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无意构建“新满洲”

――《新满洲》杂志考述[1]

Mar

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刊于《人文中国学报》第12期，香港浸会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

摘要：本文是对伪满洲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中文文化综合期刊《新满洲》的考述。详细考察《新满洲》杂志7年的编辑流程，清理出杂志的真实办刊策略。在伪满洲国那个异态时空中，《新满洲》杂志既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又要维护杂志的尊严。杂志以文学为手段，在顺从“规范”的同时却走向与之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抗争的同时运作下，杂志中的文学出现了独特的景观：妥协中催生的通俗文学，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妥协中催生的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关键词：伪满洲国《新满洲》杂志文艺政策妥协抗争

《新满洲》杂志是伪满洲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中文文化综合期刊，时人称之“这老牌杂志，独占满洲杂志的核心”。[2]它刊行的时间正是当时的各种势力对文艺的统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体制化的时期。

伪满洲国时期的文艺“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宣传“建国精神”为主，提倡“国策文学”。这一阶段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制定了一些和文艺相关的法令、制度、纲领。第二阶段以“服务战争”、“服务时局”为基调，提倡“报国文学”。建立文艺家和文艺团体的总动员体制，力求把伪满洲国的言论文化机构、人员和活动都引向服务战争的轨道。除了有具体的文艺“政策”和相关法令，控制文艺的“机关”也多种多样，伪政府相关机构、日本关东军、宪兵、警察、通讯社，以及各种文艺组织等。伪满洲国的各种势力不断筹划和加强对文艺的控制制度，通过书报检查制度、作家的管理制度等来控制言论，取缔报刊和书店，规范作家。

《新满洲》杂志生长于这样一个话语背景之中，对其考述，可以了解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状貌及强权挤压下文学变体发展的特点。也可揭示出伪满洲国如何利用对文艺的控制策略的实施，试图在镇压“反满抗日文艺”的同时，迫使文艺成为建构并传播其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直接服务于“建国精神”和“战争时局”；而由中国知识分子编辑的《新满洲》杂志，他们既要维护杂志和自身的生存，又要在妥协、退让中维护杂志和文学的尊严。

一、杂志的编辑流年

《新满洲》杂志于1939年1月在长春创刊，月刊，终刊于1945年4月，历时7年，共刊出74期。该刊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主办，创刊时编辑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编纂室主笔王光烈，从第4卷11月号开始由季守仁（吴郎）任编辑人，发行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常务理事日本人驹越五贞。

“满洲图书株式会社”[3]，是有“国家”背景的特殊会社，具有不可小觑的经济实力，《新满洲》一出场就是豪华包装，标准32开本，彩色封面，目录套色印刷，150页。发行到第9本时，就增加到200页。第2卷开始，增加了“写真”套色版，1月号“写真”为14页，文字为226页。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伪满洲国进入战时状态，物质紧张，纸张和油墨实行配给制。《新满洲》第4卷（1942年），却增大到16开本，豪华阵容升级。1944年，伪满洲国已呈强弩之末之势，许多报纸期刊纷纷停刊，纸张缺乏并严格控制，《新满洲》的装帧才开始走向简陋，第6卷8月号（1944年）封面以纹饰为主，改为三色套印，纸张粗糙，页面减至80页，9月号封面打上“时局国民杂志”字样，10月号目录已无彩印。第7卷（1945年）2、3、4月合并为一期，60页，纸张坏到难以辨认文字。《新满洲》也走到了尽头。

1939年

《新满洲》的刊名带有明显的构建“新满洲”的意识形态意味，所谓的“新满洲”就是“新国家”，即所谓的“建国宣言”和“执政宣言”中所虚构出的“以建国精神为基石，以日满一体、民族协和、安居乐业为使命”的“新国家”。其办刊宗旨明确宣称为“忠爱、孝义、协和”，和伪满洲国的“仁爱为政本，忠孝为教本，五族协和”的“国策”宣传相一致。这样一本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准官办的杂志，选用此等刊名，提出如此办刊宗旨，完全迎合了伪满洲国第一阶段的文艺策略。

其栏目有：“论说”、“讲演”、“著述”、“卫生”、“译丛”、“专载”、“常识”、“杂俎”、“漫画”、“小说”、“实用日语”、“珍闻及其他”、“内外大事记”。以第1卷第9号为例可见，第1卷的《新满洲》杂志虽以宣传“建国精神”、构建“新满洲”为目的，但其中只有“论说”、“演讲”、“专载”和“译丛”四个栏目和此密切相关，四个栏目共近30页，占杂志容量的1/7。其它栏目体现一种“实用”、“娱乐”、“趣味”的目的，虽然其中也有些内容和“国策”相关，但不占主流，且有多义性。在那个异态的时空中，一种官方出资的综合性杂志，只有在宣传“国策”的大伞下才能完成其他目的。《新满洲》杂志的其他目的主要还在文艺上，从数量上看，文艺类文字（含小说、新旧体诗、剧本、小品文）近100页，占杂志容量的1/2。从编辑推荐来看，每期的“编纂余话”在大的“帽子”之后，都是编辑沾沾自喜、兴趣盎然地对该期所刊文艺性作品的评说。在投稿量上，文艺性作品最多，致使编辑不得不声明：“近来小说稿件，十分拥挤，继极力扩张篇幅，而遗珠韫玉，犹居十之六七，殊为憾憾。”[4]从编辑自身来看，王光烈、季守仁、丁莘白、陈蕉影、董家鼎、刘国藩等，或是诗人或是小说家，都喜欢舞文弄墨，常在报刊上发表文艺性文字。由此看来，是文艺把杂志的编者、作者、读者联系在一起。在伪满洲国当时缺乏纯粹的文学期刊的情况下，他们把《新满洲》当文学杂志来编来读。一本杂志最终是要让更多的读者喜欢阅读，还要体现出市民趣味，杂志为此也专门设置了这样的栏目，在文艺类文章中也力求体现出通俗性和市民性。

《新满洲》第1卷这些栏目的设置和内容的安排，蕴含了编者的良苦用心。

1940年

第2卷《新满洲》，栏目略有细微变化，但总体风格基本稳定。增加了“写真”、“卷头语”、“各地通信”、“游艺”和“读者园地”，这些栏目页数字数都很少，在杂志中起点缀的作用，其目的是藉此增加杂志的趣味性。“论说”、“演讲”栏目名称取消，但具体内容依然。原来的“著述”、“卫生”、“常识”、“译丛”四个栏目合并为两个栏目“一般知识”和“家庭生活”，基本内容不变，容量有所减少。而“杂俎”栏目一分为“散文”、“诗”、“现代诗文选”（旧体文学）和“影与剧”四个栏目，容量扩增。小说仍是份额最重的栏目。第2卷《新满洲》逐渐稳定的栏目为“写真”、“一般知识”、“记载”、“文艺”（内含创作、散文、诗歌、译文、文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现代诗文选”、“游艺”、“影与剧”、“各地通信”、“日语讲座”、“杂录”、“读者园地”13个栏目，还有没有栏目名称，但居于杂志目录头条并用黑体字标出的“国策”论述文。

第2卷《新满洲》杂志页数平均增至220页以上[5]，主要加在文艺类栏目上，文艺类文字继续增加，作者也有变化，不再以本刊编辑及自由来稿为主，而开始特约当时东北较成熟的作家为其撰述作品，如李季疯和翠羽开始为其撰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兴盛是《新满洲》第2卷的一大特色，“新年后的长篇小说阵容，可称得上庄严整肃。”[6]有李季疯的《婚姻之路》（2：1－8）、翠羽的《童心》（2：2－12）、胡人的《加减乘除》（2：5－12）和岛崎藤村的《春》（杜白雨译，2：7－12）。这一卷中“日系”文人的文学作品有所增加[7]，有：龙太郎的《新秀才》（2：4）、上泽谦二的《麦中钟》（2：5）、尾崎士郎的《母亲》（2：5）、林芙美子的《可怕的一天》（2：6）、高桥定敬的《床下秘窟》（2：6－7）、金子光晴的《最后的教训》（2：6）、鹿岛孝三的《春眠坛谭》（2：7）、兰都二郎的《数字狂》（2：7）、岛崎藤村的《春》（2：7－12）和志贺直哉的《老人》（2：10）。此外，本卷《新满洲》由于“现代诗文选”单独设立栏目，和第1卷中新旧诗混在一起的情况不同，书简式排版，颇具古风，吸引了大批从事旧体诗文写作的文人。

《新满洲》发行到第2年，已经成为伪满洲国文人认可的文学生产园地。较成熟的新文学作家、旧文人、“日系”文人等均给予认同。虽然构建“新满洲”的文字依然强势地占据杂志的醒目位置，文艺性作品中也不时有宣传“忠爱、孝义、协和”，但经过编者和作者的努力，《新满洲》越来越远离了“国策”。

