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鉴明

虚构的迷思

No.1

自传、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是作者或受访人的自我诠释,也就是“现在的自我”对“过去的自我”的一种诠释。前两者多半是由当事人透过文学笔法自我表述,这种书写方式绝大多数不经考证,而是凭借作者的记忆或想象撰写而成,因此被视为是虚构的产物。至于口述历史虽然也是出于当事人的个别记忆或集体回忆,但一个负责任的主访人会对模糊不清的述说作进一步的考证,或向受访人的相关亲友进行补访,以补充或修正阙漏或错误的记忆,尽量使访问稿变成史料,而非虚构历史。

尽管如此,口述历史仍无法将受访人完全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主要是主访人能够考证的部分有限,因为接受口述访问的女性,通常是历史边缘的人物,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大多不存于既有的文献中。此外,补访的人物不但难以觅求,陈述的内容有时又很难采信,基于上述情形,真相的浮现还是得仰赖口述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口述访问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预设问题,提供受访人追忆的方向,不致漫无边际的述说;另一种是让受访人自由陈说,发挥主体意识。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利弊互见,交错运用较能掌握访问的情境与受访人的情绪反应。由于受访人多半年迈,思路易陷于片段或模糊,预设问题或适度提示有助于他们回忆,同时,也不妨碍他们的主体建构;但不可否认的,为满足主访人的问题意识,有的受访人会虚构事件,导致真伪莫辨,因此让受访人发挥回忆空间是有必要的。

当然无论如何访问方式都无法跳脱虚构的口述历史,但难道口述历史没有真实的一面?我们是否因此放弃口述历史的工作?或者让口述历史永远无法进入历史文献的殿堂,仅是虚构的故事?这对处于边缘的历史人物而言似乎是无奈的,而对说出真话的受访人则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向来在历史文献中缺席的女性,她们可能又得在文献中消声匿迹。有鉴于此,本文拟我已出版的《走遍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一书以及正进行中的女性口述历史稿,寻找女性口述历史中的虚实现象,讨论两者产生的背景,并试图在虚构与真实间建构女性历史。另外,由于结婚与婚后的家庭生活在多数女性的生命中占重要的位置,因此本文分成成年前后两个单元从事分析。

虚实的呈现

No.2

——成年以前

成年以前是指未结婚之前的生活历程,其中童年是藏在回忆历程的最深处,但在不少女性的记忆中却是鲜明难忘。由于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迥然不同,是隔离住在成人世界之外,对部分女性而言,那片世界恍如乌托邦(Utopia),让她们愿意快乐的追忆。在我的访问中可以看到受访人愉悦而真实的述说,例如C案的受访人曾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亲睹日军进北京城的情形,她不但详尽地叙述日军进城的一幕,更表露当时看热闹的天真心情:

母亲因为小孩子多,管教并不严格,所以日军进城时,我就拉着弟弟、妹妹,并且背着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弟弟去看日本兵进城。当时有日本兵拿干粮——一种方方的饼干——给我们吃,我们虽然听不懂日文,还是把饼干拿回家。但我母亲阻止我们吃,她就:“吃了把你们都药死!”就赶紧给狗吃,不过狗吃了也没事.….印象中日本人很怪,男的都不穿衣服,天气热就围一条帘子,女的则不穿裤子,随便围着裙子就蹲在一边,我们小孩子跑去看他们,他们就骂。

这样的述说或许会让读者生疑,但却写实地道出战争期间小孩与成人的两样心情。而童年时的游戏或节庆情景更是女性难忘的一幕。

从童年进入青少女时期,女性因读书而得以结识家庭以外的朋友,活动的空间较以往宽广,因此她们最记得的是与同学的互动,B案的受访人曾如实地述出同学情谊:

几个要好的同学也都和我一样抱独身主义,这和我们的学历较高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对平常所见的妇女生活方式有相同的感受，大家互相影响,才都不想结婚。我们几个感情很好,放假常常相约去玩,大家轮流管钱并负责买车票。其中一个同学因为好玩,还送我一个银戒指,年轻时淘气，出去玩时用手摸着墙壁走,把戒指磨缺了一块,我一直戴到结婚时才丢掉,不过这并不是同性恋。

