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婆媳矛盾的多元叙事

作者简介：

宋剑华，男，文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南粤优秀教师”，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过《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等10余部学术著作。先后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曾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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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文学家庭矛盾叙事当中，“婆媳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伦理关系，由于“媳妇”是一种“植入”型的家庭身份，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她同“婆家”的其他成员，都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就决定了“婆婆”与“媳妇”之间，不可能具有母亲同女儿那样的亲近感。因此，新文学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留问题，并试图通过“启蒙”与“革命”的思想路径，去最终解决中国家庭内部的“婆媳矛盾”。然而，“婆媳关系”毕竟不同于“父子关系”，由于缺乏“血缘”这一亲情的“粘合剂”，即便是“父权”文化体制崩溃以及现代婚姻制度确立，它仍旧会是一种家庭内部生活的主要矛盾。

关键词：

新文学；婆媳矛盾；家庭伦理；思想启蒙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婆媳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亲情关系：由于“媳妇”是一种“植入”型的家庭身份，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她同“婆家”的其他成员，都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就决定了“婆婆”与“媳妇”之间，不可能具有母亲同女儿那样的亲近感。在中国古代社会，儿媳对于丈夫的父母，最早称之为“舅姑”，元代以后又改称“公婆”，以示与自己父母的区别。尽管到了现代社会，为了拉近“婆媳”之间的情感距离，媳妇干脆直接管“公婆”叫“爸妈”，但却并没有彻底解决“婆媳”之间的固有矛盾。因为婆媳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今社会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家庭难题。比如2011年，英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四成女性与婆婆关系紧张，大约10％的女性同婆婆经常发生争吵且拒绝同对方讲话，矛盾的焦点主要是婆婆插手家庭财务与管教孩子等问题。（1）因此，日本著名律师丹山雅也曾幽默地说，“如果谁能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应该授予他诺贝尔奖金！”（2）

有意思的是，五四启蒙对于“父子关系”与“夫妻关系”论述颇多，唯独对于中国家庭中最常见的“婆媳矛盾”，却仿佛视而不见、很少提及。也许在启蒙精英看来，伴随着“父权”文化体制的彻底崩溃，以及婚恋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婆媳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了。比如，作为五四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学就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关系，纳入到反封建与反传统的思想体系，试图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留问题，并以现代人文精神去消解这种关系的心理障碍。然而，“婆媳关系”毕竟不同于“父子关系”，由于缺乏“血缘”这一亲情的“粘合剂”，即便是“父权”文化体制崩溃以及现代婚姻制度确立，它仍旧会是一种家庭内部生活的主要矛盾。所以，深入研究新文学“婆媳”关系叙事的文化背景，客观评价新文学重建新型家庭伦理的主观努力，同样是我们理解和认知五四启蒙效应的一个关键环节。

一、新文学婆媳叙事的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婆婆”享有对“媳妇”的绝对统治权；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与媳妇“外来者”的身份有关。尽管常言道“媳妇是婆家人”，可是由于缺乏直接的血缘关系，“婆家”却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身份；“媳妇”若想真正成为“婆家人”，除了要去承担延续香火的生育使命外，还必须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和“孝敬”公婆。所以，《礼记·内则》一再强调说：“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媳妇不仅要对“舅姑”尽“孝”，而且还要洁身自好、品行端正，即“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3）儒家对于“婆媳”关系的家庭定位，同时也体现在古代汉语的字面意义上，比如《说文解字》释义：“姑，夫母也”；“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4）说的就是“媳妇”应该伺候“婆婆”与承担家务。那么“媳妇”怎样做，才能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呢？班昭本人给出的解释则是：“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是，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5）毫无疑问，儒家伦理对于“媳妇”始终都怀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采取严格苛刻的高压政策，“媳妇”就不可能“驯服”和“顺从”，更不可能成为“婆家”的正式成员。因此“七出”的头一条，便是“不顺父母，出”。而张家山出土的汉墓竹简也明确地写道：媳妇如果不孝敬公婆，或“妇告威公”和“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后母”，都要被处以“弃市”的极刑。（6）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结构当中，婆婆已经被明确赋予了管理家庭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力，故婆婆奴役媳妇的社会现象，应被称之为是一种“婆权”文化现象。所谓“婆权”文化，其实就是“从宗法制父权延伸出来的女性家长的一种权力”。（7）五四思想启蒙的反传统风暴，虽然没有正面涉及婆媳关系问题，但启蒙精英在批判封建“礼教”的父权文化时，显然是将婆媳关系纳入到其中的。比如李大钊就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8）由于“婆权”文化是“父权”文化的自然延伸，故李大钊这里所说“家长专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婆权”专制。新文学参与思想启蒙则有所不同，它要暴露封建家庭的历史弊端，就必须将婆媳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题材，去激情书写“婆权”文化的血腥内幕，以便推动中国家庭革命的顺利展开。

