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恶俗的大众传媒

尽管不时会努力掩饰其羞耻心，还装腔作势，电视大体说来仍是贫民媒体。电视最善于推销假牙清洁剂、啤酒、通便剂、汽车和洗涤用品，一旦涉及书籍、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明对话中所有的复杂性、精妙性和讽刺性，电视就会死得很惨。

恶俗广告

毫无疑问，广告是恶俗的必要条件，因为恶俗要靠广告，且只能经由广告获得提升。要识破一个骗局，你就必须在被吹捧为宏伟的表象与其寻常的实质之间保持一大段距离。一个幻灭的消费者买了夸大宣传的商品之后或许会发现这一距离，但绝不可能提前察觉。距离越大，就越恶俗。在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和西南地区对

“家”的广告中，这种距离大得惊人，就跟为整形外科、减肥计划、提升自尊心的治疗，以及能用5年的灯泡所做的广告一样。广告中一旦出现“大减价”、“超省钱”或“让利33%”一类的字眼，就说明这种距离已经大到几乎无法逾越了。

有些广告的确糟糕，但还够不上恶俗，因为它们很笨拙，无法让人上当。比如随邮件一起送来的貌似高雅的

“请柬”，宣布某家脊柱按摩院或牙科诊所即将“隆重开业”，请柬下方的角落里还会彬彬有礼地留一行小字：“敬请回复”，这表明他们希望收信人误以为这是“社交性”邀请，而非商业广告。一些寂寞而天真的人真的会回复这类“请柬”，到了“开业”的日期就梳妆打扮一番欣然前往，却没料到自己注定会幻灭。只有到了“请柬”指定的地点，他们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相似的还有欺诈性的“新闻发布”公司，会引诱不幸的收信人花钱将自己瞬间吹嘘成一个幸运的、活跃于镜头前的“新闻”人物。这类假新闻还为新开业的停车场、商店或矿泉疗养地兜揽生意，将那些地方吹捧得似乎都具有震撼世界的意义，还在发放的文字材料抬头写“即时公布”，真是令人兴奋。另一种笨得无可救药的宣传花招是广播广告，通常是地毯、男装或珠宝的广告，由全无才气、亦未受过任何播音训练的业主亲自播发，所以常常能听到他们假牙的轻微磕碰声。零售业中的这种广告，相当于在著作权行业里因虚荣心而出书，出书的人自掏腰包，以表明自己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人（见“恶俗图书”）。

由平庸的广告商制作的广播短剧也一样没有说服力，这些广告商以为听众都是十足的蠢货：

（电话铃响了）

“史密斯夫人吗？”

“是的。”

“恭喜恭喜！您申请的5万美元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啊，谢谢你！这真是太好了！”

（对话就此结束，我们当然不会听到后面再跟一句：

“是啊，现在你就负债累累了。”）

当然，所有旧的花招也仍在使用，比如诱饵调包兜售法或以下这则

“角色招聘”广告。这种广告貌似花费不菲地刊登在一份戏迷们必读的报纸的戏剧版上，专门引诱那些贫困而有抱负的年轻演员：

招聘角色

诚招数百位身材健壮、修饰干净的男性群众演员（身高在

5英尺9英寸至6英尺2英寸之间）。入选者将加入逾千人的演员队伍，于6月1日和2日在巨人体育馆演出激动人心的世界知名歌剧《阿伊达》。无需经验！

一切都大有希望了，除了

“激动人心”和“世界知名”这类恶俗字眼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丝怀疑。想象一下演员们乍看到这份广告时的激动心情（“妈妈，我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我会早早去排队，然后努力得到一个角色”），激动过后，他们就会在广告的最下边读到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

群众演员没有酬劳。

如果你读过弗兰克

·康罗伊1的《停止时光》（

Stop-Time

），你就会记得那出精彩的Ｙ

o-Ｙo骗局，一个老骗子让一大帮天真无邪的孩子都上了当。知道这个骗局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过分相信长辈了。

恶俗能通过字体大小来实现，上面的角色招聘广告就是一个例子。更为常见的手法是单靠语言来实现恶俗。判断一个广告是否接近于恶俗，一个可靠的信号是修饰词

“豪华”是否会出现，比如“豪华公寓”。不论这个词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是糟糕的标志。当这个词不与“车”（car）而与“机动车”（motorcar）连在一起时，恶俗或许才最为明显，因为这种仿古说法能为矫揉造作助兴。在汽车交易方面要注意的词还包括“庆典”（有时是更实在的“促销”）、“好消息！”，以及“让利”等等。但“豪华”一词仍是恶俗词语中最具威力的，可与其他场合出现的“美食家”一词相媲美（见“恶俗餐馆”）。

另一个恶俗的标志是

“设计师”一词的出现，这个词几乎就是一种警告——羊身上的毛马上就要被剪掉了，消费者马上就要上当了。“拥有之荣耀”通常会附着在一些要价极高的东西上，并以我们当中最没有安全感的可怜人为目标。“酒”当然是一个低级的词，“液体”则过于笨拙，二者都不具备“烈酒”那样的吸引力，不知怎么的，这个词会令人联想到一个精致的世界，比如令人快活的势利的19世纪。经验表明，要吃定恶俗的顾客——那些文盲和矫揉造作之徒，“美食”、“烈酒”一类词很少会失手。这就好比英国人用“不动产”来表示土地和房屋，你能学到他们的几分虚伪呢？

有时，恶俗制造者受舆论所迫，会披露产品的真实面目。许多年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坚称其用于车内装饰的皮料是

