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危机是“危”也是“机”。不光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的政府与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后，所应学习和牢记的重要一课。以下总结不一定全面系统，希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一、教训

经济上

过于严格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

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坚持“一国”，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刻板的坚持“两制”。

香港经济的根子问题长期没得到重视。

我们维护香港繁荣，更多是盯着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型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深层矛盾。港英时代经济结构的延续，使香港经济高度卡特尔化，顶层人群和几大家族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逐利是资本的本意，资本也许并不希望香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底层民众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福祉被日益压缩，增长中所获得的太少。

2．大陆为了稳定香港发展，积极注入内地资本，同时发挥香港金融开放优势，为大陆发展融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双赢的，但大陆进入香港的资源大都是金融、贸易上的，其他领域的较少，这种结构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早已两极化的经济结构

：金融、地产占据了几乎所有经济分量，其他领域没有得到更多发展。除了专业高级人才，如金融家、律师、医生等，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旧徘徊，青年毕业生的工资多年没有上涨，相对于房价、物价甚至在下降。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和商品零售的发展，但给普通本地百姓带来的收入相对于有限。加之习惯理念不同，港地普通民众间矛盾在加深。

3．香港作为过去封闭的中国内地的代理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不断衰落。

在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兴衰轮替非常正常。在一国内部。靠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自发调节地区差异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人才和资本迁移到其他地区即可。但

香港作为“两制”地区，由于两地居民在教育、心态、语言上没有完全统一，我们也没有专门为普通香港民众考虑过长期经济融入计划

（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藏地区的经济融入就非常成功，由经济融入带动文化和心态融入）。香港空间狭小，新一代居民本可进入内地，分享大陆发展成果。但事实上反倒是拥有资源、名气、技术和更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阶层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普通百姓蜷缩在本地狭小空间内，大陆被视为香港富人发财的地方，还抢走了本地工作机会，矛盾更加突出。

4．在两制以及不要管太细的思想引导下，我们没有主动协助和引导港府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必要调整，适应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

97年危机开始，香港错过了数次调整结构的机会，为今天埋下了深层隐患。

经济畸形，并非一日之寒。从港英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府都固执的在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日益两极化寡头化。当主要发达地区，都已开始用政府有形的手来监管市场失灵时，香港依旧将陈旧的观念奉为圭臬。而内地只是在香港遇到极大危机时才进行帮助，对于其发展并无更多指导。2000年初特区政府曾提出，调整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类似硅谷的数字科技，同时大力扩展公租房、增加土地供应、平抑房价，然而当时许多购房者担心自己的损失而上街、甚至自杀抗议，改革只能搁浅。如果当时支持了经济调整，香港今天或有其他可能性。

香港的经济政策，依旧延续着过去的“自由放任”为主的原则。当前全世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所有发达地区现在都认识到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强力监管。放任市场必定带来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因循守旧，以资本利益为第一，奉行完全市场自主、少监管和低税收，市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似乎市场一切都是对的，政府管多了就是错的。大鳄在香港汇市兴风作浪；港股里仙股、老千股妖风起舞，港交所却不愿主动作为。

97年中央帮助香港保汇率，港府干预汇市的前夜，时任财政司长竟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成了离经叛道的罪人。以当今全球普遍接受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原则来看，实在幼稚可笑。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历过97和08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由放任，主动审慎监管。而香港因为内地的维护，安然躲过，虽然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主动加强调整的动力。大资本自恃内地会保香港，在港继续自行其道。正是这种以资本和市场为第一的政策导向，令香港成了全球资本和富人的乐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政治上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失衡。

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延续，造成香港经济高度垄断集中化，而回归时，被英国设计了极度自由的政府治理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

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匹配。

香港经济垄断、政治分散，成了香港一步一步走上动乱的必然路径。

这也是当今其他很多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越来唉，越右倾民粹化的重要原因。

殖民时代香港政经权力完全集中在英国统治者和他们的少数代理人手中，但集中经济和集中政治是匹配的。但回归后，英殖民者设计的所谓"自由"政治制度，为当前乱局埋下“毒丸”。强财阀、弱政府，松散的“民主”，使特区政府夹在资本和基层民众间，对任何一方都难有权威。

面对当前社会上的冲突，组成当前的港府技术专业官员大多只是“办事员”是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在立场上没有动力去承担其他更多重担，甚至不愿“多惹事”；而一部分受国外教育的议员也在理念上更笃信西方，甘愿成为马前卒。这都助长了港独民粹和境外势力的气焰。

6．底层民意没有被及时倾听。

政治学的一条原重要则是：

当政者必须保持不断接触倾听基层意见。

因为基层的不满，往往代表着最大多人数的不满。

基层不满长期不决，将变成街头政治，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是大多数动乱的肇始。

这条内地施政的最基本原则，在香港却没有被足够贯彻。从很早开始，香港的动荡的信号就一再显现，从2000年代抗议港府经济和地产政策，到后来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再到“占中”动乱……为何百姓和青年要闹，为何外来势力一煽就动，而我们自己试图拨乱反正却很难？对于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们没有深刻讨论，也没有强力的本地领导牵头持续改进和调整。对早先民意中合理的部分没有认真对待，使得民生诉求政治化、民粹化，转性为排外运动甚至“独立”，为敌奸坏特分子劫持民意敞开了大门。一拖再拖，同时没有在持续几多年的系列事件后有效总结研究，令香港深陷今日的暴乱漩涡。如果在此次事件开始的最早期，甚至民众走上街头之前，就提前采用周密、有力度的手段，阻止动乱雪球的滚大，就不会贻误控制事态的最佳时机。

统战工作存在一定盲区，群众路线在港没有有力贯彻。

我们团结党外的两大法宝：统战和群众工作。在港统战工作关注重点主要在香港社会的精英、上层、知识阶层及其子女，甚至很多参加活动的都是97后“优才计划”和投资来港的原大陆籍香港人。老香港、新移民的精英在一起觥筹交错，酒酣耳热，而旁边端盘倒酒侍应的普通港青看在眼中，日久心中必定生异；被邀请来大陆参加各类活动的港人也大都是香港企业、政府和学界人士，或优秀青年。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在香港特殊环境下，没有得到良好开展。

习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民心。

这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香港虽不是大陆，但仍是中国，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做好群众工作，美国英国尚可通过各种基金会、教育组织、宗教团体对港青进行渗透。

在美国、欧洲的青年中社运、共运也在出现燎原的势头，成为了流行的思想。

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家门口反而贴近发动不了群众呢？

7．自限于“两制”表述，“一国”问题被“国际”化。

“两制”原意在于保持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基本生活方式。而根据《基本法》，“两制”从不意味着我们对香港事务不能管。

“一国两制”根本前提是“一国”，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是其他一切涉港事务的最大分母。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

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最根本的法律准则框架下进行。

香港的一切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包括经济、社会生活事物。

除非香港发生了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灾难性事件，否则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任何问题都无权置喙。

小平同志说，对香港管的不要太细，但从没说过“高度自治”就意味着香港一切大小事都只能是港人的问题。

中央不是只有在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才有权干预的（过去主要只做擦屁股兜底的事情）。

在发展、稳定与民生这些大事，以及其他任何关乎香港大局的领域，中央都是香港的领导者，都有的合法的管辖权。

承认香港属于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那就和其他地方一样，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领导中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执政党，这当然包括香港地区和人民。

如果连这个最根本的自信都没有，香港问题就没法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区域自治制度。但自治区在在所有根本性问题上，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和党的领导。香港的自由程度比自治区更高，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国中飞地，要应按照外国（英美为主）的要求和期望去办。。小平曾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表述：“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小平同志曾精准预言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小平同志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一点都软不得。回归前如此，回归后也应如此。一旦在原则上自捆手脚、自费武功，就会使很多原本国内的问题，被推向国际。内地不便管，而特区政府掣肘于国际舆论又不敢管。回归后港府施行任何严管，都会被骂为“内地指示压制”香港“自由”。因此会存在不硬气、不惹事、退让息事的态度。导致特区对于网络、舆情、集会活动的监管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松，后期更发展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在美国要游行，必须事先申请许可证，报备游行路线。流行中出现骚乱，如果一再不听警察指挥甚至袭警，可以被立刻逮捕，甚至就地正法的；而在香港，暴力分子随意走上街头，警察也只能阻拦劝说，遇到攻击，也只能被动用非致命工具制止）

8．香港教育极大失灵。

教育是思想和身份认知的基石。

回归以来，鉴于高度自治承诺，我们对香港没进行彻底去殖民化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语言和思维进不去，光是军队进去是不够的。香港的教育系统仅仅是去掉了女王头像，其他内容一概照搬过去教会学校和港英教育系统，对西方亦步亦趋。因其教育语言依旧为粤语和英语，97后的青年人没有熟练掌握普通话、接受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甚至不如台湾省、和外国的新加坡、马来华人。港岛通识教育错误百出、荒谬不已，令回归后的许多港青从小自我认知错乱。而作为发达经济体，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大部分青年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甚至不足20%，远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和大陆。大部分家庭觉得生活艰难，不如早日工作。因此，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更容易被洗脑。

香港教协，以及一部分大、中、小学教师，已经成为了煽动学生闹事罢课的主力。成为了乱港的一个主要群体。

语言、教育不统一使香港成为乱中华文明的断层线地区。

他们会对大陆产生“我们”和“他们”不同的“他者”认知。

大部分香港学生因为思想根子和语言的差异，无法融入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就业。讲国语的台湾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时，很多选择来大陆发展，因其语言和文化认同还属于中华，而香港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学生，几乎无法融入，蜷缩在港岛发展机遇越来越少。因此，回归后一代港青反而成为动乱主力。

重要启示

香港的动乱教育了内地全国民众，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文化和土地上实施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

它将更可能助推（或无力制约）私人大资本利益，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动荡，在推高效率和资本收益的同时，拉大贫富差距，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普惠。

10.这次事件直观的教育了全国人民，在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政治，不能搞全盘西化。分立和扯皮的政治模式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强力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社会和经济秩序何其脆弱。

正如小平同志说，“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而且即便在香港，港英时代没给他们搞纯西方政治制度，当下更是不能搞。硬要搞就会乱，要循序渐进。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

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11.

