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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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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至奢、至贵莫不属于皇家，在养宠物上皇室当然也要拔得头筹。宠物得到加倍的恩宠，养宠也养到前所未有的境界。那些民间供奉的野外趣物，国外进献的奇珍异兽，还成就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然而在奢华与得意的背后，指责和争议却从未停息。

皇家气象

说到象，常会想起“曹冲称象”的故事，曹操得到孙权的礼物，就是一只“陆地第一”的庞然大物。《说文》中解释“象”是一种南越大兽。象，也是景象的象，气象的象，皆因其大。这样的巨兽，性格却温和近人，难怪会成为送礼、朝贡动物的首选。（供图／GETTYIMAGES）

选编于《中华遗产》

撰文/小白

一只穿“绯”衣的猴子

宋人江休复在《醴泉笔录》中讲了个“猴孙服绯”的故事，令人不胜唏嘘。

故事发生在晚唐昭宗时期。有一天，皇帝李晔突然给自己豢养的猴子穿上了绯袍，引得朝廷上下一片哗然。要知道，“服绯”不是件小事，在唐代，只有四品至五品的官员才能穿上朱红的袍子。昭宗见小猴子侍立身边，竟然也是“人模人样”，他喜不自禁，干脆又给了这只猴子一个名份，赐封号为“孙供奉”。

“孙供奉”

古有楚人沐猴而冠的典故，猢狲类人，穿上衣装，更加人模人样。不仅如此，猴子还善解人意，因此才能为逃亡皇帝唐昭宗排遣孤独、带来安慰。被赐以绯袍、赐号孙供奉的小猴，竟然不侍二主，报答了昭宗的宠爱，为荒唐的故事增添了令人思考的结局。绘画／沈宁

连年落第的书生罗隐，对这件事尤其感到忿忿不平，他挥笔作诗嘲骂到：“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诗人的毒舌，就此一传千年，一顶“玩物丧志”的帽子，也妥妥地戴在了唐昭宗的头上。

人们喜欢养个宠物，没事逗逗乐子，寄托下感情，本来无可厚非。翻开野史轶闻，文人雅士养宠的故事随处可见，以帝王们的尊贵，养什么宠物、如何对待宠物，还不是由着性子来，这本不意外，问题是李晔之前出现了若干“坏榜样”，证明动物得宠，鸡犬升天，是亡国之君的所作所为。

先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高纬给宫中所饲养的狗、马、鹰、鸡等动物穿特制袍服，狗都喂以好肉，御马都走在地毯上，宠物们获封仪同、郡君等称号，而这一朝又是朝纲紊乱、民力凋尽、天下大疫……面对崩坏的政权，高纬选择了禅位幼子和仓皇逃亡，结果灭国被俘、被杀。他曾经自命为“无愁天子”，丢了江山，打脸不说，还害得宠物们为他背黑锅。

有唐一代，皇帝们重拾养宠的快乐，高纬的悲剧早被盛世繁华冲得淡而又淡。

武宗李炎就养了一众“萌宠”，并将其中可人者列为“十玩”，起了许多雅号：鹤为“九皋处士”；鸡被称为“长鸣都尉”；驴是“长耳公”；白鸥叫做“玄素先生”；龟是“灵寿子”；犬唤作“守门使”；猫则称为“鼠将”；“猩猩奴”是猴；“茸客”是鹿；鹦鹉雅号“辩哥”，完全可以与人比肩。怎么样，是不是很会玩？

要说唐代二十一帝中，最会玩宠物的当属玄宗，他宫中饲养各种各样的宠物，不仅有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等官署机构专门负责饲养管理鹰犬以及其他禽鸟走兽，而且宫中还饲养了大批有特殊技能的骏马——舞马。

动物为人所作的表演被称为马戏。今年，远道而来的加拿大舞台秀《Cavalia·舞马》在北京朝阳公园热演，由40位国际艺术家与40匹宝马良驹呈现的节目被誉为“全球最美的秀”、口碑零差评。马的魅力可见一斑。

