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澎湃研究所“中国家庭”专栏母亲节特别策划。

四川阆中，地处四川盆地北部，是南充的县级市。花园村，距离阆中市60公里，村子千余人。自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年轻人外出打工，儿童与老人留守。

1993年春节刚过，陈述琼暂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北上打工。那一年，她37岁。在此之前，她的生活轨迹没有超出四川。

与陈述琼同时离乡的还有，她的妹妹陈恩华。不过，比姐姐小12岁的陈恩华没有北上，而是选择南下广州。

1990年，一部讲述六个从乡村到广州打工的电视剧《外来妹》红遍大江南北。此后几年，大批农村女性离开家乡进城打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曾

指出，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的出现是从1990年开始。据统计，1990年流动女性为949万人，占流动人口比例为44.45%。

“当时看到大人们整理行李，就很想跟他们一起出去看看。”看着两个姑姑外出打工的陈会蓉，当时只有13岁。

2008年，两代人相聚北京，她们有个共同的身份：家政工。虽三人在亲缘上是姑侄关系，但在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主任梅若看来，她们仨一样热情、爽朗，不像姑侄，更像姐妹。

陈会蓉（左一）、陈恩华（中）、陈述琼（右一）。摄影：莫力。本文图片均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提供。

1993年3月，在外出打工亲戚的鼓动下，陈恩华和丈夫决定南下到广州打工。那时大女儿才一岁多。“很舍不得孩子，但是在老家，务农赚不到钱”。

慢车、站票、中转，折腾了三天，陈恩华和丈夫才到广州。“没有心思去看大城市，那时候就是愁啊，怕找不到工作。”

陈恩华先在饭店打了一段时间零工，后来到鞋厂工作——包装鞋子，一个月基本工资480元，加班补贴算下来平均一个月600元。

陈恩华说，到广州的前半年，晚上经常哭，“从来没有离家这么远，也想女儿。”

大姐陈述琼外出打工的理由很简单，“孩子读书需要钱”。也是在1993年春节后，她和一个发小结伴到北京，在熟人的介绍下，开始做家政工。

1983年，中国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朝阳家务服务公司成立。此后，全国各省市都推广了北京经验，以中介形式推进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进程。

在广州打工两年期间，由于经常生病，再加上想孩子，陈恩华决定返乡。“我回到老家，家里觉得我像鬼一样，瘦得不行。”

回到老家，陈恩华没有想到日思夜想的女儿竟不认识自己了，“心里特别难过，后来每到女儿升学的那一年，我都要回老家陪她。”

1996年春节后，在北京做家政的姐姐陈述琼介绍了一份住家阿姨的活儿给陈恩华：350元一个月。“我想着在家种庄稼也赚不到钱，就屁颠屁颠到北京了”。

第一个雇主家里是三代人同居：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一对中年夫妻——儿子残疾，儿媳患了绝症，还有一个孙女。家里请了两个阿姨，16岁的小姑娘照顾年轻夫妇，陈恩华照顾老夫妻，负责洗衣服、做饭、做卫生。

“决定做住家阿姨了，就做好受委屈的准备，死猪不怕开水烫，能凑合就忍一忍，实在太为难，我就不干了。”

虽然同在北京，但因为每周只有一天休息，陈恩华和姐姐陈述琼半个月见一次面，她们会和老乡约好逛公园、拉家常。

1996年下半年，陈述琼回老家后，陈恩华在姐姐之前的雇主家做起了住家阿姨。这家老夫妻是高校教授，小夫妻都在外企工作。

“这家人特别好，但就是懒得出奇，我连他们一家人的内衣都洗，后来与他们相熟了，每次休息回家，看到满屋子乱七八糟，还有一堆的衣服，我就发火，他们很委屈，对我说，要不以后休息就别出去了，一回来就发火。”陈恩华说到这时，笑个不停。

陈恩华之所以敢对雇主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一家人很尊重我，没有任何歧视。”当时，住家阿姨月收入是500元。“比我两年前在广州的收入还少，但是，我做得开心。”

“我老公，或者亲戚来，都住在雇主家。雇主家女儿与我同龄，有一次开玩笑说，我们同龄，以后退休了她和她老公养老金有七八千元，我们四个人结伴养老。退休金能养活我们四个人。我就负责做家务。”

1998年，雇主家的女主人因病去世后，陈恩华又回到了老家。而在老家呆了一年多的姐姐陈述琼，“因为没有好的收入”又返回北京继续做家政。

这一年，她们的小侄女陈会蓉年满18岁，中职毕业，“但啥也没学到，从小就看着家里人外出打工，所以也想着出去看看。”