香港今日的问题也让我们更深入思考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依旧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土地首先要让民众安身立命，其次再去考虑用它来吸引资本、谋求发展。

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效仿香港的土地制度，香港作为一个更加单一而浓缩的案例，给内地也敲响了警钟。大陆地大，青年人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的，尚可退回二三线老家；农村青年在城市留不下，在老家还有宅基地和责任田可以生活。这是我们这些年来一路摸索着发展但尚且稳定的基础。近年不少人高呼将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其能入市交易买卖。这样的政策改变一定要慎之又慎。香港的教训倒是给我们的未来政策指明了道路。中央近几年来重拳控制地价，强调房住不炒，也正是意识到了房价高起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冲击。而仅仅压住房价还不够，须从根子上改变土地财政，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才有可能避免走香港的老路。而50年后，是否可考虑在香港实行土改，并在香港建立起新加坡类似的公租房和政府组屋制度。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制度发展更加平衡可行。

12.

香港动乱充分表明，西方司法制度对结束社会动乱和惩治犯罪分子乏力。

外籍法官偏袒暴乱分子，重罪轻判，使警方无法开展工作，让众多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等民众寒心。

港人治港，最终却由外国人审判和裁定，荒唐至极。这都直观的向我们表明，西方的司法制度，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在权力分割的扯皮下，司法正义得不到伸张。

亚洲重视的赏善罚恶、官法如炉民众价值观被漠视，即便在日本、韩国、马来、新加坡等学习西方制度为主的地方，其司法制度也与英美有很大不同，更兼顾亚洲文化。因此西方的司法制度不适合当前的亚洲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如近期，美国法庭对的章莹颖案的判决，如发生在东亚必定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和不满。

13.

动乱也充分向全体国人展示，中国统一独立是多么重要

。一旦中国发生分裂内斗，乱局的成本将由所有老百姓承担；让我们亲眼看到，一旦中国乱起来，西方的干预和侵犯将是赤裸裸的，只有虚弱和动乱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让很多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人认清了其真实面孔，从来就只有国家的利益，而不存在所谓国际民主道义。

14.

动乱中港独分子的丑恶行径，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让大家更紧密团结在一起。

大家无论男女老幼、背景文化的差别，坚定站在爱国统一的一边。社交媒体上排山倒海、一致谴责的声音振聋发聩；争相护旗、争唱国歌、感人昂扬。

15.乱局令潜伏在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敌对和分裂势力原型毕露。

当他们将自己的“战绩”发布在社交媒体，在镜头前大放厥词前，或是暗中资助、蒙面参与犯罪行动时，也将自己暴露了出来。便于以后定向处理，先破后立。

16.处置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

过去宣传工作中重内宣。对外宣传工作无论在资源支持、技术方法和研究上，与对内相差甚远。令我们在面对境外的恶意和虚假宣传时，疲于招架，没有主动权。在香港，观点理性的《大公报》、《文汇报》几乎属于小众。而大陆主流新闻媒体在港也鲜有本地受众。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无论新老媒体都更少。而在国外和网络舆论阵地上，我们也只有几个大型央媒依靠自己的脸书、YouTube和推特的账号发布消息，但影响力非常有限，动辄被淹没在反对者社交媒体的声音大海中。

是时候认真思考外宣问题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官方国际发声，以更大力度培育更多面向国际的官方正确声音。

也需要让国内积极的民间声音走向海外。

“北境的长城挡不住白鬼的威胁的聚集，只会让墙内的人产生虚幻的安全感”（美剧《权力的游戏》）。

中国人民多能者，应给予符合标准和备案和认证的个人与企业，以进出国际社交媒体和宣传战场的权限，让国际势力陷入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

凡大乱后必有大治。无论是香港还是全中国，此次事件都能让我们收获许多宝贵的东西，香港也将凤凰涅槃，继续走向辉煌。

更多信息，请加小号

香港的红与黑

最近香港出现黑白衣激进分子，当中有不少有黑社会背景。

香港黑社会与香港社会各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请看下文分解。

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清政府试图武力收复，但实在是无力收复。

第二年，便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香港就像一块肉，叨在了英国人嘴里。

此后，香港从一个5000多人的渔村，变成华洋杂处人口激增之地。

这时就需要警察来维持统治。

最早的香港警察是从英国海军抽调出来的，但是他们不懂中文，而当地渔民又不懂英语，中国渔民指着他们鼻子骂他娘，他们也只会满脸疑问地说“why”——总不能给每位警察都配个随身翻译吧。

后来为图省事，又招了一些印度人当警员，鸡零狗碎的事让印度警员来干，英国警察只当发号施令的高层警务人员。

中国人喜欢给人取绰号，印度警员最开始被称之为“大头绿衣”，后来又戏称“亚差”或“嚤啰差”。再后来又有很多中国人加入警队，“亚差”之类的称呼就不太适合，于是便用中性词“差人”来称呼警察，如果要装逼，表达点贬义的话，那就叫“差佬”。

当时英警地位最高，待遇最好，有枪；次要是印警，有枪；而华警，地位最低，只有木棍。那时英国统治还不够稳定，大概是怕华人警察有枪后造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败给英国，又签订了《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部和昂船洲，又像两块肥肉，叼在了英国佬嘴里。

就这样，随着殖民地人口增多和面积扩大，香港的警察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后来，从清末到民国，香港成为中国人的避难所。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大陆被通缉，便去香港避难，因为是英国殖民地，清廷没办法，后来日军侵华，很多广东沿海和上海的人，也纷纷避祸香港……

革命党、黑社会、富商、难民等等各色人等在香港风云际会，在香港上演了无数血脉贲张的故事。

1937年11月，上海滩青帮大亨

杜月笙

来香港避难。

时值上海沦陷前夕，老蒋劝上海滩三大亨去香港，以免被日本人利用。49岁的杜月笙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就算老蒋不劝，他也会去。

可是69岁的大哥

黄金荣

和60岁的二哥

张啸林

，就没有同去。

黄金荣因年事已高，不愿舟车劳顿，留在了上海；张啸林没去香港，则有自己的小九九：在上海滩，早前黄金荣权势最大，后来杜月笙威望最高，而他一直排在末位，心有不甘，此次三弟杜月笙走了，大哥又老了，他独霸上海滩的机会来了。

后来日本人进驻上海，拟黄金荣出任伪上海市长，黄装病糊弄过去。张啸林则二话不说，公开投敌，沦为汉奸，伪上海市长的位子还满足不了他的胃口，还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

杜月笙到香港后，利用留在上海滩的青帮弟子，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比如筹措抗日物资，筹措医药经费，最牛逼的是他人不在上海，照样能洞悉上海的一切，还能远程操控上海敌后工作，甚至成功策反了汪精卫集团的重要人物。

自然，二哥张啸林投敌后的一举一动，杜月笙都悉数掌握。军统锄奸队的队长，就是杜月笙的门生。他并没有安排自己的门生去除掉张啸林，毕竟兄弟一场。但是军统老大戴笠要除掉张啸林，征询杜月笙意见时，他没有表态，可以看作是默许了。

1940年，军统特务三次刺杀张啸林未遂，最后上海滩另一位青帮大佬

张仁奎

安排了自己的保镖林怀部，到张啸林身边卧底，最终林怀部成功干掉了大汉奸张啸林。

除了杜月笙，还有大量上海精英来香港躲避战乱，为什么来的都是精英呢？因为普通人是弄不到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的。

