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微信号，我与大家分享了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形成积极或消极的身体意向。

今天，我们来谈谈人际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

一、大脑天生爱社交

青少年的依恋关系发生了变化：

青春期有一个核心内驱力，那就是远离父母，争取独立以及努力在朋友群体中出类拔萃

（Sarah-JayneBlakemore）

青少年非常关注他们的自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接受周围事物的影响，逐渐成长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

可能生命中没有哪个阶段的同伴关系会像青少年时期那么重要。大多数中学生都能够敏锐地觉察谁受欢迎，谁不受欢迎。实际上，对于一些中学生而言，

考虑自己是否受欢迎可能是他们生活的核心

在深度探讨人际关系对青少年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先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来感受一下人类的社交属性。

亚里士多德说，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交动物；哪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教授马修·利伯曼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奠基人，是将“社会脑”研究推向实际应用的第一人。

在《社交天性》一书中，利伯曼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向我们介绍了人类如何认知自我、理解他人、感知社会。

利伯曼引用了大量的前沿的实验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皆生活在“社交圈”中，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相互连接的。

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力就是：连接（与他人在一起）、心智解读（理解他人）和协调（自我控制）。

先哲曾云：“他人就是地狱”，利伯曼则断言，“若无他人，这世界便是地狱”。特蕾莎修女则说：生活中若没有“他人”的存在，比世界上更严重的疾病更加让人无法承受。

进化赋予我们大脑的“布线”结构决定了这一切。

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无论我们多么聪明、多么理性，都无法仅凭思考超越自己的基本需求。

我们都需要关爱和尊重他人，也需要他人来关爱和尊重自己。渴求归属感，渴求被他人喜欢，这是人类的天性，一个人天生兼具自利动机和亲社会动机，根本不需要刻意隐瞒任何一种动机。

渴求建立社会连接的欲望并不是我们的弱点，

大脑天生就是以“社会”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对社交圈的强烈兴趣是数百万年的进化赋予我们的优势。

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受这些基本需求的引导。

在我看来，利伯曼最好玩的理念，是颠覆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资料来源：M

aslow,A.H.(1943).Atheoryofhumanmotivation.PsychologyReview,50(4),370.

1943年，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AbrahamMaslow)

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提出了他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把自己确定的人类需求以金字塔的形状表示出来(见上图)。

马斯洛认为，我们的需求是呈金字塔形的，人们首先应当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各种生理需求，比如对食物、水和睡眠等的需求；再往上一层主要是安全需求，比如对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需求；

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它们可以用一个

大写的“N”

（Need）

来表示，没有人能够离开它们。

金字塔的其余部分则由一些较高层次的需求构成，它们的特点是“如果你能够使他们得到满足那就太好了”，可以用一个

小写的“n”

来表示。

我们认为，所有哺乳类动物的婴儿，自出生那一刻起就十分需要一位尽责的照看者，他(它)们有责任确保婴儿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马斯洛就错了。为了让一切符合逻辑，我们必须把各种社会需求移到金字塔底层。对食物、水和居所的需求并不是婴儿的最基本需求。

恰恰相反，对婴儿来说，建立社会连接与被照顾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社会支持，婴儿永远也不可能存活下去，直到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成年人。

建立社会连接是一种必须用大写字母“N”来表示的需求。

利伯曼说，对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所做的这种调整也说明了一些和“我们是谁”有关的重要问题。

爱和归属感似乎就像是一种便利品，即使没有它们我们也一样可以活下去，但是，

我们的生理构建让我们渴望获得社会连接，因为它与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联系在了一起。

连接是支持人类精妙复杂的社交天性的三大适应之首，我们对连接的需求就像一块基石，其他东西都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

总之，高度的社会化是人类的天性。高度的社交能力、对社会关系的需要，是人的天性，也是我们应该使用的一种才华和智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和他人在一起，这种结合与连接的需要，是我们的本能。

即使你像鲁滨逊那样，处于特别极端的孤独状态，你也会找到一个“星期五”。

即使是美国电影《荒岛余生》里的主人公，被遗弃在荒岛上，找不到任何人，他也要创造出一个社会关系：把一个遗失在沙滩上的排球，命名为威尔逊，然后用血手印给它画了一个脸，每天跟它倾诉心声，甚至为救威尔逊差点把命搭进去。

有人评价微信的创始人张小龙：

中国互联网上最了解人性的人。

在微信的启动界面上，一个小小的人站在一个大大的星球前面，他深刻理解人对孤独的恐惧。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寻求认可，是我们今天一切社会化行为的核心动力。

