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甬江水，巍巍招宝山。千年镇海生于海、兴于海而又盛于海。古代镇海先后改名为望海、静海、定海，始终脱不了一个“海”字，因为她本来就是“海堧之地”。先民占尽了海上人家的鱼盐之利，也尝够了近海的苦头，较内陆地区更重视水利，是以至今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古塘、古碶、古桥和古道。这“四古”，为镇海人民生息繁衍、安居乐业发挥了巨大作用，谱写了一曲曲光彩夺目的篇章。2022年伊始，镇海区政协策划推出“海天拾贝”系列，带读者领略镇海古塘古碶古桥古道独特魅力，共同探寻其背后迷人的历史文化故事。

大寺门前大市堰

大市堰和妙胜寺相距四里，但是旧时的大市堰还曾写作“大寺堰”。镇海内陆靠中大河两岸，可以用河网如织来形容其千百年间海退后余遗的滩涂演变过来的河相地貌。自西向东流的中大河在流经大市堰的河段，其河道走向变成了自北而南。周边有周林港、官仓港、前港三大支流和董、王、杨、傅四条以族姓命名的小河浜融会贯通，水陆相济，水陆两利。利于农事，是因为大市堰秋冬蓄水供春夏农用，以避免干旱；利于商贸则是在内河航运上，近在本乡，远到绍兴、余姚、鄞奉、慈溪，水陆物资应有尽有。自古以来，大市堰一直是镇北区域的重要水利枢纽。据乾隆《镇海县志》记载：大市堰，三都，上接慈邑潮源，下为东乡之所取济，诚水道之锁钥也。新中国成立后因水系调整，拆除堰体为桥。大市堰原为行政村名，新中国成立前后属海和乡，1950年6月属谷丰乡，1956年2月属万嘉乡。1961年10月属贵驷公社，为大市堰大队。1983年改制为贵驷乡（镇）大市堰村。2000年6月并村，为万市徐村的一部分，属庄市街道。

大市堰桥

大市堰村原有堰头、刘家、余家、孙家、乐家、傅家、俞家等

7个自然村。堰头村是大市堰村的核心。村民有传说，称此堰原不在此处，在另一村落，当地人多倪姓，故名倪家堰头。后来才迁到现在叫作大市堰堰头村的地方。

别看现在的大市堰也是热闹的去处，而在初建堰坝的时候还是一个小村。其西四里路的中大河畔有非常著名的妙胜寺，古代是规模宏大的丛林大寺。可能是这个原因，大市堰地名和堰名都曾经写作大寺堰。确实，两地同在中大河畔，往来船只到妙胜寺，大多要过大寺堰。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大市堰堰头过坝船只仍繁忙。村中稍上年纪的人们都还记得大市堰堰头的样子。整座堰坝分东西两部分。东为闸，西为堰坝。除了少有的平水季节，一年中大多数日子，闸门都是下落的，过往船只只有堰坝一个通道。船过堰坝，需要

“拔船”。那是很累人的活计，故此，本地有“拔烂船”的俗语，形容累活。堰坝南北两坡都是3米宽，30度的斜坡。由于成年累月地拔船过堰坝，堰坝表面已经磨得光滑铮亮。不管是从南到北坡，还是从北到南坡，只要船身上坡，顺势一推，船冲上坡后，几个彪形大汉便跳上船头，船的重心前移，就会很快下滑，省了许多力气，也是一种熟能生巧。遇到船只过坝，多数坐在堰桥上乘凉聊天的村民，不用请求，早就不约而同地下到堰坡上，

有一个领头的喊了声

“拔船喽

”，大家都随声附和：“唉啧！”

几声喊过，船就上了堰坡，

“嗖”的一声滑下另一坡面，溅起的水花腾得老高。没等水花落尽，船只早划出去百十米远了。村民互相分享着船主留下的香烟或者铜钱，嬉笑一阵，很快趋于平静。

于是在大市堰就有许多与船运相关的行当，尤其是船只出租、修造行业等都非常兴盛，此地也自然形成一个集镇，在当地的经济文化史上一直享有盛名，不同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

堰头东北边是浙东闻名的大市堰余家。清初时从东面五里外的浮林庙庙隔河余家迁来。算来，

385年的时间里，大市堰余家一直是书香门第。慈禧太后垂帘期间，大市堰余家出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叫余道夫，因给慈禧太后制作御衣而受宠，慈禧在大市堰余家赐造

“义屋”，世传佳话。

这事可不假。有位

1886年生于武昌的旅美作家名叫裕德龄，笔名德龄公主，系清朝汉军正白旗人。1895年起，她先后随父亲裕庚出使日本和法国。1903年春，17岁的裕德龄随父回到北京，不久和妹妹容龄一起进宫，成为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1905年12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逝，裕德龄借“百日孝”机会出宫后没再回去。1907年，裕德龄和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去了美国，并开始写作。1911年，裕德龄的第一部英文著作《紫禁城两年》出版，署名德龄公主。书中有一个裁缝给慈禧太后做七十大寿御衣的故事就被编入了一套小学阅读课本，故事中的余裁缝，就是大市堰籍红帮裁缝余道夫。