还有很多人从广东移居香港，比如广东潮州的李云经，他原本是一位读书人，因家道中落，无法去大学读书，便在家乡学校当了一名教员。

1940年，潮州沦陷，李云经辗转入香港投亲，带着他12岁的儿子

李嘉诚

香港人口，从之前的100多万，激增到160多万。

1940年6月，日军从宝安登陆，攻占深圳，并封锁了香港。

香港变得风声鹤唳，11月，港英政府成立英军远东司令部，征招了大量男丁入伍，同时征调了大量警员来前线防御。

因为人口激增，治安混乱，又因为大量警员去了前线，于是港英政府大量征招警员。

1940年11月，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应聘警员，其中有三位20多岁的年轻人，日后成为叱咤香港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吕乐、韩森、曾启荣。

，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后来全家人偷渡到香港。

他又叫吕务乐，江湖人称lak哥、乐哥、阿叔，发迹后成为香港四大华人探长之首，也被称之为“五亿华人探长”。

他的故事被很多香港电影演绎过，比如刘德华主演的《五亿探长雷洛》，任达华主演的《四大探长》，梁家辉主演的《金钱帝国》，还有2017年刘德华主演的《追龙》等等。

在加入警队之前，吕乐在茶馆跑堂，刚加入警队时，还是名军装巡逻小队的警员，比便衣刑警低一级别。日常工作就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务，这种角色很辛苦，日晒雨淋，在街上巡逻。

吕乐有一位黑社会背景的叔祖父，名叫吕六，吕六有个女儿名叫吕杏华，吕杏华后来成为新义安龙头向华炎妻子。

几年后，吕乐发迹，跟向华炎有些勾结干系。

，1917年出生于香港离岛长洲，因而也被叫做“长洲仔”，又因为体型有点胖，人送外号“肥仔B”。

韩森同吕乐同一年加入香港警队，香港沦陷后，他逃到东莞暂避风头。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返回香港当警察，当时跟随警界中东莞籍的实力派人物，因而成为东莞势力的主要成员。

多年后，韩森与吕乐并称香港“华人四大探长”。

曾启荣

，祖籍广东梅州五华县，1916年生于香港，中等身材，1940年加入香港警队，花名“曾咩喳”，咩喳是英文MAJOR的粤语读音。

华人做到“咩渣”，相当于警署的大队长。

曾启荣一直是吕乐的心腹，他主要工作就是帮吕乐收黑钱。虽然他没有得到“四大探长”之殊荣，但他同样是警界风云人物。

曾启荣足球踢得不错，跟“亚洲球王”李惠堂是老乡，二人一起踢没踢过球无据可考，但他一定看过李惠堂踢球，因为他是李惠堂铁杆球迷。

在电影《金钱帝国》里，梁家辉扮演的李乐功（原型就是吕乐），和陈奕迅扮演的陈细九（曾启荣原型），就经常踢球。

电影里的曾启荣，很擅长给上司吕乐助攻，因此深受吕乐器重。后来，曾启荣还担任警察足球队教练及香港华人足球联谊会执行委员。

他有个同样喜欢足球的儿子，名叫

曾志伟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杜月笙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

日本人统治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曾启荣的偶像“亚洲球王”

李惠堂

也离开了香港，辗转回到老家梅州五华县，他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副对联：

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1944年，华人四大探长中的另一位蓝刚，也加入了香港警队。

，原名蓝文楷，出生于1920年，因为觉得名字中少了阳刚气，后来改名为蓝刚。

蓝刚很有语言天赋，可以说英语、西班牙语、广东话等在内的多种语言，因为敢打敢拼，破的案件较多，升职很快，后来做到了港岛总华探长，四大探长之中也就只有他可以与吕乐叫板。

蓝刚的性格，比较诙谐幽默，很喜欢跟人开玩笑，行为也很搞笑，江湖中人还送了他个外号——“无头”，即无厘头的意思。

至于四大华人探长最后一位

，因为名气最小，地位最低，连曾志伟老爸曾启荣都不如，所以他的资料也少之又少，在此就暂且略过。

香港沦陷的三年，香港黑社会成员有很多回到内地谋生，有血性的男儿还投军抗日，留在香港继续当古惑仔的多属极恶之徒。

那时，香港街头常见黑帮公然烧杀抢掠，有些投靠日本宪兵的黑帮，如和安乐、和洪胜、和利和、同新和、福义兴等，甚至抢夺百姓的救济粮，协助日军建立慰安所，干了很多坏事。（这些小帮派不是本文重点）

1945年8月，小日本投降，香港各大帮派已经基本划定了势力范围，比如旺角地区由“和安乐”控制，深水埗是“和胜和”的地盘，中环归“和合图”……

1945年，四大探长还在街头巡逻的时候，17岁的

李嘉诚

结束了茶馆跑堂的工作，在一家五金店做推销员，负责销售白铁桶。

通过市场分析，他将目标人群锁定在中下阶层的老太太身上。

他经常帮老太太浇花，在闲聊中增进了解，加大彼此的信任感，从而一步步打开销路。其他同事每天工作8小时，他每天工作16小时，足足是别人的2倍。很快，他就成为全公司的销售冠军，销售额甚至是第二名的7倍，被迅速提升为经理，而后步步晋升。

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很多无良奸商，从李嘉诚创业故事里找到灵感，纷纷打起了老年人的主意。

1945年8月，李嘉诚帮老太太浇花的时候，杜月笙从重庆回到上海。

原本他以为回到上海能捞个上海市长当当，结果连副市长都没捞着。更令杜月笙火大的是，当他乘坐的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欢迎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的标语。

杜月笙一肚子火，说了一句经典台词：

不是政府人士，永远不要去做政府的吹鼓手。

因为吹鼓手在政府眼里永远只值一个夜壶铜钿。尿急了拿出来用一下，用完了将夜壶放到床底下。你吹得越起劲，不仅公众看不起你，政府更看不起你。所以吹鼓手都没有好下场。

1946年3月，

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岱山。

杜月笙在国民党中最大的靠山也没了，这为他日后移居香港埋下伏笔。

戴笠的意外去世，也对香港时局造成一定影响。

那时戴笠有位得意门生，名叫

，1907年生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被授予军统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潜赴香港进行特务活动，为掩饰其间谍身份，在香港创立义安工商总会、太平山体育会、义安公司、新安公司等，通过包赌及收保护费牟取暴利。

1947年，“义安工商总会”因涉及三合会活动而被港英政府取消了社团注册。40岁的向前便将该组织改名为“新安公司”，即现今的“

新义安

”，在铜锣湾，他们一手遮天。

向前一共娶了四房太太，那时香港的有权有势的闻人，好像不多娶几个太太，就显得很没面儿似的。

四房太太一共给向前生了13个孩子，其中9男4女。

其中，长子

向华炎

，绰号“四眼龙”，日后接掌新义安龙头，还有大家都知道的

向华强

，排行老十，生于1948年，至于老幺

向华胜

，那时还未出生。

向前平常打理帮务，甚至搞一些谍报活动，而四房太太在家上演“宫心计”，成天鸡飞狗跳，他也懒得管，那时他烦着呢，因为国民党正在大陆节节败退。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杜月笙再次来到香港。

1949年4月底，解放军突破国民党70万大军，强渡长江，至此大局将定。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台湾，而中共也通过秘密渠道会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除了能稳定上海经济大局，还能稳住他的徒子徒孙，别给解放后的上海添乱。

杜月笙一生善于审时度势，假如留在上海，那么就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四一二政变，他帮助蒋介石杀掉汪寿华，虽然后来抗战出力不少，给中共送过防毒面具，但那笔帐不好算，连蒋介石都过河拆桥，把他当夜壶，何况中共？

其二，二哥张啸林当年留在上海投靠日本，就被蒋介石暗杀，自己留在上海投靠中共，老蒋会不会派军统特工暗杀他呢？

而台湾，那是更不能去的，也有两个原因：

其一，老蒋不是好东西，当年为他立下汗马功劳，可是连个上海市长都没混到，去台湾那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气呢；

其二，历史是胜利者打扮的小姑娘，一旦去了台湾，自己在历史上是忠是奸，恐怕就说不清楚了。

思来想去，杜月笙便只有去香港了。

杜月笙虽说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也算重情义，临走时还记挂着大哥黄金荣，那时黄金荣82岁高龄，杜月笙再次劝黄金荣一起去香港，黄金荣再次拒绝了杜月笙的好意。

他说，

我一把年纪了，宁愿死在上海，也不愿意死在海上。

1949年5月27日，60岁的杜月笙告别留在上海的黄金荣，带着手下100多口人，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客轮。这次离开上海滩，跟上次不一样，上次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归来，而这次他知道将是永别。

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滩，杜月笙不禁百感交集，唏嘘不已。47年的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所有的荣华富贵、功过是非，都如雨打风吹去。

