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如走马灯似的更迭频繁，统治集团中为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充满着杀气。有的文人用酒来麻醉自己，有的人隐居山林，韬光遁世，养性全身。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因而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

清谈之风

到东晋，南朝又偏安一隅，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爱声色歌舞，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谈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谈家，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饮宴之风。所以，最初的清谈家多为酒徒。

竹林七贤

之类，如阮籍、刘伶等，皆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好酒之人。

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对这些人来说，整天与酒肉打交道，一来经济条件有限，二来也觉得不雅。况且，能豪饮终日而不醉的毕竟是少数。酒能使人兴奋，但醉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

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

。所以后期的清谈家出现了许多茶人，以茶助清谈之兴。这样，饮茶之风与晋代清谈家之间就有了很大关系。

于是，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

“以茶养廉”

，以对抗奢侈之风，这说明两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茶文化已经开始与国家政治、经济、人文以及社会治理相结合了。

下面介绍一下当时有关茶文化兴起的典故。

孙皓赐茶当酒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茶主体为上层贵族、文人，当时的豪门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生活上追求安逸奢侈，他们或出于养生的目的，或为标榜节俭而经常饮茶。据《三国志•吴志》记载：“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以当酒。”因为韦曜是孙皓得力的大臣，所以在宴会上可以享受特权——以茶当酒。

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称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渊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图1-15），表明魏晋南北朝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

陆纳茶请谢安宴

据晋《中兴书》记载：陆纳担任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想去拜访他。陆纳的侄子陆傲怕怠慢了谢安，于是私下里准备了足够十来人吃的宴席等候谢安的光临。

谢安来了，陆纳本来只想以茶果招待。然而，其侄子却自作主张，把自己准备好的美馔佳肴一道道奉上。谢安走后，陆纳很生气，杖打侄子四十大板，连连怪他太浪费了，坏了自己节俭的名声。

陆纳继承其父节俭之风，做吴兴太守时，不肯受俸禄。后拜左尚书，朝廷召还。家人问他要装几船东西走，陆纳让家奴带点路上吃的粮食即可。及船发，“止有被陂袱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可见，陆纳反对侄子摆酒请客，用茶水招待谢安并非吝啬，亦非清高傲慢，而是要表示提倡清廉节俭。在当时崇尚奢侈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的确难能可贵。

由此可见，当时南方贵族不仅普遍饮茶，而且把饮茶作为

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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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选自《千年茶文化》，刘晓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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