张小龙之所以用这张照片作为微信的开机画面，估计也是借此表达微信这款产品的唯一性，以及连接全球社交用户的美好愿望。

正所谓“大大的星球，小小的你，就像网络这片数据汪洋里，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球”。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关于创造力的典型形象是：孤独的天才英勇地抵抗着传统的潮流，追寻此前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

此外，还有无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包括伽利略、牛顿等，但“孤独天才”的形象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

肯·罗宾逊说，单打独斗的天才只是特例。原创的观点或许来自这些人思维中的创造灵感，但它们并不是从文化真空里出现的。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人才会与文化完全隔绝，不受文化的影响。个人创造力几乎总是来自他人的作品、想法和成就的激发。一如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简单来说，罗宾逊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写出一篇论文或发表一个观点，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我原创的。

一般这种情况只有一种结果：这个人很无知。

在教师群体中普遍出现这种情况：

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探索出来某种原创的新观点时，殊不知，别人已经出了一本书了。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和他人在一起，我们的任何成就必然会站在他人的理论基础上。他人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自私，

合作才是人类的天性

二、在乎关于自己的一切评价

在中学阶段，对自我的考量，即自我评价，有着极高的优先级。

在平时的心理辅导中，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困惑就是——老师，我特别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举个例子，我们都害怕在公开场合做演讲，为什么？

因为我们担心被评价，害怕被大家公认为自己是一个愚笨无能的人，害怕被所有人拒绝。

著名喜剧演员杰瑞·宋飞

(JerrySeinfeld)

在许多场合都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根据大多数研究，人们最害怕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相比之下，死亡不过是他们第二畏惧的事情。果真如此吗？

如果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你来说，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葬礼，你宁愿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是你，也不愿意站在亲属面前念悼词。

美国斯坦福大学脑神经教授大卫·伊格曼

DavidEagleman

和助手就曾做过一个“橱窗实验”。

他们分别让

成年人和青少年志愿者坐在商店橱窗里，拉开窗帘，接受路人的目光审视，通过测量皮肤电反应来判断被试的焦虑状态

在焦虑的情况下，汗腺分泌增加，皮肤表面汗液增多，导致皮肤的电传导增强。情绪平静时，皮肤电传导会降低。

结果如何呢，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个有些尴尬的情景下，成年人和青少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当一个成年人坐在橱窗里被众人审视甚至指指点点时，可以一直保持微笑状态，皮肤电传导也显示处于稳定和较低的状态。说明，这样的尴尬并没有引起成年人太多的焦虑。

而青少年的表现就完全不同了。就这个女孩从拉开窗帘的那一刻，一直在紧张地抿嘴唇、眨眼睛或者往其他地方看，其皮肤电传导数据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有的青少年，甚至会紧张到发抖。

这说明，

在被别人关注的时候，青少年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焦虑程度也上升很多。

即“橱窗实验”的研究结论是：志愿者坐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被路人盯着看。青少年产生了比成年人更强的社交焦虑，这反映了青春期大脑发育过程中的细节。

Eagleman

和众多脑神经专家的意见一致：

与内侧前额叶皮质有关。在15岁左右，人类的内侧前额叶区域在社交场合的活跃度会达到峰值。

此时，

社交场合承载了大量的情绪负荷，导致了高强度的自我意识应激反应。

大卫·伊格曼说，中学生是什么样的人，不单是他的某种选择或态度带来的结果，更是剧烈的、不可避免的神经变化的产物。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当学生对我们说：我特别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怎么办？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回复他们：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

抱歉，中学生做不到。不是他们选择不去在乎就可以做到不去在乎的。他们的大脑不允许他们这么多。

一旦走向真正的成熟，很多智慧的人就可以做到，比如老人，但是青少年做不到。

三、恐惧社会拒绝

关于青少年人际关系的研究告诉我们：切断社会连接——无论是长期亲密关系的终结，抑或是所爱之人的离世，常常是导致抑郁和焦虑的重大风险因素之一。

不甚理想的社会连接对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很可能相当于每天抽两包烟。

我们继续看第三种现象——青少年极度恐惧被他人排斥。

社会拒绝

（socialrejection）

行为，即个体被有意地排斥在某种社会关系或互动之外。

在平时的心理辅导中，我发现，这种群体排挤的行为在中学阶段很普遍。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你会惊讶于很多高中女生的“心计”。