此外,这时女性正处在花样的年华,容易获得男性青睐,受访人通常会毫不掩饰地述说当时被追求的经验和反应,A案受访人坦述道:

我记得我有一个在第一师范念书的同乡，学业成绩很好,也是我家的世交,我在杭州女中时,他曾经写信给我。第一次写来时我连看都不敢看，而是拿到班上去，对大家说:“这里有一封信，你们大家来看。”信好象写得满长的,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内容了。他后来又写了好几封信，我根本连看都不看，就直接丢到字纸篓里。

而邱鸳鸯也喜孜孜地说出她的趣事:

由于我们是经媒人说媒，在订婚之前,彼此并未见过面,………我在事前知道他要来看我,便故意躲在屋里,所以他始终没看到我。我认为我并不是要出售的物品,当然不轻易让他看。但当时有人告诉他说，我在台北读书时,曾患眼疾而住院,很可能我已经装了假眼球,也就是变成“猫眼”。他便打电话到医院查证,知道我的确曾因眼睛痛而前往治疗,至于说我变成“猫眼”,那是不正确的，他才放心。

对女性而言,童年或青少女时期是她们初历人生的阶段,她们所接触的人事是单纯而充满情趣,比较成年以后的世界会有较多的眷恋,我们从受访人的叙说表情可以看到欢乐情景的再现。无论这段时期的自我是调皮亦或叛逆,现在的自我是以相当得意而满足的方式诠释,这其中固不免有夸张、遗忘或误谬的陈述,我们仍可掌握到受访人真实生活的样貌。

虚实的呈现

No.3

——成年以后

成年以后,女性的生活变得复杂,她们的口述也就显得虚虚实实,其中婚姻与家庭是多数女性的生活主体,但因际遇的不同,出现不同的表述。婚姻美满的受访人当然能畅所欲言,但婚姻不幸的受访人员则出现欲语还休的矛盾。例如C案的受访人因政府开放赴大陆探亲后,始知自己的家庭是个“伪组织”,虽然受访时她的丈夫已去世,但受骗的心情始终存在,因此在述及和她丈夫相识的过程时,她说道:

由於他跟国军一起住在东北大学,离我们家很近;为了等我出来,他经常在我家前面的公园坐好几个小时。我一出去碰到他,他就过来找我讲话。由于他有乡音,我听不大懂他的意思,他就说:“我慢慢讲，你就懂了。”他对我很有耐心,不过现在想想很滑头。

无疑的,这样的叙述是真情的流露,但受访人也将她的怨尤如实表露,否则不可能说出“不过现在想想很滑头”这句话。换言之,此处所呈现的不是过去自我的看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访问前我已知道这段故事,访问时,尽量不碰触受访人的伤痛,任她自由发挥,因此,受访人与她丈夫的一些互动关系在这份访问稿中无法充分呈现。

再者,采用模糊话语叙述夫妻情感是访问中的另一种现象,林蔡娩即以“我和我先生的感情并不是很浓厚,但也不是不好,就是很平实”一语带过。而邱鸳鸯道出婚前:“他(丈夫)不仅对我很好,也不曾显出大男人主义的姿态”,即使婚后丈夫曾发脾气,她也未有怨言,但在补访她女儿赖惠卿时,却发现女儿眼中的父亲是“会显出大男人主义的姿态”。当然由于生长年代的不同,邱鸳鸯和赖惠卿对“大男人主义”的认定各有分殊,所以邱的看法是丈夫的坏脾气并不是表现大男人的姿态。另外,A案的受访人是记性相当清楚的女性,对各种事情均能娓娓道述,唯一不愿叙述的是丈夫去世的原委,访问中,她哽咽地要求不提这段,只说道:“自古恩爱夫妻不到头”,因此在她的历史中,丈夫的影子只停留在结婚之初。但重要的是,她是来自礼教严谨的家庭,对如何与丈夫完成周公之礼,却能毫不掩饰:

那时候也是一点都不讲性教育的.………瑞莲……送给我一本书，书名《健康新教育》.......书里讲男女性器官、性教育等等,我和我先生婚前婚后都看了,但是老实说,这种书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这种事是听其自然。………婚礼中客人走了后,新房里只有我们两人,呆呆的,不知所措。之前我先生的母亲只是告诉他:“要文气一点。”我的母亲则是说:“自己要晓得。”结果两人什么都不晓得。我们在杭州度了一个月的蜜月,虽然不知所措,还是很甜蜜,到附近西湖玩,家人也在一起。当时还没有新婚之夜要“落红”的要求，我们差不多一个月才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周公之礼，我先生把落红的手帕,郑重其事地保留下来,我倒认为这并不值得什么特别的赞美,因为本来就应该如此。

事实上,这是极私密的事,受访人的坦述基本上是因她是教育家,她愿意藉个人例子说明性教育的重要,因此她在口述中说出:

现在我认为性教育确实是需要的,如果事先没有性教育,自己看什么《健康新教育》一类的书根本还是不懂,莫名其妙,所以紧张也无从紧张起。但是性教育绝不是从小学、初中或高中开始,倒是结婚的前夕或前一星期,由父母来告诉他们性行为如何做,这是妥当的。但是父母或许对孩子一时讲不出来,最好还是由已经结婚的朋友或年长的亲戚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

由这些话显示出前述私密的真实性。

至于叙述结婚之后的婆媳或亲子关系时,除部分人避而不谈之外,在多数受访人口中,她们会道出与公婆或子女相处融洽,对子女的教育或婚姻相当关切的话语。但其中不免有不切合实情者,例如邱鸳鸯指称长女的晚婚是因台湾光复初期,社会紊乱,大陆来的“阿山”对女性不很礼貌,因此与丈夫坚持女儿晚婚。而邱的长女却坦陈晚婚是没有合适的对象,因为不少年轻男性在二二八事件被捕、被杀。另外,受访人所描述的子女绝大多数婚姻圆满、事业有成,尽管这类叙述或有虚构之疑,但为尊重受访人子女的隐私权,我们对其真伪不加考证。

婚后女性需要主持家务之外,随着时代的动荡或变迁,有的女性必须面对从未有的生活剧变,这段过程让她们刻骨铭心。其中以曾历经烽火岁月的受访人感受尤深。C案受访人因是只身携带幼女随军眷来台,在未有丈夫陪同以及讯息不清楚的情形下,她受尽折磨,也学得坚强不屈,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为在拥挤的船上取得栖身之地,她表现得相富强硬,不惜与人吵嘴以争取生存空间:

那个时候我觉得国军很差劲,分得那么清楚。就和他吵,他就骂我,要把我给丢出去,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其实说起来,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应该凑合凑合将就一点,能活命就好,可是我脾气就是硬。吵到后来，我就说:“你丢就丢，丢他妈海里好了!”后来他倒是走了。

虽然这段对白不很文雅,但我们刻意保留下来,因为它传神地呈现受访人当时的自我,也道出一个年轻受难妇女的真情,诚如她为此事的解释:“我一直记得他好多年,心里一直不服气,他当众骂我骂成那样,在逃难的时候还要这样子对我们。

不过,也有受访人的战争经验不同于前,例如B案的受访人说道:

回想起来，或许因为我家比较有钱，我又一向不管政党和派系的问题,抗战后期虽然也逃难,还是逃得蛮舒服，只要一有不好的风声,我们马上就包船离开,所以除了离开衡阳时比较惨之外,我完全不晓得打仗的情形,不仅没吃到一点苦,也没看过半个日本兵，甚至连汪精卫政权都没听过。……总而言之，我家的生活形态并未因抗战而有任何变化。尤其在衡阳的时候,也请了一位当地的大师傅来家里做饭,虽然经济状况不比从前,可是我们照样吃喝玩乐,嫂嫂们也照常打麻将。

这种说法易令人怀疑,认为是受访人的虚构,但从受访人的家庭背景可以确定,这是她真实的战争经验。其实,相对于职业女性,以家庭为主的女性,她们的生活较为单纯。从访问发现,工作妇女多半会因工作而陷于复杂的人事纠葛,因此在述说这些事件时有各种的经理。尹喜妹提及光复初期台大医院护理部的人事纠纷时,详尽地说出护理部主任陈翠玉以及她个人受逐陷的经验,例如她生动地描述:

宿舍忽然来了七、八个警察和校警,指名要找我,问我是不是有一个保险箱。因为事隔多年,我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这件事,并告诉他们保除箱放在课堂里，已经很久不用了。他们叫我开,我早把号码给忘了，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怎么样都打不开。他们就把箱子封起来,下午请锁匠来开。锁匠也开了好久,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突然开始害怕:会不会是她们害陈翠王女士害不成,要改来害我?!如果真有人要害我的话,箱子里可能已经放进什么东西了也不一定!那时总共有十几个人在场，如果里面真有什么东西，我可是百口英辩。结果打开以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气。

不过,尽管尹在事件中是受害者,这些同事也早已离开台大医院,但她对这段文字的处理相当谨慎,她要求正式的访问稿中不纪录这些同事的背景,因此受逐告的真相仅揭露了一部分。

有的受访人说到这类问题则无所忌讳,率真地揭露事件过程与陷害者的名字,林蔡素女回忆初选省议员而落败的原因时,不悦地表示:

民国四十二年，县议员任满到期，我又参选台湾省议会临时第二届省议员选举。但这次参选，我并没有当选，主要是受到李万居先生的影响。因为李万居缺乏风度，记得他第一次当选省议员是我从中协助，可是民国四十二年我俩一道参选时,他却将了我一军,害我落选。.......记得投票前一晚约七点钟,我的宣传车正准备由妈祖庙门口驶往北港镇上宣传时,所有宣传车竟被李万居的三辆宣传车挡住,以致动弹不得.我就在李万居这种没度量的作法下,流失不少票源,以两千张票败给廖秀娥。

至于A案的受访人因办学认真又不受人情之托,一度遭到同侪与长官的嫉妒与诬害;虽然这些事件与获平反,并还她清白,但在她的人生历程中曾构成不小的冲击,因此她丝丝入扣地叙述这段恩怨是非。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受访人之所以能直言无讳地坦述,实与和她们有冲突的人均已弃世,同时这些事确实发生,无须以虚构方式忆述。

成年后的女性因婚姻、家庭生活或工作境遇进入复杂的成人世界,甚至得面对纠缠不清的人事纷扰。尽管受访人是站在现在追忆过去自我的遭遇,但复杂的情景依稀存在,现在与过去的自我因而时陷矛盾中,于是有以回避、故意遗忘跳脱,也有以坦述、刻意渲染表现,无论有意或无意的追溯方式,使我们取得的历史是虚中显实、实中现虚。

超越虚构

No.4

从上述的实证可以看出,女性口述历史出现虚构或叙述不清楚的现象,除一般所了解的是与受访人的遗忘、夸张或回避有关之外,另则是来自受访人对隐私问题的有意保密以及不愿伤害第三者或不愿渗入无谓困扰所致。其中因年老女性的事迹多半无从考证,这段历史有可能永远扑朔迷离;而为尊重受访人,实不宜“打破沙锅问到底”。

尽管女性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令人质疑,但与庶民史一样,她们提供丰富的生活史或文化史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多半来自受访人个人生活中的经验与观察,虽然也可能得不到佐证,但因不涉及人事纠葛,其可信度较高。更重要的是,与自传、回忆录不同的是,口述历史中的人物,是在受访人的眼中笔下诠释过去的自我,换言之,主访人能清楚地看到受访人的表情或情绪反应,甚至可以从中看出受访人是否在虚构历史。此外,受访人是经主访人筛选,主访人对受访人的历史多半有所知悉,当受访人游离在虚实历史的建构时,主访人可以适度引导,让受访人透过自主意识说出真相。

总之,不可否认的,任何口述历史都会出现虚构现象,但口述历史并不是全无价值,有时主访人可以藉考证以及与受访人的互动去掌握真实,降低口述历史的虚构之虞。女性历史向来偏处于人类历史的边缘,既以口述历史的方式为女性建构历史,并增补文献的不足,女性口述历史的从事者在处理虚实问题尤其不能轻忽怠慢。至于我的举证仅是我个人的部分观察,如何化虚为实惟有凭藉个人经验,或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来源|《史林》2004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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