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残暴专制掠夺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乱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导致人种的灭亡。

历史上的中国经过历代战乱，真正的炎黄子孙在中国的国土上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由百越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戎狄集团融合而来的。(也既现代科学证明的四大基因集团)。华夏集团在历史上最残烈的一次灭绝是蒙元帝国的大屠杀，除了当时的一些叛将，顺民能活下来，真正的汉人除了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南宋遗民)，已经几近绝迹。

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次数

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从1740年到1974年的234年中，共发生过366次，平均每年1.6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年中，包括现在仍在进行着的，就有87次之多，平均每年2.3次。其间，29次在亚洲，26次在中近东和北非，17次在中、南部非洲，10次在中南美洲，5次在欧洲。

据瑞典、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这些战争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灾难，使36.4亿人丧生。损失的财富折合成黄金可以铺一条宽150公里、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

据前苏联学者统计，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这3357年间，人类有3130年在打仗，只有227年是和平的。

据匈牙利一位教授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年里，世界上爆发470余起局部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无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26天。

据美联社调查报告说，二战结束以来，爆发了大约30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军人阵亡860万人，年均人力资本损失66.35亿美元，占1913年各参战国GDP总量的3.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军人阵亡高达1940万人，年均人力资本损失121.6亿美元，占1938年各参战国GDP总量的3.6%。越南战争中，美军阵亡5.8万人，人力资本损失约为58亿至117亿美元。为了打造核武库，冷战时期美国累计花了5万亿美元。尽管苏联国力远不及美国，但也花了近3万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步兵的—套行头也高达5万美元。

人类史上，凡是内战(或称兄弟阋墙)都比一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残忍，死伤更多。

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次数

我国是战争频繁之国。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近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频繁；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代大约有3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000～5000次之多，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左右。

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的地方:湖南怀化。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发生战争最多的地方：从公元前28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的2200年间，境内共发生各类战事800起，平均不足3年一起。怀化地处西南战略要冲，东界湘中宝庆，南邻广西桂林，西有京昆古道通云贵，北有沅水通航入洞庭，素有“黔桂门户，全楚咽喉”之称。怀化又是湘西有名大山区，魏峨挺拔的雪峰山雄居东南，逶迤奇险的武陵山绵亘西北，形成两峰夹一垅的狭长结构，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著名的“洞口塘孔道”、“老鹰坡隘口”、“青龙界孔道”、“蒋家湾隘口”等八大关隘排居四面八方，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一块天成的军事要地。所以历代兵家无不看重怀化。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我们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我们要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三线建设”实际是一个军事代名词，随着湘黔、枝柳铁路的建成和一批军事基地的迁入，怀化在林彪执掌军权的时候一直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基地。时至今日，怀化现在有中国最大的核二炮基地2大军区的弹药库且怀化境内仍有三个县为军事禁区。

日本打到了中国的湖南山西，就再也打不进去，因为他们的军队，在山地战中不占便宜。结果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耗尽了日本的国力。日本之所以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是要征服美国英国，而是要解决中国。日本陆军无力继续作战，而海军又帮不上忙。只好让海军去截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这补给线就是从美国经过夏威夷、南中国海、新加坡到缅甸的海上通道。只要美国给中国政府运来战略物资，中国政府就能把日本消耗得只剩下一排板牙。日本人考虑再三，认为就是和美国海军打，也比和中国陆军打更容易。打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也比打进四川陕西容易，而效果大致相同－－迫使中国投降。所以日本才掉过头来打美国。日本并没有打败美国的幻想，只是设想，一旦把这条海上补给线切断，哪怕只有两年，中国政府必然投降。到那时候，占领了中国大陆，既使美国的海军来打日本，也奈何不了一个拥有中国大陆的日本。日本那时可以和美国进行“大陆决战”。而这样的战争，美国人绝对打不赢。但是中国人挺住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事实上五帝与周边部落战争从未中断。颛顼与共工的战争，《淮南子》之《天文训》、《兵略训》皆有记载，起因是“争为帝”。共工与高辛氏的战争，见于《淮南子.原道训》。尧与三苗的战争，《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与“四凶”的战争，舜对三苗的战争；禹对三苗的战争，从《墨子.非攻下》来看，这场战争的规模相当大。

有夏（前2033～1562）一代，权力内战和周边战争仍然不断（《史记.夏本纪》）。

商有“九世之乱”，仲丁开始，其后5代9王皆为王位杀伐，屡次迁都，并不断与周边部族征战。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据《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所辑卜辞统计，商伐苦方就有26次之多。从商帝国用兵的数额看，一次可征集3000或5000人以至3万人，一次杀伐敌人竟达2656人。战争的规模可不算小。

《大誓》记载周武王的话说：“纣有亿兆夷人”，所谓“亿兆夷人”，就是纣在征夷方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牧野之战，纣王一下子武装起17万(一说70万)奴隶，证明武王的话是真实的。灭商后，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和5000虎贲，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征服了652个方国，俘虏了410万战俘《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此后西周分封了大量诸侯国。西周（前1066～771）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如武庚之乱，南讨楚国，征伐犬戎。

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记录了6千次的战争！约占世界战争总数的1/3左右。正所谓“岂有分权倾社稷，历来极权起战端”。据《春秋》记载，春秋（前770～476）242年间，36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前476～221）250年间，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禹时天下万国、西周初期1773国、春秋时1200国，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七国了。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

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

中国帝制史上灭绝人口的周期性浩劫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着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1．秦末农民战争（前209-前195年）：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而后世为霸王别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复有几人？秦末2000多万人，到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她将情敌戚夫人关进永巷服苦役，戚夫人边舂米边悲歌：“子为王，母为奴，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吕后闻歌，大怒曰：“你想翻天”。前194年，吕后把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招回长安毒死，把戚夫人砍去四肢，挖去双眼，割去鼻子，割掉耳朵，药哑嗓子后扔入厕内，取名为“人彘”。对戚夫人的处置比极刑——凌迟还残忍，他的独生子惠帝见“人彘”后被吓傻，从此以后不能理政（而武则天对待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做法是，将她们的手脚砍掉，把手接在脚上，把脚接在手上）。

汉惠帝死后，吕后专权；立的皇帝都是小孩子，先是刘恭，被吕后杀了；又立刘弘。在吕后死后，大臣清除吕氏家族的当权者，同时把这个小皇帝杀了，另立刘邦的儿子刘恒来当皇帝，同时将刘弘的三个弟弟都杀了。人们明知儿皇帝无辜，还是要杀掉。

汉景帝刘启生前驱使数十万老百姓和带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长达28年之久。仅在1972年，就在阳陵附近发掘出有脖颈和脚腕上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痕迹的刑徒尸骨，达万具以上。最无耻的是刘启还出卖、残杀了最忠于他的晁错和晁错全家；晁错还是他从小便在身旁的近臣，也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的爱臣。然而，到了要牺牲晁错的时候，刘启却处晁错以腰斩酷刑，而且还要“无少长皆弃市”。

2．汉武帝独尊儒术，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穷兵黩武，四处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武帝嗜杀成性。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大臣灌夫被满门抄斩，窦婴被斩首示众且灭族。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派中将唐蒙率数万人修筑巴蜀之路，许多人死亡，许多人逃跑。唐蒙就以“军兴法”诛杀士兵。

当时，女巫师楚服等人以巫蛊之术教陈皇后咒卫子夫以使自己重获宠爱。谁知几个月过去，并无效验。事败露，陈皇后被收回印玺、废去尊号、将其终身禁锢在长门宫。武帝又派酷吏张汤彻底查处，楚服被斩首示众，楚服徒众、宫女、太监等牵连者300余人一并处死。由此，武帝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让张汤和赵禹共同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法律，特别是鼓励告密揭发的“知见法”，使官吏们不得不相互窥探、相互揭发，朝廷上下，诬告成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著名侠士郭解被斩首且灭族。武帝派主父偃任齐国相，负责查问齐厉王刘次昌，齐厉王害怕，服毒自杀，燕国也灭掉。赵王刘彭祖上书武帝，力陈主父偃的罪状，武帝在诸侯国的压力下，杀了主父偃并灭族。武帝征调十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和要塞，国库被消耗一空。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帝任命酷吏张汤出任廷尉，完全根据武帝的喜恶执法，造成了不少冤案。而太子刘据仁慈宽厚，平反了不少冤案，这自然引起了酷吏们的不悦。所以，主张宽厚的大臣们多支持太子，而酷吏们则诋毁他。而且，由于酷吏多结党，所以，对太子进行诋毁的言论就多于赞美的言论。太子的母亲卫皇后一贯小小谨慎，安分守己，担心太子处理事情过于宽松引起武帝和朝臣不满，让太子处理事情要顺从武帝的意图。武帝得知后，明确表示太子所为符合律法，甚至还批评了皇后。

征和元年(前92年)冬，武帝在上林苑建章宫内闭目养神。恍惚中，一个男子手持长剑快步窜入华龙门内，武帝大呼救驾，喝令左右搜捕刺客。宫中护卫马上在建章宫内细细搜索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守门的侍卫也说没有见到带剑男子入内。武帝惊魂难安，将守门侍卫斩首示众，又派驻守在京郊的部队搜查上林苑，也一无所获。武帝依然不罢甘休，下令关闭城门，挨家挨户搜查，前后共搜了11天，闹得长安城内鸡犬不宁。最终虽没有发现刺客，却从宫中一些妃嫔宫女居室、长安百姓家中搜出不少巫蛊所用器具。经过审讯，查出这些宫女妃嫔因为失宠怀恨在心，勾结巫婆用巫蛊术作法，诅咒皇上或其他宫女。武帝当即大怒，认为带剑刺客是有人行蛊作法谋害自己，下令将牵涉到巫蛊的妃嫔、宫女、巫婆处死，用巫蛊术的百姓也投入牢狱，严刑拷掠以示惩戒。

征和二年(前91年)为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这时的武帝已经66岁，离他归天的时间只剩4个年头了。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虽然皇帝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头，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对于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确信它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由此造成了巫蛊之祸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

造成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在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舍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在卫子夫得宠时，公孙贺青云直上，并以军功封侯。但究其实，这些并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从而父子并居三公卿位。公孙敬声竟擅自动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终于被发觉而下狱。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居然大功告成。当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他说，公孙父子的罪过，“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穷治所犯，结果是征和二年初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诛灭公孙贺九族。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大将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被以私通外廷的罪名处以死刑。处死两位公主时，卫皇后哭求武帝免杀亲生女儿，武帝无动于衷。涉案人员越牵扯越多，很多与公孙贺父子过从甚密的大臣以及后宫的妃嫔宫女等牵涉在内，也被处死。

经过这一大案，武帝已处于妄想与怀疑的狂热之中。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偶人，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也梦见攻击，甚至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神秘的隐患，这年夏天，他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

江充得旨后，在首都长安搜查巫蛊。他改变了前次派士兵搜查的办法，选择了几个据说从西域来的很有道行的胡人巫师，宣称这些胡巫能看见鬼魅和地下埋藏的木偶。他带领这些胡巫在长安城内四处巡查，故意把酒洒在地上，事先在地下埋入木偶，让胡巫故弄玄虚地作法念咒，说某人在这里祭酒拜神，用巫蛊诅咒皇上。从祠堂到寺庙，从店铺到民宅，后来又到官吏居所，一旦挖出木偶或者发现酒污痕迹，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官吏，一律抓入牢狱拷问。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被抓入牢狱。江充指使部下使用各种酷刑，烧铁钳灼，许多人不堪忍受，只得含冤屈服，随意诬攀他人，结果越攀越多。江充正希望如此以显示功劳，对所有牵连到的人员全判以“大逆无道”的罪名处斩，一时间长安城内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上行下效，以查获犯案人员数量作为平步青云的政绩，争先恐后罗织冤狱。几个月下来，城内和三辅地区被牵连进去处斩的有数万人。全国其他地方也开始搜查巫蛊，同样用酷刑峻法处死了不少涉案者，整个长安乃至全国一片乌烟瘴气，直如人间地狱。

江充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武帝随时可能驾崩，自己与太子之间的仇隙极深，武帝一死，必为太子所诛，现在奉旨勘查巫蛊，正是打击太子的绝佳机会。江充将胡巫檀何向武帝推荐，吹嘘此人能望云看气，哪里地下埋有巫蛊，一看其上空云气便知。武帝让檀何作法察看，檀何装神弄鬼一番，说：“后宫中有邪气，如不尽快驱除，龙体难安啊！”武帝随即下诏让江充率胡巫、士兵前去后宫搜查，同时责令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搜查。

