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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童踪

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

郭伽（

PhilipGuo

）是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和硕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现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UCSanDiego

）认知科学系当教授。他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和美国国防部科学奖学金。《天涯童踪

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是他用英文写的第一本自传体故事。父母把此书翻译为中文。

第十一章

蜗居地下室

我在纽约皇后区的尧爷爷家安顿下来，慢慢地适应了。可是还不到几天，爸爸又要让我挪窝了，让我搬到尧爷爷的女儿梅姨家住。因为正值暑假期间，梅姨也要照看她的两个女儿。还有，爸爸要上班，尧家的大人们也都要外出打工，按照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把未满13岁的小孩留在家里，再说他们也不放心。梅姨在家工作，可以顺便照看我。于是我就搬到布鲁克林区，住进了梅姨家。梅姨跟我们算是远亲，也是从广州移民来美国的。尽管我们素昧平生，她很乐意照顾我。梅姨是车衣工人，她的车衣技术特棒，因此可以跟老板讨价还价，说服老板让她把衣服拿回家来车制，不用像尧奶奶那样，每天都要坐地铁到唐人街的衣厂做工。她家有个很大的地下室，可以安放一台缝纫机，地上堆满衣料。梅姨有两个年龄比我稍小的女儿，每天起床后，她先安顿好两个女儿上暑期班，然后就在地下室坐在缝纫机前开始工作，她的缝纫机会隆隆地响一整天。在家工作的好处是可以一举两得，既有工钱收入，又能够照顾两个女儿，当然，现在还要加上我。她的先生是个手艺人，在唐人街的一家首饰铺帮人修理破损的首饰。他像其他的纽约打工族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到唐人街上班需要坐上近一个小时的地铁。我管他叫阿手先生，因为他名字的读音跟“手”同音，阿手先生个子很高，我一听就联想起一双又大又巧的手，挺逗的。中文的姓名有不少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我的名字，读音跟“国家”相似。

阿手先生白天上班，两个女儿到附近的一所华人办的暑期补习班上课，家里就剩下我和梅姨两人。他们家不像很多住在附近的华人的移民家庭，没把房间租给别人，所以比较安静和宽敞。梅姨成天在地下室工作，她的缝纫机正对着一台电视，这样她可以边车衣服，边看电视，她喜欢每天都看一个叫“猜猜价钱”的猜奖节目。她的本事可大了，可以边飞快地缝制衣服，边不时地扫上一眼电视。还不时大叫一声，报出节目中商品的价钱。她可真牛，居然每次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想要么也许是她真的很厉害，要么也许是她每天都在看这个节目，看了十年八年，烂熟于胸了。每到插播广告的时候，她会跟我聊上几句，问问我和家人的情况。我告诉她一些我们在路州的生活，告诉她我这几年从中国搬到瑞士然后再搬到美国那些不停地折腾的故事。像不少住在附近的中国新移民一样，她的英语不太灵光，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她说广州话。这可不容易，我离开中国五年多了，中文退步很快，普通话基本上忘记得差不多了了，广州话还可以凑合应付几句。这几年来，能跟我讲广州话的只有我父母。开始我们在家里经常说广州话，慢慢地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多了也深了，就不得不跟他们说英文，他们英文娴熟，我们的沟通常常是英文穿插着广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这样一来，我的中文流利程度就急剧下降了。我能听懂日常的中文，这没什么问题，但要流利地用中文表达，我就感到很吃力，更不用说要用中文来表达细致的思想和情感，或者是谈论学校的事情。所以我跟梅姨的对话，我只能大概地告诉她我们家的一般生活琐事，但我过去在路州的校园和朋友的趣事，还有我现在的孤独和寂寞的感觉就无法用中文来表达了。