从记载来看，唐代舞马的精彩毫不逊于今天。马鞍上装饰着五色彩丝、金具装，马头上套着麒麟头饰，马身上配上凤凰翅膀，出场的装扮十分梦幻。起舞时，骏马踏着节拍，奋首鼓尾。舞人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有时还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

李隆基将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这一天，定为千秋节。四百匹身怀绝技的天马，跟随着《倾杯乐》的旋律，“连骞势出鱼龙变，躞蹀骄生鸟兽行”，“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这既华美又惊险刺激的舞蹈，征服了长安的观众，却也招惹了一个人的觊觎，此人就是三镇节度使安禄山。

收录唐人笔记的《明皇杂录》中讲：“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认为，唐玄宗被荣华冲昏了头脑，摆出如此巨大的场面，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测之心，最终招致贼人叛乱，生灵涂炭，这都是人君崇华奢靡之过。

安禄山后来攻破潼关，杀入长安，果然“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以为其献乐舞。不能不说，安禄山倒唐的催化剂之一，便是大唐皇帝的宠爱之物。

动物与江山，似乎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异兽与大熊猫

乾隆年间，清宫展开了一项浩大的文史工程——绘制《兽谱》，其间收录180种异兽、瑞兽和普通动物，堪称另类的动物图志。皇家爱奇兽，有些珍禽异兽就不断被神化，图1中的角端（独角兽）即是其一，传说它通晓四夷之语，专奉圣明之主。图2中的貘则被认为是黔蜀山中的四不像动物，得之辟邪。有趣的是，图册中这两种模样迥异、名称不同的动物，都有人推测其为中国的国宝大熊猫。

一国之君的猎与宠

皇家豢养动物之举究竟有多早？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殷纣王曾广建宫室，收犬马奇物于其扩建鹿台、沙丘苑台等苑囿，放养各类野兽蜚鸟，似乎是君王任性养宠的开端。

“昏君爱禽兽”，这其实是个错觉。珍禽异兽明君也爱，黄帝轩辕氏在昆仑山上营造“悬圃”，广植奇花异草，藏龙卧凤、禽兽交鸣，就被诗人屈原心怀景仰地予以歌颂。按照《诗经·大雅》所载，被后世所歌功颂德的周文王也爱养宠，并开设了灵囿、灵沼。这些类似于后世动物园的场所，甚至被作为神创之物，加以膜拜。

囚养野生动物，算是一种原始情怀。把捕获的野生动物安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它的繁殖，使猎取动物的艰难变得如同“探囊取物”。它们虽非宠物，却给一方族长与一代君王带来无上荣耀，最初的目的绝对是正能量的。

另一方面，四海升平之时，皇帝如果坐享清福，江山也会岌岌可危，但没有祸患的日子如何操练起来？田猎是个好办法。古代君王为了练习实战经验而出狩，但出于安全的考虑，场所大多选择在自家后院的“动物园”。公元前11世纪的殷末周初，中国最早的大型园林——“囿”的出现，便是为了田猎。

与动物同乐

先秦时代就已出现的“囿”，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源头，而囿的主角就是皇帝的动物们。中国园林的美，从来都是动静结合，天人合一。在郎世宁所绘的《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中，一群恬静的梅花鹿在御苑里休憩，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是各自忙碌的人群，异样的和谐。动物元素在皇家园林中，虽不抢眼，却不可或缺。

周文王在今西安附近所建的灵囿，“方七十里”，其间草木茂盛，鸟兽繁衍，养有鹿、虎、犀牛和各种鸟、蛇、龟、鱼，都是为了供西周君王观赏和捕猎，管理灵囿和饲养动物都有专人负责。为防止其中聪明难驯者逃跑，还在四周设置壕堑、樊篱、林丛、网罟这些障碍物。囿这个字的字形，不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在灵囿中，最值得一提的动物是犀牛。细审中国古代珍藏，你会惊奇地发现大量与犀牛有关的文物。