江充先从失宠的夫人、妃嫔寝宫开始查起，范围逐步扩大。每到一处都掘地三尺，每一个角落都让人挖开寻找木偶，连皇帝的御座也不能幸免。七月九日，江充兵分两路，自己持诏令闯入太子住的博望苑，同时派黄门苏文去卫皇后住的未央宫搜查。太子自信没有罪状，毫不在乎。江充搜查得特别仔细，命士兵刨开地面认真翻检，将宫中挖得一片狼籍；苏文在未央宫也是如此，连卫皇后的凤床也被搬开。果然，江充真的在博望苑和卫皇后宫中共挖得木偶六枚，每个木偶都是武帝模样，并用铁针刺心。在太子的博望苑里还发现了许多布帛，上面写满了恶毒诅咒皇上的咒语。其实，这是江充一伙早就做好手脚栽赃太子和卫皇后的。

江充擎着木偶向随从宣布：“太子宫里掘出木偶最多，还有写咒语的帛书，本官一定如实奏报皇上，严惩凶手。”太子惊惧非常，就问自己的师傅少傅石德怎么办。石德说：“先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年幼的卫伉都死于巫蛊，现在江充蓄意伪造罪证陷害太子，皇上不了解其险恶用心，见到这些证据，也无法辨明真假。现在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逮治江充，再揭露其罪行！而且，如今都说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太子去问安也被挡在门外，皇上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奸臣江充当道，一手遮天，太子如不从速行动，必定重蹈秦王扶苏的覆辙啊！”太子迟疑不决：“江充是奉父皇诏令来的，我们怎能擅自捕系？不如我去向皇上说明情况，还有可能使皇上知道我们无罪。”谁知太子带人刚走到门口，就被江充派的负责监护的士兵拦住，禁止出门。太子只得回到宫中，坐立不安，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最后把心一横：“我好歹也是太子，江充奸佞凭空诬陷我，将我逼到无路可走，难道现在我只能坐以待毙？”决定听从石德的意见，起兵自卫。

太子没有调动一支正规部队，只得把关押在城内的囚徒全部放出，发给他们兵器，由少傅石德和门客张光统率，鼓动他们共击奸贼，必定按功封赏。不过，这些乌合之众在丞相率领的正规军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了。太子见囚徒兵寡不敌众，危在旦夕，只得将长安城内的平民百姓驱赶数万出来，充当士卒，做拼死抵抗的准备。太子的军队和丞相的军队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恶战，繁华的长安城每一条街巷都成了杀戮战场，喊杀声惊天动地，成片的百姓倒下，尸体层层叠叠，鲜血汇成了小溪，汩汩流淌，真正达到了流血漂橹的地步。五天五夜的血战后，太子的兵卒几乎全军覆没。丞相的军队逐渐控制了长安的局势。太子的门客、内侍被捉住全部处死，跟随太子发兵的护卫以谋反罪族诛，那些被逼从军的囚徒、百姓则发配敦煌戍边。随后，武帝逼迫卫皇后自尽。卫皇后在与武帝相处48年、做了37年的皇后后，以三尺白绫自缢身亡，香消玉殒。武帝又派人将太子刘据的夫人、妃嫔、太子的儿子史皇孙刘进及其妻子处死，史皇孙的女儿虽已出嫁，也被处死。太子留在长安的家眷，惟一剩下的就是有几个月大的皇曾孙刘病已，他被投入郡邸狱中，后改名刘询即位为汉宣帝。

太子带着两个儿子逃出长安后，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一农家避难，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主人家里很穷，以编织草鞋为生，却依然尽力照顾好太子父子数人。太子想起有一位故交在湖县，决定派内侍去寻求帮助。没想到走漏风声，八月初八日深夜，地方官派兵包围了农夫的小院。太子见无路可逃，悲愤交加，只得悬梁自尽。两个皇孙则被乱刀砍死。农夫一家也全被杀死。20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

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7万大军出征匈奴。李广利自然想把自己的外甥立为太子。他作为当时最高的军事将领，又与当今丞相是儿女亲家，两人掌握大汉的军政大权，只要两人稍微用力，里应外合，就很有可能达到目的。不久，有人告发丞相刘屈氂的夫人祭祀时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并与二师将军李广利祭祀时共同祝告神灵，祝愿昌邑王为帝。武帝大怒，当即将刘屈氂夫妇逮系下狱。六月，丞相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其妻也在华阳街斩首。李广利的妻儿也被逮系下狱，只因李广利尚带兵征战大漠，武帝怕他闻讯谋反，没有将其家属处死。李广利领兵7万，兵发五原，此时正在塞北与匈奴骑兵杀得难解难分，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胡兵奔走逃散，不敢抵抗。突然有心腹从长安赶来向他报告了长安动乱的情状，李广利才知道妻儿及全族被系诏狱。李广利一怒之下，率军投降匈奴。武帝得知李广利投降匈奴，当即将其妻儿及族人全部处斩。

征和三年(前90年)九月，武帝查明江充所判巫蛊案大多查无实据，才知道太子死得确实冤枉。下令把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诛灭九族，把苏文烧死在横桥上，参加湖县剿捕行动的官吏张富昌、李寿被灭族。为表达对儿子的哀思和追悔之情，武帝在长安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台，时时追悼太子和皇后的无辜冤死。完全是掩人耳目的“作秀”。

汉武帝在位54年，一共用了13个丞相，罢了3个，自杀了3个，杀死了3个，其中诏杀窦婴、族诛公孙贺、腰斩刘屈氂，三个不是“因病”提前退休便是病死在任上，最后一个丞相田千秋只是因为汉武帝死在他的前头才幸免于难。

大将王恢，屡建功勋，就因设计骗匈奴王军入马邑城聚而歼之的计谋没有取得成功，汉军虽未取胜，但也没有遭受损失，结果王恢被判死罪，王恢在狱中上吊自杀；

材官将军韩安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吃一次败仗，即被汉武帝派人痛加谴责，韩安国又羞又怕，没等到汉武帝办罪便吐血而死。

名将李广，累建奇功，威震漠北，被匈奴尊呼为“飞将军”，反倒因为一次中了匈奴埋伏，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奋勇率领残部杀出了重围，浑身伤痕，血透战袍，结果被判死罪。由于当时有纳重金赎罪的法令条文，飞将军缴纳了重金，才获得了一条性命，但是，晚年还是因为一次军事行动的失误而被迫自杀。李广的孙子李陵，其遭遇就更悲惨了。李陵率领五千汉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十万大军围攻。李陵临危不惧，指挥将士以一挡千，殊死拼搏，在杀死了超过自己兵力数倍的敌人，且战且退了一千余里之后，仅剩下一百余人。在矢尽援绝、刀断矛折的情况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在未查明李陵的情况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并把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处以宫刑。

在苏武滞留匈奴期间，苏武之父苏建因“扶辇下除，触柱折辕”而“伏剑自刎”；苏武之弟苏贤因追捕逃犯而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母死，妻改嫁，妹妹存亡不可知。

相比之下，匈奴的单于对苏武、李陵可是关怀备至，极尽笼络之能事。即使苏武所率领的外交使团的成员在出使匈奴期间欲发动政变，谋杀单于，后来又始终不为所用；单于也没有一杀了之，而是让他牧羊，许他与胡妇产一子，真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公元前100年，中国派遣正使苏武、副使张胜赴匈奴汗国报聘。张胜跟早先投降匈奴汗国的一些汉人，密谋乘单于外出打猎时，杀掉匈奴的智囊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国。事情败露后，经过一场杀戮，张胜露出投机的原形，投降匈奴。而毫不知情的苏武却拒绝投降，匈奴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贝加尔湖，靠牧羊维生，始终拒绝投降。公元前81年，中匈复交，中国派到匈奴汗国的使节听到苏武仍然活着的消息，就告诉匈奴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吃了一惊，才把他释放。苏武出使时只40余岁，回国时已60余岁，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星散。还有李广那个孙子李陵，跑到匈奴去以后，匈奴人很敬重他，单于还把女儿都嫁给他了，汉人未必有此胸怀。而同时期的汉人却经常干那种杀害俘虏的事情。比如说李广就曾经杀掉了几百个被诱降的羌人。

张骞这个间谍被匈奴人抓到后，要是按汉人的德性，早就被砍掉脑袋了，但匈奴人只是骂了他一顿，责问汉人为什么不守信义，还给他讨了老婆，生了儿子。这家伙第二次又被抓到时，匈奴人还是没有杀他，所以他还能够活着把情报带回去然后回头来攻打匈奴。

汉武帝的妾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生了个儿子，汉武帝很高兴，因为传说古圣人尧就是在娘胎14个月才生出来的。武帝盛爱之下，决定立这个儿子为太子，又担心这个小太子将来管不了他年轻聪明的母亲，就找借口指责钩弋并下令处死。这样，就建立了立子杀母制。

《史记.外戚世家》说：钩弋夫人“生昭帝，后受责，忧死于云阳宫。”是睁眼说瞎话，司马迁赞赏汉武帝的这一暴虐行径为“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被儒家人士狂呼叫好的“立子杀母”制度使刘氏后裔不是昏庸无能便是懦弱不振。

北魏仿效立子杀母，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朝代。后来，幸亏宣武帝元恪笃守佛法，不忍杀生，“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这才废除了这一野蛮而残忍的制度。

3.《汉书.王莽传》载“连年久旱，…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之）七八”；“会稷大疫，死者万数”。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光武中元二（公元57）年，人口2100万。中国人口减少3859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东汉末年滥杀与三国混战

汉桓帝时的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杀洛阳令吕放，然后嫁祸于吕放的仇家，杀其宗族宾客百余人；郎中袁着上书谏戒，被杀，其友胡武等荐海内高士，不要去谒见梁冀，梁杀胡武全族60余人；梁冀为占有富豪孙奋的财富，向孙借钱5000万，孙只给了3000万，梁遂诬告孙奋，孙被抓，死于狱中，梁冀便没收了孙的7000万家财。梁冀把持朝政十多年，“大起第舍”、“广开园囿”，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并掠取良家女子几千人以供淫乐，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当他乘车出游时，都有成群结队的倡伎婢妾紧随车后，鸣钟吹管，歌酣竟路。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合谋，杀了梁冀满门老少，而单超等五人也于同日封侯。这五人中除单超早死外，其它四人的骄奢淫佚也毫不亚于梁冀。他们是宦官，已无性功能，但也“多取良人美人，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宦官张让的弟弟以杀孕妇取乐，时任司隶校尉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等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百余人，并在全国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太尉陈蕃因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167年赦免了李膺等2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

公元167年，桓帝死，年仅13岁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在窦太后的支持下，窦武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曹节等迅即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捉拿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80余人持刀攻击宦官，陈蕃等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反被诬告造反；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受牵连者甚众。

李膺在张俭事发后，站出来说话而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柏杨说：士大夫比宦官还残忍。160年，士大夫连宦官的宾客都杀。166年，士大夫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阳球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经黄巾起义和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曹操说当时活下来的人只有原来人口的1%！“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中国人口只有1616万多人了。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被杀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赶会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士兵为婢妾。

《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隺等放兵劫略……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两年间数十万户人竟所剩无几，一片荒凉。皇帝刘协逃出长安后，住处是以荆棘编的门户，许多宫女饿死途中。随驾官员出门打柴，往往倒毙路边。袁术军在江淮，不得不以蚌蛤充饥。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曹操曾经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坑杀数万，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曹军救刘备而打吕布首先攻下了彭城，并将彭城的守兵和平民全部杀戮一空。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7万余级，坑杀袁军8万降卒。那时常需短兵相接；杀人三千，必然会自伤八百；曹军伤亡，亦可想见。

更多的人是饿死、病死了；饿急了、人吃人。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22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三国志.魏书.张绣传》有“天下户口减少，十才一在”的估计。《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描述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230万人。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

西晋统一后的太康年间，有240多万户，1600多万口。金属货币五铢钱被废弃，布帛代替金属，成为交易的手段。可注意的是，这种经济衰落从汉末（公元3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唐中叶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初），500来年才得恢复。人口恢复到汉代水平，金属货币又代替布帛。这情况，不是战争所能解释的。战国是战争最多的时期，但战国时期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简单的讲，秦汉社会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破产流亡，变为奴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代。这导致了农业衰落。

5．西晋时经过八王之乱后人口减少80%。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这场祸乱令晋室元气大伤，更使生灵涂炭。都城洛阳及关中是主战场，受害尤烈。单单灭赵王伦一役，就“自兵兴60余日，战斗死者近10万人”！诸王混战中又引胡人参战，最终覆灭了西晋。

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馀，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无恶不作，播乱长达50年。

