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孙立哲

（上）

作者：海波

1教授之子

2好强少年

3“海淀小棋王“

4插队路上

5初入山村

6巧入医途

7四面出击

8乳房“手术”

9小胜连连

10见死难救

11勇往直前

12给狗开刀

13名正言顺

14京城学技

15注射器输液

16救活“死人”

17第一例手术

18名声鹊起

19“肛门里插进锨把”

20让瘫子站起来

教授之子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于清华校园。父亲孙绍先，电机工程学家，电力网电力系统专家。辽宁沈阳人。1937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抗战期间随清华大学南迁，任西南联大电机系教员、讲师，后赴美学习。194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曾为美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并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任试验工程师。194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电工系教授，从时间上算应该是朱镕基的老师。母亲马春浦，1921年生于吉林伊通县，七七事变后随流亡学生逃到昆明，于1943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他父亲结婚，后为清华大学职工。

孙立哲母亲与父亲于1943年成婚

他父亲学识渊博，但生性懦弱，胆小怕事。因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留学经历，在历次运动中都是审查的对象，曾三次试图自杀。第一次是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上面要求凡是成分不好的都得交代以前如何过“寄生虫”生活，挨个上台，轮流过关。别人都真是富家子弟，真想享过几天福，说出的细节真实可信，只有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没有享福的经历，说真话人家不信，说假话自己又编不出来，急得在台上放声大哭。回到家里后想，自己清清正正教学，客客气气处人，本想回来报效祖国，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被人像耍猴一样在大庭广众下如此羞辱，以后还怎么面对学生？越想越心灰意冷，越想越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就吃了大量的安眠药，想一死了之。多亏发现得及时，送到医院洗胃才活了过来。

第二次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教授楼里时不时就有人被揪斗、抄家，有的甚至跳楼自杀，让他六神无主、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高度紧张引起了高度恐惧，高度的恐惧又加强了高度的紧张，最后竟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一天翻看《毛主席语录》，发现上面有自己用英文写的一句注释，于是大惊，天一亮就拿了语录想去给红卫兵解释，走到半路上，又想起“三反”“五反”时的情景，怕说不清楚反而引火烧身，又折回来。就这样反来复去折腾，整整一个礼拜没睡觉，都恍惚了，又一次吃了安眠药。所幸这次家里的安眠药少，只有20多粒眠尔通，不够致死量，睡了两天又醒过来。

第三次是1969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他是第一批报名前去的教授，总以为此举可以脱离政治漩涡，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过单纯的体力劳动生活。谁知，刚去没几天上面又开始审查，要他说清楚在美国通用公司上班的事，并找出证明人。那时中美早成敌国，怎么可能找到证明人？急得他号啕大哭，实在受不了了，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多亏在药性发作前，想起远在千里之的妻儿老小，想到这样死了，家人不但少了照应，还会受到牵连，于是推倒床边的小桌子，大喊：“我吃药了！”同宿舍的人把他送到医务室洗胃，才逃下一条命。

他母亲和父亲的性格正好相反，为人仗义，没有心眼，有时还爱紧跟形势。她是家里的实际掌控人，一出一入都由她经手。每月工资还没到手，先就忙了，不是忙着计划自己怎么花，而是计划怎么给别人送。工资一到手，就往邮局跑，先安顿父亲的亲戚，汇款单填上一张又一张，沈阳、大连、内蒙古都有。这边一完，马上给娘家人送：姥姥无收入，必须定期给；七姨自己也没收入，姨夫是人力车夫，得过结核病没有力气，拉不来钱，也得帮衬；和姥姥住在一块的是九姨家的女儿，学习好，家里穷，还上着大学，也得资助；五姨家的日子相对倒好点，但在抗战时期帮助过他们，不给点也说不过去。就这样三给两给，一圈跑下来，人也跑累了，口袋也掏瘪了。

孙立哲母亲

出手时很大方，回到家里又熬煎，把剩下的钱数了又数，点了又点，发现自己紧巴了。紧巴了怎么办，先从自己身上勒肯，再从丈夫身上设法，后在孩子们花销上节约。俩口子的自行车都旧得快散架了，一骑就哗啦啦乱响，放在别人家早换了，可这月推下月，下月推下下月，就是挤不出钱来。别人的孩子都滑冰，孙立哲没冰鞋，只能撵着看，央求了两年，才在寄卖部买了一双旧的。那时候定量供应，她把饭票和菜票锁在抽屉里，看得紧紧的，每天只买定量馒头和玉米糕，孙立哲那时还不到10岁，看见邻居孩子吃糖三角，爱得不行，趁她开抽屉时没注意，拿了一些饭票和菜票，买糖三角和邻居孩子一块吃，结果还被发现了，批评了一顿。对孙立哲的父亲“卡”得更紧，只留一点烟钱，且只许抽便宜的，不许抽贵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照顾知识分子，三级以上教授凭证每月可以买两条牡丹或凤凰烟，别的教授抢着买，只有他父亲一个人买不成。父亲处的是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都是高工资，次烟怎么能拿出手？只好平时把次烟装在好烟盒子里自己哄自己，遇到开会学习等集体活动时，就预备一个金属烟盒，好烟次烟各半边，给别人敬好的，自己抽次的。有一次父亲的老师从上海来清华，父亲向母亲申请5元钱，想请老师在小饭馆吃一顿，母亲坚决不同意，只好请到家里吃了一碗炸酱面。

有一次，用粮票换回几十个鸡蛋，开先想给孩子补补身子。可鸡蛋一到手又犹豫了，觉得自家独吃不地道，应该给亲戚分一些，于是就坐在床上分。先分成两堆，后又拨成三堆，再又匀成四堆，挪过来挪过去，差点把一个鸡蛋打碎。

母亲特别能体谅别人，有时甚至体谅得过了头，成了自己的负担。有一个邻居借了她一点钱，时间一长可能忘了，不提还的事。放在别人身上肯定会提醒一下，可她不是，觉得不但不能提，连和人家交往勇气也没有了，怕人家记起后尴尬。

家庭的处境，令孙立哲心上从小就蒙上阴影，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父亲给他磕头的那件事。有一天晚上，他在外边玩饿了回到家里要吃饭，母亲不在家，父亲没做饭，只好去食堂买。去了一看，食堂也关门了，于是便气不打一处来，回家后抱怨了几句。父亲当时没说什么，等到母亲回来，孙立哲又说起这事，父亲突然跪到地上给他磕起头来，一边用头往水泥地上碰，一边央求说：“你不要说我了，我给你磕头，我不想活了。”吓得孙立哲连忙用双手垫在水泥地上，生怕把老人碰伤。

在母亲的影响下，孙立哲从小就懂得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四岁那年的一天，他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玩，看见一个人大冬天穿着单裤子，冻得咬牙跺脚，哆嗦打颤，当即跑回去，把父亲的一件大衣和一个棉背心用包袱胡乱裹了，连拉带拖来到操场给了那人。这是他父亲的“撑门面”衣服，平时舍不得，遇到重要场合才穿。过了不久，父亲要进城会朋友，翻箱倒柜怎么也寻不见那大衣了，多亏他把这事悄悄告诉了母亲，母亲才想办法搪塞过去。

好强少年

孙立哲生在一个顶尖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周围的邻居动不动就上了广播、登了报纸、进了课本，可以说“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他自然会以这些人为榜样，设计自己的人生，丰满自己的理想，力争走到“人前面”，但家庭出身和父亲的所谓问题又时不时给他兜头浇一盆冷水，让他走不到“人跟前”，因此，他的性格就呈现出多面性，他的少年时代就比一般同龄人更多彩、更丰富、更有戏剧性。

孙立哲（左）

孙立哲小时就和一般孩子不一样，具有反抗意识。原来他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很传统，经常学老辈人“不打不成材”方法管教，动不动就打嘴巴子。孙立哲两岁时因为调皮，母亲扬手假装要打他，不料他却不吃这一套，顺手抄起个洗衣板就要还击。母亲连忙赔小心，说好话，给他解释，并据此得出结论：这孩子有个性，不能惹。从此之后，孙立哲不但再也没有挨过打，还获得了母亲格外支持，他说要当数学家，母亲就给他买相关的儿童读物；他说想了解收音机的构造，母亲就找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让拆装。只有一次例外，他要学修鞋，要工具，母亲说：“这个还是算了吧。”

数字家华罗庚

他家和华罗庚家是紧邻。华罗庚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所长，苏联专家送给他一台电视机，那时的电视机是稀罕物，偌大的清华校园共有两台，另一台是学校的，放在工会活动室，每周六晚上才开放三个小时，且不让小孩子看，他有指望看的只有华家这台。每到晚上，等不到吃完饭，他的心就飞到电视机上了，跟着他哥哥和几个大一点孩子的身后，敲开了华家的门，眼看着别人进去，自己却进不去。不是华家不接待，是同伴不让进，说：“你能懂个什么？”他非常失落，非常伤心，但仍不放弃，搬了几块砖头站上去踮着脚尖透窗子往里边觑。刚觑了一下就被里边人发现了，“哗”一声拉上窗帘。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发狠”了：我也要当数学家，要当像华伯伯一样的数学家，我也要有电视机！

从此之后，他就迷上了数学，大人们聊时听，大哥哥们讨论时参与，听不懂的就问，问不清的就找书看，看不明白的就背，背不下全文先把目录背下来。有一次和几位同学一块逛书店，发现一本《曲线函数》，竟爱不释手，把十几页目录背下了还舍不得放下，差点被当作偷书的。

学了一段数学后眼界宽了，领域广了，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了，外语、经济、政治、文艺，逮什么看什么，爱什么背什么，不仅自己背，还和同伴们比着背、赛着背；不但背时文，还背古文，厚厚的一本《古文观止》也能背出一大半。

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引起了同伴们的注意，原来以为他是“小屁孩”的人也开始注意他了，半开放地吸收他“入伙”，半是钦佩半是调侃地请他“表演”。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竭尽全力地挖掘自己、发挥自己、推销自己。有真宝时耍真宝，没真宝时就耍“活宝”，只要大家有请求，他什么也敢试，而且能“试”出趣味和创意来。时间一长竟养成了习惯，成了班里最著名的调皮孩子。

他虽然有点结巴，但经常在课堂上抢答问题，老师刚说了上句，他就抢着接下句。一边接一边回头朝后边坐的同学做鬼脸，惹得同学哄堂大笑，气得老师嘴唇发颤。

孙立哲(左一)

上初一时，数学老师是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比学生大不了几岁，镇不住学生，孙立哲便趁机闹开了。一次给粉笔盒里放进去有一只青蛙，差点把老师吓哭。又一次竟把一条小鱼，剪掉尾巴，刮掉鱼鳞，举到眼前让她看，吓得老师抱着脑袋在前面跑，他们大笑着后面追。这些恶作剧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校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批评的结果使孙立哲在学校里更加有名，尤其是那些不肯安生的男学生，一有工夫就说“叫孙立哲来热闹热闹”，他的名声就更大了。

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到礼堂里看电影，正式片之前放《新闻简报》，同学们都不喜欢看，站在过道里闲聊。这时，有人对孙立哲说：“你如果敢在台上去学拐子端碗，我给你六根冰棍”。孙立哲一听，二话没说，扭头就跑了。大家以为他上厕所去了，正商量怎么劝他表演时，他已经出现在舞台上天鹅绒幕布前了，只见他弓着身子，探着脖子，一条腿曲着，一条腿直着，一只手平端在胸口，另一只手垂成鹰爪状，从舞台的左侧出发，沿着台口，一丝不苟地朝右侧走去。在放映窗口射出的强光下，他的影子被放大在幕布，显得更加滑稽可笑。台下的观众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哗地鼓开掌了。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能跳芭蕾舞，能把《白毛女》从头至尾跳下来，喜儿、大春、黄世仁一个不拉，独舞、群舞、双人舞样样都来，脚下跳，嘴里还“嘀嘀叨叨”唱着曲谱，看得大家又气又爱。

“海淀小棋王”

下围棋，

孙立哲（左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立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整天在校园里闲逛，慢慢就和清华大学一些毕业待分配的大学生交上朋友。这其中有几个人喜欢下围棋，孙立哲先是看，后来就上手了。一上手，还下得挺好，大家都夸奖他聪明；一夸奖，他便更上劲了，走走路路，日谋夜算地钻研，竟入迷了。那些学生因年龄大，交往多，路子宽，常去运动员大楼，向国家围棋院的高手学习，他也跟着去，学到不少招数。清华工程物理系党总支书记许纯儒号称“清华棋王”，孙立哲经常看他下棋。许纯儒是当时围棋界第一高手、中国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陈祖德的学生，经常请陈祖德来清华指导，孙立哲就在旁边看，看完后就回到家凭记忆复盘，一来二去，棋艺大进，不要说同龄人了，就是那些引他入门的大学生们也下不过他了，因而名声大振。开始还只在爱好者的小圈子里有名，后来竟在整个清华园传开了，最后竟惊动了被周总理誉为“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另外两钱是钱学森和钱三强）。