竟也有一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豪情。

这是杜月笙第二次去香港，连他这样呼风唤雨的大亨，这样中共还在挽留的风云人物，都要来香港避难，可想而知，那些亲蒋人士，来香港避难的还有多少。

更不用谈国民党败兵了。

那时近万名国民党败兵来到香港，其中有一个抗战风云人物——

葛肇煌

杜月笙来香港主要是养老，谈不上猛龙过江，葛肇煌来香港，才是真正的猛龙过江！

葛肇煌，生于1894年，比向前大13岁，官衔也比向前高。

1942年，葛肇煌加入军统，此后立下赫赫战功：

1944年暗杀汪伪政府广东省长陈耀祖，此人是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弟弟；

1945年捣毁日本支持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洪门组织，并自称“洪门护法”，将该组织接管。

抗战胜利后，葛肇煌将本部易名为洪门忠义会，受军统指挥。

1949年10月，解放军长驱直入，占领广州。葛肇煌和近万名国民党败兵，纷纷涌入香港，聚集在香港西环一带。

这些国军败兵，白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看热闹，有些没饭吃跑去偷盗抢劫，晚上就在路边屋檐下铺上油纸或者毯子，席地而睡。

为了安置这些不安定分子，港英当局在香港岛西面的摩星岭设置了所谓的难民营。

难民营很简陋，连木板房也没有，是用各种物品搭建的帐篷，帐篷布满山头，缺乏公共设施，人们随地大小便，每逢烈日当空，更是恶臭难闻，到了雨天，更是遍地泥泞，就算铺上草包袋子，也很快就腐烂不堪。

但这些不安定分子，仍然不安定。

1950年6月，摩星岭国军残兵与香港人发生冲突，很快数百人打起了群架，这次事件导致130多名香港青年受伤。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动乱，港英当局撤销了摩星岭难民营，在相对偏僻的九龙魔鬼山，也就是将军澳对面，设立了调景岭难民营。

国军残兵怎么甘心窝在山头住棚子呢？何况他们之中还有好多黄埔出身的军官。让他们去打杂工，看别人眼色，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

用帕特里克·亨利的话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于是，前国军中将葛肇煌挺身而出，创建了

14K

14是指14K发源地，即广州市西关宝华路14号，这是葛肇煌在广州创立的根据地；K是国民党英文名称KuoMinTang的第一个字母，也指K金（Karat），K金比一般的黄金更为坚硬，喻意组织的强大。

14K很快就在香港打下地盘，毕竟该组织成员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白刃战训练，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且身经百战，枪林弹雨、炮弹横飞都不怕，还怕黑社会？

自此，新义安和14K成为香港两大帮派，本地帮会以“和胜和”为首，皆屈居于两帮之下。

1950年，新义安创始人向前，43岁了，帮会发展得一般般，儿子却又生了一个，取名

向华胜

有人建帮，也有人立业。

1950年，当葛肇煌在创建14K的时候，22岁

李嘉诚

开始创业了。

之前他帮老太太浇花，卖铁桶，后来塑料桶横空出世，很快便取代了铁桶。他敏锐地发现，塑料将被广泛应用，于是他成立了塑料厂。

他拿出跟老太太浇花赚到的所有的积蓄，还向亲友借了一些钱，凑足5万元港币，在筲箕湾租下了一间千余尺的厂房，招了20几名员工，成立了长江塑胶厂。

李嘉诚有句名言：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后来果然“浩荡万里”了。

另一个创业人士

霍英东

，比李嘉诚大5岁，他投资的眼光也更成熟。

那时香港人口激增、工商业兴起，对土地和楼房的市场需求日趋旺盛。

27岁的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始经营房地产业。他首创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对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贡献极大。

一时间有钱的商人纷纷投身房地产行业。

这一年，杜月笙像拔河中间的红绸子，一边牵在老蒋手中，一边牵在中共手中。双方都想拉拢他，可是他却在中间打太极。

两不相帮，两不得罪，两边都不去。

甚至他想移民法国，但不愿丢下忠心耿耿的手下，和一些在抗战中牺牲人士的遗属。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当时杜月笙只有10万美元的积蓄，最终放弃移民。

1951年5月底的一天，杜月笙在家里一边喝茶，一边看报，他会通过看报，了解上海的一举一动。报纸上，一名老头在大街上扫地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老头很眼熟，拿起老花镜仔细一看，这不是大哥黄金荣吗？

杜月笙不禁叹了口气。大哥的遭遇也许他早有预料，如果自己不避居香港，恐怕旁边倒垃圾的老头，就是自己了。

但实际上，让黄金荣去扫大街，不过是一场“危机公关”。在此之前，因为群众愤怒，“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黄金荣也写了一篇《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但并未平息群众的愤怒。

于是就让黄金荣出来扫大街，一来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二来也消了群众的一口“恶气”。

没多久，就停止改造黄金荣了，毕竟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三个月后，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终年63岁。

杜月笙病逝时，只留下了大约10万美元的财产。除了分配给家人外，还单独留一份给那些有生活困难的门生。对待追随他的人，杜月笙有情有义，至死都还挂念着。单这一条，就让许多江湖大哥自叹不如。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5岁。

至此，青帮三大亨时代，彻底落幕。

一个月后，14K创始人葛肇煌因脑充血在香港逝世，终年59岁。其子

葛志雄

登上14K龙头宝座，但帮会已经开始分裂，葛志雄只是名义上的老大，36个分支组织各自为政，对外都称“14K”。

这一年，新义安创始人向前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他只带了最得宠的三太太去了台湾。5岁的向华强和3岁的向华胜留在了香港。

至此，新义安由向华炎领导，14K由葛志雄接任，香港黑社会翻开了新篇章。

也是这一年，37岁的曾启荣生了个儿子，名叫

曾志伟

向华炎

看起来很斯文，戴着一幅眼镜，江湖人称四眼龙。

向华炎接班前，两家都是国民党败兵为班底，多少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向华炎接班后，就不讲那些渊源和情面了。

只是那时的新义安，还没有跟14K火并的实力，但火并是迟早的事。

就像40年后郑伊健在《古惑仔》里唱的：

谁此刻可走出战圈，现在就要天空反转，火已再点，终须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

向华炎之所以能带领新义安崛起，跟吕乐有很大关系，前面说了，他们有一层亲戚关系，吕乐的发迹，也离不开新义安。

只有黑白两道都有人，才能黑白通吃。

就像当年上海滩的黄金荣，他一边在青帮当老大，一边当法租界巡捕房唯一华人督察长。他当督察长的时候，法租界破案率极高，还被称之为神探。

为毛？

因为没人敢在他的地盘闹事。后来法国总领事把他惹毛了，他撂挑子不干，一边跑去杭州玩，一边暗中指使手下在法租界闹事，法租界顿时大乱，总领事急得团团乱转，却没人破得了案，最后只好灰头土脸地请黄金荣回来。

吕乐和向华炎多半对黄金荣的故事有所耳闻，只是他们需要二人联手，才勉强达到黄金荣的段位。

向华炎当上新义安龙头的时候，吕乐也由探员升为探目。探员就是包打听，探目就是包打听的头目。

黄金荣当年在上海滩，也是从探员做起的。黄金荣升为探目，是因为他利用黑道的眼线，打听消息很灵便。

吕乐当探目，业务能力强，当然也离不开新义安的龙头向华炎的支持。

待这二人羽翼渐丰的时候，就开始联手对付那时风头正盛的14K。

1955年，百余名14K黑社会成员在钻石山一所学校内开“群英大会”，吕乐很快得到消息，不动声色地带着警队将之一网打尽。

这是吕乐第一块跳板，因为反黑有功，他被升为高级探目，离探长只一步之遥。

1956年“双十暴动”，成为吕乐又一块跳板。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又称双十节。流亡在香港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每年都会在这一天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但这一年，他们做得有点过分，以前只在自家房子上挂旗，这一年他们把一串串旗帜拉过马路，甚至强行贴在别人的房子乃至公共建筑物上。

干这些事的是从国民党败兵演变而来的黑社会成员，如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

以前港英政府对双十节的庆祝睁只眼闭只眼，这次有点过分，于是政府职员接到上级指示来清理这些旗帜。

几十名14K成员开始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致使围观闹事者越聚越多。他们要求港英政府燃放10万头的爆竹以示道歉，还要拆旗者在蒋介石像前下跪叩头。

遭到拒绝之后，14K以及香港另外一些三合会如和安乐、和胜和、和胜义等混水摸鱼，乘机制造骚乱，到处随手打人，砸东西，洗劫焚烧车辆、商店、工厂、学校、工会等。

但这只是暴动的序幕。

当天晚上10点，庆祝双十的饮宴结束，大批亲国民党分子，其中多半是黑社会分子，喝了点酒，开始闹事，从九龙蔓延到大半个香港。

他们向左派工会掷石，冲击曾经悬挂五星旗的商户，推倒车辆设置路障并纵火，又强迫商店和路过的汽车买旗，索价5至20元不等。

他们用石块砸向一辆救火的消防车，司机被砸伤，消防车失控冲上行人道，酿成三死五伤。当救伤车前来救人时，同样遭到袭击。

一家面包公司最倒霉，暴徒们砸烂机器、烧毁厂房，停车场上的12辆货车被付诸一炬。

当警察出现时，他们就散入横街窄巷，警察过后，他们又重新集结，一直闹到凌晨5时。

10月11日，事态进一步恶化。

下午1时，瑞士副领事恩斯特夫妇乘坐的士被暴徒发现，竟将的士推翻，还放了一把火，的士司机及时逃脱，恩斯特夫人被烧至重伤不治丧命，甚至还有两名暴徒在翻车时被压在车底，也被烧死。