我听过她们的太多故事，有时候感觉自己在看宫斗剧。因为喜欢上同一个男生，结果被打导致女生退学甚至自杀的现象并不少见。

首先，我们要明白青少年为什么会“远离”父母。

“远离”父母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当小涵进入初中后，他和父母原本良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觉得父母在他的任何事上都“插手”。他觉得父母没有给他13岁这个年龄该有的自由，相反，他们对他似乎更严加管教了。

小涵父母的看法和他不同。他们认为家庭的紧张氛围源自他们的儿子，而不是他们。在他们的眼中，曾经与他们建立了稳定的、充满爱的亲密关系的小涵突然就发生了改变。

小涵经常对他们大喊大叫，且在与他们聊天的时候，总是批评他们的服饰以及他们对电视节目的偏爱。对于父母而言，小涵的行为是令人心烦和困惑的。

为什么升入初中的小涵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呢？

我们要明白，

中学生正处于分离—个体化的时期。这个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是“分离”的发展，包括形成自我的界限、逐渐与父母分开、知觉到分离是正常的发展状态；

另一方面是“个体化”的发展,包括发展自主性与接受自己是有独立功能的个体等。

这个时期，他们有追求自主的强烈渴望，即独立性和其对生活的控制感，是发展中的正常的心理需求，是中学生成长的标志。

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学者或作家对于亲子分离的观点：

蒙台梭利说“他必繁荣，我必衰微”。

要想让孩子走到台前，父母必须学会隐居幕后。亲子关系中，学会认输的父母才是人生的赢家。父母要学会认输，学会让孩子赢。

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走》一书中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克莱尔说过：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

家庭系统治疗的奠基者

MurrayBowen

鲍恩如此定位家庭的功能：

Bowen（1976）

强调，家庭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

协助成员的个体化——也就是找到自我；

为个体提供一种稳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即一个好的家庭环境，会让人同时体验到归属感与独立性。

北师大教授边玉芳说，父母心里要明白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我们常用这样一个图来表示，

父母和孩子分别是两个圆

开始的时候，孩子的圆很小，被套在父母里面。他们慢慢长大，这个圆越来越大，同时会逐渐突破父母这个大圆，向外走去。

等到他们成年了，孩子的圆几乎完全脱离了父母的圆，但是两者之间依然会保持一块交集。孩子永远都是你的孩子，与你在这个世界上血脉相连。

我很欣赏哈佛大学一位神经学教授

（FranceJensen）

青少年时期的定义。她认为，青少年时期的标准定义——

分离和自我肯定

他们需要与父母进行情绪上的分离，需要感受着真实的自己；需要被肯定和认可，需要被爱与尊重。

健康青少年时期的终极目标——让学生发展成一个具备自我意识、独立思考以及责任感的成年人。

总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你是你，我是我。我想，这大概才是亲子关系最好的模样

但是这种远离并不是对家庭的排斥，不是讨厌家庭，而是一种发展中的需要。在青少年早期，他们常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似乎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以便从社会关系中走出来，恢复情绪稳定，并对自己的同一性状态问题进行反思。他们需要一个人走路，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在脑海中进行各种想法的碰撞与整合。

融入同伴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一个单独的“存在”其实很难，一般而言，人应是“存在于世界中”。

他以这种方式强调，你周围的世界，构成了你的很大部分。自我不存在于真空之后。

终其一生，我们每个人注定要将独立的“我”融入他人，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并从“我们”中发现意义和快乐。

“远离”父母的青少年的重要发展任务就是——融入同伴群体中。

神经科学家

奥米·艾森贝格尔

（NaomiEisenberger）

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

想象一下，你跟其他两个人一起扔球玩耍，过了一阵，你被排挤出了游戏：另外两个人自己来回扔球，可就是不再扔给你。

艾森贝格尔的实验就以这个简单的场景为基础。她找来志愿者玩一款简单的电脑游戏，游戏里代表志愿者的动画人物跟另外两个小人儿互相扔球。

这些志愿者受了引导，以为是有人在控制另外两个小人儿，但其实它们只是受计算机程序的控制。起初，那两个小人儿很友好，可过了一阵，它们就把志愿者给排挤出了游戏，只在彼此之间抛球了。