钱伟长

钱伟长出身于围棋世家，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国学大师）都是围棋高手，家学基础雄厚，终生钻研棋术，对当时统领世界围棋界的日本棋手的棋路非常熟悉，棋艺自然了得。以前经常约京内高手放对，被打成“右派”后，人们避嫌他的政治名声，不敢和他来往，只好在家里自己和自己下。听说孙立哲有如此能耐，特别是听说你常和陈祖德等高手下受子棋，就约他来家里交手，捎过来的话文绉绉的：“可否莅临寒舍，不吝手谈切磋”，云云。

孙立哲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他父亲和钱伟长是前后期清华本科同学，后来又都是清华教授，并不陌生，便一口答应下来，晚上打了手电摸上门去。那时钱伟长已被抄家，本来只住他一家的独院里搬进来好几户人，他却被赶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小黑屋里。那屋子很小，迎面一张床，床边一个老式办公桌，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孙立哲进去时，钱先生正坐在桌边专心等候，见他进来，站起来谦卑地打了个招呼，就推开桌上的东西，摆开棋盘，猜子分先，下了起来。

钱先生是规范下法，走得中规中矩，一目一目地算计；孙立哲是野路子，“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企图乱中取胜，但终究实力悬殊，无可奈何地输了。之后，钱先生让孙立哲复盘两天前陈祖德和许纯儒下的一局授子棋。孙立哲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关关窍窍，无一不到，引得钱先生不住赞叹。

棋虽输了，但名声却更大了，特别是那伙同龄人，天天在外边夸耀孙立哲的棋艺，说他是陈祖德的学生、钱伟长的棋友，利用名人效应，四处约场子请同龄人放对，下一场棋，身后跟随一大群看家，前呼后拥，甚是威风。连战多场，竟处处报捷，无一失手，被誉为“海淀棋王”。正在这时，有人约战，不说来人是谁，只说人在东城，“北京四中见！”孙立哲大喜，追随者更喜，马上决定应战。

那天的阵势好大啊，几乎轰动了半个京城。海淀这边去了一二百人，一人一辆自行车，过学院路，出德胜门，浩荡南下；那边也是一二百人，也是一人一辆自行车，自东向西过天安门，顺府右街北上，双方到四中一停，自行车把院子挤满了。这边人簇拥着孙立哲前去，那边人环护着一个小个子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聂卫平。

聂卫平

聂卫平，1952年生，比孙立哲小一岁，在当时少年围棋界就最负盛名，为全国少年冠军，听说孙立哲在海淀称“王”，因此前来见识。孙立哲当时不是他的对手，毫无悬念地输了，但虽败犹荣，别的不说，和全国冠军直接过手的能有几人？更何况，他还不服，正准备苦苦钻研，准备日后再战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他自然被卷了进去。

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由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突然开始的，有一个进展过程，其最早的起点在前苏联。1954—1955年，前苏联在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主体，两年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这种做法，回来向党中央作了汇报，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从此就开始推行。中共中央1957年10月颁布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中，第一次提到了“下乡上山”，并把它作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一条途径。1964年月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的下发标志着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为了使这场运动能做到“深入人心”和“家喻户晓”，《人民日报》在《决定（草案）》颁布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接连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等三篇社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回乡知青邢燕子、董加耕、下乡知识青年侯隽和新疆石河子上海知青，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和集体，其中邢燕子和董加耕还被选三届人大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毛主席的宴请。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全国1966——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因各地政府被“夺权”而暂停了一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继续开展起来。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大批的、几乎全覆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随即掀起。

插队路上

1969年1月13日，孙立哲离开北京，去延安插队。是以班级为单位，成建制分的，离京前已经确定了去向，孙立哲和同班的五名女生被分配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庄大队。

当时延安没有铁路，得在铜川下火车转乘汽车，他们在铜川住了一夜，等待来接他们的汽车，知青们分男女住在一些大房子里。正是数九寒天，门外滴水成冰，室内炉火熊熊，厚厚的棉门帘因处在冷暖交汇之处已经半湿，外面冻成硬壳，里边热气蒸腾。孙立哲正在房内和同级的几个男生海聊，外面传来他们班学习委员邢仪的喊声：“孙立哲，你出来一下，有事给你说！”孙立哲一掀门帘，一个坏消息随着寒风迎面扑来，邢仪一字一顿地告诉他：“和你分配在一起那五个女生不愿意和你在一个队，你去哪里得另打主意。”孙立哲一下子愣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邢仪见他纳闷，告诉了原因，原来，他们班有一位回民女生，车上给她准备一份“清真”，结果被孙立哲吃掉了，害得那女生饿了一路。那五位女生原来就嫌孙立哲调皮，不想和他一块，这事一出，死活不干了，班委会经过研究后作出这个决定。

此时孙立哲才真正感觉到处境的糟糕，在这之前，他并没有把这次远离亲人的行动当成一回事，不但没有顾虑，反而觉得好玩，他的青春活力和孩子气压倒了一切。就是眼下，他也不能先顾自己，因为身边的一个小兄弟听了这话哭开了。这个小兄弟只有15岁，孙立哲邻家的孩子，没到插队的年龄，但父母都要下放到外地，生活没有着落，就托给他了。原以为他是个靠山，谁料还没到陕北，“靠山”先就倒了，怎能不急？孙立哲是个仗义之人，这时顾不了为自己着急，一门心思想怎么劝这个小弟。

就在这时，大房子里抛出一句热乎乎的话：“立哲，他们不要我们要，咱们一块！”说这话的人叫史铁生，日后成了名震中外的大作家。就因这句话，孙立哲还没到目的地就换了地方，从关庄大队换到了关家庄大队；就因这一换，他的人生走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调头。这是后话了，现在仍旧顺茬往下说。

这些知青离开铜川时阵势很大。由于当时延安汽车运输能力有限，无力承担接运重任，兰州军区专门派出一个运输团前来协助，一百辆满载知青的军车排成一线长龙向延安驶去。车队一出金锁关，就驶上了黄土高原，知青们立即就被眼前这壮丽的景象吸引住了，赞叹声、惊呼声响成一片，惊得路边的村人远远地观看，猪狗牛驴失急慌忙地飞奔。沿路村镇虽然不多，但每一处都有松柏枝扎成的彩门和欢迎人群；锣鼓紧敲，唢呐高奏，秧歌队扭得像乱了营的蜂阵。从铜川到延安，从延安到延川的永坪，热闹持续的同时也在递减，出永坪不远，秧歌队没有了，锣鼓声没有了，汽车也抛下他们离开了，留在他们面前只有冰封了的小河、呆痴痴的山峁和比山峁活泛不了多少的几个老乡。

老乡是来接他们的，身穿对襟棉袄，头扎羊肚子毛巾，每人拿一条黑羊毛绳子。“来了？哪里起身？走熬了吧？”一边简单地问候，一边捆了知青们的行李，扣肩上背，一步步朝山上走。山路崎岖，山坡陡峭，人往前行，背上的行李往后“扳”，一个个脖子伸得老长，搭在脖子上的旱烟锅和旱烟袋来回晃荡。知青这才感觉异样，像大梦初醒后那样，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1969年1月17日是农历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孙立哲和同学们抢先年关一步来到了关家庄。

初入山村

关家庄地处延川县的西南角，翻过山就是延安县（现在的延安市宝塔区）境。这里是川之头，沟之掌，水之源，距此十里的玉皇山是个分水岭，延川的清平川和延安的五羊川在这里分界；和两条川同名的两条小河从这里背靠背出发，后者注入了延河，前者汇入了清涧河。

大凡沟根水头，山就胖大，地就平缓，高原的残存就比较明显，村子也就大一些。关家庄当时有好几百人口，分为四个生产队，和延川城南的一些村子相比，好处是土地多、村子大、山坡缓，差处是离县城和中心集镇远，比较偏僻。

关家庄

孙立哲他们一进村，首先感觉到的是新奇。满眼没有一点绿色，处处都是黄土；白天驴嚎狗叫，晚上星星耀眼。当时正值腊月，没有人下地干活，男人们在场院里铡草，女人们在家里滚碾子推磨，大孩子上山砍柴，小娃娃在河壕里溜冰。

上工之前，收工之后，也有人到他们住的地方来串门，男的蹲在门槛上抽烟，半天不说话，一说话就不好答对，有的问：“你们家住得离毛主席远近哩？”有的问：“你大（父亲）一个挣多少钱？”女人们不问，只是指着知青们的铺盖在议论，有的说：“新里新面新棉花，厚敦敦的”，有的说：“看了人家，咱们把人就瞎活了”。最是那些男孩子们奇怪，不进门，只在门口往里面看，有的说：“哎呀，那个后生兜兜里插两支钢笔，”有的说：“快看，锅巷里栽两把手电”。请他们进来，他们不进来；不请他们进来，又在门口挤成一团。总是大的在后边挤，小的在前面退，冷不丁挤进来一个，后边的哗一下散开了，进来的那个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叫着对方父亲的名字骂。

关家庄大队全体男知青，史铁生（前排右一）孙立哲（后排左三）

刚到时和临过年村人做年茶饭时，知青几乎不用做饭，家家户户轮着请。这样做可能是上面的安排，但肯定也是村人们的心愿。这里的人都好客，请人吃饭绝不是施舍，而是“要面”；要请的人不来，就觉得失了面子，就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没活到“人面前”。因此大人们一般不来，而让孩子来；怕男孩子礼数不周，大多派女孩子来。女孩子长在细心，短在腼腆，早早地来了却不敢进门，聚在门边叽叽咕咕的窃笑。你推我，我推她，谁也不肯首先进门。直要等到有知青出来时才蜂拥而上，少用口、多用手，轻轻地拉了知青的衣角，说：“走，我合（家）走。快走！”被请的知青依了，她们的脸就像花儿般绽开，欢跳着在前面领路；若不依，便灰了，一律低了头、顺下眼皮，有的搓虎口，有的揉衣角，看得人不依也得依。更多的时候是几个孩子同时扯住了一个知青，谁也不肯松手，先是央求那知青跟她走，说：“我们准备好了嘛，盘子都端到炕上了嘛”，后是要求别的孩子松手，说：“屙屎尿尿还有个先来后到”。争着争着就闹起来了，不大闹，只是乜了眼“瞅”。一边“瞅”，一边用嘴唇悄悄的骂：大的骂：“爬远些”，小的还：“怂样子”；强的说“鼻格痂”，野的说“日你妈”！直要僵持到其中一个最小的坐在地上蹬着脚哭起来才算消停。

通过吃饭和别的形式接触，知青和老乡的关系就拉近了，觉得他们可亲、可爱，也可怜。但老乡对知青的距离却是衡定的，面对面时说：“你们有文化，不比我们受苦人”，背地里叹：“人家都是干部的儿，在这里盛不长”，总体上对他们客客气气，客气的程度公社干部略低，比民办教师稍高，大致和对待公社“八大员”类似。

经过这一段交往，相互间的陌生感没有了，正常交往开始了，于是就发现许多问题。

首先是这里的卫生设施极差。全村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讲究一点的人家或靠墙挖一小土窑，或用柴捆围一方框，里边挖一土坑，坑上搭两根石条和木板，供人蹲上去方便。一用，坑里的屎尿水子就会溅出来，轻者污人衣服，重者污人屁股。里边没有手纸，只放着一些土块或石块，新鲜的不多，重复使用的不少。且不分男女，人没走到跟前，先得重重地咳嗽一声，听见里边没响动，才能进去，不然就逃不脱尴尬。不讲究的人家就没有厕所，要么在在灰坑粪窖里方便，要么挑一没人处解决。往往人刚蹲下，猪狗就来了，胆小的转着人哼哼，胆大的直接就“插嘴”，躲闪不及就可能掀你一个跟斗。至于小孩子就更加不堪，会走路的就地方便，脚底、门前、院里无处不有；不会走的就在炕上方便，拉了叫狗舔，尿了自晾干。晚上基本没人上厕所，家家一个大尿桶，全家人共用，夜深人静时，站在院子里也能听见那奇怪的响动。

其次是有病不治。一方面是习惯不好，更重要的是没有条件当时延川缺医少药的状况，让现在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全县有技术的医疗卫生人员满打满算不足百人，设备则更差，堂堂的延川县医院连阑尾手术也不能做，只能看点感冒、拉肚子之类的小病。就这点资源，还主要集中在县城和几个大一点的乡镇，一般农村基本就看不到医生，像关家庄这样地处偏远的村庄就更不要说了。

