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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先婚姻后事业，希望等孩子长大后再去追求自己的兴趣或快乐。只有早早选择事业或者先事业后婚姻的女性，只有丈夫愿意并能调整生活适应她们职业规划的女性，才有可能完美地兼顾事业与婚姻。”

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

妇女解放，M町的模式

傅高义

周晓虹周海燕吕斌

《日本新中产阶级》

《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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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经常听人这样说：“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时至1989年，M町的妇女是否获得解放？鉴于这一问题经常受到美国人的关注，因而考察当今M町女性的社会角色及其生活中有关女权价值观的方面很重要。我们将着眼于她们的行为变化、选择范围的延拓、劳动参与和当前的家庭角色。

与当今M町主妇的情形迥异，1959年的M町主妇深居简出、穷其一生服务夫家。三十年前，M町的主妇总在家里，出门不过是到附近买东西或每年一度的回娘家省亲。她若做了家务以外的活计，可能是在帮忙打理家族生意，若有爱好，无非就是缝纫、插花或茶道等曾在新娘培训班学过的技艺。甚至未婚女性于待嫁期间也只能往返于学校与家庭、抑或临时工作场所与家庭之间。

如今的M町女性已经从家宅和诸多苦差中解放出来。所有的公寓和大多数住宅现在都可以安全上锁，所以主妇再无必要整日看家。家用电器的应用、加之木炭的淘汰缩短了家务劳动的时间。不仅未婚姑娘，已婚妇女也可以更多外出活动。许多主妇参与网球、高尔夫球等娱乐活动；有些主妇参加很多文化中心里蓬勃涌现的课程和活动团体；有些主妇修读大学或技工学校课程；每位主妇都有更多机会与亲友喝茶、购物。出国旅行在1959年几乎闻所未闻，现在却已司空见惯。M町的女儿们可能趁大学放假或蜜月期间出国旅行，许多妻子在丈夫被派往国外学习或工作时随同前往。老年妇女跟随退休的丈夫或者参加旅行团出国观光。

到1988年，女性从事的各类活动如此之多，以致著名作家、评论家木村晴美（KimuraHarumi）禁不住做出比较：如今的女性焕发活力、熠熠生辉，而男性却没什么选择，只能埋头读书、勤勉工作。我也在1988至1989年经常发现M町的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容光焕发，不再忙于照顾小孩。她们置身文化组织、社会事业、学校教育或职场等新天地，着实欣喜。

更多的外出活动机会反映了女性的选择范围普遍更广。1959年，M町的女性很少自己决定人生大事。从上学到结婚乃至婚后，她因循常规，凡事听从家里长辈安排。到了1989年，不仅结婚对象而且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均由M町的女性自主决定。尽管适婚年龄（目前为二十至二十七岁）的观念依然存在，年过三十的未婚姑娘也让人担忧，但人们对晚婚的接受度似乎更高了，晚婚的女性也更多。一些女性选择不婚，这表明一种新心态的萌生，这种新心态即：结婚并非女性自然可行的唯一生活方式。

美惠子（Mieko），1989年二十岁出头，其情形在同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美惠子的母亲智子（Tomoko），1959年十八岁，坚持要在两年制专科学校毕业后去美国学习英语，并执意自主择偶。当时，智子的母亲奚落女儿不知如何寻觅良配，还说出国学习可能对其将来的婚姻不利。因此，智子冷静下来，两年以后，她从专科学校毕业，与父母安排的男人结了婚，从未踏出国门。许多年过去了，智子的女儿美惠子专科学校毕业之前就已经在美国待了两个暑假学习英语。而且，美惠子赴美学习期间，在东京打网球时结识的男朋友还去探望她。两年后，他们在双方家庭的祝福下喜结连理。美惠子实现了母亲未能达成的愿望。

当然，在就业这一关键领域里，女性的选择余地显著增大。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女性外出务工人数飙升。1985年以来，日本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迫使企业雇用员工时一视同仁。现在，企业接受女性担任主管，取消了女性婚后必须辞职的规定。半数以上的已婚女性如今都在工作，女员工人数约占员工总人数的40%。几乎所有的年轻女性而今都身处职场或者将会在其人生的某个时期受雇工作。

