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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天涯》2013年第1期。

新世纪“婆媳剧”的隐形书写

如果梳理一下新世纪“婆媳剧”兴盛的历史，竟也有七八年了。从2006年的《麻辣婆媳》、《婆婆》、《新结婚时代》到2007年《婆家娘家》、《我的丑娘》、《媳妇》、《双面胶》以及2008年的《麻辣婆媳2》、《我们俩的婚姻》、《女人的战争》等共同掀起婆媳剧的第一波热潮，其中《双面胶》因其极具争议性促使“婆媳”议题进入社会主流视野。2009年，“婆媳剧”进入高产期，《家有公婆》、《拿什么满足你，我的婆婆》、《鲜花朵朵》、《带上婆婆嫁》，而《娘家的故事》、《王贵与安娜》以及获奖无数的《金婚》成为第二波热潮中的代表作。2010年不仅有《娘家的故事2》、《婆家娘家2》等续作推出，还有《我的美丽人生》、《忘掉我是谁》《婚姻保卫战》、《欢喜婆婆俏媳妇》，更重要的是《婆婆来了》以及横扫飞天、金鹰、华鼎、国剧盛典等各种电视剧奖还在台湾、日本热播甚至出口非洲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它们带动了一批《XX来了》、《XX的XX时代》之类的“家斗剧”仿作，“婆媳剧”发展到鼎盛。2011年的《当婆婆遇上妈》、《新上门女婿》、《裸婚时代》、《春暖花开》、《双城生活》、《青春期撞上更年期》还有从印度引进的《娘家情深》等剧虽未能杀出《步步惊心》、《倾世皇妃》、《后宫·甄嬛传》等“宫斗剧”的包围，但仍稳稳抓住了相应观众群。2012年，当“穿越剧”与“宫斗剧”的“歪曲历史”、“胡编乱造”被厌倦之后，“婆媳”题材为主的家斗剧凭借讲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性”、“当下性”、“贴近性”终于突围，正如导演高希希所说的：“这种贴近性最能打动人，观众想看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感情释放。”数据显示，2012年国庆档，“婆媳剧”与“军旅剧”各占市场半壁江山。

最近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宣言》虽然未能续写前作《媳妇的美好时代》的传奇，但在排行榜上仍列前位。而眼下正在热播的《离婚前规则》、《宝贝战争》中，婆媳/婆妈依然大战荧屏。除了前面提到的三部之外，2012年已经播出了超过十部婆媳题材电视剧，比如《媳妇是怎样炼成的》、《婆婆也是妈》《哎呀妈妈》、《婚巢》、《大家庭》、《夫妻那些事》、《小夫妻时代》、《浪漫向左婚姻向右》等等，很多婆媳剧还试图从单纯的“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中突围，配以其他情节线，比如有混搭谍战的《肉中刺》，混搭军旅的《成长》，混搭职场的《婆媳拼图》，混搭悬疑的《幸福在招手》，还有混搭农村改革大历史的《婆媳大事》等等。2012年可谓婆媳剧花样百出的一年，但也盛极而衰。8月，各媒体就报道了广电总局要求“从明年起宫斗剧、家斗剧、翻拍剧、游戏以及网络小说改编题材均不得在卫视荧屏播出”的传闻，虽然后来官方出面辟谣，但可见上述题材的泛滥已招致市场反感。无论编导如何搜肠刮肚，婆媳剧作为家庭伦理剧的亚类型已经呈现耗竭之势——多数剧目情节趋同，写来写去就那几桩事；演员班底单调，演来演去就那几个人。难怪近日《文艺报》发表评论，疾呼“‘婆媳斗’电视剧同质化严重，荧屏需要温情天”。尽管今年《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丈母娘来了》、《岳母的幸福生活》、《新女婿时代》、《前妻车站》、《媳妇的美好宣言》等剧将岳母岳父女婿公公甚至前妻都卷入，“婆媳斗”升级为“全家斗”，但路数如出一辙，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以致《金太郎的幸福生活》虽然大受好评，但导演余淳仍预测，此类剧的寿命“最多再有半年”。据媒体报道，明年“婆媳斗法的电视剧已经较为少见，取而代之的是80后生儿育女热”。