没医生只是一个方面，没钱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当时的延川农村因天年不顺、人口猛增和集体化卡得死等原因穷得厉害，农民一年到头种地，连肚子都填不饱，“肥正月，瘦二月，要死要活三四月”，一年有半年吃糠咽菜。经济收入更谈不到，一个劳动日折不上一毛钱，一个鸡蛋能卖四分钱，除此之外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养猪，可人都吃不上，猪吃什么？怎么能养得起？仅有的一点点卖鸡蛋、卖药材的收入，能换回食盐、灯油和火柴就不错了，哪有钱看病？有了病先用身子抗，抗不住了，或蒙了被子发汗，或用火罐拔了挑针放血，或自己叫魂送鬼，或请人跳神驱魔；一旦得了大病，除个别家庭情况好的送医院治一治外，一般人就只有瞪着眼等死的一条路。前村后舍要找个医生没门，要找个送死娃娃的老汉倒很简单。谁家有个药瓶瓶，就会和酒瓶一起摆在相框子下的条桌上，当成装饰品显摆；那一个孩子得到几个吃过丸药打蜡小盒，就会成为小伙伴们羡慕对象，巴結个不停。

没看过医生的人，医生最灵；没吃过药的人，药最管用。物不但以稀为贵，同样会以稀而能。由于缺医，所以敬医；由于少药，所以贵药；由于没钱，所以最拥戴不要钱的医生，最看重的就是少花钱的药品。这就是孙立哲能出现、成功、进而不断受到鼓励的民间背景。

附：当时延川农村冬日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

先说推磨。原粮都得用石磨磨，石磨上下两扇，下扇固定在磨盘上，上扇安装在下扇上。上扇顶部有两个进粮眼，毛驴拉着上扇转，面粉就在两扇之间的石缝中流出。毛驴很辛苦，脖子上套着夹板，眼睛上戴着眼壳，缰绳上支着“挺棍”（防其偷吃），等于上着“五刑”劳作。磨面的妇女也不轻省，一会用簸箕簸，一会用箩子箩，一会用笤帚扫，一会又乖哄背上背着的吃奶娃娃，稍微有个空空就得抱住磨杆给驴帮忙。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疲乏的毛驴走着走着躺倒了，耷拉着耳朵，大瞪着眼睛，打死打活不往起站。推磨妇女只能拽着驴尾巴往起抬，一边抬一边低声咒饲养员，“心眼子不够数”，光知道偷料，把他这个“毛老子”喂成这样。另一种是搅在粮食里的糠叶“棚”住了磨眼——家家粮食不够，都要给粮食里掺进糠叶，糠叶是虚的，悬在上面下不去——这时她就一边高声骂丈夫，一边低声怨父亲；骂丈夫“爬到身上闻了三年还没闻出一点人气”，怨父亲“彩礼得不够，生生把我推进了黑水坑”。这时候她骂什么也是白骂，咒谁也是白咒，毛驴听不懂，旁边没别人，只惹得背上的孩子“咕蛋蛋”笑。孩子觉得有趣，觉得这是他一整天最有意思的时刻。

再说碾碾子。碾碾子分三种，一种是给糜谷脱壳，一种是把脱了壳的谷米或黄米碾碎，为做油糕、做油囫兰和黄米馍备料；另一种是把水泡过黑豆压成薄片，这薄片片俗称钱钱，加入小米和水煮了就是钱钱饭。当地有童谣唱：“钱钱饭，钱钱饭，老婆吃了打老汉”，不知是取其油多，还是说其性紧。时值腊月，大家都准备年茶饭，因此第三种很少，一二种居多。因为“过年”时少，“过月”时多，所以村子里石磨多而碾子少；石磨几乎家家都有，碾子全村也没有几盘。一进腊月，大家都要用碾子，于是竞争就无法避免。乡风淳朴，民心忠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井然有序。不仅有序，还丰富、有趣。往往是第一天碾子还没用完，第二天的用户就排上了队。不是人排队，而是驴夹板和笸箩、簸箕排队。先来的放在碾滚上，后到的码在碾盘上，再次的撂在碾盘旁边的石床上。别的地方就不排了，一盘碾子一天最多能用三四家，再多了排上也是白搭。第二天，天刚露曦明，排在最前面的人家便担着米筐，夹着笸箩，赶着毛驴来了，这时候放了一夜的夹板和“衬驴脖套”已经结了一层冰花，冰得那些毛驴高耸了骨架颤抖。

再说窑洞里的构置和做饭。村里人一律住着窑洞，只有牲口才住在像房子一样的棚里。窑洞顺山挖成，好一点的接个石口，差一点的顶个“拐子。全窑只有一个半窗户，都在前面。一个是半圆形，在门的上面；半个是个正方形，在门的旁边。半圆形窗户有窗中窗，名为天窗；门边靠地面的地方有一四方小孔，名叫猫道。看一户人家光景的“歪好”、成员的勤懒，无需调查，也用不着研究，只在做饭时看他们的天窗和猫道。光景好且人勤快的家户天窗里冒热气，光景差且人懒惰的家户猫道里窜黑烟。

村人的灶台和土炕连成一体，一律设在进门后的右手方向，前是土炕，后是灶台。灶台上做饭，土炕上睡觉，做饭用火的余热捎带着给土炕供暖。

灶台分为两部分，靠过道的是锅台，长条青石板做成，高度比炕面低有几寸，宽度比炕墙缩入尺把。缩进去的地方，安一个水瓮，高有半人，围超一搂。锅台下面暗装着风箱，长不足三尺，宽不足八寸。风箱紧连着灶口，不做别的，专事煽风吹火！锅台旁边、灶口之上，前后安着一大一小两口翻砂浇铸成的铁锅，前后安排大有讲究，这讲究不含文化，只为实用。大锅在前的人家生得孩子多，养得猪少，前锅里做饭，后锅里温水，人吃饭猪喝残渣和泔水；大锅在后的相反，养得猪多，生得娃少，前锅里做人饭，后锅里熬猪食，一生火就人畜两便。

这里的人每一次做饭都是一场战斗，男人担水，女人掌案，小娃娃们前俯后仰地拉风箱。木桶撞门声、担钩击桶声、瓷碗刮罐声、钢刀落案声、风箱呼啸声、干柴哔剥声响成一片，像拙劣的战斗影片的配音。这声音虽然嘈杂，但村人爱听，因为这是饭做顺了的响动。

饭做不顺的情形有多种，其中最让村妇们头疼的有两种，一是锅裂漏水，二是灶口倒烟。村里人都穷，一年也不吃几顿腥荤，油更谈不上，大多是和水清煮，只有秋天瓜菜上来才“炒”一下。之所以给炒字加上引号，因为不这样做不但亏人同时还亏锅——这种炒不用油，捣几个桃杏仁、切一点名叫“侧梅儿”的野花进去干崩。造个气氛、闻个干锅味而已。这样长了，锅怎么能不漏？灶口倒烟原因复杂，除了人懒不掏灰、炕筒里有了鼠洞外，天气的瞎好、气压的高低、柴禾的干湿也有关系。这些离题太远，不再细说，只说出了这些情况后，人们的对策。一般人做法比较简单，锅漏了用面筋糊，倒烟了用锅盖扇，再不行了爬上窑硷在烟囱口子上点火抽。不一般的就形式多样了，有男人骂女人的，有女人骂男人的，还有男人女人由于迁怒而轮番压住打孩子的。

再说铡草。那时还没有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腊月里人都不上山，主要的农活是铡草。人分三拨，一拨铡，一拨备料，另一拨往回担。

铡草的以铡刀为中心，一口铡刀三个人，一人操铡，一人给铡口送草，一人给送草的人递草。操铡的人用的是“寸”劲，高抬铡，软松肩，后腰上的劲提起来向胳膊上一送，“哼”一声就下去了，做这活的多年轻后生和壮年汉子。送草人用的是“送”劲，他们紧贴铡口在一块小墩上盘腿坐着，要进的草用手抱紧了压在腿下，见铡刀抬起，屁股上发力往前一送，草就进了铡口。这是危险的技术活，一要掌握草的细碎，二要招呼自己膝盖和手指，一般由年长者充任。递草人用的是巧劲，趁送草人送草的一瞬略抬膝盖的当儿，把事先预备好的草束顺势续进去，一要递得及时，不能让送草人膝下的草少了，二要用力得当，劲小了递不到位，劲大了会顶翻送草人，两边都有危险，一般由比较机灵的孩子充任。

备料人的做什么要视备什么料而定。料分上中下三类，谷草为上，糜草为居中，麦草和玉米杆为下；谷草多供骡马和怀驹上骡驹的母驴、进入骨干序列的骟驴，糜草和麦草多供牛和没有特殊贡献的毛驴。备麦草的活苦不重但程序复杂，活苦不重是因为麦秸堆就在场院，不用跑路；程序复杂是因为麦秸不能掀了盖子从上面取，而是要猫了腰在下面往出抽。一垛麦秸存量巨大，没有盖子雨一淋就坏了。备谷草、糜草和玉米杆的要负重跑路但利落，这些草大多不在场院露天堆放，而在村里的空窑里贮存，必须一捆捆地背回来。这活没什么技术，有力气就成，大人小孩、婆姨女子都行。

相比而言担草人就复杂了许多，铡碎的草很难捆绑，必须用筐子装。碎草体大身轻，用一般筐不行，必须用特制的、专门用来装草的特大筐子；还必须装瓷实，不然路上就撒了。那筐子大得惊人，加上系子有半人高，塞满草就变成一个巨大圆球。个子低一点的人担上它，角度偏了看不见人，像两个草球并排儿独自行走；角度正了看了奇怪，不像人担着草，倒像草提着人。担草人一般以饲养员为主，实在忙不过来生产队在派人。

因为是冬天，人们在集中地铡草，所以一个场院不会只设一口铡刀，少时三五口，多时六七口；因为村子大，不是一个生产队、不是一场院，总是四个队全上手，七八个场院全铺排。这样一来就阵势大了，散落村两边的场院里人出力时发出的“哼嗨”声和铡刀落口轰隆声此起彼伏，行进在村路上的背草男女说笑声响成一片，惊得老树上的寒鸦和山窑里、土崖上麻雀大叫着乱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滩上的安静，小河早已冰封，不时有溢水复冻成的冰鼓，无论背草秸的，还是担碎草，都屏住呼吸，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行走，生怕摔倒了出丑。

再说砍柴。村人很少烧炭，大多烧柴。冬天人闲柴干，正是砍柴的好时机。大人忙着参加集体劳动，顾不上，砍柴的多是孩子。放寒假的学生居多，也有不定期参加劳动的小社员。孩子们爱闹合群，一出动就是一群。有的背扎着绳索，有肩扛着扁担；砍硬柴的挎着条镢，砍蒿柴的提着小镢，早饭一过雄纠纠地朝村外走去，好像是抓紧时间去砍柴。其实不是，一出村他们就玩开了，先滑一气冰，再打一气毛猴、扇一气纸宝，最后竟摔开跤了。先是几个人摔，众人观看，后是分成两拨集团对抗。摔不累不停歇，弄不哭一个两个不收手。有时竟然打起来了，呼啸成一片，吵闹成一团，直能把本来冻瓷实了的干河滩踢踏得黄土飞扬。

他们玩是玩、闹是闹，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足劲。不到半下午就砍够了柴禾，就往回返了。返回的场面更是浩大，有担的，有背的。担得只选平路走，为的是“闪”起来省劲；背的专捡近道抄，力图抢在担的人的前边。西下夕阳把他们身影放大了印在东山上，比皮影戏还好看。

养儿烧干柴，养女穿花鞋。凡是有男孩子的人家，硷畔都码着一垛或几垛柴，根朝内齐整，稍向外膨松，精致得像艺术品一样。

巧入医途

接下来说说当时孙立哲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前面说过，这是一个好动而不好静、好强而不服输、好追求而不甘平庸、好出头而不会安生的人。在京时，虽然父亲受到批斗，家庭时有磨难，尊严受到挑战，但他一直不肯束手待擒，积极时用学数学、学外语和学围棋来应对；消沉时以出洋相、恶作剧和玩闹来自嘲，并且都卓有成效。可一插队，以前积累下来的一切优势都没有了，他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贫下中农的标准规定着他的作为，有哪一个贫下中农能弄懂他学的数学、听懂他说的外语、欣赏了他下的围棋？贫下中农所看重劳动却正好是他的弱项，干活干不过妇女，砍柴砍不过孩子，能不能分清麦苗和韭菜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习。显然，如果再不想办法，他会成为一个不被人重视甚至被人看不起的人，铜川被逐就是开端。