永嘉五年（311年），“关西饥馑，白骨蔽野，民存者百无一二”（《资治通鉴》）。《晋书.卷37司马模传》：“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疫，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进逼长安。司马模之子司马保遣胡崧兵入援，打击刘曜于灵台（长安西）。“崧恐国威复振，则曲索（曲允、索琳守长安）势威，乃帅城西诸郡兵屯渭北不进，遂还槐里（长安西兴平）。曜攻陷长安外城，曲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内外断绝，城中饥甚。斗米值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太仓有麴数十饼，曲允屑之为粥以供帝，既而亦尽”（《资治通鉴》）。

6．东晋内乱和南北朝混战。

《晋书.刘聪载记》称永嘉5年4月石勒杀“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同年六月王弥纵兵烧杀洛阳，“害诸王公百官以下10万余人”！石勒率轻骑在宁平城一次杀死晋军20万人，少数民族士兵接着连败晋军12阵，晋军再死3万人，洛阳失陷；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1万6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在今河南郸城县东，石勒将西晋逃窜的10多万官员及士兵团团围住，全部射杀，死尸堆积如山。

羯赵石勒明文规定羯人有权抢劫任何汉人；同时禁止汉人称游牧民族作胡人，违者重罚。一次，一个醉酒骑马者突闯入宫门，再飞驰而去。石勒见了大怒。责问门卫为何不阻止他。门卫惊惧，忘了石勒禁令，如实说，那是个喝醉了酒的胡人。俗话说，胡人难缠，我哪里阻止得了他。言毕，突记起石勒禁令，吓得跪地求饶。石勒反而笑道：胡人是难说话，免罪。

名士樊坦被石勒任某地方官。有次他回京瑾见石勒，半路上被国人抢个精光。石勒见他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惊问怎么会是这样子。樊坦答：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我这身衣服是临急找人借来的。石勒笑道：羯贼确实乱抢乱干。这样吧，我替他们赔给你。樊坦这才想起石勒禁令，惶恐不已叩首祈恕。石勒免之。

后赵帝国地盘很小，皇帝石勒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姬妾。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石虎杀掉，灭绝了皇族。

石虎每攻下一个汉人据守的城池、堡垒，便将其中的人全部杀死。他在首都邺城以南开辟了世界上最大的狩猎围场，任何人都不许向野兽掷一块石头，否则就是“犯兽”，要处死刑。官员们遂用“犯兽”作敲诈的工具，一个人如果被指控犯兽，就死定了或破产定了。石虎造猎车千乘，车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同时造格兽车四十乘，令犯人在车里和猛兽格斗。

有官员报告：济南一个石头雕制的老虎，走到城东南，后有狼群千余相随，脚印深陷入石头中。石虎大悦：“石虎便是朕的名字。自西北徙至东南，大约天意佑朕得天下啊。”

于是石虎宣称要进攻晋帝国，下令征兵，家有三个男人的征两人入营，制造盔甲的工匠就有50余万人，制造船舰的工匠也有17万人。这些工匠2/3在征调途中被水淹死或被因田亩荒凉而出没无常的野兽所吞食。士兵比工匠更苦，后赵政府不但不供应粮食，每5个士兵还要献出1辆牛车、2头牛和15斗米、绢十匹，违令者斩，缴不足的亦斩。人民卖子卖女来供奉石虎的挥霍，等到子女卖尽或没有人再买得起时，世界上最和平善良的中国农民，便全家自缢而死，从洛阳到长安的道路两旁的大树上挂满了尸体，前后衔接。

石虎为聚敛金帛，发掘前代帝王的陵墓。又发近郡男女16万人，车10万乘，运土至邺城北隅筑华林苑，华林苑的围墙就有数十里。天寒地冻，役夫冻死路上的有近万人。

石虎掠夺中原地区年龄在13～20岁的汉族美貌女子3万多人充实自己的后宫，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其他羯族贵族各自夺取的美女又有近万人，就连结过婚的、老百姓的妻子也不放过。当美女送到邺城时，石虎龙心大悦，凡有超额成绩的地方首长，都晋封侯爵。等到其暴政引起人民大规模逃亡时，石虎又责怪那些新晋封侯爵的地方首民不知道安抚人民，一律斩首。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

石虎好男色，男色郑樱桃为人又轻佻淫妒，使出种种柔媚的手段将石虎笼住。他每夜在枕边诋毁石虎的妻子郭氏，且时常当着石虎的面讥讽嘲笑。郭氏反唇相讥，谁知石虎袒护郑樱桃，于是和石虎起了争执。石虎性似烈火，一顿拳打足踢，将郭氏当场打死。

后来石虎又娶清河崔氏女为继室，相处一年有余，郑樱桃又加以诋毁。石虎大怒，取来弓箭，急召崔氏问话。崔氏光着脚来到石虎跟前，边哭边哀求：“大王不要杀妾，先听妾一言！”石虎狞笑说：“你若心无歹意，何必这样慌张。你先坐下，我给你时间慢慢说。”于是崔氏转身入座，却听见背后弓弦声响，她急欲闪避，但已来不及，一支箭从后背穿入前胸，血光疾射而出，立刻倒地毕命。

石虎察知太子石邃有反意，当即诛杀了石邃及其亲随30多人；石邃妻张氏等男女26人，一律诛死，同埋在一口棺材里；并杀东宫僚属2百余人。另立河间公石宣为天王太子。

石宣出入建天子旌旗，前呼后拥，戎卒随从多至18万。他日夜荒淫，所经之地，必须穷极珍奇地供应，州县多为之一空；石韬的行径与其兄石宣类似。348年，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及随从，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将石宣绑到台下，将石宣割舌、剜目、刳肠、断手足，最后活活烧死。石宣妻妾子弟29人一并被杀死。石宣所有的妻子姬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小儿子拉住石虎的衣服，狂叫痛哭，石虎咬牙将他猛掷出去，摔死了事。东宫僚属3百人、宦者50人全部被车裂肢解，将东宫作为养猪的场所，东宫10余万卫士全部谪配1200公里外的梁州。

再议立太子，被两任太子杀怕了的石虎说了一番痛彻心肺的话：“吾欲以纯灰三斛自涤其肠，何为专生恶子，年逾二十辄欲杀父！”遂选年龄最小的“红小兵”石世，“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被两任太子杀得心惊肉跳的老天王，也顾不了小王子将来能不能守住石家江山，只求一个底线——我活着的时候，他不会萌生杀死我的念头！选定接班人之次年即394年，石虎匆匆称帝后撒手而去。不等老皇帝入土为安，石虎的儿子们为争夺皇位就开打了，这里适用的是所谓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继位33天的少年天子石世及其母刘太后成了哥哥石遵登基的祭品；接着，石遵在位83天后被弟弟石鉴杀死，石冲争夺帝位失败后，“坑其士卒三万余人”。石鉴登极103天后又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死，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冉闵于350年在邺城建立冉魏帝国。352年，东北的前燕帝国跟冉魏帝国在廉台村（河北无极）决战，冉闵马倒被擒。前燕帝国把冉闵打了三百鞭之后斩首。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被石虎千方百计搜罗来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中州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北魏的鲜卑人更是公开扬言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人不下100万。为稳定统治，鲜卑鼓励鲜汉通婚。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北魏末年尔朱荣欲称帝，怕北魏旧臣不服，有人劝他全部剿灭，他笑了笑，答应了，于是，他请庄帝循河西至河阴，引导百官于行宫西北，告之大家说要祭天，不能请假。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捡个高台四处望，立马于上，大声叱责说：“天下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能辅弼造成。而且朝臣贪虐，个个该杀！”言毕，纵兵大杀。死难朝臣人数极多，据《北史》、《魏书》记载有1300多人，《资治通鉴》记载有两千多，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居丧在家的黄门郎王遵业兄弟，不分良奸，全部刀劈斧砍，杀个精光。尔朱荣又让军士鼓噪：“元氏既灭，尔朱氏兴！”

北朝的齐国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国有469万人，到南陈国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篡北周，把年仅10岁的外孙小皇帝宇文衍杀掉后，又遍诛宇文氏皇族，共杀掉北周文帝子孙25家，节闵帝及明帝子孙6家，武帝子孙12家，数千凤子龙孙，一时屠戮殆尽。隋文帝以杀人立威。他经常对大臣施以廷杖，一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谁拣起拿走，便立斩。有人告：御史监师没有劾奏衣剑不齐的武官，文帝便命杀之；有人劝阻，又被杀。特别是在他郁闷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罪的人往往也被处死。隋文帝造仁寿宫数以万计的死者或将死者被残忍地活埋在坑内。

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

文帝24年扬广发动政变杀死文帝和哥哥扬勇，霸占文帝最爱的夫人。炀帝更是擅杀大臣、屠戮臣民数万，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满足扬广的腐朽生活。

公元611年扬广第一次东征高丽时的总兵力达113.38万人，号称200万，运输的夫差是兵员总数的好几倍，结果大败而回，只剩下2700残军跟皇帝回来。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皆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755年，杨国忠派遣警备部队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逮捕他的宾客，全部处死。安禄山遂率领洋华混合兵团17万人南下，宣称讨伐杨国忠。洋华混合兵团一路势如破竹，攻陷洛阳。756年，攻陷潼关。李隆基从长安逃出，逃到了距长安60公里的马嵬坡（陕西兴平西），愤怒的禁卫军把杨国忠杀掉，屠灭他的全家。为了防备复仇，禁卫军要求李隆基处置杨玉环，李隆基只好把她绞死。

太子李亨奔向灵武郡（宁夏永宁西南）宣布即位。因20万精兵被杨国忠送死在云南，唐朝的皇帝竟乞求回纥出兵，条件是：所有美女和财产任凭回纥奸淫烧杀和掳掠回国。757年，回纥兵团收复长安，在李亨的儿子李豫一再要求下，回纥答应等收复洛阳时再践约。当洛阳被收复时，那些日夜盼望政府军的人民，却发现政府军烧杀掳掠、狰狞无比。随后，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在范阳投降。759年李亨要秘密杀掉史思明，阴谋泄露后，史思明再度叛变。皇帝再向回纥乞援。762年，回纥军团收复洛阳，洛阳遭到第二次恶运，距上次恶运只5年。洛阳的妇女儿童涌向圣善寺和白马寺躲避，希望佛祖保护。结果回纥纵火焚烧，一万余人全被烧死，大火数月不熄。繁华盖世的东都，再罹浩劫，从此一百年间，一片荒凉。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唐政府的军队也效法回纥，对自己的同胞，比回纥兵团还要凶暴。公元760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借平息刘展叛乱，命部下杀死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数千人，把一个繁荣的扬州城屠为死城。《旧唐书.秦彦传》描述：“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旧五代史》记载：“安禄山之乱，肃宗在灵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吐蕃对所占领的河西地区的汉民是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民族压迫，汉民被迫穿上吐蕃人的服饰，还得说吐蕃话，平时走在大街上，还必须像奴隶般的弯腰低头行走，更是不能直视吐蕃人。史载，沙洲城破时，“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

9．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实际上是一个儒生，黄巢出身于一个靠贩运私盐暴利发财的富裕家庭，殷实的家底使得黄巢自小就有条件苦读儒经以求晋身官场，却不料屡次科举均以落第告终。愤怒的儒生黄巢陡然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扔下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白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气腾腾的誓言。

黄巢回家做了几天私盐贩子。唐代规定只准国营企业经营盐，黄巢没有经营盐的许可证，结果他们的盐巴被查封没收了。他便散尽家产啸聚山林投身“农民革命运动”去了。黄巢变成暴民，是被暴官逼出来的。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后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黄巢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冲天大将军”后，极端的复仇心理促使他对社会不加选择地实施破坏政策。公元879年，黄巢攻陷广州，屠杀城内各国商人12万人，摧毁一切教堂，把曾经是海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几乎一举荡平。黄巢痛恨外贸至极，大军所至，砍绝桑树，为的只是不许养蚕织丝以货外夷罢了。唐末动乱对于海外贸易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在广州北伐前黄巢从《诗经》的“率土之滨”取了个“率土大将军”的名称。

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自立为帝。有人题诗嘲讽，查不出作者，巢大怒，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警卫的官兵全部处死，并搜捕全城所有会写诗的3000余无辜的儒生，全部杀掉。

黄巢将士进城时长安市民夹道欢迎，曾感动得起义军散发金银绸缎给民众；黄巢称帝后，黄巢士兵则如同明火执杖的强盗一般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争抢美女，殴打平民，无恶不作。几个月后出现了粮荒，长安城里一片混乱。小股唐军乘乱攻城，黄巢带了少数随从潜逃出城。唐军进城之后，受到长安百姓的欢迎。黄巢到了城外定下神来，才发现入城唐军人数很少，随即反攻入城。重入长安的黄巢，对于百姓欢迎唐军一事恨之入骨，居然下令屠城。将城中男丁杀戮殆尽，来了个“巢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式的血洗长安城。883年4月，唐廷借沙陀兵协助攻城，一万多沙陀兵与黄巢十余万人对阵，黄巢一战即溃，只好弃城逃跑。逃出前，下令纵火。长安城在黄巢的一炬之下化成灰烬。