尽管这些情况都体现了选择余地的大幅增加，但雇佣制度的本质仍让女性面临诸多障碍和限制，迫使她们过早做出艰难的决定。检视典型的雇佣模式即可探知日本女性较之美国女性更不向往职场的原因。

M町年轻女性最常见的模式是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她们通常做办公室工作或在大公司里端茶倒水。结婚时虽然不再被要求辞职，但大多女性仍随即或在怀第一胎时离职。少数继续工作的单身女性，除非身怀特殊技能否则晋升无望。时光荏苒，许多女性开始感到自己在办公室不受欢迎，因为公司喜欢更年轻、靓丽和低薪的办公室女孩。结了婚的女性成为全职主妇，直至孩子上了小学或中学。大多女性认为，全天候的照顾对于婴幼儿的发展不可或缺。等孩子长大一些，她们返回职场，从事与其家庭责任不相冲突的工作。大部分母亲认为孩子放学回家时自己在家之类的事情很重要。女性重返职场时能找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地位低且没有保障或福利的兼职临时工作。M町的主妇常常抱怨这类工作乏味，但许多人却将其视为赚取孩子教育经费或购买些许奢侈品的一种方式。

得益于《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M町事业心较强的女性如今有机会参加考试，并在大学毕业后受聘以前仅为男性独享的管理岗。然而，M町的所有女性均视之为畏途。《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开放了机会，却也撤去了保障。

现在，女性“自由”地努力工作，一如男性，这意味着她们必须与工薪男一样加班至深夜，周末或假期常常也要加班。她们可以休短暂的产假，但如果因为照顾孩子或其他原因一旦离职则无法复职。去另一家公司从事类似的工作也不可能，因为跻身精英序列的时机唯有一次，即刚从大学毕业之时。

此外，如果被派往其他城市或国外工作数年，家人也许不能随行，“工薪女性”得做好与家人分离的准备。她须将工作置于首位，牺牲很多个人和家庭生活。即使如此做了，她也会明白，于她而言，仍由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明里暗里充满危险，就算获得晋升，也要历经千辛万苦。

意识到这些，无论结婚与否，M町的年轻女性而今都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思考才能决定相应的职业追求。在其看来，精英的职业生涯与养儿育女实际上无法两全。只有不想要孩子的女性才有可能追求这种职业生涯，她们或者单身或者足够幸运地嫁给了接受丁克并能调整作息予以配合的丈夫。M町的大多女性想要兼顾工作与婚姻，许多女性如愿以偿，在具有更多灵活性的领域里工作。例如教书，通常晚上不用加班，产假保障也好。医药、牙科等独立职业的工作时间灵活，自由写手也是理想选择。M町的大学生说，读高中或上大学时他们得早做决定，以便选择相应专业并在职场之门开启时进入。

M町的大学生及其教授称，与十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先婚姻后事业，希望等孩子长大后再去追求自己的兴趣或快乐。只有早早选择事业或者先事业后婚姻的女性，只有丈夫愿意并能调整生活适应她们职业规划的女性，才有可能完美地兼顾事业与婚姻。M町的大部分年轻女性把嫁给白领精英视为“美好生活”。她们并不艳羡工作狂商人的生活方式，认为女性的职业道路充满艰难险阻。她们说，婚姻生活给予她们更多独立和更多享乐机会。

现在，婚姻作为一种职业，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快乐，这是上代人不曾有过的体验。然而，这并非婚姻吸引当今M町年轻姑娘的唯一原因。1959年以来，女性作为主妇和母亲，在家庭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为增强。考察该角色的变迁和延续，以及个中满足和压力，是理解现今M町家庭关系的关键。

M町的主妇而今得以自主，这是她们从婆婆乃至丈夫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结果。家族制度之下，M町的主妇与婆婆同住，须得服侍并服从婆婆。时至今日，即使和婆婆住得很近或者同住，还可能偶尔与婆婆争丈夫和孩子的爱，年轻一代的主妇也握有管理家庭内务的明确权限。丈夫虽然名义上仍为一家之主，却甚少动用很多权威。丈夫的确期望妻子营造出愉快的家庭氛围、让他能够休息并舒缓工作压力，却把家庭管理权都交予妻子。对于典型的工薪族而言，家只是夜晚睡觉和周日休息的地方。他对家中发生之事所知甚少，不希望妻子用问题或家务烦他，故而也不挑战妻子对家里的掌控。除了大额支出以及影响到孩子教育的决定，他可能都不表达意见。因此，打算结婚的年轻女性很少担心婆婆专制或丈夫专横。她们不必像1959年的许多母亲那样，为了以心目中最合适的方式照顾子女和家庭而筹谋运作。她们的自主权仅限于岗位职责本身，即照顾子女、丈夫有时还包括家里的长辈。