古代动物园

汉代有座蔚为大观的皇家动物园——上林苑，豢养着不计其数的动物，供皇帝田猎游赏。如今从汉代文物中还能看到当时动物的丰彩。图为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栩栩如生，壮硕威严。

图为两只模样温顺的汉代铜鹿（供图／广东省博物馆），鹿是吉祥的象征，一直为皇家所喜爱。

图为故宫储秀宫前的铜鹿鹿角。摄影／华远

华丽丽的商代小臣艅犀尊、战国错金云纹铜犀尊，汉金银错犀形铜带钩、唐代丛篁双犀铜镜、三彩犀牛枕……都说明古代有个犀牛世界。

《墨子·公输篇》描述说，“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犀兕即是犀牛。当时，它不但出现在周文王的皇家动物园里，在西周广阔的国土上也到处可见。

犀牛为什么会从中国的土地消失干净？数目可观的商代甲骨卜辞，记述了三千多年前商王行猎，去捕获犀牛的时间、地点及数量。到了周代，《诗经·小雅·吉日》仍在唱诵：“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犀牛很可能是当时君王行猎的主要目标。《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十五年（前479年），伐吴誓师时告戒众人：“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众……”，可见犀牛的另一个用途是被做了“军装”……受到人类如此的瞩目，尤其是被君王关注，犀牛怎能不走向噩运。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像犀牛这样被豢养起来的动物算宠物吗？

“宠”字从宀，从龙，或许可以被想象成——在家宅里面的豢养蛇类。如今一谈宠物便与“萌”字挂钩，先秦时期君王御囿里的动物，处在散养的状态，只有前途未卜的命运，与它们相比，那些养在深宫里的“宠物”，才更加名符其实。

春秋时期的卫懿公好鹤，成为最早的反面典型，不仅让上等的白鹤享受大夫的俸禄，出行时还让耀武扬威的白鹤乘车开道，称其为鹤将军。臣民百姓深恶痛绝，以至于北狄来犯时，众人气恼地说，让你的“鹤家军”去打仗吧，结果下场相当悲惨。卫懿公作为君王荒腔走板，但最后时刻能够挺身国难，还是赢得了“懿”这个褒义的谥号。

与此同时，周王室又出现了一位热爱养牛的王子——姬颓，他是周庄王的小儿子，对牛格外的喜欢，不仅精心喂养，还给牛穿上美丽的衣服，取名为“文兽”。他的下场也不好，在王位之争中失势被杀。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上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在穷人连面包都没有的时候，动物园应该被摧毁，当处处有人死于饥饿，耗费巨资去喂养野兽是一种耻辱。”贫富的鸿沟与矛盾，在“宠物”身上被放大出来。

“宠”带着亲密的意味，也带着过火之嫌。对于君王而言，“过火”的后果总是严重的。

宠物也有气节

“玩物丧志”这顶帽子，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样，可以扣在各色人等头上。这里面最冤枉的就是昭宗李晔，要说他是奢靡无度，爱宠招祸，与史实并不相符。

昭宗其实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君王，《新唐书》谓其“为人明隽”，他在继位之初，曾驱除权宦，扩充禁军，欲以武功平定藩镇，无奈身处末世，时运不济，回天无力罢了。尤其是他在位的后期，受制于权臣朱温，身边完全没有亲信之人，如同傀儡样的皇帝，干脆以豢养猴子作为排解烦闷的乐趣。日子久了，人与猴之间有了感情，可怜的昭宗才会将一只最喜欢的猴子当做心腹看待。罗大诗人如何能理解昭宗皇帝的内心苦闷，文人酸腐，讥讽两句，也是常理。

故事本应到此告一段落，不想后来又发生了让人嗔目结舌的一幕，那只被“赐朱绂”的孙供奉，竟然没有让唐昭宗白白疼爱一番。天佑元年（904年），朱温指使其手下蒋玄晖和史太率兵入宫，弑杀了昭宗，立唐哀帝。三年后，朱温又逼迫哀帝禅位，自己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后梁太祖，前朝一干大臣也皆臣服。

