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

黄立志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2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

·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用政治

“锁死”科技？

为什么要读《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这是一个问题。

初看起来，这本书在福山著作史中的地位非常尴尬。一个政治学者跨界现代科技领域，用未来学家的口吻发言，好比是相声演员误入

“我是歌手”现场，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更何况这本书写于2002年，距今已有十四年之久，十几年的时间也许能让一部政治学著作成为经典——譬如福山那本“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下简称《历史的终结》），但对于一本由外行人写就的探讨现代科技的著作，却足以让我们把它淘汰进垃圾箱；更何况福山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了生物技术革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对信息技术的政治前景多有误判，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只是一语带过，在AlphaGo战胜李世石引发人工智能热的今天，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还是让我们听听福山本人的回答吧，在本书序言中福山提出：

“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最重要推手，福山这个断言不啻为一种自我颠覆。虽然福山宣称在政治的意义上人类历史已然终结于自由民主制，但是他承认这个结论并不牢靠，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伊斯兰教会否成为民主的障碍，全球民主是否可能，如何在贫穷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民主政治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挑战来自于现代科学，特别是生物技术革命。

福山这样警告世人：

“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换言之，只要生物技术革命不加约束地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被终结的就不是历史，而是自由民主制乃至人性本身。

福山是在杞人忧天或者痴人说梦吗？我不这样认为。最近谷歌首席未来学家雷伊

·库兹韦尔（RayKurzweil）调整了他在《奇点临近》中的说法，认为人类永生的时间点也许不是2045年，而是2029年左右：“届时医疗技术将使人均寿命每过一年就能延长一岁。那时寿命将不再根据你的出生年月计算，我们延长的寿命甚至将会超过已经度过的时间。”

库兹韦尔预言的

“奇点”基于如下判断：“技术的不断加速是加速回归定律的内涵和必然结果，这个定律描述了进化节奏的加快，以及进化过程中产物的指数增长。”我不晓得奇点会在哪一天到来，但我相信的确存在奇点，到那时人工智能将会超过人类智能，“一旦机器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它们就会自己设计下一代机器”。到那时我们不仅要烦恼人类获得永生后的意义问题，更要担心“人类将来可能会从这个循环中被淘汰”的危险。

是时候探讨现代科技对于人类基本生存状况的重大影响了。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副标题是

“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但在探讨生物技术革命之前，我愿意先把目光投向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讨论。

AlphaGo4:1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高手李世石的结果震惊了全世界。围绕着这场世纪大战，初步可以分为两派立场，反对派对于人工智能已经或者即将超越人类智能的观点不以为然，相比之下，支持派对于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景持肯定甚至欢迎的态度。

反对派的理由之一是

AlphaGo没有人类意义上的心灵或者意识：“此前两役，AlphaGo赢了，其实它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围棋的基本原则，它唯一的概念就是布局和布局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它的程序学到的东西还很有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所谓的类推能力是由它积累的海量样本造成，这方面没有创新，机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借用库兹韦尔的说法，上述批评属于

“来自本体论的批评”，也即“计算机可以有意识吗？”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Searle）是反对派中的杰出代表，他竭力反对对意识进行物理还原主义的解释，理由是“机器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没有一点主观意识，对它的任务也没有感知”。

相比之下，在支持派看来，人类意识并不神秘，大脑只是一台高度复杂的有机计算机，它能通过外在特征进行辨认。丹尼尔

·丹尼特（DanielDennett）在《意识的解释》中就说：“人类意识只是随一种特殊的计算机运作而来的副产品。”库兹韦尔相信，机器拥有意识只是时间问题，一旦达到必要的复杂程度，机器就会拥有意识这样的人类特性。

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曾经一带而过地处理过上述争论，在他看来机器拥有意识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这

“并不是因为机器永远无法复制人类智力——我认为它们在这方面也许会非常接近——而是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人类情感。安卓系统、机器人或计算机突然能够经历人类情感，比如，恐惧、希望，甚至性的欲望，这些都是科幻小说里的事情，从没有任何人设想过这一切如何发生，哪怕仅是有细微的靠近。就像人类的许多其他意识，这个问题并不单单是没有人知道情感本身是什么；而是没有人了解为何它会在人类的生物系统中存在”。

我认为福山的观点错失了人机大战的关键问题。

首先，如果归根结底

“智能是一个物理过程”，那么所谓的自由意志就可以还原为拓展未来可能性的能力，想象力就可以还原为连接不同事物的能力，创造力则是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突破既有范式、“自创武功”的能力，这些看似属于人类独有的属性都可以还原成为算法和计算力。AlphaGo大战李世石的表现已经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这一可能性，正如一个评论家所指出的：“说到底，所谓棋感、棋风、大局观云云不过是人类在计算能力欠缺时求助的直觉和本能。”

其次，福山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几无可能获得恐惧、希望之类的人类情感，可是问题在于，在人机竞赛过程中，人类的情绪和欲望不是一个加分的能力。我们恰恰要问的是：机器为什么要百分百地模仿人类？如果在未来的人机对抗中，情感不能加分而是减分，那么机器的

“冷酷无情”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AlphaGo在和李世石对决的时候，从来不会面红耳赤，也无需到室外抽一根烟来平复心情，它不恐惧也不希望，只是计算计算再计算。

作为人类顶尖棋手的李世石，在过去十五年里获得了十几个世界冠军的头衔，总共下了

1万盘围棋对弈，经过3万小时的训练，他的大脑可以在每秒搜索10个走子可能，相比之下，只有“两岁”的AlphaGo经历了3万小时的训练，每秒可以搜索10万个走子可能。人类虽然可以用自然语言进行知识交流，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人际交流信息的壁垒太高、速度太慢，与之相比，机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可以通过网络高速地共享一切资料，机器的硬盘存储能力可以无限大，运算速度无限快，机器永不疲倦、永不停歇，它可以始终如一地“斗志高昂”地进行深度学习，这是人类“学霸”永远难以企及的。

人类所珍视和引以为傲的很多属性和价值，比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自然语言的歧义性、情感的丰富细腻及脆弱，在与人工智能的生死竞争场上，都不是优势而恰恰是负担。没错，它们可能是人类独一无二性的体现，但就像蜈蚣有一百条腿，红毛猩猩浑身披着长毛，这些独一无二的属性要么无足轻重，要么是进化不够完全的表征，要么对人工智能而言毫无意义。

迄今为止，人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时候都是从

“拟人”的视角出发，可是机器为什么一定要以“人类”作为样板呢？“魔鬼终结者”必须笨拙地扭转脖子才可以看到身后的追杀者，为什么它不可以在全身上下布满视觉神经传感器，360度无死角地监控可能的威胁？人工智能无需在所有方面都模仿人类才能胜过人类，而只要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占先就足以克“人”制胜了。

有人说，人类智能最后的堡垒就是诗歌、小说和艺术。可是，小说家、艺术家什么时候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了？在一个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的时代，通过嘲讽机器不会写出好诗来贬低机器的价值、礼赞人类的特殊性，不是太有讽刺意味了吗？更何况，机器离写出好诗已经不远了。

关于人工智能的最大迷思就在于，它们应该像它们的造物

——人类一样拥有人类所拥有的全部属性：智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想象力，创造力，道德义愤，以及爱和怕的情感，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认知盲区。

主张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另一个理由是被造物不可能超越造物主，这个观念之所以错误，一是高估了人类，把人当成了上帝，一是低估了机器，把机器当成了人。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主张

“人是机器”，现在看来，这或许不纯然是对人的贬低，有一天机器会觉得这是对它们的羞辱。

一个比较天真的幻想是：因为祖先崇拜，来自奇点的智能可能会尊敬甚至崇拜创造了它们的祖先，也就是我们人类，因此人类将

“成为心满意足的宠物而不再是自由的人类”。可问题在于，人类或许不会成为人工智能眼中的宠物，而是成为人类眼中的蟑螂，生殖力旺盛但却毫无用处。

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

——这个“但是”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最大的价值正在于此：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在《人类简史》最后一章

“智人末日”中，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历史系教授赫拉利（YuvalNoahHarari）指出：“不论智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有了多少成就，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然而，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法则取而代之。”有三种方式能够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以及无机生命工程。人工智能只是其中一种，也就是无机生命工程。

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把重点放在生物技术革命而不是人工智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相比无机生命工程，生物工程、仿生工程对于人类的未来影响也许更加直接和紧迫。

人类是一种设计不够完善、功能不够齐备、容易黑屏、死机、时常需要维修的造物，生物工程和仿生工程可以治疗我们的种种病患，改进我们的种种缺陷。但是，就像福山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在

“治疗”与“改进”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红线，指引研究往前者方向发展，而对后者做出严格限制，因为后者很有可能成为改头换面的“优生学”，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

有人认为我们无法在治疗和改进之间划出红线，因为在理论上我们找不到区分两者的方式。是啊，凭什么说在三环上开车时速

81公里就比79公里更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人为地划出一条红线：81公里就是比79公里更危险！人类必须人为甚至武断地划出界线，否则就毫无界线可言。

相比红线划在哪里才合适，另一个问题也许更重要：

“谁有决定权？”

对此福山的回答是：

“到底由谁来决定科学被正当还是不正当应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非常简单，并且已通过好几个世纪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得以确立：那就是组成民主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主要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执行，这就是所有这些事情的最高主宰，它拥有掌控技术发展的进度与范围的权力。”

以探索和创造的名义，以求知和求真的名义，科学有着难以抗拒的魅惑力，它引领人类向着无限广阔的领域拓展，无所畏惧地探索一切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

“科学本身只是作为实现人类生存目的的一种工具；政治共同体决定什么是适宜的目的，这最终并不是科学问题”。

因此，《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绝非一本关于生物技术革命的普及读物，而是一本关于政治如何

“锁死”科技的政治学著作，以及追问人性是什么的哲学著作。福山正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去追问和反思现代生物技术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关于

“人类本性”的根本思考上。在这个问题上，福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拒绝对人性做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理解，而是从古老的自然权利出发为全体人类的尊严做辩护。

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问题，福山承认

“人的本性具有很大的弹性，顺从这一本性我们能有十分充沛的选择空间”。但问题在于人性“并不是可以无限延展的”。

没错，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之天性，为此我们进

KTV和夜店逃避工作的压力，发明利他林和百忧解缓解情感的沮丧和精神的苦痛，可是我们真的愿意让技术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乃至本性吗？比如，借助诺奇克（RobertNozick）的体验机让自己保持一辈子的兴致盎然（见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或者干脆通过基因改造技术让自己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和林志玲一样美貌动人还有善解人意？

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场实验，但是生活不应该发生在化学实验室里，而是要与每个人的自然天赋相适应，通过加入各种与自然相契的元素，比如热情、努力、奋斗、梦想，以及混杂着爱与痛苦的生命体验，才能认识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这既是人之为人的本义，也是文化之为文化的本义。列奥

·施特劳斯（LeoStrauss）说，文化在今天的主要含义就是“心灵的耕种，是与心灵的自然本性相符合地照顾和改良心灵天生的诸般能力”。此处的关键词是“自然”。生物技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治愈疾病，延长寿命，让孩子变得更加易于管教，但是它的代价却是“一些无法言说的人类品质的丧失，如天分、野心或绝对的多元性”。当人类的身体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随建随拆，当人类的智力和情感可以像U盘一样即插即用，我们的人格同一性、生活的统一性乃至文化本身就都分崩离析了。

因此，福山说，当我们反问自身，为什么不愿意衷心拥抱赫胥黎所描述的

“美丽新世界”？答案就在于：“《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之处同人类相似，他们被控制人员养大，分成α、β、ε、γ等等级，彼此间保持仿佛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距离。在能想象的最深刻的意义上，他们的世界如此不自然，因为人性已经被更改。”

因此，福山说，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赫胥黎以传统方式界定的人类如此重要？答案就在于：

“我们需要继续感知痛楚，承受压抑或孤独，或是忍受令人虚弱的疾病折磨，因为这是人类作为物种存在的大部分时段所经历的。”“因为人性的保留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概念，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延续性。它与宗教一起，界定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试图保存全部的复杂性、进化而来的禀赋，避免自我修改。我们不希望阻断人性的统一性或连续性，以及影响基于其上的人的权利。”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思考过于悲观和保守，请允许我重复前文的那两句话：

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与此同时，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

“够了：政治将被赋予不同意义的时代正在到来。”福山用这句话作为《后人类的未来》的题词，用意一目了然。

不久前赫拉利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

“21世纪会是史上最不平等的时期吗？”的演讲，他的核心论点是：“在21世纪，新技术将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有可能产生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富有的精英将能够设计他们自身或者他们的后代，使其成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为高等的‘超人’，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先前的社会经济阶层系统可能会转化为生物阶层系统。”

坦白说，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鲜，福山比赫拉利至少早说了二十四年。没错，是二十四年而非十四年。二十四年前也就是

1992年，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在第五部分“最后的人”中，福山预言了自由民主制可能遇到的挑战：“长期来看，自由民主制之所以被从内部颠覆，要么由于过度的优越意识、要么由于过度的平等意识。我的直觉是，最终来说，对民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前者。”（见《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323页）