孙立哲

这是他断然不能接受的，他迫切地需要找到突破口，为了前途，为了尊严，甚至可以说为了体面地生活下去。于是，他的人生传奇就合乎逻辑的开始了。起点就在史铁生身上。

史铁生生于1951年1月4日，即农历的1950年11月27日，属相为虎；孙立哲生于1951年11月17日，比史铁生小10个月，属相为兔。论公历同岁，论农历比他大一岁。史铁生不是清华子弟，1964年毕业于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到清华附中。他和孙立哲都是初六七届，但同级不同班，一个在三班，一个四班。史铁生不但学习好，性格也沉稳，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不是文化革命停课，他或许不会和孙立哲有过多的交往；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住校生，他们的交往或许不会如此频繁；如果没有共同的志向、共有的聪明、共同的语言，也不会交往到如此深入的程度。他们身上除了共同的东西外，还有许多互补的东西，如史铁生好静，孙立哲好动；史铁生胆小，孙立哲胆大；史铁生勤于思考，孙立哲勇于实践；史铁生谨小慎微，遇事不爱出头，孙立哲豪放痛快，什么事不怵。因了这些，他们在一起时，史铁生都是出谋的，孙立哲总上手的。史铁生喜欢孙立哲，爱护之外小有调侃；孙立哲佩服史铁生，敬重之中不乏听从。真可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相得益彰，合辙无比。

史铁生

史铁生的爱好非常广泛，对文学、绘画、无线电、棋牌甚至烹调都有兴趣。这些都是他心里喜欢的，为爱好而学的，唯有医术不是出于爱好，而是为了实用。真正是天妒英才，他这么全面的人偏偏身体不好，小时候就有腰腿痛的毛病。他是家中的独子，按政策可以不下乡，但他不肯落后于时代，区别于众人，硬是报了名。他是个细心的人，为了病，在下乡前就在街道办的“红医班”学习过一段时间，掌握了注射、针灸和一般用药的知识，还给自己准备了药箱，里边放了些常用药。来到关家庄后，先是给自己治，后是同学治，慢慢地老乡们知道他会看病，也来求他，一来二去就看开了。

孙立哲的看病是从他那里学的，还不是故意学，而是给史铁生帮忙。史铁生的腰腿疼犯了，需要扎针，穴位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前面的自己能扎，后边的就不行，于是就请孙立哲来扎。刚开始时还不是只请孙立哲，随便请个人帮忙就行，可惜的是别人胆小，不敢上手，只有孙立哲胆大不怯场，说干就干，于是就扎开了。开始扎得很不顺，连针都进不了，连住弄弯了好几枚针，费了好大劲才扎在穴位上。这时候孙立哲还没把扎针当回事，只当是好玩罢了，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有一次一个社员干活时转了筋，疼得动也不敢动，抱住个腿呲牙裂嘴直叫唤。史铁生二话没说，一针就给扎好了。孙立哲这才学得更上劲了，先是背口诀，后是记穴位，再后是对着图谱给自己扎。那段时间，别人不敢在他面前说有病，一说他就掏出针来要试。这一方面是想练习、想实践，另一方面也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人们都“怕”得不敢靠近他，都说他魔怔了。“牛脑不烂是柴炭少”，慢慢地他就行了，不但穴位取得准，进针的速度和捻针的感觉也都很好。这让史铁生和孙立哲都格外高兴。史铁生因缓解了痛苦和教会了“徒弟”的双重收获而高兴；孙立哲因自己终于能为别人帮忙，进而能得铁哥的赏识而自豪。于是教的更愿意教了，学得也更有信心学了。

那段时间，孙立哲因初开始劳动，手笨脚拙，不会出力，不知出了多少洋相，受了多少嘲弄，心情特别低落，扎针学医收到的赞赏，几乎成了他每天唯一的阳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里有真诚的鼓励，那里就会有积极的进取，于是他便全身扑进去钻研开了，不但练针灸，还进一步学别的医疗知识，成天医书不离手，药理不离口，把史铁生从北京带来的一本《农村医生手册》，看了一遍又一遍，背上一段再一段，翻了个稀烂，不久便记下了很多，懂得了不少，就理论上而言，许多地方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整天摩拳擦掌等待着上手的机会。

四面出击

机会说来就来。时隔不久，村人突然病倒了一大片，从东头到西头，从婆姨娃娃到老婆老汉，人人额头上顶着个火罐印子，家家户户不是叫魂就是送鬼。知青问他们怎么了，老的少的一齐答：“难活哩，老天爷爷散下的病。”史铁生当然不会相信这些，就领了孙立哲一家一家地看，他问病人症状，孙立哲就着煤油灯在《农村医生手册》寻找相同病例。一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所有人的症状都和《手册》上定义的“斑疹伤寒”的症状一样样的：高热、头痛、皮疹、淋巴结肿大，再细一看，书上写着：“斑疹伤寒是一种急性传染病。鼠类、恙螨幼虫、人虱是主要传染源，被恙螨幼虫叮咬处出现焦痂……治疗斑疹伤寒的有效药之一是氯霉素。”哈哈！巧了，氯霉素他们有。于是就收集起来给村人送。刚开始村人还不敢接，总以为要花钱，手摇得“扑来来”的说：“我们受苦人用不起这个”；后来听说不要钱，嘴里说“你们自己吃么，这么贵样的东西，我吃了你们没有了”，手却忙忙地接过去，也不用水，和着唾液就咽了。孙立哲他们说：“不敢这样，小心噎着！”村民说：“球哩！蛇大窟窿粗，咽它像耍的一样。”也许是药效好，也许是他们常不吃药，竟一吃一个好，用村里婆姨们的话说“可灵哩，就像拈了一样。”史铁生和孙立哲当然高兴，忙乎得更欢实了。自己箱箱里的完了，就问同学要；同学的带的完了，就花钱在公社医院里买。虽然花了些钱，但有个高兴也值。其实村人不是吝啬，实在是没钱。凡是拿了药的都想表示，有的端了大碗要给他喝糖水，有的寻了铁勺、引着柴火要给他们炒鸡蛋，有的探了身子从箱子给他们寻纸烟。他们哪里肯要，折转身子就是个跑。

打那之后他们会看病的名声就传开了，都说：“史铁生是师傅，孙立哲是徒弟，两个配合起来可足劲哩。”这时候，史铁生对孙立哲仍然掌握着“使用”，怕他弄出乱子来。和他商量的多，让他出手得少，用其之长，限其之短，弄得像唐僧和孙悟空一样。

史铁生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稳妥，可孙立哲这边却耐不住了，明明自己会，为什么不让试试？于是来了看病的就抢着说，人家问史铁生，他就回答开了；人家把病的症状还没说完，他已经把治疗方案说毕了。都是书上看到的，十个里边有九个能说对，一个不对还不是他不会，是因为没把病人诉述听完。惹得史铁生在一边笑，口里笑骂他“不要脸”，心里喜他的聪明和憨直。于是就对他有点放心了。

但放心归放心，放手还不肯放手，还得待以时。人命关天，出了事怎么办？更何况自己只有一知半解，哪敢掉以轻心？别的先不说，一定要让他改掉毛糙的毛病，至于怎么劝，他正在想主意。

就在史铁生想主意的时候，孙立哲那边早等得不耐烦了，一边继续找书看，一边作更深一步的探索；不是空对空地探索，而是带着问题、联系实际探索。那探索的思路猛一听让人吃惊，细一想又让人意会。例如有人说他头痛，他不光考虑用什么药的事，更多的兴趣是想了解头上神经和脑子的结构，想不明白就翻书，这本书不行就找别的书，中文的不行，就依托自己的外语基础找外文书看，不管用上用不上，先弄个明白再说。再如别人说心口疼，他就比着查胸腔里的内容，心在哪里，肺在哪里，肝在哪里？一边看书，一边在自己身上捏，里边的东西还没弄清楚，先把自己的肚皮捏了个生疼。

有一天正在看书、捏肚皮，猛听见外面有猪叫，出门一看，原来是几个后生正在抓猪，想趁年节杀了卖肉。如果放在平时，看见杀猪肯定会联想到吃肉——下乡以来少见腥荤，早馋得要命——可这时却没有那样想，反而想开了解剖。心想：猪和人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终归五藏六腑都有，何不跑去看看？于是便挟了书飞奔而去。可惜猪主人事忙，杀猪的手快，还没等他看清，人家已经摘了肝肺，掏了肠肚，把猪大劈两半，拉着上集去了。拦了央告着要细看，猪主人以为他开玩笑：“好我的猴老子哩，快不敢捣蛋。这里离集上来回七十里路哩，我卖了肉还准备娶媳妇，不敢弄得我把儿女也耽误了”，说着扔给他一个猪尿泡（膀胱）说：“乍拿上耍喀！”气得孙立哲半天倒不上气来。

这事让孙立哲“灰”了好几天，一有时间就想这个事情。最后想来想去竟想出个怪招：揽承着给人杀猪！这事放到现在人想，肯定连门也没有，农村人有的是杀猪的，谁会要他杀。可这事竟然成了。这和当地人的一个小风俗有关。

当地一人般不杀生，有的是胆小不敢，有的则怕杀生折寿，所以杀猪的人很少。物以稀为贵，杀猪的人一少，身价自然就高，先是给一条猪尾巴，后是给一个猪腿，最后竟变成尾巴和猪腿一齐都给。遇上客气一点的杀手，割尾巴时齐根割，卸腿时不伤胯；遇上贪心的杀的人，割尾巴时把猪屁股挖一大块，卸腿时把胯子也割了一小半——为了婆姨娃娃油油地吃一嘴，腆着脸不怕人笑话。现在孙立哲不要蹄尾白揽着杀，自然有人响应。这本来是个好茬口，揽下这事能把肯定能细看，可孙立哲没抓住这个机会，第一次上手就败走麦城。

首先是猪不配合（什么事么，能配合？虽说是猪脑子，但瞎好也是个脑子么），先是抓不住，后是抬不到事先选定的石床上。好容易抬上去了，一不小心又让它跑了，于是就满村撵，满沟追。最后追是追上了，捉也捉住了，可也把一个村的猪狗驴马全惊动了，狗一扑一扑地撵着咬，别的猪血红了眼睛来回里窜，驴马则张开大嘴尽嗓子朝嚎。孙立哲那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忙乱之中没找到刀口，把刀插进前胸里了，弄了好半天才把猪杀死。看得男人们直跺脚，说；乍把个猪糟蹋了，好好的膘染成个“血片子”；女人则颤着声哆嗦：妈妈呀，乍把猪疗治死了，乍把我的心疼烂了。好像这猪原来不准备杀，准备让安乐死似的。从此村人再也不肯要他杀猪了。

乳房“手术”

真是东山不亮西山亮，黑了南边有北方。就在孙立哲杀猪失手不久，史铁生连住给了他两次机会，一次让他学会打针，另一次竟阴差阳错地让他动了个小手术。

打针的事是这样的。有个女知青病了，需要打针，但因为药物特殊，需要给臀部打，打在肩头的三角肌吸收不了。这下可把史铁生给难住了，不是不会打，而是不敢打；不是不敢给所有人打，而是不敢给女生的屁股上打。实在没办法了才想起孙立哲，他知道孙立哲行，早在枕头上、被子上和自己的屁股上，不知练过多少次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眼格挤住也错不了，于是就让他去了。原本还有点小小的担心，没想到却得到个大大的惊喜。病人说孙立哲打得好，“一满不疼疼！”从此孙立哲就开始打针了。

动小术的事就更奇了。村里有个婆姨奶疼，疼了好多天，成天咿咿呀呀地“唱”：“妈妈呀，疼死了。大大呀，要命哩。”“唱”一会“嘘－嘘”地打半天口哨，惹得众人都笑。有一天史铁生和孙立哲正在窑里闲聊，这婆姨的男人来了，进门没说二话，伸手抓了史铁生的胳膊就往炕下拉，哑着嗓子说：“快快快，迟了就不中用了。”问说：“咋啦？”那男人回答说：“咋啦？可做日蹋了。我婆姨奶肿得快炸了，你快想点办法。”一句话说得正准备下炕的史铁生像被蛇惊了一般，倏一下就退到炕墙角了，连连说：“这个不行，这个我弄不了，真的弄不了！”一边说，一边还往墙角里靠，像要钻进去似的。急得那男人在脚底下来回走：“好你哩么，你再不行也比我强么，瞎好看一看对她也是个安慰啊。”史铁倒是满心想帮忙，可就是不敢，给女的臀部打针都不敢，那敢看奶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打发孙立哲去了，一来是想给病人一个安慰，更重要是想给自己解围。临出门还给孙立哲安顿：用热毛巾敷，用热毛巾敷！孙立哲巴不得这一声，一边漫应，一边提了药箱箱就冲出去了，平时走路不行的他，跑得比那男人还快。

