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成为首个庆抗战胜利的假日

从抗战胜利那天起，中国老百姓习惯把8月15日作为胜利的日子，每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一天前后最为集中。9月3日反而稀少。但从法定角度来说，日本投降是在9月2日，而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胜利纪念日，是当时的国际惯例。

省委党校文史教授王建学解释了约定俗成与法定的不同，“8月15日日本宣布的是停战，而非投降，更未签署投降书。‘终战诏书’通篇没有‘投降’二字，只字未提侵华战争。而且，天皇宣布投降并不意味结束，还有一系列后续问题，诸如接不接受投降；投降之后战俘、赔偿等问题如何按照盟军要求处理；投降需要日方做些什么，这些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行为。只有当这些问题落于书面之后，才有法律效力。”

从8月15日开始，日本正式投降仪式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举行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让我们重回1945年9月2日的记忆。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

次日，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定这一天为纪念日，下令悬旗3天，举国庆祝。1945年的9月3日，也就成为了当时第一个全国放假三天、欢庆抗战胜利的假日。

与之呼应，千里之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9月2日签字当天，决定9月3-5日放假三天。

官方之外，民间则用自己的方式予以纪念。当日，重庆民主人士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举行扩大座谈会，决定以9月3日为组织命名，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由此得名。

虽然人们习惯成自然将8.15当成抗战胜利日，但对于9月3日这个日期，人民政府早在1951年就做出了规定。当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表《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

时间走了48年后，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五条规定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等均不放假。

王建学认为，“9月3日是近代中华民族第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日子，民众应该多加重视，对待这个日子人们应该像8.15那样熟稔。

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时代特色

“早期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共都是分着纪念”，1946年至1949年间，国共内战背景下的抗战胜利日纪念可用尴尬二字形容,内战也让这个日子的喜庆淡了许多。

194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节日放假办法》，其中，把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失误。”

“这种失误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51年就更正了，并规定了宣传基调”，王建学还记得大致情景，1951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为9月3日。周恩来为此于同年8月13日签署政务院通告。

通告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

“当年9月2日，5000余人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六周年大会。”王建学说。

此之后40余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每年都进行庆祝，只是在“逢十”的年份举办一些活动，方式也从有中央领导人讲话，逐步演变为由最高领导人发表讲话。

1985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党的抗日贡献得到了承认，“让历史归位”，有专家如此评价。

“1995年，首次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放到了一起同时纪念；而2005年则是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国家纪念。时代需要让抗战的记忆归来，让抗战的荣耀归来”，1995、2005年，王建学记忆最深的两个9.3纪念日。

我国缺乏国家级的胜利纪念日

“欧洲人把二战胜利当作节日来庆祝，每年进入5月人们就开始盼望5月8日欧洲胜利日到来；5月9日的红场阅兵震撼人心。”王建学将此归结为政府主导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一种体系，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影响日益深远。

与此相比，我们的纪念日活动就显得弱了很多。

这与中国人历来含蓄无关，与纪念日尚没有形成国家规模与体系有关。

我国与抗战有关的纪念日不可谓不多，9.18是国耻日，7.7是全面抗战的日子，12.13是南京大屠杀的祭日，9.3是抗战胜利的日子。每年的这些时候，沈阳有汽笛长鸣，南京全市拉响警报，但这些都是地方性而不是全国性的活动，“不管哪一天，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有一个正式的、由政府主导、国家规格的胜利纪念日。”

2005年3月，香港的人大代表朱幼麟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建议每年举行国家级的纪念大会。

2014年2月27日，人大将9月3日法定确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统一纪念以前没搞过，现在搞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定会对当事双方产生影响。14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惟一完全胜利的战争。对于这样的一次伟大胜利，感情是必然，还应从理性上认识，要有一个符合历史、科学、准确的国家纪念日。”王建学区分了常规纪念日与国家纪念日的不同，“前者，你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纪念，但没要求政府出面，可以纪念，也可以不纪念；后者，必须由政府出面，以官方形式出现，要有一定仪式来纪念。”

胜利教育可以形成强大公共文化

今年的9月3日，将是第一个国家规格的纪念日，“有助于彰显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公共文化，有助于对日本右翼势力形成有力回击。”王建学用3个“有利于”概括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规格纪念日的意义。

“我们缺乏胜利教育，纪念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如今，像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逐渐成为更主流的大众文化，在美国、英国、法国，纪念战争的开始与结束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公共文化。

“国家级别的高规格纪念，能帮助人们了解中国各个群体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包括共产党，包括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也包括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比如那些在艰苦年代仍然保持社会运转的人。”王建学特别强调了一点，“也可以让日本国民，了解他们的国家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怎么的苦难。”

王建学这句话有感而发，“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读卖新闻的记者问我‘王先生，在沈阳看到的这些日军侵华遗址让我很新奇。在国内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我所学的亚洲近代史、日本近代史中没有这样的内容。’”

“每年8月15日本内阁大臣中都有人参拜靖国神社，他们膜拜东条英机的那句话‘我对战争失败负责，不对战争负责，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示威。我们在9月3日以国家规格纪念是对日本参拜的一种回击，如果能够把纪念日形成一种文化，不仅能影响自己，还能影响日本。”

在王建学看来，沈阳纪念第一个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有格外之意，“作为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城市，作为完完整整记录了14年抗战历程的城市，沈阳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在国家的基础上，应该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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