新文学婆媳关系叙事的第一种表现，是将“婆权”视为“父权”的一个代名词，并通过“婆权”批判这一有效途径，去颠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地位。比如许钦文的《疯妇》、王鲁彦的《屋顶下》、冰心的《最后的安息》、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作品，都是讲述婆婆虐待媳妇的恐怖故事。《疯妇》中的双喜媳妇，人既聪明长得还漂亮，操持家务从不偷懒，但婆婆就是看不上她，原因是她既不会“经布”又“不听话”，于是婆婆便不择手段地折磨她，直接把双喜媳妇给逼疯了。《屋顶下》中的阿芝婶，精心照料自己的婆婆，可是婆婆却嫌她“败家”，“钱当水用了！水，也得节省，防天旱！穷人家哪能这样浪费！”结果一肚子委屈的阿芝婶，也被婆婆赶出了家门。《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刚到夫家两个月，公公就因病去世了，婆婆认为她是个“克星”，从此以后“挨冻挨饿，是免不了的事情。”好心人惠姑想拯救翠儿，不料却被她婆婆发现，最后被活活地打死。最令人感到愤慨的，莫过于《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小团圆媳妇14岁就嫁到了胡家，只是因为“爱笑”和“能吃”，婆婆便“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有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后来，小团圆媳妇闹着要回自己的家去，婆婆不仅“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甚至还请了几个老妇人一起帮忙，把她按在滚烫的热水中驱鬼，小团圆媳妇就这样死在了婆婆的残虐之下。在这四篇作品当中，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婆婆的本质都并不坏，“坏”的只是儒家所宣扬的专制文化。比如萧红就非常坦率地告诉读者，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一生没有做过恶事，面软、心慈，凡事都是自己吃亏，让着别人。虽然没有吃斋念佛，但是初一十五的素口也自幼就吃着。虽然不怎样拜庙烧香，但四月十八的庙会，也没有落下过。”可是她们的思想又非常守旧，认为对于一个“外来”的媳妇，就必须去进行严加管教，否则婆婆便丧失了她在家庭内部的绝对权威。因此，“婆权”批判与“父权”批判遥相呼应，形成了新文学对中国家庭伦理的全面否定。

萧红《呼兰河传》

新文学婆媳关系叙事的第二种表现，是将婆媳关系与儒家“礼教”相连接，并通过描写“媳妇”的不幸遭遇，去揭露封建“节烈观”的虚伪本质。鲁迅的小说《祝福》，是一篇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经典文本：祥林嫂死了丈夫，她本人是立誓要去守节的；可婆婆却把她从鲁四老爷家里骗了出来，卖给了山里的贺老六为妻。正是因为她的这次“再嫁”，祥林嫂便开始了噩梦般的悲剧命运：由于她对贺老六“竟依了”，鲁镇上的女人都蔑视她，就连“庙祝”都嫌她的身子“不洁”，而鲁四老爷更是不让她动祭祀品——被鲁镇人所抛弃了的祥林嫂，最终只能在除夕之夜惨死于街头。许杰的小说《改嫁》，与《祝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启清嫂死了丈夫，本想一心一意地在家服侍婆婆，可是婆婆却有着她自己的打算：媳妇“怀中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还是这么幼小，就是费尽心机把她养得大了，将来也不是张姓人物，还要嫁给别家的东西”，所以婆婆假装好心，鼓动启清嫂再嫁。但是启清嫂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婆婆只好请来亲家公，共同谋划着把启清嫂卖掉，然后他们再去进行分赃。与《祝福》和《改嫁》相比较，叶圣陶的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故事讲得就更加有些离谱了：女主人公15岁便嫁人为妻，丈夫天天在外面吃喝嫖赌，根本就不管她和孩子，公婆也不把她当人看，动不动就找借口打骂她。丈夫死了以后，婆婆既不让她“服孝”也不让她“守节”，而是把她以廿千钱为代价卖给了别人，理由是“不种了田，便卖耕牛。他是一条牛，——没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他把他的身价充他丈夫的殓费，便是他最后的义务！”这三部作品都把婆婆写得很坏，好像她们不坏就不足以揭露“礼教”吃人的历史真相，但我个人对于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却打心底表示深深的怀疑。因为仔细品味一下这三部作品，似乎都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逻辑：如果说儒家“礼教”主张寡妇“守节”，那么祥林嫂等人意志坚定、死守贞操，我们同情她们被卖的悲剧命运，不就等于变相地承认她们坚守“礼教”的合理性了吗？反过来再去看，婆婆们把媳妇当作商品或畜生卖掉，虽然不人道但却又是一种违反“礼教”的叛逆行为，倘若我们对其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不同样是在变相地承认“礼教”的合理性吗？仅就这几部作品本身而言，婆婆“卖媳妇”的卑劣行径，与其说是在反“礼教”，还不如说是在反“庸俗”。恐怕还是“学衡派”人士看得清楚，他们认为“女子贞节诸问题，不过为破除风俗之一端”，与儒家“礼”文化有何相干？（9）