孙立哲虽然胆大，但一进门也给吓住了。只见那女人的奶上肿起一大块，差不多有小碗口大小，她已经完全顾不了羞丑，敞着怀，用一块布把那奶从下面搂住，上面打了结挂在脖子上，躺下坐起，坐起躺下，在那里乱翻腾。吓得一个大点的孩子哭也不敢哭，张了嘴和眼睛只是个呆看。这时候孙立哲早把史铁生的安顿抛在九霄云外，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脓疮，和书上看过的例图一模一样，底部紫黑，中部绯红，顶部完全成白的了。由于胀得太厉害，血管显得特别稀，一条条都清晰可见。就想：割！放了脓再说！就征求那男人的意见。还没等那男人说话，女人先开了口，一边喘气一边说：“割，快割。割死了也比这样强。”那男人更干脆，问：“剃脑刀行不行。”孙立哲说：“行，但必须消毒。”于是就烧了开水煮开剃刀了。煮了好一会，两口子都说行了，孙立哲说不行，金属器械必须达到120度——他虽胆大，但不蛮干，骨子渗着清华人的严谨。剃刀一煮好，事情就比他们预想的顺利得多了，那疮早已熟透，刀刃一触，扑哧一下就开了，流了有一大碗脓。这病就这样给治好了，喜得那家人不知说了多少好听的话，再三要留他吃饭。孙立哲那里肯，飞跑回去给史铁生说：“一不留神，我成外科大夫了”，史铁生又笑着骂他不要脸。

小胜连连

打从乳房放脓之后，孙立哲的“地位”变了，由原来给史铁生“打下手”变成并驾齐驱了。就这还是他们内部的定位，在村里人的感觉中，孙立哲比史铁生还“足劲”，并用广播喇叭上刚学来的词语把史铁生的长项定位于内科，孙立哲的长项定位于外科；有了头疼脑热之类的病先找史铁生，有红伤黑伤和大得要命的病只找孙立哲。这其间发生的事悬念不断，笑话无数。

有一个老太太脸上长了一个包，疼得呲牙咧嘴直呻唤，跑来找他们，说“快给我拨疗拨疗”。他们一看，那包虽然不大，但表面红得奇怪，和周围肉色完全不一样，像血布袋一样的一大片。两人对着《手册》上的图片一看，觉得像丹毒，一量体温果然有高烧，于是就给了她些阿司匹林和抗菌素，要她先吃着，不好再来。那老太太走了再没来，像是好了。过了几天，孙立哲遇上老太太，看见她脸上的“血红片子”仍在，吃了一惊，问：“还不好？咋不来？”老太太答：“好了啊。吃了你们的药一下就好了，现在轻格簌簌的，像鸡翎翎扫上一样。”孙立哲惊问：“哪你脸上那红——”，老太太先是一愣，随即大笑起来，指了那片红说：“憨娃娃啊，这是胎里带的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神仙也治不了啊。”孙立哲这才知道错了，掉头就往回跑，回去寻了书一查，才知道这叫血管瘤。

那时的农村人不刷牙，三四十岁就开始掉牙，都是疼掉的。对此人们都习以为常，不去治，只是自嘲：“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的命”，不盼别的，只盼望“疼”掉了“拉球倒”！可有些牙就是不肯掉，死不死，活不活地呆在那里，不尽职守，专事疼人。农村人都皮实，疼得轻了不理它，疼得重了就以毒攻毒。有的咬上花椒让麻，有的噙上白酒让辣，有的挖了河底的污泥贴，有的把干艾叶捻碎用火点着放在坏牙上烧。当时的老支书的办法更奇怪，牙一疼就拼命地干活，用极端的劳累压那钻心的疼。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村里时不时就有人牙疼，但几乎没有人因牙疼而不出山，不是队里不给准假，而是自己不敢提，若提出来，人们就会骂他：“姑娘身子丫环命，蝇蜢圪蚤弹一下就不行了，一满没个受苦人的样子。”但说是这样说，疼则照样疼。例如那位老支书就疼得“撑不定”了。一天，大咧着嘴、横流着涎水来找孙立哲来了，说：“快给我看球上一下，疼得一满立不定了。”孙立哲一看，吓了一跳，只见那牙完全成了空洞，洞中心已经和牙龈蛀通，坑底肿出来个带白尖的肉芽子像笋芽一般白嫩。孙立哲说：这个我不行，给得到医院去动手术，我没器械，做不了。老支书一听，差点恼了，说：“你娃娃真是用时不到，到时没用，这么点病还值当去医院？如果这样的病就进医院，早把医院的大门挤塌了。”孙立哲惊问：“那怎么办？”老支书说：“好办。把狗儿的拔了不就没事了？”孙立哲想不到自己胆大，还有比自己更胆大的，于是就用尖嘴钳子夹了那牙拔。没有麻药，没有器械，他这边硬拔，老汉那边硬抗。他往起提时老汉随着钳子往身舒身，他往下放时老汉应着速度向下缩体，虽然疼得眉毛在脸上上下翻飞，但始终没啃一声。这让孙立哲不由地想起关羽刮骨疗疮的故事，口里不言，心里暗暗佩服。

当然也有他不敢下手和没法下手的病。村里有一位复退军人，人很好，常和孙立哲拉这拉那。拉一会，就骂半天阎王爷：“阎王爷那老孙子不但眼瞎了，眼里的苦水子也流完了。世上的能跑能跳的人死了多少，就是不来收我，让我死不是个死，活不是个活，受这些洋罪！”原来他身上留有三块弹片，两块在腿上，一块在屁股上，摸起来不深，但医院的大夫说位置特殊，不宜手术。害得老汉坐也坐不成，睡也睡不好，只能斜着圪蹴着，像“扳不倒”一样。他不止一次央求孙立哲说：“好娃娃哩，你做个好事，把这弹片给挖了。挖死了拉倒，挖不死，让我也好好活上几天人。”他说得很恳切，很真诚，很令人感动，可孙立哲没办法啊，一来是没技术，二来是没器械，手里无刀杀不了人啊。

见死难救

更让他受刺激的是两个一前一后死去年轻人。一个是村里的人，肚子疼得不行来找孙立哲。孙立哲一看，好像是胃穿孔，自己没办法，只好让他们给医院抬。

那时的人穷啊，遇到这种事，第一位的是借钱，其次才是抬人。抬人的少有病人的近亲，父母兄弟就不用说了，就连堂兄堂弟也不多见。为什么？抬人的好寻，有钱的难觅，主力都四出借钱去了。说是借钱，其实是撞运，全都是穷人，谁都没钱，只能到处开口，挨家挨户求告。所有的亲戚都要找遍，包括姑夫的姐夫，舅舅的亲家，“八杆子打不上的，九杆子打”；所有的村人都要找遍，“有枣处一杆，没枣处也是一杆”；十块八块最好，块二八毛也不嫌，所到之处狗咬成一片。借钱的在川道乱撞，抬人在山道上飞奔。抬人的人比我们想像要多得多，有抬的，有提马灯的，还有轮班替换的。要在山路上跑啊，一班人那能支得住？那次抬人知识青年也去了几个，其中包括孙立哲。叫他们去不只是抬人，他们在山路上自顾不暇，哪里有抬的精神？可他们是北京来的，脸面比“受苦人”大，万一借不到钱或钱来的迟了、少了，能帮助病人先住进去，他们深信知识青年比自己高一头，和医生一样都是“公家人”。

众人抬了病人灯笼火把地在山路上飞奔，一边奔一边安慰病人：“你咬紧牙挺一挺，到了医院就好了。”病人一边向大家致歉：“我死也不死去，把你们众人连累坏了”，同时辅以呻吟。翻过一架山，出了一道沟，病人的呻吟声没有了，众人以为他昏过去了，谁料他却死了，死在离医院还有一半路程的一个干河壕里。家属呼天抢地地号啕，众人大把大把地抹泪，只好抬了往回返。病人活着时人有盼头，再跑再奔也不觉得多累，人一死大家都“灰”了，脚步沉得拉也拉不起来。山野寂静，山风阵阵，头上是满天星斗，脚下是崎岖小径，人们都不说话，都在想心思。有的人想大理：人活一口气，说没就没了，连路边的虫虫草草也不如；有的想自己：今天是他，明天说不定就是我，生死簿上不说老小。只有孙立哲联系着自己的志向想：“本来死不了啊，放到城市里肯定死不了，就是放到有医院的集镇也死不了。这人没害上死病，是生在死地方了啊。”想着想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之后不久，又有一个患肠梗阻的年轻人，死在送往医院的半路上了。这人虽然不是关家庄的，但他的死对孙立哲影响更深，震动更大。

此人姓刘，是离关家庄十里路上的楼儿河村人。那是一个可怜的家庭，家里弟兄三人，因为穷，娶不到媳妇，就让老二出去当上门女婿，为的是集中财力物力，给老大和老三娶媳妇。谁料想老二出门不久，老大就得病死了，死在订婚的前一天，家里只剩下这个老三。他一得病，家人慌了，第一个想法就是：治，快治，万一有个闪失，这门人断了。本应该去三十里外的医院，一来怕路上出事，二来因为钱缺，后来想起孙立哲来了，听说他不但病看得好，花钱还少，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老二就在关家庄当上门女婿，最近还被推举为大队书记，于是就折转方向奔关家庄来了。总以为这下找到了捷径，没想到却走了弯路——他们急火火地把病人抬进村，才知道孙立哲不在，只好又调转方向往医院赶，紧赶慢赶还是迟了……

孙立哲回到村里后，死者的二哥、关家庄新任大队书记高凤刘（因上门改了姓）拉住孙立哲的手使劲地捏，使劲地摇，说：“老天爷不睁眼啊，如果你那天在，我弟弟说不定还有救。”高凤刘是一片真心，孙立哲却听得面如鞭批，口里不说，心里暗想：“书记啊，你急糊涂了，我在能怎么办啊，还不是一样的干瞪眼吗？”打这之后，他学习外科的决心就下定了，心想一定要学习做外科手术，不为别的，只为报答乡亲们的信任和热望。

勇往直前

当他把这个想法说给朋友们后，众人都诧异得大张开嘴巴，有人甚至夸张地用手试他的额头，以为他发高烧说梦话哩。人们比三比四地从各个方面、用各种理由劝他，有的人说：“快不要瞎想了，这个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不敢想，说也不敢说。想多了会魔怔，说出去人们会笑话。天老子啊！动手术那么简单？如果自己能学会，国家还办那些医学院做什么，钱多的没地方放了吗？”有人道：“人不是韭菜，死了活不过来。不要看这些受苦人不值钱，哼，活时像个土圪瘩，死了就是个金娃娃。不要说死了，就是治残废了，也让你放着个筛筛尿不满，吃不了兜着走！”听得孙立哲直急了，反问：“那你说这里的人害上大病，就该死？”那些人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讪讪地笑着说：“该死也罢，该活也罢，都有人考虑哩，轮不上你。你还是好好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土圪瘩林里刨生活吧。”

如果放在别人身上，经人这么一劝，早松劲了。可孙立哲偏不是这样的人，这种劝告不但没能成为他后退的台阶，反被他当做前进的动力，越发下定了决心。当然，他在这些劝说中也得到了启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认真学习的同时，开始改变自己大大咧咧的毛病，他在没学会给别人做手术前，先给自己思想上做了一次手术：为做大事情，扔掉这些小毛病！那时他还不到18岁，他从精神上已经成了一个成年人了。

开初的学习艰难而曲折，困难不是一个个来，而是一团团到。其中最困难的是解剖，书本上说得条理分明，可落不到实处全是白说。这段时间，他蘸过猪，捶过羊，阉过驴，还解剖过几只兔子和死羊羔；这段时间，他一机会就往医院跑，先是公社医院，后是三十里外的油矿医院，最后竟跑到延安地区医院。有时候是送病人，有时候是看病人，更多的时候则自己就装成个病人，一会说咳痰咯血铁锈色，一会说心痛胸疼胸气疼；一会说后腰发困，一会说见荤恶心——依据书上写的典型症状，想了解治什么，就装作有什么病，看医生怎么诊断，怎么用药。有一次竟想看人家怎么作手术，被轰了出来。

好在他有个好条件，他姐姐是个妇产科医生，几乎天天在手术台上转。他就一封接着一封给姐姐写信，把自己的想法、思考、困惑和疑问，一古脑地给信里“塞”，不但要姐姐针对他的问题作出回答，还请求她寄来相关的资料和书籍，那段时间，他成了关家庄知青中收到信件和包裹最多的人。