实验者找到的志愿者分为三组，一组为成年人，一组为青少年中期，一组为青少年早期。

结果显示：被接纳时，三组的焦虑水平都有所下降；但当发现自己被排斥后，三组的焦虑水平都会上升，但青少年组要明显比成年人高很多，而且年龄越小，上升幅度越高。

这说明，青少年（特别是青春期早期时）对社会排斥非常敏感，尤其是和同龄人在一起时。

同龄人的观点、评价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让他们宁愿冒着高风险，也要选择去迎合周围人。

四、社交疼痛是一种真正的疼痛

在平时生活中，我们经常说，我太心痛了，你伤透了我的心。那么，心痛是真的痛吗？

在上面提到的“传球实验”中，艾森贝格尔让志愿者躺在大脑扫描仪（也就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里玩这款游戏。

她发现了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志愿者遭到排挤后，参与疼痛网络的区域会活跃起来。拿不到球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对于大脑来说，社会排斥的意义很大，真的会让它感到疼痛。

2011年登载于PNAS的研究对在感情上遭受抛弃、拒绝的人进行了实验，表明在

被拒绝的同时，他们的大脑中控制肢体疼痛感觉的区域同时也变得十分活跃。

也就是说，

当你感到高强度的社交沮丧时，你的身体也正在感受着真实的疼痛。

关于社交疼痛的实验依据还有很多，我们具体看一下。

一开始奇谱·威廉姆斯

（KipWilliams）

为了研究社会排斥问题创造了一个网络球

（cyberball）

的实验范式。它其实是威廉姆斯此前早就成功应用过的一个行为实验范式的变体。

在威廉姆斯的早期研究中，当一位被试前来参加实验时，主试会告诉他需要稍等几分钟，而在等待室里，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了，他们告诉这位被试自己也在等待参与同项研究。

但是事实上，这两个人是心理学家所称的共谋者

(confederate)

或“托儿”，在这里，“托儿”的意思是，

他们假装是被试，实际上却是与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因此，当这位被试走进等待室时，实验其实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个“托儿”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球，并且把它扔给了另一个“托儿”，然后这个“托儿”又把这个网球扔给了真正的被试。

在接下来的一两分钟里，他们三个人以三角形的线路相互抛接这个网球；

然后，在事先安排好的某个时间段里，两个“托儿”不再把球扔给这个真正的实验参与者，而只是一味地相互扔球。

假设你就是那个被试，然后想象这种情景吧。在这个游戏中，本来你们三个人玩得好好的，突然你被迫成了一个局外人。

一方面你可能会想：“谁在乎呢？又不是真的在玩游戏，我又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

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反应，毫无疑问，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排斥行为，肯定会有一些参与者试图保持理性。

然而，基于威廉姆斯这个实验的设置，很显然这些被排斥的人都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痛苦。人们会因为被置之不理而受到伤害，即使在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后来，威廉姆斯又对这个在等待室中完成的实验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把它搬到了互联网上进行，从而

创造了“网络球”实验范式

当一位被试在参与玩网络球游戏时，他(她)相信自己正在与另外两个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来自现实世界的人在扔一个数字“球”，但是实际上，他(她)只是在跟两个预先编好程序的“替身”玩。

在玩了一会儿后，这两个“替身”就不会再把球扔给他(她)了。

这些实验研究发现：

物理疼痛与社会疼痛共享同一个神经基础。身体带来的疼痛会驱使我们，让我们的手远离火炉；社交排斥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会激励我们去与他人重新建立连接。

利伯曼说，对社交排斥的敏感性是我们幸福感的核心，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对待它时，就像对待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以至于导致社会排斥的具体事件本身是不是重要，反而不是关键。

此外，社交疼痛可能会导致许多认知障碍，比如工作记忆减退等。

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检验了如下这个假说：社会痛苦会导致智力衰退。

在实验中，他和研究小组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境：让一部分被试觉得自己遭到了社会排斥。参加实验的被试可以选择参加一个智商测试，或者参加一个风格类似于GR考试的测试。

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非常明确：

社会痛苦会导致测试得分大幅下降。在智商测试中，所有被试的平均正确率为82%，而那些觉得自己遭到了社会排斥的被试的平均正确率则只有69%。

更令人吃惊的是，

在类似GRE风格的测试中，觉得自己遭到了社会排斥的被试的平均正确率几乎只有其他被试的一半(39%:68%)。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差距。

那么，鲍迈斯特“制造”社会排斥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简单得难以置信——他只是告诉被试，在非常遥远的某个时间点，他们很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加孤独。

请想象一下，在现实世界中，当学生实实在在地被欺负，成了受害者时，他们的心情又将会怎样？特别是在没有任何人为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毫无疑问，他们必定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使得他们大大分心，以致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学习。