整整一个多月，我大部分时间都跟梅姨作伴，在地下室里度过，日复一日，百无聊赖，没多大变化。梅姨一天到晚不停地忙着车衣服，我大部分时间在看电视或打任天堂游戏机。有时在一台旧电脑上敲敲键盘，学学英文打字。她的两个女儿下午放学回来，通常都是她们俩自己玩，不太搭理我。我跟比我小的女孩子也玩不到一块儿。再说了，我有我自己的心事，老是在回忆过去，想念从前路州的家园、校园和朋友们。阿手先生到了晚上六点多钟就会准时到家。他一回来，我的任天堂游戏就玩不成了，他也喜欢打游戏机，每天下班一到家就打，一直打到吃晚饭。他打机的技术还真不错。阿手先生一到家，梅姨就会放下手中的活，上楼到厨房做饭去。我喜欢在厨房看梅姨做饭，因为她会不时跟我聊天。厨房不大，很干净。我观察到到处都有晾干的白色的抹布，梅姨喜欢把用过的抹布用水洗干净，拧干晾在炉台上，循环使用。她的本事是记得哪块抹布是擦哪个地方的，有的用来擦炉台，有的用来擦桌子，从来不会弄混。我一直以为这是真的抹布，几天以后她跟我聊天，我才知道这原来是厨房纸巾。这里的厨房纸巾很吸水，很有韧性，十分耐用。她喜欢用邦蒂（Bounty）牌子的大卷纸巾。有一天，她来了兴致，专门给我上了一次有关邦蒂纸巾的课。“邦蒂纸巾真是结实耐用，可以反复用很多次。你看，你看。”她边说边刷地一下撕下一块纸巾，利落地擦了擦炉台，然后在水龙头下迅速冲洗一下，很利索地把水轻轻地拧干，再潇洒地把拧干的纸巾铺在炉台上晾干。“看到了吧，这样可以用很多次，不会浪费，你看，我这些纸巾已经用了好几天了。起码可以用一个礼拜才扔掉。喏，这一块是擦炉台的，这一块是擦饭桌的，这一块是擦油烟机的，这一大卷的纸巾够我用好几个月的，多划算啊！”。梅姨还是保持着新移民的节省的习惯，能省就省，从来不浪费东西。说真的，我还没见过其他人有这本事，一块纸巾能用这么多次。我可没这本事。

跟梅姨在一起久了，我对她的家庭也有些好奇，很想知道她的一家是怎样移民来美国的。不过我一直没敢问她。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父母才告诉我梅姨家的故事。原来阿手先生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他不太喜欢念书，还没念完高中就想到外面闯世界。那时候的中国与世隔绝，他对外国其实也知道得不多，但他凭直觉感到只有离开中国才有前途。于是他从中国南方的某个秘密的地方游泳偷渡到香港。谁知道运气不佳，他在离开边境没多远的地方就给边防军发现了，被一条大狼狗发现急追，最后被这条大狼狗扑倒，在他的脸上伸出血红的大舌头，呼哧呼哧直喘气，口水流到他的脸上。他只能束手就擒，给抓了回去，关押在一个又脏又臭的牢房，在那里还得了肺炎，差点连命都给搭上。放出来以后，他还不甘心，于是再次偷渡，这次成功了。他偷渡到香港，在香港打了几年工，积攒了一些钱，1970年代初就移民来了纽约。他身处异国他乡，人地两生，又不懂英文，因此只能在唐人街里干些体力活，在餐馆打工，在杂货铺打零杂，在肉铺扛猪肉，在搬运公司做苦力，什么活都干过。这些经历显然不是他来美国之前所期待的。不过，他的最大收获是有了美国的居留身份，几年以后，他加入了美国国籍，拿到美国护照。这可真不容易。我知道我父母来美国十多年后才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在此期间还经历了不少波折，他们花钱请律师跟移民局的官僚们打交道，直到获取公民身份和拿到美国护照，他们才松一口气，才在美国扎下根来。对于唐人街的打工仔来说，阿手先生的美国公民身份可真是值大钱了。凭着一本美国护照，他就可以衣锦还乡，回中国娶媳妇去了。一次，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聪明能干的女子，她就是梅姨。当时她年方二十，正值风华正茂的金色年华，在一家国营公司当公交车司机，这在当时是一份美差。很多人认为凭着她那美貌和才智，日后必定会青云直上，一帆风顺，过上好日子。梅姨当时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其中也有一些颇有社会地位的高干子弟。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地位是很重要的。当时工人阶级和党政干部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那时候没有资本主义，没有私人企业，没人能够自己创业，也没有百万富翁，要想发财，那是没门儿的事，大家都过着很平凡简朴的生活。那时什么都要限量供应，有各种各样的票证，每人都得靠着政府发放的各种票证来生活：买粮食用粮票，买衣服用布票，买猪肉用肉票，还有鱼票，糖票，肥皂票和草纸票等等。每个人的收入都很低，只够维持过得去的生活，养一家老小。几乎没有多少人能有钱买电视和其他奢侈品，更没人能拥有私人汽车。那时人人都不富有，但大部分人都很平等--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的社会贫穷。当然，当大官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有公家配给的小车接送，工资也比较高，还有人给他们送不用鱼票或肉票买的鱼和肉。梅姨那时候春风得意，才貌双全，很自然地成为一些有社会地位的干部子弟追求的目标。这时候一位朋友把阿手先生介绍给梅姨，梅姨开始时对他并无爱情可言。但那时爱情是一个很奢侈的概念，很多人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改变社会地位或经济生活而结婚的。一般来说，只有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国家，人们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来选择生活的伴侣，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连吃饭都成问题，爱情又从何谈起呢？人们哪来的闲情逸致呢？贫穷的生活往往使人们变得更加实际，使他们不得不非常现实地考虑和处理生活问题。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人们对婚姻大事会有很具体的要求和条件，如家里有无住房，有无“南风窗”（海外关系）等等，总之一切要看能否能改善现有的经济地位。面对着阿手先生和另外一些干部子弟的追求者，梅姨不得不做出抉择。阿手先生虽然并非出身高贵，但他手里有一张王牌——美国公民的身份，嫁给他，梅姨可以出国，还可以把父母和两个弟弟都带去美国。阿手先生的这一独特优势，是其他干部出身的竞争者所望尘莫及的。