黄巢把唐末腐败的政治制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全盘接收。像“监军”即是，黄巢也派出他的监军。朱温所以叛变，就是因为不堪监军的压制，他的一切申诉，都被截留，无法到达黄巢面前，于是他把监军斩首，向唐王朝投降。

朱温（852-912），后名朱全忠、终名朱晃，唐朝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乳名朱三。朱温的祖父和父亲朱诚都是乡村的私塾教师，长兄为全昱，次兄为朱存。父亲早亡之后，因为家贫，兄弟三人随母亲一同投靠萧县刘崇家。朱温当初参加黄巢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

唐蔡州节度使秦宗先投降黄巢，黄巢败后，他就在蔡州当起皇帝来，并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的对手。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一面派人到山东募兵，一面向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宣寻求支援。先后多次战胜秦宗权的骄纵部将，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斩首2万余级，秦宗权开始居于下风，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901年，唐王朝宦官政权内哄，禁军中忠于皇帝的宦官，起兵把两位司令官杀掉，救出废帝李晔，使他复位。宰相崔胤建议乘着这个机会使禁军摆脱宦官的掌握，任命正规军出身的将领任司令官。李晔不听，任命他最亲信的宦官韩全诲、张彦弘接任左右军司令官。宦官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作为外援；崔胤自知危在旦夕，就给宣武（汴州）节度使朱温写信说，奉皇帝密旨，命朱温发兵救驾。朱温统军西上。韩全诲立即强迫李晔投奔凤翔，距李晔复位只10个月。朱温围攻凤翔，凤翔坚守2年，可怕的饥饿使它不能支持。903年，李茂贞只好把韩全诲、张彦弘杀掉，跟朱温和解，送李晔返回长安。朱温迅速派军进入皇宫，杀尽了宦官数百人。派到各战区担任监军的宦官，朱温也命李晔下令，一律就地处决。

904年，强迫李晔迁都到重建后的洛阳，并裹胁长安全体市民跟随东迁。长安宫殿和所有民房，悉数拆除，百万余市民刹那间成为赤贫，被朱温的汴州兵团押解，踉跄上道，咒骂声和哭声，连绵四百公里。李晔到洛阳后四个月，就被朱温派人刺死。李晔的儿子李祝继位。为早日称帝，朱温令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人加紧谋划。柳蒋二人认为自魏晋以来，称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着急。朱温认为他们故意拖延时间，杀掉这两位大臣。随后又杀了许多大臣。907年，朱温命李祝禅让。第二年，干脆派人将其杀掉，以绝后患。

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

在诛杀敌兵时，朱温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魏博的罗绍威几次请求朱温帮他除掉难以控制的牙兵（即长期形成的节度使亲兵），朱温和罗绍威有姻亲关系，于是就趁自己女儿（即罗绍威的儿媳）病死的机会，以奔丧为掩护，先派精兵装扮成担夫，进入魏州城，然后由大部队跟进。内外夹攻，将8千牙兵全部杀死，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正和梁军一起围攻沧州的魏博军闻讯反击梁军。梁军攻下魏博军的城池后，又将军民杀得一个不留，激怒了当地百姓，因为魏博军都是当地人出身。百姓纷纷抗击梁军。

其次就是乱杀战俘。朱温率军在鉅野（今山东巨野）南边击败朱瑄部，部将万余人，清理战场的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沙尘弥天漫地。朱温杀性顿起，借机对众将说：“这是因为杀人不够！”于是命将士把3000战俘悉数杀死。

有一年，朱温命朱友宁攻打青州博昌县（今山东博兴），打了一个多月仍未攻克。朱温盛怒之下，命友宁驱使俘虏的10万民众背着石头木料，牵着牛驴，在城南筑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将人畜木石合在一起筑成攻城的道路，惨不忍睹，喊冤之声几十里之外就能听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温又命令屠城，尸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历来战争成名的只有将领，受害的总是百姓，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绝不仅仅是一句卖弄文采的七言诗！

朱温对待士人是残忍至极。有一年的六月，朱温与众多幕僚及当地游客在大柳树下乘凉。朱温望了望柳树枝，自言自语道：“这柳树正好可以做车毂。”众人都未及回应，几个书生游客顺口应道：“是啊，正好做车毂。”没想到朱温勃然变色，斥责道：“书生们只知道顺嘴戏耍人，什么东西！车毂要用榆树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后冲着左右卫士们喊道：“还等什么？”数十名卫士亮刃向前，将答话的几个书生全部砍杀。

更让朱温遗臭万年的是他的荒淫，而且是前无古人。公元912年，朱温兵败路上生病，回师洛阳后，住到大臣张全义家的会节园里避暑，前后十多日。张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寝，淫乱终日，连张全义已是半老徐娘的继妻储氏也被他召来强与交欢。张全义的儿子愤恨至极，持刀要与朱温拼命，被张全义死死拉住，说不要忘了昔日朱温对他全家的救命之恩。

朱温在他的儿子外出征战时，便将儿媳召入宫中，命为侍病，实为侍寝。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不但不愤恨，反而利用妻子在父亲床前争宠，讨好朱温，以求将来继承皇位。父子这种丑闻，在历史上恐怕独一无二了。

朱友文是朱温的养子，其妻王氏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尤为喜欢。朱温为满足欲望，枕席之间答应王氏将来传位给朱友文，这又引起了亲生儿子朱友圭的不满。朱友圭的妻子张氏也常常侍奉朱温左右，甘心献身，随时注意年老多病的朱温的一举一动。后来，朱温病情加重，就告诉王氏，让她通知朱友文来见他，以便委托后事。友圭的妻子张氏知道后，赶紧密告友圭：“朱温已将传国宝交给王氏去找友文，我们就快完了”。朱友圭得到消息后，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卫队及其它亲信所率的部队发动了政变，连夜杀入宫中。朱友圭的随从冯廷谔一刀刺入朱温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友圭见他已死，用破毡裹住尸首，埋在了寝殿的地下。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五代十国后汉的苏逢吉梳理狱囚，便将囚犯无论罪行轻重曲直一律杀掉；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诱仆人诬告，然后杀其一族；史弘肇出兵巡视，必杀人，一次，太白星座昼见，有人仰视，便被腰斩；史氏还实行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酷刑。南汉开国之主刘氏性极残忍，他以酷刑为乐，将人锅煮，然后暴晒、洒盐，使之肌体腐烂，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锤锯待人，使之血肉交飞，惨叫声不断。刘氏还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罚。自秦后的所建立30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10．金元灭宋。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北宋时期，宦官童贯在镇压方腊等农民军的过程中，纵兵杀掠，杀害军民近百万人。

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瓮中人语》记载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简直是天文数字的犒军费，他们的真正用意就是掠夺宋王朝的妇女。《南征录汇》记载：“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宋钦宗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开封府不仅照办，而且《开封府状》还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该清单中，被一次抵押折价的各类女子竟然多达11635人！一支原先三千多人的赵宋宗室队伍，到达燕山后，只剩下一千几百人，而且十人九病。后来岳飞在朱仙镇宰杀来犯金兵59万多人，为汉人历史所赞扬。

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以至于全世界丢失了2亿人，逾三分之一的人口。1211年，蒙古攻击金国，攻破居庸关（北京昌平）；1213年全歼金国主力部队，横尸150公里。金帝南迁开封，1215年金中都（即今北京）陷落；蒙古人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100多万人为此殒命。

1215～1216年，蒙古灭西辽帝国，蒙古帝国的边界遂与花剌子模王国接壤。1215年成吉思汗派使臣与商队450人、500头骆驼，携带大批金银珠宝与商品前往花剌子模国通商；该国边境总督见财起意，诬指商队为间谍，上报国王屠杀之。成吉思汗派出使臣，致书摩诃末责其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摩诃末拒绝要求并杀害正使，剃光两位副使胡须，押送出境。铁木真遂暂时放下金国，于1218年亲率大军西征。1220～1221年对花剌子模国寻思干（撒马尔罕）疯狂屠杀；当时共计5万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24个百姓之多，被屠杀者多达120万。灭花刺子模王国后，铁木真继续率兵南下，消灭位于今阿富汗及伊朗东部的几个古老王国。1223年，蒙古西征军攻入南俄罗斯地区。基辅大公穆斯提斯拉夫.罗曼诺维奇组织南俄联军迎战，在卡尔卡河畔遭蒙古人突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西征历时8年，于1225年结束。铁木真把原西辽大部分、以及花刺子模王国故地封给他的次子察合台。

1227年8月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于8月18日去世。其后继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将西夏境内的居民系数屠戮。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

1231年，拖雷派遣使节速不罕到南宋谈判借路。然而走到沔州（陕西略阳）时，被守将张宣杀掉。拖雷大怒，即从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攻入宋境。一连攻陷兴元（陕西汉中）、金州（陕西安康），沿汉水而下，在光化进入金境。宋帝国因一个将领的颟顸，竟付出数十万人死亡的代价，并为拖雷解决了借路的困难；现在不需要借，路已成为他的了。

金国驻防邓州（河南邓州）大将完颜合达，在邓州西南禹山迎战，大败，急撤退到邓州固守，一面向中央报告大捷，金国在狂欢中度过新年。1232年春，完颜合达的女真兵进入蒙古的口袋阵地。在蒙古骑兵冲杀下，15万女真兵四散逃命。这时潼关守军也急行军赴援开封，他们携妻负子，疲惫恐惧，好容易走到洛阳以南，被埋伏的蒙古兵团截击，全军覆没。

1233年春天，金帝完颜守绪逃奔蔡州（河南汝南）。蒙古国派人到宋国的襄阳要求援助。于是，两国签订军事同盟，蒙古帝国答应宋国可以收回淮河以南若干被金国强占的地区，宋国答应供应粮秣；宋与蒙古以淮河为界。该年底，蒙古兵团抵达城下。宋军2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按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兵团的粮秣30万石，也抵城下。

1234年正月，完颜守绪自缢身死，纵火焚尸。刚刚火起，城即陷落，金帝国立国120年，到此灭亡。蒙古兵团遂撤回关中（陕西省中部）。没过多久，宋国宰相郑清之和大将赵范就决定收复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河南商丘）。也就是违约来收复整个黄河以南地区。6月，宋国北伐兵团三道出击，收复开封和归德（即应天，金国改名归德）。7月，收复洛阳。8月，蒙古兵团发动反攻，除了三京再度陷落外，宋军丧失战士10余万人。

1231年拖雷攻攻进潼关、四川后，屠杀的汉民数量是吉尼斯世界之最。1236年，在四川省会成都发生的140万人大屠杀，恐怕史上出其右者不多。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这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1237年秋蒙古攻入俄罗斯境内，首先围攻大城梁赞数月，12月21日大肆屠城。1238年蒙古人攻陷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等城市，遭到的抵抗非常激烈，光是小城科泽尔斯克就抵挡了蒙古人50天才陷落。1240年底蒙古大军攻陷基辅。1241年拔都攻掠加利西亚和波兰，在捷克受挫后南下与南路大军汇合。南路蒙古军大败匈牙利人，在多瑙河草原上大肆劫掠，远达亚德里亚海岸，最后于年底开始撤离欧洲。北路蒙古军在1242年夏被捷克人击败后才退回伏尔加河草原。1243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萨莱立庭，金帐汗国的统治正式开始。

东方帝国虽强大，但只要击败其主力军，整个国家即行瓦解崩溃，民众亦成为征服者的奴仆。俄罗斯由众多分立的城市和乡村构成，要彻底征服他们，除了逐个攻陷这些设防的城市和堡垒并派兵驻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比如诺夫哥罗德就毫发无损幸存下来，当时诺夫哥罗德认真抵抗蒙古人未必会败。可诺夫哥罗德宁愿向蒙古人称臣，是因为必须对付来自西北方的瑞典人和德意志骑士团。蒙古人如同风暴一般，席卷大地之后自然会退去；而瑞典人和德国骑士的目的在于开拓疆土，对俄罗斯的威胁更大。1240年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在涅瓦河畔击败瑞典人，同时立沃尼亚骑士团趁虚攻占临近大城普斯科夫，给诺夫哥罗德造成更大威胁。雅罗斯拉维奇倾全力以战，于1242年初收复普斯科夫，随后在4月5日爆发了著名的冰湖血战，俄罗斯人大败立沃尼亚骑士团，终于遏制了德意志骑士团的东进势头。这几场大战都发生在蒙古人西征的高潮时期，这至少证明俄罗斯人的实力并没有被蒙古人完全摧毁。俄罗斯诸邦事实上只是金帐汗国的属国。俄罗斯人于1395年正式废除对蒙古的朝贡。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威胁跟同时期蒙古人对明帝国的威胁没有两样，俄罗斯人表现还好些，没有经历土木堡之类的屈辱。