下午3时，九龙的公共交通全部停顿，市面上气氛紧张。

英政府颁布了紧急戒严令，并派出陆军进港镇压，才平息了暴乱。

“双十暴动”导致死伤400多人，300多家工厂、商店、学校被捣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美元，1957年港英政府紧急成立了“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即电影里说的“O记”。

因为吕乐之前反黑有功，在“O记”里，他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场暴动涉及的帮会有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新义安虽然也有国民党背景，却置身事外。

结果是，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此后遭受重创，而“新义安”在此消彼长之下开始壮大。

吕乐因反黑有功，在新界区当上了探长。

蓝刚当探长，则跟

曾昭科

有关。

对于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曾昭科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他的成长经历是个谜，他的祖籍地是个谜，他加入香港警队是个谜，后来他被港英政治部秘密逮捕，又被递解出境，仍然是个谜。

多年以后，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人们才揭开这些谜底。

曾昭科，又名曾约翰，1923年出生于广州，小学毕业后来港，跟兄长入读九龙华仁书院，毕业正值香港日治时期，故此留学日本。大学时代，曾昭科接触左倾思想，熟读《资本论》。

1947年，曾昭科毕业回港，加入皇家香港警察并屡受重用，曾派往英国苏格兰场受训。先后任职政治部、九龙刑事侦缉处副处长等要职。

刑事侦缉处就是现在的重案组。

1958年，香港九巴总经理雷瑞德被歹徒挟持，劫匪之一是拥有“双枪虎将”之称的

，此人可以使双枪，据说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曾昭科带队破案。

许多警员听说要破门入室，便吓得不敢出声，蓝刚当时只是一名普通警员，他自告奋勇，跟随曾昭科一起行动，因而受到上级嘉奖以及曾昭科的赏识。

此案一破，曾昭科升为华籍助理警司、警察学堂副校长，蓝刚则在深水埗警署当上了探长。

那时，除蓝刚以外，曾昭科还提拔过一位名叫曾云的下属。曾云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

曾荫权

1961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罗湖截获一名右腿打上石膏的男子，该男子不但身怀巨款，石膏内还有一微型底片，内容与

中共特工

有关，后经政治部严刑拷问，该男子供出接头人是时任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的曾昭科，一时轰动全港。

十多年后，广州暨南大学复办，曾昭科任外语系教授、系主任，之后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十一、

1962年，香港警队重设华人总探长一职，简称总华探长，从10个环头的10名探长中，选出两位人选。

一般总华探长只选一位，这次为毛要选两位？

因为那时在10名探长之中，吕乐和蓝刚声望差不多，给谁都可以，但给谁另一方都不服。于是就设置两个位置，一人一个。

吕乐驻守于港岛，蓝刚驻守于九龙和新界。

那时总华探长是当时华人在警察队伍中最大的官职。虽然曾昭科曾任警司，比总华探长级别要高，但是警司也得给总华探长面子。

1967年，六七暴动时，蓝刚就霸气十足地骂过警司：

警司有什么了不起啊！再不满意我就调走他！

值得插两嘴的是：

金庸曾在《明报》上撰文批判过六七暴动，后来遭到暗杀威胁，不得已避难新加坡；

六七暴动时，香港地价大跌，李嘉诚以低价购入大批土地储备。

四大华人探长中，吕乐和蓝刚最有代表性，也混得最好。另外两位韩森、颜雄，是在吕乐和蓝刚辞职后，才升为探长的。

但没办法，香港人喜欢搞“四大”，什么四大探长、四大家族、四大黑帮、四大才子，以及四大天王。

关于四大黑帮，我插一嘴，因为那年代香港有很多黑帮，不同时期的四大又不大相同，所以导致不同人心里的四大黑帮也有不同，但新义安和14K，是公认的两大黑帮。所以我也重点写新义安和14K。

吕乐口中的四大黑帮还有义和。新义安、义群的老大都是潮州人，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潮州帮。义群老大吴锡豪主要贩毒，《追龙》里甄子丹演的跛豪就是以吴锡豪为原型，刘德华演的雷洛就是以吕乐为原型。

二人一黑一白，联手敛财。

十二、

四大探长之所以牛逼，是因为当时香港的四大黑帮（新义安、14K、义群、和胜和），都给足他们面子。

多年后，吕乐在台湾接受采访时称：

我就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同黑帮老大要人！

新来的警务处长一上任，也要礼贤下士，来拜访他们，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乱，而警方根本无法制止。

这跟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如出一辙。

吕乐为四大探长之首，还因为他的辖区是港岛，这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在这里，他位高权重，纵横在黑白两道之间，呼风唤雨，敛财无数。

一方面，他有警探“红”的一面，办事雷厉风行、果敢决断；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仗义疏财。

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收贿这件事，就是曾志伟老爸曾启荣干的活。

那时的香港，警察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

在1959至1968年期间，吕乐父母先后在尖沙嘴、筲箕湾、观塘、沙田、港岛半山及湾仔区，购入当时合共三百多万的物业。

据悉，吕乐当时买楼非常豪气，喜欢的物业，一口气购入几个单位甚至几层楼，也曾一口气买整幢大厦，筲箕湾道299号便是其一，如果未被拍卖持有至今，市值近2亿。

1967年，警方为了压制猖獗的贪污活动，对调了吕乐与蓝刚的辖区，这样一来，原本管辖区里的关系都作废，去新的辖区要重新捋清关系，又需要费一些周折。

身价五亿的吕乐才懒得再干下去呢，而且警方开始反贪污，48岁的吕乐感觉不妙，于1968年辞职退休，第二年，49岁的蓝刚也提前退休。

蓝刚退休的这一年，16岁的曾志伟代表香港到韩国踢青年杯。正是因为踢足球，他结识了武术指导刘家良，后来进入影视圈。

1970年，22岁的向华强来到台湾，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父亲向前，身形健美的他在街头饮茶时被星探发掘，开始在一系列功夫片中跑龙套。

那时20岁的向华胜在做餐饮生意，做得还不错，三年后，账面余额达到百万时，他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永胜影业。

那一年，他23岁。

十三、

四大探长疯狂敛财的时候，有人在疯狂圈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嘉诚和霍英东。

1957年，开塑料厂的李嘉诚偶然在杂志看到“塑料花”在欧美市场非常受欢迎，于是在生产塑料桶之余，又经营起“塑料花”产业。

很快，“塑料花”就为他赚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那时的霍英东还在卖楼花，即预售按揭购房。

李嘉诚有了第一桶金，便也开始卖楼花的业务，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大量收租物业。虽然资金回笼慢但极其稳定，日后一旦升值，能获得更高回报。而事实也证明了李嘉诚的眼光毒辣，极富远见。

霍英东则将目光投到建筑材料业。他开始进军海底采沙业，成为“海沙大王”。

为了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在香港开创了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先河。

到1965年，香港地产业陷入低潮，霍英东联合广大房地产商召开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会议，他被推举为会长，并连任20年之久。

在黑帮和警界贪污盛行的年代，商界也难独善其身，只好兼济一下黑帮了。

李嘉诚和霍英东，一个来自潮州，一个来自广州。

恰好新义安和14K也是来自潮州和广州。

于是，一个成为新义安等潮州帮的幕后金主，一个成为14K的幕后大佬。

多年后，李嘉诚长子被绑架的时候，就想通过潮州帮来解救，后来还请霍英东的14K帮忙。

十四、

吕乐、蓝刚退隐后，香港警方急需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将韩森提拔为新界总华探长，颜雄也升了一级，接替了韩森留下的油麻地探长之位。

两个月后，韩森敏锐地觉察到不妙，也退休了，于是颜雄接替了总华探长之位。

1971年11月，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上任，警界的贪污分子离大限之期不远了。

麦理浩

，1917年出生，殖民时期曾派驻马来西亚，后来在英国外交部工作。

甫一上任，麦理浩就发现香港的腐败已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再不惩治，香港必将大乱。但惩治腐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整个警察队伍，从上到下都腐败，要怎么查？

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1954年加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19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入狱时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说：