“婆媳剧”缘何火热荧屏

新世纪“婆媳剧”屡掀热潮，但絮絮叨叨数百集看下来，大致可以用某门户网站总结的固定套路来概述——

结婚必遭反对，婆媳必定成仇，小三必定出现，离婚必定复婚；婆婆必定恶，媳妇必定娇，儿子必定弱

。如此雷同，但婆媳剧依然成风，主要源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婆媳关系一直是中国道德与伦理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面向。

这一点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古典的《孔雀东南飞》、《钗头凤》、《红楼梦》，到现代的《疯妇》、《原野》、《呼兰河传》、《金锁记》、《寒夜》乃至当代的《玫瑰门》、《燕赵悲歌》等塑造了一长串经典婆媳形象，建立了中国独特的“婆媳文学”传统。“婆媳剧”的生产与接受都深受这一文化传统影响。

二是，家庭伦理剧是中国大陆电视剧中历史最久、发展最完善的类型之一。

自1979年湖南电视台的《爸爸病危》开始，家庭伦理剧一直备受本土观众追捧，1980年代的《篱笆·女人和狗》、1990年代的《渴望》更是创下了超过90%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收视率，成为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里程碑。此后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比如《孽债》、《咱爸咱妈》、《婆婆媳妇和小姑》、《牵手》、《亲情树》、《老大的幸福》等更是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类型的观众基础。而且自1980年代开始从境外引进的电视剧中，家庭伦理剧也是占比重最高的，影响最久远的。比如日本电视剧《阿信》、《血疑》，墨西哥的《卞卡》，台湾的《星星知我心》（广义上说，琼瑶的言情剧也可纳入家庭伦理剧）以及长寿剧《再见阿郎》，香港的《流氓大亨》、《义不容情》，新加坡的《人在旅途》以及韩国的《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等等都曾让一代又一代的大陆观众痴迷。超过九成的家庭伦理剧中包括婆媳关系的线索，这些剧同样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大陆“婆媳剧”的丰富养料，有的甚至就是直接改编自境外电视剧，比如《娘家的故事》就是改编自台湾的《娘家》。

三是，尽管大陆的电视台改制转轨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探索，但毫无疑问各级电视台就体制而言仍属国家所有，归国家所管，因此广电总局的行政命令依然具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

2011年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三十四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这一意见被简称为“限娱令”，此令一颁，多家卫视的娱乐节目面临取消，为填补时间空档，电视剧成了香饽饽，据说各卫视纷纷提高购剧投入。江苏卫视曾预计2012年投入十亿元购买电视剧，并将黄金档的电视剧播放量增加30%，将近一千集。但2011年底，广电总局又在深圳召开了“全国卫视综合频道电视剧播出工作会议”，会上提出的《省级卫视电视剧播出管理意见》中要求省级卫视2013年现实题材播出占比达到40%以上；宫廷穿越剧严管，历史剧不得篡改历史；限娱令下电视剧不得泛娱乐化；扶植少儿、农村、少数民族等题材，2013年播出占比为15%。这些意见又使得一大批“穿越”、“宫斗”、“网游”之类的电视剧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无法上星播出，投资肯定无法收回。婆婆妈妈媳妇，三个女人的一台戏相对而言，政治风险小，安全系数高，又符合“现实题材”这一要求。就生产而言，婆媳剧大多是室内剧，投入小但利润高。据制作方透露，“婆媳剧的成本一般在四五十万元一集，而电视台往往愿意出到六七十万元一集的价格购买，《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售价更是达到近百万元一集”。这些都是“婆媳剧”蜂拥而至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力。