蒙古诸王在元帝国境内都有封地，拔都在中国的封地共三处：平阳，晋州，永州。其中平阳有户约四万一千，晋州约一万，永州约六万。三处加在一起人口超过任何一个俄罗斯城邦，油水也远超过俄罗斯，金帐汗直接派官员来平阳管理税收。因金帐汗远在西方，平阳百姓的实物税和劳役必须折成金银收取，金帐汗国官员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横征暴敛，大批百姓破产。即便是在中国，俄罗斯人的地位也比汉人高得多，属二等色目人。元皇帝对俄罗斯人的战斗力也颇欣赏，后来收聚境内的俄罗斯人共约一万户，安置在山西大同一带，从这些俄罗斯人中招募一队禁卫军，称“斡罗思扈卫亲兵”，驻扎于大都以北拱卫京师。

1252～1259年，蒙古征服了波斯（伊朗）和黑衣大食（伊拉克），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整个中亚一片废墟。1258年，旭列兀（拖累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120万人死于屠刀下，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血红！蒙古军队曾一度占领今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大汗把这块广大的土地封给旭烈兀。称伊尔汗国。

1253年蒙古攻陷大理，1258年安南国王陈日照向蒙古投降。1259年，忽必烈也渡过长江，抵达鄂州城（武昌）下攻城。宋国擢升贾似道当宰相，命他救援鄂州。贾似道那时驻防在黄州（湖北黄州），他派遣密使向忽必烈乞求和解，愿意承诺下列条件：一宋帝国向蒙古国称臣，降为藩属。二以长江为两国疆界，宋帝国全部割让江北土地。三宋帝国每年向蒙古帝国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和解的建议提出得恰是时候，因为蒙古大汗蒙哥逝世，传来消息说，亲族会议可能推举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继任大汗。这使忽必烈心如火焚，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接受贾似道的条件，命兀良哈台兵团放弃潭州（长沙），一齐北返。

贾似道立即叛盟，下令截杀蒙古殿后的散兵游卒，用他们的人头向首都报告大捷。当贾似道凯旋返都之时，宋帝命全体文武官员都到郊外盛大欢迎。名作家廖莹中还撰写《福华篇》巨著，歌颂贾似道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就在宋国庆祝胜利时，蒙古的使节郝经前来宋国报聘，并谈判履行和约的细则。贾似道遂把郝经逮捕，秘密囚禁在真州（江苏仪征）军营。

忽必烈登基后，于1269年围攻襄阳（湖北襄樊）。贾似道封锁了襄阳被围的消息，并命他最亲信的大将范文虎前往援救。范文虎扎营包围圈外，偶尔截击一下蒙古的巡逻部队，大部分时间都在跟美女享乐。襄阳被围5年，粮尽援绝。1273年，蒙古兵团运来回回巨炮，一炮就把城楼轰碎，声如百万霹雳。守将吕文焕望着首都临安痛哭，开城出降。

1274年，蒙古对宋国全面进攻。1275年，蒙古兵团迫近安庆，范文虎魂不附体，全军投降。谢太后把贾似道免职，贬谪到循州（广东龙川）。走到漳州时，住宿在木绵庵，押解他的差官郑虎臣把他拖到厕所，击碎肋骨而死。谢太后派人向伯颜乞和，愿降为属国，伯颜接受了。可蒙古使节廉希贤一行前往临安谈判，走到独松关（浙江安吉南）时，被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了。谢太后在惊恐中，急忙再第二次派特使到已陷落的建康向伯颜解释，保证严惩那守将。伯颜第二次派出使节张羽，走到平江（江苏苏州），又被另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掉。伯颜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理喻而又狡狯凶恶的野蛮部落，蒙古兵团遂进抵临安。谢太后和皇帝赵显投降。九岁的亲王、赵显的哥哥随着他的母亲杨太后逃到福州继位，号召继续抗战。蒙古军队不停追击，一直追到了井澳（中山南一百公里海上横琴山小岛），宋帝龙舟翻覆，跌到大海里，受惊而死。大臣们再拥立他的弟弟、八岁的赵昞继位，进驻崖山。这时残余的军民和眷属，还有20余万人。1279年，蒙古大将张弘范发动海陆攻击，宋军崩溃。陆秀夫背负赵昞投海而死，杨太后也投海而死，宋亡。

中国有60%的人口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下。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忽必烈就下令屠杀了1800万汉人。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能直接统计，估计是3000万。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余玠在四川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在山城防御战中最著名的城市是合川钓鱼城，这座城市孤城独守36年，在南宋灭亡后还抵抗多年，并且击毙蒙古大汗蒙哥。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蒙古不仅在征战时对中国人极尽屠杀，就是在建国后仍然无数次屠城。例如1352年7月屠杭州城，9月元丞相脱脱屠徐州城。

11．元末大混战，人口损失率75%。

朱元璋重用儒家，结果杀得血流成河。朱元璋出生微贱，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璋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璋救应遭难的小明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明初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空印案、郭桓案共杀了七、八万人。

胡、蓝两人的所谓谋逆纯属子虚乌有。胡惟庸专权不假，但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谋反却没有证据。云奇也并非朱元璋贴身宦官，仅仅是西华门的一个小太监，他拦御驾告状不知出于何故，却正好给朱元璋找到了杀人的借口。《明史》记载云奇告变一事，有四个字：“凿空说鬼”，很耐人寻味。至于说胡惟庸暗通蒙古、倭寇，那分别是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三年的事了，而胡惟庸被杀则是在洪武十三年，此时的胡惟庸，按《明史》的说法“反迹尚未暴露”。显然，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因胡案遭杀的人前后达三万余人。

蓝玉案。蓝玉一生南征北讨，战功无数，从未谋生反意，他的“罪过”就在于功高盖主。洪武二十五年年底，蓝玉平叛胜利，十二月班师回朝。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朱元璋大封功臣，许多人都得到了很高的封赏，连傅有德也封了太师，而蓝玉才仅仅封了个太傅，他于是口有怨言，谁知这怨言竟被特务听了去，锦衣卫指挥使蒋璞诬告蓝玉谋反。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了。到当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经将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基本牵连进来杀光，并将自己亲自作序的蓝玉《逆臣录》公告天下。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将大约两万多需要干掉的人大体清除完毕。这份《逆臣录》同样可笑，它煞有介事地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故事。于是，这位曾经百战百胜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不是弱智、就是脑子进水的阴谋造反者。李善长在蓝玉案发生十年后被牵出遭诛灭三族，此时李善长已是77岁的退休老人。胡、蓝两案将元勋宿将几乎一网打尽，被列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空印案。1382年，明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泼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1300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以后又牵连了数万人，著名学者方孝孺的父亲便在空印案中遭杀害。

郭桓案。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了的财物总计折合精米2400多万石，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无从查考。

茹太素是明初有名的大臣，以忠厚正直为时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时为正二品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最高财政经济部门首长。此人就是因为奏折写得太长而被朱元璋急急召来打了80板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经被判罪后戴着镣铐上班办公，后终于被朱元璋杀死。在《大诰三编》中，这种为朱元璋所发明的崭新工作方式，叫做“戴罪办事”。戴，是已经被判刑的意思。当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这种戴罪办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记录，有328人。

朱元璋曾赐给了刘伯温一个很美貌的侍姬。刘伯温知道这是来监视自己的，因此，特别小心翼翼。当时，为了一个基本算不上过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刘伯温将一篇无用的文书必须每天抄写一遍，以示惩罚。这实在无聊。时间一久，皇帝也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待刘伯温亲切如初了。65岁的刘伯温也就不再抄写。而在此期间，那位美丽的女孩子，却真心爱慕上了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学，使老人凄怆苍凉的心境得到不小的慰藉。

谁知，很久以后，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检查太久之前给刘伯温留的家庭作业。刘伯温一下蒙了，他哪里能拿得出来？这虽然不是一件大事，但安上一个抗旨的罪名却恰好合适。刘惶恐无地，由此知道，皇帝是想要自己死。不料，那聪颖的女子却比刘伯温更了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刘伯温抄写，遂使刘伯温得以交卷。朱元璋却在随手一翻之际，看出后面的字迹有异，询问之下，得知实情。皇帝没有表示什么，放过了刘伯温。据说，刘伯温晚年丧妻，对那位女子充满爱怜与感激。他离开皇宫，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向她报喜，没有注意一队轻骑兵风驰电掣般驶过身边。刘伯温到家时，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经气绝。

正史记载说，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辗转反侧，相当痛苦地死去了。

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傅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据说，他平素沉默寡言，每临战事却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胜，其身上的刀剑伤痕不下百余处。且此人在个人品行上也几乎无懈可击，相当自爱。因此，从一个普通的校级军官，一直成长为屈指可数的帝国开国功臣，为朱元璋册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1394年11月29日，朱元璋举行盛大宴会。谁都没有想到，大家刚刚坐定，朱元璋突然提出的话题是，傅友德担任宴会警卫的儿子简慢无礼。傅友德连忙站起来，打算赔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问道：“你站起来干什么？哪个让你站起来？”傅友德赶紧埋首坐下，不敢吭声。朱元璋下令说：“去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他刚刚走到门口，朱元璋的贴身卫士便赶来传旨：“带二人的首级来见！”随即，递给傅友德一把宝剑。傅友德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返回时，没有下跪，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么这样残忍？莫非是怨恨我吗？”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愿吗？”说完，横剑自刎而死。朱元璋当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孙之外，将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云南。云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带领大军收归大明帝国版图的。

1395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春节过后不久，冯胜被逼自杀。冯胜也是朱元璋所封的九个公爵之一，而且是第一批册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个信国公汤和，得以善终。原因是，此人第一个交出兵权，且久患中风，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经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了。他所封的全部54个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们普遍认为最平庸、最没有威胁的两个还活在世上。

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杀了20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武臣第一”的徐达长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为除掉功臣，就专门赐他吃蒸鹅，徐达不得已流泪吃下，不久背疽爆发而亡。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朱元璋一生的只有一个“杀”字，杀人是他一生的嗜好与“成就”，就在他咽气前还特别下旨，将40多个后妃全部被勒死为自己殉葬。从他的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个流氓皇帝的霸气与血腥气：“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菊花诗》）。“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小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不惹庵示僧》）。只要有一丝不满，他就可以大规模的杀人。有一次他微服私访，听到老百姓称他为“老头”，顿时怒上心头，回宫便调军队将那个地方附近的人全部抓来杀掉。还有一次朱下令免除江南赋税，可是到了秋天又反悔了，复令收税。御史周衡进谏说，出尔反尔是失信于民。朱当时没有发作，却记恨在心。不久，周御史因家事请了六天假，因故多耽误了一天。到第七天回来销假时，朱元璋以“你失信于我”，最终将周御史杀了。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百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被杀了，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是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定是被杀了。他一次性枉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1万4千多人。

朱棣的谋士姚广孝在北平时对他讲，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绝不可杀。朱棣召方孝孺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声叫道：“怎能让你痛快一死，即死，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朱棣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873人，依次碎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46，充军边远地区而死的有1000多人。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铁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朱棣又把铁铉80多岁的父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又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灭其三族，凌迟处死。兵部尚书齐秦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兄弟全体处斩。财政部副部长卓敬灭三族。教育部长陈迪全家处斩，亲属180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监察部代理部长景清磔死，家属亲朋全数处决，故乡一连数个村庄房舍一空。

右副御史练子宁，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151人，数百人贬窜蛮荒。

最高法院秘书长邹瑾家族448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胡闰家族217人处决。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巨敬，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着做妓女，死后便“着抬出城门喂狗吃了”……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又给自己立牌坊。永乐22年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

朱棣曾经嫌弃朱高炽的肥胖，不让御膳房给朱高炽吃饱，说是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的难受，就给他做饭，让朱棣知道后，把此人剁成肉酱。

1449年也先率军侵略，王振为了邀功取宠，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力主皇帝亲征。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50余位重要官员，明50万大军全军覆灭。当英宗被捉时，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气愤地喊：“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砸死了王振。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悲愤的大臣诛杀王振的死党，查抄了王振的财产，得金银60余库，其它珍宝无数。王振家族无论老幼皆被斩杀。这就是沁透血水的中国。