“科林斯2皮革”而不是用来做排球或皮短裤的随便的老皮，从而得以将有缺陷的积压存货倾销出去。该公司最终在《华尔街日报》上供认，它使用的皮革并非来自希腊的科林斯，而是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之所以选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一本参考书上提到“科林斯”这个词暗示着人们向往的富裕，能吸引那些爱好“科林斯人的‘奢侈’”的人，即便这些人并不“放纵”。顺便提一下，也正因为如此，圣保罗3才拿科林斯人当靶子，完成了他最响亮的道德抨击之一，他告诉科林斯人：“人人都说，你们当中存在着通奸的行为……”既已曝光，克莱斯勒公司只好承认，科林斯皮革只是一个词，他们根本就没去过科林斯。

推销产品的恶俗把戏还包括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价格，这招似乎专门用在那些根本用不着考虑价格的淑女和绅士身上。说起来真让人伤心，如今出版商们也加入了这类传统的冒犯者行列，就像那些叫卖昂贵衣物和首饰的小贩。过去，恶俗广告的一条规律是不管卖什么东西，都要将产品与漂亮姑娘扯上关系，因此，微笑着的漂亮姑娘会被印在尾挂发动机或打谷机上。如今，要多谢里根主义时代的出现，漂亮姑娘已经被旗帜取代了，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文市、马里兰州的雪迪

·格罗夫这类功利的白人和重商主义者云集的地方。那种地方的商业竞争还导致了旗帜肥大症（“我的旗比你的旗大！”）。现在，飘在二手（“曾是别人所有的”）车停车场和酒（“烈酒”）铺上空的旗帜，足有15×25英尺宽，旗杆高达100英尺，宣告着恶俗展示者毋庸置疑的美国范儿，人们在数英里外就能看到。

如果你想体验伪爱国主义中真正深刻的恶俗，就必须仔细审视那些图谋不轨的公司发布的伪爱国广告。

“公共服务”这个词是用来遮掩“私人服务”的。这些广告因其在“公共”表象与贪婪、谋私实质之间巨大且厚颜无耻的鸿沟，已经很接近典型的恶俗了。某个为核能工业游说的团体，希望人们无知到不了解该工业轻视他人健康与生命的不良纪录，却没有勇气诚实地给自己取名，于是自称为“美国能源意识委员会”，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叫嚷“外国石油”是有害的东西，将“外国石油”描绘得就像一条极其恶心、随时准备袭击人类的眼镜蛇，说它会“毒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拯救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孩子的未来……就需要更多的核电站，需要摆脱“抑制”已有核电站运行的政府规章制度。你们这些知道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人为什么不闭上嘴巴，让我们赚我们的钱呢？照他们的说法，“危险”的根源并不是核电站，而是“进口如此多的石油”。

还有一个极端恶俗的更坏的例子，是香烟行业的爱国主义。某家精明的公司竟与国家档案馆一起称赞《权利法案》，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还把莱赫

·瓦文萨4请出来支持“个人自由”。其实，这种自由就是用甜言蜜语去哄骗不太聪明的同胞，让他们自愿沦为尼古丁毒瘾的奴隶。有人引述瓦文萨的说法：“我不大确定，美国人民是否真的明白他们拥有《权利法案》有多幸福。”

点上一支烟吧，美国人，然后深深地，深深地吸一口，因为这是你的爱国职责所在。这已经是极端恶俗的广告了，可以肯定的是，将来还会出现更恶俗的广告。

恶俗杂志

你可能会认为杂志的消费大军一定是大学男生，因为他们对《花花公子》和《阁楼》（

Penthouse

5、《体育画报》（

SportsIllustrated

）、《人车志》（

CarandDriver

）以及《肌肉与健身》（

Muscle

Fitness

）的忠心不可动摇。但在杂志的购买上，他们却远远落后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后者平均每月购买的《现代老年》（

ModernMaturity

）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新闻快报》（

NewsBulletinoftheAmerican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

）合计有

3800万册。老家伙们如今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了，虽然他们从来就不是热情的书籍爱好者，却以1600万份这一可观的购买量使《读者文摘》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居于其他杂志之上，此外还有《电视指南》（1600万份）、《国家地理》（1000万份）。幸好这三本杂志中的最后一本还不算糟糕，甚至够资格被称为相当不错的杂志。

这些杂志大多数都不算

“糟糕”，只能说“无害”，这个特别的词近来一直被用于表示敬意。根据“无害”的标准，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没有聪明人想读、却也没有多大害处的出版物，比如《肥皂剧文摘》（

SoapOperaDigest

）、《扶轮社

6》（

Rotarian

）、《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组织》（

VFWAuxiliary

）等，它们的发行量都大得惊人。

这些杂志往下，我们就进入了糟糕杂志的领地，《人物》（

People

）和《我们》（

）是其中的领先者。接下来是《国民探秘者》（

NationalEnquirer

）、《美国步枪手》（

AmericanRifleman

）；然后就是以精神病患者为目标读者的杂志了，比如《陛下：每月王室评论》（

Majesty

TheMonthlyRoyalReview

），这个杂志是给那些一想到皇后，甚至只要想到她的特权、家具和珠宝就会勃起的人们读的；还有《现代雇佣军》（

SoldierofFortune

），是给那些总幻想将一把肉搏战用的双刃短刀插进一个外国有色人种身体里的人读的，他们幻想要刺中的人大多比自己块头要小；再往下就是真正糟糕的杂志了，比如《性交前戏》（