1941年

一个杂志有一个杂志的特质；一个杂志有一个杂志的使命。这本渺小的东西也被冠上了大众综合的头衔。

编者是厨房的厨师，得想法求合读者底口味；又是船舶上的司舵的人，得想法让这船往那走。在这新年号里特辑些对于本刊有指导性的文字，可以作编者的指针；更可以作读者的镜子。[8]

这是《新满洲》第3卷1月号“编纂余话”的开场白，编者在这里的态度很有意味。一方面编者自知杂志的性质和使命，“这本渺小的东西”不仅仅是一句自谦的表白，和下面要提到的“对本刊有指导性的文字”中提出的性质和使命相比较，就是一句有对抗性意味的实话，因为其渺小不可能肩负“产生一个独创的文化以贡献世界人类文化的进展”和“完成文化报国”的伟大使命。在这渺小之地，编者首先要求“合”读者的趣味，还要引导读者的趣味。那么杂志和编者该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呢？接着，“编纂余话”就谈到了征求的长篇小说情况，“文艺”栏目中作品的艺术品格，之后又说“常识”和“幽默”栏目；还打算新开一个“学生俱乐部”栏目。这些具体的事情该是“这本渺小的东西”企图承担的“使命”吧。“编纂余话”结尾处又一次强调：“一个人的力量，是不会砌上偌大的长城；可是把许多的力量集中了以后，也许会把根基弄偏啦，这就是编者要努力！希望着本刊的人们，也要努力！”[9]这里再一次声称“这本渺小的东西”承担的有限性，“把根基弄偏”的比喻更加意味深长。

新年特辑里提到的指导性的文字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界定《新满洲》的性质和使命呢？现辑录如下，同时也可“领略”伪满洲国政论文的文风。

《新满洲》杂志，定名既新，内容亦新，而其他一切一切，都以新为目标，这固然可以达成新使命，来作新时代之新向导，警钟声彻新天地，木铎音震新东亚，使命之大，决心之坚，决非一时一刻的新，就可满足《新满洲》读者的要求，新时代新刊物之本色的。

《新满洲》编辑者，要时常抱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气概，来应付这世路崎岖，文化迭进之新社会，笔铎论断，立意周详，希望鲜若雨后春笋，默缀着新兴满洲，完成文化报国之大旨，不胜企慕，不胜期望了。[10]

我们在这（所谓的王道乐土道义国家－－引者注）建设的过程中除了物质的建设以外对于国民的精神生活，也不能不使他发展向上的。尤其是当此非常时局下（所谓以日满华为枢纽而建设东亚新秩序－－引者注），须要强化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时候，更有提倡文化工作的必要，我们最爱读的《新满洲》相信也是为担任这种任务的一部而产生的。我国是以完成道义世界而要想建设一个理想的独创国家，所以在这个国家里必须要产生一个独创的文化以贡献世界人类文化的进展的。（中略）我们建设的一切要在保持着固有传统优点的基础上搜集新的材料而建设一个新的文化的。《新满洲》负着伟大的使命和国家全体的发展有了同一的步骤向前进展这值得是吾们庆祝不已的。[11]

这里可以先不理会那“昂扬”的论说风格，对《新满洲》的希望及为其确定的“伟大使命”震动了《新满洲》的编辑们，致使他们在能明确发声的“编纂余话”里强调“渺小”和“力单”，强调《新满洲》的文艺性和娱民性。“新年改善特辑”里的四篇文章处于第1卷中的“论说”和“演讲”的位置，即《建国精神讲话》的位置，这不是自由来稿，编辑也无权回绝和修改。

1941年的《新满洲》就在这明朗的“统制”和不明朗的“不合作”中开始了。在栏目的设计上，依然以时事、知识和文艺为主，时事占1/4，知识占1/4，文艺占1/2。和前两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恢复了“著述”栏目，增加了“学生俱乐部”、“特辑”专栏。

“特辑”是第3卷《新满洲》的特色，既有时事特辑，也有文艺特辑，还有生活特辑。文艺特辑有：“阳春文艺读物”特辑（3：5），“满洲女性文艺作品”特辑（3：6），“新进作家创作”特辑（3：10），“在满日满鲜俄各系作家展”特辑（3：11）。文艺特辑或集中展示同一主题的作品，或展示一类作家的作品。

5月号的“阳春文艺读物”特辑展示的作品是：励行健的《一石○八斗》、秋萤的《小工车》、陈华《心脏病患者》、山丁《乡愁》。这四篇是典型的“暗”的作品，表现的是普通百姓的苦难而无望的生活，暴露的是伪满洲国的之“暗”，作品中虽然没有明确追究造成苦难的原因，但和明朗的、充满希望的“新满洲”构想相斥，虽被命名为阳春读物，但内容却是严冬。这是和当年3月份刚刚公布的《艺文指导要纲》相左的作品。编者此时编发这样的作品难道没有顾忌？

6月号的“满洲女性文艺作品”特辑展示的是“久已驰名于国际的满洲出身的女性作家”的作品[12]，他们是吴瑛的《旅》、牛岛春子《祝廉天》、梅娘的《侨民》。集体展示女性作家的作品，有商业意图的准备，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女性作家及作品都因其意味暧昧，而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在这里，编者把吴瑛、牛岛春子和梅娘相提并论，没有区分他们各自的种族身份，仿佛她们真的融入一个“共同体”。但三个文本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旅》和《侨民》是纯女性视角、女性话语，是女人凝视女人的生活，社会背景不明显也不重要。而牛岛春子的《祝廉天》，是有明显社会指向的作品，用一双没有性别的日本人的眼睛观察中国官吏。这种相悖的组合，是不是编者有意为之呢？

11月号的文艺特辑是“在满日满鲜俄各系作家作品展”，辑录有：俄系作家阿尔魔尼·聂斯迷罗夫的《红头发的莲克》、鲜系作家安寿吉的《富亿女》、满系作家田瑯的《风雨下的堡垒》和日系作家的涩民飘吉《泰平街的邸宅》。这些作品的民族特征明显，各自写本民族的故事。这样组合一组作品，是要表现伪满洲国的文艺的丰富性，还是要体现伪满洲国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从具体文本来看，“差异性”是明显的。6月号“满洲女性文艺作品”特辑还在强调“同一性”，这里却强调“差异性”，为什么编辑思想如此不统一？

笔者在分析第3卷几个重要的文艺特辑时，一直犹疑不定，没有下明确的结论，现在把三个问号放在一起，可以确知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文化统制越来越严厉之际，1941年的《新满洲》杂志在总体顺从的状态下，也有一些微小的“不合作”的动作。这些许抗争有中国知识者的本能抵抗，也有为杂志自身生存的目的而作的努力。为了杂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文艺的表现空间和生存空间越来越受监控的情况下，《新满洲》杂志避开“险境”，开始谋求大众通俗文艺读物的办刊策略。

5月号刊登了一篇战时间谍读物《作战地图》（睨空作），《新满洲》开始了大众新文体读物的探求。之后的6月号，在大众文艺读物上又提供了一个“新型实话读物”《韩复榘之死》（董冲作），8月号再推出“新型大众实话读物”《中国第一经济学者哀史：马寅初的笔祸》（睨空作），9月号又有命名为“事态迷离新型读物”的《石友三枪毙事件》（董冲作）出现，10月号有“新型离奇读物”《皮手套的杀人事件》（李桦作），11－12月号有“新型侦探实话”《白河河岸的悲剧》（李桦作），12月号有“绿林异闻实话读物”《绿林好汉满红报恩记》（滕菱华作）。这种新文体的探索，一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要既迎合大众阅读趣味，又要和“国策”密切相关。

《作战地图》写的是欧洲的间谍无孔不入，但指向伪满洲国的国防“国策”；《韩复榘之死》叙写军阀枭雄的死因，目的指向镇压“反满抗日”的“国策”。这样的试探之后，编辑吴郎在《编后的话》中自我定性为：“这回在大众文艺读物上又提供了一个新型实话的读物，……像这种读物多刊载一点，也不会有毒的。”[13]这种被认为“不会有毒的”文体探索，成了下一年《新满洲》杂志的办刊方向。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第3卷《新满洲》杂志继续第2卷的刊载长篇小说的传统，刊有长篇小说：青榆的《冷香槟》（3：1－7）、古梯的《挣扎》（3：1－6）、季疯的《夜》（3：1－9）、翠羽的《传家宝》（3：7－12）和爵青的《青服的民族》（3：11－4：9）。其中《冷香槟》和《挣扎》乃新人新作，是《新满洲》杂志组织的长篇小说征文的“正选”和“副选”作品。季疯和翠羽是《新满洲》的老作者，季疯不但写长篇小说，还写文评，并且以磊磊生的笔名在《新满洲》上发表短篇小说。翠羽一边给《新满洲》写长篇小说，一边为《麒麟》杂志写知识小品。爵青是伪满洲国当红的作家，备受关注和赞扬，大内隆雄曾这样描绘爵青的写作才能：“我要讲讲爵青的文体。那可谓是在现代汉文中正在形成的新的创造的典型的文体。中国的现代作家几乎没有人具有这独特的表现力。现代日本文章所能到达的一切都被活生生地采纳到他的文体中。”[14]这篇《青服的民族》是《新满洲》杂志中的亮睛之作。