看着看着，他就看出门道了，觉得自己能出手试一试了，不可能在人身上，得先在动物身上做。可在什么动物身上试，又犯难了。驴牛太大，白做吧，人家不愿意；掏钱买吧，哪有这么钱？就是下决心攒钱买一头来，块头大，不好下手就不说了，当地人传统又视杀大牲畜的人如仇敌，不分青红皂白，通通称其为“杀牛贼”。如果这样一做，自己怎么在村里立足；万一有个闪失，做死一头牲口，恐怕会被村人扭送到公安局的“没狗院”里去也说不定。思来想去，孙立哲把目光投在村里狗身上，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给狗开刀

那段时间，他一有工夫就出去看狗。先是怕咬，远远地粗看；后是拿上面包作“见面礼”，近距离地细看。看着看着就想下手，但鬼使神差就是下不了手。总是面包吃完了，狗也离开了。后来发狠再找别的吃食，想没等它吃完提前下手。可谁知狗比他还精，一发现他的意图，竟跳开去竖了耳朵瞪他，那表情、那眼神好像在说：你怎是这么个怂人？孙立哲看看不行，决定去偷，并想好了去外村偷，怕偷了村里的被找上门来。谁知想了个怪美，收了一肚子丧气。那狗还真不好偷，先是捉不住，后是拉不动，拉着拉着放开声嚎叫，逼得你要么放手，要么把它勒死。放手不是他的意愿，勒死更超出他的预期。他是想做试验，不是想吃狗肉啊。看着那些瘦骨嶙峋的狗们，不再恋他手里的吃食，而是回到主人门，伸长舌头舔食猪槽边上的糠星，他虽然没得到狗，却看到一种天一样大的义气，地一样重的忠诚，真正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面包不能淫，绳索不能屈。

偷狗不成，又想起买狗。一打手就说明，自己买狗不是杀了吃肉，而做实验为日后看病。总以为这下师出有名、水到渠成，结果还是弄不成。狗主人认真听了他的理由，只是讪笑，并不答应，有的说：我的狗要给孩子舔屎，有的说：我的狗要看家护院照；问得慢了，他们说：我的狗不好，你另找别人；问得急了，他们不再回答，唤了狗折转身子走了，走出老远才气愤愤地说：我虽然穷还没穷到卖狗的份上，把我当成什么人！虽然说得声音不高，也让孙立哲听得脸红。

正在尴尬无奈之时，猛听得垴畔上传来骂声：“这知青娃娃闲得根疼，无缘无故要狗你的老子做甚？”孙立哲抬头一看，原来是村里一个叫张国胜的人。此人热情奔放，诙谐多趣，平生没有别的爱好，只爱和人开玩笑。开玩笑也和别人不一样，见面不说别的，只“操先人”，以前常和孙立哲“逗搭”，因此口出此言，算是个有特点的“问候”，相当于一般人说的“你做甚？”要是放在平时，孙立哲肯定和他来几个回合，可当时他哪有这种心情，白了他一眼，就要离开。谁知张国胜一句话就把他拽了回来，道：“小子，不要跑。你不是要狗你那老子吗？这个好办，你脆脆地叫上我个‘大大’（爸爸），你拉去！”孙立哲一听有谱，回头就叫了个“大大”，并说：“谁反悔了，谁就是你那狗养的。”张国胜没防备孙立哲这样，竟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了。要说不给，话已经说出去了，要说给，又舍不得，于是便耍起赖来，道：“叫‘大大’不算，我本来就是你的长辈，你叫个‘牙牙’（爷爷）才行。”说完就呲了牙笑，心想：这下把狗儿的难住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孙立哲听完，二话没说，竟赶到他面前来了。张国胜吓了一跳，总以为玩笑过分，这后生恼了，正要解释，孙立哲一把抓了他的手，连摇带说“‘牙牙’啊‘牙牙’，这次谁反悔了谁就是孙子！”还没等他回话，孙立哲就抓狗去了。

张国胜给孙立哲狗，看表面是因了玩笑，其实是真心想帮助他一下。从不多时间的相处中，他在孙立哲身上看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他是“受苦人”，高深的东西既不懂也不感兴趣，他看上了孙立哲的认真，特别是在刚才叫“牙牙”的时候，名义上是开玩笑，眼神里全是真诚和迫切，这令他十分感动。

但感动归感动，看了他的狗的处境却由不得心疼。只见孙立哲领了几个人，把放了安眠药的食物喂了，将那狗麻翻，找了个条凳，腿腿朝天放了，把那狗提了腿放进去，狗头塞在凳子的衬档口里，四条狗腿分别绑在四条凳子腿上，然后就蒙了白布，刀刀剪剪地“栾务”开了，引得一群村人半近不近的伸长脖子看，只有张国胜不敢去看，坐在对面坡坡上，一句接一句骂：“孙立哲啊，你把你的那‘牙牙’疗治死了啊。”逗得旁边人都笑，说：“你一阵价给孙立哲当‘牙牙’，一阵又说那狗是孙立哲的‘牙牙’，究竟那个是？难道你和那狗是弟兄？”说完口咬了嘴唇等他还口。张国胜没还口，只是声拉得弱弱地自言自语：“唉，男人没主意受一辈子穷，女人没主意嫁一辈子汉，我一下没主意，做下个这瓷怂营生。”正说着，猛听见那边人一齐大笑开了，有人笑得直跺脚，有人笑得捂了肚子直不起腰来。张国胜以为是笑他，就骂：“笑屁哩，笑啥哩？”那伙一听竟笑得更厉害了，一边笑一边指了张国胜说：“张国胜啊，你算卦不灵，能胜过孔明！我们就是笑屁哩嘛——”原来，孙立哲他们给狗做完手术，等着看效果哩，那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狗会不会放屁，一放就证明“通了”，几个人屏住呼吸围提起狗尾巴等着。直等那狗放了，才欢呼起来，因此惹得众人大笑。

说起来那狗还真算皮实，这样的屁先后放过六次，第七次终于没放出来，因手术感染而死了。它的死远不像泰山那样重，但也不像鸿毛那么轻，在先后七次手术中，孙立哲学到了许多东西，得到了许多经验，这经验都渗透到他日后的成功之中。至于张国胜，他也没吃亏，一是叫了孙立哲一辈子“孙子”，二是得到孙立哲许多回报。这些都是后来的事，说到时再细表。

名正言顺

1969年4月，是孙立哲行医历程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月连续发生了两件事，令他一喜一忧。喜的是村里成立了合作医疗站，并选他为站长；忧的是他的好友、学医方面的启蒙老师史铁生旧病复发。

先说合作医疗站的事。和一般人想像的不一样，合作医疗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它起源于合作化时期，首创者是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的群众，追求的目标是消灭城乡差别，让农村人和城里一样治病不花钱。这个想法当然很好，但也很不实际，原因有二：一是城里人的免费医疗靠的是国家财政，农村人只能靠村集体；二是城里有医生，农村哪来这么多医生。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许多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上了，哪能顾了这个，于是就一哄而散了，可以说以完全失败告终，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因人口增长而加剧了，和享受公费医疗的城里人相比显得更加可怜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65年6月26日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个指示和前面的梦想不同，只指向农村缺医少药，不再说“治病不要钱”，有关方面贯彻这个指示的重点也就放在培养乡村医生上了，当年全国就培训了23万多人。官话叫半农半医，俗话叫保健员。这事本来还要继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在文化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的1968年底，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搞起了合作医疗，主要针对的不是缺医少药，而是“解决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具体的做法是集体投资一部分，社员集资一部分，大家出钱，个人看病，半像福利，半似“保险”。乡村医生也就是保健员，不挣工钱，只挣工分，没病人时下地干活，有病人时上门看病，被称为赤脚医生。这个经验立刻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从而登上《人民日报》头版，不无夸张地说“农业合作化挖了穷根，合作医疗挖了病根”。于是合作医疗制度便迅速在全国推开，1969年春天形成了热潮。关家庄的合作医疗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面的统一部署下成立的。

初创时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简陋得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其中好几个方面都可成为单独成篇的离奇故事，让人眼界大开，忍俊不禁。

先说场所。倒不是没有固定场所，只是这场所有点出格。不在公窑里里，不在学校边，而在一孔废弃的了破羊圈里。医疗站一开张，顾不了给别处消毒，先得给自己消毒。先清除羊粪，再去除臭味。再说设备。那设备就是个简单：一个简易医药箱（木质的），一个听诊器，一支温度计，另外有破桌子一张，旧板凳两条。按要求，全村每人应该投资三毛钱，可就是筹不齐，开张时只收了三十元，人均一毛钱。最让人意外的是，合作医疗站领导小组的五个领导成员全是结巴，第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全体会议就没太能开起来，急急绊绊说了半天，最后做出一个简单的决议：“让孙立哲看得弄去。”

但无论怎么不堪，这些都是枝节，都是大好事中的小小不然，重要的是孙立哲正式当上赤脚医生了，能名正言顺地看病了，再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了。

再说史铁生的病。史铁生害的是先天性脊柱裂症，这病先于他的出生就存在，胎里就有了。插队的艰苦和劳作不是生病的原因，只是加重的因素。这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疑难病，延川和延安的医院根本拿它没办法，只能去北京找大医院治疗。要去治得有陪护，孙立哲是史铁生的最好朋友，又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当然就是最好的人选。

其实大医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控制发展，缓解症状，在治疗中探索，在探索中治疗，且一个医院一种看法，一个医生一个治法，他们只能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往过看，只挂号不买药，等于自己组织各院的医生进行背靠背会诊。

终究是年轻人，加上对病的认识还不是很足，看着看着就“跑题”了。一边看病，一边看医生怎样怎样检查、怎样分析；不限于看病，还看人家的设备和操作。等到把史铁生安顿住院后，孙立哲就集中全力观摩开了。白天跑医院，装病人，学方法；晚上看医书，作记录、写心得，把这里一切和关家庄的实际联系起来。像挖山不止的愚公感动了上帝一样，孙立哲的这种做法也感动了上帝，其中的第一人就他的姐姐。

京城学技

孙立哲的姐姐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妇产科医生，主外科，在这之前她已经给过弟弟许多帮助，为他借书、买书，回答他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虽然那时也十二分地尽心，但并没有朝大处想，只想支持他学一门本领，一来为将来打个基础，二来防止他荒废了青春。这次见面后就不同了，听了弟弟的志向，听了他对当地人深入骨髓的同情，看到他如此忘我地为实现的理想而努力，半是欣慰，半是佩服，就下决心进一步帮助他，向医院领导提出请求，让孙立哲以农村赤脚医生的身份，进院实习一段时间。她在医院威信很高，医院领导又难得的开明，加上知青插队和农村合作医疗又是当时宣传最多的新生事物，三劲并一劲，领导就答应了，安排他跟一名外科老大夫学习。

孙立哲当然不会浪费这个大好机会，不但对带他的老大夫尊敬有加，对所有的医生都恭恭敬敬，因此医生们都喜欢他，乐意给他指点。就是那些护士甚至护工也都喜欢他，因为他像对待医生一样尊敬他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每天帮他们拖地、洗手术器械，看他们怎么消毒，怎么准备手术包，缝合前怎么清点器械，见什么做什么。这倒不是说孙立哲谦虚到这种地步，更不是说他假模假式，而是这一切都在他的学习范围之内，他可怜的关家庄医疗站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零起步。

无论什么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至地球的板块运动，小到细菌的繁衍和生长，猛一看都高深莫测，细一察都有径可寻。孙立哲以异于常人的聪慧、别于常人的努力、像饿急了孩子咂奶般的主动，不过多少日子，就看出门道来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想以前想像的那样一窍不通，而是不通关键处的一窍或几窍；有些病还不是“窍”上不通，而是没有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把部分解成单元，把单元细分成可以入手的步骤。他突然明白，有些问题本身就不成为问题，只是自己把它弄复杂了，不敢运用已有的知识或常识，就像他常抱怨那些物理考试时能得满分实际生活中连保险丝断了也一筹莫展的人一样。

这让他更有信心，更加努力，更加争分夺秒地学习。在医院守护病人的时候，在每天晚上没睡着、早上刚醒来时、在来往于医院和清华家中的公共汽车上，总之，在一切稍微能心静的时候，总把自己的学习和关家庄农村见到和听到的和治病有关的事联系在一切思考，越划算心里越有数。越到后来他的心情越来越矛盾，一方面为了更多地学习，希望实习期能尽可能地长一些，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得不到实践而感到焦虑，像一匹迫切希望踏上征程而就地刨蹄的骏马一样。