父母离婚时子女监护模式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母亲权力的增强。从前，父母离婚后，子女跟随父亲留在家族里，母亲只能独自返回娘家。如今，离了婚的母亲通常拥有子女的监护权，时常阻止子女与父亲及父方家人见面。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自主对M町的主妇也有负面影响，它使她们变得相对孤立。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家中事务不管不问，城市里的主妇往往成为孤家寡人，她们对待周围公寓的主妇虽然热情友好，与周围公寓主妇的关系却不似1959年的邻里街坊主妇间那般亲近或信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调查的M町家庭的年轻主妇大多通过电话或拜访与女性亲戚保持密切联系、与孩子同上一个幼儿园或小学的几位母亲交知心朋友的方式予以应对，尽管如此，一些年轻的母亲仍过于腼腆交不到亲密朋友，又远离母亲或姐妹，无法向她们寻求支持。这些女性常有孤寂不安之感。在育儿的过程中，特别是孩子刚出生的那几年，她们几乎没有帮手也无人指导。她们整日独自照顾孩子，没有保姆制度保障，丈夫也帮不上忙。少数幸运的主妇在邻居中交到可以信赖的亲密朋友，然而，主妇们通常不愿意向邻居求助。她们担心私人信息曝露过多，以致其他主妇在丈夫地位、孩子学习成绩等方面与其竞相比较。

M町的母亲独立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因而无论在她自己还是别人看来，她都要对孩子的成败负全责。1959年，母亲在每个孩子身上倾注大量情感，其自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的成功。到1989年，由于孩子人数较少，丈夫又总不在家，所以一般而言，在可能的情况下，母亲在每个孩子身上倾注更多情感。母亲的成功集中体现在孩子的考试成绩上。孩子的成就是母亲主要的自豪之源，孩子的失败则是对母亲自尊的最大威胁。对孩子考试成绩的焦虑，成为现在M町大多数母亲的主要压力。

有此心态的母亲时而被称为“教育妈妈”。这一标签意带嘲讽，反映了对过于纵容、过度保护孩子且学习导向型母亲的批评，然而，M町的大多数母亲深信，有必要确保孩子努力学习并考出好成绩。为此，母亲与襁褓中的孩儿建立起几近共生的亲密关系，尽力满足他们童年时的所有身心需求，孩子上小学时，母亲引导他们学习，孩子进了中学，母亲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备考。母亲用大量时间与老师和家人讨论教育策略、看着孩子学习。母亲陪着孩子，为他们准备点心，哄着他们、督促他们，带他们去补习班，做任何所需之事。现在，孩子的书桌上竟然装有蜂鸣器、母亲随叫随到！打理孩子的学业，几乎成为一项全职工作。

1989年，在M町连孩子成绩好的母亲都会谈起孩子备考期间她们承受的巨大压力。一些母亲甚至说她们因担忧、疲累而病倒。她们都谈到的压力有：鼓励孩子学习、让孩子满意并保障孩子健康、避免过高要求孩子，决定目标学校等。孩子成绩不好的母亲往往会自责，所谈及的经受过的病患也更加严重和频繁。孩子为自己的失败也责怪母亲时，亦有可能让母亲的身心遭受伤害。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M町的母亲已经从繁重单调的家务、住所、婆婆、甚至很大程度上从丈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她们的职业生涯仍然受限，独力养育孩子的责任感一如既往地规范着她们的生活。尽管她们的社会参与愈加广阔多元，但她们的主要责任、以及成就感的来源仍是孩子。

（完）

本文选自

《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傅高义

周晓虹周海燕吕斌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工薪族成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工薪族家庭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经历重塑，虽缺乏绝对的价值体系，但却有基本的共识；传统的家族理念式微，新观念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分工、权威和育儿。新中产阶级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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