1942年

《新满洲》第4卷变32开本为16开本，页数稳定在140页左右，总体内容含量再一次增多。栏目以“时事”和“文艺”为主。“知识”类内容从第3卷就开始逐步减少，第4卷为配合“战时状态”以军事知识为主。增加了“青少年指导讲座”专栏，藉此介绍些读书、赏画、听音乐等人格素养方面的知识。

1942年，是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和建设“东亚共荣圈”正在进行时，《新满洲》杂志“时事”类栏目完全围绕此而作文章，并且衍生和此相关的栏目。《新满洲》杂志在3月还增刊一期“时局版”。这时，“国策”时事已经铺染到了方方面面，“时局”对文艺的控制也越来越严酷。《新满洲》第4卷新年号上有“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兴亚之年》的贺词，“满洲日日新闻社”文艺部长筒井俊一撰文以指引文艺、文艺家的方向：“只求它（艺文――引者注）能作国家、国民的新的推动力，能成为国家、国民的欣欢，艺文家便算达到了他的目的。”[15]在这样的情势下，依然占很大比例的文艺类栏目刊登了些什么作品呢？

《新满洲》杂志从第3卷5月号开始谋求大众通俗文艺的办刊策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第4卷继续此种办刊路径，在新型文体的开创上取得了意外的成绩。新年号大众文艺就有：李桦执笔的“侦探奇话新颖趣味读物”《畸形乳房的恋狱》，睨空执笔的“秘话山林读物”《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和藤菱华执笔的“绿林异闻实话读物”《绿林好汉满红报恩记》的续篇，《新满洲》杂志大众文艺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纯文艺的新文学作品。之后2月号刊有法国第一疑狱“实话内乱小说”《法内长萨格罗的疑杀事件》（天放译），和“惊险小说”《电影杀人事件》（帕曲白克作瞿鼠译）。3月号有马森执笔的“山林读物开发小说”《夹皮沟金矿开发沧桑别记》和藤菱华的“匪贼小说”《密林长白山的血斗》，4月号开始连载睨空的“探险博物小说”《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这篇被冠名“小说”的读物一直连载到第5卷5月号，是《新满洲》刊载的最长的一篇作品，被赞叹为“好评频频，数万人欣喜的满洲第一部山林秘话小说”。[16]这篇作品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于一体，变幻莫测，突破了小说文体的规定性。6月号有李桦中篇“实话侦探小说”《黑眼镜的杀人放火》。7、8月号有杨絮的“自叙传私小说”《我的罪状》，歌手、编辑、作家于一身的杨絮，是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文坛的另类，《我的罪状》是她在长春两年生活的公开告白，文中还涉及到当时文坛许多真人姓名。这些大众通俗读物，占领了第4卷《新满洲》的醒目位置，它们以趣味、娱乐、隐私取胜，既远离危险的贴近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也远离了被“建国”、“圣战”规范到“报国文学”的危险，这些通俗作家在避免了两种危险后，借东北独特的风物展开文学想象，开启了新的文学表现空间和表现方法，促成了别具一格的小说文类。

在大众通俗读物增长的同时，《新满洲》杂志刊载新文学作品的量在减少，只有“建国十年”征文作品选登和一些当时知名作家的作品，新人新作很少，这与《新满洲》杂志开办之初的情况差距很大。刊载的征文作品有：李妹的《古城秋》（4：5－7）、微明的《宴为谁张》（4：3－4）、徐放的《群》（4：10－11）、而已的《浊流》（4：12－5：2）等，这些作品虽为“建国”征文，但和“建国”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有，爵青的《青服的民族》在继续连载；之后他又写出了一个短篇《恶魔》（4：9、4：11），小松的《法文教师和他的情人》（4：9），吴瑛的《六月的蛆》（4：9），山丁的长篇《芽月》（4：1－4未刊完）[17]，沫南的《两船家》（4：3），励行健的《男鬼女鬼》（4：4），石军的《荡动》（4：4－5）。这些作品都比较成熟，质量上乘，是伪满洲国文学中的代表作。被称为伪满洲国文学界第一号人物的古丁也出现在这一年的《新满洲》上，他翻译的雅诺修·阿兰所著的《少年英雄陶而第》在《新满洲》上连载。《新满洲》杂志发展至此，伪满洲国的著名文人几乎都在此亮了相。

第4卷《新满洲》还有三个文艺特辑值得注意，“满洲童话”特辑，“日本文学介绍”特辑，“满华文艺交欢”特辑。11月号的“满洲童话”特辑辑录了：未名的《天国的钥匙》、慈灯的《老画家》、何霭人的《愉快岛的进出》和古弋的《新伊索寓言（第二篇）》。《新满洲》杂志曾主办童谣歌词悬赏募集活动，并且把征集到的童谣在第3卷连续刊出。《新满洲》这样一本时事、文艺杂志为什么如此青睐童谣和童话呢？这些童谣和童话自然不是给孩子看的，而是献给成人的。编辑吴郎在特辑前言中说：“‘满洲童话特辑’的发稿，这是在说明着编者对于满洲童话界的期待与企图，本来此计议是最早的腹案，但为了确切树立满洲童话界的声威，所以再三慎重的结果，以致迟延到今天，（中略）满洲童话界所行的步伐是缓慢而懦动，虽然被作家创作出来，但也不能说是‘纯童心文学’之发露，那么抓着了微妙的精力童心作家，不也是我们目前文艺家所需要的吗？”[18]这里编者的苦心已卓然而现，《新满洲》在呼唤伪满洲国缺少的“纯童心文学”，而且这种想法由来已久。

12月号的“日本文学介绍”特辑辑录了：志贺直哉著的《荒绢》（范九译），国木田独步著的《日出》（傅启连译），畑更一著的《人生编制》（心冷译）。这几位作家是被伪满洲国熟知的，国木田独步的文章很早就出现在《盛京时报》上。

7、8月号“满华文艺交欢”特辑，是由“满洲文艺家协会”与“华北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目的是向华北介绍伪满洲国作家，向伪满洲国介绍华北作家。作品分别刊登在《新满洲》和《中国文艺》上。从刊物的质量和存活的年限来说，《中国文艺》是1940年代华北文坛首屈一指的文艺刊物，他们愿意和《新满洲》杂志对等合作，至少是把《新满洲》看作能代表伪满洲国文艺水准的重要刊物。时人如此评说，“华北惟一巨型纯文艺杂志《中国文艺》及满洲权威刊物《新满洲》各作成华北、满洲作品交换特辑。”[19]组织这次活动的人员是：“华北作家协会”的柳龙光，《中国文艺》的编辑长张铁笙；“满洲文艺家协会”的古丁，《新满洲》的编辑长季守仁。所推荐的作家作品分别为：伪满洲国方面有爵青的《赌博》、小松的《老屠夫与其妻》、吴瑛的《虚园》、金音的《都丽娜的悲哀》、迟疑的《不归鸟》、杜白雨的《青春的气流》、励行健的《少男少女》、刘汉的《野猪河的喜剧》，这些作品刊登在《中国文艺》6、7月号上。华北地区方面有张金寿的《匡超人》、公孙嬿的《未绣完的牡丹》、幻鸥的《我的童年》、慕容慧文的《初春散记》、程心扮的《靴城》、萧菱的《唢呐》、东方隽的《养子》、麦静的《风沙夜》，刊在《新满洲》7、8月号上。两组作家都是当地比较有笔力和文历的知名者。这次活动在两地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新满洲》的编辑称：“此行事在文艺上的意义，只是说明了另一个地方的作品介绍，但在情感与其行事上看来，其为深远的意义则明矣！”[20]其实这里的“深远意义”非常暧昧，可以理解为为“满华建交”唱颂歌，也可以理解为同命相连惺惺相惜，甚至含有对同宗同文同国的渴望。

三个特辑和通俗文艺，是《新满洲》第4卷文艺类栏目的主要内容，这大量的“无毒”的内容撑满《新满洲》的版面，既保证了杂志的可读性，又使“国策”内容的文字减少了发表空间。增刊一期时局版，既是迎合政府，又可保持杂志主体的一贯风格。1942年的《新满洲》能够如此，实属不易，可以说其中有在客观条件允许下的微小抗争。