除了以上两种婆媳关系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翁媳”关系，也应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翁媳”与“婆媳”虽然具有性别上的差异，但是两者之间却属于同一性质，即都是非血缘的伦理关系。由于“婆权”文化是依附于“父权”文化而存在的，故“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封建家长专制的冲击是间接性的；而“翁媳”矛盾却完全不同，“媳妇”挑战“公公”的家长“权威”，则更能够直接地反映出中国封建大家庭内部的秩序崩溃——因为儿女们与“父亲”作对，人们还可以用青春期心理去加以解释；但是“媳妇”蔑视“公公”，却是地地道道的叛逆行为了。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在话剧《北京人》中，老爷子曾皓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封建家长，但操纵曾家一切事物的真正主宰，则是他的大儿媳妇曾思懿，几乎曾家所发生的一切悲剧性冲突，都与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曹禺对于这一人物的舞台形象设计，就已经表现出了他自己的主观倾向性：“她绝不仁孝，（她恨极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爷！）还夸口自己是稀见的儿妇”（第一幕人物出场提示）。曾思懿以其泼辣放肆的野蛮性格，迫使公公曾皓装聋作哑，对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曹禺让曾皓斯文扫地、颜面全无，无非是想告诉广大观众一个客观事实：曾家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家族已经分崩离析，而“父权”家长制也被儿媳妇曾思懿彻底地终结。在搅乱大家庭固有的伦理秩序这一方面，路翎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里的媳妇金素痕，其刁蛮霸道、功于心计的泼野性格，要比曾思懿有过之而无不及。金素痕同蒋捷三之间的“翁媳大战”，来得更为直接也更为猛烈，金素痕对蒋捷三一口一个“老头子”，什么“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儒家伦理早已在蒋家这个大家庭中，变成了一文不值了的笑柄。蒋捷三与金素痕之间的“翁媳矛盾”，不外乎就是“亲情”与“金钱”的殊死较量——蒋捷三为了不使儿子蒋慰祖受到伤害，在媳妇面前步步退让一败涂地；金素痕则是志在侵吞蒋家的全部财产，故在公公面前咄咄逼人异常凶悍：“她所需要的，并不是霉烂的生活，虽然这种生活显得荣华；她所需要的是煊赫的家庭地位、财产，和对亲族的支配权。她觉得她有这种家政的天才，几年来她为它而斗争。”结果，在这场“翁媳”较量中，蒋捷三为了大儿子蒋慰祖，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儿媳妇举手投降。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是通过表现“婆婆”虐待“媳妇”的残暴行为，去揭露中国封建家庭专制的“吃人”本质；那么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新文学创作则又是通过媳妇对于公公的“逼宫”，去刻意展现封建大家庭内部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当然是一种新文学作家最希望看到的历史结局，因为思想启蒙的真实目的就在于“破坏”——只有对传统进行全方位的破坏，才能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用李泽厚的话来说，这种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它“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10）

二、新文学婆媳矛盾的心理探秘

新文学婆媳关系叙事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批判方面，同时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还具有其女性心理的特殊因素，即：“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就因为她是“女人”。因为“‘性别差异’强调的是性别，归根结底指的就是女人不同于男人或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地方……或者说得好听点，是人类自身差异的一种表现。”（11）由于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本来就不高，“媳妇要生存就必须要学会顺应他人，特别是要忍受婆婆的刁难与苛责，在这种环境中，媳妇会形成受虐倾向。一旦自己做了婆婆之后，她又会像别人所施加于她的不公正对待那样对待自己的媳妇，表现出施虐倾向。”（12）故无论是“受虐”还是“施虐”，便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记忆方式，构成了婆媳关系的历史轮回，新文学作家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苏雪林在评价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时，就没有对她把焦母写得那么“坏”而感到欣慰，苏雪林认为袁昌英“能看出婆婆焦母的隐痛，用极深刻极细腻的笔法，分析她的心理，把她写成悲剧的主人公，使我们的同情都集中于她的身上，这就是作者的独到之见。”（13）