现代科技的发展

——无论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还是无机生命工程——为少数人产生这种优越意识、成为尼采口中的“超人”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这将在根本上动摇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论点。这也正是福山在十四年前创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动机所在，因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在福山的笔下，后人类的未来一点都不令人向往：

“后人类的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比现在的世界更富有竞争性，结果社会矛盾丛生。它也许是一个任何‘共享的人性’已经消失的世界，因为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相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它也许是一个处于中位数的人也能活到他/她的200岁的世界，静坐在护士之家渴望死去而不得。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所设想的软性的专制世界，每个人都健康愉悦地生活，但完全忘记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

面对这样一个后人类的甚至是非人类的未来，也许有人仍旧无动于衷，甚至衷心欢迎，比如有科学家曾经这样表态：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两点：一，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整个宇宙的生命是有限的；二，真理的尽头是信仰。长期发展的结果如何？唯一可用以回答的就是凯恩斯的名言：‘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在此之后，任何都是可能的，但人类已经没有资格参与讨论了。”

没错，凯恩斯（

JohnKeynes）的确说过“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在探讨现代科技可能存在的威胁时，科学家常引此言宽慰自己也宽慰人类，仿佛一瞬间就拥有了宇宙的尺度和胸怀。可是他们不晓得的是，凯恩斯这句话表达的不是对死亡的豁达，而是一个反讽。凯恩斯想说的是，面对迫在眉睫的市场失灵以及大面积失业的威胁，不能听之任之，不要以为从长远看，市场终会自动修复，可问题在于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的。因此，“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就是在正话反说，就是在强调时不我待，因为一般而言我们都不想死，而且只要可能，我们就不打算死。所以我们才会“饥不择食”，才会“死马当成活马医”，才会嘲笑飞蛾扑火，因为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为什么从个体抽象到人类之后，科学家就会如此的视死如归，难道是因为这些威胁并不近在咫尺，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无需为此付出代价？还是因为科学家已经超越了个体的视角乃至人类的普遍视角，升华到了宇宙的视角？

我认同福山的这个判断：

“当面临两难的技术挑战，利好与灾难如此紧密地纠葛，在我看来，只能采取唯一的一种应对措施：国家必须从政治层面规范这项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建立相关机构区分技术的进展，哪些能帮助推进人类福祉，哪些对人类尊严与快乐带来威胁。”

从观念的普及，到意向性共识的达成，最终诉诸制度性的安排和实践，这中间有太长的路要走，就此而言，福山的警示不是太早而是太晚，因为政治的运作也许已经赶不上科技指数型发展的脚步了。

我承认，在一个意义上，用政治

“锁死”科技的背后，依然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冲动，而且是向下拉平的冲动，是弱者联合起来防止出现无法约束的强者的冲动，是末人反击超人的冲动。但在另一个意义上，用政治“锁死”科技的背后，是对人类业已存在的文化和人性的守护，是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是在反对由现代科技来定义“谁配称为人类”的战斗。

谨以此书献给约翰

·塞巴斯蒂安

够了：政治将被赋予不同意义的时代正在到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960节

这段引文的上下文是：

“从现在起，对支配权的更为多元包容的形式，将拥有更为有利的先决条件，而这先前从来没有过。即便如此，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建立一个国际种族联盟的可能性到来了，它的使命将是指引一个领导性的种族：未来‘地球的主人’；——一个新的、广泛的、基于严格的自律基础之上的、囊括哲学王意志与艺术家君主的贵族统治将会千秋万代地存在——一个更高级别的人，由于他在意志、知识、财富及影响力方面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将民主的欧洲作为其顺从、柔软的工具，用以把握住地球的命运，并因此成为生活于‘人’之上的艺术家。”

写一本关于生物技术的书，对于一个近年来把主要研究旨趣放在文化及经济议题上的人来说，似乎是跨度太大了，然而，这一看似疯狂之举有其实际路径。

1999年初，我受《国家利益》杂志编辑欧文·哈里斯（OwenHarries）之邀，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撰写回顾，最初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夏，已过去十年之久。在那篇文章中，我坚信黑格尔说的“历史在1806年终结了”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一年耶拿战役拿破仑的胜利更证实了他的看法：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政治并无任何超越大革命原则的实际进展。1989年苏东剧变只不过预示着全球朝向自由民主大融合的结局罢了。

在思考最初的那篇文章所遭受的批评的过程中，只有一个论点让我无从反驳：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在随后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描述了作为不断进步的普世历史的运转机制：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展开是它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二十世纪晚期的许多科技，例如所谓的信息革命，对自由民主的传播具有引导性。但是目前我们已经接近科技的终结点，似乎我们正处于生命科学进步的里程碑时期。

不管如何，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现代生物技术对政治理解的影响。这一思考促使我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数年来有针对性地研究新科技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我最初的一些思考反映在《大断裂》（

TheGreatDisruption

）一书，书中探讨了有关人类本性与规范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如何被动物行为学、进化生物学以及认知神经学等新的实证信息所定型。受邀为

“历史终结论”撰写回顾文章，让我有机会开始对未来做一个更系统化的思考，那就是199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再思考：瓶子里的最后的人》。本书是最初这一想法的扩展与延伸。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质疑，根据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正目睹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文明的冲突”（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术语）。我以为这些事件并不能证明上述观点，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攻击只是出于绝望的自卫，广阔的现代化浪潮很快就会将之湮没。倒是这些事件揭露了一个事实，即现代世界赖以成形的科学技术本身代表了我们文明的主要脆弱之点。航班、摩天大楼以及生物实验室——现代性的所有象征——在邪恶势力挖空心思的打击中变成了攻击的武器。本书并不打算讨论生化武器问题，只是会点出，新的生化恐怖主义威胁的出现，提醒人们需要对科技的使用进行更大的政治限制。

不用说，我要感谢许多人对这个项目的帮助。他们包括大卫

·阿莫尔（DavidArmor），拉里·阿恩哈特（LarryArnhart），斯科特·巴雷特（ScottBarrett），彼得·伯科维茨（PeterBerkowitz），玛丽·坎农（MaryCannon），斯蒂夫·克莱蒙斯（SteveClemons），埃里克·科恩（EricCohen），马克·科多瓦（MarkCordover），理查德·德夫林格（RichardDoerflinger），比尔·德雷克（BillDrake），特里·伊斯特兰（TerryEastland），罗宾·福克斯（RobinFox），希莱尔·弗拉德金（HillelFradkin），安德鲁·富兰克林（AndrewFranklin），佛朗哥·菲尔热（FrancoFurger），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Galassi），托尼·吉利兰（TonyGilland），理查德·哈辛（RichardHassing），理查德·海耶斯（RichardHayes），乔治·霍姆格林（GeorgeHolmgren），利昂·卡斯（LeonKass），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Kristol），杰伊·莱夫科维茨（JayLefkowitz），马克·里拉（MarkLilla），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McGuire），大卫·普伦蒂斯（DavidPrentice），加里·施密特（GarySchmitt），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Shulsky），格雷戈里·斯托克（GregoryStock），理查德·韦尔克莱（RichardVelkley），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Wagner），马克·惠特（MarcWheat），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Wilson），亚当·沃尔夫森（AdamWolfson）以及罗伯特·怀特（RobertWright）。我非常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以斯贴·纽伯格（EstherNewberg）以及这些年来国际创意管理公司帮助过我的所有同仁。我的研究助理：迈克·柯蒂斯（MikeCurtis）、本·艾伦（BenAllen）、克里斯汀·波梅雷宁（ChristinePommerening）、桑杰·马尔瓦（SanjayMarwah）以及布莱恩·格罗（BrianGrow），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也要感谢布拉德利基金会为作为子项目的学生奖学金提供资助。辛西娅·帕多克（CynthiaPaddock），我的全方位助理，为书稿的最后生成做出贡献。一如既往，我的妻子劳拉（LauraHolmgren），对书稿提出了富于思想性的评议，在部分议题上她的观点更为鲜明。

第一部分

通往未来的路径

两部反乌托邦小说

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座架（

Gestell）的统治威胁着人类，它可能使人无法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状态，并因而无法去体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唤。

——马丁·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

我出生于

1952年，正处美国“婴儿潮”的中期。对于任何一个像我一样在二十世纪中叶成长的孩子来说，未来及其恐怖的可能被两本书所界定，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1984》（1949年初版）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新世界》（

BraveNewWorld

1932年初版）。

这两本书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有先见之明，因为它们聚焦了两种不同的技术，随后二十年它们事实上出现并改变了世界。小说《

1984》关涉到的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信息技术：横跨大洋建立一个广袤极权帝国的核心取决于一块叫“电屏”的设备，这块如墙般大小的平板显示屏能够实时地从各家各户收集和发送影像给盘旋于空中的“老大哥”。在“真理部”与“友爱部”的管理下，电屏被用于社会生活的集权化，它允许政府通过重重覆盖的网络监视人们的一言一行以剔除隐私。

相比之下，《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另一项将要发生的重大的科技革命：生物技术。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Bokanovskification），一种不在子宫而在今天所说的“试管”中孵化婴儿的方式；药物“索玛”（Soma）能给人即刻的欢欣；感官器（Feelies）里植入电极模拟情感；通过不断的潜意识重复修正行为，一旦失灵，就应用各种人工荷尔蒙，所有这些使该书弥漫着令人格外不寒而栗的氛围。

在这些书出版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们看到，第一本小说《

1984》的政治预言是错误的，然而对科技的预见却令人惊奇的精准。1984年到来又过去，美国仍牵制于冷战，与苏联苦苦争斗。那一年IBM新型个人电脑下线并开始了个人电脑革命。正如彼得·休伯（PeterHuber）所说，连接入网的个人电脑就是奥威尔电屏的实现。但与成为集权与暴政的工具相反，它走向的是：信息获取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的分权。不是“老大哥”密切监视着大家，而是大家使用电脑与网络监督“老大哥”，因为各地政府不得不公布政务的更多信息。

1984年刚刚过去五年，在一系列早期看似政治科幻小说的戏剧性事件中，苏联及其帝国解体了，奥威尔大胆预测的极权威胁消失了。人们很快又一次指出所有这些事件——极权帝国的解体，个人电脑以及其他廉价信息技术形式的出现，如电视、电台、传真及电子邮件——并非毫无关联。极权统治取决于政府垄断信息的能力，一旦现代信息技术使接触大量信息成为可能，政府的权力就式微了。

另一本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政治预测仍然有待验证。赫胥黎所预想的许多技术，比如试管授精、代孕母亲、精神药物以及有关小孩孕育的基因工程，有些已经成为现实，有些已初现端倪。但这场革命才刚刚启幕，生物医学技术每日大量的新突破，以及像

2000年人类基因组工程完成等成就，将延伸出更多深刻的变革。

两本书所唤起的梦魇中，《美丽新世界》更让人感觉微妙，也更富于挑战。《

1984》一书所描述的世界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最憎恶老鼠，因此老大哥发明了一个牢笼让鼠类啮咬史密斯的面部，逼迫他背叛他的爱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暴政世界，虽然技术先进，但与我们所知道或不幸经历的人类历史中的专制并无多大不同。

《美丽新世界》与此相反，无人受伤害，邪恶并不凸显；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人都得到满足的社会。正如其中一个角色所说，

“统治者意识到强权无益”，在秩序鲜明的社会，人们需要诱引而非逼迫。这个世界没有疾病，没有社会矛盾，没有沮丧、疯狂、孤独以及情绪压抑，性欲能得到稳定的满足。甚至有专门的政府部门来确保欲望的浮现与满足之间的时间差最短。没有人再认真地对待宗教，没有人需要内省或单相思，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已经遭到遗弃，没有人再读莎士比亚。但是没有任何人（该书的主角“野蛮人”约翰除外）挂念这些，因为他们生活得幸福而健康。

自小说出版以来，也许已经有几百万高中作文回答过这个问题：

“书中描述的景象哪里错了？”（至少能拿A的）答案通常如下：《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之处同人类相似，他们被控制人员养大，分成α、β、ε、γ等等级，彼此间保持仿佛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距离。在能想象的最深刻的意义上，他们的世界如此不自然，因为人性已经被更改。用生物伦理学家利昂·卡斯（LeonKass）的话说：“与忍受疾病或奴役之苦的人类不同，按照《美丽新世界》中的方式所丧失人性的人们并不痛苦，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泯灭人性，更糟糕的是，即使知道也并不以为然，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拥有奴隶幸福的幸福奴隶。”

然而这种回答并不能完全令典型的高中语文老师满意，嫌它还挖掘得不够深入（如卡斯接下来所提到的）。我们可以继续问：为什么赫胥黎以传统方式界定的人类如此重要？毕竟，当今的人类是几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如无意外，将继续很好地繁衍下去。人类没有任何固定的本质特征，除了拥有选择梦想并根据梦想改变行为的基本能力。因此，谁能告诉我，作为人类、拥有尊严就意味着要坚守人类进化史上偶然的副产品

——老套的情感回应方式？没有所谓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也没有所谓人类本性或“正常”人之类的东西，或者即使这些都有，为什么它们要成为界定正确与正义的指南呢？赫胥黎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需要继续感知痛楚，承受压抑或孤独，或是忍受令人虚弱的疾病折磨，因为这是人类作为物种存在的大部分时段所经历的。除了谈及这些特征或论述它们是“人的尊严”的基础，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接受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安排？