1943年

《新满洲》第5卷开卷就声称：“这回本志更涂上了时局的彩色了，对于农产集荷，勤劳奉公，和健民运动，都有所论及，此三大表征时局工作，以及其全貌。”[21]这给1943年的《新满洲》定下了办刊基调。这一年的杂志，“时局”方面的内容大增，文艺类所占份额越来越少，刚刚发展起来的大众通俗文艺也停滞、倒退、减少。一度消失的“科学”类栏目再次出现，并且版面有所增加。

《新满洲》第5卷给“时局”的独特“贡献”还有关于两次“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的特辑：大东亚文学建设五人掌谈（5：1），吴郎的《决战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会手记》（5：12）。“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由日本“文学报国会”所炮制[22]，目的是为了在亚洲催生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服务的“大东亚文学”，让文学担当“纸的炮弹”，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第一次会议1942年11月3－5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参加的代表有日本、中国（华北、华东沦陷区）、伪满洲国和蒙疆，伪满洲国代表是：山田清三郎、古丁、拜阔夫（白俄作家）、爵青、小松和吴瑛。这些代表回到伪满洲国后，《新满洲》杂志专门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并把谈话内容刊登于第5卷1月号上，《大东亚文学建设五人掌谈》――山田清三郎、古丁、爵青、小松、吴瑛（司会：吴郎，与会：大内隆雄），刊登谈话内容之前，还转载了《共荣文学者大会宣誓》和日本“读卖新闻”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小记》，全面介绍了会议日程和各代表发言的情况；之后7人围绕“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收获”、“文学者大会的成果”、“大东亚文学的精神”、“对各国作家的印象”、“日本文化的印象”、“满洲文学者的急务”的问题作了看起来附和“时局”的态度明朗的发言。但细细咀嚼，也有暧昧之处，如谈到核心问题“大东亚文学的精神”时，只有三个人发言：山田清三郎、小松和古丁。

山田清三郎：关于大东亚精神的真髓，我以为实渊源于皇国日本的肇国精神，日本肇国精神显现于现代的是八纮一宇，所以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绝非独善的，乃是崇高深远的伟大理想，因之，大东亚的文学，也实以此大东亚精神为主体的。

小松：讲到大东亚文学精神的特征，据我的肤浅观察是像下面这样的。

一，必须是东方的，具有亚细亚传统美的。

二，昂扬东方固有美德，崇神敬祖，忠君爱国，道义的，伦理的。

三，反对西洋的主知主义，合理主义，唯物主义，而必须是全人格的直感主义。

四，扫除偏狭的艺术主张，匠人的技巧以及艺术至上主义。

五，亚细亚文化的特征，必须是将宗教政治教育文化溶为浑然一体。

古丁：于大会中武者小路实笃先生的发言，的确予我等以很大的感激，其中就大东亚精神的树立全体意见均趋于一致，确信最近将来，此种大东亚精神即可表现于作品之内。[23]

三者的发言可以透露出如下信息：“大东亚文学”是一个虚空的概念，根本没有形成一致的文学纲领和创作主张，仅仅是一个试图把日本占领区文学统一到为服务于“大东亚战争”的宣传口号而已。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的言词直接表露日本国的意愿，和文学没有关系。小松的发言和文学相关，但是笼统到看不清他的主体倾向，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言的“东方的”“亚细亚传统美”不同于“日本肇国精神”；而古丁的话是油滑地避开了问题的实质。

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3年8月25－27日同样在东京召开。山田清三郎、古丁、田兵、吴郎、大内隆雄代表伪满洲国参加了会议。之后《新满洲》的编辑人吴郎写了一篇《决战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会手记》，刊发在12月号的《新满洲》上。转载了“决战的文学者之决志”，介绍了大会的流程和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获奖作品，伪满洲国石军的《沃土》和爵青的《黄金的窄门》在获赏之列。[24]这次会议同样对文学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会上充斥的是“口号”和“决心”，更像誓师大会，所谓的“大东亚文学”及“大东亚文学者”也仅仅是日本国一相情愿的虚妄的概念。

第5卷的《新满洲》文艺类栏目减少，质量也有所下降。大众通俗文艺有：被称为“满洲第一大众小说家”[25]的藤菱华的《中原扰攘白怪录》（5：3－4），这其实是一篇“时局”读物，夸张地叙写了重庆政府的种种丑态。睨空氏续写完“山林小说”《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又创了“掌故秘话”《吉林韩边外兴衰记》（5：8），但笔力不如以前，只有故事记述，没有了文艺。还有野鹤的历史小说《张献忠屠蜀记》（5：7－8）、李妹的绿林小说《石老庆和金龙》（5：9－10）和李伦侦探小说《菜花和卖茶》（5：11），以及许久不见的防谍小说《ZR廿七号》（云清作5：12）。这些大众读物缺少第4卷的探索性努力，内容也基本上在“时局”、秘闻、奸情等无聊方面周旋，只追求故事性，形式上没有突破。

不过，尽管大众文学在减少，纯文学也在减少，还可以觅到质量上乘的作品。励行健的《乡间的事》（5：1－3）、爵青的《喜悦》（5：3－4）和戈禾的《大凌河》（5：4－5）都是当时文坛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乡间的事》技法熟练，叙事如行云流水，中间穿插些许有趣味的浪花，是一篇好看的小说。《喜悦》，这篇小说还有个副标题为“某人的自杀未遂手记”，是爵青的一贯诡异的文风再表现。戈禾的《大凌河》是一篇描写伪满洲国之“暗”的小说，在这个时期这种“暗”题材的作品实属罕见，这里有作者的勇气，也有编者的勇气。当时有人评说：“这种作品虽然也有它的意义，但是在现阶段并不是积极方面的意义。作品之阴暗与明朗固和作者的性情也有关系，不过我想更重要的是作者的世界观之更正，他自己的思想之再检讨。”[26]还值得一提的是，该年度《新满洲》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为金音的《明珠梦》（5：2－6：5）。这是一部以在校女学生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新满洲》第5卷的文艺类栏目在诗歌方颇有特色面。诗歌一直不太被《新满洲》杂志重视，刚刚创办时旧体诗曾兴盛过一时，但不久越来越少，以致于不了了之，新诗一直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但是这一年的《新满洲》开始连续刊出“康德十年度满洲诗作者介绍”，篇幅虽然不多，但因为连续刊出，很惹人注目，介绍了方砂（5：1）、魔女（5：3）、胡沙（5：4）、戈音（5：8）、支援（5：9）、小枫（5：11）等十几位诗人及作品。这些诗作不是十分优秀，但可以以此来了解当时东北文坛的诗歌创作状况。

也是这一年的《新满洲》杂志，刊出了诗歌的怪胎，并且成为以后东北文坛的耻辱，这就是“献纳诗”中的一种“击灭英美诗”的登场。8月号刊出了由“满洲文艺家协会”提供的一组“击灭英美诗”：《站在渤海湾头》（坂井艳司作，唐语译）、《民族的大河》（古屋重芳作，大内隆雄田兵共译）、《世纪的母亲》（井上麟二作，大内隆雄田兵共译）。后来这种亢奋的诗歌样式，不时出现在伪满洲国的各种报刊杂志上，不但“日系”文人写，大部分中国籍的知名作家也写这种诗。

风雨飘摇中，《新满洲》走过了1943年，虽没有被完全统制，但所剩空间无几。能够独立安排的文艺性栏目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且不断被侵蚀。

1944年

《新满洲》在其他杂志纷纷停刊的情况下，走到了它的第六个年头。这其中有妥协，有读者的支持，还有部分编者的智慧。虽然杂志的“时局”内容越来越多，但在有限的自主空间，编者很好地连接了作者和读者。第6卷《新满洲》计划依然固守以前的路线，开卷声称：“大东亚会议的产儿大东亚宣言，是新东洋建设的纲领之宪章。”[27]但却网罗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其中有中篇小说《草莽》（也丽作，6：1－5）、短篇小说《青春难驻》（铁汉作，6：1）。还刊发了符合市民趣味的大众通俗读物：侦探小说《覆面的杀人犯》（李北川作，6：2－3）、《天网恢恢》（云清作，6：7），风魔异人传《两洒金钱周老三》（李北川作，6：8），防谍小说《混血女郎》（丁宁作，6：4）、《勋功者的自裁》（云清作，6：9）。