Foreplay

）、《

X级录像带内幕》（

InsideX-RatedVideo

）、《烈火双人组》（

HotTwosomes

），以及为同性恋团体（见

“恶俗语言”）创办的《躯干》（

Torso

）、《数英寸》（

Inches

）和《未删节》（

Uncut

）。无论这些杂志有多么糟糕，却没有一本是恶俗的。原因何在？因为它们都不故作高贵。

恶俗杂志就大不一样了。除非我们了解找到它们的方法，否则它们很容易躲开人们的注意。想找到它们，不要向下看，而要向上看，它们就是汤姆

·沃尔夫所谓的“拜金图片出版物”。他说：“如果说色情出版物是70年代的最大恶习，那拜金图片出版物——对有钱人行为举止的图片报道——就是80年代的最大恶习”，这股歪风到90年代，根就扎得更深了。拜金图片杂志会努力说服那些势利的读者，让他们自以为是真正的贵族，至少他们内在的某个地方或身边的某一处具备贵族的特质，而这在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对自己拥有特殊禀赋的幻觉要借由下面这些杂志来保温：《家居与花园》（

House

Garden

）、《建筑文摘》（

ArchitecturalDigest

）、《艺术与古董》（

ArtandAntiques

）、《鉴赏家》（

Connoisseur

“我们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鉴赏力很高超”），以及《百万富翁》（

Millionaire

）（毫无疑问，这本杂志的一些读者也会读《陛下》杂志）。正如沃尔夫指出的，现在这类势利杂志正如日中天，那些附庸风雅的色情杂志反而没有这么畅销，比如《花花公子》和《阁楼》。说粗鄙点儿，现在是性退场，贪婪上阵的时代了。

如果《人物》这类糟糕杂志的功能是鼓励读者崇拜、嫉妒肤浅的娱乐界名流和各色有不同成就的愚蠢怪物，那《鉴赏家》这类恶俗杂志的功能就是鼓励读者崇拜、嫉妒那些跟自己一样连人带财产都交给漂亮图片的肤浅的人。在这两个例子中，读者崇拜和嫉妒的对象在价值上大体相当，但《人物》杂志描绘的那些人至少不会四处炫耀，假装他们继承到的钱让自己变得有多棒。

恶俗报纸

必须承认，在美国，我们还没有《世界报》

7那样的报纸。这是政府所在地与风趣智慧的所在地分开、宾夕法尼亚大道8与华尔街9相距数百英里所要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但至少我们还有三四份好报纸，以及数以百计的糟糕报纸。报纸糟糕与否，可以依据下面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判断。

从专栏的内容，你就能了解一类报纸：连环漫画，这是少不了的；每日星象占卜；大量空白

——文明的读者也许希望空白处能有一篇书评；肥皂剧剧情每周概要；每日祈祷词——常常赫然出现在头版；一个八卦摄影师（说准确些，是照相师）的专栏，一本正经地发表着愚蠢无知的意见；还有“读者来信”专栏，供一些读者对最具煽动性、最琐碎的地方性话题发表愚蠢的见解。除了这些专栏，这类报纸就像别的东西一样，对色彩的滥用表明他们正为读者营造一种小学生心理水平的新闻氛围，与周日娱乐报营造的一样。曾经有段时期，报纸版面上唯一带颜色的东西是赫斯特10所有报纸头版上方那面“古老而光荣的星条旗”，这个东西大体上诚挚地反映了这些报纸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外国思想的反对。现在，如果哪份报纸的头版上看不到一张大幅彩色图片——当然，是在折叠线上方——这份报纸就可能会失去没受多少教育的读者的青睐。那些读者要求报纸上随处都有代替文字的图片（“比较真实”），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欣赏讥讽或隐喻，除非讥讽或隐喻以陈词滥调的面目出现。西海岸有一家聪明的报纸，含沙射影地评论了喜欢彩色图片的读者的智力水平，认为这样一来，这些读者能读懂的东西也就只限于体育版了。

糟糕的报纸会聘用不懂该如何写好文章开头的作家，而且付给他们报酬。那些家伙要让你读完

250个字，才能明白讣告的主角到底因何而死，或枪击事件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糟糕的报纸还喜欢尽可能在头条新闻中多用俏皮话。比如一则鹿跑去吃后院灌木的报道：

鹿啃掉了它曾经可爱的形象。

糟糕的报纸擅长用一定数量的

“星”来代表评论家对电影或餐馆的评价，而懒得告诉你几颗星表示什么意思。还有一点，糟糕报纸的行文风格一律是几近文盲的读者要求的那种艳俗和假装精通，这些读者受娱乐业腐化比较严重，根本读不懂以任何形式呈现的复杂、巧妙、影射、讥讽、令人惊讶、出乎意料或真正有趣的文章。门肯啊！你本该生在这个时代的，美国需要你……

在一家厚颜无耻地自称为《国家报》（其实《华尔街日报》才是正宗的国家报，这里先按下不表）的报纸上，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糟糕特征都十分明显，但它也只是糟糕而已。《今日美国》报才是最明显、最纯粹的恶俗典范，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象征着表象战胜实质的一次典型胜利。要考验这家报纸是否有权使用这个名字，测试题可能包括：它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谁在乎它的想法？谁想为它撰稿？撰稿人的素质怎样？谁想读它？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撰稿人只从电视或《今日美国》中汲取营养，他就无法安慰担忧整个社会的未来能否理性智慧的人，这种撰稿人反而是支持

——不，应该是赞颂——到处泛滥的恶俗的人。

《今日美国》报首次出现于

1982年，适逢最受喜爱的美国人——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这份报纸正是里根主义的完美象征。其创立者艾尔·纽哈瑟（AlNeuharth）说，他把它设想成一种反对“令人绝望的旧报业”的武器。他觉得，过去的报纸令读者沮丧、愤怒，《今日美国》将带来“一种充满希望的新报业”，完美地配合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粉饰，从里根的染发剂到他对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的隐瞒，无所不包。难怪《今日美国》会成为罗纳德·里根第二次就任总统时的“赞助商”。