的确，新文学作家也清楚地意识到，婆婆对于媳妇的怨恨情绪，除了“婆权”文化的历史原因，还与其母性的“护犊心理”密切相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中，女性的命运完全是由男性来决定的，比如“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使女性只能依靠“母以子贵”的血缘关系，才能获得在家庭内部的存在地位；再加上“夫死从子”以及“养儿防老”等千年古训，更是直接导致了母亲在经济问题上，对于儿子的强烈依赖性。与此同时，母子关系还具有其生理上的特殊性，常言道“儿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就是形容母子二人在情感方面，有着他人所无法理解的亲密关系。儿子成年以后，由于媳妇的介入，母亲会产生一种儿子被夺走的失落感，这是婆媳关系难以调和的一大症结。新文学几乎所有关于婆媳矛盾的故事叙事，都离不开这一非常复杂的敏感话题。比如罗洪小说《念佛》里的周三太太，一句“儿子是自己生的，媳妇是外面娶来的”，便把婆媳关系的矛盾焦点，集中地突显了出来。

“争子”与“争夫”大战，在曹禺的话剧《原野》中，表现得尤为激烈。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曹禺塑造焦瞎子这一人物形象的主观意图，是要通过否定她来否定中国传统的封建家长专制，我个人的看法却不尽相同。首先，焦瞎子是个双目失明的老年妇女，残疾与年长分明是一个弱者的形象；其次，焦瞎子同时又身兼奶奶、母亲和婆婆数种家庭身份，她敌视花金子和仇虎都与这些身份有关。在这里，我要着重说一说焦瞎子与花金子之间的爱恨情仇，其实大幕刚一拉开，花金子给焦大星出的那道难题——她和焦瞎子同时掉到河里，焦大星究竟应该先去救谁——就已经点燃了“争子”与“争夫”的这场战火。焦瞎子之所以对花金子恨之入骨，原因也恰恰正在于此。如果我们只看到焦瞎子骂花金子是“婊子！贱货！狐狸精！”当然可以把她归入封建社会中的“恶婆婆”之类；但是若把花金子折磨丈夫和“偷人”的故事情节一并带入，焦瞎子“恨”花金子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作为一个瞎老婆子，儿子是她的唯一希望，所以她才会对花金子说：“我老了，没家没业的；儿子是我的家私，现在都归了你了。”尽管儿子焦大星的性格太过懦弱，而媳妇花金子的性格又太过强势，她仍渴望媳妇能够善待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使这个家庭能够保持完整和稳定。所以当她算出仇虎这次回来，是要杀焦大星报仇时，便不得不在花金子面前，低三下四地求情说：“金子，你恨我恨得毒，可你总忘了我们两个疼的是一个。”然而，无论焦瞎子怎样求情，最后焦大星还是死了，孙子小黑子也死了，花金子跟着仇虎私奔了。在这场“争子”与“争夫”的大战中，焦瞎子和花金子都不是赢家。特别是当焦瞎子在茫茫的黑夜里，捧着小黑子的遗体在黑暗恐怖的荒原中，凄惨地呼叫着孙子的名字时，观众或读者会不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呢？曹禺本人在《原野·附记》中曾写道，“这部戏很难演好，主要原因是角色难找，尤以焦氏不易。”（14）由此不难看出，曹禺对于焦瞎子这一人物，至少还是抱有一定同情心的。