在1980年代初，中国有很多人对美国持一种复杂的既恨又爱的看法。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利益的腐朽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到处张牙舞爪，欺负别的弱小国家。中国媒体常常告诫大众，美国社会是个金钱至上，贪污腐败，暴力泛滥和道德沦丧的罪恶之地。这样一个万恶的、必然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要大力唾弃。只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尽管媒体大肆宣传美国和资本主义的坏处，但还是有不少人暗暗地向往美国，认为美国是具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很多赚钱机会的金山。也有些人是因为有逆反心理，你越说美国不好，我偏要去探个究竟。不过，那时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十分有限。有些人虽然相信美国到处是罪恶和腐败，但还是有很多谋生机会的。所以他们很想移民到美国。由于美国的移民法十分严格，如果没有直系亲属，要移民到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阿手先生的美国公民身份就很有用了，他可以合法地把梅姨娶到美国，这就是他的终极武器。有些不守法的美国公民也会钻法律的空子，通过搞假结婚来牟利。

当时的梅姨是个很懂事、以家人为重的女孩子。虽然她父母的工作都很不错，但她的两个弟弟的工作却不怎么好，在工厂做工人。她很想让他们能有机会去闯世界，到美国去寻找更好的机会。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现成的捷径就是跟像阿手先生这样的人结婚，嫁到美国去，然后申请父母移民，再通过父母把未婚的弟弟带出去。梅姨本来可以在国内嫁给一个有社会身份地位的人家，过上悠哉游哉的生活，也可以轰轰烈烈地恋爱一番，然后跟心上人在一起过舒服日子。但她为了能把全家带出国，她情愿以自己个人的青春和幸福换来全家移民美国的机会。回过头看，她如果当初留在国内，也许她的生活会比现在要舒适潇洒，不用成天猫在地下室不停地车衣维生。不过在1980年代，大家头脑都很简单，以为来了美国就可以很快赚大钱。于是她嫁给了阿手先生，移民来了美国，住进纽约唐人街的一套拥挤的小公寓中。梅姨一拿到美国公民身份马上向移民局递了申请，申请她父母移民美国。一年多以后，尧爷爷和尧奶奶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便如愿移民到了美国。其实两位老人在国内也过得挺好的，不是很愿意来美国，不过他们相信美国是个只要心想就能事成的国家，到处都有机会，他们为两个儿子着想，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机会在美国发展。根据美国的移民法，父母申请未婚子女移民比兄弟姊妹申请要优先，所以这就是大部分移民来美国所选择的捷径—自已先结婚移民，然后申请父母移民，接着通过父母申请未婚弟妹移民，这种家庭链条的移民模式有效地缩短了移民排队等待的时间。