对兴旺的不懈追求，奠定了这份报纸半青少年、半巴比特

12式的语调。这份报纸报道一次空难事故的头条新闻标题尽人皆知：

奇迹：

327人生还，55人遇难。

电视节目，尤其是新闻秀（见

“恶俗电视”）在内容浅薄简单（平民化）、颜色艳丽上的成功，给了纽哈瑟切实的启发，让他想到一种全新的报业可能会受到公众的欢迎。（最近为了了解并介绍丹·拉瑟13，《今日美国》引述了拉瑟一位同事对他的评价，称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喜好棒球、打猎、钓鱼，在野外丛林露营时喜欢嚼烟草，从而得出结论：没有人希望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为了引诱已经迷上电视的观众，纽哈瑟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人行道边的报摊上支一个极像电视机的东西，带有电视机式的底座，报纸的上半部分则模仿电视屏幕。电视处理新闻的方式为《今日美国》的编辑方法提供了榜样，不仅大量使用图片，大部分图片还都是用来卖弄的，毫无存在的必要。像电视新闻部门一样，纽哈瑟的报社没有几个记者，却有一大批编辑、改写者、主持人、修补文字的人、调色的人（要跟电视新闻的色调相似），以及按自负的主子的意愿行事的人。在加工新闻的中心办公室里，人们头顶上摆满了电视机，似乎是在鼓励这些被雇佣的舞文弄墨者将他们的发行物调整到与电视报道一致。该报刚刚问世的时候，一位评论家就指出：

“电视迷们这下可有了能捧在手里读的电视了。”当然，是娱乐业决定了《今日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和风格。任何与娱乐业有关联，甚至只是间接关联的事物，都会获得《今日美国》的高度关注和重点展示。他们甚至认为，离“娱乐”很远的东西会因为与电视或糟糕的电影文化扯不上关系而丧失读者。所以，《今日美国》上一则有关最高法院重审国旗烧毁事件的报道会这么开头：“姑且称之为烧旗案续集吧”。

《今日美国》独特的措词技巧是如此不懈地引人注目，所以很容易看出它将一般报业的糟糕提升为恶俗的方法。纽哈瑟命令他的写手和马屁精们尽可能少用

“美国”（America）这个词，而用“美利坚合众国”（USA）来代替，这样就能起到持续不断的宣传和提升作用。他们以为愚钝的读者无法忍受任何真相，除非将它们“润色”一番，然后改造成娱乐。这一观念导致《今日美国》常常采用自以为是的标题和毫不相干的押韵，比如：

吝啬鬼的汽车后备箱里喜欢放什么？（

WHAT’SHOTINTRUNKSFORHUNKS）

还有头韵法

14：

党人肆意抨击预审税务报告（

PARTISANPOTSHOTSPREVIEWTAXTALKS）

俏皮话：

国旗上的星星

15再一次越过了高等法院

柯斯达

16爬上了新高度

还有一则价钱惊人的旅游讯息：

只要花

39500美元，世界就是你的蛤蜊17。

奇怪的是，按理说应该会有这类胡闹的体育版（占

1/4版面）中却很少出现，他们的言外之意可能是：体育太严肃了，不宜开玩笑，哪怕报纸其他版面都给人留下“生活是一场夜总会歌舞表演”的印象。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越南战争、海湾战争（这么几个就够了）这类令人难堪的事，生活中的一切都还不错，我们将在我们正走着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保持方向。”——罗纳德·里根），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那里有人们想要购买和享受的一切美好事物。早在大学一年级的写作课上，老师一般就会忠告学生：切勿将陈词滥调放到引号中去引人注意。《今日美国》拒绝了这条很好的建议，为了让它的读者感到舒服，它自有高招：

房屋下陷！

“暂停”销售。

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而言，这是信仰上的一次

“巨大突破”。

谁是这类东西的读者呢？他们对《今日美国》的忠诚已经使它的发行量对《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构成了威胁。其实，只要瞥一眼报纸上的广告，就可以推断出读者的身份了。那些广告人确信，只要占据大片昂贵的版面，就一定能抓住他们定位的读者。最近，在人们争论继续

“国家艺术捐赠基金”项目是否恰当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帕特·罗伯特森牧师18领导下的“基督教联盟”认为该联盟的钱用来为以下呼吁做整版广告更为合适，这个广告的目标读者是国会议员们（注意，他们被定位为该报的读者）：

……愿意面对选民们的指控，说你们将他们的血汗钱浪费在推动鸡奸、儿童色情作品和对耶稣基督的攻击上吗？

并且，议员先生们，你们是否认为

“体面的劳动者”会希望他们缴纳的税金被用在“教他们的儿子怎样鸡奸”上？针对同一批担心他们的儿子会受鸡奸行为吸引的读者，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与13个类似的组织也联合出资，刊登了一份占半个版面的广告：

平心而论，你知道烧毁国旗的行为是错的。

（他们不承认这个广告窃取了共和党为巴利

·戈德沃特19做的标语牌广告的创意——“平心而论，你知道他是对的”，反对党将其延伸为：“是啊，对得过了头。”反烧旗广告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针对的公众读者既愚蠢又缺乏幽默感，根本就不了解或记不住这个极其成功的延伸。）如果这类广告还不足以让我们推断出读者的身份，报纸上还有无以数计的汽车、摩托车广告，或冰箱、带机关的车库门等经久耐用商品的广告，都表明其读者是一群硬汉。〔《今日美国》头版顶上的“卫星传送”字样，是专为给这类技术迷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设计的，不难推测，他们也一定是《大众机械》（

PopularMechanics

）和《在家办公电脑化》（

HomeOfficeComputing

）杂志的粉丝。〕除了硬汉，报纸的读者还包括喜欢简单浏览分类广告的人。广告制作者极其了解广告的目标读者，对于读者们容易上当受骗的性格也已经有了长期的认识，他们知道读者们会被下面这种土包子式的广告所欺骗：

