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想入非非

对口相声。作为工地临时工的“我”平日里好吃懒做、不学无术，同时又好高骛远、想入非非。为了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我”用“加里森”的笔名写了一个仅有一千多字名为《寡妇》的剧本。因为内容脱离生活，荒诞无稽，遭到电影厂的批评。作品塑造了一个不学无术、急功近利的小市民形象，同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反映了当时电影艺术的状况，讽刺了艺术形式盲目跟风、艺术内容千篇一律的创作者。《姜昆表演相声精品集》收录。姜昆、李文华表演。

在青汶著《姜昆外传》（台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中，介绍了《想入非非》的一段遭遇：

第四章苦辣酸甜

《想入非非》不受专家们的青睐

1981年6月，姜昆同李文华到陕西的岐山去采风。那里有一个汽车制造厂，他同年级的同学，大多分配在那里。他们之中，有的当了车间主任，有的当了党支部书记，绝大部分都是厂里的骨干。他们两个人，在那个山沟里呆了近一个月。一个月没有白呆。写出了相声《红茶菌与打鸡血》、《歌迷理发》和《想人非非》。

回到北京一实践，相比之下《想入非非》效果不错。几经演出和修改之后，他们带着那个节目，参加了8月份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北方片曲艺调演。

《想入非非》这个相声，写了一个青年人，一心要写电影剧本出名。他把“水浒”读成“水许”，不知道曹雪芹是男的还是女的。但，他立志要把他的剧本搬上银幕，野心不大，能夺个奥斯卡金像奖就可以了。这个新时代的“狂人”,在漫无边际的幻想的催发下，足足写了有四斤半稿纸的脚本。结果投稿以后，电影编辑告诉他文化水平太低,基本知识很差,没有采用他的“大作”。他埋怨那些编辑

“不支持青年人的创作”，提出了“即使不采用也不要紧，可以先把稿费付给我”的要求。结局是一气之下拿着剧稿到废品收购站卖了废纸。

当今时代，确实有这种“热血青年”，他们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精神是可取的，但是他们不学无术，仅就一知半解，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说，且又妄自尊大。一旦遇挫，首先不能反躬自问，而是怨天尤人，到最后自暴自弃。《想入非非》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实际些，再实际些。”

他们带着他们的《想入非非》，满怀信心地来到了曲艺之乡天津。全国相声界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都到齐了，可谓高手云集，名家荟萃。对姜昆、李文华这对艺林奇人，究竟能拿出什么样的惊人之作，大家均拭目以待。

在此种情况下，姜昆何尝不想震撼一下呀！

然而，曲艺界的相互观摩，决不同于对一般观众,台下坐的全是内行，是专门研究笑料的专家，你有天大的本事，十个“包袱”能响一个就算不错了。

作为姜昆，可以说，什么场面都见到过,除特殊原因而外，他从来没有胆怯。可面对当时那种硬碰硬，当面“审贼”的场面，他虽然还谈不上胆怯。但或多或少有点担心。

丑媳妇难免见公婆，既来之则演之，而且还要竭尽全力演好。万没想到，那次的演出效果还真算可以，该笑的地方,基本都笑了，连那几个在评委席里，板板着脸，专门挑刺儿的专家们，也都张开了笑口，尽管看去是似笑非笑……

在同行中能演成那样，他们自我感觉已经满足了。可是到了讨论作品的时候，可不是观摩的时候那种氛围了。

曲艺界的评论家薛宝锟，曲艺作家王鸣录，都是他姜昆从内心尊敬的老师。但在讲评作品时，却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场面。这回涉及到他自己的作品，他没有坚持什么，他怕人家说他孤芳自赏，听不得不同意见。

薛宝锟说：《想入非非》这个段子的主题是两个，一个比较隐晦地嘲讽了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弊病，一个是直接嘲弄了一个无知而狂妄的青年，但是两个主题没有有机地结合。”

王鸣录说:“要是我写这样的青年，我要歌颂！那么敏锐的洞察力，那么坚强的毅力（指写四斤半稿纸的脚本），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成功。你所讽刺的正是希望。”

坐在现场的姜昆，看样儿是在洗耳恭听，可内心里早已忿忿然了:“这样的小伙子我认识的有一大堆，他们完全有可能对世界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中国。”

曾经有一个小伙子写了一篇作品给他:“姜昆同志，这是我一年多时间用血和汗汇成的相声。你如果不辜负我们这里的姜昆迷及青年对你的希望，你就把它说出来！”