恰在这时，他舅舅歪打正着地给他提供一个机会。细说起这是一个十分惨烈的事，他舅舅在首钢工作，患有严重的胸膜炎，由于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医院不敢收治，造成积液越来越多，影响到肺功能，呼吸相当困难。平时孙立哲只能用别人的名义给他买点对症的药，后来他突然想起一个大胆的主意：用针管抽积液，再把中药针剂注射进去，以减轻舅舅的痛苦。于是就在每天下班时，从医院里偷偷带出消毒好的大注射器和长针头去给舅舅抽胸水，打中药剂，第二天一大早再把针管还回医院。虽然最终没能救下舅舅的命，但确实起到缓解病情、减轻痛苦的作用。

随着实习期一天天接近尾期，孙立哲的心抽得越来越紧，不光是为那些没有弄清的技术问题，更多的是考虑器械问题。不论学会多少，没有器械都等于零啊。为此他真是费尽了心机，可以说把能想的不能想的法子都想了，能做的不能做的事都做了。

首先用自己的钱买。医疗器械不比别的，一件件都是珍贵货，一样样都是贵价钱，可他一个穷知青能有多少钱？只能在家里想办法，今天说同学聚会，明天说朋友有病，变着法子问家人要钱。要得次数多了，家人以为他手脚太大，不给了。这下可把他急坏了，眼看求告无用，好说不行，就来横的，把家里一个存有70元的存折连同他母亲的印章一齐偷了出来，取出来钱买了器械。事不凑巧，他刚拿走存折，他母亲正好要用钱，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找不到竟跑到银行里请求挂失。银行的人虽然客气地接待了她，翻出那张印信齐全的取款单让她看。母亲似乎感觉到点什么，几次转转弯弯地问他见没见存折，他只能厚着脸皮搪塞。

可这些钱还不够啊，缺的东西还很多。急得他抓天天高，抓地地低，天天拧着脑子想办法。就在这时，老天又一次照顾了他，当时医院正好要更新一批器械，并按规定把替换下来的器材支援基层医院和卫生所。他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人家才让他挑了几件，再挑就不让了。他一看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叫了几个朋友想办法往出“顺”，有时是朋友装成看病的人，趁护士不注意直接往兜里揣，有时是他事先藏好了，让朋友往出带。当时觉得得意，过后又感到悲凉，心想：自己这是做的什么营生，成了什么人了啊。

没钱是个问题，有时有了钱还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买硬膜外麻醉导管。这东西贵倒是不贵，就是不好买，须持介绍信才行。可他哪有介绍信呢，只能和人家死缠软磨。这家店里不行那家店里试，这样说不行那样说，不知跑了多少家，费了多少口舌，就是弄不成。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求母亲装作通县医院的人，谎称走时太忙，忘带介绍信，现在病人等着用，介绍信下次来补上，这才糊弄过去。一出医疗器械商店的门，他们就飞奔起来，生怕人家撵上来。

短短的实习期限终于到头了，带他的那个老大夫对他格外看重，临走前还让他做了一例阑尾手术。母亲也更支持他了，临行前还送给他一块白布，要他回去做一个白大褂穿。他出发了，带着学到的技术、树立起的信心和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器械回关家庄来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是他实现梦想、走进理想的起点。

注射器输液

北京回来后，孙立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退伍军人把留了二十多年的弹片取出来，高兴得老汉不知说什么才好，见人就夸孙立哲的能耐，说：“难家不会，会家不难，一到人家娃娃手里，顺格溜溜就取出来了。”这之后他接着连续治了三个病人，打了三个漂亮仗。不但救了人命，还都有创新，都出了奇招。

1969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关家庄山背后的关家沟村民高吾宁满头大汗地跑来了，说他刚满周岁的孩子病危。孙立哲问具体情况，他说不清，只说“厉害哩，只剩下一口悠悠气，眼看就不行了。”孙立哲二话没说，背了药箱就跑。去了一看，吃了一惊，只见那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皮蔫得捏起来怎样放开来还是怎样，连弹性也没有了。检查的时候，那孩子哭也不会哭，闹也不闹，软拉拉得像面片子一样，唯一能动弹的就是嘴，一张一张地喘息，像扔在泥滩里的小鱼。问孩子母亲得病的经过，她哭着答：“不晓得么。前天早上还吃了半个红薯，吃了半碗南瓜汤，晚上就不对了，浑身烧得像火炭一样，就是个吐，就是个拉，拉出来的东西清格朗朗的，像水一样。”问她怎么治疗过，她说：“能想的方子都想了，针也挑过，鬼也送过，魂也叫过，把玉米团子烤焦研成面面和了水也喝过，就是不顶事。”听得孙立哲无限感慨。这本不是什么大病啊，中毒性消化不良引起拉肚子，拉肚子引起脱水，早点治什么事也没有，可现在已经处于休克状态，不输液，小孩子就完了。

输液，这在现在是多么平常的事，可在当时的深山沟里就成了天大的难事，没有输液设备啊。这可怎么办呢？孙立哲犯了难。让去医院，先不说他们有钱没钱，这孩子就支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要就地想办法，可办法在哪里？他翻遍医药箱，里边只有盐水、针管和青霉素，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给舅舅用注射器抽胸水的事了，遂想：针管既然能抽出，为什么不能注进？于是就想了个大胆的主意，用针管往血管推药水，以此来代替输液。想好之后，马上就干。

往这么小的孩子身上一管管地推药，谈何容易，小孩不配合，家属帮不上忙，所有的事都得他一个人完成。于是他便一手托着孩子，一手捏着针管，一管一管地输开了。让高吾宁给他胳膊下面垫上枕头，身后靠上被子，不是怕累，是怕胳膊发抖跑了针。就这样整整输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吃早饭时光，孩子才脱离了危险。

孩子救活了，他也累倒了，晕得差点倒在地上。感动得高吾宁夫妇不知说什么才好，怎么感谢才对，想来想去竟想出一个馊主意，拉着孙立哲手硬要他给这孩子当“干大”：“这娃娃虽然是我们生的，但这命就等于是你给的，风飘的朋友，扎根的亲戚，认上个干亲，让孩子大了好孝敬你。”

在当地农村这应该算是最高礼遇，可对孙立哲来说这简直是个海外奇谈，他才18岁啊，哪有这种“雅趣”，吓得他抽身就跑。可这事还不算完，孙立哲跑了，高吾宁的主意没变，打这之后，年年领着那孩子来看孙立哲，每次来都送一双家做的布鞋，对孩子叮咛：“乍让你‘干大’穿上，好好给咱老百姓治病。”孙立哲离开之后，他们仍旧念念不忘，2015年，那孩子已经四十几岁了，一次在西安见了孙立哲，还要下跪磕头，行“干儿”之礼。这是后话，不再细说。

救活“死人”

有一天晚上，孙立哲已经睡了，忽然听见外面有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就传来急切的问话声：“孙立哲在不在？孙立哲在不在？！”孙立哲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有病人，连忙穿衣下炕，一边开门一边问：“谁家？咋啦？”来人是十里外的打则坪村的人，说一个年轻妇女的和婆婆闹架后想不开，上吊了！孙立哲问：“怎么样了？”那人直了声答：“玄了，玄了！你要是不去，比死了还保险。是死是活，就看你哩！”说着拥了孙立哲就跑。

一进村，孙立哲就感觉到气氛紧张，河滩里站了许多人正商量后事，有的说先去买棺材，有的说先接娘家人，有的则建议先让公公婆婆藏起来，不然会弄得事上加事。见他们过来，都不说了，让开一条路来。病人家在坡上边的院子里，一进院子，请人中的一位就瘫坐在地上不动了，只见窑门大敞，门楣上挂着个马灯，两个老汉正蹲在门口抽烟。见他们来了，也不答话，只是用烟锅脑子在地上磕，说：“唉，深更半夜的，把人家北京娃娃也连累坏了，尽心吧，八成是不济事了。”孙立哲这才看见紧挨门口的地上平放着一块门板，上面躺着一个女人，赤脚无鞋，衣衫零乱，脸上盖着一块半旧围巾。揭了围巾一看，面色惨白；手放到鼻子口上一摸，气息全无；脚上捏了一把，冰寡瓦凉，看来确实不中用了。孙立哲虽然有点灰心，但还没放弃希望，就把女人的腿往起弯，眼皮往起翻，想找出最后的生命体征。发现腿是软的，但眼是直的，正想压迫眼球看瞳孔能不能复原，突然觉得那女人的胸口似乎动了一下，他立即想：会不会是假死？二话没说，取了针就扎。先扎人中，没反应；再扎会阴，仍没反应；看看不行，又换了长针往脚心里（涌泉）扎。短的不行，换了长的；浅了没动，直扎到针根，一边扎一边使劲地捻动。就在他将要绝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女人喉咙里“嗝”地响了一声，像哑了嗓子的公鸡打鸣一般。吓得众人先是本能地后退，罢了才是激动得惊呼。孙立哲顾不了这些，连忙做人工呼吸，直折腾了半个小时，人才彻底活了过来。

人活了，人群中才有了哭声，有的高兴得哭，有的激动得哭，其中她婆婆哭得最伤心，一边哭一边骂自己的儿子。这时孙立哲已经软得站不稳了，一口接着一口地大喘气。有人给他递了一碗开水，他手颤得差点把碗打了。他太累了，太紧张了，也太激动了。

第二天这事就传开了，先在村周围传，后在公社里传，再后在集市上传，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说他“日能得厉害”，死人也能治活来，是个神医。

第一例手术

1971年春天，关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凤刘（就是前面说的老家殁了哥哥和弟弟，他本人在这里当上门女婿的那位）的爱人高凤清从山里回来，喝了半碗冷稀饭，吃一片干“团子”，当下没感觉到什么，过了一会肚子就疼开了。开先还没把这当成回事，心想：这是个明病，扛上一会就好了。扛了一会不见好，又喝了一碗盐开水，想帮助克化一下，谁知还不济事，越疼越上劲，越疼越出奇。先头是心口疼，后来在小肚子疼，最后连背上肩上也抽着疼开了。这时候有人说可能是“羊毛疔”，“赶快拿一点荞面团，在肚子上搓，掰开看有没有像羊毛一样的丝丝”。众人正四处寻找荞面，高凤刘闻讯从山里赶回来了，说：“你们胡闹，快让孙立哲来看！”说完拔腿就往知青点上跑。等到孙立哲来时，门前已经围了许多人，高凤清已经疼得“妈妈老子”直呐喊。孙立哲上前备细一查：糟了！典型胃穿孔症状。

“又是穿孔？”高凤刘一听就愣了，想起不久前死去的三弟，心一下子揪紧了，眼前一阵发黑。但他没工夫自己痛苦，要招呼病人不说，还得想办法安慰岳父岳母，他们已经急得哭出声了。

两位可怜的老人能不哭吗？他们一辈子生了好些孩子，最后只活了高凤清一个独女，不但是掌上的明珠，还是唯一的依靠。女儿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活呢？

哭有什么用，得想办法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送医院，足足四十里路，还要翻一架大山，病人能受得了，等得住，支持到哪里吗？就是能支持得到，“急病慢医生”咱们急人家不急啊！就在这时候，他们几个人同时想到了一条路：让孙立哲治。他在北京学过，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贴心。就是万一不成功，也比殁在路上强。主意一定，就找孙立哲商量。

孙立哲是个善人，看见别人难受自己更难受，恨不得把别人的病移在自己身上。看见病人这样痛苦，家人这样请求，他的心里乱翻翻的，一会朝前想，一会又朝后想。送吧，病人胃穿孔并发急腹症，已经是疼痛性休克，十有八九会死在路上。不送去吧，这么大的手术自己能行吗？

孙立哲在这里犹豫，村里人却为此吵成一片，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说行的坚决支持，说不行的拼命反对，就连那些在村里开会时从没发过言的人也参与讨论，踊跃发言。反对的人说：“这不是弄玄哩么？他才20岁啊，是个娃娃啊！”支持的人反唇相讥：“20岁咋啦？看本事还是看年龄？前村老汉年龄倒不小了，连一个手上有几个指头也快弄不清了。”反对的人说：“条件有限，不敢蛮干。”支持的人立即恼了，质问起来了，说：“什么叫蛮干？白求恩在战场上作了多少手术，哪也是蛮干？”反对的人见说不清了，回过头来劝孙立哲三思而行，说的是掏心窝子话：“这事你要好好掂量，成了好处有限，不成后果难测！”这其中还包括当时的“支延干部”（为协调知青当地的关系，北京派出的干部，有知青处一个公社一位）。他倒不是为了别的，是完完全全地为孙立哲考虑，他已经获悉，一周前孙立哲的父亲在江西农场因受不了侮辱自杀未遂（这事前面说过），事件的性质还未确定，劝他不敢冒险，万一失败会危及你的前途。这话不但让孙立哲一怔，也让在场的所有人一愣。现场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高凤清的母亲即高凤刘的岳母说话了，先对争论的人说：“你们都不要吵了，这样说，我的心更乱”，又对孙立哲说：“你就放心大胆地治吧，治好了你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菩萨，治不好也不怨你，那是我前世里亏了人，老天爷给我的报应。至于说给医院送，我肯定不同意，我女儿死死活活都要在我跟前。”最后竟要给支延干部立“保票”，说：“人家娃娃为救命再问上些罪过，我就是冒上这条老命也要上北京把事情说清。”