曹禺《原野》

“争子”与“争夫”的问题本质，其实说穿了就是婆媳之间，为争夺家庭内部事物的主导权，而发生的互不相让的矛盾冲突。比如王鲁彦小说《屋顶下》中的本德婆婆，便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心理：“四十五岁以前的二十几年中，她很少休息，她虽然小脚，她可做着和男子一样的事情。她给人家挑担，砻谷，舂米，种菜。”家庭内部的一切事物，也都是由她亲自打点。可是三年前的一场大病，“眼睛，手脚，体力，都十分不行了。”于是只好将家庭事务的管理权，无奈地交给了媳妇阿芝婶。从此以后，她有事无事都在挑毛病，认为媳妇做什么都不如自己。罗洪小说《念佛》中的周三太太，对于接替她去管理家庭事务的媳妇，同样也是充满着一种抱怨心理：她一面数落着媳妇当家的种种“不是”，一面又“满肚子搜罗了媳妇的许多坏处”。所以，她故意“吹毛求疵地批评一切东西”，并百般刁难“绝不让媳妇放肆一点”。巴金《寒夜》里的汪母，其在家庭内部的心理失落感，要远甚于本德婆婆和周三太太。汪母曾是云南一个大户人家里的千金小姐，传统文化教育使她知书答礼温文尔雅恪守妇道，但是到了她这一辈上家境早已败落了，故不得不从云南前来“投奔”儿子和媳妇。尽管是迫不得已的“投奔”，她却放不下当婆婆的架子，因此婆媳之间冲突频繁、战火不断，结果最终闹得个家破人亡。仔细分析一下汪母同曾树生之间的婆媳矛盾，表面观之是汪母看不上曾树生，实际上汪母自己的心里却非常清楚，她已经上了年纪，儿子汪文宣又体弱多病不能工作，全家都是靠曾树生一个人挣钱来维持着，这使汪母意识到自己的家长权威，已经受到了媳妇的严重挑战。因此她一直都在喋喋不休地发牢骚，“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为了能够摆脱这种困境，她宁可紧衣缩食节省开支，卖掉自己的戒指去给儿子看病，也不愿去向媳妇低头。经济窘迫却又盲目清高的自负情绪，使她具有了自我炫耀的充足底气——就是“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汪母在同曾树生的明争暗斗中，“她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她的愤怒消失了。她的痛苦消失了。”汪母的胜利，当然是以牺牲儿子的身体和婚姻为代价的；而汪文宣也在身体病痛和家庭矛盾的双重折磨中，一直都在苦苦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人还不能理解女人？”

婆媳关系的复杂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子，客观上都存在有一种“母恋情结”。我在很早以前就曾明确地指出过，“‘母恋情结’与‘恋母情节’完全不同，后者属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而前者却属于个人的意识‘非理性’。”（15）所谓“个人的意识‘非理性’”，是指一个人有判断是非的意识能力，却仍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即俗话所讲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母恋情结”对于媳妇具有强烈的主观排斥性，情况严重的甚至还会直接造成儿子与媳妇之间的婚姻破裂。袁昌英在话剧《孔雀东南飞》里，就明显把焦仲卿的母亲，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母恋情结”的艺术形象：当媒人前来给焦仲卿提亲时，焦母立刻便表现出了一种本能上的抵触情绪，“我的儿子正害着病，怎能谈到娶亲？”媒人又说“冲喜”可以治病，可焦母却仍旧是面无表情地回答道，“让我再想想看吧……我们总得郑重点从事”。从表面上来看，焦母好像是对儿子的婚姻大事非常慎重，其实却是她内心深处焦虑情绪的隐晦表现——“我……我二十二年来翼下的……现在要……要高飞了……”仅就话剧《孔雀东南飞》而言，刘兰芝被焦母休掉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她不孝顺或不能干，而是她的存在从情感上触犯了焦母的切身利益。因此悲剧的性质也由反封建，转向了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我这二十年的苦命都是为他……为他这命根儿受的……（怒又甚于悲）现在……现在让她这贼货一手夺去吗？天！天如有眼，你不会准许这种……这种没天理的事！”对于焦母发自内心的动情哭诉，姥姥的一席话使我们幡然醒悟：“我们寡妇的心，丈夫死后，就全盘放在儿女身上，儿女就变为我们精神上的情人。……可怜你的妈妈！我早就看见她的痛苦了。”女人死了丈夫，就把儿子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情人”，以便使她的心“有个安置的地方”；这种畸形的母爱心理，在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身上，表现得更加直白也更加露骨：理性意识使她知道长白“是她的儿子”，但非理性意识又使她在长白身上投影了“半个男人”的幻觉意象。两种绝然不同性质的身份因素，造成了七巧双重人格的对立冲突，结果演绎了一场“母子”与“情人”融为一体的荒诞悲剧。“长安娶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喜庆气氛”，新媳妇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要成为这场“母子之恋”的牺牲品：芝寿刚一迈进曹家的大门，七巧就已经是满脸的醋意：“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真的！你信不信？”不仅如此，她还以调侃的口吻对他人说：“当着姑娘们，我也不便多说――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媳妇芝寿就被曹七巧折磨死了，刚刚扶正的娟姑娘，也受不了她的虐待吞了鸦片。从此以后，“长白不敢再娶了”，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只有七巧才是他唯一的“女人”，就像他是七巧唯一的“男人”一样。

林语堂在谈到婆媳矛盾关系时曾指出：“实际上，所有对妇女的虐待都来自同一性别的压迫者。然而，这时的媳妇也在等待着自己当婆婆的那一天。如果她真能活到那朝思暮想的年龄，那么她的地位就真是既能给她带来荣誉，又能为她带来权力，那也是自己一生辛苦挣来的，是应该得到的。”（16）林语堂的意思无非是说，婆媳矛盾是由性别因素造成的，由于传统文化观念对于她们心理的暗示作用，婆婆虐待媳妇与媳妇因其对未来有所期待而去忍耐，便形成了一种婆媳伦理的历史循环。无论林语堂的这番话正确与否，但有一点却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即：研究婆媳关系不仅要考虑到文化因素，更要考虑到女性自身的性别与心理因素。