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事。

但韩德还不算大老虎，仅仅查处一个韩德难以平民愤，那时香港总警司葛柏贪污的线索被警方掌握，可是没有证据也端不掉他。

是英国人，192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比吕乐和蓝刚小两岁。

新任总督麦理浩上任后，他就感觉势头不妙，以妻子身体欠佳为由，决定于1973年7月20日退休。

结果，在那年4月，警务署长接获报告，指控葛柏贪污。一调查，他的总薪金为89.19万港元，但他的总财产竟有437万港元。

但是，那年6月，葛柏却跑掉了。

香港总警司都被调查，吕乐蓝刚韩森颜雄曾启荣等至少42名华探纷纷出逃，后来又分别逃到巴西和台湾，值得一提的是，吕乐也劝过大毒枭

吴锡豪

离开香港，但他看不清形势，留在香港，最终被捕，判处30年有期徒刑。

葛柏的潜逃导致积聚已久的民怨爆发，香港爆发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为平息民愤，港英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才在民意压力之下宣布成立了

廉政公署

4月，葛柏于英国被捕，但葛柏贪污的证据没有，最后还是韩德作污点证人，才将葛柏告上法庭，但韩德只能提供葛柏部分贪污的证据，更多的证据四大探长肯定有，但他们都潜逃了，最终葛柏被判入狱4年，关在赤柱监狱。

1979年，葛柏出狱，当得知吕乐贪污了5亿港币，是他的100倍，而且还逍遥法外时，恐怕会哭晕在厕所。

那时吕乐在台北买了一栋豪宅，没事就约韩森曾启荣之流喝茶聊天。当他们聊到当年的总警司葛柏时，恐怕一口浓茶都忍不住会喷出来。

十五、

廉政公署成立后，确实惩处了很大一批警界贪污分子，但是如果继续查处下去，恐怕所有的警察，无一幸免。

1977年10月下旬，1万多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控诉他们对廉政公署的不满，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们将集体罢工。后来，近百名警察冲进廉政公署，毁物伤人。其他警察对此纷纷呼应，准备再次冲击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最终，港英政府不得不颁布特赦令，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

此后香港警界腐败得到了有效扼制。

但是香港的黑社会却发展得更加迅猛，为毛？

惩处腐败后，香港警力需要一定的补充，于是警官学校大量招生，黑帮趁机安排一些小弟混进警官学校。

香港警界进入“

无间道

”时代。

此前四大探长时代，古惑仔怕警察，探长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无间道”时代，潜入警界的卧底得听命于帮会大哥。如此，反而更利于帮会发展。

虽然警方也持续地在打击黑社会，但通过卧底的通风报信，顶多抓捕一些小角色。

而古惑仔们，也开始嚣张起来，还会出现指着警察鼻子骂娘的景象，为毛？因为警察上面还有廉政公署约束，即便是古惑仔，如果他没有犯罪不能随便抓捕，更不能随便刑讯。

在这期间，和胜和曾有七年独大于香港，那时和胜和有两位少年大哥，一个叫“拿渣”，一个叫“斧头”，其手下小弟发展迅速。

“拿渣”成名后江湖人称“大哥成”，“斧头”成名后江湖人称“大佬原”，二人各拥上万人马，当时“大佬原”略逊“大哥成”一筹。

“大佬原”不甘人后，1982年转会新义安。一时间新义安一家独大，到90年代，其会员发展到10万之众，除了龙头向华炎外，还有总管林原和“五虎十杰”。

新义安通过勒索、收保护费、贩毒、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走私等攫取巨额利润。同时也经营企业，例如电影制作公司、金融投资公司和酒楼等。

14K也不遑多让，后来

胡须勇

为龙头，会员约有13万、14万之多，在世界各地，荷兰、美国、东南亚等均有分部。

虽然人数比新义安多，但因为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在香港的会员并不比新义安多。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香港有三位胡须勇，因为他们都留着胡须，名字中又带个勇字，所以江湖人称”胡须勇“，除了14K老大外，张柏芝老爸张仁勇也有两撇漂亮的胡须，于是也叫“胡须勇”，后来张仁勇赌债缠身，因为同名，所以败坏14K老大胡须勇的名声，于是14K成员气不过，招来张仁勇，令其改名，还强行剃去他的胡须。

到90年代，香港黑社会频频插手影视圈，用枪指着刘德华拍戏，李连杰经纪人被杀，刘嘉玲裸照等等，都是当时黑社会干的。我公号曾为此写过一篇，《香港电影：被黑社会染指的日子》。

当黑社会还在黑社会的时候，看看李嘉诚和霍英东在干什么？

李嘉诚：

1978年，与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迎接香港回归；

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亚洲运动会；

1997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捐赠1000万美元，支持新图书馆的建设。

霍英东：

1974年，促成中国恢复了在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席位，后积极推动中国羽毛球、篮球、排球、自行车等体育项目

国际组织。

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

1979年，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1983年，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好评。

1985年起，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担任重要职务。

1997年，香港回归。

多年后，14K元老陈惠敏回忆称：

在香港回归前夕，有很多的人金盆洗手或者隐退江湖。但回归之后，还有不少的黑帮组织。不过现在的社会已经过了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从之前的赌场转至现在的茶楼、牌馆，都在寻求一个“财”。如今产生利益矛盾，是坐下来喝杯茶，吃个饭，而不是之前的拳头定胜负！

正所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黑帮。

蓝刚，1989年在泰国病逝，终年69岁，逃犯；

韩森，1999年在台湾病逝，终年82岁，逃犯；

霍英东

，200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吕乐，2010年加拿大病逝，终年90岁，逃犯；

曾启荣，2011年在台湾病逝，终年94岁，逃犯；

曾昭科

，2014年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政协委员；

颜雄，生卒不详，一说定居泰国，逃犯；

李嘉诚

，香港首富。

更多信息，请加小号

香港往事

1840年11月，尽管大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局已定，但道光皇帝仍不甘心。朝廷一边佯装从主战转向主和，劝说英军返回广州等待谈判，一边暗地里下令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海防，并在浙东集结重兵，准备收复定海。

钦差大臣琦善奉旨到广州谈判，但此举实为缓兵之计，意在为朝廷调兵争取时间。

琦善在广州与英国对华全权代表义律反复交涉，但谈判进展极其缓慢。失去耐心的义律于1841年1月7日，突然率军占领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并将其单方面草拟的一份条约扔在琦善面前，要求他必须接受。

琦善不敢签字，将这份草约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军机处的中堂们打开一看，见其开篇写的居然是香港问题，义律在这份《穿鼻草约》中称，清政府必须将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

军机处的满汉大臣们面面相觑，

谁也不知道这个叫“香港”的地方到底在哪。

今天，中国人都知道，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是一处天然良港，它与美国的旧金山湾及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合称“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但中国自古重疆土而轻海权，因此在漫长的古代史中，香港毫无存在感可言，直到嘉庆年间，香港依然是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

香港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但晚清政府对此一无所知，因此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这里成了海盗和走私犯的栖息之地。1833年前后，英国大毒枭威廉·渣甸、兰斯洛特·颠地等人都曾拿这里作为鸦片走私的中转站。

彼时的香港，与美剧《黑旗》里的拿骚有几分神似：

蓝天碧海之间，活跃着一帮立志要做“海贼王”的男女。在那里，有烈酒，有毒品，有猛男，有美女，有刀光剑影，有冒险故事，但是没有政府。

那时的香港是法外之地，远在京城的皇帝纵然有无上的威仪，也无法对其行使有效的管辖。

1834年，没落的苏格兰贵族威廉·约翰·内皮尔勋爵拜托其好友、时任英国外相的巴麦尊帮他谋得一个差事，担任驻华商务总监。当时，威名赫赫的东印度公司即将解体，英国政府想以官方指派的方式派专员陆续接手东印度公司所管辖的贸易权。

内皮尔勋爵曾在英国海军任职，他在到达澳门之后，偶然听闻了香港的存在，专门乘坐军舰去实地考察了一番。他与当时护卫他来到远东的副使义律都认为，这里会是一个很好的贸易港口。他将此事写在报告里，寄回伦敦，但如泥牛入海，全无回音。

不久之后，这位倒霉的使者与清政府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差事办砸了，他本人也因感染疟疾，客死澳门。在临终前，他再度口述了一封信给巴麦尊，信里再次提到了香港，希望能引起重视，但是巴麦尊对此根本就没有留意。

对于香港，当时的中英两国政府都是非常漠视的，真正重视此地的人其实是那些贩卖鸦片的毒枭。

日后，这些人在香港砸下重金开荒，为香港打下了最初的城市雏形，而他们也因此摇身一变，洗白上岸，成了引领一时风骚的大商人、大富豪、绅士、慈善家。

苏格兰人威廉·渣甸，是怡和洋行的创始人之一。怡和行本是广州十三行总商，家主伍秉鉴家财超过两千六百万两白银，为当时的全球首富，而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则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的三分之一，誓要在贸易财富上压倒怡和行，事实上后来他确实做到了。

兰斯洛特·颠地是宝顺洋行的老板，一个生意规模仅次于渣甸的毒枭。为了向中国走私毒品，这个彪悍的冒险者多次展示了其野蛮的海盗本色，他经常亲临一线，指挥走私船上的炮手与广东水师的缉私船海上对决。

