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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去哪儿过年？”电话中，我明知故问。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

怕的是无处奔波

林特特

小时候，去姥姥家过年，是一件大事。

姥姥家在安徽寿县的一个小镇，汽车只到临近的“马头集”，剩下的30里地都靠步行。

据说，我1岁多时第一次去姥姥家过年。下了车，我爸用借来的扁担，前面挑着行李，后面挑着我，我被装在一只桶里。他一边走，一边跟两手空空的妈妈瞎贫：“这位大姐，能多给点儿钱吗？您看东西这么重，我又这么卖力……”竟有路人帮腔：“是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妈妈说起这个段子，总是哈哈大笑。

我真正对去姥姥家有记忆，已是小学四年级。

那年冬天不太冷，路上没有冰。腊月二十九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叫起。爸爸妈妈拎着大包小包，甚至带了一辆自行车。我们在路边站着，直至厂里的司机郑叔叔开着东风大卡车出现。

驾驶室离地面好远。

天还是黑的，出合肥市区是小蜀山，车灯闪烁。爸爸一支接一支给郑叔叔递烟，还陪他说话，我很快睡去，又很快在烟雾缭绕中被呛醒。

“就送你们到这儿啦！”至六安汽车站，郑叔叔把我们放下。

我想吃车站旁大排档的胡辣汤，被妈妈打了手，“脏！”她打开随身的包，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粢饭。

然后就是等，等六安去寿县的车。

车很少，也没有固定的点儿，买了票，一遍遍去窗口问什么时候发车。“快了，快了”，答案千篇一律。车呢？却遥遥无期。

午饭还是粢饭，坐在车站候车室红漆斑驳的木椅上，每个人都在做两件事：一边挥手赶苍蝇，一边打发一拨拨的乞丐。下午1点，忽然广播提示去寿县的旅客做准备，呼啦啦，人群扑向指定的那辆车。爸爸和司机说了半天，终于，自行车不用绑在车顶，放在我们座位旁的过道上。

我的脚边是咯咯叫的母鸡。可怕的是它还有可能啄我的脚，心惊胆战，又在局促空间不停躲闪，我竟吓得没敢睡，而困意在下车后袭来。这时，我才知道自行车的用处，“我带着行李在后面走，你妈骑车带你先行。”爸爸解释道。

比小蜀山、母鸡还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我妈的车技。

让他们自信的理由是这30里地不通车，“撞也撞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忘记，一路上坑坑洼洼，而我们车马劳顿，我已困得不行。没多久，爸爸妈妈又会师了——爸爸走着走着，忽然在路边捡到我，在剧烈的颠簸中，我从车上摔下来；而妈妈骑着骑着觉得身轻如燕，往回一看，孩子没了，也哭着往回找。

有惊无险。但为避免悲剧重演，妈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进。

天又黑了，“还好今年没下雪，路上没有冰”，他们在路上喃喃。

“等以后通了车……”他们开始畅想未来。

“我就希望能一趟车到，哪怕从早坐到晚。”这是妈妈的终极梦想。

“要是干脆不用回来……把你娘接到合肥。”爸爸另有思路。

“还有几站？”这时，我对距离的测算还以公交车的“站”为单位。“就一站了！”他俩异口同声。

路口，有人拿着手电筒，是二姨。

我们看清彼此后欢呼起来，二姨一把拽过行李，有些嗔怪：“我从下午4点就在这看了！”

小路绕小路，巷子拐巷子，在一扇门前停住。二姨边拍门边喊：“合肥的回来了！”门打开，许多人站起来，都是亲戚。他们说着带侉音的土话，热情招呼我们，姥姥在正中间笑着。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今年去哪儿过年？”电话中，我明知故问——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妈妈悲痛欲绝，我以为从此他们都留在合肥过年。

“回寿县。”妈妈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解释，姥姥跟二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每年春节大家都回去。不能老人刚走，就让二姨伤心再加寒心。

“反正方便，开车两小时就到。”这话让我瞬间想起25年前她的“终极梦想”。我提醒妈妈，捎带提起小蜀山、母鸡、摔下自行车后座的春运往事。

“以前过年真是奔波，现在才知道最可怕的是无处奔波。”妈妈叹口气，又强调一遍，“所以，今年还回你姥姥家。”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家，不管之间隔了多久，见到爸爸时我俩都特别平静，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