三、新文学婆媳关系的解决方式

婆媳矛盾作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中国古代圣贤一直都在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比如《礼记·昏义》便指出：“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17）意思是说女子在出嫁之前的三个月，必须接受良好的妇德教育，只有这样到了夫家以后，才能用妇德去自觉地约束自己。然而，仅仅是压制媳妇一方的行为规范，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婆媳矛盾，故《颜氏家训》也对婆婆一方，提出了十分中肯的道德训诫：“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虐妇，则姊妹之谗行焉。然则女之行留，皆得罪于其家者，母实为之。至有谚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报也。家之常弊。可不诫哉！”（18）到了五四思想启蒙时期，婆媳矛盾已被明确视为封建“孝”文化的历史产物，所以启蒙精英一致抨击道，儒家“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19）同时他们还非常乐观地认为，只要儒家“礼教”被彻底打倒了，婆媳矛盾也会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终结，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利器，新文学创作当然是“听将令”，并以实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为自己制定了“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的审美标准。（20）由于婆媳矛盾也是属于现实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新文学不仅要去“表现”，更要以先进的思想去“指导”，故新文学创作在这一方面，便提出了三种最基本的解决方式：

首先，既然婆媳矛盾是封建“礼教”的历史产物，那么将婆媳矛盾直接纳入反封建与反传统的思想体系，鼓励媳妇奋起反抗家庭内部的“婆权”压迫，则成为了新文学寻求解决婆媳矛盾最便捷的一种方式。这种解决方式的主体性思维，是认为只要颠覆了“婆权”文化，婆媳矛盾也就不会存在了，实际上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比如陈衡哲的小说《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主人公“在家里的时候，天天挨打挨骂”，于是她便同丈夫商议，两人带着三岁的孩子，一起逃到了巫峡的大山里，自己在那里开荒种地；尽管后来丈夫失去了音讯，她仍独自带着孩子坚守在大山里，宁愿过着条件艰苦的野居生活，也不愿回到残忍的婆婆身边。曹禺《原野》里的花金子，对于婆婆的反抗则要激烈得多。花金子虽然只是一个村姑的现实身份，但其强悍的个性一点也不亚于焦瞎子，比如，她敢公开声称“我偷人养汉又不是一天的事”，“在娘家就关不住，名声就坏”。综观她与焦瞎子之间的明争暗斗，与其说是焦瞎子在折磨她，还不如说是她在折磨焦瞎子——焦瞎子恨透了花金子这个狐狸精，咒她、骂她、用针扎她的木人模型，花金子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通过折磨焦大星去进行报复。尤其是第二幕花金子同焦瞎子两人的逞凶斗狠，花金子更是利用焦瞎子的“舐犊之情”，让婆婆输得心服口服：“金子，你真毒，你要做婆婆，比瞎子心眼还想得狠。”花金子渴望逃离焦家这座囚禁她自由个性的黑暗牢笼，去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无拘无束地生活，故当仇虎用一个“黄金”般的世界去诱惑她时，花金子便义无反顾地跟着仇虎离家私奔。在《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和《原野》中，陈衡哲与曹禺都对婆媳矛盾的最终解决，抱有一种盲目自信的乐观态度，仿佛只要“一走了之”，婆媳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就自然消失了似的。巴金的看法却要复杂一些，曾树生跟陈主任“私奔”以后，却并没有割断她与汪文宣之间的夫妻情缘，而是始终徘徊于“旧情”与“新欢”之间，饱受两种情感上的痛苦折磨。仅就这一点而言，曾树生远不如《原野》里的花金子，因为花金子对于自己的“私奔”行为，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丝的后悔之意；曾树生则是在阴冷潮湿的寒夜中，迷失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海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夜的确太冷了。

曾树生的内心矛盾，无疑就是巴金本人的思想困惑：牺牲家庭伦理使新女性获得了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这种惨痛的代价究竟值不值得她们去付出？实际上这一连串的问号已经清楚地表明，巴金对于曾树生“离家出走”的道德合法性，始终都徘徊于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之中。