赚大钱

发财成名

《今日美国》的许多分类广告都千方百计地引诱读者进入他们的佣金陷阱，怂恿读者通过销售一些市场前景十分可疑的商品赚取佣金，比如褐色食物节食新办法、一种

“跟电视广告里一样的”令人吃惊的去污器；除了这些商品，读者还可以通过销售新的“长寿秘方”或“90年代最火爆的免手术面部拉皮术”赚取高额的佣金；还有广告呼吁读者“成为您所在地区的第一代理吧，利润空间巨大！”；还有一个广告帮读者开了一剂处方，这一处方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永久解决读者的财政心病——“开设自己的旅行社”，仅次于“开家自己的餐馆”或“写童书挣大钱”；也有广告推荐无数待售的经营失败的汽车旅馆，和类似的毫无保障的商业场所，怂恿读者通过经营它们而“致富”。感谢上帝，最终是社会福利机构和精神病院，而不是我们，当然更不是《今日美国》报，必须接收被这类广告毁了的受害者们。发人深省的是，西蒙斯市场调研局20针对《今日美国》读者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受害者中68%的人“上过大学”，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见“恶俗大学”）。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事实是人们被自己的读物同化了。就连《童子军官方手册》都了解这一点，它了解这种后果，并勇敢地、毫不含糊地明确指出：

“长期阅读垃圾的人，除了成为庸人外，别无所成。”这是一个很好的警醒，能鼓励尚未被腐蚀被贬损的孩子们警惕恶俗报纸。若非很快就有许多以《今日美国》为模板的报纸出现，那本节标题中的复数形式21就是在误导了。《今日美国》的成功，几乎可以确保其后继者都是恶俗的。

恶俗电影（

BADFilms）

胶片（

Films）？电影（Films）？想了解做作22的电影，请看“恶俗电影”（BADMovies）。

恶俗电影（

BADMovies）

还有谁记得在恶俗电影到来之前，糟糕的电影还只是糟糕的那个时期？那时，它们还比较吸引人，比如《机器人大战阿兹特克木乃伊》（

Robotvs.theAztecMummy

）或《圣诞老人征服火星人》（

SantaClausConquerstheMartians

）。那时，只是因为电影院需要，爆米花就变成了一座农产品金矿。提前识别烂片并非难事。

“荒岛”或“丛林”题材的电影十有八九是蹩脚货，比如琳达·达内尔和泰布·亨特主演的《荒岛美人》（

IslandofDesire

）、《青春珊瑚岛》（

BlueLagoon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英国《卫报》），以及使罗伯特·雷德福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成为明星的《走出非洲》（

OutofAfrica

）；同样，早在西尔维斯特

·史泰龙和阿诺德·施瓦辛格（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的时代到来之前，肌肉男也是烂片的信号之一，看以肌肉男为主角的电影，倒不如将时间和金钱花在别的地方。不然，奉送给你的准保是《悲哀山谷的大力士》（

HerculesintheValeofWoe

）一类片名的电影，一听之下就让你觉得宁愿一头栽进最近的酒吧里去；还有一个警告信号是宗教题材电影的暗示，比如《圣袍》（

TheRobe

）或（最低水平的）《圣经》（

TheBible

）；大多数战争片也同样糟糕。身经百战的退役大兵们尤其鄙视的片子，是大炮、迫击炮弹

“忽哧忽哧”地满天飞，喷射出来的却是燃油制造的一大团光彩夺目的火焰，而不是真实（却不好听）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还有，1970年之前或1970年左右的电影，如果片名带有色情意味，都可以确定是糟糕的电影。聪明的观影者早就学会依据片名的措词分辨烂片了，比如“夜晚、天堂、法国的（这个词可能代表那部电影特别下流、淫秽）、欲望、肉体、性23”等等。

鉴于如今日益发展的贫民化趋势（在《格调》一书中分析过），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重拍老片子带来的恐惧几乎总会导致某种精神沉沦。只要比较一下

1964年的《夜幕必须降临》（

NightMustFall

1937年版的好片子，1962年的《叛舰喋血记》（

MutinyontheBounty

1935年的原版，1959年的《人猿泰山》和1932年约翰尼·韦斯默勒24主演的那一版，或者1950年迪斯尼版的《金银岛》（

TreasureIsland

1934年版的好片子（前者背景音乐中采用的极其突兀的拨奏曲片段很像电视搞笑节目的惯用伎俩，总在暗示观众该如何作出反应，后者却为旷世奇才莱昂纳尔·巴里摩尔25和华莱士·比里26提供了性格表演的机会），你就会不断地感到失望。拙劣重拍定律的一个例外，是1978年版的《人体异形》（

InvasionoftheBodySnatchers

）。这部片子对

1956年唐·希格尔那令人伤心的努力之作27进行了新的思考，唐纳德·萨瑟兰（DonaldSutherland）的表演和菲利普·考夫曼（PhilipKaufman）的导演中那旧式的精妙和对观众的尊重，也使影片获得了改善。尽管重拍《摩登时代》、《公民凯恩》、《卡萨布兰卡》、《正午》（

HighNoon

），甚至《码头风云》（

OntheWaterfront

）和《原野铁汉》（

Hud

）都是显而易见的愚蠢之举，但肯定有人（见

“恶俗人物”）要一试方休。结果呢，当鄙视蜂拥而至时，他们就会反击说那些批评者都是“精英分子”。

上面所说的都是昔日的景象了，如今恶俗当道，也就是说，现在是重磅炸弹的时代，比如卡通片似的《星球大战》及其续集，《超人》及其续集，《外星人

E．T．》，《蝙蝠侠》以及《至尊神探》（

DickTracy

）等等。如托德

·吉特林28所说，这类影片“花在宣传上的钱比电影本身占据了更多的文化空间”。在一个时期内，公众的注意力范围都会为一部电影留有空间。因此，在大肆宣传之下，这类电影中的某一部肯定会成为占据公众注意力的那一部。不论习惯注意广告还是蔑视广告，美国（通常还有欧洲和亚洲）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部电影。