也不知道这后梁太祖是怎么想的，某日临朝，接见前朝众臣时，他居然让人把打扮一新的“孙供奉”牵到殿前来，谁知道这只颇通人性的猴子毫不领情，竟当场扯掉官服冠帽，神情颇为激愤，不仅如此，在奔走号泣一番后，这“孙供奉”还三番五次的作势扑向朱温。大惊失色之下，恼羞成怒的朱温当即命令手下人将此猴拖下去斩杀，结果成全了一只“义猴”，倒是那些两朝为臣的官员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那位慷慨激昂的罗隐呢？朱梁代唐后，他便投靠了依附于朱温的钱镠，当上了吴越国的钱塘令。将孙供奉视为祸水的人，却不比禽兽更忠。

宠物比忠臣

元顺帝酷爱大象，还将他的大象驯化得可以跪拜、起舞。可惜这位末代皇帝北逃大漠时，无法带走他的宠物，大象遂被明太祖朱元璋掠回。这只善解人意的大象不肯为新君跳舞，终至被杀。宠物比臣子更忠心，感慨之余，也更加理解在宠物身上寄托感情的天子们。图为清代画家丁观鹏绘《弘历洗象图轴》。供图／邓亮

无独有偶，当年被安禄山掠走的舞马、大象竟也有同样的义举。某次宴席上，安禄山特意让人牵来大象，让这些巨兽向自己跪拜，可众象毫不买账，一动不动，尴尬不已的安禄山勃然大怒，下令将舞象全部杀死。《明皇杂录》详细记载了安禄山残忍杀死这些大象的事件。

在读史者的眼里，大概只有暴戾的安禄山才会做出如此凶残之事，不料，同样的事情，被后世誉为“英武伟烈之主”的朱元璋也干过。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在宫中养了一头大象，与唐玄宗的爱象一样，这头象在宴乐之时，能够有模有样地做出跪拜起舞之姿。

据明人蒋一葵所著《尧山堂外纪》记载，明将徐达北伐攻入大都后，将舞象运往南京，进献给朱元璋。“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大象伏地不起，看起来，似乎是甘愿给元朝殉葬。

也许是朱元璋有感于这大象比人还要忠诚，他在次日让人做了两块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在元朝旧臣危素的肩头。

这危素本是唐末镇南节度使、抚州刺史危全讽的后代，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曾出任经筵检讨，负责主编宋、辽、金三朝历史，并注释《尔雅》，是位有才华的文人。大都破城时，危素本想投井自尽，可被人以“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为由劝止，这才成了降臣。入明之后，危素被任为翰林侍讲，并与宋濂同修《元史》，此番被朱元璋如此侮辱，自然是奇耻大辱了，不久之后，危素便满怀幽恨而死。

在中国历史上，“宠”绝对是个贬义词，但很有一些皇帝的宠妃与宠物，不单有被宠的资本，也有被宠的气节。

动物“收藏者”

假如你是一位皇帝，你会养什么宠物？很多人都会搜肠刮肚，想出一众珍禽异兽。似乎皇家不养奇宠，就说不过去。

喜欢行猎的皇帝，常开设鹰坊，并训练这种猛禽随猎，成为皇帝英勇的象征。图为南宋画家李迪绘制的《枫鹰松鸡图》，描绘的就是苍鹰抓捕逃窜雉鸡的场面。供图／FOTOE

其中比较奇葩的应该算是蜘蛛了。杜甫在《牵牛织女》一诗中写道：“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里讲，唐玄宗与杨贵妃也有此好，“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子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放在小盒中‘乞巧’，次日清晨打开盒子查看，检查蛛网的疏密，密者得巧多，疏者得巧少。”

即使在今天，玩蜘蛛的也是小众，另一种猎奇在于品种。据唐代笔记《酉阳杂俎》记载，唐玄宗和亲王下围棋时，杨贵妃抱着她的宠物狗在旁边观战，后来，贵妃怕玄宗输棋失了面子，就暗示宠物狗把棋局踏乱。这种狗名为康国猧子，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哈巴狗。据美国汉学家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的研究，唐宫的洋动物有25种之多，其中有一种狗来自拜占廷，很可能指的就是康国猧子。