赫胥黎提出，可以用来界定什么是人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宗教。在《美丽新世界》中，宗教已经被废除，基督教成了遥远的回忆。基督教教义认为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尊严就来源于此。另一位基督信徒作家刘易斯（

C.S.Lewis）认为，生物技术的介入是对“人性的泯灭”，因而冒犯了上帝的意志。我相信，任何一位赫胥黎或刘易斯的细心读者都不会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是能够理解“人的意义”的唯一方式。两位作者都认为自然本身，特别是人性，起特别的作用：它帮助界定对错，判断是非，厘清主次。因此，关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对错，判断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作为价值观来源的人性有多重要。

本书的目标是论证赫胥黎是正确的，当前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

“后人类”阶段。我会证明，这是重要的，因为人性的保留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概念，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延续性。它与宗教一起，界定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人性形成并限制了各种可能的政治体制，因此，一种强大到可以重塑当前体制的科技将会为自由民主及政治特性带来可能的恶性后果。

也许会如《

1984》，最终发现生物技术的后果令人惊奇地完全是良性的，我们为此日夜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也许最后证明技术远比今天看起来弱小，或者，人们会温和谨慎地应用技术。但我不那么乐观的原因之一是，与许多其他科学进步不同，生物技术会天衣无缝地将隐蔽的危害混迹于明显的好处中。

一开始核武器与核能就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从

1945年曼哈顿计划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后就受到严格的管制。像比尔·乔伊（BillJoy）等观察者已经为纳米技术担忧——一种分子大小能自我复制的机器，它能不受控制地复制并毁灭发明者。但这些威胁因为其明显性是最易处理的。如果你将受到自己发明的机器的威胁，你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到目前为止，我们将机器置于控制之下的记录是理性的。

也有一些生物技术的产物对人类具有类似的明显的威胁

——比如，超级病菌，新式病毒，会产生毒副反应的转基因食品。像核武器或纳米科技，它们是最易处理的，因为一旦认定它们是危险源，人类将以直接威胁的方式进行处理。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导致的最典型的威胁是被赫胥黎所捕捉到的那些，小说家汤姆·沃尔夫（TomWolfe）在一篇题为《对不起，你的灵魂刚刚死去》的文章中做过总结。医学技术很多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魔鬼的交易：寿命是延长了，但只剩下衰弱的思维能力；免受压抑之苦的自由，伴随着枯竭的创造力与空空如也的心灵；在治疗方法上，靠自己能力治愈，跟依赖大脑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剂量而好转，这两者的分界已经模糊。

看看下面三个场景，它们每一个都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未来一两代将会成为现实。

第一个场景与新药物有关。由于神经药理学的进展，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个性远比从前所想的更为可塑。

“百忧解”（Prozac）与“利他林”（Ritalin）之类的精神药物已经能对“自尊”及“注意力集中能力”等特性产生影响，但它们可能产生诸多的副作用，因此除了特别清晰的治疗需求外不能使用。未来，基因组学知识将允许制药公司根据每个病人的基因资料量身订制药物，极大地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冷漠麻木之人能够生龙活虎；内向沉闷之人变得外向活泼，你可以在星期三选择一种性格周末再选择另一种性格。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人感觉压抑或不快乐；甚至“正常”快乐的人也可以用药物变得更加开心，无需担心上瘾、沉溺或长期的脑损伤。

在第二个场景中，干细胞研究的进展已经允许科学家重生人体的任何一个组织，照此，人的寿命被延长至

100岁以上。如果你需要新的心脏或肝脏，你只需要在猪或牛的胸腔中培植一个；受到老年痴呆及中风损伤的脑部可以逆转。生物技术产业唯一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的是人类的衰老问题，这个问题有着诸多微妙或者也许并不那么微妙的方面：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僵化，思维随着年纪增长渐渐定型，他们已经尽力，但仍然无法使自己富有性魅力，却仍然继续追求处于生育年龄的伴侣。更糟糕的是，他们拒绝为他们的孩子甚至是孙子和曾孙让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人生育小孩，或与已经不重要的传统生育方式发生关联。

在第三个场景中，富人在植入胚胎前会例行甄别胚胎质量使小孩最优化。你可以渐渐地通过他们的长相和智力鉴别年轻人的社会背景。如果有人无法满足社会期望，他不会责备自己反而会责备父母选择了坏基因。为进行科学研究及制造新的药物，人类基因被转移至动物甚至是植物上。某些胚胎会添加上动物的基因，以增强身体的忍耐力及对疾病的免疫力。虽然可以做到，科学家尚不敢制造一个半人半猿的彻头彻尾的怪物；但年轻人会逐渐怀疑表现弱于他们的同学所携带的基因并非全部是人类的。因为，他们确实不是。

对不起，但是你的灵魂刚刚死去

在生命弥留之际，托马斯

·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写道：“科学之光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触及真理：普罗大众并非身背马鞍出世，少数特权者也非出世就穿马靴着马刺，在上帝的恩典下理所当然地驱使大众。”镌刻在《独立宣言》中的政治平等完全取决于自然中人人平等的经验事实。个体差别巨大，文化多种多样，但我们享有共同的人性，每一个人都能与地球上的任何其他人沟通，并建立精神上的联系。生物技术带给我们的终极拷问是，政治权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当我们事实上使一部分人身背马鞍，而另一部分人穿着马靴带着马刺出世？

一个直接的解决途径

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面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答案是明确的：我们应当使用国家权力去监管它。如果事实证明它超出了一国权力的管辖，那么就需要国际基础上的监管。我们现在需要开始具象地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制度（机构）能够区分生物技术的利用与滥用，并在国内及国际上有效地执行这些规定。

对许多参与目前生物技术辩论的人来说，这个明确的答案并非如此明确。这些讨论陷入了相对抽象的僵局，在克隆与干细胞研究等程序的伦理争辩上止步不前，一方倾向于允许做任何事，另一方想禁止大范围的研究与应用。这种宽泛的辩论当然是重要的，但事情发展如此迅速，我们很快需要更多实用的指导，如何指引未来发展的方向，使技术仍旧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成为人类的主人。既然不可能允许一切，也不能禁止有前景的研究，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鉴于困扰所有监管的执行不力问题，新的监管制度的制定应当是强而有力的。过去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解除经济领域国家管制的风潮，从航空业到通讯业，甚至进一步要缩小政府的规模与管辖的范围。由此兴起的全球经济，是财富与技术创新的更为有力的催生器。由于过去过度的管制，许多人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本能地反感，这种对管制的条件反射式的厌恶，是将人类生物技术置于政治管辖之下的主要障碍之一。

但是要分清楚：在经济领域适用的未必适合其他领域。比如，信息技术，带来许多社会进步以及相关的微量危害，因此仅受到少量的政府管制。另一方面，核原料和有毒废弃物，因其不受约束的交易会带来明显的危害，受到严格的国内和国际控制。

有一种共识认为，即使人类想要阻止技术进步，事实上却不可能。这是推动生物技术监管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如果美国或哪个国家试图禁止人类克隆、生殖细胞基因工程或其他任何项目的研究，想要从事研究的人员会轻易地转移到允许该项研究的司法管辖相对宽松的国家。在全球化和生物医药研究国际竞争的背景下，那些为科研共同体或生物技术产业设置伦理限制的国家，无异于自缚手脚，会让自己受到惩罚。

认为无法停止或控制技术进步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我将在本书第

10章详述原因。事实上，所有的技术和众多类型的科学研究，都尽在我们的掌握中：人们对生物武器的研发试验，与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一样不自由，只是不需要像后者那样的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事实上，有些个人或组织触犯了这些法规，有些国家没有相应法规或执行力相当弱，但这并不构成否定首先要制定法规的理由。毕竟，抢劫犯、谋杀犯的侥幸逃脱不是让偷窃与杀人合法化的理由。

我们要竭力避免技术投降主义者的态度，他们认为，既然我们不能停止或改变我们所不喜欢的技术发展，那么就不要为此去尝试了。要建立一个监管体系以允许社会控制人类生物技术，这并不容易：它需要各个国家的立法者一齐加入，并就复杂的科技议题做出艰难的抉择。对执行新法规的机构的规模与形式的设计，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难题。既要让法规尽量不成为积极发展的阻碍，又要赋予它们强有效的执行力，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是，国际层面共同法的创立，要跨越众多文化不同的国家形成共识，而它们对根本的伦理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过去，相对复杂的政治任务有成功的先例。

生物技术与历史的重启

当前关于生物技术的辩论，涉及克隆、干细胞研究和生殖细胞系工程，科学共同体和宗教拥趸的意见呈现两极分化。我以为这种分化是不幸的，因为它会使许多人认为，反对特定生物技术进步的唯一原因是宗教信仰。特别是在美国，生物技术被拖入了有关流产的辩论。屈从于一小撮反对流产的狂热者的看法，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有价值的进展被制止了。

我认为，某些生物技术的创新与宗教毫无关系，对此保持谨慎很重要。此处我要引用的例子也许有些亚里士多德意味，这不是我要仰仗亚里士多德作为哲学家的权威，仅仅是因为他关于政治与人性的理性哲学论证方式正好可以作为我想要的样板。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际上，人类关于是非对错的观念

——我们今日所说的人权——从终极意义上说是基于人类本性得出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从总体上理解本性的欲念、目标、特征和行为，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的结果，在对错、好坏、正义与邪恶上做出判断。跟许多晚近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相信善是由人类的欲念所界定的；功利主义者试图将人类行为结果归结为简单的共有分母：减轻痛苦或最大化幸福感，而亚里士多德保留一种复杂而又有细微差别的观点，认为人类行为目的是多样与广泛的。他的哲学的目标是将本性从惯习中区分出来，从而达到合乎理性秩序的人类之善。

亚里士多德，与他师承的先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起，首先发起了关于人性本质的辩论，这场辩论在西方哲学思想传统中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期，直到自由民主的诞生。尽管关于人性究竟是什么，人们存在重大争议，但没有人会怀疑它是权利与正义的基石。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就是自然权利的信奉者，反对英国王室的革命就建立在这之上。然而，在最近一两个世纪，这一观点受到哲学理论家与知识分子的冷落。

正如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任何关于权利的有价值的定义必然基于对人类本性的实质判断之上。最终，现代生物学对人性的概念增添了一些有意义的实证内容，正如生物技术革命威胁要驱走人性这一五味酒杯。

不论哲学理论家与社会科学家如何认定人性这一概念，事实是，稳定的人性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影响。正如亚里士多德及每一位人性理论家所理解的，人类生来是文化的动物，人类能从经验中习得知识，通过非基因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因此，人性并不仅狭隘地由人类行为决定，它还会导致人们在孩子养育、自我管理、机智应变等方面的多样性。人类对文化自我调适的不断努力使人类历史进步，让人类制度日趋复杂与精密。

人类进步与文化演进的事实让许多现代思想家相信人是无限可塑的

——这意味着，人的行为是开放式的，由社会环境塑造。这正是反对“人性”概念的现代偏见的起源。许多人相信人类行为由社会建构，他们有强烈的别有用心的目的：他们期冀利用社会工程创建一个符合抽象意识形态原则的正义公平的社会。肇始于法国大革命，一系列乌托邦政治运动剧烈震撼着这个世界，企图激进地通过社会最基本制度的重新安排创建一个人间天堂，下至家庭、私有财产，上至国家。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中国、古巴、柬埔寨等国的发生，这些运动在二十世纪达到顶点。

到二十世纪末，几乎这些试验的每一个都失败了，在这些国家开始了创建或修复自由民主这种现代、平等但政治上不那么激进的制度。全世界都在向自由民主汇流，一个重大的原因就在于人性的韧性。人类行为是可塑的、多样化的，但却不是无限制地如此。在特定阶段，根植于人性的本能和行为模式会重现，打破社会工程师设计的最佳蓝图。许多社会主义政权废除私有财产，弱化家庭，认为人应对全人类无私奉献而不仅限于狭窄的朋友圈或家庭。但是进化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塑造人类。每个拐点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都抵制这种新的体制，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社会主义瓦解，一种旧有的、更为熟悉的行为模式在每个角落重新宣示它们的存在。

政治制度既不能彻底而成功地废止本性，也不能抹杀文化教养。二十世纪的历史以两大对立的恐怖为主要特征，纳粹政权认为生物本性是一切，共产主义则认为它几乎一文不值。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唯一可行、合法的政治体制，是因为它既避免了极端，而根据历史悠久的正义标准塑造政制，又没有过分干预人类本能的行为模式。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历史发展的轨道，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已经探讨过。人类历史进程的其中一个基本的推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决定了经济生产力可能性的范围，以及一系列社会结构性特征。二十世纪后期的科技进步特别有助于自由民主的发展。这不是因为它促进了政治自由和平等本身

——实际上它没有——而是因为二十世纪后期的技术（尤其是与信息相关的那些）是所谓“自由的技术”，这一标签来自政治学家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deSolaPool）。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技术将一直产生如此正面的政治效应。过去的许多科技进步曾经减少了人类的自由。例如，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大型等级社会的出现，使奴隶制比在集体狩猎时代变得更为可行。时光拉近，伊莱