四是，互联网空间与文化的发展为新世纪“婆媳剧”注入了新元素。

“天涯”、“猫扑”等知名论坛都有专供吐槽“婆媳关系”的板块，热帖不断。很多女性网站也都经常推出“婆媳”方面的专题。比如太平洋亲子网就曾经推出“与恶婆婆过招要以智取胜”的专题，列举了血型、攻心、美食、电视剧等多种招数。《双面胶》、《婆婆来了》、《裸婚时代》都是根据风靡一时的同名网络小说改编而成的。因此多数现代婆媳剧的目标观众群锁定在与网络小说读者群相重合的都市白领女性以及主妇群体。为了取悦这一受众群体，野蛮落伍专制霸道的婆婆与时尚现代自信独立的媳妇成为固定搭配。

“婆媳剧”的意识形态

尽管“婆媳剧”被认为是“格局小”、“气度小”的剧种，但在发挥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方面却并不逊于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正剧，只是这种建构常常隐匿于“婆婆妈妈”背后，成为某种“隐形书写”。

首先，“婆媳剧”通过家长里短、一地鸡毛式的生活场景的再现，将日常生活琐碎化、非政治化。

按照夏洛特·布鲁斯登的观点，肥皂剧的意识形态问题与“个人生活”相关联，“正是由于它对个人领域的关注与评价，公共领域才得到了再现”。借用此言，婆媳剧通过再现婆媳关系这一“个人生活”议题，再现了“社会生活”。但这种再现是不完全的，满眼望去，尽是夫妻吵架、兄弟操戈、婆妈大战，家庭矛盾似乎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事实上，婆媳矛盾的突出与和解，在屏（现）的同时却更进一步（遮）蔽了社会现实。婆媳剧中最酷烈的两部《双面胶》与《婆婆来了》中上海媳妇与东北婆婆、北京媳妇与外省乡下婆婆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除了源于生活习惯、情感取向、价值观、人生观的诸多差异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阶级差异。亚平的父母是牡丹江不景气的工厂（提前）退休的工人，丽娟的父母虽说也只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但仅凭上海人的身份就足以藐视亚平父母。毕竟上海和牡丹江的房价就不好比。市场经济高速跃进过程中对农民、工人的体制性忽视与结构性剥夺使得城乡、南北的地区差异日益扩大。2012年9月15日，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发布，内地城乡居民收入比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已经超过十年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因为0.4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10年新华社的研究员就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资源分配基本尘埃落定，过度财富牢牢地掌控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1%的最富有的家庭可能拥有超过这个国家累积财富的40%以上。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的指称也表明了财富、权力的世袭已是公开的事实。所谓“屌丝逆袭”因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也颇具黑色幽默的自嘲与解构效果。比如，《双面胶》中的李亚平与《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都是通过高考进入上海、北京的“凤凰男”，如果是在1980年代，他们还可以像邱华栋小说中的外省青年那样站在香山顶上，大喊一句“北京，我来了”；重现一下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在巴黎站稳脚跟、走向“辉煌”的人生轨迹。但在今天，李亚平王传志们面对国际大都市全球领先的高房价，他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底气。说什么征服，能在这里有个落脚地都是奢望。就像《裸婚时代》中工人子弟刘易阳自述的“大学毕业找工作，我是削尖了脑袋想找那些挣得多的，能让我买得起房，买得起车，能让我堂堂正正地把童佳倩娶进门。可是就算我拼了命，我也赶不上这房价涨的速度”。

《双面胶》剧照

幸运的是，李亚平王传志的媳妇都是当地人，都在娘家的大力支持下拥有了婚房。王传志这个早上三点起床去菜市场背菜、在食堂吃免费汤的勤工俭学的农家贫困子弟，一毕业结婚就住进了媳妇娘家陪送的三层小楼，惹来同学们的无比羡慕。住进媳妇家房子的“凤凰男”对媳妇百依百顺，洗脚捏背，端茶倒水。因此，尽管占有优势的娘家无一例外强烈反对，但“性格好”、“会疼人”的上进“凤凰男”还是成功地抓住了大上海大北京姑娘的心。反讽的是，剧情的发展却是娘家的反对一一应验。比如《双面胶》中丽娟妈的担忧——“这个人哪，要家境没家境，要背景没背景，我们女儿嫁给他，肯定是要吃苦头的，你看那些乡下人，以后有的好来折腾的，甩都甩不掉。”事实上，正是亚平爸妈搬来上海同住以及亚平姐姐向丽娟借钱直接导致亚平与丽娟婚姻的破裂。