其次，“私奔”或“出走”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婆媳矛盾，因此又有许多新文学作家希望通过重构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去塑造现代家庭中“好婆婆”与“好媳妇”的正面形象，进而为全社会树立起一种积极向上的人伦规范。比如，林语堂小说《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与婆婆曾太太，就堪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婆媳关系的最佳典范。在林语堂眼中，姚木兰不仅人长得好看，而且还知书达理贤惠善良，她从小就进私塾学习儒家经典，“妇言、妇德、妇功、妇容”样样精通、事事得体。出嫁之前，她听命于自己的父母，尽管她私下爱着孔立夫，但“木兰相信个人的婚姻大事，是命里注定的。”所以“她母亲和她父亲商量了一番”，木兰也就表示同意了。出嫁以后，她孝敬祖母和公婆，帮助婆婆把一个大家庭的内部事务，都打理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曾太太对木兰的喜欢和信任，也是真心实意没有任何水分的，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年轻能干的儿媳妇像兰儿，从我手里把家里的事情接过去，我已经谢天谢地了。……我有这个福气，应当谢谢我这位儿媳妇的父母才是。”姚木兰够得到婆婆的由衷认可，除了她本人的品德高尚之外，还与婆婆曾太太自身的人格魅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曾太太为人谦虚安详，稳静而端肃。因为生在上流家庭，曾太太有中国妇女的落落大方、庄重贤淑，她处世合规中距，办事井井有条，对仆人慷慨宽厚，治家精明能干，知道何时坚定不移，最重要的是，知道何时屈己从人，何时包容宽恕。”林语堂把姚木兰与曾太太都描写得那么至善至美，无非是想告诉国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倘若婆婆与媳妇都能够“克己复礼”，多一些“妇德”，少一些“埋怨”，家庭内部也就不会出现矛盾了。老舍在《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一文中，便以他惯用的幽默笔调，对林语堂和他的《京华烟云》，大大地赞美了一番：“男女平等，本是男的种田，女的纺线，各尽其职之谓。反之，象英美各国，男儿拼命挣钱，老婆不管洗衣作饭；哪道婚姻，什么平等！妇道不修，于是在恋爱之前已打听好怎样离婚，以便争取生活费，哀哉！中国古圣先贤都说夫为妻纲，已预知此害；西方无此种圣人，故大吃其亏。宜速迎东方活圣人一位，封为国师！”（21）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了韵梅的身上。韵梅虽然出身于一个普通人家，没读过什么书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却能够任劳任怨、安分守己，用祁老爷子的话来说，“她是天生的好脾气。”祁家老小都喜欢韵梅，是因为“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就连“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都是由她出面“一手操持”。韵梅对爷爷孝敬、对婆婆顺从、对丈夫温柔、对子女善良、对亲友宽容，可以说老舍在她的身上，同样投射了重构传统妇德的主观想象。韵梅在祁家的出色表现，自然也得到了婆婆天佑太太的首肯，所以她不仅把管理家庭事务的权力放心地交给了韵梅，而且事事都站在媳妇一边帮她说话。老舍与林语堂一样，十分欣赏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他说“既来到家庭快乐上，就乘早不必唱高调，说那些闲盘儿……一个会操持家务的太太实在是必要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这并不完全是自私，因为一位不希望作贤妻良母的满可以不嫁而专为社会服务呀。假如一位反抗贤妻良母的而又偏偏去嫁人，嫁了人又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或不肯洗，那才是自私呢。不想结婚，好，什么主义也可以喊；既要结婚，须承认这是个实际问题，不必弄玄虚。”（22）