第6卷《新满洲》的大部分新文学被扫上了“时局”色彩：未刊完的长篇小说《风雨》（秋萤作，6：11－？），被称为“增产长篇小说”。[28]7月号刊出了冠名为“四百字时局小说”特辑，刊出：吴瑛的《我的败北》、励行健的《一○六号侦察机》、也丽的《父与子》、吴郎的《中午的发现》、冷歌的《清晨故事》，其中大部分是“时局”作文。10－11月号连续刊出的“新进女流作家”展：冰壶的散文《父亲的诞日》，蓝苓的小说《日出》，桐桢的小说《九月雨》，朱媞的小说《邻组小景》，叶子的小说《失明者的明天》，郁莹的散文《记忆的日子》。这些作品一扫往日女作家的哀婉之风，呈现女性走出一己的私爱，走向“爱大众、关心时局、自立自强”之路。“你要给妈出一口气，成一个强干的女人，献给社会、国家，千万不要做了爱情的俘虏。”[29]“当莎感到已经是失明者的时候，她开始迈着健全的脚步，走向勤劳明曰的途上。”[30]“时局愈趋重大的今天，称谓时代风格的邻组登场了。”[31]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受时局影响之作，文中不时还会出现不和谐的套话、官话，但如油浮在水的表面。可以看出，这些话语是外来之物，也许是作者为发表而加上的装饰，也许是编者为保护杂志而增填。

这一年的《新满洲》也有一些较有特色的作品：铁汉的《青春难驻》（6：1），其中一个韶华已逝的女人矛盾而又难解的心情，被描绘得淋漓尽致。里雁的《南河的忧郁》（6：3），是一篇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作品。田禾的《雾之街》（6：4），是一篇张扬勇气的象征作品。

1944年下半年度，“时局”形势溃败不堪，“文学报国”、“协助大东亚圣战”的口号喧嚣更旺，各刊物都纷纷刊出“时局文学”、“决战文学”。《新满洲》已无力撑起以前的编辑风格。8月号，在“协和会”中央本部文化部的授意下，《新满洲》《新潮》《麒麟》《朋友》《青年文化》《兴亚》《艺文志》《民生》八家杂志联合悬赏征文：“凡举有关大东亚战争之生活觉悟职域奉公，战争之意义及其勃发原因与经过，或战后世界新秩序建设论等均可”[32]9月号，封面打上“时局国民杂志”字样，“‘五芳斋’也改辙了，不再拿悠闲的步伐来行动啦，一切语话，也套上了呼应时代的气息。”[33]10月号，时局性的文字超过了杂志容量的1/2以上，“这是本志改头换面的头一期，以时局版为招牌的本格化。”[34]《新满洲》杂志渐渐走到它的尽头。

1945年

第7卷《新满洲》，笔者只找到一期2、3、4月合并号，也是终刊号。纸张粗糙，字迹很难辨认。但主要内容安排依然井然有序，还新开了“诗风”专栏。《编后记》即“停刊告示”，《新满洲》还算体面地告退了。

最后一期《新满洲》，“时局”笼罩一切内容。但还可以区分为：“时事”、“文艺”、“翻译”和“科学”及“学苑”等大的类型。“文艺”类主要是诗：张文华的《骆驼》和《丽丽》，小松的《灭敌》，田琳的《蔷薇》，田兵的《古城草》，天火的《生之纪典》，韦长明的《庭园》和沈重的《鸣蝉》。其中小松的《灭敌》是标准的“献纳诗”[35]：

侵略大东亚的魔爪

斩断它在硫黄岛

太平洋上无限是怒涛

恰如我们――

我们东亚十亿的襟胸

我们的国民突击队和那

守卫亚细亚的先锋军

携手并肩

使敌人在硫黄岛上

血肉纷飞

这种被称为诗的文体，豪言壮语泛滥，内容空洞、雷同，在1943-1945年的伪满洲国被组织生产，充斥文坛。《盛京时报》刊载“献纳诗”的绪言声称：“满洲帝国协和会，为赞颂此意义深远的历史战争，前者曾主办献纳诗的盛举，经艺文联盟热意援助之下，动员全国文士诗家，业已执笔创作了。日满文共五十篇，满文十八篇，除与各杂志分别发表一部外，下余十五篇特于本报逐日发表。”[36]《新满洲》第5卷8月号刊登了一组日本人的“献纳诗”，时隔两年，又刊出了这首伪满洲国知名文人小松所作的“献纳诗”。那组日本人的诗作一定是在“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授意下刊出，而小松这首笔者还没有找到直接授意者的线索。“献纳诗”的作者大部分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古丁、山丁、爵青、小松、金音、外文、冷歌、杜白雨等人都有“献纳诗”刊出，这些白纸黑字也成了某些文人后半生档案中无法卸除的包袱。伪满洲国的文人一时间集体“争写”“献纳诗”，此现象值得深思。

终刊号《新满洲》，没有独立的停刊公告，停刊信息是在《编辑后记》中公布的：

二三四月号，由于不得已的情形，合并了。这是创刊七年以来破题第一遭，虽云时局所致，我等编辑同人，也须向读者诸君，致深深歉意。

原来我们曾计划，改变一下杂志的性格，想从五月号起，特别着眼于学生读物，而致约请了各地教育者执笔，今因政府对出版物，加以统合整理而告废，结果空费了各位执笔者的许多热，我们也只好顺应时局的要请而关门大吉。于此谨愿以我们深在的至诚，向诸笔者道歉，并一向爱援过我们的读者，致谢。

这是我们最后奉献于读者之前的东西了，将来或许我们还会相见……[37]

历时7年的《新满洲》杂志一直在向“时局”妥协，也一直在和建设“新满洲”的构想不动声色地抗争着，最后想退居到学生读物。伪满洲国终于走到了溃败的尽头，妥协和抗争已经没有意义，《新满洲》所承担的屈辱和意义也该停止了。

二、不合作的文学

《新满洲》杂志的妥协和抗争的主要手段是文学。而且这种以文学为手段的妥协和抗争常常编织在一起，既是无奈的妥协也是积极的抗争，在顺从“规范”的同时却走向不同于“规范”之路，在羁绊和挣脱同时运作下，《新满洲》中的文学出现了独特的景观。

《新满洲》杂志中时事类、论说类栏目自然是顺应“时局”的产物，在那异态的时空下，根本没有可能在这种准官办的杂志中发表不符“时局”的言论。通览杂志中的这一类栏目，作者都身居官位，普通文人没有机会进入。这类宣讲“国策”的栏目，《新满洲》的编辑也无权采编、删改，只有听命地照登不误。这其中还谈不到妥协和不妥协的问题，不能选择，只有服从。杂志编辑自知自己的权限活动范围，不可能以此类栏目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更多地把它们看作“保护伞”，在“保护伞”下进行“小动作”。《新满洲》杂志更注重在编辑事务上还有相当独立性的文学栏目，在文学作品的数量和样式上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并以此来反抗构建“新满洲”的“国策”。另外，从伪满洲国的文化控制机构来看，“自己人”的言论是策划好的宣讲，不必再规范再监察。而自由创作的文学作品是需要规范、监察、再规范、再监察，使其为“建国精神”、“战争时局”所用，形成所谓的“国策文学”和“报国文学”。可见杂志被“看中”的是文学这一阵地。由此应该远离争斗场的文学栏目，成了角斗场。这里虽没有看得见的刀光剑影，杂志的妥协和抗争却是比刀光剑影还恐怖的环境中进行的。对方及其推行的文艺政策一直处在绝对的强势，而《新满洲》中的文学只有妥协和顺从，但妥协和顺从的结果并没有为“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和“国策”无关的韧性的不合作之路。

《新满洲》虽然不是纯文学刊物，但所刊文章中文学创作占很大比例，大部分期刊文学作品已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就笔者所找到的60本（共74期）杂志统计，刊登长篇小说14部，中篇小说20部，短篇小说200篇以上，剧本13部，而且还集中刊出了一些“文学特辑”。这些文学作品构成《新满洲》中的文学独特态式：妥协中催生的通俗文学，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妥协中催生的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通俗文学创生新文体

1941年，《新满洲》杂志文艺类栏目开始大量刊登通俗作品。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东北文坛通俗文学创作的兴旺，杂志文艺版面的扩充，也许还有编辑个人的趣味等。另外还有两个深层原因。一个是伪满洲国对文艺的控制越来越明晰化