宠物或许可以被视作一种有生命的收藏品，令人痴迷，让人上瘾。满足的不只有好奇心、收藏欲，还混杂着人类对自然世界掌控的欲望，或许还有许多的别的情感，所以宠物会成为打点关系的贡品。

周边四方藩属小国进贡给天朝皇帝的贡物中，就经常会出现各种“异化”的动物，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它们往往被说成是“祥禽瑞兽”，象征着上天对在位君王及其治道的认可与表彰。按照明代《治世余闻》一书记载，明孝宗弘治年间，西苑中就饲养有白虎、白豹，以及作为祥瑞化身的白狐。

远道而来的贡兽

在皇帝的动物中，土生土长的本地物种多由民间采集，而奇异动物的获取途径则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四方藩属进贡得来。上图分别为：①鼻角兽（犀牛）产于印度②恶那西约（长颈鹿）产于西亚③貔（豹）东北古貉国土贡④利未亚狮子产于英属利未亚州（非洲）。

等白化动物被搜罗殆尽，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大批朝贡使团的到来又丰富了异兽的名单，包括番国诸夷进献的黑猿、狮子、麝牛、食铁兽（熊猫）等等。

汉武帝时，丝绸之路被打通，前朝的御苑也气象一新。据《关中记》记载，上林苑中有三十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蓄养巨象、狮子、猛犬等奇禽异兽。其中有一头奇怪猛兽，其状如黄狗，按照《西京杂记》的说法是，这头来自于大月氏的猛兽，在距离长安四十里时，城里的鸡犬就吓得不敢吠叫，被送到上林苑后，老虎也被吓得一动不动。

物以稀为怪，折腾来折腾去，往往还会闹出一些可笑的乌龙。

史料记载，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秋，榜葛剌（今孟加拉一带）的使臣带着一只奇怪的动物来到北京，择期向永乐帝进献，因见其“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当即有人对其大呼“麒麟是也”。

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麒麟乃是“四灵”之一，是传说中最了不起的神兽，而且皇帝仁德，麒麟才会出现。但是，在明代的史料中，却经常能够见到进贡“麒麟”或“麒麟”输入的记载，明朝皇帝真的有幸得到“麒麟”？

一天，明成祖朱棣又听到有人进献麒麟的消息，礼部上表请贺。成祖乐呵呵地“其免贺”，并命宫廷画师记录下麒麟的画像，又将翰林院修撰沈度用生花妙笔写下的《瑞应麒麟颂》抄在图上。正是通过这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人画麒麟沈度颂》，今人才得以见到这只麒麟的真容——这不就是一头长颈鹿嘛。

长颈鹿被看作麒麟，今人固然觉得可笑，但那些海外动物的舶来，毕竟让国人开了眼界。在当时，除了长颈鹿之外，斑马、直角羚、鸵鸟等非洲特产动物也被输入中国，大批外来动物与土生土长的物种一起，在皇家园林里遨游。

史料记载：“永乐、宣德、正统等年间俱有虫蚁牲口（即豢养动物）数多，至天顺年间二万三百余个只，弘治年二万九千四百个只，正德年二万九百三十余个只。”这种规模，恐怕已远远超出今天多数知名动物园了，中国皇帝堪称世界顶级的动物收藏家。

真实的雍正

清代画师绘制了一套《雍正行乐图》，皇帝化身各种身份，或为古代文人雅士或是神话人物，但却真实地记录了雍正的日常生活和他的业余爱好。在这套小画中，有几张雍正与动物们互动的情景，第一幅中可见雍正身后盘旋飞翔的仙鹤；第二幅图是雍正举桃喂猴；第三幅则是皇帝持叉斗虎。正是画面中动物们的加入，衬托出仁爱与勇猛并存的雍正。

牧豚还是蓄豹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皇家养宠，以奇取胜，目的也是满足一己私欲。果真如此吗？