著名的余光生、余名钰兄弟也是大市堰余家人。

1978年病逝于北京的余光生，1906年生于日本东京，6岁随父母回国，在大市堰老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7岁赴上海南洋中学、上海交大附中读书。192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进宁波白沙铁路机厂当练习生。次年赴美，入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半工半读，参加美国共产党领导的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任机关报《先锋报》编辑。1932年在纽约加入美国共产党，先后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委、书记，美国共产党中国支部局委员、书记。1936年任职于纽约《救国时报》。1939年12月，余光生对他同是美国共产党员的战友和妻子弗吉尼亚说：“我的祖国需要我，我必须回去了。”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他惜别妻子，踏上了回国的征途，次年至延安。到达延安后，他被分配在张闻天处任秘书，兼管中共中央华侨事务。33岁的余光生就这样在延安开始革命道路新历程，历任《解放日报》国际版主编、代总编、副总编、总编，《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代理社长兼总编，与博古合作，有“博古能写，光生能改”之佳话。他的名字也是在延安的时候改的，改成了余光生，含有“在光明中获得新生”之意。他还一度任毛泽东的英语翻译，是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新闻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45年4月，余光生作为中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七大代表。1947年后历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和党委书记、中长铁路理事会主席、黑龙江省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

余名钰比余光生年长

10岁，1896年出生。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191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第二年6月获硕士学位。其后在美国加州等地矿区工作，任实习工程师、工程师和顾问等职。1919年7月回国，后任黑龙江关都金矿机采工程师。1920年5月转任江西安福煤矿工程师。1921年5月，任安徽宣城煤矿工程师。1923年4月，赴云南大学执教，任化学系主任。1929年10月离校，任云南东大铜铅矿协理兼总工程师，后被广东省政府聘任为矿业顾问。1930年3月，赴浙江丽水县，任县长，五个月后到上海，任上海南昶钢厂工程师。

1934年，余名钰和方文年等人合资，在江浦路创办了大鑫钢铁厂（现上海重型机器厂前身）。他引进国外先进的电炉炼钢技术，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电弧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不使电弧炉等重要设备落入日军之手，余名钰率领职工辗转数千里，将设备经武汉运至重庆。到重庆后，他和民生公司、金城银行合资，组建了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并曾到新疆乌鲁木齐水磨沟，帮助建设新疆金属冶制厂。还兼任重庆大学矿冶系主任。

在重庆期间，余名钰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2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为余名钰经办的渝鑫钢铁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1944年冬，余名钰出席由周恩来和王若飞在特园召开的工商业者座谈会。1945年，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余名钰多次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约见，同一些在重庆的民族工商业者一起和毛泽东、周恩来长谈，相约为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名钰回到上海。他首先恢复了大鑫钢铁厂的生产，后又兼营日亚钢铁厂。

1947年1月，官商合办的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余名钰兼任总经理。

大市堰乐家，清道光末由小港乐家迁来。乐氏祖上在唐朝广德初年间，从原籍地安吉苕溪行商到了庆元灵岩新路盘岙（今属北仑区新路岙）。至五世，定鲁公官御史中丞。定鲁公有9个儿子，其中8个儿子登科为官，其中乐仁规、乐仁厚在唐朝光化年间分别官至兵部尚书和刑部尚书。湖塘乐氏以仁规长子知节为始祖，盘谷乐氏以次子知训为始祖。小港乐氏的始祖为盘谷。大市堰乐家原来以经营内河租船运输为业，堰闸拆除，改为桥梁后，族人相继务农，绵延至今。

当年在大市堰被打死的老虎

大市堰下的中大河继续向前，距离仅里许，有一条向东的小支流叫作傅家河。在傅家河连接中大河的水口上，建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小石桥。这座小桥有着一个非常大气的桥名：伏虎桥。这座桥是大市堰周边最为传奇的打虎故事发生地。事情发生在1936年春天，正是春播季节，大市堰刘家的一个农户一早在自家的水车盘赶水。渐渐地天亮起来了，刘姓农户猛然看见牛车盘旁边横卧着黄绒绒的一堆东西，仔细一瞧，是一只吊睛白额的老虎。他一时被吓得六神无主，跌跌撞撞地逃回家中。村中人闻讯赶到河边。那老虎也不简单，见村人来势汹汹，便奋力抵抗，想要跃过河岸逃生。可是它却跳到了水草上面，用不上劲，身体又不轻，就困在水草上了，众人手中的钉耙、锄头、扁担雨点般地落在老虎身上。这时，妙胜寺的安保队也赶来了，用枪打死了老虎。1936年5月，由当地一家祠堂出资，在打虎地重建了一座小石桥，更名为伏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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