爸爸照例已在车站等我

斌斌姑娘

我在京杭大运河北，家在京杭大运河南，如果这条大运河现在还通航，我回家应该是件很风雅的事情。不过，过年回家因为特殊的时间节点，从来都和悠闲、惬意等形容词无关，这注定是一趟混杂了焦躁与甜蜜、混乱与坚定的旅程。

在社会学家的眼里，回家是和人口迁徙、城市移民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然整天都在家，何来“回”的说法。所以我回家要从来北京上大学后开始算，迄今也快7年了。和其他人或惊心动魄或人在囧途的回家之路相比，我的归程乏善可陈。学生嘛，上午考完试下午就撤，往往不用等到春运挤硬座、临客，眼睛一闭一睁，一夜的火车就到家了。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奥运会那年。

2008年，在北京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会与奥运会拉上一点关系。有学生排练开幕式，有大爷大妈义务巡逻，我也成为一名志愿者，在那年8月的水立方里，见到了郭晶晶、菲尔普斯等体育明星。所付出的代价是要在2月初参加一场场馆测试赛，比赛结束后，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这是我回家最晚的一年。

过年迫在眉睫，靠自己买南下的火车票几无可能，那会儿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每天往返北京与杭州之间的仅有3趟火车。所幸学校同情我们这群热衷当志愿者的学生，帮我们买到了一张硬座票。握着这张救命车票，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1633公里，15个小时31分种，坐着，一路向南。

如果不介意座位不舒服、人多、空气差，其实硬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有趣。尤其是春运列车，从上车的那一刻开始，这一车厢的人就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还有一个共同理想——回家，于是气氛分外和谐。

我的行李不多，所以并不着急上车抢占行李架。但这会儿才回家的一般不是学生，大都是在外工作的人，他们显然要把一年的收成都带回家，家里大概也有好几双热切的眼睛盼望着。看过某都市报做的一个春运专题，在火车站随机采访大家都带什么回家。其中有人扛着4箱当地的特产橘子、有人抱着给女儿的大洋娃娃、有人小心提着给父亲的白酒。我那年带了一张志愿者的证件，想着回去给爸妈炫耀下：“水立方哦！奥运会哦！”

硬座最让人不爽的就是睡不着觉，我向来是只有“横着”才能睡着，虽然车厢里一片安宁，连卖老虎牌万金油、穿不烂袜子的销售员都难得嗓门不大。经过漫长的一夜，当疲惫不堪的我看到车窗外的主色调不再是黄色，而有了流水和绿树时，才有了一点激动。我知道，快了、快了，江南的湿润空气已经慢慢浸入我的五脏六腑。

爸爸照例已在车站等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家，不管之间隔了多久，见到爸爸时我俩都特别平静，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只有一次，听到同来的妈妈随口说了一句你爸这几年有白头发了，我突然沉默。

我对家的一切印象仍停留在18岁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爸妈对我应该也是如此。在逐步成为大龄女青年的岁月里，我和父母的生活互相缺席。而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人长大，有人老去。于是，近乡情更怯。

每年回家，都见媒体或是蹲守在火车站，或是全程跟踪一趟春运列车，寻找回家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的要义都是一样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而我只关心，在家那头等我的人，怎样才能不变呢？

多数礼物是能送达的，可是唯独那一次，因为被区别对待，礼物反而不如一件最普通的行李安全——

这个故事没有丢

自从有了小朋友，出行时可以单列的行李又少了一件。因为，她是我最重要的行李。每次我俩单独出行，当爸的都会拍拍小朋友的肩膀说：什么都可以丢，这个一定不能丢。为了减少麻烦，我的标配通常是一只行李箱，外加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包。

可是那年，发生了点小状况。收拾行李时，我发现给父亲带的茶叶长相过于标致，以至于没有狠下心来拆了包装。单放吧，就多这么一件，我一定会记得的。何况，路上还会偶遇哥哥。

大概每个当事人说起偶遇，都会有些激动吧。我和哥哥在没商量的情况下，就买了同一车次的火车票，还在同一节车厢。当得知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的大平面上尖叫了一声。同事听完我惊天动地的叙述，“哦”了一声，就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我立在原地，几乎可以想象10天后的场景：过年回家的列车上，我从北京出发，车到鹤壁，我从缓缓停靠的列车车窗望出去，站台上有个一米八的帅哥。我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从他倔强的发丝上。鹤壁会师后，我们欢天喜地一路向南，然后出现在一直等候在家的父母面前。