如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颁布的《思想对策服务要纲》，明确把文艺及著作的动向列为必须注意和侦察的目标。这个“要纲”令许多新文学作者恐怖。1941年2月《满洲日日新闻》还刊出《最近的禁止事项――关于报刊审查》，列举了八条在报刊杂志的文艺作品中限制和禁止的范围：1、对时局有逆行性倾向的；2、对国策的批判缺乏诚实且非建设性意见的；3、刺激民族意识对立的；4、专以描写建国前后黑暗面为目的的；5、以颓废思想为主题的；6、写恋爱及风流韵事时，描写逢场作戏、三角关系、轻视贞操等恋爱游戏及情欲、变态性欲或情死、乱伦、通奸的；7、描写犯罪时的残虐行为或过于露骨刺激的；8、以媒婆、女招待为主题，专事夸张描写红灯区特有世态人情的。并附注释说，其中激发民族意识对立者，专写黑暗面者、彻头彻尾描写花街柳巷等方面非常多。[38]这八条禁令不仅是针对作者，也针对编者，因为其笼统地涵盖了各种写作题材，带给编者和作者更大的恐慌，如果条条遵守，作者将不能写作，编者将不能编刊。虽然执行者后来并没有严格按照以上条款惩戒作者、编者和报刊，只要不危及“国策”、“时局”，也就允许这些作品“繁荣”“满洲文坛”了。但这些条款足以威慑作者和编者，给他们只留有一条粉饰伪满洲国的“明朗”的“国策文学”之路。3月23日出台的《艺文指导要纲》，把一直推行的文艺政策明晰化，开始了对作家个人的组织化控制。在这样一种创作编辑的环境中，一本准官办杂志要服从当局推行的“文艺政策”，不再刊登那些表现“民族意识”、“黑暗面”、“颓废思想”、“花街柳巷”等文学作品，而应多刊载“以建国精神为其根本，以求八弘一宇精神美”之作。《新满洲》杂志在总体上顺从了“文艺政策”，尽量少地刊出所禁止的相关题材之作，但并没有按照规定好的“国策文艺”的路线走，而开启了刊登通俗文艺的办刊方向。

另一个原因是商业利益的影响

。《新满洲》虽然身后有“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提供资金，这尽管是一个“特殊会社”，有强硬的“后台”支持。但作为按商业模式经营的特殊商品――期刊杂志，同样追求商业利润，《新满洲》也要和同类杂志竞争。《新满洲》创刊之时，当时文坛还有两大民营文学期刊《艺文志》和《文选》正在酝酿创刊，并且纷纷在1939年6月和12月开始发行，这两本期刊几乎网络了当时“满洲文坛”所有的优秀新文学作家。而同样以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满洲》，显然没有办法同其竞争。《新满洲》上的新文学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作家或自己编辑的作品，处在刚刚学习写作的水平，这样的作品不能同《艺文志》《文选》上的山丁、古丁、爵青、小松等成熟作家的作品抗衡。要看新文学的读者就会选择后者阅读，而对《新满洲》不屑一顾。以新文学占主体的《新满洲》的发行量会因此而受影响。其实《新满洲》一开始把自己定位于以发表新文学作品为主，也有其商业上的考虑。1938年9月《明明》杂志停刊后[39]，当时文坛几乎没有了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杂志，而这时的东北已经有了较成熟的新文学作者和读者。《新满洲》杂志在此刻出场，以刊登新文学为主是有其优势的。但为什么在《艺文志》和《文选》发行之前这段时间里，《新满洲》也没有刊出较好的新文学作品呢？这自然有文学生产自身特点，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时间的打磨。这其中还有很多文人因忌讳《新满洲》的刊名，而不愿为其写稿的原因。日本侵略中国炮制伪满洲国，当时的知识者大都明了这个事实，他们会本能地抗拒“新满洲”这个刊称。况且当时的文人正在筹划创刊自己的同人杂志。《新满洲》自然要被这些文人所冷落。直到1940年下半年《艺文志》《文选》等同人杂志停刊以后，才有些作家给《新满洲》撰稿。已经刊行两年的《新满洲》发行量一直不如人意，第三年又遇上了一出场就有惊人发行量的大众通俗杂志《麒麟》，要受其影响和冲击。由于商业利益的原因，《新满洲》也到了一个要改革的时期。当时的编辑们十分清楚，如果顺应“时局”，只刊登“国策文学”，那将更追求不到商业利益。于是，他们转而开始大量刊载通俗文学。

《新满洲》在向伪满洲国文艺政策和商业利益妥协的情况下，从第3卷第5期开始谋求大众通俗文艺读物的办刊策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6卷的前几期。期间刊出了大量的实话·秘话·谜话读物、侦探读物、反谍读物、历史读物、赤裸报告、私小说等。这些通俗作品尽管良莠不齐，但因其选材的特别，可以远离现实，淡化时代背景，缩减“建国”情调。这样就可以既不违背“时局”的“文艺政策”，也避免了刊载“国策文学”、“报国文学”的危险。

这些通俗作品的刊登，给《新满洲》杂志带来了新奇活力。虽然没有在发行方面赶上《麒麟》杂志，但在新型文体的开创上取得了意外的成绩。借东北独特风物展开想象而形成的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读物，开启了新的文学表现空间和表现方法，促成了别具一格的文类。

实话·秘话·谜话读物，是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底本，把之用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密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这种文体在伪满洲国十分盛行，大众通俗杂志、报纸副刊类都有刊登，并且占很大篇幅。但这些作品文学性不高，创作模式化。以名人隐私、离奇案情、色情故事、机关揭密等为事件核，加以露骨、直白地描绘，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但因所叙确有其事，其事又和凶杀、暴力、色情、隐私、神秘等主题元素相关，满足了普通市民的新奇、热闹、探秘、窥私等娱乐心理，人们更喜欢看自己身边繁衍的一出出活的戏剧。《新满洲》中的实话·秘话·谜话读物有：《老曹家复活了》（1942，3：10）、《风尘女作家》（1942，3：11）、《绿林好汉满红报恩记》（1941－1942，3：12－4：1）、《白河河岸的悲剧》（1942，3：11－12）、《狂暴的重庆暗杀团》（1942，3：12）、《韩边外十三道岗金矿创业秘话记》（1942，4：1）、《密林长白山的血斗》（1942，4：3）、《夹皮沟金矿开发沧桑别记》（1942，4：3）、《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1942-1943，4：4－5：5）、《黑眼镜的杀人放火》（1942.4：6）、《吉林韩边外兴衰记》（1943，5：8－9）、《石老庆和金龙》（1943，5：9－10）、《北地传说杂抄》（1943，5：11）、《白斯笃疫区笼城记》（1944，6：5－6）等。其中与众不同且有文体探索意味的是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读物。

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读物首见于睨空的作品。睨空是东北有数的通俗作家，主要以山林实话·秘话·谜话的创作见长，除上面《韩边外十三道岗金矿创业秘话记》《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吉林韩边外兴衰记》3篇外，在《麒麟》中还有睨空《九盘山的二毒》（1944，4：11），《新满洲》上还有他的间谍小说《作战地图》（1942，3：5）和实话小说《中国第一经济学者哀史：马寅初的笔祸》（1942，3：8）。

《韩边外十三道岗金矿创业秘话记》是他的第一部山林实话·秘话·谜话。以真人实事的东北传奇人物韩边外的发迹过程为主要内容。100年前盛极一时的韩边外，叱咤风云独占桦皮沟，被英人誉为世界一秘密亡国。睨空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出来。一、吉林第一个财主。开篇就说：“在吉林城里成为轰动一时，家喻户晓，流行在民间永未磨灭的故事……”[40]韩边外乐善好施，从冬至到开春，每天施粥，据说一天得五石小米。给读者似幻似真的感觉，不是对故事内容的怀疑，是对作者所说的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表示怀疑。二、深山中的采参客。这是一节仿佛博物小品，说明人参的种类、各种形状及功用，如何采参，采参者都为何人。虽为说明性文字，但所说之事神奇，文字生动，读起来依然妙趣横生。三、韩边外的奇遇。小说笔法，不但塑造了有血有肉的韩边外，还塑造了一群采参客的生活，写他们的爱恨情愁。四、大蛇和蜈蚣的相斗。童话写法。韩边外发行的“大货”（千年以上的的老参的别称），有丈二长的花蛇保护，而花蛇又有一仇敌七八尺的大蜈蚣，两“虫”相斗时，花蛇处于弱势，韩边外出手帮忙，救了花蛇。五、白衣女人的报恩。神仙故事。被蜈蚣所伤的韩边外，又被花蛇化成的女人相救。六、就这样的发财了。人间传奇。被治愈的韩边外，没有挖到参，失落地准备回关里老家，在小溪边洗脸，却意外神奇地发现了金矿。

这部作品融“传说”、“博物小品”、“小说笔法”、“童话”、“神话”、“人间传奇”于一体，在事实和虚构之间游走，虽接榫还有些生硬，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确实给读者以新奇感。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睨空又有一篇《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刊出，这部作品10万多字，在《新满洲》上连载了13个月，是杂志刊登的最长的一部文学作品。被赞叹为“好评频频，数万人欣喜的满洲第一部山林秘话小说”。该作品同样神奇迷离，写大兴安岭中鹿群和人们的生活，其中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及传说穿插很多，很像一本关于东北密林中动植物的趣味百科全书。作者以平等的视角对待人、鹿、山魈、植物和其他动物，生动地展现了密林生活的秘密。

张蔷的《北地传说杂抄》也属于这种文体，但他仅追求神奇的动植物传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串联，确确实实是“杂抄”了。