投放重磅炸弹的理想时间是每年的

6月。到了6月，这类电影的观众——青少年刚从学校里涌出来，早就准备好揣着他们攒的零花钱奔向影院售票处了。但猛烈的宣传攻势早在临近春季学期时就开始了，第一批宣传材料早已散发完毕，第一批T恤衫开始堆满批发商的仓库，第一批洋娃娃和新颖小巧的小玩意儿开始出现在各大购物中心。每到6月，孩子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29一样馋得直流口水，最新上映的恶俗电影几乎早已胜券在握，不论它有多么糟糕。我用“几乎”这个词，是因为这套办法偶尔也有不奏效的时候。1980年迈克尔·西米诺拍摄的《天堂之门》（

Heaven’sGate

）耗资

4400万美元，本该成为这种幼稚却成功的重磅炸弹，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到头来竟“完全没有条理”，专栏作家文斯·斯塔腾（VinceStaten）则评论道：“总的来说，这应该归功于快要破产的联美公司30。”（旁白：真是苍天有眼啊！）其实，电影《现代启示录》也一样恶俗，但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人发现这一点。

重磅炸弹电影体现了恶俗的完整理念，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缺乏人类的价值观，完全依靠夸大其辞，获得成功全靠大肆宣传。再者，这类电影的叙述方式和表演方式都不成熟，只是提供连环漫画式的刺激，并且几乎完全依赖特效，所以只能满足那些只会因技术而兴奋的没受过教育的人（见

“恶俗大学”）。正因为如此，电影公司才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电影，观众们却认为它们很有趣，并且意义重大。如彼得·毕斯肯德31所说，这类重磅炸弹的目的是“将观众重新塑造成小孩”，有教养的成年人也应该看一看。由于这类电影水准太低，明显造成了“选民的幼稚化”，从而导致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当选，并出现亵渎国旗的煽动行为等等后果。究其本质，重磅炸弹绝不只是电影，马克·米勒32强调说，它们更像推销其他商品的促销工具，所以时代华纳公司能凭借《蝙蝠侠》电影推销“蝙蝠侠的鞋子、短裤、帽子、餐具垫……时代华纳出品的摇滚音乐录影带……时代华纳出版的平装书……《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33等商品。米勒说，如今的电影只是“庞大的偶像生产体系中的一粒骰子或筹码，这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电视制作公司、联合化公司、有线电视网、唱片公司、主题公园……还有图书出版公司、各大杂志和许多报纸”。

重磅炸弹电影就像其他极富表现力的典型美国发明（比如淡啤酒）一样，缺乏成熟理智的内容，这一点没什么可奇怪的。与必须接受审查且必须适合全家人观看的电视剧相比，这类电影中更多的，只有暴力。这些暴力由电锯杀人狂和踢裆动作构成，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也恰恰是观众希望在电影院里看到的东西。过去，人们观看加里

·格兰特34和艾琳·邓恩35衣冠整齐地以诙谐的方式在室内社交剧中表现微妙的调情，如今，在同样的舞台上，你看到的尽是强奸、殴打、砍掉四肢、面部被毁、流血、眼珠外挂在脸颊上、鲜血从动脉喷涌而出、鲨鱼吞噬儿童的画面，这完全是雅各宾派或恐怖剧那种残忍成性的表演技术。这类画面唯一的技巧就是过分的强调（见“恶俗对话”和“恶俗音乐”），这会贬低观众的身份。如马克·米勒所说，今天的电影，无论是重磅炸弹还是普普通通的制作，都喜欢“广告（及其他一切宣传活动）中使用的那种有计划有步骤的过分强调。每个镜头呈现出来的都是封闭、自成一体的内容，就像一记恰好击中面部的重拳。这些镜头包括大枪、大车、好看的屁股、满月……巨大的破坏（血、玻璃）等等”。所有这些暴力垃圾都放完后，还会有一串没完没了的荣誉名单，仿佛他们真做了什么值得居功的事。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知道所有与这部恶俗电影有关（哪怕只有一丝遥远的关联）的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家属和性伴侣的名字：

第三舞台助理：

第三舞台助理的助理：

灯光师：

灯光师助理：

灯光师助理的女友：

恶俗图书也有类似的情形，在矫揉造作的序言和致谢中，作者会感谢整整一个兵团的恩人，他们的名字越显赫越好，感觉就像作者在推卸责任。

恶俗电视

尽管不时会努力掩饰其羞耻心，还装腔作势，电视大体说来仍是贫民媒体。电视最善于推销假牙清洁剂、不能自理的人用的尿布、啤酒、通便剂、汽车和洗涤用品，一旦涉及书籍、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明对话中所有的复杂性、精妙性和讽刺性，电视就会死得很惨。在一个有关

“文化”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彩排中，我被要求给“人类学”找一个简易的同义词，我确信，这是因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法理解“人类学”这个词，所以电视台也不打算将那个节目做成大众“娱乐”节目，因为大众“娱乐”节目都很恶俗。

女子摔跤、奥普拉

·温弗里脱口秀、黄金时段幼稚的情景喜剧，以及所有角色都像连环漫画的动作方式一样夸张表演的“戏剧特别节目”，这些电视节目自然很糟糕，但对理智的人几乎构不成威胁，因为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被发现还在看某个已播过32次的节目。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比拥有抽水马桶的美国家庭还要多，并且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要看七个半小时的电视，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会从每天下午的4点半一直看到午夜的12点，从“富人与名人的生活方式”节目中学习价值观，从“异国风情”节目中领略艺术之精妙。这真的很糟糕，但也还不至于恶俗。