由于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担心陈会蓉年纪小，在外会学坏，于是托亲戚相了门亲事。当年，比自己大三岁的老公同意入赘，在定亲后，两个人结伴南下广东打工。

家里的三个女人，为了生计，往返于城乡之间。据

，上世纪末，流动女性接近5000万人，几近流动人口的一半。

初到番禺，和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陈会蓉在一家大型制衣厂找了份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忙起来没日没夜”，一个月平均工资在500元-600元。后来，她和丈夫先后在钟表厂、玩具厂工作，但收入始终没有过千。

2000年，由于第二家雇主女儿的强烈要求，陈恩华带着才三个月的儿子又回到了北京。“儿子快到一岁了，她要生孩子我也帮不了，孩子又闹，我就又回老家了。”

五六年前，雇主家女儿打电话请陈恩华帮忙做晚饭，但是因为距离较远，而且手上的活儿也满了，陈恩华便拒绝了。“我特别内疚，就不好意思再联系。以前，我还把我闺女过继给她，她还把儿子过继给我。”

2001年临近春节，在外出打工三年后，陈会蓉和丈夫回老家办婚礼。之后，大女儿出生，陈会蓉和母亲留在老家带孩子和做农活，丈夫和父亲外出打工。“虽然我在农村长大，但是从小没有干过农活。”

2003年春节才过，看到村里返乡的亲朋，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陈会蓉决定北上打工。“出门打工的头一个晚上，我还再给女儿喂奶，第二天，我就收拾包袱去了北京。”

陈家两代女人在北京相聚了。

初到北京，陈会蓉和陈述琼的女儿一起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一开始在饭店做服务员，“没有干多久，感觉规矩比较多，别人在吃，你在边上站着，还要微笑，别扭。”后来她们在一家位于地下室的足疗店找到做收银员的工作，“老板说收到假币，自己赔，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币，我们哪能辨别出真假，这份工一天也没有做。”

辗转了几份短工，最终在2003年“非典”前，陈会蓉和大姑、小姑一样，做起了家政工。“当时听说非典要封城，我又想孩子，担心封城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就赶在封城前，回了老家。”

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的出租屋内，陈家两代人的家庭聚餐。

两代人再一次在北京相聚已是2008年冬天。陈会蓉没有想到，“家政工也没有想象中的安全。”

第一份住家工作，陈会蓉就遇到了性骚扰。雇主是一对60多岁的夫妻，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毛病，老太太问题严重些，老头子闪到腰，但不影响正常的活动。陈会蓉没有想到老头会对自己动手动脚，“我不能接受，找他们家孩子理论，他们家孩子还不相信，后来我录了音。”

陈会蓉想讨回公道，她和婶娘一起去找雇主讨公道。婶娘要让对方赔偿，“我坚决说，我要的不是赔偿，是赔礼道歉。”虽然最后雇主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但是陈会蓉认为，他们承认了事实，对自己来说就够了。

此后，陈会蓉不再接家里有老头的住家活儿。梅若说，一些年纪较大的家政女工，只要干活给钱就行，在雇主家受点委屈都很正常，甚至一些老人动手动脚也就忍忍算了，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工作。但是年纪轻一点的，就不能接受，她们更希望与雇主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陈述琼的想法也佐证了梅若的观察，“像我们这种没多少文化又没有特长的人，有活可干能赚到钱，遇到一些尖酸刻薄的雇主，能忍就忍。”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年龄的家政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不同。年龄大的家政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更低，可以获得的工作资源越少，市场议价的能力也较低。

陈会蓉说自己的住家经历没有小姑的好，“可能是我运气不好，没有遇到好人家。”

2009年底，陈恩华将最后一家雇主的孩子带到2岁多后就不再做住家阿姨了。“年纪大了，住家夜里休息不好”。

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陈恩华（左一）与侄女陈会蓉逛夜市。

从2002年到2009年，陈恩华先后在两个雇主家带了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出生7天就开始带了，月收入从600元涨到了1800元，而2020年住家阿姨的月平均收入在7000元左右。

陈恩华做了13年住家阿姨，只换过三个雇主。她说，“每个雇主对自己都非常好。我既然做了，就做好，让雇主放心。要和雇主建立起信任，她才会把孩子交给我。”