老人家的这番话让孙立哲非常感动，使他最终下了决心。心想，我虽然没做过胃穿孔手术，但见过别人做胃穿孔修补手术，还独自动过阑尾手术，况且现在器械、药物还算齐备，只要不出意外，成功的希望远大于失败的可能，于是就答应了，连忙就去物色手术室，搭建手术台，准备麻醉药，消毒手术器械。

搭一个临时手术室谈何容易，加上时间紧，真正是重重困难。好在全村人都来帮忙，有东西的出东西，有力的出力气，“九牛爬坡，个个出力”。没有手术室，队里立马把公窑洞腾出来；没有手术台，村里的木匠背来了他的木板床；没有麻醉师，同村的女知青自告奋勇地说：她能帮忙；没有无影灯，村里一下子送来十几个手电筒；没有高压消毒锅，老乡们就地砌了一个大灶，支起红白喜事的大蒸笼；为了火烧得更旺，村里的铁匠断然拆下了他炉子上的大风箱！

气氛虽然紧张，孙立哲却很冷静。这时他最担心的是感染，最关心的是消毒，样样件件都亲自上手。窑里消毒，门口消毒，严禁所有人靠近；床板消毒，墙壁消毒，上面的顶布更加倍消毒，满窑尽是来苏水的气味。环境如此，器械用具更严。笼屉里有老虎钳子、木刻刀、铁丝、丝线、木头压肠板、北京旧货部买来的各种拉钩止血钳等等，还有婆姨缝制的手术衣，一股脑放进去蒸，规定金属器械要达到120度，别的用具为100度，他统统加码执行。弄得满院子蒸汽大罩，拉风扇的后生大汗淋淋。至于手术过程，笔者缺乏常识，无力说清，只能说结果：成功了，大大的成功了。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例手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之类的话不说，土窑洞里治大病的话也不谈，单就在院子里远远围观的人数就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他们一方面为病人担心，更重要的是为孙立哲鼓劲，其中既包括那些坚定支持者，也包括那些事先的反对者，他们都热切期望着手术成功。当手术最终成功，孙立哲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人们没有欢呼，没有鼓掌，只是红着眼圈长长地叹息，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长出了一口气，这气不是别的，是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医生、真正贴心的医生而扬眉吐气。

名声鹊起

成功地治过几例病后，孙立哲更加驰名了。不仅村里人请他治，邻村人请他治，关庄公社的人请他治，其他公社的许多人也请他治，就连外县甚至外省的人也跑来请他治，且外地来的有许多都是疑难症，有的还是大医院治不了或者不治的病。这话现在说起来像谎言一样，但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多人请他，难道周围就再没比他更好的医生，再没比关家庄医疗站更好的医疗单位了吗？为什么舍近求远来请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个简单的事，必须从几方面说起。

首先是这里的费用低。完全没有检查费、诊断费、住院费和手术费，只有药费，就连药费也不加价，只收成本费。那些实在拿不出钱的人，孙立哲还往进垫，“有了以后还，没了拉倒！”（其实真正‘拉倒’的不多，农村人虽然人穷，但骨头不穷！）这对那些贫穷农民来说引吸太大，因为贫穷，他们有了病常常面对的是治起治不起的问题，而不是在哪里治的选择。

其次是孙立哲的态度好。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孩子，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无论是什么样的病症，脏的还是臭的，脓的还是血的，令人恐怖的还是使人心悸的，一律热情接待，认真对待，不但安慰病人，还宽慰家属，有时甚至帮助安排他们的食宿等生活问题。这一切和当时正规医院许多医生的高高在上、漫不经心、爱理不理的态度形成了显明对比，有着巨大的反差。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身上脏、衣服破的穷农民，进一回医院差不多等于进一回“衙门”，出上些钱，还得被冷淡、奚落甚至“吼喝”一气，而到孙立哲这却像走到亲戚家，面对亲人一样。

再次是口碑效应。病人来自四面八方，体验又是如此之好，这些人能不夸？农村嘛，都是穷家薄业，一生遇不到几件大事，治一场病就是天大的事，自然念念不忘，说了又说。说的地方，不是集日就是会场，再不就是红白喜事上，都是人多的地方，一人说，众人听，听了的又在各种场合给不同的人说，于是越传越远，越说知道的人越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喜欢神化自己人和对自己好的人，有一分至少要说成一分半，带着深情传诵，顺着理想夸张，于是就越传越奇，越说越神，越讲越生动。到后来竟弄到孙立哲走到哪里，那里就有一群人围着，有时候竟围得连病也看不成，只好关了门在窑洞里看，请专人在窗孔里发号，像在市场抢购减价商品那样。在村里时是这样，到外边也是如此。有一次孙立哲到一个小镇上办事，被人发现了，立即围上来一群人。有人甚至给邻县的亲戚发了加急电报，电文是：“孙立哲在永坪，快来！”

这期间孙立哲究竟给多少人治过病，说法不一。民间的说法水分大，就不提了，挑权威的说，据《延川县志》称“截止1979年，医治病人3万余人次，作胃切除、肠梗阻等大小手术3000余例”！（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后来关家庄医疗站规模很大了，还有许多赤脚医生，肯定有别人的配合，但是孙立哲为主。）这么多的病例要一一说清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下面就挑突出的、奇特的、有代表性的说上一些。

“肛门里插进锨把”

这事发生在关庄公社机关所在地关庄大队，出事的人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挖沼气池时出的事。在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沼气池的原理和挖法，不然说不清楚。

所谓沼气，就是把碎柴烂草、人畜粪便密封在一个池子里令其发酵，进而产生沼气，然后用小管引出来点灯做饭，其最主要的工序是挖沼气池子。因为要发酵，池子必须深，大约在十米上下；因为要存许多料，所以底部要大，直径大约有三四米；因为要密封因此口要小，直径大约为几十公分；整个池子呈花瓶状，肚子圆而大，脖子细且长。挖的时候自然是先从“脖子”处往下挖，浅时用铁锨往出翻土，深一点时只能用筐子往出吊土，人则大叉开两腿，蹬着“脖子”口两边土壁上的小坑上下出入。这姑娘出事就出在这儿，当时下面已经挖到池部了，她在下面给筐子里铲土，上面人用绳子往上吊。中午吃饭时候，她随手把铁锨插在土堆上，自己叉着腿往上爬时，一脚蹬空，掉了下来，端端地压在铁锨把上，人掉得急，铁锨插得稳，重量加速度，锨把一下从肛门里插入，直捅到肚子里。人们大惊，连忙下去把人吊出来，调来队来唯一的拖拉机就往十里外的关家庄送。（提请读者留意：出事点关庄公社所在地，那里有公社医院，人们没有就近往公社医院送，而是往十里外的关家庄村医疗站送，从这舍近求远之中，可见人们对孙立哲的信任！）

当时孙立哲正给别的病人看病，忽然见村里狗泼命朝着前村口咬，举目一看，只见前村里一团黄尘往里卷，黄尘中许多人直着嗓门大喊：“孙立哲！孙立哲！快！！”喊声未落，拖拉机已经到了，领头的关庄大队支书，首先跳下来给孙立哲说情况，别的人一齐上手把病人抬下来。这些人说完抬毕，都抱着肚子直喘粗气，眼巴巴地望着孙立哲，好像说：咋办？咋办？咋办？！

真正是“取下经都是唐僧的，闯下乱子都是孙悟空的”，都问孙立哲，孙立哲问谁？别无可问，立马上手！

这病的创面之怪，程度之烈，情境之惨，都属罕见，不但肛门破了，直肠穿了，上面的肠子也被戳烂了一截，半个卵巢也伤了。孙立哲又要止血，又要清创，还要寻找有无别的伤处，忙成一团，有人却在一边一个劲地问：“还能生育不能？”恨得孙立哲咬牙切齿，想回头吐那人一团，还忙得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孙立哲一连忙了好几个小时，费了好大的劲，将卵巢坏了的一侧切除，好的一侧护好；烂肠子切掉一截接上，肛门从肋下接出（之后移回），才算救下这女子的性命。好事人还就此编了几句顺口溜：“关庄女子本事大，沼气池里跳着下；瞌睡点盹没操心，屁眼里插进个铁锨把。孙立哲，有办法，把粪门子接到了肋肌（骨）洼。”

这里还有一点令他无限感慨，那就是当地人的重生育观念。手术做罢过了好长时间，突然连住来了几个人打问这次手术的情况，不问别的，只问这姑娘能不能生了？先前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姑娘要订婚，男方其他处都满意，唯独担心那次受伤会不会危及日后的生育能力，因此先求熟人来问，后来自己上门来问。全凭孙立哲给他们说清楚不影响生育，这婚事才成了。

那女子可能因此伤了心，多年后，她因这次手术接受电视台采访，没说自己的伤痛，只说生育的事，指了身边的两个孩子说：“别人总以为我不能生了，你看看这两个孩子，长得茂腾腾的。”话里话外，满是自豪，好像和能不能生孩子相比，自己的生命是次要的似的。

让瘫子站起来

孙立哲有个朋友，也是赤脚医生，当地人，有残疾，不良于行。他爱人也有残疾，更严重，两条大腿好，两条小腿展不开，反方向外弯曲，呈X状，上身一挺，身子的重量就向两边滑，整得站也站不起，坐也坐不成，别说是走了，就是用屁股挪也挪不利索，痛苦异常。为此，他们不知跑了多少医院、求了多少人，都说没有办法。和孙立哲熟悉后，就求他想个办法，说：只要能她站起来简单行走，自己把自己顾了，家里的生活就会改观许多。孙立哲先是觉得不行，不敢答应，后来突然有了一个思路，心想：能不能把她弯曲度相对小的那条腿上的膝盖卸掉，把大腿和小腿固定在一起，这样一来，这条腿虽然成了直的，但它能够支撑身子，加上另一条的协助，行走不成问题，只是瘸子而已。于是就和那人商量，看行不行。那人一听大喜，抓了孙立哲的手连连说好：“只要能整成那样，你就算救了我全家。这是把瘫子治成瘸子了，进了多大的一步啊。”于是就叫来了她爱人问她愿不愿意。她爱人一听，还没开口就激动得哭了一场，说：“我虽然腿不行，但脑子里清楚，这样的好事还不同意，难道我是个憨憨？”于是就决定做这手术了。

想了个顺利，谁知在做的时间却出了“麻达”，不是出在病人身上，而是出在旁边观摩的人身上。观摩的这个人还不是个普通人，是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那天正好关家庄深入生活，听说做手术就想观摩一下现场，体验一下情境。孙立哲先是不依，后来吃不住他再三请求，就让消了毒，穿了白大褂进了手术室。为了不使他尴尬，还给他分配了一点小活儿。艺术家都情感丰富，哪见过这种阵势，卸膝盖时已经吓得心跳如鼓、两股打颤，等到孙立哲锤子给大小腿接口处敲接茬时，看见锤子落处骨渣飞溅、血肉模糊的情形，竟吓得晕了过去。孙立哲又要手术，又要抢救他，扎了好几针才让他“活”了过来。就这还不算完，手术做完了，要撤人了，作曲家却不会动了——由于过分惊恐，浑身胡乱使劲，把腰给扭了，害得孙立哲又扎了半天针，才算好了。过后这事就被传为笑谈，说孙立哲作手术差点“吓死”一个人。

和预期的一样，那女人出院后能走路了，不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还能做饭洗锅，甚至参加轻一些体力劳动，从早到晚直着一条腿前后奔忙。人们只要一看见她就会赞叹：“孙立哲的方方可多哩，硬是让瘫子站起来，走起来，做起营生来。”

待续……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来源：海波博客

作者简介

海波真名李世旺，1952年生，陕西省延川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曾任延川县剧团编剧，青海省大型文学期刊《现代人》编辑，西安电影制片厂宣传处干事、短片部总编辑、文学部编辑，公安部主管的《道路交通管理》杂志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的著作有：长篇小说有《高原落日》《民办教师》《小城欲望》《遥远的信天游》；中篇小说集《农民儿子》，散文短篇集《烧叶望天笔记》《谈天说地》纪实《回望来路笑成痴》《我所认识的路遥》《延川城里去赶集》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陕西省优秀故事奖、陕西省农村小戏剧本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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