五、重视语言暴力

上述系列实验不禁让我们反思青少年群体当中的另外一种现象——校园欺凌。

谩骂比拳头可能伤人更深。

研究发现，被欺凌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患抑郁症概率是其他孩子的七倍。他们更倾向于自杀，想到自杀的概率高于他人4倍。

那些在8岁时曾经受到过恶霸欺侮的学生成长到25岁时想结束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6倍。

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语言欺凌的危害性。

我们先从视觉错觉中寻找一些启发。

让我们来看一下视觉错觉：穆勒—莱尔错觉

(Miller-Lyerilusion)

。在下图中，人们总是觉得线条A比线条B更长，虽然两者实际上一样长。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的视觉系统会由于隐含在周围环境里的各种不同的视觉线索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假设，它必须利用这些假设来感知环绕着我们的复杂世界。

在穆勒-莱尔错觉中，

线条两端箭头的形状是关键因素

如果延长线条B的箭头线，那么它给我们的暗示是，你似乎看到了两堵墙，它们在离你较近的地方相交；

与此相反，如果把线条A的箭头线延长，那么它给我们的暗示是，这两堵墙似乎在远处相交。

虽然“冲击”我们视网膜的是同样两条垂直线条，但是，

那些箭头却让你的大脑做出推断，线条A离你更远，而线条B则离你更近。

我们的大脑“知道”，对于物理大小相同、距离我们远近不同的物体造成的视网膜投射，我们“应该”觉得它们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如果大脑“不知道”这点，那么当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们会觉得他正在不断地缩小，最终彻底消失不见，我们就会被吓到。

现在你已经知道诀窍了，

但是，视觉错觉依然存在：你还是会觉得线条A比线条B长。这才是关键所在。

也许有人会认为，视觉错觉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东西，正如“网络球”一样；然而我们还是在不断地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奇普·威廉姆斯在研究中发现，即使他明确告诉被试，与他们一起玩游戏的只是一台计算机，而且将他们排斥在外也只不过是事先安排好的程序，但是被试仍然感到了社会痛苦。

毫无疑问，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迅速做出视觉评估、对社会排斥做出痛苦反应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无法轻而易举地消除这种反应机制的影响。

也就是说，对于社交排斥带来的痛苦，我们穷其一生都无力摆脱它。

请试着想象一下，你有一个13岁的儿子——小明，他在学校里被一个恶霸欺负了。这个恶霸多次把小明推倒在地，狠狠地打他。

当你获悉此事后你会怎么做？

愤怒地闯进校长办公室？

报警并提出控告？

给当地的报纸写信以表达对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愤怒之情？

不同的父母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也许会做上面这些事情中的一两件，也许全都做了个遍。

现在再试着想象另一种情况：

你的儿子小明还是被欺负了，不过只是被言语凌辱。这个恶霸不曾对你的儿子动过一根手指头，但是他对你的儿子进行无情的嘲弄，这个恶霸告诉你的儿子，说他长得丑陋无比，又愚不可及，根本就没有人喜欢他(当然这个恶霸所说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真的)。

当小明很不情愿地告诉你这件事时，你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

这件事情还会涉及警察和当地媒体吗？

显然不太可能。而你的反应更有可能是这样的：“别理他，当他不存在。几年之后你会成为一名大学生，而他可能一辈子只能在快餐店里打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去找校长、警察或者媒体，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是口头上的侮辱，这些人是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的。

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说：“棍棒和石头会打断我的骨头，但是谩骂永远不可能让我受伤。”

但这并不是真的。

恶霸之所以会伤害我们至深，不是因为他本人排斥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个恶霸是其他许多人的代言人。

也就是说，如果恶霸单单就挑中了我们进行嘲弄，那说明我们可能是被大多数人所不喜欢或者讨厌的。

否则，为什么其他人在恶霸欺凌我们时都选择了袖手旁观，而不是帮忙对付恶霸呢？

缺少支持被认为是遭到集体排斥的一种标志。

现在我们重新思考社交疼痛的研究结论，我想大家更加明白了这句话——谩骂比拳头更能伤人。

利伯曼的研究让我们重新反思语言暴力的危害性，它不像身体伤害那样显性，但是同样会带来真实的伤痛感。

我们人类总是习惯犯错：不明显摆在我们眼前的伤痕，我们总是会轻易忽视。

既然我们了解了青少年时期人际关系的若干特点，其会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请静等下次微信号的主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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