但大多数的家政工与雇主之间较难建立稳固、持久的信任关系。苏熠慧认为，家政工与雇主之间是“类家人”关系，这种关系既亲密又有张力。亲密是因为家政工的工作要提供情感慰藉和照料服务，但雇佣关系是商业和经济导向的，与亲密存在张力，使得信任关系较不稳定，存在一定的边界。

2016年，在老家办完丈夫丧事后，陈恩华听说可以补缴社保，等到了50岁，能领到养老金。因为之前给丈夫看病几乎花了所有的积蓄，陈恩华当时并没有心动。

回北京后，干了三个月的活儿，攒了快3万元，陈恩华心里开始打补缴社保的主意。2016年底返乡，她到村里询问后知道，自己需要补缴16年的社保合计10万元多一点。陈恩华向外甥女借了6万，并承诺第二年一定还清。

当时，丈夫去世不到一年。“农村人买社保，还是借钱买社保，很多人不理解，当时连我女儿都不太能理解我。我姐也说我，不给孩子买房子，借钱给自己买保险。但是，我用自己赚的钱买，借的钱也不用孩子还，而且自己有养老金，也是给孩子减负，所以我没把村里人的冷言冷语放在心里。”

2017年底，陈恩华还了外甥女的借款。2018年，在补缴社保一年多后，陈恩华开始领退休金，一开始只有900多元，现在有1000元。“有了养老金，我心里踏实多了。至少吃饱的饭钱有了。”

2017年北京大兴大火后，面对上涨的房租，已过六旬的陈述琼决定回老家。“做了好些年家政工落下一身毛病。”回到老家后，陈述琼腰腿毛病不断，“农村人又没有社保，现在最大的烦恼是没钱”。

养老是摆在家政女工面前的一大现实难题。苏熠慧认为，很多家政工无法像陈恩华那样补缴社保。有些家政公司有给家政工上社保，但很多家政工仍然是商业保险。2019年南京大学刘林平教授团队在南京、无锡、广州和佛上发放的1007份问卷显示，仅有10.23%被调查的家政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

2017年底，陈恩华花了30万在阆中市里买了一幢13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我想以后和儿子一起住，房子要大一些。当时考虑到还贷的压力很大，就一次性付清，我自己出了14万，剩下的钱都是借的。”

2018年回北京后，陈恩华又要开始拼命找活干。疫情前，陈恩华的一天是满满的：

6:30-9:00，在一家幼小衔接机构搞卫生，月工资3000元。

10:00-12:30，到一个雇主家烧饭，月工资2400元。

13:00-17:00，在一个雇主家做卫生，月工资3500元。

17:00-18:00，到早上那家幼小衔接机构洗碗。

18:30-19:30，到一家公司做保洁，月工资1400元。

去年，陈恩华还了买房借的钱，本想着今年可以赚点装修钱，没想到碰上了疫情。正月初五，陈恩华从老家回京，幼小衔接机构没营业，开旅行社的那家雇主因受疫情冲击也不再雇佣陈恩华。

陈恩华在为装修钱发愁。80后的陈会蓉也有中年危机。

2018年，陈会蓉结束了六年的分居生活，与丈夫离婚。“他对家里几乎没有贡献，赚不到钱，也不关心孩子。”“孩子如果判给父亲，我担心两姐妹的关系会淡了，我自己是独生女，所以希望她们俩好好的，离婚协议上我坚持将两个女儿判给我。”

陈会蓉的大女儿已满18岁，去年女儿学习化妆，花了9万元的学费，“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一发下来就给她汇去。”小女儿跟着父母在老家读初中。梅若说，家政女工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家人身上，特别是子女教育。

2017年，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在天津做了一次小样本问卷调查。从199名受访者的数据分析看出，家政工收入所得分配前三是孩子、父母、家庭开支。

3月7日，陈会蓉从老家回到北京，一直在找活儿，截至发稿，仍赋闲在家。

“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又只身一人，压力很大，但是家政工这份活，我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干下去。”

陈恩华的大女儿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说自己的年纪大了，等赚到装修的钱就回老家，“给别人家带了十多年的孩子，以后给自家闺女带孙子去。”

已到不惑之年，陈会蓉想做点改变，但是“年纪大了，要考虑的事情特别多”。

2017年5月21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出租屋内。每次家庭聚餐，陈会蓉当仁不让是主厨。

陈会蓉的厨艺不错，家里人建议她回老家开个小餐馆，“但是那点积蓄投进去，血本无归，今后的日子咋办呢？”

她又想着和小姑陈恩华一起回老家开滴滴，“买了车，万一接不到什么单子呢？”

“没有依靠的人，做什么事情都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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