12．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7年3月陕西大饥荒，人相食；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1628年高迎祥反明称“闯王”。1630年李自成杀驿站的上司后投奔舅舅高迎祥。1634年农民军战败，李自成（军）投降官军并被礼送回陕北，但李自成杀掉了护送的官军。1635年3月李自成军烧毁凤阳皇陵和皇觉寺。1636年夏，高迎祥被俘而亡，李自成称“闯王”。

1641年1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正月二十日，洛阳福王府邸。人声鼎沸中，烈焰腾腾，珍稀香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俱皆成为柴木，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其间，这个连阴毛都被剃光的“猪油糕”样大胖人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微微烧开的热水中“游泳”。此人乃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他们正在欣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受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中的“福”菜。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锅中的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

1642年5月李自成第三度围攻开封，因开封总兵陈永福之子陈德在西门一箭射瞎了李自成的左目。《守汴日志》记载：到了八、九月之交，开封城内到了“人相食”的绝境。光天化日之下，时有强壮者掳人至背处，杀掉割肉分食之。此时，守城官军被许杀马充饷，竟有将马肉人肉相混，每斤卖价数两，一马可值千金。战时的开封居然有“卖人悬马”这样往史未见的罪恶绝例。弱民无法杀人，只能吃几乎一切不能吃的东西。如水草、胶泥、皮革、中药，甚至新马粪。城里多水坑浅沟，水中有一种小红虫，也被饥民捞取，拌葱油炒食。有骑马过来者，尾随一群人，争拾新马粪，捧回炒成淡黄，用水吞咽。推官黄澍于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门，眼见一二人在城墙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

公元前225年秦国王贲久攻魏国大梁不下，引黄水猛灌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过了1867年后，又是西来的秦人再次大水灌城，把大梁旧地的开封城给彻底毁掉了。9月14日夜，李自成掘开黄河大堤，“河伯震怒，水声远闻”；翌日黎明，水至开封城下。据史料所录，李自成围困开封城农民军躲避不及，溺死一万。9月16开封守军两营兵抱土塞门，“水从隙入，势不可扼”，“是日，南门先坏，北门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如数万钟齐鸣”。9月17黎明，“满城俱成河汉”，只存钟、鼓两楼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国寺顶、延庆观、土街等高阜处。一些恶兵奸民架舟泛行，窥有财物，乘四边无人，将难民推入水中，杀人灭口。难民渡水者，间有携带财物，多被兵士搜夺劫取。监军王燮决意再战，9月26秘密发兵3千，潜登西城，农民军松懈不备，多未携带兵器，忽遇官军袭击，被逼投水亡命。溺水死者数千，斩首级500余颗，活捉62人，后押解到北岸柳园全部斩杀。

关于开封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1644年正月有人提出派人去开封打捞沉银。崇祯听说有银可捞，敦促人火速去办。又觉得名义不雅，即以汴城修复为名，去其积水，捞出沉银，以助兵饷。顺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抚宁承勋“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过后（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开封城。

河南鹿邑县县志记载，李自成的农民军在鹿邑县除县西南任集乡的柴庄之外，把鹿邑县其余所有的人口全杀掉了。据史料记载，当年纵然是活着的人，也都“骨磊磊，息缕缕也”。

《明季北略》说，“起义军”蹂躏了南阳府唐县周围的乡镇，百里内的妇女全被抢走了，幸存的男子没有不留下残疾的，这是计六奇的乡人目击的。“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贼闯王数十万，围光州，舁大炮20座，攻城，燃二炮，城崩。城中顷刻火作，贼乘而入，官吏士民，屠僇无遗。”“起义军”攻陷光州，屠杀了全城百姓。

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一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贼陷凤阳……是时，凤阳无城可守，虽有总漕杨一鹏驻扎兵，不过二千余，皆市人不习战。贼大至，官军无一人迎敌者，遂溃。贼焚皇陵，烧享殿，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百余人，留守朱国巷战，斩贼二十七人，力竭死。贼渠扫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颜容暄囚服匿狱中，贼纵囚获之，张盖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杀推官万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杀者数万，剖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邸舍二万余间，光烛百里，贼渠列帜，自标古元真龙皇帝，恣掠三日。”

“起义军”攻陷皇陵所在凤阳城，焚烧了皇陵，烧毁了享殿，烧了松树30万株，屠杀了几万百姓，把孕妇肚子剖开，把婴儿挑在长矛上，烧毁公私房屋二万多间，火光照耀百里。

“起义军”攻入巢县后，先放火抢骡马，再索要金银子女，把所有的妇人都用绳子拴成串，关在县衙门里大肆奸淫。把犯人放了，愿意加入红军的就发给衣服和刀枪。第二次攻入巢县时百姓跑光了，“起义军”一无所获，只是烧了几家房子就走了。

“起义军”进攻舒城时，县令章可试封了三道门，只开西门，诱贼进入落入陷坑，贼军溃败，死了千把人。“起义军”于是转去攻掠抢劫霍山和合肥等县，抢了几千妇女，驱赶着回到舒县，把她们衣服全脱了，让她们对着城楼叫骂。谁要是因为赤身露体稍微觉得羞愧而不骂，“起义军”就立刻把她剐了。围城3天才撤走。

“流寇蹂躏南省，如颍川、凤阳、巢县、舒城、庐江、无为州、和州等处，所至破灭，屠戮人民，不可胜计。其仅存者，不过寿州与庐州耳。”李自成对安徽戕害最深，十室九毁，十人九亡。清初只得从江浙迁徙民众到安徽居住，史有‘湖广填四川，江浙填安徽’之说。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仅42天便退出北京。时人称大顺军在北京计掠银7千万两，实际所掠则要高于此数。大顺兵沿街大呼索马骡，“居民尽驱马骡出城外，贼争骑去”(《北略》卷20)。进城后大顺军高级将领分居勋戚豪宅，中下级军官则分据各中下级官邸或富民巨室，并占其妻妾。大顺军不仅把宫中女子当作胜利品瓜分，而且平日里“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归所据第，呼莲子胡同优伶、娈童各数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或犯闯字，手斩其头，血流筵上”(《平寇志》卷9)。士卒进居民宅，先“曰借锅，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置马上，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一人不堪众嬲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大顺士卒在居民家中，“责男子饲马，妇女执黉、供酒浆，搜索银钱，发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妇年五十皆不免。……奸污妇女，三五朋淫，去来无定”(《平寇志》卷9)。在京外所占州县亦如此，“遇贼兵过，先掠民间妇女供应，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乱下，伪官苦不可言。美者掳去，恶者弃下，仍命本官云：‘留待后来者用’。妇女供役之苦如此”。

大顺军在恣行杀掠中为防止居民逃匿，竟然也用上了连坐之法。他们“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十家之内有富户者，闯贼自行点取籍没，其中下之家，听各贼分掠。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于是满城百姓，家家倾竭”(《北略》卷20)。

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

张献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人。张献忠小时候就因为看到他父亲被人喂马屎，于是发誓杀尽天下富人。崇祯三年（1630年）于米脂起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其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1637年被击败，投降官军，皇帝赦免其罪。1638年夏，张献忠复叛。

崇祯十六（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在沟堑。张献忠的军队5月克武昌，将楚王装进笼中投入江中，强迫15-20岁的男子入伍，其余的人一律屠杀；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尸遮蔽了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漂了几寸累，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1644年阴历8月初9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

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掠的妇女裸体向城上辱骂。凡是有姿色的妇女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压制炮火。张献忠的部队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停地奸淫，他以此笼络士兵。他们往往将丈夫与妻子面对面缚在一起，让丈夫亲眼看着妻子被人奸淫，只要作丈夫的稍微流露不满的神情就会惨遭杀戮。或者强迫父淫女、子淫母，等他们互淫完毕再一起斩首；再制成军粮。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的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有时张献忠命人将被掳的孕妇衣服剥去，他与部下一边饮酒一边猜测打赌孕妇的腹中怀的到底是男还是女，然后剖开孕妇的肚子查验。或用矛刺入小孩子的身体高挑到空中，小孩子在矛尖上痛嚎而死。他还用大锅先将人油煮沸，然后将小孩子扔进去，直到小孩子被活活煮熟了便充作下酒的食物。张用刀子戳锅中小儿的肉，吃饱了之后剩下的赏给兵士下酒。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了衣服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高竖的木竿，然后割断绳子使这个女子坠落下来，让木竿从女子的阴部穿进来，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的意思。张献忠即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将收集的的三寸小脚叠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带他最心爱的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随即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得到一个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了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他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数千四川学子来到青羊宫后，就被张献忠推进土坑活埋。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98万全部被杀死。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

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攻四川。1647年7月张献忠率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同年11月，被清军包围，张献忠正在西充屠城，张献忠匆忙迎战，在西充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

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户人。《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满清却继续下达屠四川全省令：“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明万历6年（1578年）310万降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时（1681年）的9万，即四川人口只有原来的1/34，从中可窥战乱血腥之一斑；而垦田数字则从万历年间的13万顷到康熙24年的1.7万顷，可见田地荒芜的凄惨景象。

由于明军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明军成了祸根。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起义军”独头虎所部大肆抢劫，而官军副总兵赵大允不敢出战，当地士人敦促他出战，他就率军出战了，回来呈了5000首级报功，一看全是女人头。给事魏呈润弹劾赵，赵因此被罢官。杀良冒功，残杀百姓妇女5000人，竟然只丢官了事！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

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明季北略》说，左良玉乃官军将领，算是能打的。他的带兵原则就是“宽厚”，部下不管怎么抢劫妇女财物，他都不追究，只是对部下说，你们只要为我杀贼就行。抢到的“战利品”他自己分文不要，全部分给部下，所以深得士兵拥护。左军俘获了一个32岁的美妇，自称是“起义军将领”“薛仁贵”的遗孀，左审讯完毕就下令把她杀了。脱开衣服看，见那美妇通体雪白，只有屁股下面的肉又硬又黑，乃是骑马3年造成的。手下官兵把那美妇的珠宝分了，剖了她的腹，把心肺掏出来煮吃了。一天，一秀才前去找左告状，说他手下的士兵抢走了自己的妻子。左便让他到营房里去寻找，果然找到了，不料那女人跟着抢她的士兵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不愿意回去再过穷日子，就谎说那不是她丈夫。左无法决定，便问秀才他妻子身上有无记号。秀才说，她乳房下面有个黑痣。左验后果然是这么回事。左便对秀才说，她既然不愿意认你为夫，你又何必认她为妻？我这儿抢来的女人有的是，随便你挑一个带走吧。秀才于是就挑了一个（可能是最漂亮的吧）带走了。走了不到三里地，突然有骑兵追上，送给秀才一个包裹。秀才打开一看，乃是他前妻的头颅。秀才大惊，哭着拜谢了左大帅的侠义。这事传开后大家都拍手称快。这就是现在人们口口声声歌颂的“文明世界”。

正当史可法在江北防线上和清军决一雄雌的时候，左良玉在武昌而起兵征讨马士英，声言要“清君侧”。马英士公然宣称“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遂不顾危在旦夕江的江北防线，撤了四镇兵力去对付左良玉。

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死后，他们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贵州一带，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政权。1652年，李定国率军出全州，在桂林外围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自杀身亡。接着进逼长沙。清廷特派敬谨亲王尼堪统领精锐部队15万人，救援湖南。李定国诈败撤离长沙，伏兵于衡阳城北；李定国军在激战中斩杀尼堪，大获全胜。南明实权人物的孙可望还令冯双礼部偷袭李定国。李定国击败并收服冯双礼后，他与孙可望的矛盾更为激化。1657年，孙可望为了一官半爵之争，竟然合兵14万进攻李定国。孙可望很快大败于李定国。孙可望就投进了清军的怀抱，充当了清军扫平云贵的带路人。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吴三桂和清军赶走李自成占领了北京，对明廷说：我们为你们报君父之仇来了！南明朝上上下下包括史可法都以为然。他们对清军在自己的国土上大举进攻持肯定态度。当清军把李自成解决得差不多了，兵锋也对准了南明。