·惠特尼（EliWhitney）发明轧棉机，使棉花在十九世纪初成为美国南部重要的经济作物，并在那里导致了奴隶制的复兴。

“历史终结论”的敏锐批评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终结，历史将不会终结。我们不仅没有处于科技的终结点，似乎正处在史上科技进步少有的最重要的顶点时期。生物技术以及对人类大脑更深入的科学理解将会产生极为重要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利用二十世纪的科技，已经被众多国家放弃的社会工程又有了重新开启的可能。

如果我们回顾上一个世纪社会工程师和乌托邦设计师使用的工具，它们的粗糙和不科学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宣传鼓动、劳改营、改造教育、弗洛伊德主义、儿童早期调教、行为主义

——所有这些工具都用以打压人性，使其适应格格不入的社会蓝图。没有一种基于神经学知识和脑部的生化基础；没有一种能够理解行为的基因根源，或者即便可以理解，也没有人能够影响它们。

但所有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一两代将发生改变。我们不需要假想国家支持的优生学的回归，也不需要假想基因工程的广泛传播，就能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神经药理学已经不仅能够生产抗抑郁的

“百忧解”，也能生产“利他林”控制难以驾驭的小孩的行为。我们不仅发现了基因与个别性征的相关性，更精确地发现了两者的分子通路，这些性征包括智力、进攻性、性别认同、犯罪行为、酗酒行为等等，人们最终会为特定的社会目的去运用这些知识。这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每个父母面临的伦理问题，再如有一天会主导政治的政治议题。如果富有的父母突然有机会能提升他们孩子以及后代的智力，那么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道德的困境，同时也是一场全方位的阶级斗争。

这本书将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通往未来的一些看似可行的路径，勾画一些最重要的后果，从近期的一直到更深远、更不确定的。四个阶段简要勾勒如下：

·对大脑和人类行为的生理根源的了解不断加深；

·神经药理学以及对人类情感和行为的操控；

·寿命的延长；

·最后，基因工程。

第二部分探讨操控人性的能力所引起的哲学问题。主要论述人性问题的核心，即我们对是非对错的理解，也就是人权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发展出人的尊严的概念，人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宗教对于人类起源的假说。不喜欢对政治做更为理论性探讨的读者，可以略去这里的一些章节不读。

最后一部分更具实践性，基本论点是，如果我们为生物技术的长期后果担忧，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监管体系来区分对生物技术的合法与非法的应用。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恰恰相反，深入地探讨了有关美国及其他国家特定部门和法规的细节。技术的发展如此迅猛，我们必须快速进入更具体的分析，能使用什么样的制度去规范它。

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近期有许多实用及与政策相关的议题已经出现，如人类基因组工程的完成，它包含基因的分辨与基因信息的秘密。本书不会聚焦于这些问题，一来其他人已经大量讨论过，二来生物技术提出的最大挑战并不在这些已初现端倪的近期，而在十年后、一代人后或者更远。我们要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挑战不仅仅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因为它将成为我们未来几年所做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关乎我们与技术的关系，进而关乎我们是否会进入后人类未来，以及这样一个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潜在的道德缺失。

大脑科学

生物技术革命除了影响大人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外，还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呢？是否会产生从宏观层面调整或控制人类行为的可能呢？我们是否有一天也能有意识地更改人性呢？

“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推动者，比如“人类染色体科学”的执行总裁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Haseltine），就曾对当前分子生物学可以达到的水平做过长远的推断，他认为，“假使我们能够从基因的层面了解生物体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将‘使人体永不消亡’的目标再向前推进一步”。但大多数的生物科学家对他们正在做和将来可能达到的预期保持着更为低调的观望。许多科学家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寻找对乳癌或囊胞性纤维症等与基因相关的疾病的治疗方法，想要进行人类克隆和基因改进还有巨大障碍，改变人类本性基本是科学幻想，不存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技术预测是异常艰难和冒险的，特别是要谈论可能在一两代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将来可能产生一系列后果的场景进行一些预想仍然很重要，它们中有一些今天已经成为可能或已初现端倪，其他一些可能最终并不会实现。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对接下来一代的世界政治产生了影响，即便生物工程还未能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婴儿。

说到生物技术革命，我们要意识到谈论的并非仅仅是生物工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基于解码或操控

DNA的技术革命，而是一场潜在影响生物科学的革命。这场科技革命汲取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最新发现和进展，不仅仅是分子生物学，还包括认知神经学、群体遗传学、行为遗传学、心理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神经药理学。所有这些科学领域的进展都有潜在的政治意涵，因为它们增添了我们对于人类行为根源和大脑的知识，也让我们有能力去操控它们。

甚至不用诉诸遗传工程的宏大猜想，我们也将会预见，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将会大不一样。今天和不久的将来，我们已经面临关于基因隐私、合理使用药物、与胚胎有关的研究及人类克隆的伦理选择。很快，我们将会面对新的议题，比如，胚胎择优选择，或者药物技术该使用到哪种程度，用来增进人体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出于治疗的目的？

认知神经学的变革

通往未来的第一条路与技术并不相关，而仅仅是人类不断增加的关于基因学和人类行为的知识积累。许多现在从

“人类基因组工程”得到的收获来自对基因组的了解——对基因运行规律的把握——而不是潜在的基因工程。比如，基因组学使针对个别患者量身定药成为可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它也会让植物育种专家在开发新物种时拥有更为精确的信息。

然而，将基因与人类行为相连接的尝试远远早于

“人类基因组工程”，也早已导致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讨论。

至少倒推到古希腊时期，人类就开始辩论

“人类行为是出于先天本性还是后天养成”，二者孰轻孰重。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自然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倾向于强调文化对人类行为的驱动，而忽视自然本性的一面。不过，现在钟摆已经摆到另一边了，许多人会觉得向相反方向摆得太过了，近年来人们倾向于支持基因决定论了。这个对科学展望的转变已经体现在大众传媒的方方面面：一切都是“基因影响”的，从智商到肥胖，甚至是人的攻击性。

关于人类行为是遗传还是文化起主导作用的论辩，从一开始就富有高度的政治意味，保守派倾向于支持先天本性解释，左派则强调后天栽培的作用。二十世纪前期，遗传学的观点被各色种族分子和偏见人士滥用，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种族、文化或社会就是劣等的。希特勒不过是这种基因决定论思维的最著名的右翼分子罢了。

1924年美国更严格的《移民法案》通过前，许多移民的反对者，比如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Grant）在他1921年出版的著作《伟大民族的延续》（

ThePassingofGreatRace

）中说道，从北欧到南欧的移民主体的转换，意味着美国种族成分的退化。

对遗传论的质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有关基因学讨论的背景。进步派学者着力于回击自然本性论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人群之间的自然差别暗含着社会等级，也因为对人类自然特征（即便是人所共有的）的强调，限制了人类的可塑性，也禁锢了人类的希望和梦想。这其中，女性主义者最为坚决地反对男女差异是基因决定而非社会建构的任何主张。

极端社会建构论与极端遗传论两种观点的共同困境是，在当下可以获得的实证依据下它们都站不住脚。在动员民众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美国军队开始大范围地对新兵员进行智力测试，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不同种族和族群的认知能力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反对移民者获得，并用来作为犹太人和黑人是所有人种中智商最低下者的证据。在早期反对

“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些重大例子中，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Boas）在他构思缜密的研究中发现，移民孩子的头部大小和智商与在美国长大的本土孩子相当。其他人也证明，士兵的智力测试深含文化偏见（因为测试中要求孩子辨认网球场，而大多数移民者的孩子见都没见过）。

另一方面，所有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长都有经验，孩子个体间的差异无法简单地由抚养和成长的环境来解释。直到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人类行为的自然或文化源泉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过行为遗传学，一条是跨文化人类学。未来也许可以更为精确地通过分子和神经的渠道去辨知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行为遗传学主要是基于同卵双胞胎的研究

——理想状态下，双胞胎被分别抚养长大（这里主要是指单卵双生子，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受精卵）。众所周知，同卵双胞胎拥有相同的基因型——也就是相同的DNA——我们假设同卵双胞胎后来在行为上表现的差异刚好反映了成长环境的不同，从而否定遗传的作用。通过对比双胞胎的行为——比如，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智力测试或者观察犯罪记录、职业记录——这有可能得出统计学者所谓的方差值，用以衡量基因所导致的结果。剩下的自然是由于环境的影响。行为遗传学也研究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非亲生兄弟姐妹的例子（比如收养的孩子）。如果共有的家庭环境和培养方式在塑造孩子的行为方面，真如反自然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强大，那么这样一些非亲生的兄弟姐妹应该表现出比随意抽取的不相关的孩子有更高的行为相似性。比较这两组相关性，我们就可以获知共有环境的影响。

遗传基因学的结论总是令人震惊，尽管由不同的父母在不同的环境和（或）社会经济背景下抚养长大，双胞胎的行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关性。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无可挑剔，主要的一个缺陷在于如何定义不同的环境。在许多案例中，双胞胎尽管被分开抚养，却多数时候被暴露在类似的环境之下，这就使得无法区分自然或人为的影响。比如，行为遗传学者可能忽略了母体的子宫这一

“共有的环境”，它在基因型（genotype）成长为表现型（phenotype）乃至个体的人的过程中影响巨大。当然，同卵双胞胎必然在同一个子宫中长大，但假设相同的胎儿成长在不同的子宫中，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比如假设这个母亲营养不良、酗酒或者吸毒。

第二种也许没有那么精确地发现人类行为根源的方法，是对一个特定的特征或活动进行跨文化的研究。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对各式社会人类行为的人种志记录，它们包括现存的人类社会，也包括透过历史或考古得知的人类社会。这是动物行为学的典型研究方法，对动物行为做比较研究。

这一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很难发现存在于人类思维和行动中的普世模式。人类在行为上比动物具有多得多的差异性，因为人类在更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通过法律、习俗、传统和其他出自社会建构而非自然本性的影响来学习行为。博厄斯之后的文化人类学者更乐意于强调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二十世纪许多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比如，玛格丽特

·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ComingAgeofSomoa

），都表明许多西方熟悉的文化行为，如因爱生恨或青少年性行为的规矩在非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这一传统在美国许许多多大学的

“文化研究”系中延续了下来，它们多强调人类行为中偏离、越轨或其他反常的模式。

然而，还是有一些文化的普世性：尽管一些特别的亲属关系模式，比如中国的五代同堂或美国的小家庭并不普遍，但是一夫一妻制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典型行为，黑猩猩就不如此。人类语言的内容是多变并且由文化塑造的，但诺姆

·乔姆斯基（NoamChomsky）最先发现，所有语言基于其上的语法的“深层结构”却并非如此。许多为用来反对存在认知的普世模式而进行的异质或反常行为研究，比如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研究，是有缺陷的。印第安的霍皮人（Hopi）曾经被认为没有时间观念，但事实上他们有；只是研究他们的人类学家没有发现而已。色彩曾被认为富含社会建构的意味，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蓝色”或“红色”事实上不过是一段连续的光谱中的点而已。然而并非如此。有一项人类学研究要求来自完全异质文化的参与者摆放颜色板中他们社会常常使用的颜色，实验结果却超越了文化界限，所有参与者都使用了相同的第一主用和第二主用颜色。这恰恰表明，在颜色的认知上，有一些基于人类生物学的共倾性，即使我们不能破译是什么特别的基因或神经结构导致了它。

行为遗传学和跨文化人类学从宏观行为的层面推知了基于相似性的人类本性。行为遗传学研究基因相同的人类并试图发现环境导致的差异，跨文化人类学却从异质文化的人类研究开始，想要发现基因导致的共同性。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满意地说服批评者，因为两者都基于统计上的推论，都存在较大的误差度，也并不能表明或描述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但这一切都即将改变。生物学已经能从理论上提供信息支撑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分子通路。基因控制表达，也就是，开启或关闭其他基因，它们包含着控制人体化学反应的蛋白质的密码，也是人体细胞的基石。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基因影响只限于相对简单的单个基因的功能失调，比如亨廷顿氏舞蹈症（

Huntington’sChorea）、泰-萨克斯病（Tay-SachsDisease）或囊胞性纤维症（CysticFibrosis），它们都归咎于一个等位基因（它是DNA的一个部分，因人而异）。更高层次的行为，比如智力或者进攻性，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基因根源，是多个基因相互作用或者在不同环境下的产物。现在看起来，我们必然将知道更多的基因因果链，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人类行为模式的形成过程。

举一个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生物学家钱卓（

JoeTsien）将一个与超常记忆相关的基因注入老鼠体内。大脑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NDMA接收器曾被长期猜想与记忆力相关，反过来它是NR

A和NR

B一系列基因的产物。通过一个所谓的淘汰实验，在培育的一只缺乏NR

基因的老鼠身上，钱卓确认该基因确实与记忆力相关。在第二个实验中，他对另一只老鼠添加了一个

B基因，结果发现它让老鼠产生了超级记忆。

钱卓并没有发现主导智力的基因；他甚至也没有发现主导记忆的基因，因为记忆是由许多不同基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智力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特质，它可能是大脑中一整套认知功能影响下的一系列能力组合，而记忆只是其中一种能力。但现在，一个难题似乎已经来了，相信越来越多的难题会纷至沓来。很显然，要在人类身上进行淘汰性的基因实验还不太可能，但是考虑到人类与动物的基因类型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做出比现在更可行的更为大胆的基因因果预测。