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这类作品很可能是受德国自然科学家爱德华·阿纳特所著《满蒙探秘四十年》的影响，当时近泽书房刊行了李雅森的译本。此书是阿纳特博士40多年勘察东北密林的记录，其中有动物、植物、外星人、怪教徒等神奇故事。另外，当时颇为流行的白俄作家拜阔夫的以动植物为主要描摹对象的小说，对之也会有所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北特有的风物，以及尚存的北部许多游牧的少数民族，他们和自然相互依存，关于动植物的灵异传说很多，这些传说启发了文人的创作灵感，形成了这种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小说于一体，又突破各种文体规定性的文本。但很不幸，这种文体实验尚在初级阶段，就很快夭折了。

女性作家推进文学发展

《新满洲》杂志女性作者颇多，她们创作兴盛的原因，和杂志中大众读物的兴起几近相通，其中有苛烈的创作和采编环境的原因，也有追求商业利益的因素。回归自我情感的女性写作，一般会远离时代背景，当时的女性作家也很自知自己的写作特征。“社会或经济的动态变更到如何的地步，从不影响他们的写作的态度，倘如我们不自隐的话，这是女性写作家共同的感觉”。[41]因为远离就不会有“对时局有逆行性倾向”、“刺激民族意识对立”等作品，不会触犯当局的文艺政策；而女性写作本身的暧昧性，会吸引一定的读者，给杂志带来商业利益。可见，女性写作的兴盛也和向“时局”妥协不无关系，同样这妥协的结果不是靠近了“国策”，而是走上和“国策”无关的创作之路。

《新满洲》中的女性作者有吴瑛、梅娘、杨絮、但娣、朱媞、蓝苓、冰壶、叶子、郁莹、乙卡、桐桢、柳玳、澜光、李姗、左希贤、砥中等，她们富有探索性的创作，给《新满洲》杂志增色很多，今天的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启示。

吴瑛，是当时一个多产而优秀的作家，既写作，又当编辑。《新满洲》中所见她的作品有：小说《影》（1939，1：3－4）、《旅》（1941，3：6）、《六月的蛆》（1942，4：9）、《如意姑》（1943，5：5），散文《沉默与我》（1941，3：4）、《飘沙》（1944，6：4）、《我的败北》（1944，6.：7）。她的作品执著于探索女性自身的问题。从女孩到妇人的困惑和无奈，吴瑛用最直接的方式加以展现。吴瑛在伪满洲国被称谓“白描文学的圣手”[42]，她的许多作品被介绍到当时的日本。

《影》写好看的乡下女子嫁给城里人的紧张，买嫁妆，洗澡，剪头发，把留了十几年的美丽辫子烫成“黑羊皮帽”式的发型。而且这一切事件的发生都通过两个女孩的眼睛所见。这种独特的限知视角，包含更多的意味，待嫁女子的对未来的朦胧憧憬，小女孩对成人女性世界的羡慕和渴望长大的欲望。但小说的结尾叫人扫兴，“姑”原来是给个抽大烟的做小老婆，这种“抖包袱”式的民间故事写作模式，了无新意，影响了读者酝酿良好的阅读情绪。

《旅》探讨的是年青少妇局促不安的生活。离开自己母亲时，母亲告诉她要听婆婆的话，讨好丈夫，从此你的家在那里。在乡下和长脸婆婆一起生活，婆婆挑三拣四，唠唠叨叨。跟随在哈尔滨工作的漂亮的丈夫到了都市，却因在丈夫极“体面”的朋友面前表现得呆笨，被丈夫厌恶，又被送回乡下。“第二天早上，她又同那个漂亮的男人离开了第一次到过的都市。没有喜欢，也没有痛苦的眼前晃起那个长脸婆子的脸。”[43]吴瑛完全用白描的手法来叙写少妇的日常生活，仿佛强迫一般地不用心理描写，极淡的笔墨绘出了少妇那无趣无聊无望的生存现状。

小说《六月的蛆》也是描绘女人们的性格，那些无知无识、有活的躯壳没活的灵魂之人们，吴瑛用苛责的笔法惟妙惟肖地展示出来。

吴瑛从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卒业后，一直在东北的出版业工作，初任《大同报》外勤记者，继任“国通社”《斯民》编辑，不久又转任“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任单行本编辑。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两极》，该作品曾获得第一届民间文学赏――“文选赏”。她可以说是当时东北文坛女性作家中执牛耳者，备受各方面关注。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大内隆雄同她一起编辑过《现代满洲女流作家选集》，吴瑛把自己推崇的女作家悄吟（萧红）和刘莉（白朗）的作品放在里面。

杨絮，集歌手、编辑、作家于一身，因为敢于真实地写自己的生活，成为当时文坛中的另类。吴瑛对杨絮的评价是：“兴来时以着近于写作的天才，任感情的奔放一泻千里的吐露着，没有一定的从文观，更缺乏永续的从文志，既不计较时代的任务与背影，更不会确立了作家的观念与职志，这倾向，恰即一般所谓依赖着天才的奔放的文学少女。”[44]这种评价是中肯的，既无“从文观”亦无“从文志”的杨絮，随性而写，却写出了与众不同的文字。《新满洲》中杨絮的作品有：《伤残的感情》（1941，3：2）、《我的罪状》（1942，4：7－8）、《我的日记》（1943，5：5－6）和《古井》（诗）（1941，3：4）。

《我的罪状》，笔者称之为自叙传私小说。这部作品是她在长春两年生活的公开告白。看一下作品的部分目录，就可窥知一二。“一个人从家里逃了出来”，“开始了认识男朋友”，“我太爱虚荣和出风头了”，“自命为国都的文学青年”，“不问青红皂白开始放送”，“决心当了歌手的生活”，“恋爱就像一种流行热病”，“自己一向走着太放任的路”，“渐渐的感到作女人难了”，“有时我也背地流泪”……这是个人生活的大胆记录，而这个“个人”还是当红的女歌星，这种文字“写真集”，吸引了众多读者。但杨絮在暴露自己的生活之私时，也画出了当时部分文化人的情状，并且这其中还含有她的思考和嘲讽。杨絮的文字因为真实而有分量。“渐渐的我又从半相恋的爱人方面，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些新朋友可有些了不起，他们都自命为国都文学青年，掌着全国文学之命脉，他们一个个抽烟饮酒坐茶店，闲来谈谈女人，高兴写东西时，再扯上一套吓人，反正谁又真个懂得文学？写出来能有发表处，发表后再联络别人捧捧场，然后就有人把名衔落在头上，文学家╳╳。是的，就这样互相捧着，渐渐便有党派，于是便分出流来，彼此勾心斗角，丑态百出，有时甚至两党相见时手嘴不停，呜呼哉文学，我反倒看得很有意思。”[45]

到了《我的日记》，杨絮干脆抛弃小说的名目，直接用日记体来呈现自己的生活，文中还涉及到当时文坛许多真人姓名。

杨絮以她的生活和文字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明星，出版了两本作品集：小说、散文、诗合集《落英集》和散文集《我的日记》，以及译文集《天方夜谭新篇》。

梅娘在东北的时间并不长，1938年到日本留学，1942年回国后在东北暂短逗留，便随丈夫柳龙光定居北平。但她在东北出了两本作品集《小姐集》和《第二代》，受到东北作家和读者的推崇。她在《新满洲》上有一篇小说《侨民》（1941，3：6），写得也非常有特色。

梅娘|

1920.12.22—2013.5.7

《侨民》颇有海明威的小说《白象似的群山》的味道。小说选取一个生活的横切面，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作者以限知性的客观叙述视角来叙述，没有对事件的背景、人物的身份、经历等给以交待，这使小说呈现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在日本关西的急行电车――阪急上，一个从大阪到神户的年轻女子，对给自己让座的一对朝鲜人产生了种种猜测。小说情节平淡之极，就是叙事人“我”所见的两个朝鲜人，他们几个简单动作，让我听不懂的几句对话，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表情等。还有就是“我”依据所见对他们的种种猜测，他们的关系，夫妻？工头与雇工？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情感。但叙述中充满了“谜”，这个“谜”引领着“我”“作者”和“读者”，“谜”的魅力不是指向“谜底”，而就在这“谜”的展示过程之中。女人，“一会儿摸摸自己的衣结，再摸着裙子”。男人，“脸上摆着竭力装成的高贵人常有的不怒而威的样子，但他觉到了我的注视后，表情立刻局促起来，脸不自然地红了”。[46]梅娘以哀悯的情绪，叙写这微小的动作和表情，其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韵味，甚至能唤起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体验。小说不足之处是叙述不够简洁，此外结尾一句“我仿佛替那个可怜的女人向她底丈夫报复了”，“她底丈夫”来得唐突而莫名其妙。

《侨民》可以用米兰·昆德拉给予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的评语来评论：从这篇短短的小说出发，可以想象无数的故事。