1645年5月13日，清军薄扬州城下；5月20日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屠场。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成群的清兵轮奸。清军下令“十日不封刀”，到5月29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十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那座城市当时已没任何生命迹象，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据当时人们的保守估计，有80-9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令人感到纳罕的是汉人竟是那样没有血性。城破，守城明军争相逃命，宁可从城墙上摔下跌死，也不敢抵抗。“惶惶觅隙潜匿”，百姓亦然。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约50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逃。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顺治2年11月15日，扬州10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103”，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197页）。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满清占领南京后，一些降官自动剃发，并建议汉人效之。满清遂颁布命令：“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悬挂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1645年)6月24，清庭新任江阴知县方亨到任。28日方亨布告全县立即剃发，并限令三天内剃完。布告用词极为严峻。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常州府并派了四名满兵到江阴监督剃发。这激起了江阴人民的极大愤慨。29日几十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受民众之托到县府向方亨请求免剃。方亨厉声叱斥。老人们义愤填膺。斥责他身为明朝进士来做清朝之官，实是不知羞耻！润六月初一。民众再次聚众向方亨请求。方亨仍是大骂不休。民众愤怒已极。一位叫许用德的青年振臂高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这个义薄云天的口号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一场悲壮的起义遂由此展开。原南明江阴典吏陈明遇被推举为首领，因功升调另职尚未赴任暂居城外的前典吏阎应元被请入城主持防务。全城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殷实士绅捐出大量金银。富商程璧捐饷达四万两之巨，可以说是毁家举义。清庭调集大军把江阴包围得铁桶一般，日夜狂攻。但在江阴人民的坚决抵抗下屡屡败绩城下遗尸而返。清军对陈明遇、阎应元的劝降也遭到坚决拒绝。江阴城小，面积和人口都只有扬州的好几分之一。但其守城的时间比扬州长十几倍。清军源源补充。义军的人力、物力不断消耗。精疲力竭，城池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清军也遭到他们南下后的第一场硬仗。有史籍称，清军在攻城中死伤六万多人，在城破后的巷战中又死伤数千人。而江阴军民在战斗中和城破后的屠城中死义17万多人。所有的领导人亦全部身殉。《江阴城守纪》云：“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53人。是役也，守城81日，城内死者9.7万余人，城外死者7.5万余人”。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1人（道光《江阴县志》卷20《烈女》）。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3天的义军逃走后，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4万。“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嘉定三屠，满清杀了20多万。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魏斐德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满清主要靠穿着满清军服的汉人杀汉人，不然光凭满人是杀不过来的。

泾县，屠杀了5万；舟山，第一次屠杀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屠杀约十余万；嘉兴，屠杀约十余万；金华，屠杀约五万；赣州府，屠杀合计约40万；南昌府屠杀合计约40万。

清人写围攻南昌，对投降的一律杀死。明军王姓副将带士兵和家眷5百多人，剃头弃甲投诚，清军留11人活口，其余“分杀”。史书称降者少则三四十，多则数百，除部分妇子留做奴隶，都死在清刀下。“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仅存百余，被杀者约5万。沅江屠杀了约10余万。

1649年大同守城8月之久后，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附逆抗拒”州县也一概屠杀；汾州、朔州、浑源、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40万。顺治七年十二月，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福建省被杀的合计超过百万人。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清寇攻陷潮州，“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

尚可喜率明军火器部队归后金，扭转了后金和明的武器对比，充当清军的先锋。尚可喜刚一攻入广东就在南雄屠杀了两万人。他的文书陈殿桂亲眼目睹“伏尸如山”的惨状，写下《雄州店家歌》回忆：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树林里)，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婴儿在死去的母亲怀里挣扎)。

尚可喜于1650年2月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围城攻坚。《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至十一月，广州城破。随即对广州进行了12天的疯狂大屠杀，至少70万人遇难。史称“庚寅之劫”。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广州遭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

清初人钮琇《觚賸》记载：“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大意：满清攻破广州，大屠杀很悲惨，市民几乎没留活口。释真修法师曾被明朝皇帝赐给紫衣，他出钱雇人买柴，把死者的遗体运到东门外堆积，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积雪。后来就在旁边挖大坑掩埋，立碑为“共冢”。

魏斐德(F.E.Wakeman)《洪业》云：“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广州城坊志》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2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1661)写有《鞑靼战纪》一书，对广州屠城记述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屠杀了十万人”(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兰使臣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在一片天愁地惨的最恐怖气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别是妇女知道没有活路，只好自尽。

嘉庆年间方恒泰《椽坪诗话》：“居民有跳入六脉渠者，值大雨，淹死约六七千人。”六脉渠，广州古时城内的水渠系统。另有记载说六脉渠中浮尸4万多人。

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一位妇女李氏跟随丈夫投水自杀，并留下绝命诗：“恨绝当时步不前，追随夫婿越江边。双双共入桃花水，化作鸳鸯亦是仙！”

一位妇女背着襁褓中的婴儿，一起投水自杀，“庚寅冬，广州城拔(攻陷)。天濠街有妇襁负婴儿，……赴池而死。”小孩子淹死，也要比被二鬼子杀好。

李天根《爝火录》记载，明军将领施煇然“分守西城，巷战死”后，“家中男妇十余人从死。子祚基才五岁，亦死”。《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屈大均为守城牺牲的回民将领羽凤麒写的悼词中说：“国殇百万，于尔尊崇”，意思是百万死难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当时人陈恭尹《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序》也说“竹帛烟销，与百万生灵俱烬”，指黎氏作品和百万生灵在大屠杀中毁灭了。所以，死难者很可能接近100万人。

南来屠城九十九,汉血染尽汉河山。十万万人齐倒戈，自此中国无汉人！

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咸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悲愤满腔愁。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

顺治皇帝1661年2月在厦门思明港被郑成功一炮轰毙于厦门。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南明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顺治康熙年间，为了和郑军作战，清政府甚至下达命令，要求浙闽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退数十里，以达到坚壁清野困死郑军的目的。1664年3月初6，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清初莆变小乘》。一位清军官佐整日巡回线上，每天都杀数人；有的民众因追赶过线的家畜而被杀，难民数以10万计。在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政策下，郑军确实很难继续维持厦门一带的据点，只好反身收复台湾，开拓根据地。

《清史稿.郑成功传》里说他“凡事独行独断，不与人商量、用法严峻，果于诛杀、虽在亲族有罪，不少贷，凡有犯奸者必死之”。因为执法太严厉，导致部下多有反叛降清之心，使得厦门得而复失，后来名将施琅也被逼降清，终致台湾被清廷占领。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在当时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里，记有姓名的就多达70余人，有的还连累妻儿并九族。《台湾府志》卷十九也提到：“成功立法尚严，虽亲族，有罪不少贷。其立法：有犯奸者，妇人沉之海、奸夫死杖下。为盗，不论赃多寡，必斩。有盗伐人一竹者，立斩之。”郑成功部属阮锡所撰《海上见闻录》卷二也提到：“初至，水土不服，疫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知县祝敬，家属发配。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

担任过郑成功翻译的东印度公司的土地测量师菲力普（PhilippusDanielMeijvanMeijensteen）在其《梅氏日记》里提到郑成功对属下的严酷：“国姓爷的士兵若犯法，即使情节轻微，一样也会被斩首。甚至，他的将官运气不佳，没能战胜，也要斩首，这种情形几乎每天发生”。《梅氏日记》里还提到郑成功追缴台湾人积欠荷兰人债务的残暴：“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偿还，如果不还或是没有还清，就要挨打，打在裸露的屁股上。第一次打三下，若再不还，第二次打五下，第三次打十下（像这样加倍打下去）。最后就被关进监牢，用一块大的四方形木板，好像领巾枷在脖子上几个月，使那些人想要躺也躺不下去，想要站也站不起来；因为那种木板长宽都足有二尺半，厚达两拇指。因此，所有公司的属民都会带着泪眼，期待这个独裁者倒下去，使他们得以再回到公司的管辖下生活。”

郑成功大军入台初期，台湾人的反抗相当惨烈。杨英《从征实录》里说1661年7月，台湾中部原住民不堪郑军的凌虐而抗暴：“援剿后镇、后冲镇官兵激变大肚土番叛，冲杀左先锋镇营，杨祖与战，被伤败回，至省病，死之。”印度尼西亚国立档案馆收藏的《巴达维亚城日记》(Dagh-RegisterGehoudenintCastectBatavia)里，也有台湾原住民协助荷兰对抗郑军的报告。《巴达维亚城日记》还说到：“大部分农民深受国姓爷的压榨，很少人能享受他们的劳力所得，而且无法拥有全部的土地所有权。华人得将欠荷兰人的款项交给国姓爷。国姓爷把大户人家的妇人和孩子拘禁起来，因为国姓爷认为他们仍藏有金钱。就如他从六哥的妇人哪里发现二十锭黄金和十三箱银子一样。三哥的女儿，他一来就把她纳入自己的妾群中。有些住在中国的人，由于害怕他的苛政，不敢来台湾探望亲友。”

郑成功把接收自荷兰人的土地划分为(一)王田、(二)私田(为文武官员的私有田地)、(三)营田(军队屯田之地)。名虽分三种、实际上都是郑氏一族、文武官员与军队干部所有。人民受罪比荷兰统治时期更深而已。除了苛酷的地赋外，郑成功另外制定了包括陆饷和水饷的“杂赋”。陆饷就是陆上的许多的税目如厝饷（房屋、猪舍、鸡舍都要交税）、磨饷、菜饷等。水饷则有梁头饷、潭饷、港沪饷等。而且不结婚的僧侣要征税，结婚的人也要交“婚姻介绍税”。荷兰殖民时代的“人头税”被郑成功保留下来。台湾人在重税盘剥下，难怪到了郑氏第三代，必须箪食壶浆迎接另一个殖民政权──满清政府。

荷治时期对原住民的宣教，相对于郑成功的重利盘剥，对几千年不曾使用过文字的台湾原住民来说、这种从欧洲传来的福音，是让台湾迈向文明世界的开端。

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1755年，乾隆派清将班第征准噶尔国。1757年，将军兆惠率清军大举清剿，将准噶尔人男女老少几乎斩尽杀绝，至今只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无准噶尔人了。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时期。

清朝中期以后，白莲教等宗教组织、会党盛行，统治者加强镇压。一次，仅武昌府就捕了无辜达数千人之多；在荆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时每船一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终激起白莲教大起义。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土豪劣绅1000余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2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损失了1亿1千万。

14．太平天国起义

初起，远在广东的洪氏宗族就遭了灭顶之灾，2万余人被杀得干干净净，洪秀全家乡洪姓5百余人无一幸免。永安突围时，清将赛尚阿在龙寮岭峡谷将太平军后卫军2千余人屠杀，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云：“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和明朝人相比，清时中国人形体明显丑陋；性格上变得保守、忍耐，饱受生活的无奈而甘于现状；审美方面趋于阴暗；人情世故上流行明哲保身、多疑和冷漠。在民情上，亡国奴特征非常明显。

“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1855年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除患于未然”，在那个夏季斩首了7.5万人；容闳发现，即使追溯到古罗马的盖乌斯.凯撒或者法国大革命，都找不到如此血腥的场面）！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史载洪秀全原打算假道全州城北大道，并无破城之意。不料全州城勇炮击冯云山。洪秀全怒不可遏，遂挥野蛮之“红脑壳兵”攻城。守城军民凭借其壕深城固，予太平军以重创。太平军久攻不克，“天王怒甚”，遂用数口棺材盛炸药十六担，才炸开城墙二余丈。城破之日，全州城内，顿时成为血的海洋。据县志记载，太平军尽屠全州军民，仅四人藏身下水道之中，才得以逃生。今日的全州城人，绝大多数为湖南移民之后裔。

咸丰年间，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成为威胁清廷的大患，时任两江总督并任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指挥三路大军向太平天国进行围剿，一路是其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主力，一路是左宗棠率领的另一部分湘军，还有一路是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及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曾国藩制订的两个基本方针：一是实行屠杀政策，把人烟稠密的苏南一带变成无民之境；一是实行焦土政策，把沃野千里变成了不耕之乡。

石达开攻破江西吉安城时，除歼灭抵抗的敌军外，“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邹树荣的纪事诗中有这样的描写：“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他的《纪平江勇事》诗记述湘军在南昌扎营情况：“伐树拆屋摧民墙，妇女逃窜毁容妆，……相近数里各村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寒小地方，深夜公然上妇床。”移营梧桐岗后，更是“抢夺民财持刀枪，秆堆竹木皆精光。车牵锄耙亦丧亡，或作爨村炊黄梁，或索赎值充私赃”。“茶酒肉饭任取尝，不敢索值采箧囊。”

曾国荃攻陷安庆，不消半日就杀死了一万多名太平军俘虏，他怕到阴曹地府受到惩罚，曾写信给曾国藩流露出后悔之意。曾国藩立即回信说：“你现已带兵，自然要以杀贼为志，何从后悔杀人多？”可见，曾国藩残忍嗜杀的程度，是远远超过他的九弟的。

安庆城区本来是越语区，现在却成了北方方言区。原因就是湘军吉字营把安庆城内的3万老百姓几乎屠尽，至今安庆农村有民谣“鲜血满城流，死尸满街头，谁是杀人凶，湖南曾老九”（曾老九就是曾匪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湘军那次屠城，把安庆的房屋也几乎烧光了，只有一个70米高的振风塔是石头的烧不掉，保存了下来，成为无言的见证。

