里屋睡午觉，就听见外屋“哗啦啦”一声响，出来一看，一摞碗被进屋骚扰的鸡蹬翻了，碎了好几个。可把我气坏了，随手抄起一条板凳冲鸡砸了过去。我也是被气晕了，板凳能砸着鸡吗？结果是，惹祸的鸡飞叫着跑了，灶台上又多了几个碎碗，这回是我的板凳砸碎的。空中的板凳不但砸碎了另一摞碗，掉下来还打碎了盛米汤的盆，盆中的米汤撒了一锅台和一地，弄得一片狼藉。等我忙乎半天，好容易收拾完了。一进里屋，不一会儿，这些不知死的鸡们又溜达进来了。这回我也有办法修理它们了。一不做二不休，我和另一个知青分别躲在门后的左右两旁。一个无声的手势，一个默契的配合，门猛地一关。什么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这回我们要的是闭门抓鸡。一报几天来之仇，之恨，之辱，之耻。时间不大，一条麻袋里装满了恶贯满盈的惹祸的鸡。

烧水，褪毛，开膛，剁块，只在片刻之间完成。为了消灭罪证，我们把鸡毛和下水一齐塞进灶膛里烧掉。等全体知青收工回来，进屋抽抽鼻子闻着肉香，都垂涎三尺有余。几个月没有肉来佐餐，大家都馋坏了，纷纷从锅里捞肉，大快朵颐。等众男女知青都吃得差不多时，我才慢条斯理地把鸡肉的来历向大家讲明。当我看到众人没有什么反对的表示后，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这回就变成了集体作案。犯错误的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不但众位兄弟姐妹都参与了，就连死去的鸡，我也把它们列入共同犯错的一员，因为它们摔碎了我的碗，甘心情愿地以身谢罪。

几天过去了，村子里没有任何动静。于是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忘乎所以的我们慢慢有点飘飘然的感觉。直到有一天，听到外面有老乡大叫：“是谁呀？那么缺德！我们家连打鸣儿的鸡都没有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该收手了。

知青是一群骚动的野马，刚刚脱离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管束。能自持的当然继续自持，一些不能自持的人往往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一次误打误撞的知青斗殴，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69年的深秋，一条新公路进入了勘测队的设计版图。我们村正好座落在公路边上。于是各公社，各大队的战勤民工陆陆续续地来到我们村。（注：当地社员把修路，挖河等大型工程的参与叫作出战勤。我猜想，这个名词的来历，可能和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翻身农民踊跃支前有关）。

先来了几个知青民工，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大家都认识，安排他们住下。第二天，我收工回来，手里拿条马鞭，看见又来了一伙知青，和前几个知青民工说话，我好奇地凑上前去，问了声：“你们哪儿的？”这句话本没有错，只见后一伙知青中走出俩人说：“嘛哪儿的！”说着就来抢我手里的鞭子，我后退了一步，那俩人跟上来继续夺，我抽手夺过鞭子，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一条鞭子让我抡圆了打，本来就是一场糊涂架，到了这时，只能糊涂着来。因为我在学校里就爱好体育，单，双杠，吊环，杠铃，哑铃天天系统训练。终日里恨天无把儿，恨地无环的。天如有把儿我恨不能把天拽下来，地如有环，我想把地提起来走。打架，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时的小青年，谁都会几下摔跤，捣拳。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除二，对方人仰马翻。正在这时，战场发生了变化。和我一起下乡的哥哥，本来正在屋里做饭，看见外面十几个人打他弟弟，二话没说就加入了战团。哥哥打架不行，是我的软肋，四，五个人围住我哥，眼看哥哥要吃亏，我扑上前去，把哥哥解救出来。这时听见有人喊：“快跑，他们抄铁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冷笑了一声：十几个人打我一个都没占便宜，还抄家伙？真好意思！拉着哥哥向村西北跑去。

事后才得知：原来前后两拨知青本来就有过节儿，后一拨知青以为我拿着马鞭想给前一拨知青拔闯，故此交起手来。幸亏我下手比较有分寸，没给对方造成什么重大伤害。于是斗殴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不少知青的好勇斗狠，也令老乡胆颤心惊。所以在我们那一带，敢欺负知青的没有。很多人对我们知青敬而远之。

知青们本来就是一群苦命人，从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我的手经过一年多的磨练，长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再加上农田的活本没有技术可言，只要下力就能学会。认准了这一条，我在这些天津知青里是农活掌握得最好的。每次干到地头儿，先不休息。依次把落后的知青一一接上来，好让大家一块歇着。久而久之，落后的知青人太多，我也有点儿力不从心，只能放弃大家，一个人和社员们比拼。因为我发现，个别社员故意使坏。他们每当干到地头儿，或躺或坐地歇着，等落后的知青到了地头儿，他们也歇得差不多了。立即站起来接着干，这下可就苦了知青们，只能放弃休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周而复始。这样越干越疲劳，越疲劳就越跟不上趟。不少知青手上的血泡一个摞一个，碾破的血泡染红了锨把儿，锄把儿，镰刀把儿。用手绢把手缠一下，咬紧牙关，继续干。知青兄弟姐妹们都是汗流满面的，这个时候叫苦已经没人听了，喊累也没人问了，只有坚持。而我则处于老乡和知青之间，挨个帮知青办不到，压住阵角，让社员们慢一点儿干，等等落后的知青也同样办不到。尴尬而又无力回天。只能由他去了。