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我和小朋友上了火车。当时是北京西至广州南高铁的试运行时期，而问题就出在“试运行”3个字上。在交通工具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愿意去尝新，觉得好像站在了这件事的前头，是很超前也很洋气的。可是只有坐过的人才知道，“试运行”有多么的可怕。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车速极不稳定，一会儿飙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一会儿又回落到每小时不到200公里。这么算下来，到我哥出现在站台的时候，火车已经整整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想象中的热烈，哥哥与一帮小伙伴在一起，只匆匆打了个招呼，就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小朋友正和旁边的大哥哥玩游戏，好奇地问我：舅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接着，我发现“试运行”更大的问题是没有报站这一说。车内相当安静，唯一的信息发布通道——电子显示屏偏偏出了问题，中英文没有对上。你不知道该相信中文还是相信英文。车厢里没有列车员，你只有靠站台一闪而过的站名判断自己到了哪儿，该不该下车。

突然觉得无比紧张，如果车是准点的，你可以参照列车时刻表。可是现在晚点，你并不知道晚了多少分钟。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你没有参照系，也没有咨询员，形势突然变得很吊诡。等我们意识到要下车的时候，已经能看到老家的站台了，只停1分钟。羽绒服没来得及穿好，我们就匆匆下了车。让我们后怕的是，脚似乎刚沾地，火车就从我们身后飞驰而去了。

我们拖着行李往出站口走，可是小姑娘不走，她盯着我问：妈妈，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我看着最重要的行李，在我手里牵着。第二重要的行李箱，在哥哥手里。随身的小包，还在身上。我毫不迟疑地说，没有啊。

你再想想。小姑娘很笃定的样子。

就是没有啊。说完，我转身去看天蝎座的小眼神，终于知道这次她又对了。我的茶叶，没有跟我下车。

接风宴之后的礼物环节，唯独父亲两手空空。父亲安慰我说，没关系，别人替我喝了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还准备过很多礼物。多数礼物是能抵达收礼人手中的，可是唯独那一次，因为被区别对待，礼物反而不如一件最普通的行李安全。东西丢了，可是这个故事一直没丢，它总是在饭桌上被我妈反复提及，虽然他们并没机会见到那盒茶。

那是一盒产自武夷山的大红袍，盒子是正红色的，里面躺着两个纤细的茶罐。

如果可能，我想我会把每一个完整的春节留给爸妈和亲人，而不是让它在路上——

最大的爱是陪伴

在25岁参加工作之前，我一直单纯地认为，春节是中国所有家庭的年度大聚。那些四处奔袭的游子、寄居都市的灵魂、求学他乡的学生，都会拼尽全力在节前回到当初出发的地方，在“回家过年”的信念下成为无比幸福的人。而那些航班、火车、早餐摊位、一爿小店，以及各种值夜班、轮夜岗、站夜哨，都应该以“过节”这个合理合情的理由暂停——至少，它们得在除夕夜那一晚暂停一下吧？

直到工作3个月后的初秋，我确认，拿工资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会遵循单位“新同志值班老同志休息”的惯例，延后一周。

好不容易得来的公务员岗位不能丢，只能想办法在节前节后多回两趟1000公里外的老家。爸妈嘴上说原谅理解支持，可从供暖季开始，他们就忙不迭地打探我回家的具体日期。

12月中旬一次外出开会的机会，到离家300公里的城市。我主动请缨前往，寻思着利用会后的周末回家看看。

你可以想象，两天会期，爸妈各种短信询问：分别组织两场家庭聚餐以“答谢”两边的亲人怎样？聚餐的场所与档次中等怎样？给爷爷奶奶姥姥封红包怎样？

只记得那个周末，在北方常见的能容纳20人的大圆桌上，大表妹从省城回来，给我看了她手机里的未婚夫；小表妹在抱怨中向我讨教“高二文科的学习重点”；三姑计算着到株洲学习的姑父还有多少日子回来；年过八旬的爷爷奶奶端坐餐厅的“福”字下，身着锦缎唐装——他们拒绝了我送上的红包，“在外面才不容易，能省则省”。

那晚酒足饭饱之后，我让爸妈打车回家，自己踏上了读书时常坐的、横穿城市的9路汽车。公交车穿过3个繁华商圈，我看见窗外霓虹弥漫。那个不能参加的故乡的年，就这样在一场家庭团圆之后，在公交车上，在闹哄哄的城市夜晚，提前到来并且温暖了我。

我的节后调休，从大年初七到正月十五。

和想象中一样，当我初八早晨到家，爸妈都是请了半天假才在第一时间迎接到我的。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大表妹已经开始看各种报表，小表妹的节后强化补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姑妈姨妈伯父舅舅们，也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开始了新的一年。