首先，研究等位基因的分布差异，并将它们与人类群体差异相关联起来，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血型分布；大约

40%的欧洲人是O型血，美洲土著几乎都是O型血。与镰状细胞贫血症相关的等位基因在非裔美国人身上比美国白人身上更普遍。人口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LuigiLucaCavalli-Sforza），根据线粒体DNA（DNA包含在线粒体中，位于细胞核外，遗传自母体）的分布，描绘出了早期人类由非洲逐步走向全球的历史猜想。他现在走得更远，将人口与语言的发展相联系，在缺乏早期书写文本的情况下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早期语言演化的历史。

这些科学知识，尽管还没有发展出匹配的技术去使用它，却有很重要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三种有基因根基的高级行为

——智力、犯罪和性欲——中可见一斑，将来还会有更多。

智力的可遗传性

1994年，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Herrnstein）发表了他们的著作《钟形曲线》（

TheBellCurve

），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书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利用

“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LongitudinalSurveyofYouth）的大数据库，得出了两个极其有争议的结论。第一个结论认为，智力是可遗传的。以数据为证，默里和赫恩斯坦认为60%至70%的智力差异是由基因导致的，剩下的百分比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营养、教育、家庭结构等等。第二个结论是，在智力测试中，非裔美国人比白人低一个标准差，这也是由基因导致的。默里和赫恩斯坦还认为，随着社会流动的障碍逐渐消除，培养智力的因素大大增加，社会会沿着认知曲线逐渐分层。基因，而不是社会背景将会成为成功的决定因素。最聪明的人会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事实上，由于有“门当户对”的观念（人们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类似的人匹配），认知精英将会逐渐增加他们的相对优势。那些相对低智商的人将面临日渐逼仄的生存机会，社会补助计划的帮扶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这些论断与早前心理学家亚瑟·詹森（ArthurJensen）1969年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的文章几近一致，他们得出了类似的悲观结论。

《钟形曲线》一书引起如此重大的争议，一点也不奇怪，默里和赫恩斯坦被斥责为种族主义分子和偏执狂。其中有一些评论这样说道：

“《钟形曲线》一书如此富有攻击性和警示意味，它不过是种族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篇章的延续。”更寻常的攻击是，谴责该书的作者，结论是如此虚假和充满偏见的伪科学，根本不值得严肃对待，他们和光头党（译按：仇视移民的流氓团伙）及新纳粹组织没有两样。

但其实此书不过是正在如火如荼上演的

“智力可高度遗传”和“智力主要由生长环境影响”的辩论大战的新近一环。保守主义者通常会对人类天赋异禀持同情观点，因为他们想要证明现行社会等级的正当性并反对政府试图矫正的努力。左派则相反，对“追求社会公正的道路上有自然的限制或者人种之间有自然的差异”这种观点嗤之以鼻。智力议题的相关性如此之大，它们很快就外溢到方法论的争论上，右派认为认知能力是明显可测量的，左派则坚称智力如此模棱两可必定会有严重的误差。

这样的事实也许让人有些不悦，近代统计学的发展以及当代社会科学总体的进展，与心理测量技术的进步及一部分极为聪明的方法论学者息息相关，碰巧，这些学者都是种族主义者和优生学的支持者。首先一个便是查尔斯

·达尔文的外甥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Galton），“优生学”一词就是地发明的，他在《可遗传的天资》（

HereditaryGenius

）一书中声称，优良的基因会在家族中遗传。加尔顿在十九世纪末首次发明了可客观测量智力的技术，他系统地收集数据，并利用最新的数学方法试图分析它们。

加尔顿的追随者卡尔

·皮尔森（CarlPearson）是伦敦大学学院“加尔顿优生学”教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写道：“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道路，仅此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高度的文化状态得以产生，这条路就是，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斗争，体格更好和智商更高的种族得以生存。”皮尔森恰好是极好的方法论学者和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每一位统计学的一年级学生都会学习如何计算“皮尔森系数r”——最基本的相关系数，也会学习χ

来检示数据的显著性，这也是皮尔森的发明。皮尔森发明相关系数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要找出一个更为精确的方式来描述可供测量的相关性，比如智力的测试，或者潜在的生理特征，比如智力本身。（伦敦大学学院统计系的网页上自豪地将皮尔森奉为应用数学大家，但是隐晦地略去了他关于种族和遗传的著作。）

第三位著名的方法论学者是查尔斯

·斯皮尔曼（CharlesSpearman），他发明了“因子分析”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统计分析工具。作为一名心理测量学者，斯皮尔曼发现智力水平系列的测试彼此相关：比如，一个人在口头表达测试中表现优异，他或者她也会在数学测试上表现优异。他假设一定存在一个总体性的智力因子，这个智力因子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测试中表现优异的根本原因。因子分析法是斯皮尔曼在用严谨的方式隔离g因素（编按：即一般因素，与之相对应的是s因素[特殊因素]）的时候发明的，它现在仍然是遗传智力学当中热门的讨论话题。

心理测量学的发现与

“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等政治上惹厌的观点的联系，也许会让整个研究领域备受怀疑。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在政治不正确的研究发现与坏科学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抨击这些人们并不喜闻乐见的方法论学者的可信度，并忽视他们的研究成果称其为“伪科学”，这也许是在争辩时最好用的捷径。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方法被左派分子屡试不爽，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81年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无法测量的人》（

TheMismeasureofMan

）一书的出版。古尔德，这位研究古土壤学的学者有着非常强的左派倾向，他首先撷取塞缪尔

·乔治·默顿（SamuelGeorgeMorton）和保罗·布罗卡（PaulBroca）两位易受攻击的科学家为对象，这两位科学家认为人的智商可由头部的大小来推知，他们错误的研究数据的拥趸是二十世纪初的种族分子和反移民政策者。古尔德继续攻击更为严谨的“基因决定论”赞成者，比如斯皮尔曼和西里尔·伯特爵士（SirCyrilBurt），这两位都是亚瑟·詹森的重要信徒。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可能更为人所知。伯特，这位现代心理学的巨擘，

1976年被控告刻意捏造数据，试图在单卵双胞胎实验中证明超过70%的人类智商来自遗传。英国的一位记者，奥利维亚·吉利（OliviaGillie）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撰文抨击道，伯特编造自己是文章的合写者并捏造数据，他的研究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这一抨击为其他的评论送去了爆炸性的武器，心理学家列昂·卡明（LeonKamin）说道，没有任何数据能够让一个审慎的人接受智力测试得分有遗传性这一论断。他随后又与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Lewontin）及史蒂芬·罗斯（StevenRose）一道对整个行为基因学领域进行了大范围的攻击，谴责行为基因学是伪科学。

很不幸的是，认为

g因素与大脑中某个真实存在相关并且有基因支撑的论点，并不能简单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打倒。随后的研究者，继续伯特的工作，发现对伯特数据是捏造的指控本身子虚乌有。在任何情况下，不止伯特研究发现单卵双生婴儿显示了相当高程度的遗传性；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研究也有与伯特相似的发现，比如，1990年明尼苏达双胞胎实验。

一场关于斯皮尔曼

g因素是否存在的讨论仍然持续热烈而复杂地进行着，参与的心理学家都有相当的信誉度，两种立场各有支持者。从1904年斯皮尔曼第一次开始强调智力是一件单独自在的事情开始，他就被许多相信智力是一系列相关能力的总和并且因人而异的人所批判。这一论点最早的支持者有美国心理学家瑟斯顿（L.L.Thurstone）；较近的支持者有霍华德·加德纳（HowardGardner），他的信条是“智力多元论”，在美国教育圈广为人知。g因素的拥护者却认为这只是定义的问题：加德纳所称为“智力”的许多东西，正如默里和赫恩斯坦自己坦承的那样，其实只是天赋——一种更为有限的认知能力，但借用笼统的“智力”一词称呼罢了。他们借助因子分析和强有力的统计学案例推断g因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对此，批评者也做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击，他们说，g因素的支持者做的只是存在一种与g因素相关的能力的推断，尽管可以说在人的大脑中必定存在某种这样的生理关联，但从来没有人事实上观察到过。

《钟形曲线》引领了一系列有关智力的心理学和专门的书籍面世，它们的主题可以总称为

“论智力和遗传的相关性”。尽管有许多对默里和赫恩斯坦的不同意见，有一点很清晰也不可否认，他们所发现并定义的——智力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及“智力有遗传根源”的影响——不会淡去。例如，不管是否来源于g，在众多智力影响因素中，遗传在任何智力测试中都会显示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异议。《钟形曲线》出版后，《美国心理学家》出版了一期专刊，总结出这个学科的共识是，在孩童时代有一半的智力受遗传的影响，成人之后比例可能更高。专家们在遗传的影响力巨大和微小的程度上还有技术性的争辩，有些人主张基因对智力的影响不会超过40%，但是很少有人会同意卡明的观点——在智力和遗传之间没有任何可信的联系。

在遗传影响大小预估上的差异对公共政策有着潜在却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基因决定的程度低至

40%至50%，则意味着与默里和赫恩斯坦的结论相反，确实存在着环境对人智力的影响，在这里政府的政策可以发挥作用，提升智商。人们可以将杯中的半杯水乐观地看成半满而不是半空的状态：更好的饮食、更优质的教育、更安全的环境和更齐全的经济资源，都可以促进孩子那50%智商的增长，它们可以成为社会政策的合理目标。

“环境影响智力论”也会缓和备受攻讦煎熬的“智商与种族”议题。在同一期《美国心理学家》中，有文章确认黑人在标准的智力测试中分数低于白人。现在的问题可以转换成，为什么呢？这里可以将这一差距归咎于环境的因素而不是遗传。一个有力的依据是“弗林效应”（FlynnEffect），它以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命名，他首次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发达国家，过去一代的智商测试分数都在增加。很明显这个变化并非由基因导致的，因为基因不会进化得如此迅速；连弗林自己都难以相信人们的智商会比过去一代人要更聪明。这就意味着，智商测验中多出来的这些增数是某些环境因素的结果，而这些因素我们现在还不甚了解，它可能包括更均衡的营养（这也让这一代比上一代人长得更高）、更优质的教育或更大范围的智力引导。这项发现也同时说明社会边缘性的人群，比如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在饮食、教育和许多其他社会环境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看到智商的增长。非洲裔的智商在增长，犹太人和其他移民群的智商也在增长，从前的黑—白差异逐渐在缩减；将来，这个差异会小到可以忽略。

这一节讨论智力与基因的关系，意不在支持哪一个学派，或者探讨哪一派更为优越，或者估计基因决定智商的程度。以我自己对周围人的观察（特别是对我的小孩的观察），智力并不是由单一的

g因素决定，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能力的作用。常识的观察已经能告诉我们，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受遗传的影响。我怀疑将来分子层面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会带给我们“种族间智力差异”新的震惊性的发现。从种族分离到现在的进化时间还太短，即便我们观察到种族间可以测量的特征（比如血型的分布），但基因差别还没有足够大到显示出明显的族群差异。

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并非这个。即使在基因工程方面我们还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能够操控智力，但是单纯的关于

“基因与行为关系”知识的积累仍然会有政治性的影响。有一些影响看起来很妙：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也许会让基因免于背负造成人群之间显著差异的责任，比如，博厄斯对头部大小的研究有力地反击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种族主义”。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的发展也许会带来我们并不想听到的消息。由《钟形曲线》一书引燃的政治风暴不会是最后一个，火焰将继续被基因学、认知神经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推高。许多左派分子也许会继续叫嚷把“智力由基因决定论”归结为本质上的种族主义和伪科学研究，但是科学本身并不会允许这种捷径。关于记忆的分子通路的知识的累积，比如钱卓的淘汰性老鼠实验所展示的那样，将会对智力遗传性做出更为精深的预测。脑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术、功能性共振成像以及磁共振光谱学，都使动态地记录血液流动和神经元刺激成为可能；这些不同种类的神经活动相联系，也许有一天可以终极地解答g因素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还是定位在大脑中不同部分的许多元素的组合。过去，坏的科学研究曾被用来为坏的目的服务，这并不意味着，将来好的科学研究只会应用在好的领域。

基因与犯罪

如果说在基因与智力关系中什么是最富争议性的话题，那一定非基因与犯罪的联系莫属。跟踪犯罪的生物学根源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其争议也与长期受错误的方法论工具和优生论影响的心理计量学不相上下。在这一领域广受批评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切萨雷

·隆布罗索（CesareLombroso），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研究了许多在世和去世的囚犯，并总结出了一套“罪犯生理特征”，比如，倾斜的前额、小头等等。受达尔文的影响，隆布罗索认为这些罪犯“类型”是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产物，是偶然幸存至当下的一类人。尽管隆布罗索对现代开明的犯罪观有助益，认为某些人由于生理的原因无法为它们的犯罪负责，但他的研究由于纰漏百出，和颅相学、燃素说一起被认定为伪科学。