聪明点儿的知青于是和队长，书记，主任拉关系，找些轻松的活儿干。比如看个青，放个牛什么的。最苦的莫过女知青了，只能跟在社员的队伍后面，一寸一寸地苦熬着没有盼头儿的日子。社员有的戏称我们是“二劳改”。我们说，劳改还有个年限呢，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娇娃有的方面连劳改犯都不如。想想我们知青的处境吧！房子塌了，我们没有地方住，又没有能力自己盖。生活上的清贫让我们严重的缺乏营养。跟社员一起吃住，又沾染了一身虱子，全身抓挠得没有一处好肉，我们只能无望地忍耐着。有伤自己养，有病自己挨。

开鲁县境内有两条河，一条叫南老河，一条叫北老河。据我考证，所谓老河，可能是辽河的谐音。南老河是辽河的主流，北老河是辽河的支流，往北注入他拉干水库，是我们下游几个公社浇地，灌溉的主要水源。灌溉的方式很原始，即大水漫灌。每年一到春灌和夏灌期间，交通断绝，邮路断绝。每个村子形成孤岛，与世隔绝一月有余。由于开鲁地区基本是沙质土。所以每到夏季，下游的几个公社都要派出大量的民工去维护他拉干水库的大坝。日日夜夜守候在大坝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吃喝拉撒都不能离开大坝半步。没有险情可以自由自在地随便玩儿，抽烟，唠嗑，吹一吹牛，打打瞌睡。一旦有了险情，可以说每一分钟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70年夏天，我曾做为护堤大军进驻他拉干水库。辽河上游连续的大暴雨，令他拉干水库的水位猛增，水库大坝一夜之间几乎冒顶。我们这些民工人拉肩扛地运土护堤。大坝跟前无土可取。只能到几十米外取土。天上下着小雨，雨水夹杂着汗水。大批民工用抬筐和草袋子装土运往大坝。公社的李社长嗓子都喊哑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一旦大坝保不住，下游的几十个村庄就不是孤岛，而是一片汪洋了。水位还在不停地上涨，沙质土筑成的大坝在洪水的冲刷下，靠水一侧在不停地塌方。大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闸放水，用以减轻拦水大坝的压力。李社长和水库管理所的马所长多次和县防汛指挥部联络，终于得到批准。决定提闸放水，保住大坝。

意外的不幸又发生了。螺旋的闸杆提上来了，而闸板缺因被水泡糟而纹丝不动。险情依然继续。泄洪坝上的民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的说用斧子砍闸板，马上有人反驳，你敢下水砍两寸多厚的闸板吗？又有人说只能用皮绳或钢丝绳从闸板下穿过去，用人力往上拽。旁边又有人反驳，谁能下四，五米深的水穿绳子？大家都无语了。李社长用沙哑的嗓子喊道：谁敢下水？没人回答。李社长伸出两个手指头说，把皮绳穿过去的多记两个工！没人接茬儿。李社长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个工！还是没人接茬儿。五个工！李社长又喊道。这时身后的大坝又被洪水冲塌了一块。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大坝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再拖延就危险了。“再加上两瓶开鲁大粬”！我从人群里站出来冷冷地说。李社长说：“一瓶！”“我家里只有一瓶！”我一听是李社长从自己家里拿出酒来悬赏，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说：“算了，算了！给我记五个工就行了！”于是脱掉衣服，腰间绑上皮绳。感觉临下水前，还应喊点儿什么“豪言壮语”。因为时间紧迫，一旦大坝冲垮，半个工都没了。随即一个猛子潜入水中。两分钟不到，皮绳子就从闸板底下穿过去了。等我上了岸。众民工已经把闸板提起来。汹涌的洪水呼啸着向干渠里奔腾而去，大坝保住了。

李社长没有食言，连夜回家拿来酒，交到我手中。事后我好后悔，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来个“火线入党”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要一瓶酒有啥用啊！

知青作做为一个群体出现在社会之中，貌似强大，其实就好比是一群没娘的孩子。尤其是插队知青，一进入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无依无靠，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大部分插队知青都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家庭出身的包袱。默默地替祖辈或父辈偿还政治债。他们虽然是无辜的，也是无法自我辩白的。只能在沉默中要么坚强，要么死去，要么手拉着手，相搀着蹒跚地行进在看不见前景的路上……。

知青们能拿得出手的不是知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也不是健康，长期的营养失调和水土不服，使他们渐渐远离了健康。知青们唯一能拿来赌的仅仅是他们的青春和明天。

（作者介绍：李耕，天津一中六六届毕业生，1968年8月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县建华公社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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