春节假期之后的城市，让我的调休寡淡了许多。爸妈鼓动我，家里聚不起来，你出去溜达溜达？正月初十，我决定带着家里唯一的“闲人”——刚上初一的表弟，爬华山去。

妈只觉我的计划“疯狂至极”：我初三那年夏天，全家人去登西岳，都吓个半死——更何况此时是滴水成冰的冬日。所以从到达华山北站，我就以两小时一次的频率，用短信给爸妈汇报行程。

第二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坐在电脑前一边整理照片，一边给妈讲旅途中的种种见闻。那是我第一次那么确定地从安土重迁的母亲眼里读出了“向往”。

“也不知道下一次去华山是什么时候了。”我略带伤感地说。“真是的，早知道我也该请一天假和你们去。”49岁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出的这句话，成为温热我那一年的母爱。

最大的爱是陪伴。而爸呢？

正月十四上午就要离家返程的我，没机会在家吃元宵了。头天晚上我抱怨起这个零落的春节，妈说，没事儿，今天已经把元宵买回来了，明早喊你爸煮就是了。

第二天的早饭是我最爱的炒疙瘩和油茶汤，我吃到一半才想起来：说好的元宵呢？

父亲大惊，哎呀，竟然真给忘了！这就煮，这就煮……

我当然觉得太费事，却被爸一句话拦下来：不吃哪行，一会儿就上路了，过年呢，该有的都得有。

元宵节那天，我在卧铺车厢里打开行囊，发现背包里塞着十几张摊好的春饼。我短信问爸：是不是姥姥烙好你们放的？

爸回：你妈让你路上吃，你们那儿又没这春饼。

时至今日，那样东突西奔的春节已经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但家庭聚会的温馨，爸妈细小琐碎的爱，以及回程路上那一包春饼，让我始终感念父母之恩、家庭之爱。

如果可能，我想我会把每一个完整的春节留给爸妈和亲人，而不是让它在路上。

也许是那种身不由己地被夹在人群中的漂泊感，使我有了重新看看这座城市的冲动——

答案就像被滞留的旅程

李轶男

“姐，过年回家吗？”

“回的。你呢？”

“要等到初二了。大年三十做头的人多，下午才放假。我的家在山上，公交车只能到县城，还得走4个小时山路。”

2011年我春节回家的归程是在与美发店小工这番谈话后开始的。大约12个小时后，我被朋友用汽车喇叭唤醒，拉着旅行箱和一箱特等富士苹果奔向机场。

大雪将至的西北清晨是灰蓝色的，空气中弥散着焦糊的味道。车上空调很暖，我闭上眼睛。车开进机场高速，朋友突然开口：你走不了了。我睁开眼睛，指甲大的雪花飘落下来。车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报航班滞留的情况。朋友耐心地说：在机场要耐心地等待。我点点头，有点迷茫。

“李女士，你的行李超重，请到西3窗口办理托运手续。”哇，可恶的苹果，托运费足足100元。顿足捶胸之时，电话响，是母亲。“到机场了吗？你上机时你妹就开车出动。”“不要，这里大雪，正在等消息。”那边有粗重的叹息声。

这时是上午9点，我从手提的皮包里取出淡粉色的小保温杯，从兜里掏出一个摩卡咖啡包，把自己安置在登机口最角落的位置上。窗外的停机坪已经被雪掩盖了浅浅的一层，窗边几个大学生嬉笑着正在拍照合影。坐在我前面的乘客，锁着眉毛，不停地抖腿，看起来归心似箭。

几乎所有的航班都延误了，一个小时后，机场宣布暂时关闭。去接水回来，看见乘客们围住一位服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地嚷起来：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午饭？别的公司早派饭了！20分钟后，我跟着其他人拿机票领了盒饭和汤。刚放下饭盒，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叫我们集合，我们一行人跟着他快速地走出大厅。他简单地说明了情况，航班取消，我们需要在预订的酒店过夜。然后，他指了指对面停靠的两辆大巴车，我就这样又被带回了市内。

分房间时，刚才拍照的学生中有一位走到我的面前：姐姐，我女同学可以和你住一间吗？得到我的允许后，他向后面羞怯的女孩招了招手。

这座酒店，离我家不足7公里，我可以轻松地回家，但一个念头，让我选择留在这里。

这个念头是在大巴车上产生的。不知怎么，在从机场回城的大巴车上，就好像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无处不让我新奇。也许是那种身不由己地被夹在人群中的漂泊感，使我有了重新看看这座城市的冲动。回绝了一帮朋友去唱歌的邀请，我一个人走向灯火阑珊的街道。