这二位毒贩子甚至多次回到伦敦，游说英国国会对华开战，甚至不惜重金贿赂议员，后来他们真的在促成鸦片战争爆发一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义律向琦善提交《穿鼻草约》，道光皇帝看不懂，把琦善锁拿问罪，而义律同样没得到好下场，1841年5月3日，他收到了巴麦尊的信笺。

在信中，巴麦尊对义律表达了极度的失望，他在信中写道：“我给过你明确的训令：务必占领舟山群岛，而你却提出割取香港，

一个一无所有的荒岛。

香港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它倒是适合用来隐居。

你将被解职，女王已另派全权大臣取代你，不日即将到达。”

我们知道，后来在《南京条约》中，英国人最终得到的不是舟山，而是香港。

1841年，英国对全香港岛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当时岛上共有居民3650人，散居在20多个村落里。这些人中有逃犯，也有一些失地的游民，基本上都是些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来到这片荒野，只是为了逃税、躲债，或者摆脱官府的追捕。

香港开埠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毒枭们的大手笔投入。当时香港最高的楼就是怡和洋行的总部，大毒枭威廉·渣甸和他的合伙人詹姆斯·马地臣经常在那里办公，直到近代，怡和洋行的雇员人数都曾一度超过香港政府。现在怡和洋行依然是世界500强企业，其业务早已渗透到了香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香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香港依然保留着渣甸街、渣甸坊等地名，以纪念那个梦幻般的“东方大航海时代”。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两广地区很多人为了躲避战乱，就近迁往香港。这是香港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1851年，香港人口在33000人左右，但到了1865年，香港人口已经超过了12万人，短短十四年中，人口扩展了近四倍。

香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移民潮意味着人口的涌入和财富的激增，它对于香港的发展至关重要。

香港之后的每一次移民潮本质上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

香港也迎来了第一轮制度红利周期。

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让满清政府走向开放，相反，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于本土贸易商的管制反而越来越严苛，这种制度逆反直接导致了“千年商都”广州的衰落。而香港此时趁机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大的货物转口港。

除了货物转口之外，香港也逐步成为华南地区的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出发地。从1851年至1900年期间，有超过200万广东人及福建人经香港移居海外，这些人中有的下了南洋，有的去了美洲。

尽管华人是香港人口的主体，但当时香港的华人圈和洋人圈泾渭分明，洋人聚居于中环，华人聚居在上环。洋人区灯红酒绿，日益繁华，而华人区则沦为脏乱差的贫民窟，瘟疫肆虐。

1894年5月，上环太平山街爆发鼠疫。8月，港英殖民政府强行收回太平山区的土地，将那里夷为平地。

当时的港媒称：“由香港回粤有十万人，盖已去其一半矣。目下港中能工作者约只四千人，致各局厂皆停办公事。”

这大概是香港开埠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大萧条。

晚清时期，香港虽然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质变，但经济状况远谈不上繁华。

当时引领时代风骚的城市首推天津，其次是上海。

不过，由于香港是英属租界，政治上有其特殊性，因此晚清时期的各路政治网红经常在此避难。比如，戊戌变法失败时，先知先觉的康有为早就提前上了英商的“重庆号”轮船，从天津一路狂奔到香港，然后远渡重洋而去。

稍晚一点的孙中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2009年底，《十月围城》在全国上映，故事讲述的是1906年10月15日的香港中环，一群出身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在清政府和英政府的双重高压之下，不惜身家性命保护孙中山的故事。

甄子丹、谢霆锋、王学圻、梁家辉、李宇春、范冰冰、黎明、曾志伟、巴特尔等明星，分别在这部片里分别饰演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革命党。影片高度真实地还原了当时香港的历史风貌。

那时候的香港，就是那样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

内地持续多年的政治动荡，迫使一部分人口持续流入香港，几十万流民每天在这个弹丸之地上苦苦挣扎。

民国时期，香港的状况也没有太大的好转，但是大陆长期陷于战乱，香港处于和平状态，因此不少条件较好的内地家庭都在想方设法移居香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香港正式迎来了第二次移民潮。

与第一次移民潮稍有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移民主要来自于江浙沪等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地区，这些移民不但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带来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因子。

1937年11月，上海滩大佬杜月笙来香港避难。

那时候香港即将沦陷，老蒋让人给上海滩三位大亨带话，让他们去香港避难，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当时杜月笙49岁，正当盛年，深知其中利害，当即表示愿往，但黄金荣年事已高，不愿舟车劳顿，而张啸林又打错了算盘，以为杜月笙出走正有利于他独霸上海滩。三人一念之差，导致了各自不同的结局。

之后，戴笠想除掉投靠日寇的张啸林，专门派特使来香港征求杜月笙意见，杜月笙默然无语，也算是默许了。1940年，军统策反了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在张公馆内将其击毙。

当时杜月笙没有打算在香港久居，因此他在香港只是闭门做寓公而已，香港沦陷前，他已经去了重庆。但是抗战结束后，上海局势陡变，他的靠山戴笠已亡，老蒋和他的关系也急转直下，到了晚年，他拒绝了国共双方的邀请，选择在香港度过了余生。

杜月笙在香港的影响力极小，甚至远不及那些几乎和他同批避难来港的少年们。

1940年，潮州沦陷。乡村教师李云经带着12岁的儿子到香港投亲，这个少年就是后来名震香港的李嘉诚。

1948年，顺德青年李兆基揣着1000块钱只身来到香港，借着移民潮的东风，在中环做起了外汇兑换业务和黄金生意，赚到了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商界如此，政界也大体如此。

广东海丰青年吕乐、梅州五华青年曾启荣，分别于1940年前后偷渡到香港，并于1940年11月进入警队。吕乐，就是后来的“五亿华人探长”，刘德华主演的《雷洛传》、《追龙》里，雷洛就是以他为原型。曾启荣是吕乐的心腹，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替吕乐收黑钱，他喜欢踢足球，最喜欢的球星就是他的五华老乡李惠堂，他还有个爱踢球的儿子，叫曾志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

17天后，日军进攻香港，港督杨慕琦直接投降，香港进入其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在这段沦陷期里，香港和“繁华”二字是完全不相干的。除了日本宪兵队的高压恐怖统治之外，彼时街头暴力也如家常便饭，各路黑帮与日本占领军相互勾结，无恶不作。在这种环境里，甚至不少作风比较老派的传统江湖黑帮都悄悄离开香港，北上抗日去了。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结束，香港进入了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经济开始复苏。与此同时，中国解放战争爆发，为香港带来了第三波移民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解放香港易如反掌，然而最高决策者考虑到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最终做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历史性决定，没有让军队渡过深圳河。

这一次，香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李嘉诚17岁的时候，在一家五金店里做推销员，推销的商品是一堆滞销的白铁桶。

那个时候，香港的平民老太太们都不爱跳广场舞，她们的爱好是种花，李嘉诚天天帮老太太们浇花。

香港自开埠以来，就是一个生活节奏很快的商业城市，和当时中国主流的农耕社会截然不同。人们生活忙碌，陪老人家的时间很少，人老寂寞，就很容易对李嘉诚这种热心青年产生好感。很快李嘉诚就成了老太太圈里的网红青年，大家都以手提一个李嘉诚亲手卖的白铁桶为荣，李嘉诚也因此成了公司里的当红炸子鸡，升职为经理。

但是，做一个白铁桶销售冠军并不是李嘉诚追求的人生目标。

1950年，22岁的李嘉诚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7000美元创办长江塑胶厂，之后成了“塑胶花大王”。

那时候的香港战乱已平，百业待兴，是实业家们的好时代。

五十年代初，李兆基的外汇兑换和黄金生意遇到瓶颈，转行做起了五金生意和进出口贸易；郑裕彤把周大福从澳门开到了香港，除了金店之外，他还计划从南非进口钻石到香港卖，他还在跑马地兴建蓝塘别墅，在铜锣湾兴建香港大厦，开始涉足地产；郭得胜把上环的鸿兴合记杂货店更名为鸿昌百货批发商行，随后又设立鸿昌进出口公司，成了“洋杂大王”。

不过，

这帮香港最精明的商人很快发现，做什么都不如地产来钱快。

1958年，李嘉诚在港岛北角建起了第一幢工业大厦，正式介入地产市场；1960年，他又在柴湾兴建了第二幢工业大厦。初涉地产之后，李嘉诚对塑胶花这样的低端制造业很快没了兴趣，他的商业重心开始向地产转移。

1967年，香港发生暴动，地价暴跌，香港四大家族闻风而动，以低廉价格购入大批土地储备，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以李嘉诚为例，凭借这一轮赚到的巨额收益，长江实业得以在1972年成功上市，当时这只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

李嘉诚在70年代中期登顶，成为香江商界第一人。随后，在香港房地产起飞的数十年间，李嘉诚先后进入地产、港口、零售、能源、通讯、医药等行业，组建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并用从香港赚到的钱去海外不断购买资产，其商业版图遍及全球。