尧爷爷和尧奶奶移民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给两个儿子创造最好的发展机会，不过他们没有料到，要想在美国成功，就要有高等教育的文凭，能说流利的英语，熟悉美国文化，不然是不太可能的。很多中国移民一直蜗居在唐人街，他们的英语不灵光，又没有美国的高等教育文凭和工作资历，要直接打入白领中产阶级阶层，取得高薪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只能在唐人街干粗活。尧爷爷的一家也不例外。十多年来，他们一家人都是在华人企业打工，儿子在装修公司打工，尧奶奶和梅姨在衣厂车衣，尧爷爷在一家小店做招牌。他们由于语言文化的障碍而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这些都是许多华人第一代移民的一种共同境遇。正因为这样，华人移民的家庭一般对儿女的教育期望非常高，也非常费心，很多父母觉得自己这一辈人是没什么希望了，所以省吃俭用，辛勤工作，把全部的希望和资源用在儿女身上，全力支持儿女读书，希望他们能上最好的大学，好让他们不再重复他们的老路。很多父母都认为教育是使全家摆脱穷困，改变社会地位的最好和最有效的途径。

尽管尧爷爷一家收入不高，但他们认为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比中国高很多。他们觉得他们在美国挣一天的工资，比在中国一个月还挣得多。中国很多人也可能是这么想的。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房租和其他消费都要比中国贵啊。假如当年尧家没有离开中国，他们也许现在也会过得很不错呢。

梅姨刚来美国时，一家人挤在唐人街的一房一厅的窄小的廉价公寓。他们后来在布鲁克林区买了一栋房子，就搬到那去了，而把唐人街那套廉价公寓转租给了新移民。我曾经去过那个公寓，一进门，就看到小小的厨房，只有一个炉灶和洗菜盆。厨房紧挨着是一个小洗手间，厨房和洗手间其实是在同一个房间的。看来做饭和上厕所是不能同一时间进行的，怎能让吃的和拉的在一起呢，太恶心了。厨房旁边是一个小卧室，里边有一张大的双层架床。就在这间小小的房间，最挤的时候有五个人睡在一起—梅姨两夫妇，两个女儿和阿手先生的母亲。在这住了几年以后，阿手先生和梅姨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我就在那里的地下室度过了一个多月。在这些天里，我大部分时间呆在屋里，不敢上街。我不是对逛街没兴趣，而是心里害怕，我老担心外面很危险，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给一颗流弹打中，那才冤呢。所以我宁愿呆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在这里有一种安全感。

我记得只有一次我终于走出地下室到外面去了。一天梅姨女儿的中文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梅姨就让我跟着去。那个中文学校很小，跟我从前在路州时的中文学校差不多。那天梅姨的女儿告诉她第二天要跟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狮子王》的电影，梅姨看我成天呆在地下室，怪可怜的，就鼓励我出去走走，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玩。她得到了老师的同意，带着我走到附近的学校。一进教室门，看到全是陌生的面孔，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肚子又折腾了起来。不过这次好一点，全部小朋友都是跟我一样的华裔小孩。再说了，也就跟他们呆一天。这班孩子有20多个，大约跟我年龄差不多，老师带着这帮孩子去电影院。走了20多分钟就到了。这是我来到纽约第一次白天在街上走，只见大街两旁有很多的小商店，杂货店、花店，小五金店、小首饰店，林林总总，真是热闹。根本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大街上也看不到无业游民和奇离古怪的乞丐，也没有人来骚扰我们，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怕有人会来欺负我们。还好，我们有20多个人，还有一个老师是大人，尽管他也不比我们大太多。我尽量挤进队伍的中间，希望减少别人对我的注意。我的警惕性还满高的，随时随地注意有没有不测的危险，要有的话就像兔子一样撒腿就跑。不过，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我其实也不认识路回梅姨的家，要跑也是瞎跑。我真的想象不出如果我连这点路都害怕，那日后还怎样在纽约这个繁华的闹市中生存呢？我就这样神经兮兮地走完了20多分钟的路。