要找恶俗，你首先得转到新闻频道。那个频道要么将新闻事件感性化，要么将其改编成通俗剧，以避免观众换台。或者好不容易说到事件的核心，广告却又接踵而至了。同样恶俗的还有特别新闻节目，平庸之辈在里头没完没了地摆出很有智慧、假装分析的样子，

“专题讨论”得出的结论则自相矛盾。这种节目的虚伪之处在于，节目的氛围跟过去那种小圈子聚会或专题讨论会一样自由，主持人和嘉宾却说着一套套一成不变的个性化陈词滥调，对话也是从个人偏好出发设置的，这决定了这种讨论不可能产生任何新鲜或不肤浅的东西。刘易斯·拉帕姆指出：“尽管看上去很流畅，电视其实是一种非常死板的媒体，只会采用即兴喜剧中的角色那样一成不变的主持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恶俗事物的表象与实质之间总存在着距离。

查尔斯

·兰姆36很久以前对报纸的评论可以拿来评论如今的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怀着一丝期待的兴奋打开一份报纸（打开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满心失望地合上它（关掉那个糟透了的东西）。就算你聪明绝顶，刚开始时的一丝兴奋也会很快被下面这些东西赶跑：庸俗老套、表象持续不断地掩盖着实质、没完没了地播放经过尝试和检验的东西而没有任何原汁原味的东西。除了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电视里不可能有任何激动人心或有趣的事。印地赛车37会不会撞毁？篮球场上会不会发生一次比以往更有意思的斗殴？奥运会上那对冰上舞蹈家会不会失足跌倒？那个被撞晕的足球运动员还能不能爬起来？或者显然已经死了，即将被抬出场外？这种节目或许还能激发观众的一点好奇心，但也只能让人满意一小会儿，总会有一个声音插进来评论、解释、叙述、证实——实况评论员以为观众弄不清赛场上的状况，所以他们必须解说每一场比赛——“球高高飞向左半场，瑞恩正在追——靠墙了，靠了，靠了”等等，其实我们看得一清二楚。评论员的观点很明白：如果没有解说与评论加以证实，任何事情都不是真的。

同样的毛病也折磨着电视新闻节目。每件事情都必须编成

“故事”，哪怕是显然无须评论的独立事件：一座火山爆发了，一条鲸鱼浮出了水面，球迷打起来了，15辆被撞毁的车停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曾担任过报社记者的汤姆·沃尔夫承认，电视节目的确能将这类事件“处理”得很好，他说，这类事件及其类似事件就是电视应当报道的所有“新闻”，“事实上，我们应该彻底停止电视新闻制作，让电视台只播放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和曲棍球比赛，这才是真正地服务于全国人民，那种节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真能那样，至少公众不会对现在这种‘电视新闻’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那真是在报道新闻。”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正体现了恶俗的本质：主持人会以人们熟悉的自我介绍的方式（“丹·拉瑟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每周表演5次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其实主持人什么也没报道，只是在表演和朗读——读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正如拉帕姆所说，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是用“六岁小孩都能理解的”语言编排的。毫无疑问，丹·拉瑟的表演只是一个小骗术，只是这个令人厌倦的表演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伪装成了真实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电视节目的原料。正如托德·吉特林所说，即便是著名的丹·拉瑟，也在“为一种生活方式作贡献，这种生活方式将平庸和欺骗提升为一种文化理念”。毕竟，如果你的主要工作是大量销售没有价值也毫无必要的商品，谎言和平庸就必然会掌控你的生活。它们不只是电视不幸的副产品，它们还是电视存在的原因。

一旦受到利益的驱使，谎言的魅力就会变得很强大，以致现在竟然渗透进了一度很纯洁、与公开交易和残酷无情的手段绝缘的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不得不承认一个规定的节目背后有强大的赞助商时，就意味着公共电视台里肯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根本不能被注意或被提及的。羞耻心会让它避开

“赞助”一类用语，而选择委婉的套话，比如“本节目之制作承蒙××基金厚爱”，好像说了“基金”这个词，整个节目就都是在基金会、大学和类似的清白机构那高尚无私的环境里制作出来的。

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与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不一样，前者更倾向于糟糕而非恶俗。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专门使用单个的明星主持人，比如拉瑟或彼得

·詹宁斯38，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则要求其主持人强调，没有哪个主持人是卓越超群的，相反，他们只是一个“新闻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一定会有：

一名女性（往往是亚裔）

一名黑人

一名白人男性新闻播报员

一名白人（有时是黑人）体育新闻播报员

一名气象播报员（往往是女性）

这种结构似乎暗示着团队是由普通人构成的，他们既不比观众好，也不比观众机灵，但他们扮演可信赖的仆人时例外。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跟其他节目一样，必须在广告丛林中挣扎求生，这就意味着主持人不得不将新闻改造成过去人们称为

“趣闻特写”（human-interestfeatures）的东西，比如猫和狗被人从起火的大楼里救出来，兄弟姐妹多年之后重聚，金婚，有趣的巧合等等。托德·吉特林还说：“‘大众’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是基本的标准，电视台的所有价值观最终都以这一标准为准。”成功地依照大众商业原则行事后，电视节目终于完美地将最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与最感性的平民主义融合在了一起。那些亲切仁慈、坚信电视能作出“文化”贡献的人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电视被指责为贫民媒体时，这一事实更令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生气。但要保住饭碗，电视台就必须奉承愚钝和容易轻信的大众。

尽管现实生活偶尔会迫使电视节目正视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电视新闻节目却永远保持着乐观（就像它们的报业同行《今日美国》报一样），男女主持人也从不吝于展示他们的微笑，这是约定俗成的演艺界人士的义务。商业上的乐观主义与