现代犯罪理论的生理学解释与

“基因与人类行为关系”理论即行为基因学同出一辙。任何一组分开抚养的单卵双胞胎的研究，或者一起抚养的非亲生子女的研究，都显示出了基因与犯罪行为的相关性。其中一个大型的研究来自丹麦双胞胎登记中心的3586对双胞胎的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同卵双胞胎有50%的共有犯罪行为，而异卵（非同一个受精卵）双胞胎只有21%。同样来自丹麦的一个大型的领养研究数据，研究关注分别在犯罪和非犯罪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和分别在犯罪和非犯罪家庭抚养长大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结果显示，比起领养家庭父母的犯罪行为，血缘父母的犯罪行为是孩子犯罪行为的更强劲的指示器，这意味着在某种形式上犯罪行为的生理影响是存在的。

对犯罪生理学的学术批评有许多和对智力与基因关系的评论是一样的。这些评论诸如，双胞胎的研究很难控制微妙的共享的环境因素，也很难控制可能会影响相关性的非基因性因素，或者检验的样本太小等等。特拉维斯

·赫希（TravisHirschi）与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松（MichaelGottfredson）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行为，怎么可能有基因的原因呢？也就是说，有些行为在这个社会被认定为犯罪，在另一个社会就不一定是犯罪；那么人们怎么能够说在某个社会被认定为“约会强奸”而在另一个社会被称之为“消磨时光”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呢？

尽管许多对于犯罪的基因解释不得人心，但是犯罪行为仍然是社会行为的一环，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思考基因对它作用的方式。自然，犯罪是一种由社会定义的行为，但是很多特别严重的行径，比如谋杀和偷盗，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被宽恕；某些行为特质，比如较弱的冲动控制能力让人很容易冲破规矩犯罪，这些似乎就有基因的作用。某个罪犯因为一双跑鞋而向别人的头部开枪，这显然不是一种很理性的短期满足与长远代价的衡量；这很可能被归咎于早期童年社会化的失败，但是认为一些人本质上易于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么想也并非那么荒谬。

让我们把视角从个人拉到群体差异的层面，通过观察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和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犯罪行为多由年轻的男子所为，他们多在

15—25岁之间，由此看来，似乎做出“基因与犯罪行为之间有强有力的表面证据关联”的定论也不过分。当然，年轻的少女或成熟的女性、老人也犯罪，但是年轻的男子特别倾向于通过暴力来寻求某种自我肯定，或者通过铤而走险的方式触犯社会规则。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Wrangham）199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雄性恶魔》（

DemonicMales

），书中记录了雄性猩猩组织小分队，专门在领地边缘伏击其他雄性猩猩领导的群体的事实。人类也是

500万年前从与猩猩类似的祖先进化而来，似乎这种雄性的对暴力和进攻的偏好仍然有相当的延续性，在这个例子中基因决定论的理由很充足。

有一些研究专门关注基因与进攻之间的直接分子联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一组有暴力精神史的荷兰家庭的研究显示了基因是始作俑者，基因控制了一种叫做单氨氧化酶的释放，或简称为

MAOs。随后一项法国的研究也显示，缺乏MAO的老鼠也显示了同样的极度暴力倾向。

当然一个人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特别是他们正在成长时的阶段被教以正确的习惯。社会反过来可以通过许多举措促进人的自我控制，如果自控失败，至少也可以阻止或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这些社会因素是造成不同社会截然不同的犯罪率（某一个时间段纽约市一年的蓄意杀人罪比日本一个国家总和还多）和同一个社会不同阶段犯罪率起伏不定的原因。但是社会控制也受制于生理的冲动。进化心理学家马丁

·戴利（Martin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Wilson）的研究表明，谋杀率根据进化心理学的指标不同而有差异——比如，发生在家庭里的谋杀罪，非血缘关系（譬如夫妻之间或继父子之间）的谋杀要比血亲关系的谋杀多。

不论基因或社会环境对犯罪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当下美国的公开场合来谈论这个议题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黑人在美国犯罪率中占比如此之高，任何犯罪有基因原因的结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暗示黑人更倾向于犯罪。也因为

“科学种族主义”的沉痛经历，很少有严肃的学者在这个议题上做出过类似的结论，人们依然会保留着深深的质疑，任何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都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精神病学家，联邦药物滥用及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负责人弗里德里克

·戈尔德温（FrederickK.Goldwin）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场质疑。戈尔德温被汤姆·伍尔夫（TomWolfe）戏称为“公关界合格的乡巴佬”，他在描绘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暴力研究项目”时说道，犯罪丛生的美国都市就是“丛林”。戈尔德温通过引证大量令人敬佩的研究表明，男性的暴力有强烈的内在原因。尽管如此，戈尔德温笨拙的表达方式却立刻让他受到了谴责，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Kennedy）和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Dingell）斥责他是种族主义分子，并认为他推动的“暴力研究项目”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淘汰不良分子”的优生学。

这正好为公众抗议提供了舞台，他们组织起来，抗议由国立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研究中心赞助，马里兰大学研究员大卫

·瓦塞尔曼（DavidWasserman）组织的“基因与犯罪行为研究的意义与重要性”大会。原本已经安排好的大会被抗议打乱，不得不重新安排，终于在1993年于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Bay）这个隐蔽的地点召开。受到会前的反对舆论的压力，瓦塞尔曼专门邀请了“基因与犯罪”研究的批判者，并专门组建了一个小组探讨“优生学”运动发展的历史。但这并没有阻止一部分参会者发表公开声明，警示科学研究者、历史学者或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要陷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种族主义的伪科学所利用的境地。会议时不时地被聚集在门外的抗议者打断，抗议者在门外高呼：“嘿，马里兰会议，你哪里隐藏得了你推动种族屠杀的阴暗目的！”可以想见，将来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或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赞助类似活动的可能性会非常低了。

基因与同性恋、异性恋

第三个不断在累积着知识并且将会有政治影响的基因研究领域是性取向。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性取向有着强烈的基因根源；也没有人会否认，比起种族间的差异，基因而不是环境对男女性之间的差异影响更大。种族或族群间的差异不过几万年

——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瞬间——而性别之间的差异已经有上千万年，早在人类诞生前就已经存在。男女间在体质方面、基因方面（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男性是XY）和神经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当代相当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流派中间，这似乎是一个定论：男女之间的差别仅仅止步于体质，在思考能力上男女是等同的。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所有的自然的雄雌性的差异只是建构的性别上的差异，它们是由男孩女孩的社会化的方式不同造成的。但这看起来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近些年，进化生物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流派指出，不同的进化适应方式决定了男女性之间思维的差异。

过去四十年，在这个研究问题上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1974年，心理学家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Maccoby）以及卡罗尔·杰克林（CarolJacklin）出版了大部头著作《两性差异心理学》（

PsychologyofSexDifference

）。书中驳斥了很多关于男女差异的迷思

——例如，现在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男女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社交能力、易受影响的程度或分析能力甚至广义上的智商有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结论却支持这种性别差异。女孩比男孩更擅长口头表达，男孩有优异的视觉空间感，男孩的数学计算能力超常，最后，男孩也更富有攻击性。

麦科比的新书《两性》（

TheTwoSexes

）认为性别的差异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萌发。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男孩游戏的方式比女孩更注重体能，他们会建立比女孩更为严密的等级感，更富有竞争力，并且他们的竞争更常是团体而不是个人的形式。男孩在生理上更有进攻性，虽然女孩有更强的人际关系进攻性（也就是，打破社会排挤和孤立的能力）。男孩的对话更倾向于探讨与攻击性相关的主题，女孩则更关注于家庭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早期玩伴的性别的选取上，男孩女孩都倾向于按照性别来分类。这些研究适用于不同的文化。所有这些，麦科比认为都显示了某种正在发生作用的生理因素，在人们通常被赋予的社会化的方式之外，影响了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

当我们探讨关于基因与同性恋关系的话题时，政治的天平完全转变。在探讨基因对智力、基因对犯罪行为和基因对不同性别影响的议题中，左派分子总是猛烈攻讦，并试图扳倒任何证明遗传对这些行为起作用的证据。一旦谈到同性恋问题，左派分子立场大变：性取向不是一个个人选择或社会影响的问题，它是人一出生就决定了的。

同性恋给进化心理学提出了重大的难题。因为进化总是通过繁殖的方式进行，而同性恋者是不会有子嗣的，人们就会设想同性恋者的基因会在群体中间消失，但并不是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当代进化心理学家在理论上认为，如果是基因的原因导致同性恋，它可能是另一种高度适应特征的副产品，这种高度适应特征对女性更为有利，并且是遗传自母体。人们相信，各种动物的脑部，包括人类，受胎儿期暴露于由基因决定的不同性别的荷尔蒙水平所影响，而决定了性取向。基于对老鼠的研究，研究人员假设男性同性恋者是因为在出生前缺乏足够的睾丸素影响所致。

现在，对同性恋的遗传可能性的研究与智力可遗传性或犯罪可遗传性的研究途径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观察双胞胎和被收养儿童来进行。这些研究显示，男性的可遗传性在

31%—74%之间，女性的可遗传性在27%—76%之间。最近的神经解剖学研究表明，在男性同性恋和异性恋间，大脑的三个部分的构造确实存在差异；这是西蒙·利维（SimonLeVay）的研究成果，这些差异在下脑丘表现得更为显著。在“X染色体与同性恋的基因联系”的专门研究中，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迪恩·哈默尔（DeanHamer）确认了这种联系。通过使用标准的谱系分析，哈默尔对一群自认是同性恋者的男性进行了分析，他和他的研究助手发现，在性取向与染色体区域Xq28的某些基因标识间有着显著的统计相关性。

“智力和犯罪由基因影响”上的情形一样，这个研究发现也遭到了大量类似的反对和批判。不论加诸这些理论上的终极判定为何，同性恋，如男性的性对象选择，在每一个社会都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似乎有生理的基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性。与在智力和犯罪行为上的情形相反，左派分子中的同性恋支持者抓住“同性恋可能由基因决定”这一点，将同性恋者从道德责难中脱离出来。本来在这个立场上，应该是右派分子站出来说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才对。同性恋基因的存在将会证明，同性恋倾向就像长雀斑一样，你还能做什么呢？

但这个观点也不能否定智力和犯罪行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除了像亨廷顿氏舞蹈症那样由单个基因失调而引起的错乱，基因从来没有百分百地决定了一个人的最终选择，因此，因为同性恋基因的存在而认为文化、规范、机遇或其他因素在性取向上没有影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许多双性恋者的存在意味着在性取向的选择上还是有很大的弹性。如果父母们认为与同性恋的男童子军团长外出露营会让他们的孩子有同性恋的体验，那么即使他们的孩子天生没有同性恋基因，也不能免除他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如果右派人士坚持同性恋不过是一个人的道德选择，他们也同样应该考虑到自然强加的局限性，这和左派在面临有关智力或性别认同问题时的处境是一致的。天生的左撇子可以被教会用右手写字或吃饭，但对他们来说这总是一个需要挣扎和从不会感到

“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同性恋者与智力、犯罪行为或性别认同一样，是人类的选择，它部分由遗传决定，部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部分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可以再商量每一个具体例子中的基因和社会因素各自所占的比重，但是仅仅是基因因素的存在本身就会让此类讨论陷入高度争议之中，因为它意味着道德和人的潜能的有限性。

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最热切的盼望之一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会结束生物学在人类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在很多方面，这个希望得到了实现：所谓的

“科学种族主义”并没有找到实在的证据，这是因为种族或族群的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比起达尔文进化论面世后的预测要小得多。人类确实更多表现为同质性的群体，这也与我们后启蒙时代的道德理念——每个人都有其尊严——不谋而合。但是一切特定群体的差异仍然存在，特别是性别差异。生物学也将继续在理解群体中的个体差异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未来关于人类基因知识的新的积累只会不断增加我们对于行为的基因来源的理解，因此也将会源源不断地引起新的争议。

关于因果关系的科学知识，将会不可避免地被引向对这种因果关系的操控技术的追求。比如，同性恋与生理基因相关

——不管是由于出生前的雄性激素、一种独特的神经解剖还是同性恋基因所导致——这都带来将来有一天能够“治疗”同性恋的可能性。也正因此，左派人士令人恶心地理直气壮抱住生物解释的大腿，理由是这将会再一次威胁人类尊严的平等。

我们可以通过展示下面的思想实验来阐释这个问题。假设二十年后我们逐步了解了同性恋产生的基因原理，并且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大大降低同性恋孩子出生的方法。我们尚不需要假设基因应用工程的存在；简单地用一片药就可以提供子宫所需的睾丸素让还在发育中的胚胎雄性化。我们假设这种治疗的方法便宜、有效，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在妇产科医生的指导下就可以开出处方。我们也假设社会已经能够完全接受同性恋。有多少正怀孕中的母亲会选择服用这种药片呢？