他看后，怎么说好呢？只能说他的热情可佳，对相声来说，他不是什么水平高低问题，而是根本不得要领。你看，他信封上写的是北京体育团。可见，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曲艺，不然怎么把曲艺和体育同日而语了哪！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对不起，只好辜负了他的热望。

这就是说要想做成一件事，光有美好的想象不行，还必须具备成功的把握。从想象到事实,需要有很长，甚至是很艰难的一段距离。就拿农民种地来说，不是光把种子埋到地里就行了，除了自然界阳光雨露照射滋润而外，还要人们付出大量的精力和体力，像施

肥、除草、灭虫。到庄稼成熟的时候，随之而来的还有割、拉、打、晾、晒、人仓等等。针对大家对《想入非非》的意见，他没有面对面去辩驳。如果他是个没有涵养的人，他就会用上述的例子当做《想入非非》的辩护词，和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做针锋相对的论辩。

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一方面是我所说过的涵养，另一方面，他寄希望于评比。

结果《想入非非》大失所望，没获得进京汇报的资格。它的命运和许多作品一样，只获得了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全国创作、演出二等奖。说老实话，他是抱着夺一等奖的希望去的，落选后懊丧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此，他真的不服气。回到北京后，文化部负责演出的同志找他商量，要求他能在北京公演的时候参加演出。他回答:“人家都是一等奖，就我们是二等奖，多寒碜呀！”

过了没多久，文化部着手组织国庆文艺晚会演出节目，点名让他们参加，他坚持要演《想入非非》，负责演出的人答应了。

作者兼演员、评委、观众，对于《想入非非》这个作品发生了主观希望和客观反映之间的落差。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艺术欣赏过程。

同时作为观众又是喜剧理论研究者的陈孝英先生，对于《想入非非》这个相声，也在《幽默的奥秘》（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第203页）一书里谈了一点想法：“有些小说和相声将中国传统幽默的喜剧性与西方意识流技巧的跳跃性糅为一体”（编者按：该句话注脚中指出“姜昆创作的相声《想入非非》1981年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北方片】观摩演出节目）”

无独有偶，刘梓钰先生在《刘梓钰曲艺理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222页）中在谈到王鸣录先生创作时，有这样的论述：

我们的相声创作，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个

段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每一个细节和包袱都必须成为这个问题的对应符号，让观众无需思索，就一览无余。一般说来，这也不能算错。但是，如果将其绝对化，势必要将艺术创造的复杂过程简单化，把复杂的艺术欣赏过程简化为灌输与被灌输、给予与接收的关系，导致直奔主题，少含蓄，少蕴藉，直、白、浅、露的弊病。

目前，面对迅速变革万象杂陈的现实生活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努力扩展作品的生活、思想容量，已经提上了相声创作的议事日程。能否以最小的艺术面积集中丰富的生活和大量的思想，应该成为每一个不甘平庸的作家的追求。

——《当代文学相通的理性和思辨——王鸣录创作论之一》（发表于中国曲艺出版社《曲艺艺术论丛》第6辑1986年版）

巧合的是，这段论述王鸣录先生创作中的文字，似乎对于王鸣录先生和薛宝琨先生批评的《想入非非》，又是一种解读。姜昆确实想“以最小的艺术面积集中丰富的生活和大量的思想”，而且其早在1981年便如陈孝英先生所述，进行了“将中国传统幽默的喜剧性与

西方意识流技巧

的跳跃性糅为一体”有益尝试（

早于1987年的《虎口遐想》

姜昆主观想通过《想入非非》劝诫给他来信（信封上却写着“北京体育团”）和其他“他们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精神是可取的，但是他们不学无术，仅就一知半解，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说，且又妄自尊大。一旦遇挫，首先不能反躬自问，而是怨天尤人，到最后自暴自弃”的“热血青年”们，“实际些，再实际些”。而其中确实又杂糅了“一个比较隐晦地嘲讽了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弊

病，一个是直接嘲弄了一个无知而狂妄的青年”，甚至这个一心只看重获奖和稿费的青年，似乎又与1986年，

由天津市曲艺团编导组选题，石世昌执笔，马志明利用20天时间加工丰富排练的对口相声《五味俱全》有些相似的地方。

《五味俱全》马志明、黄族民

而《想入非非》和《五味俱全》（

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及其相声艺术浅谈

）的境遇也存在着戏剧性，一个是当时评委、观众反响平平，一个是当时评委、观众反响热烈，但结果都是与比赛大奖失之交臂。但这两段相声却至今都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相声《五味俱全》，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专业相声演员大赛，这个节目面对生活，针砭时弊，表达情感，复归了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复赛期间反应强烈。可以视做马志明重燃艺术激情、进取创新的一个成果。也得到马三立的称赞。与会的专家评委也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熟料，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结果令人落寞，莫说一等奖，连三等奖也无，只给了一个鼓励奖项——荧屏奖。