巨大的法桐叶子还没完全落光，护城河公园的花圃上还有几朵早已干枯的玫瑰。这个城市就是这样，什么都败落得不彻底，就像这里的人至今仍保持着大唐子民的矜持。

街上的人大多看不清表情，从我身边穿过时带走清冽的风。护城河河面结着冰，入城的广场上矗立着巨大的中国结。

我缓慢地向前走，记忆却哗啦啦来到12年前——那是我第一次踏进这座城市。一个穿浅蓝色棉衣、黑色长裤的短发女孩，前途未卜，对于理想和未来，完全看不到方向。那时，我喜欢一条古老的街道，它由陈旧的青石板铺成，并不平坦，售卖文房四宝和零星的玉器。而我，尤其喜欢入口处的一家台湾卤肉饭。第一次去，我对身旁的女孩说：我在梦里见过这里。

那时我什么都没有，心里却永远满满的，如果你问我那撑满内心的是什么？也许是一点点希望，还有无知者的无畏。

然后，就是匆匆而过的12年。这12年里，我过得好吗？我过得差吗？答案就像被滞留的这段旅程，被裹挟在人群里沉默前行，超载、负重、偶尔搭搭顺风车，接受命运的安排，即便是在困难的环境里，也有不露声色的优雅。

想起电影《人在囧途》中，扮演老板的徐铮说：我是一个老板，我的员工都不喜欢我，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叫“灰太狼”；我是一个丈夫，可我在外面养小三；也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父亲，我儿子的幼儿园老师都不认识我；我也不是个好情人，给不了她想要的幸福……我的人生就像这段旅行一样狼狈……

每一次旅程，都是人们反观自己的开始。写下这句话后，我打开电脑，为自己预订了回家的机票。

没了老人这根纽带，亲戚们就聚不起来，他们的儿女也都成了家，开枝散叶成为新的家族，有新的亲友要拜访——

有渴望也有恐惧

小时候，总盼着过年。年三十和初一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只在自己家一家三口过，还要半夜里爬起来吃我不喜欢的饺子。热闹的倒是大年初二，和表兄弟表姐妹去奶奶、姥姥家，大家各自穿上在衣橱里放了一阵的、曾经拿出来看了又看试了又试的新衣服，像孔雀开屏似的互相炫耀。

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上，我的脚冻得有点僵，心情倒是愉悦的，有种莫名的期盼，仿佛一切美好都在前方等着我。穿着棉鞋和厚外套，踩在混着积雪与鞭炮屑的硬邦邦的路上，呼吸着带着鞭炮味道的空气，和表哥成群结队地挨个儿去亲戚家拜年，在院子里追逐打闹，这场景我一直记得。

有一次晚上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没走，就住在姥姥家。夜色中几个孩子在捉迷藏，清冷的空气、院子里昏暗的灯光、影影绰绰的麦垛，都让那原本普通的游戏增添了些许神秘感。后来，我们就睡在姥姥家东屋的大炕上。这场景很温馨，小朋友们都透着隐隐的兴奋，却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一起睡在姥姥家的春节我只经历过一次，儿时的我无比盼望还有那样的机会，却再也没有过。

长大之后，没有压岁钱可拿，也没那么在意穿新衣服，小伙伴们都长成了乏味的成年人，喜欢过年的心情也渐渐损失掉了。工作后从异乡回家，如候鸟一般在路上来回奔波成为常态，有渴望也有恐惧。渴望是因为一年中难得回趟家，恐惧的是路上来回的折腾，在火车站的人流中，最能体会到个体渺小的背井离乡之感。姥姥姥爷过世后，没了老人这根纽带，亲戚们就聚不起来，他们的儿女也都成了家，开枝散叶成为新的家族，有新的亲友要拜访，渐渐也就见不到表哥堂哥们了。

我结婚之后的那几年，大年三十和初一要到婆家过，初二或者初三再回娘家，然后回北京。公公婆婆都比较传统，不能接受过年时儿子不在身旁，而我和爸妈则是节日意识淡薄的人，觉得过年只不过是个长假期罢了，那一天和其他的日子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每一天都要好好过的呀。

这两年春节不再回老家，不必奔波在路上的日子，似乎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和平日里一样寡淡。奔波劳碌，来来往往，也是一种年的味道吧。

《中国青年报》(2014年01月28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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