我的假想是许多都会，甚至包括今天对许多歧视同性恋行为异常愤怒的人士。他们可能认为同性恋倾向和秃头、长不高一样是缺陷

——这在道德上不值得责难，但这却是一个并不完美的选择，在其他条件都同等的情况下，人们会倾向于避免（许多人对子嗣的期待是对这种选择的保证）。那么这将会对同性恋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在同性恋已经完全在技术上被清除的这一代人？这是否意味着这种私人选择的优生学会让同性恋者比从前更与众不同并且遭受更大的歧视呢？更重要的是，如果同性恋被清除后人类就会更加明显地优越了吗？如果这种优越性并不那么明显，我们是否听任这种优生决定被一次次做出，只要它是出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强力的国家意志？

神经药理学与行为的控制

对他们来说，生病和存疑都是有罪的：一个人必须谨慎地前进。被石头或人类绊倒的都是笨蛋！时不时地，只要一点点毒药就可以做一个美梦。再多服一点药，最后，就可以安乐地死去。

——弗里德里希·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

在二十世纪，作品既享受了极大赞誉又遭到了最坏诋毁的思想家非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莫属。二十世纪中叶，弗洛伊德被认为是揭示了人类动机和欲望的最深层真理的大家。俄狄浦斯情结、潜意识、阴茎妒忌、死亡意愿——任何博学人士想要在鸡尾酒会上显示他们的博学就必须要谈到弗洛伊德的这些概念。但是二十世纪末，医学界人士仅仅将弗洛伊德视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他被定位成一位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这一观点的推进，我们得感谢认知神经学的进展和神经药理学这一新领域的开辟。

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精神的疾病，包括特别严重的疾病如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本质上是心理因素引起的

——它是大脑某个生理层面的精神功能失调的结果。但这种观点被一种叫做锂的药物给推翻了，它由澳大利亚籍的精神病专家约翰·凯德（JohnCade）1949年后在治疗躁狂抑郁症精神患者时偶然发现。许多这类型的病人竟然奇迹般康复，此后的二十年，药物治疗取代了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锂药的发现只是神经药理学领域一系列爆炸性研究和发展的序幕，二十世纪末“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种药物的发明再一次推动了这一浪潮，尽管到现在对后两种药的社会影响还处在了解的初期阶段。

治疗精神药物的诞生与发现

“神经递质”的革命，在时间上几乎重合——神经递质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有关大脑和思考过程的生化知识。相比之下，弗洛伊德的理论简直就像是原始人偶然发现正在发动的汽车，并在发动机罩都没能打开的情况下，试图去解释它的内在构造。原始人也许会发现脚踩踏板和汽车发动间的某种联系，并且设想有一种设备在连接着两者并且将液体转化为轮胎的动力——这也许是因为在笼子里放了一只巨大的松鼠或者一个小矮人。但他们可能对碳氢化合物、内燃机、阀门或活塞这些实现能量转换的东西一无所知。

现代神经科学的进展，事实上已经能够让我们打开发动机罩并且轻轻地拆解引擎。这一系列神经递质，比如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控制了神经突触的相互碰撞和神经在大脑中的信号传递。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和互动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我们感观的快乐、自尊、害怕或者相关的感受。这些递质的水平受环境所影响并且与我们的个性非常相关。在基因应用工程面世前，我们关于大脑化学知识的了解和控制它的能力将会是行为控制的重要依据，它们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场变革之中，不需要耍科幻场景的花样来推演它的进展。

常用来服用的抗抑郁药物主要有，礼来公司（

EliLilly）研制的百忧解，或其他相近的药物，比如辉瑞公司（Pfizer）的左洛复和史克必成公司（SmithKlineBeecham）的帕罗西汀（又名赛乐特）。百忧解（或氟西汀），是一种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正如它们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阻挡了神经突触对血清素的再吸收并且有效增加了大脑的血清素含量。血清素是关键的神经递质：在人体或灵长类动物中，血清素水平过低与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和针对不恰当目标的不受控制的进攻性有关系，在人类中会产生抑郁、进攻性或自杀的结果。

这也就不足为奇

——二十世纪晚期，百忧解和其他相关药物掀起了一种文化现象。彼得·克雷默（PeterD.Kramer）的《倾听百忧解》（

ListeningtoProzac

）以及伊丽莎白

·沃泽尔（ElizabethWurtzel）的《我的忧郁青春》（

ProzacNation

）都将百忧解奉为给性格带来奇迹改变的圣药。克雷默举了一个他病人的例子。苔丝，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陷入与已婚男子的一系列的自虐性的关系当中无法自拔，工作也走入了死胡同，服用百忧解几周后，她的性情完全改变：放弃了自虐性的情感，开始与其他男人约会，完全改变了交际圈，越来越自信，工作的管理风格也越来越少妥协。克雷默的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并且极大地推广了这种药物和它的大众接受度。今天，百忧解或者相关的其他药物已经被超过

280万的美国人服用，相当于整个国民数量的10%。因为更多的女人受到抑郁和低自尊的困扰，百忧解也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象征：苔丝从一段屈辱的关系中重获自由的故事在许多其他被检测出有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障碍的女性身上重演。

有如此疗效享誉盛名的药物受到大量的攻击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许多研究表示，百忧解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有效，克雷默是在刻意夸大疗效。到现在为止，反百忧解的最大的文集是彼得

·布利金（PeterBreggin）与金杰·罗丝·布利金（GingerRossBreggin）的《再谈百忧解》（

TalkingBacktoProzac

），以及约瑟夫

·格伦穆伦（JosephGlenmullen）的《事与愿违的百忧解》（

ProzacBacklash

），他们认为百忧解有一系列的副作用，而它的制造者一直在试图掩盖。百忧解要对这些副作用负责，比如体重增加、不明抽搐、记忆丧失、性功能失调、自杀、暴力和脑损伤。

将来也许百忧解也会步安神药氯丙嗪的后尘：由于引进时未被发现的长期的副作用，不再被视为特效药。但将会有更为难解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出现，如果百忧解是完全安全的，或者其他将来会发明的新药被证明和广告上说的一样有效。因为百忧解据称可以影响最核心的政治情感

——自我价值感，或曰自尊。

自尊是一个时髦的心理学概念，美国人一直在强调要有更多的自尊。它指向人类心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每个人对于被承认的需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

thymos——这个希腊词通常被翻译成激情。激情（thymos）是人的性格中骄傲的一面，它需要其他人承认他的价值观和自尊。它不是一种可以通过物质和标的来满足的欲望——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效用作为人的动力的源泉——但它是一种主体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地位的承认。实际上，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指出，我们理解的许多经济利益只是一种地位承认的需要，他称之为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goods）。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一辆捷豹汽车，并非因为我们如此喜爱靓车，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完胜邻居的宝马。这种被承认的需要并不仅仅限于私人用品；它也可以是要求别人承认他的神或神圣感，或者他的民族，他的正义感。

多数政治理论家已经认识到承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政治的关键性作用。君王之间为了土地或金钱开战；他们通常并不只是为了土地或金钱。他追求的是对他的支配权或主权的承认，证明他是王者之王。对承认的需求常常超越经济利益的计算：诸如乌克兰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新国家，如果仍然依附于大国会更为富有，但它们追求的并不是经济福祉，而是它们自己在联合国的旗帜和位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的最根本驱动力来自

“寻求承认的斗争”，历史以两位竞争者争夺谁是主谁是仆的原始的“血腥战斗”开端，最后终结于现代民主的出现，因为它让每一位公民都得到了自由和平等的承认。

黑格尔相信，

“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某种程度人之为人的核心意义。但这一点上，他错了：人类寻求承认的欲望的生物学基础也存在于其他物种身上。许多物种的成员都会将自己分成不同的支配等级（比如“啄序”一词就来自鸡群）。观察人类的近亲大猩猩，特别是黑猩猩，对地位等级的争斗看起来和人类非常相像。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deWaal）观察荷兰黑猩猩驯养地，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驯养地黑猩猩之间的地位斗争，他意味深长地将他的书取名为《黑猩猩的政治》（

ChimpanzeePolitics

）。雄性黑猩猩会组成联盟、暗地谋划和背叛彼此，当它们在领地内的地位受到或没有受到同类的承认时，它们明显表现出来的情感非常像人类的骄傲或愤怒。

当然，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肯定比发生在动物间的情况更为复杂。人类，拥有记忆、学习能力和强大的抽象推理能力，可以将这场寻求承认的斗争延展到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大学的终生教职、诺贝尔奖和数不清的其他荣誉上。值得注意的是，对承认的需要有着生物学的根源，它与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息息相关。研究已经显示，居于等级底端的猴子血清素的水平很低，相反，当一只猴子赢得了雄性的统治地位，它的血清素水平很高。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像百忧解这样的药物才有如此政治性的后果。黑格尔说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由一系列不断重复的寻求承认的斗争推动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基本上人类的进步都是人并不满足于他所受到的承认程度的副产品；人就是通过斗争或者独立的工作来获取承认。换句话说，地位是需要争取的，无论是通过攀龙附凤还是通过你的表兄梅尔，你都要弄个工头来当。克服低自尊的常规或广为道德上接受的做法是与自己和他人争竞，努力工作，有时需要忍受一些痛苦的牺牲，最后得到提升，所作所为被承认。在美国流行心理学看来，自尊是一种应有的权利，不管值不值得，美国人都必须拥有自尊。这就降低了自尊的含金量，让追寻自尊显得弄巧成拙。

现在，美国制药行业迎面而来，通过类似左洛复和百忧解这样的药物来提升脑部血清素水平，为人提升自尊感。这种被彼得

·克雷默形容为“操控性格”的能力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在头脑中增加一些血清素，是否人类争斗的历史就可以避免呢？如果恺撒或拿破仑能够时不时地服用一片百忧解，他们还觉得有必要征服欧洲大陆吗？假设果真如此，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临床性抑郁症患者和自我价值观比应该拥有的要低的人。对他们而言，百忧解和相关的药品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但是血清素水平低并不能清晰地从病理上给出界定，百忧解药品的存在打开了一条通道，克雷默称之为

“美容性药理学”：也就是说，服药不是为了治疗的目的而是仅仅让自己感觉好上加好。如果自尊感对人类的幸福如此重要，谁不想多要一些呢？打开这条依赖药物的通道，某种程度上与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所说的索玛（Soma）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如果百忧解成为幸福药丸的代表者，利他林也能够扮演社会控制的公开工具。利他林是哌醋甲酯的商用名，它是与甲基苯丙胺非常相近的兴奋剂，后者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俗称为

“速度”的街头毒品。它现在被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ADHD），这种病多发于无法安静待在教室上课的小孩身上。

“注意力缺陷失调症”（ADD）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列入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

,DSM）一书，这是关于精神疾病的官方权威书籍。在该书的后来版本中，将此病更名为“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把“多动”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将ADD以及随后将ADHD列入手册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进展。尽管研究了几十年，却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多动症的起因是什么。人们只是从症状上确定了它的存在。手册将多动症的临床症状列了以下几条：难以集中注意力、运动神经过于兴奋。诊断医生常常只能根据患者的表现做出主观的评估，也许这些症状常常起伏不定。

因此，也难怪精神病学者爱德华

·哈洛韦尔（EdwardHallowell）和约翰·雷提（JohnRatey）在《分心不是我的错》（

DriventoDistraction

）一书说：

“如果你一旦理解了这病的症状，你会看到人人都有这个毛病。”据他们统计，1500万美国人也许患有某种形式的多动症。如果这个数据是可靠的，那么美国真的在经历一场拥有令人震惊的患病者数量的流行病。

当然，也可以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解释，也就是多动症并不是一种疾病，它只是钟形曲线尾端所描述的人类正常行为的分布。人的幼年时期，特别处在儿童期的小男孩，从生理上就不具备能力安静地坐在桌旁听老师讲课，这一时期应该是更多的玩和到处走，并从事与体力相关的一些活动。是人类越来越多地要求孩子们静坐教在室，以及家长和老师越来越少陪伴孩子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助长了我们对这一病症在逐渐加重的印象。用劳伦斯

·迪勒（LawrenceDiller），一位批判“利他林”的医生作家的话来说：

我们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多动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病症，它包含了由各种生理或心理原因导致的儿童行为障碍。

“利他林”可以解决这么多疾病的功能可能鼓励人们将多动症的范围不断扩展。

利他林是一种中枢神经刺激药物，它与一些禁止使用的药物相关，如甲基苯丙胺以及可卡因。它的临床疗效和可卡因非常像，延长注意力集中时间、产生一种愉快感、提升短期的能量爆发并允许注意力更加聚焦。实际上，在动物实验中，动物自主选择利他林或者可卡因两种药物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倾向性。这两种药物也同样能增加人的注意力集中、专心及能量聚集水平。如果使用过量，利他林会产生和甲基苯丙胺、可卡因同样的副作用，比如失眠或体重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医生在开利他林处方时，会要求孩子间歇性服用。如果儿童只是少量服用利他林，不会产生药物依赖；但是如果大剂量服用，它的上瘾程度和可卡因是一样的。美国禁毒署也因此将利他林列为

“第二级”处方药，要求精神科医生开具一式三份的处方，并控制利他林药物的总体产量。

利他林产生的心理愉悦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用禁毒署的话来说就是

“滥用”，而这些人本没有多动症。根据迪勒的观察，“利他林，不管对小孩或大人，有没有多动症，都会有效”。上世纪九十年代，利他林在高中和大学校园被广泛使用，因为学生发现它可以让他们学习更有动力、上课精力更集中。威斯康星大学一位医生说：“自习室变得和医务室一样。”以百忧解出名的伊丽莎白·沃泽尔描绘了一天服用四十片利他林而被迫上急诊进行解毒治疗的经历，在那里她也遇到了偷吃孩子药丸的母亲。