相声《想入非非》尝试“将中国传统幽默的喜剧性与西方意识流技巧的跳跃性糅为一体”、“以最小的艺术面积集中丰富的生活和大量的思想”；而相声《五味俱全》的主题显得更“纯”，

是马志明先生完全继承“马氏相声”精髓的标志！巧妙地化用“马氏相声”的包袱设计技巧，运用多种表演形式，如：单弦、评剧、流行歌曲、乃至戏曲动作都恰到好处地安排进来。驾轻就熟，运用自如，为塑造典型人物服务。

《想入非非》着眼于“新尝试”，因为“新”所以难免有不成熟，亦或是超越了当时人们欣赏习惯的问题，现场表演遭到冷遇也属正常；而《五味俱全》侧重于“传统继承和发展”，符合当时受众欣赏习惯并且有继承有发展，表现形式多样，现场效果火爆可想而知。但尽管如此，两段节目在获奖上却是“殊途同归”，也是能令人“莞尔一笑”的。

在两段相声的结尾，主人公的作品虽都进了废品回收部门（《想入非非》是废品收购站，《五味俱全》是造纸厂）而《想入非非》“人家说当废报纸卖才给一毛三”“卖废品了。”着眼于“规劝、劝诫身边的青年朋友”；而《五味俱全》“造纸一家全要了。”捧哏那句寓意深刻的话：“回炉了！”似乎不仅指的是粗制滥造的武侠小说，更是寓意深刻的指向了具有唯利是图国民劣根性的这类小人物，应该“回炉”锻造。

在深刻性上，也许1986年的《五味俱全》更胜一筹，但在迅速反映社会现象上1981年的《想入非非》当仁不让。

不同作品满足的是不同观众的口味，《想入非非》里歪改《外婆的澎湖湾》也许能一下子吸引住喜欢台湾校园歌曲的青年人；而《五味俱全》里传统曲艺曲种和戏曲身段，又会吸引习惯欣赏于这一类艺术形式的观众。演员都是立足于自己擅长的和努力追求的方面出发，进行着丰富多彩的舞台实践。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指出：“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无论是《想入非非》还是《五味俱全》，如今都依然值得再去细细咀嚼回味。

这里又联想到一个问题，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而这样高质量的相声所创造的“审美大众”，如今还有多少？而粗制滥造乃至“三俗”的所谓的相声，又会“创造”出怎样的“大众”呢？

对于网上一些网友提出的“相声得改革”“市场是检验艺术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不妨来看看刘梓钰先生在《刘梓钰曲艺理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6页）中的一段话：

这里，要特别纠正这么一种见解：哪种曲艺吸引的观众越多，哪种曲艺改革的成绩就越大；而保持不保持曲种原有的观众群，则无关宏旨。这种见解之所以不对，首先，就在于它的主人不明白以下道理：任何一种艺术，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赢得世上每一位观众的青睐，它只能满足一部分观众正常的审美要求，在巍峨的艺术殿堂上争得一席座位。如前所述，一种曲艺的观众群，对这种曲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忽视它或干脆无视它，不啻忽视或无视该曲种的生命和审美特性，必然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

淖，胡改乱革，从根本上扼杀这种曲艺的艺术生命，

把“曲艺改革”变成了“曲种消灭”

。其次，由于这种见解以吸引观众为唯一目的，所以，

它容易使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上座率，而不顾及其他，甚至不择手段，以迁就、迎合观众不正当的审美要求为能事，走上邪路。

——《试论曲艺改革的客观标准》（发表于《曲艺》1988年第2期）

当下的一些“相声”是否正走在了“邪路”之上呢？

【相关阅读】

相声《诗歌与爱情》带来的审美愉悦

姜昆的“宣言”

姜昆的传统相声《金刚腿》

相声《哺乳诗》是喜剧？还是悲剧？

姜昆，为什么着急？

姜昆的《打灯谜》说到了台湾去……

扒一扒姜昆的老底……

他是侯宝林的忠实继承者？

版权申明: 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或网友自行上传，如果有侵权行为请联系站长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