而《婆婆来了》中何琳小姨与她之间的对话也颇具典型性——

“他们家的条件怎么能跟咱们家的条件比呢，王传志这个人再优秀，可是你想想他那一大家子人以后你怎么相处啊？”

“我是嫁给王传志，又不是嫁给他们家的人，以后他们在农村过他们的，我们在城里过我们的，井水不犯河水。”

“你想得太简单了，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你不去老家，老家的人你能不让人来？”

“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这些我已经跟王传志约法三章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他答应了？”

“答应了。”

“他现在是答应了，人家娘要来住个十天半月的，怎么着，才住三天你能撵人家走？”

“那大不了我搬回来，让他们母子俩一起住好了。”

“琳琳，你恋爱的时候没头脑，以后后悔都来不及。”

后来，不仅婆婆来了，大哥大嫂妹妹侄女全都来了，何琳的三层小洋房瞬间变成农家小院，小姨的预言句句变成现实。这样的剧情安排无非是确认了丽娟妈与何琳小姨所表述的社会偏见，并固化了阶级差异意识。值得补充的是，《婆婆来了》中男性旁白始终对传志一家带有鲜明的嘲弄口吻，对传志全家人的塑造都相当漫画化，对二十一世纪的农村人的认知停留在1980年代（比如没见过马桶，没坐过电梯）。在丽娟与何琳终于陷入长辈曾经预示的“可怕”的终日与“乡下人”纠缠的“地狱”般的生活之中后，她们选择抽身离开——离婚，并重返她们的阶级。而且她们在婚姻破裂前，都曾歇斯底里地大喊，让丈夫和他的亲戚们“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面对城里小姐理直气壮的咆哮，“凤凰男”无路可走，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暴力，扑向妻子，拳脚相向。这样的行径不仅使得从前的“性格好”变成一种伪饰，也坐实了妈妈姨妈们对“北方男人”、“农村人”粗野的指认。在小说中，丽娟被亚平失手打死；何琳最终与传志离婚，而且收回了她的房产，让丈夫与他的农村亲人在北京彻底无家可归。而电视剧的结尾温和许多，两对夫妻最终都达成和解。但是因为亚平爸妈的死亡，传志妈卖肾进而变成老年痴呆才最终换回城里媳妇的谅解。对于“凤凰男”而言，和解的代价是巨大的，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那个大喊“我考上公务员了”，然后就认为自己可以给心爱的人（包括妻子包括母亲）幸福的王传志也一去不返。可以想象，如果婚姻能够继续，重新获得家庭的“凤凰男”，必定会变得现实，变得犬儒。他们不再雄心勃勃，不再志得意满，以为他们留在了大城市，就可以拯救全家人。他们开始认同全部主流社会的逻辑，包括那些歧视他们出身的阶级偏见。