再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去引导现实生活中的婆媳关系，很容易被人们视为是一种文化复古倾向，况且这种方法古人早就用过且效果不大；所以解放区文学在其创作实践中，又试图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希望通过人的世界观改造，去实现婆媳矛盾的真正解决。解放区辖地的婆媳矛盾，要比国统区辖地更为严重，因为解放区辖地都是农村，封建文化意识非常浓厚。为了稳定革命根据地的家庭秩序，给革命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解放区报纸曾刊登过许多具体事例，以展示思想教育工作对于化解婆媳矛盾的切实有效性。（23）1944年长子地区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还选出了十多对模范婆媳并予以表彰和奖励。（24）解放区在化解婆媳矛盾方面，文学艺术创作是功不可没的，比如解放区流行的秧歌剧《开脑筋》，描写一个婆婆阻止媳妇参加学习班，该剧在当地农村上演以后，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比如有一个姓吴的婆婆，以为《开脑筋》演的就是她，所以直接找到剧团说：“你们要啥就给你们啥，你们可不要再演我的戏了，我以后可要叫俺媳妇去冬学念书哩！”（25）在文学创作方面，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变了》和《传家宝》，其主观动机就是要以一种“正能量”，去致力解决解放区辖地的婆媳矛盾问题。《变了》中得山的媳妇有文化，遇事爱和婆婆去讲道理，所以婆婆非常不喜欢她，“以为这都是认识了字的过。”区妇救会让得山媳妇去参加活动，婆婆却对她冷言冷语地数落道，“新媳妇家跑到庙里去，对着一庙院人算个什么？”因为在婆婆看来，年轻的媳妇在外抛头露面，就是不安分守己的“疯婆子”，故她坚决反对媳妇到区上去。婆媳矛盾的戏剧性转变，则是因为区干部李同志的出现：李同志同婆婆促膝长谈，讲农村革命的朴实道理，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经过李同志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婆婆的头脑终于开了窍，她改变了态度对媳妇说：“我老了，你们年轻人应该跟人家学点本领！”《传家宝》也是讲述媳妇和婆婆化解矛盾的故事，李成的媳妇金桂不仅是个“女劳动英雄”，同时还是区里的妇联主席，可是婆婆就是看着她不顺眼，“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泼水泼得太响……反正总觉着不能算个好媳妇。”最令婆婆不满的是，金桂成天在外面奔忙，“差不多半年就没有拈过针，做什么事又都是不问婆婆自己就做了主，这才叫李成娘着实悲观起来。”所以婆媳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了。李成的姐夫是区里的党员干部，他得知金桂与婆婆之间，因为管理家务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便回到家里做起岳母的工作来。他给岳母算了两笔账，让岳母明白了没有文化的管家难处，婆婆在现实面前只好认输，并心服口服地对金桂说：“实在麻烦，我不管了！你弄成什么算什么！我吃上个清净饭拉倒！”无论是《变了》还是《传家宝》，赵树理都不是在描写解放区妇女的“成长”过程，而是在表现“革命”对于人的世界观改造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先改造媳妇再去改造婆婆的叙事模式，明显是在套用左翼文学先改造儿子后改造老子的惯用手法，就连后来的红色经典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像《创业史》、《风雷》、《艳阳天》等作品均是如此。

寄希望于世界观的彻底改造，试图通过“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26）然后使婆媳矛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宏伟理想，但它需要人们“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漫长过程。所以我个人认为，婆媳矛盾既然是属于世界性的复杂命题，就不能单纯地用反封建或反传统的思想启蒙去解决问题，更不能单纯地依靠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革命去解决问题；恐怕人人为之摇头的婆媳关系，只有等到消灭了“家庭”和“私有制社会”，人的思想觉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它才会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而消失。所以，尽管新文学信心满满地为解决婆媳矛盾想出了很多办法，但在人的自私根性还没有被彻底铲除的文化背景下，任何一种徒劳无益的艺术想象，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原因复杂的婆媳矛盾。这绝不是什么悲观情绪，而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注释：

（1）见《英国四成婆媳关系紧张多为孙子引发分歧》，《光明网》2012年11月15

（2）丹山雅也：《婆婆对付儿媳77计》第1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杨天宇：《十三经译注·礼记译注》（上）第336、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许慎：《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第260、259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5）班昭：《女诫》，载《中华经典藏书谦德国学文库·女四书》第33页，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

（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51、140页，文物出版社,2001版。

（7）（12）刘光宁：《中国社会的父权家庭与权威人格》，《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6期。

（8）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43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9）邵祖平：《论新旧道德与文艺》，《学衡》杂志1922年第7期。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1）见【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第200—20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第56页，台湾广东出版社1979年版。

（14）曹禺：《原野·附记》，《原野》第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可参见拙文：《“金锁”未必是“金钱”—论张爱玲<金锁记>的女性自省意识》，《福建论坛》2008年第3期。

（16）林语堂：《中国人》第154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7）杨天宇：《十三经译注·礼记译注》（下）第8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8）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第4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19）吴虞：《说孝》，《吴虞文录》第9页，黄山书社2008年版。

（20）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1920年1月第11卷第1期。

（21）见《老舍文集》第14卷第5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2）老舍：《婆婆话》，《老舍文集》第14卷第551页，出处同上。

（23）《新华日报》1943年10月11日刊登的《妇救会劝导下王老虎家庭和睦》、1945年1月21日刊登的《纺织英雄翟大女》，《晋绥日报》1948年3月8日刊登的《区农会女委员阎秀兰》、1948年9月12日刊登的《作军鞋》等文，都是讲述了解放区干部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成功地化解了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

（24）《长子纪念“三八”九百妇女参加开会》，《太岳日报》1944年3月18日第4页。

（25）璧夫：《道蓬庵农村剧团的经验——关于农村剧团方面问题的研究》，《文艺杂志》1947年第3卷第1期。

（26）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原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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