吴瑛、杨絮、梅娘的作品，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她们的思考，她们的探索，可以说使东北文学向前并有所推进；她们提出的问题，她们贡献的表现方式，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这几位女性作家的独特表现，当时东北文坛一些敏锐的批评家也有所发现，“在满洲，本格的从事着文艺的创作，直接间接对于满洲文运有着不可否认的推动的功绩的女性作家，严格的提起来，该是这几个人吧！悄吟（萧红），梅娘（敏子），吴瑛（英娘）”。[47]

阅读伪满洲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仿佛有一种本能性的思考习惯，促使我们把读到的作品分为附逆的和反抗的两大类。笔者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总是提醒着自己要抛弃那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既不是附逆也不是反抗的大多数作品上。但即便如此，那种惯性的思维依然时时会侵扰进来。在反思这种思维的顽固性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其如此顽强存在的有效性。对于那个特殊阶段的文字产品，我们仅仅做出“既是……也是……”或“既不是……也不是……”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事实，就如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大部分作家不能脱离现实而生存一样，他们要作判断，我们研究者也要依据他们的产品做出判断。为此，笔者选择了当时的准官办刊物《新满洲》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7年的编辑流程中的主体倾向。清理出它的顺从和妥协，也发现其抗争的痕迹。

虽然做出清晰判断如此重要，但很显然，仅仅作此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进入文学作品的研究时。进入文学作品研究，笔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面对大量的粗糙而意思浅白的文字，把这些他们当作文学来读，还是当作社会学资料来看？为此笔者尽可能地选择那些具有文学精神的作品来分析，选择了通俗文学中的山林实话·秘话·谜话读物和女性新进作家吴瑛、杨絮、梅娘的作品，对之进行文学性的评析。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具有文学精神的作品生产者的身份？比如古丁、爵青、戈禾、穆儒丐等，他们曾在伪政府担任过重要职务，而他们的文学作品在伪满洲国都属上层之作。笔者着眼于他们的文学家地位，而非是政治家，这不等于为他们的某些行为开脱。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有文学精神的附逆作品？这是假想出来的一个问题，在研究范围内，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暂时无法回答。

注释:

1.笔者一共搜集到60期，共（74期）杂志1939.1:4,8-12；1940.2:1-12；1941.3:1-12;1942,4:1-4,6-7,11-12；1943.5:1-5,7-12；1944.6:1-5.7-11；1945.7:2-4（合刊）。分别藏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存、吉林省图书馆存、辽宁省图书馆存、长春市图书馆存、吉林大学图书馆存、哈尔滨市图书馆存。

2.宋毅《满洲一年的出版界》，《华文每日》第12卷第1期，1944年1月，第26页。

“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7年3月29日，伪满洲国以敕令第41号公布《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法》，确认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为特殊会社，出版发行和销售一切教科书，编辑创办“国策”优良图书，印刷“国策”和一般图书，进口日本出版物。

4.《本刊启事》，《新满洲》1卷9号，1939年，第111页。

5.《新满洲》杂志的页码不固定，以第2卷为例，第1号226页，第4号206页，第7号250页，第8号252页，第9－12号均202页。

6.《编纂余话》，《新满洲》2卷1号，1940年，第226页。

7.笔者所见第1卷缺6本，在所见6本中只有两篇日系文人的纯文艺作品：武者小路实笃的小说《七代将军的自白》（1：10－11）和龙太郎的电影剧本《灰烬》（1：12）。而第2卷笔者通览全部，所见日系作品自然较多。但可以知道的是，第1卷有专门给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创办的“译丛”栏目，有些“日系”文人会在此发表短小的随笔，质量一般，而第2卷的“日系”作品大多发表在文艺栏目，质量较高。

8.《编纂余话》，《新满洲》3卷1月号，1941年，第220页。

9.《编纂余话》，《新满洲》3卷1月号，1941年，第220页。

10.刘盛源《新满洲怎样新的》，《新满洲》3卷1月号，1941年，第25页。

11.吕俊福《贡献给新满洲的一点意见》，《新满洲》3卷1月号，1941年，第23～24页。

12.吴郎《编后的话》，《新满洲》3卷6月号，1941年，第202页。这里说的“驰名国际”，是指这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在日本、中国的华北等地有所影响。

13.吴郎《编后的话》，《新满洲》3卷6月号，1941年，第202页。

14.大内隆雄《“解说”爵青<黄金的窄门>》，《满洲公论社》1945年7月15日。转引自〔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15.筒井俊一《艺文家的愿望》，《新满洲》4卷新年号，1942年，第38页。

16.《新满洲》5卷3月号，1943年，目录页。

17.“这是中东路卖给日本以后在中国铁路员工中发生的故事，我是想写成长篇的，在《新满洲》杂志上连载，题名《芽月》后因要我修改内容和编辑部闹翻，中止连载，编在编辑中短篇小说集《丰年》时，将它改名《金山堡的人们》。”山丁自述，见《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五辑，1987年11月，哈尔滨文学院编，第162页。

18.吴郎《关于满洲的童话》，《新满洲》4卷11月号，1942年，第100页。

19.罗特《一年来的华北文艺界》，《华文每日》第10卷第1期，1943年1月1日，第7页。

20.《编后记》，《新满洲》4卷7月号，1942年，第114页。

21.《编后记》，《新满洲》5卷1月号，1943年，第114页。

22.“文学报国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5月，日本国在情报局指导下结成的文学统一“国策”组织。目的在于贯彻日本的侵略政策。日本许多作家被网罗其门下。文学报国会有宣传“国策”的一面，同时也企图将作家全部控制在情报局的监视之下。

23.《大东亚文学者建设五人掌谈》，《新满洲》5卷1月号，1943年，第105页。

24.吴郎《决战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会手记》，《新满洲》5卷12月号，1943年，第84～87页。

25.《新满洲》5卷3月号，1943年，第18页。

26.林鼎《康德十年度上半年新满洲文艺之我观》,《新满洲》5卷9月号，1943年，第98页。

27.《编后记》，《新满洲》6卷1月号，1944年，第12页。

28.“这一篇便是虚与委蛇，阳奉阴违之作。为此，编辑先生还特意在标题上标明‘增产连载小说’（即增产助战）。借‘连载’为名，拖延时间。但1945年日寇灭亡前夕，我竟遭到日宪兵逮捕，他们指出：这不是协助‘圣战’，而是一篇恋爱小说。其实他们只说对一半，爱是有的，而不是男女之间的一己之爱，我想写的是通过徐颖达这个人物，能表现出另一种深沉博大的爱。”见秋萤《<风雨>·前记》，《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六辑，1987年12月，哈尔滨文学院编，第181页。

29.桐桢《九月雨》，《新满洲》6卷10月号，1944年，第54页。

30.叶子《失明者的明天》，《新满洲》6卷11月号，1944年，第41页。

31.朱媞《邻组小记》，《新满洲》6卷11月号，1944年，第60页。

32.《新满洲》6卷8月号，1944年，第13页。

33.《编后记》，《新满洲》6卷9月号，1944年，第80页。

34.《编后记》，《新满洲》6卷10月号，1944年，第80页

35.献纳诗，即向当权者献纳的诗歌，在伪满洲国的报刊中通用的一个文体名称，这其中又包括“国策诗”和“击灭英美诗”，后期以“击灭英美诗”为主。

36.《刊载<献纳诗>绪言》，《盛京时报》1943年，6月13日。

37.《编辑后记》，《新满洲》第7卷2、3、4月合并号，1945年，第60页。

38.参见《资料》，于雷译，《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181页。另见[日]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304页。

39.《明明》，1937年3月创刊的中文综合性杂志，从第6期（1937年8月）开始，改成纯文艺杂志，到1938年9月（第4卷1期），因经济原因停刊。

40.睨空《韩边外十三道岗金矿创业秘话记》，《新满洲》4卷1号，1942年，第73页。

41.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青年文化》第2卷第5期，1944年，第26页。

42.吴郎《一年来的满洲文艺界》，《华文每日》第10卷第4期，1943年2月15日，第14页。

43.吴瑛《旅》，《新满洲》3卷6号，1941年，第165页。

44.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青年文化》第2卷第5期，1944年，第26页。

45.杨絮《我的罪状》，《新满洲》4卷7号，1942年，第49页。

46.梅娘《侨民》，《新满洲》3卷6号，1941年，第182页。

47.韩护《<第二代>论》，陈因编《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6月，第307页。（此书在伪满洲国出版时，出版时间以日本昭和纪年，标明昭和十八年六月。当时在“关东州”出版的书籍大多用这种日本国的纪年方式。）

end

本期编辑：余漪

想更多了解伪满洲国文学怎么做？

点击蓝字关注，获取更多学术文章！

版权申明: 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或网友自行上传，如果有侵权行为请联系站长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