除了地产之外，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股市也是一个财富制造机。

1972年，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四家证券交易所（1986年合并成为联交所）竞相拉拢有实力的公司上市，导致上市门槛大幅降低，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华资地产公司挺进股市。

比如新鸿基地产，于1972年正式上市，合作了十余年的“三剑客”（郭得胜、李兆基、冯景禧）也于此时分手了。分手后，李兆基分得约值五千万港元的地盘和物业，他又于1972年底和胡宝星合作，组建了“永泰建业有限公司”。

当时恰值香港股市牛气冲天之时，李兆基趁机将永泰公司上市，虽然是个新成立的公司，业绩都还没成型，但每股一元的股票居然也一下子涨至一元七角。李兆基趁机大捞了一把，套现走人。

之后，香港股市随世界经济衰退而大崩盘，地产业也随之陷入低谷，但李兆基此时手里握着巨额现金，他看准机会，大肆压价购进土地和旧楼。

1975年，香港股市开始复苏。李兆基成立恒基兆业，股本1.5亿港元，地盘20个，随即准备借壳上市。此时他以物业换取了永泰公司1900万股的新股，成为最大股东，取代胡宝星出任永泰董事局主席。

李兆基接手永泰之前，其股价还是个仙股，但到了1976年初，股价已经到了三块多港币。一年的时间，资产完成了二变四。

五十年代开始，香港的楼市与股市都处于景气度高涨的周期，香港的顶级富豪们的发家史与这两者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香港自开埠以来，阶层分化就非常明显，上流社会灯红酒绿，底层社会刀光剑影，这种局面直到1997年回归才有了实质性改变。

自晚清开始，渐渐势微的洪门（就是“天地会”）在大陆越来越艰难，只好移居香港，之后又远走美国。孙中山早年为推翻清政府，特别重视利用江湖会党势力，同盟会早期成员里许多都是江湖人物，而香港因其底层的江湖习气，更是同盟会诸多据点城市中最有武林风气的一个。

五十年代开始，具有国民党军方背景的新义安和14k先后崛起，成了香港最有势力的两个黑帮。

新义安“教父”向前本是军统少将，戴笠的得意门生，于抗战胜利后奉军统命令赴香港展开间谍活动，其创办的义安工商总会、太平山体育会等，都是遮掩其间谍活动的幌子。

1947年，港英政府因义安工商总会涉黑，取消了它的社团注册，于是向前将该组织改名为新安公司，以铜锣湾为基地开展活动，江湖人称“新义安”。

几年后，老蒋退到台湾，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新义安进退失据，彻底沦为黑帮。

14K的“教父”葛肇煌也是国民党正规军出身，黄埔六期，战功赫赫，早年还曾暗杀汪伪政府的广东省长陈耀祖。1945年，他奉命捣毁日本支持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洪门组织，并自称“洪门护法”。

1949年广州解放，走投无路的葛肇煌率领近万残兵逃入香港，聚集在西环一带。港英政府既无力驱逐，也无力为这些人保障生计，只好不闻不问，任其在摩星岭一带自生自灭。

与新义安不同的是，14k入港时穷途末路，生计艰难。为了活命，这帮人时常与当地居民爆发武力冲突。

残兵败将毕竟也是受过正轨军事训练的，14k战斗力强大，很快在港岛打出了名气。这种玩法，其实和晚清时期江湖人跑码头抢地盘别无二致。

港英政府早年对这些黑帮毫无办法，主要靠华人探员去调和，而调和的结果就是划分地盘，各自为界。看上去似乎相安无事，天下太平，但实际上暗流涌动，底层民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但是这种局面让四大探长发家致富，也让一众江湖人得以苟延残喘。

1974年2月，廉政公署成立，四大探长垮台，但是黑帮仍然是黑帮，只是从明面上的刀光剑影转入了地下暗战，无间道的时代来临。

八九十年代，香港本土黑帮基本消停了，那个时代的黑道风云属于吴建东、陈虎矩、叶继欢、张子强们。

张子强劫持李泽钜，一票拿下10亿港币，这赚钱能力在黑道上也算是创纪录了。但是与李嘉诚相比，他的赚钱能力也不过尔尔，10亿港币，其实也就半个楼盘的利润罢了。

盛世是黑帮的杀虫剂，现在日本山口组都在卖奶茶了，香港黑帮还能有什么前途呢？他们的唯一的现实价值，或许就是为香港的影视剧提供了一点素材。

不过，这种江湖风气，其实也构成了香港社会底层的一种文化底色。暴虐、疯狂的背后多少有一点点浪漫主义的寻根色彩。

影视产业是香港文化的一个突出体现，港产片比大陆片整体上要强一个档次。

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正能体现香港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不同。

这个话题比较宽，这里只举武侠类的作品说一下。

现代武侠作品起于上海，民国初期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和宫白羽都是代表人物，但写武侠小说在当时为正统文人所不齿，若不是生计艰难，几乎无人愿写。

平江不肖生写《火烧红莲寺》，在当时成了大热门，但在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他立刻断更。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设宴请他复出，他拍拍钱袋说：“今尚得生活，不再煮字疗饥了。”

言下之意，

只要今晚有米下锅，这事是万万不再做了，简直比卖身还丢人。

宫白羽早年受鲁迅提携，一直心存感激，但之后由于生计艰难，不得已写了《十二金钱镖》。虽然赚了钱，但他之后再也不去见鲁迅，有人邀他同去，宫白羽含泪婉拒，自感无颜以对。

但是，武侠作品在香港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长成了一棵苍天大树。

1954年1月17日，香港吴式太极传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陈克夫约架，双方在万名观众的瞩目下打了一轮王八拳，最后比武以不胜、不和、不败告终。

全港观众摇头，大呼“没意思！”

三天后，《新晚报》刊发通告：“不日将刊载梁羽生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故事紧张异常，敬请读者留意。”

《龙虎斗京华》是梁羽生的即兴之作，但《新晚报》的订阅因此猛增。

梁羽生当时是《新晚报》的编辑，他有一位同事，叫查良镛。次年，这位查良镛先生执笔写了平生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59年，金庸自办《明报》，为了拉流量销量，亲自执笔连载《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结果大获成功，掀起了香港武侠热。这股武侠热还席卷了国外诸多中文报纸，每天都有不少人在等香港媒体刊发，然后他们再坐飞机把已刊发的文稿带回去转载。

有些报馆为抢先刊登，还直接拍电报传送内容，当时电报价格高昂，竟然舍得出这血本，可见武侠作品当时有多热。

武侠小说也催生了武侠片。1992年，《新龙门客栈》大火，内地观众看完都大呼“惊艳”！

大陆也有武侠片，其中不乏大牌导演的作品，比如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的《无极》，但是总感觉这里面差了一点东西。

香港写武侠小说的人、拍武侠片的人，都没有本地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做这行的人都是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中国传统文人。

他们的作品看似迎合潮流，走的是蹭热点的路子，但本质上都是在表达乡愁，是在外漂泊多年的传统中国人的寻根之旅。

今天我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些香港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希望大家要明白，其实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香港人”。

这世间自有香港这座城市以来，所谓的香港人，都是那些因为各种时代悲剧而被历史潮流推涌到香港的中国人。

当初，流亡香港的华人醉心于这些武侠故事，倾情于这些江湖往事，那是他们在漂泊人生中的心路历程的写照。但是大陆文人却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慢慢遗失了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走向了别的道路。

今天，香港文化与大陆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因这种差异而产生了一些矛盾与分歧，但这都是彼此之间的长期文化隔阂所致。

白天不懂夜的黑，而黑夜同样也不懂昼的白。

2017年，武侠迷马云出资拍了一部武侠微电影《功守道》。文章执导，李连杰监制，洪金宝、袁和平、程小东担任动作导演，甄子丹、吴京、邹市明、托尼·贾、朝青龙、向佐、李连杰在片中演配角。主题曲由高晓松作曲，由王菲和马云一起合唱。

在歌词里，

马云还用那句最经典“沧海一声笑”致敬了一下香港的文人黄霑。

但是，这部微电影同样没有丝毫港产片里的侠义风。

文化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很奇怪，它是一种无形的精气神。大腕云集又如何？它不是人们使劲砸钱就砸得出来的。

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香港是全世界惟一在天空有老鹰盘旋的大都市。

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在中区遮打道富丽华酒店向上仰望，有颗巨大的建筑物构成的星星在上空，不论昼夜。

一百七十多年前，香港就在被遗弃中成长，在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中求存。

她的历史，就是一段咬牙追梦的轨迹。

奇怪的是，任何来到这里的人，都也像逐渐的走进了她的梦境般，跟着她成长；

而且奇迹似的找到了他们的梦，不愿离开。

所有的不可能的困顿，都终将化解，道路的尽头，一定会有鲜花——这就是香港对历史与未来的交待。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至今已经22年了。

沧海横流，岁月如歌。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祝福香港，祝福祖国，祝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的追梦人！

END

版权申明: 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或网友自行上传，如果有侵权行为请联系站长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