走着走着，我们突然在一家糖果店停了下来。大家一拥而上，各人挑买了自己喜欢的糖果。我感到怪怪的，干嘛要在进电影院前买糖啊？我知道电影院的规矩是不能带进在外面买的零食的。我不知道老师是不是知道有这个规矩。这有两种可能吧，一是老师真的不知道有这个规矩。二是他知道，只不过故意让自己的学生碰碰运气，把糖藏在口袋里，然后进去偷偷地吃。当然，我也想到有第三种可能，这就是纽约的电影院跟路州的不一样，没有这个不准带从外面买来的食物和饮料的规矩，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些孩子们，难道他们不知道不能在外面买糖带进电影院吗？即使他们知道，也不过是想赚点小便宜，偷带一些进去吃。我可管不着，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不喜欢偷偷摸摸的，也不喜欢吃糖，所以根本不打算花这个钱。我看着这些同学兴高采烈地付了钱，把糖果拿在手上。我猜他们一会儿就会把糖藏在口袋里了。我心想，这个老师还真聪明，他让学生在外面买糖，比在电影院里面要便宜很多。很多的打工族的新移民都是很节省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去省钱，就像梅姨一样，把厨房纸巾洗完再用。节省是一种美德，生活就要勤俭，这是他们的生活信条。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他们有时就会走走捷径，适当地投机取巧。你不让带外面的食物吗？我就偷偷地带。生活很现实，有时是要很实际才行的。作为一个新移民，有时也是不得不如此。我们当初刚到美国时，我们也曾经为了要省几块钱，耍了些小心眼。在路州的时候，我们经常去一家自助餐店，那里的菜式很多，随便吃，我们特别喜欢。东西也不贵，大人6美元一个人，小孩减半。一个小菜散点要两、三美元一份。我们家那时不富裕，能省就省。父母有时会就为我要一份小孩餐，他们自己就各叫一份小菜。然后我会很聪明地尽量把盘子装得像小山一样高，拿回来让他们每人分一些我的盘子的东西。这样我们每次可以省三、五美元。回想起来，有些可笑，也有些不好意思。不过那时候我们钱不多，每一美元都要算计着花，这些小打小闹的小把戏，也就一笑置之了。有一次一个服务员看穿了妈妈的小把戏，她逼着我妈付全价，我妈一气之下，以后就再也不去那家饭店了。她说那饭店真笨，多赚三元就失去了我们这家常客。

看着这群高高兴兴地拿着糖果的小朋友，我揣摩着老师的心理，“他们是小孩，就让他们省几块钱，高兴高兴吧，不就是坏了一点小规矩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快到电影院了，这帮小孩拎着一袋袋糖果零食，有说有笑地走近电影院，丝毫没有要把东西藏起来的意思。我们买电影票以后要进场了。这时候两个查票员看见这帮华人小孩手里都提着一袋袋糖果，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对老师说：“对不起，你们不能带糖果进去”。“你们没搞错吧？他们是小孩子啊”。他用很重中文口音的英语跟查票员理论起来。“能求求你们让他们进去吗？就这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可是这两位老兄不为所动，他们的职责如此，毫不松口。“对不起，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例。”老师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他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个规矩的。我原来过高地估计了这个老师的精明。其实他还真是土土的，可能还没在美国看过电影呢，更不用说他的学生了，他们的家长也大概从来没带他们去看英文电影。你想，他们父母大多不懂英语，他们怎么可能会带子女去看英文电影呢？况且一张电影票也要好几块美金呢！老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说，“你看，他们都是小孩子，多可怜啊。不就是吃几颗糖吗？他们对你们没有任何影响嘛。就放过他们一次吧”。老师的英文有限，他尽力争了一会，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他很无奈地转过身来告诉大家，让他们把糖全部吃掉，要不就全扔掉。这时离开映没几分钟了，这帮失望至极的孩子不得不像猴子一样把糖全塞进嘴里，弄的腮帮子鼓鼓的，有些塞不下了，只好忍痛把剩下的糖果扔进了垃圾箱里。那天也许有几个无家可归的捡破烂的人有口福了，居然还捡到饭后甜品。我虽然没买零食，但站在一旁也感觉到有点儿无地自容。

这个看电影的小插曲是我在梅姨家住的一个月中仅有的几件趣事之一。整整一个多月，我的生活基本上单调无味，我很想家，但见不到我父母。爸爸刚找到新工作，妈妈还在路州忙搬家，他们都在忙，只有我闲得无聊。我想写信给我路州的朋友，但又没法写，因为我只是临时住在这里，没有回邮的地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挪窝了。回过头想，路州那几年的生活真好。现在呢，对自已的前途一无所知，一点希望都看不到。我忧心忡忡，不知道将来的日子会是怎样。不过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要不想日后过像现在这样生活，住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我就要好好念书，将来上所好的大学，找一份好工作，再搬进一栋好房子，不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旧的邦蒂厨房纸巾，不用在唐人街的小店铺里打工，也不用上街老要担心安全。尽管我对梅姨的陪伴十分感激，但我真的很想早些搬出这栋房子，渴望能跟父母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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