利他林的政治后果说明了我们试图理解性格和行为的想法的贫乏，也为我们展示了基因工程投入应用的可能后果，到那时，它将拥有更为强大的行为增进功能。那些坚信自己受多动症困扰的人，通常绝望地认识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或在某些生命特征中表现不佳，正如他们常常被告知的那样，是神经性的原因，而不是性格缺陷或意志薄弱。同性恋者也如出一辙地指出行为的根源在于

“同性基因”，轻巧地将自己为此应当担负的个人责任摘取掉。正如最新一本支持使用利他林的畅销书的书名所道出的，“不是任何人的错”。

当然，有些人多动的症状和无法集中精力的情况特别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生理是这些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对于那些只是

15%的行为处于无法集中精力状态的人呢？这其中有基因的原因，但很明显他们也能为自己的精力不集中和多动做出一些努力。相关培训、性格特征、意志强度和环境因素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将这种类型的人归类于多动症患者模糊了治疗和增进之间的分界。但这恰恰是多动症不断医疗化的支持者所强调的。

也是在这一点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支持者。首先是自顾自的家长和老师，他们不再愿意像传统的方式那样花时间和精力来约束、转移、陪伴和培育有注意力困难的小孩。父母越来越忙、老师工作繁重，他们愿意通过医疗捷径来让自己的生活更为轻松一些，这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正确的选择。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者是美国的

CHADD，即多动症儿童和成人患者组织，这是一个非营利的自助组织，成立于1987年，成员多是有多动症儿童的家长。CHADD将自己视为多动症及其治疗的最新进展的支持和信息交流场所，他们大力倡导将多动症列为一种“残疾”，让多动症儿童患者有资格接受《残疾儿童教育法案》（IDEA）下的特殊教育。CHADD尤其关注如何让多动症儿童不因病情而受到歧视。1995年，他们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重新将利他林分类到第三级处方药，这样禁毒署就可以放宽对药品生产的整体控制，并极大地降低开利他林处方和获得利他林药物的门槛。

支持多动症医疗化的第二大力量来自医疗产业，特别是像诺华公司（

Novartis，即从前的汽巴—嘉基[Ciba-Geigy]）这样一些生产利他林和相关药物的公司。百忧解的生产者礼来公司花了一大笔钱为百忧解——该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能产生的消极副作用正名，诺华公司也是。诺华公司在生产限令后，大力提倡重新将利他林列为第三类处方药品，并通过散布产品逼近短缺的消息使得产量大量增加。1995年，诺华公司超越了它的预期目的，但由于诺华公司没有兑现承诺捐助CHADD组织近90万美元资金这一消息的曝光，重新分类利他林的努力宣告失败。

对于像

“多动症”这种情况的病症的医疗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后果。在现行的美国法律下，多动症被列在“残疾或类似疾病”名下，这让它的患者可以享受两个法令的益处：1973年《职业病康复法》的第504条和1990年通过的《残疾人教育法》；前一个法案禁止对残疾人士歧视，后一个法案给被认定为残疾且正在接受教育的个人提供接受特殊教育的额外费用。多动症能被添入《残疾人教育法》，是CHADD和其他医疗倡导组织跟全国教育协会（全国教师组织）以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持久斗争的结果。全国教育协会并不乐见因扩大的残疾名单而导致的预算增加，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则担心黑人的孩子更多被认为有障碍，并因此接受比白人孩子更多的医疗救助。1991年，在CHADD和其他父母组织的紧密的信件和游说活动后，多动症最终被添加到官方的残疾目录。

由于被添加到官方的残疾目录，多动症儿童患者因此可以在美国境内的学校接受特殊的教育服务。多动症学生患者可以要求正常考试外的时间延长，学校为避免被起诉也接受了这一妥协。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记载，惠蒂尔（

Whittier）法学院就被一名多动症学生起诉，因为它仅仅在一小时的正常考试时间外多提供了二十分钟。为了避免诉讼风险，学校妥协了。

许多保守分子抱怨，在现行《残疾人教育法》对于残疾定义的不断扩展下，预算也水涨船高。但更为严重的阻碍在道德层面：通过将多动症定义为残疾，社会已经事实上将由生理和心理因素共同引起的病症归咎为生理应当作为主导因素。本身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个人被告诉他们不需要如此，社会上非残疾的那部分人要开始调整资源和时间，让这些残疾人士获得某些补偿，而事实上他们自己至少要部分地对这些行为负责。

像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这些团体的担忧是，在少数种族社群中超量使用如利他林之类的精神药物会合法化。在美国，由于行为障碍，给极幼龄的小孩（学前或更小的儿童）开取精神药物（主要但不限于利他林之类的药物）的数量已经有大幅的增长。

1998年对密歇根州医疗补助计划患者的一个调查显示，4岁以下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有57%被开取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精神药物。一项特别的研究显示，在一个大型的中西部医疗补助计划中，2—4岁儿童有超过12%的人服用了精神刺激类药物，接近4%服用了抗抑郁药，该调查结果的公布曾引起了一场小的政治风波。细读这些报告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在这些主要是少数族群的医疗补助计划中开取精神类药物的几率，比更好一些的医疗保险计划多得多。

这样，在百忧解和利他林两种药物中形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平衡。百忧解主要用于缺乏自尊的女性；它可以提高血清素增加一种雄性感。利他林则主要用于由于天性使然而不能安坐于教室的小男孩。两种药物一起轻轻地把两性推向雌雄共体的中性性格、容易自我满足且屈从于社会，这正是现在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性的结果。

生物技术革命的神经药理学浪潮已经劈头盖脸地席卷而来，这是第二个原因。现在已经能够生产类似索玛（

Soma）的药物，也有能够对小孩进行社会控制的药丸，这些药丸比早期的儿童自然社会化和二十世纪弗洛伊德式的谈话式治疗方式更为有效。这些药物的使用者遍布全球，人数成千上万；对于这些药物潜在的长期性健康影响人们还争议不休，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这些药物的使用正在潜移默化地挑战我们往常对认同和道德行为的理解。

百忧解和利他林只是精神治疗类药物的第一代。将来，大众希望通过基因工程一步步成为事实的想象，可能会通过神经药理学更快地得到实现。一系列叫

“苯二氮”的药物或许已经能够应用并影响伽玛氨基丁酸（GABA）系统，减少焦虑，帮助人在高度清醒时保持放松不觉疲累，短时期内提供足够的睡眠，没有任何使用镇静剂的副作用。乙酰胆碱系统增强剂可以用来提升人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获取新知识和增强记忆力。多巴胺系统增强剂可以用来提升耐力和动力的持久度。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以与其他药物一起影响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并在不同的神经递质系统相互作用的地方造成行为的改变。最终，人们将可能操控人体内生的镇静系统，使得痛觉不再那么敏感，兴奋的阈值不断升高。

我们也许并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的投入或人造婴儿的诞生，神经药理学领域的进展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政治力量不断推动新的医药技术的迹象。在美国，大量的精神治疗类药物被广泛使用，这本身就昭示了在基因工程时代会出现的三个强大的政治趋势。第一，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尽可能地从医疗角度解释，以逃避自身行为的责任。第二，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会不断施加压力推动这一进程。这些利益集团包括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如教师或医生，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生理治疗的捷径，使行为干预复杂化；还包括生产这些药物的医药公司。第三，由于企图将一切都医疗化，人们会倾向于不断扩展医疗的领域，使之囊括更大范围的病症。现在，你可以随处找到一位医生，他们会认为一个人的不开心或抑郁是一种生理疾病；不用多久，这种

“生理疾病”就可以让更大的社会群体意识到这是一种应当获得法律认可的残疾，从而获得公共干预的补助。

我在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种药物上如此饶舌，并非因为它们本身是不道德和有害的，而是因为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征兆。也许不久后，这两种药物会因为超出预期的副作用而被淘汰。但即使这样，它们也只是会及时地被更为复杂、药效更为强劲和目标更为明确的其他精神药物所取代。

“社会控制”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右翼分子的幻想，即政府使用“改变思想的”药物让人顺从。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担忧似乎摆错了地方。社会控制更可能被社会参与者而不是政府来实施——比如，父母、老师、学校系统以及其他因为利益攸关而在意人们如何行为的人。民主，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用大众的观点取代真正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却变成了“政治正确”；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成为实现某些“政治正确”目的的更为强大的新生物学捷径。

神经药理学也为我们指出了可能的政治反馈。像百忧解和利他林之类的药物帮助了许多无助的人。这些人由于重度抑郁或者过度兴奋等生理因素不能够拥有正常的生活。也许除了山达基教徒（

Scientologist，编按：山达基教是1950年代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新兴信仰体系，关于该教存在较大争议；山达基教反对精神药物），没有人想要对这种有明显治疗作用的药物进行明令的禁止或限制它们的使用。我们应当担忧的是这样的情形，即或出于“美容性药理学”的目的服用此类药物以提升本来正常的行为，或出于另一行为更受社会青睐而想通过药物改变正常行为。

像多数社会一样，美国也将这种保留写进药物管理法中。但我们的法律往往前后矛盾且缺乏深思熟虑，更别提它薄弱的执行力。以

“摇头丸”为例，它是亚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的俗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扩散速度最快的违法药丸之一。摇头丸是一种和甲基苯丙胺非常相似的精神刺激剂，一度风靡歌舞厅。根据美国国立药品滥用研究所的统计，所有12个年级的人中有8%，即340万人在一生中至少服用过一次摇头丸。

摇头丸在化学成分上与利他林相似，药效上则更像百忧解。它能够刺激大脑中血清素的释放，产生强烈的精神愉悦感，并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下面是一则摇头丸服用者的故事：

摇头丸的服用者总是描述最初的高潮是他们人生中最快乐的经历之一。珍妮，

20岁，住在纽约上城区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在她12月访问华盛顿时相识。她看起来非常精致，脸上有一种乡村音乐公主的迷人表情。她对我说，一年前她第一次服用摇头丸。摇头丸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决定以后生个孩子，”她非常坦诚地说，“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母亲，我认为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小时候受过父亲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但那会我意识到，‘我会很爱我的孩子，我会好好照顾他们’，自此以后，我的想法没有改变过。”她也坦承，服用过摇头丸后，她开始原谅她的父亲，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

其他对摇头丸的描述让人觉得，这个药能提升人的社会敏感度，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人注意力更加集中

——这些都是让社会更加认可的药效，和百忧解的作用惊人的相似。但是，摇头丸在美国是禁药，严禁销售和购买，而利他林和百忧解却可以由医生依处方开取。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

一个很明显的答案是，摇头丸对身体有害，而利他林和百忧解似乎没有。在国立药品滥用研究所的网站上，有关摇头丸的介绍是：这种药会产生心理层面的伤害，比如迷糊、抑郁、睡眠障碍、嗜药、深度焦虑以及妄想症；生理层面的伤害有：肌肉紧张、非自愿的牙齿紧闭、呕吐、视线模糊、加速的眼部运动、虚弱、打寒战或出汗；实验显示对猴子的脑部造成了永久的损伤。

关于利他林和百忧解的文献，事实上也充斥着类似的副作用的例子（除了猴子脑部永久性的损伤）。有些人认为区别只是在服用剂量的差别：如果服用过量，利他林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这也是它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的原因。但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将摇头丸列为第二级药物呢？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不寻找比摇头丸副作用小的其他类似药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指

“药品犯罪化”问题的核心。对于没有明显治疗效果，而仅仅是增加快感的药物，人们的态度非常矛盾。人们非常担忧大量生产此类药物会损害人的正常功能，发生类似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情况。但同时人们也发现难以找到证据为这种“矛盾”正名，因为这首先得取决于人们对“正常功能”的判断。我们禁止吸食大麻，但其他两种让人们产生良好感觉的药物酒精和尼古丁却继续通行，如何说明这种禁令的正当性呢？为避免这种正名的困难，使用是否对人体有害这一标准简单多了——对会让人上瘾、削弱人的生理功能、产生长久的非预期的副作用的药物进行明令禁止。

换句话说，人们不愿意基于它们是否有损于精神的立场

——或者，用当前的医疗术语，仅仅基于心理的疗效来做出明晰的判断。如果明天一家医疗公司宣称能生产出一种真正的赫胥黎式“索玛”药物，能够让你持续的快乐和保持社会联系，但没有任何坏的副作用，尚不可知人们是否会据理力争地要求不服用它。在左翼和右翼阵营都有许多的自由派认为，应当停止对他人精神和内在情形的担忧，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让人自由地选择他想要服用的药物吧。即便古板的传统主义者认为“索玛”并不是治疗性药物，但精神科专业的存在仍有赖于，断言“不开心”是一种疾病，并继多动症之后将它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启动时，才能够看到增加智力、提升记忆、增进情绪敏感度和性欲，以及减低攻击性和通过各种方法来操控人的行为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随着当代精神药物的产生而来临，并会和将来喷涌的其他药物一道为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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