《婆婆来了》剧照

其次，婆媳剧重构了“核心家庭”伦理，通过“国民媳妇”、“国民婆婆”形象的塑造，建立了新的性别规训机制。海清、姚芊羽、马伊俐等演员塑造的媳妇如出一辙，白净娇小，温柔可人，乖巧伶俐，又带一点任性撒娇的“野蛮女友”味道。而且，相比以前的刘慧芳、枣花等荧屏经典媳妇，新世纪婆媳剧中的媳妇被人们称为“有姿色、有资产、有知识”的“3Z媳妇”。但无论是多么“白富美”的女孩子，结了婚，就要恪守“媳妇之道”，即孝敬公婆，服侍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哪一条没做到都会引起婆家的不满。《双面胶》中的丽娟让老公倒杯水，婆婆立即侧目。《婆婆来了》中的小雅、《夫妻那些事》中的林君都因为生育难而遭婆婆厌弃。多数婆婆都会挑剔媳妇不懂勤俭持家。除了《婆婆》中徐秀林所演绎的任劳任怨、一心奉献的“刘慧芳版”婆婆之外，新世纪婆媳剧中几乎没什么美好婆婆的形象。其实《双面胶》、《婆婆来了》中两个“最恶”的婆婆也都有勤劳简朴、吃苦耐劳的朴实一面，但在电视剧的逻辑中，婆婆做家务带孩子基本成常理，否则会遭到媳妇的指责。在这里，对媳妇的规训来自婆婆，对婆婆的规训来自媳妇。婆媳斗法，实质是同性内部的彼此压抑。而他们挥举的是同一把尚方宝剑，即男权文化的传统与逻辑。婆媳剧中无论岳父、公公还是丈夫都非常孱弱，比如《双面胶》中的丽娟爸爸，《婆媳拼图》中马腾腾的爸爸，而李亚平、王传志、方鸿俊（《婆婆来了》）、马腾腾、范亮（《媳妇是怎样炼成的》）、李伟大（《婆婆也是妈》）等丈夫无论事业是否成功，在妈妈面前都是一个“孩子”形象，不断被妈妈胎化。新世纪的婆媳剧大多将婆媳之间的争夺简单地弗洛伊德化，煞有介事地制造种种俄狄浦斯元素。《婆婆来了》中小雅的婆婆生硬地介入儿子的婚姻，儿子的婚房中每样东西都是三件，连度蜜月都要三人行。小说中还有更夸张的描写，比如婆婆每晚都要借口害怕来睡到儿子媳妇的床上，于是小雅就整晚握住儿子的阳具，“能抓住的也就只有它了”；最终小雅被婆婆逼得跳楼而死。《婆婆也是妈》中李伟大背着媳妇跟妈妈撒娇说，“媳妇可以娶好几个，妈妈就一个，不可替代。你不是说我还没断奶吗，你不在我身边我不是得饿死了”。一旁的姐姐看不顺眼，说“以后儿媳妇进门了，你俩别这么搂搂抱抱的，容易让人误会”。而且这些婆媳剧中很多婆婆都是寡妇，被过度溺爱的孤儿与超级强势的寡母是常见类型。但是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浅薄庸俗的呈现，并不能有效解释婆妈大战，更加无法解释《媳妇的美好时代》中毛豆豆的两个婆婆——余味的生母与继母——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似乎男权式微，所以三个女人成了一台戏，成了主角。但事实上，女人之所以“粉墨登场”，使出浑身解数，是因为男人是编导、观众。她们要争夺男性的注视，男性的认可，男性的支持。只有获得这些，才能获得更多男性所掌握的资源。男权已经不必直接出场，因为男权逻辑已经被婆—妈—媳三种女性角色深深内在化。越贴合男权视域下“女人”形象的，越能获得男权的认可，也就越能分享男权的碎片。毛豆豆、毛绒绒两个不吵不闹、温柔可爱的“美好媳妇”，尽管老公对她们呵护有加，满口甜言蜜语，但事实上她们对于家庭中的大事并没有决策权。比如余味要盘下老板的影楼自己经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未同豆豆商量就自己签下合同，而豆豆也并未表示质疑。从《双面胶》、《婆婆来了》到《媳妇的美好时代》、《媳妇的美好宣言》的重要转变在于苦情与打闹不见了，只剩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调侃、小误会，婆媳剧日益喜剧化。虽然婆媳依然针锋相对，但丈夫们不再像亚平、传志们那般悲苦凄惨，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及一些小伎俩就能化解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高情商”的新好男人成为荧屏新宠。劳拉·穆尔维在《家里家外的情节剧》中提到，在电视里，“内部世界——家庭、性态、情感——和外部世界之间，持续的张力得以舒解”：情节剧原本的基点是，公开地、戏剧化地表现私人感情；当它借家庭化媒介——电视——被人消费时，就完全被家庭同化了。当我们在家中观看家庭伦理剧的时候，电视内外的空间区隔常常被模糊。电视内外正在上演或即将上演同样的情节剧。因此婆媳剧热播的时候，常常看到“婆媳矛盾激化”、“年轻一族恐婚”的新闻或调查。简·费尔说，“肥皂剧的主要梦想从来就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家庭”。但《双面胶》一类的婆媳剧在某种程度上书写的却是这种梦想的难以实现，这当然与“和谐社会”的官方理念相违背。广电总局、《人民日报》、《文艺报》等都曾要求减少“打打闹闹”的家庭剧的生产与播放。除了官方干预之外，这种和谐婆媳剧的出现似乎在表明，婆媳斗争只有美好男人出现才能化解，从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婆媳大战荧屏时种种“女性主义”的解读。