湘军“见屋即烧”，“见长发者即杀”“以多杀为是”。湘军朱品隆部驻扎在安徽石埭时，到处烧民房、抢财物，使石埭“城乡内外房屋安全者百无一二”，连地方上的“绅耆”亦发出“官军不若长毛之叹。”曾氏的同僚胡林翼，也曾下达过同样的命令：要属下的军兵“见屋即烧，烧一屋即赏一次，无论是民居还是贼馆。”除军兵外,他还安排团练“专管烧屋”，要将“民居贼馆，排队逐层焚烧，逐次烧入，不过三四日可以一空。”

1864年7月14日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时，城里的老百姓数十万，只有幼天王等部分人突围，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全部战死或者自杀。湘军一冲入城内，就开始了残忍的大屠杀。他们杀死的人中，太平军将士为数仅有数千人，大部分是天京城内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中年以上的妇女。这场大屠杀一直持续了十余日。他们杀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城池，而是为了抢劫财物和奸淫妇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写下：城内“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就是说，除了强使一部分壮丁为他们服劳役，并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抢走以外，其余老幼男女，一概残忍杀害。尸骸塞路，臭不可闻，秦淮河里尸首如麻。他总结道：“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这就是说：3天就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总共屠杀了30万左右。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至少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群尸山积”，“白骨山积”，“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

湘军占领天京后，立即开始肆无忌惮的抢劫。湘军中从上到下，每一个人置备一个大竹筐，抢到钱财就往竹筐里装。他们先抢王府，再挖地窖，接着就逐户搜抢居民财务，掘地拆屋，挖坟盗墓，直至全城物品荡然无存，洗劫一空。当时不仅攻城的将士横行无忌，四处抢劫，连留在城外看守营寨的老弱兵勇也空营而去，入城大肆抢掠，甚至守卫曾国荃大营的兵勇和各棚长夫厨役人等也都进城搜刮财物，肩挑手提，成群结队，满路都是抢劫而归的士兵。有时抢红了眼，他们之间还互相抢劫甚至发生火拼。

7月28日，曾国藩到金陵，见“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因为贡院是考场，内无财货，所以湘军不来光顾。宫室民居都有财物可抢，湘军抢杀之后，把房付之一炬，以毁灭罪证。无论王府民宅，大肆抢掠一番后，随即付之一炬，一走了事。他们天天抢劫，日日放火，大伙一连烧了十余日。经过这场浩劫，这座繁华古都几乎变成一片废墟，满园残墙断壁，遍地碎砖烂瓦，连一棵树都很难找到。

湘军入城后，肆意糟蹋妇女。他们随意闯入民宅，奸淫良家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于大街上施暴；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大多被湘军掳走，成为士兵们奸淫的猎物。官家文书说，曾国荃先锋提督李臣典日夜血战，进城后不久即力竭身死；清追念其功，封世袭子爵。其实，李臣典是另一种“过劳力竭”：他“戮绝妖男，虏尽良女”，日夜宣淫，在天京破城后不到十天里，每天辱虏女子几十，最后因色毙身，死时才二十七岁。

经过一个多月的烧、杀、抢，攻入天京的湘军将士个个都发了大财。当时长江之中千船百舸，连樯而上，满载着抢掠来的财物和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湘南老家行驶。曾国荃更是大发其财，获资数千万，其后他在家乡大量抢购民田、树木，置田百顷，广起宅第。

曾国藩想出了一个欺骗穷人拼命的办法，就是每打下一个地方，允许官兵大抢几日，以刺激其士气。曾国藩写信给其九弟国荃，常有“想见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词句，所谓“大索”，名义上是搜索“残敌”，实际则是搜索财宝、公开抢劫。抢劫之余，强奸妇女。

民国初年，湖南农民当兵的最多，除农村破产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曾国藩部下湘勇在苏浙皖赣抢掠发财的影响。放纵官兵抢掠虽然能够刺激其拼命，打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财；但不能巩固部队，因为官兵抢饱了就想开小差回去，即使不开小差，有了钱也就不肯拼命。于是曾国藩就想了第二个好方法，叫官兵赌博，在赌博中把兵的钱都骗光了，于是再鼓动他们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抢老百姓；抢到后在赌博中被军官骗去；骗光后再拼命，再抢掠；如此循环不已，湘军军官就发了大财。

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时说，天京没有百年很难恢复。在湘军攻陷天京后30年，谭嗣同曾到金陵，他记录道：“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他说洪、杨军所至亦“颇纵杀”，至于已占据的城邑“未尝尽戮”，没有屠城。但在湘军收复之后，却“良莠皆膏之于锋刃”，并“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入湘军的私囊。曾国藩的湘军涂炭生灵，留下了千古骂名。

曾国藩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当作功劳来吹捧！“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公然把大屠杀当作可以吹嘘的功绩的叫嚣，简直比日本人更甚。从九江到南京，一路屠城过来，“鸡犬不闻三千里”，“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当时全国死于湘淮军之手者决不会少于5000万。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据《太平天国》一书的统计，仅在江浙一隅之地，不过三四年光景，被屠戮的竟达287万人。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1630万，占战前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湖北死于战乱者达500万，约占22.5%；湖南死亡大约200万，占占前全省人口数的9.2%。

网虫蜗牛角上说：“曾国藩为了练兵，把长毛的匪徒捆起来，自己先吃一口，然后大家一人一口，残酷残忍，但我觉得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啊”。公然鼓吹吃人有理！儒徒甚至说“壮士饥餐汉奸肉，笑谈渴饮极毒（基督）血！以后俺也这样练兵，学习曾大人！”

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它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它们的咀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李鸿章答应赦免太平军苏州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此大怒，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1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被我们丑化的外国侵略者，还颇有正义感，反倒是李鸿章等干出了令人恶心的罪行。

太平军的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是投降后被杀，可见满清之恶习不改。杀降不祥，必有报应。清虽然并未早亡，但自同治起，连续三代断子绝孙，也算中国历史上的异例。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在1862年开始的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更严重，回民军在甘肃屠杀了1455万汉人，人口损失74.5%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个，平均七年半即有一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免不了血腥的大屠杀，即便是同一朝代的皇帝更替，也免不了屠戮杖打、由此也难免伤及无辜。中国人杀戮中国人，中国人谋算中国人，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专制中国人，直到中国人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外寇乘虚而入、横扫中原。在过去的2700年间，中国人自专自制下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有人统计，占了55%；资料来源：《陈平集》P142-14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及中国历代人口统计）。两千年来中国人流的血积在一起，足以淹没整个地球。

东汉哪位将领曾屠灭了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城市？

中国历代皇帝，对于反抗者与被征服的异国、异族的屠杀，向来是极其残酷的。这种屠杀，往往不限于失败的反抗者和被征服的异国、异族的首领、官员与军队，而是随心所欲地扩大范围，因此每一场战争中，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杀。记载皇帝的军队对无辜百姓野蛮屠杀的文字，虽时隔千百年，读来仍血腥四溢，令人惊惧。

自远古时代起，诸侯之间的攻伐、强国对弱国的吞并、皇室之间争夺帝位、外族的入侵、不同规模的农民暴动……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频繁的战争。而消灭敌对方的军事力量、占领对方的城市土地，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交战双方的军队拼死搏杀、攻城略地的同时，必然祸及无辜的百姓。而在古代农耕社会，敌对双方处于长期的战争对峙时，一方面通过战争手段获得敌方的人口和土地，另一方面又需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敌方的青壮男子，以彻底地摧毁对手的战争潜力。比如战国时期，胜利者对失败者所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屠杀百姓，被征服者作为一种削弱敌对国力量的必要措施。

上古时代的百姓在战争中如何惨遭屠戮，缺乏文字记载，到了战国与秦汉时期，开始有了屠杀百姓的记录。《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秦国是一个摒弃礼仪、靠献上敌方首级立功的国家。谯周在《集解》中解释说：秦国采纳商鞅的建议，将爵位制定为二十个等级，按照军士在战斗中斩获敌人的头颅多少授爵。因此，秦军每次战斗获胜后，便将占领地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死。因杀人有功而受赏的数以万计。天下人都称秦国是靠献首级立功的国家，都因此而憎恨它。

秦国在吞并六国的战争中，究竟屠杀了六国多少百姓，史无可考，而被斩首的战败国的将士，史籍中却有一些记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国大将白起率军在伊阙击败韩魏联军，斩获首级24万，占领五座城池;率军进攻魏国时，俘虏魏国三员大将，斩首13万;与赵国大将贾偃交战获胜后，将对方的2万俘虏投入黄河。进攻韩国陉城，又斩首5万。与赵军长平一役，将俘虏40万人全部活埋。此役前后被斩首与活埋的赵军共45万余人。根据司马迁的这一记述，秦国仅由白起率领的军队，就斩首近90万众。

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对秦军斩首的数量做过统计：

“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

这个统计当然也只能是一部分。

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也就是说，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使军民死伤三分之二。

由于古今史学家大多热衷于颂扬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而被秦国吞并的六国有多少人死于战争很少提及，故今天人们只能从史籍中看到嬴政的巍峨丰碑，而看不到那些被征服者斩下的堆集成山的头颅。

战胜者对百姓的屠杀，多在战斗结束之后。外族的侵略、政府军与农民军的攻伐对垒，在进攻的一方遇到坚决抵抗，但最后仍取得胜利之后，一场报复性的不分军民的大屠杀就很可能发生。史籍中最常见的是“屠”、“屠城”、“屠灭”等字眼。这种极其简约的记载，标志着当时的一场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这种屠杀可谓史不绝书：

《汉书·高纪第一》记载：刘邦派人拉拢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周殷架不住刘邦的利诱，背叛楚国。率军屠杀了六个地方的百姓，又带领九江地区的部队去投刘邦的大将黥布，和他一起对城父进行屠杀，最后只剩下鲁地未被攻下，刘邦大怒，要调集各路部队，对该地进行血洗。

《项籍传》记载：项羽来到函谷关，见有刘邦的军队在关上把守，项军无法前进，听说刘邦正在咸阳展开一场屠杀。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陈豨起兵叛乱，刘邦命周勃率军讨伐陈豨，周勃纵兵屠灭了陈豨据守的马邑城;燕王卢绾叛乱，周勃以相国的身份代替樊哙率军平叛，又屠灭了卢绾据守的浑都。

《后汉书·耿弇》记载：耿弇为将，平定四十六个郡，屠灭了三百座城池，从未遭到挫败。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记载：自董卓在京城叛乱以来，城中的百姓均向东疏散，大多停留在彭城一带。曹操率军来到这里，把数万男女杀死，投进泗水，致使泗水因此断流。曹操的杀父仇人陶谦率军驻扎武原，曹操不能前进，就带领部队从泗水南面攻占睢陵、夏丘等县，每到一处，均大肆屠戮，杀得鸡犬不留，城中看不到一个行人。

《朱粲传》记载：朱粲自称皇帝，改年号为“昌达”。他的部队在作战时缺乏粮草，一时又抢掠不到可以充饥之物，于是便把百姓的婴儿杀死，蒸熟以后当作食物。朱粲对士兵说：“鲜美的食物，哪里还有超过人肉的?只要我们所到的地方有人，我还担心什么?”后来每到一地，他就带领部下，将抢掠来的妇女和儿童煮成食物，分发给士兵。后来他竟发展到抽取“人税”，以弱小的男女补充军粮。

上述几例记载之中，要数东汉的开国将领耿弇杀人最多。东汉建国初期，全国共设十二州，每州设六到八郡，每郡有县城七至八座，全国共有大小城市大约七百多座。仅耿弇所率领的部队就屠灭了三百多城，占全国城市的百分之四十。平均每座城的百姓人口以一万计，加起来也有三百万之多。人民的脑袋，此时被想做皇帝的人当成了通向龙椅的障碍而挥刀扫平之。

东汉王朝是在新朝皇帝王莽死后，经历了21年的大混战而建立的。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做了统计：

“首都长安与其余十六郡的人口平均减少77%。长安的人口战乱前为682000人，战乱后人口只剩下286000人，减少了58%;人口减少最多的西河郡(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南)，战乱前有699000人，战乱后只剩下21000人，减少97%;战乱前全国人口为6005000人，战乱后人口减少到834400人。也就是说共有5170600人死于改朝换代的战乱，这些人除了阵亡的将士和饿病而死者，其余皆被屠杀。”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其中清朝取代明朝的战乱，自1627年陕西农民发起暴动，到1682年吴三桂等三藩被平息，长达55年，死于战乱的百姓超过一亿。柏杨先生这一统计，可以用来大致推断其他朝代更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被屠杀的情况。由此可见，许多皇帝的宝座，是建立在百姓如山的尸骨上的。

版权申明: 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或网友自行上传，如果有侵权行为请联系站长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