岳飞之孙岳珂著有《桯史》一书，据其记载，宋太祖曾定下祖训，宫里必须要养猪——“苑中牧豚”，从此宋宫多出两名成员——两头宠物猪。原来最平常的家畜，也能跻身皇宠之列。

岳珂没有讲太祖为什么有“爱猪癖”，屈尊与粗俗民众为伍，后人推测可能一来因为太祖属猪，二来太祖迷信猪血可以破妖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与宋代的“动物政策”有关。

历史悠久而又意义重大的田猎活动，在北宋初年饱受争议。汉唐时期，都城长安附近的骊山渭川，是动物的舞台，每次皇家行猎，都宛若去完成一场军事战役。而赵宋皇帝呢，即使有“狩近郊”的记录，所获猎物也都是小型动物，狐兔雉鸟，且全由周边百姓驱赶进场。天长日久，田猎早已形式大于内容。“宋学”主张剪除骄奢之心、黩武之心，“耀武扬威”的田猎活动，到宋仁宗时期干脆遭到废除。而“牧豚”则完全不同，既有仁政爱民的影子，又无炫耀之嫌，或许更加适合赵宋。

风雅一帝宋徽宗也是例证。宋徽宗大修寿山艮岳，搜集天下奇石异草、珍禽异兽，每次驾临，都由白鹤金鹿列队迎鸾，拥有宋氏皇族的最大动物园。后来李濂在《汴京遗迹志》里记载，当时艮岳放养的禽兽太多，以至于后来金兵围困汴梁时，钦宗皇帝要下诏将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汴河，又宰杀大鹿千头以犒劳将士。然而在所有的记载中，猛兽的出镜率特别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武宗朱厚照，他是位不折不扣的“猛兽爱好者”。后人指责正德皇帝所做的出格事有两件，一是违背祖制的出京巡游，再就是长年住在宫外“豹房”。

据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记载，北京城中的西苑，在金代便是皇家苑囿，元时，西苑中也曾畜养过众多珍异禽兽。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西苑便陆续建起了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多处饲养动物的场所，养着众多的珍禽猛兽动物。

“猛兽”作为力量和王权的象征，倍受珍爱，皇家也不得不为它的巨大花销买单。明代朱国桢写的史学笔记小品——《涌幢小品》记载：西华门、御马监养狗265只，每天需要饲喂猪肉并皮骨54斤；老虎3只，每天投喂18斤羊肉；三只狐狸每天要吃6斤羊肉。此外，鸽子房，每天需要绿豆、粟谷等项作为料食十来石。这还不算上鹰房、鹿场等处的耗费。

武宗朝，饲养动物的风气达到巅峰。仅豹房畜养的一头土豹，就“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如此花费，肯定会招致非议，而武宗豹房的确常被看作是奢靡淫乐的场所，那么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故宫博物院院刊》曾刊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生盖杰民的文章，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为一头豹而动用240位饲养者太过夸张，这支队伍其实更像一支擅长驯豹，并携豹出猎的护卫队。而豹房则是武宗皇帝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总部。朱厚照个性自由好动，少年即位，初期受权臣辖制，长大成人又要面对一干文臣的势力，十分压抑。与猛兽为伍，给了他不一样的感知，驯豹斗虎获得快意的同时，也让他看到抑制文臣、彰显武功的希望。

朱厚照任内的几场战事，为他赢得了“武”的谥号，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平定了宁夏安化王的谋反，与瓦解蒙古小王子的入侵，他甚至曾亲上战阵，在混战中手刃过一名蒙古骑兵，这都与他驯豹斗虎、磨砺胆气与尚武精神分不开。

当堂堂天子与一只禽兽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又或者太平盛世的帝王偏要顶盔掼甲、驾鹰携豹，“宠物是祸水”的声音便会随之响起。然而太多的细节被发掘以后，似乎可以证明——皇家养“宠”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要。

本文选编于《中华遗产》2016年第07期，撰文／小白供图／故宫博物院，责任编辑／刘睿图片编辑／吴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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