《婆婆也是妈》剧照

事实上，婆—妈—媳争夺的不仅仅是对男人的影响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影响权获得更多的经济与资源的支配权。小到日常开支大到房产金融投资，尤其是更关乎生存的养老资源的争夺。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社会养老制度的不完善与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越是低阶层越可能“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唯一的指望与依靠是儿女。婆婆对“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担忧从来不仅仅是情感与心理上的，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如果媳妇来自一个高阶层家庭，那么婆婆的“养儿防老”的期待将更加难以实现，因为儿子必须大量借重媳妇的资源才能实现这种期待，所以，就必然演变成婆媳之间的争夺。新世纪的婆媳剧中之所以恶婆婆扎堆，就是因为婆婆试图争夺本不属于她的资源，比如《婆婆来了》中传志妈在儿子婚姻破裂的时候，还盘算着抢占一套小房为自己在北京留个落脚地。而将底层婆婆妖魔化，事实上遮蔽了养老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重症。而且将家族观念、男尊女卑、勤俭持家等传统都视作婆婆落后、守旧的前现代性必然携带的特征，而自信独立追求个性与自由、向往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媳妇则被视作试图将丈夫从前现代传统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无论拯救是否成功，媳妇都成为正义的、积极的力量代表。在性别秩序与阶级秩序的纠葛中，乡下婆婆处于两种秩序的弱势，这一群体被妖魔化，恰恰表明两种秩序运转如常。

从“宫斗”到“家斗”

据广电总局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电视剧第一生产国”，中国电视剧产量达到一万五千集，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四十集左右。而在2012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仅秋季交易会就展出一万五千万集。然而事实上，全国的电视台一年播放的总量也就三千集至五千集。制片人李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市场上每年拍的电视剧70%是赔钱的，这70%当中很大一部分一直压在仓库。而在剩余的30%中也并不是都是稳赚不赔，其中约20%是不赚不赔，只有10%左右是赚钱的。在如此过剩的电视剧生产中，能够进入消费领域的三成剧作又过度集中于少数类型，这毫无疑问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直接相关。

从“宫斗”到“家斗”，从后妃到婆媳，女人们争夺的仍然是男人。无论女性如何处心积虑或运筹帷幄，但大历史是男性书写的，尽管男性可以不出现，但江山仍然是皇帝的，事业仍然是丈夫的。他们永远属于公共领域，而女人被固定在私人领域（后宫或家庭）。但公共领域的斗争，尤其是关于政治的、路线的斗争的言说是有禁忌的，所以大历史越来越少地被书写，即使被书写也往往会采取私人化的策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白鹿原》为什么简化成了“田小娥艳史”。与宫斗一样，大宅门、小家庭以及职场中的各种斗、各种虐，构成了我们视野中的全部“政治”图景，真正的“政治”被消解了。

滕威，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边境”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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