“报道”中的乐观主义没有差别，正如马克·米勒察觉到的：“要想让广告看上去像‘奖励而不是对电视节目的打断’，就要以多种微妙的方式调整电视节目，使之令人难以察觉地吸收商业广告的特性。”当泰德·亚布拉姆森将其夺冠的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命名为“美国梦”时，他无意中验证了米勒的观点：美国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恶俗，那是我们最拿手的事情。

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

娱乐业离不开虚幻、夸张和欺骗，所以与娱乐业有关的一切都是恶俗的。事实上，娱乐业宣传、歪曲和夸张（比如

“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的主要技巧，都为其他领域的恶俗提供了一个典范。“公爵”和“国王”就都很符合美国的气质。

属于无可救药的恶俗之列的，几乎都是美国视若珍宝的演员，比如阿尔弗雷德

·伦特、琳·芳丹39、海伦·海丝40，他们都是过度宣传的低能模仿型演员，戏路狭窄，几乎无法驾驭别人的声音与风格，几乎没有能力表演比美国剧团剧目（只能以“现代”形容）更宽广、更有趣、更为有益的悲剧保留剧目。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褊狭的演员，他们的局限性如此明显，以致只有猛烈的宣传才能拯救他们。二三十年前的许多男演员均属此列，比如布吉斯·梅迪斯（BurgessMeredith）、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Heston）、理查德·韦德马克（RichardWidmark）、罗伯特·斯塔克（RobertStack），当然还有尝试扮演亚哈船长41的格利高里·派克。这一糟糕传统的继承者还有罗伯特·杜瓦尔（RobertDuvall）、尼克·诺特（NickNolte）、里察·基尔、夸张大师比尔·考斯比（BillCosby），和23岁就成为扮怪相大师的加里·柯尔曼（GaryColeman）。与阿诺德·施瓦辛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身材相似的人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阶层，他们是唐·莱塞姆42法则的典型范例：“声音越大、越无能，就越有名。”汤姆·汉克斯、海伦·斯雷特（HelenSlater）、乔治·汉密尔顿（GeorgeHamilton）、彼得·法尔克（PeterFalk）、罗伯特·米彻姆（RobertMitchum）、罗西妮·巴尔（RoseanneBarr）、里卡多·蒙特尔班（RicardoMontalban）、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Bronson）、奥马尔·沙里夫（OmarSharif）、伯特·雷诺兹（BurtReynolds）、帕特里克·斯威兹（PatrickSwayze）也不应该被忽视，还有琳达·达内尔（LindaDarnell），这些人个个都擅长扮怪脸、大喊大叫，放大自己的每一丝情绪，唯恐观众看不到。

有些演员局限性实在太大，以致只能扮演跟他们一样的人，比如芭芭拉

·史翠珊和卡洛尔·伯纳特（CarolBurnett）。空前经典的恶俗演员之一罗纳德·里根尤其符合这一点，他极其娴熟地扮演着电影里的角色，但他扮演的“总统”却是灾难性的。还有胖子奥逊·威尔斯（OrsonWelles）和马龙·白兰度，他们都曾经优雅而能干，最终却被美国式利欲心43和享乐主义所定义的好生活给骗了，以致除了表演静坐于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44，他们再也无法登大雅之堂了。美国恶俗演员总能迅速使自己扮演的角色变得很夸张。夸张的女演员玛格丽特·哈米尔顿（MargaretHamilton），就是影片《绿野仙踪》45中扮演邪恶女巫的那个女演员，在她所有的保留剧目和夏季轮演剧目中夸张做作、扮怪脸、大喊大叫，一直折腾到八十多岁，使得戏剧评论家约翰·西蒙对她的一次表演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玛格丽特·哈米尔顿现年82岁，但看上去还要再老一些。”虽然说得有些残酷，却精彩至极。

如果你想了解美国演员有多恶俗，只要努力想象一下欧内斯特

·博格宁（ErnestBorgnine）扮演的道格培里46、休姆·克罗宁（HumeCronyn）扮演的俄狄浦斯、唐·阿米契（DonAmeche）扮演的李尔王、莎莉·菲尔德（SallyField）扮演的麦克白夫人和汤姆·克鲁斯扮演的埃古47，你就明白了。尽管很有才华，但保罗·纽曼如果想尽力让我们相信他就是培尼狄克48，或者安东尼·奎恩（AnthonyQuinn）要我们相信他就是答尔丢夫49，都会引起国际级别的尴尬。达斯汀·霍夫曼或许不够完美，但他至少会不时表现出一个真正的演员想扮演夏洛克和威利·洛曼50的冲动。

似乎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提供的恶俗演员还不够，交响乐指挥台上也有大量的恶俗演员，他们站在交响乐队前面痛苦地扭动、装模作样、极尽夸张表演之能事。必须承认，这种表演难度很大，因为你的观众在你身后，你所有的手段都被局限在双手、后脑勺和燕尾服的背面。因此，指挥们极富戏剧性的过分表演或许是出于他们想克服表达局限的自然冲动。

一个非常努力克服这些局限的人是雷昂纳德

·伯恩斯坦51，他几乎使自己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人物和扮演恶俗乐队指挥的世界冠军。多纳尔·汉奈恩52是众多点名批评伯恩斯坦的音乐评论家之一。伯恩斯坦敏感的虚荣心促使他去指挥“B”字头作曲家的曲目，比如贝多芬和勃拉姆斯，这样，他就可以假装是被头韵法53所迫，只好顺便将自己的曲子放入演奏曲目中。多纳尔·汉奈恩指出，粗俗的听众崇拜伯恩斯坦，是因为他的指挥“与音乐紧密相连，他用手势传达音乐含义的表演技巧是如此地生动，以致聋子都能轻易欣赏他的音乐会”。可惜伯恩斯坦常常表演得太过，并总是设法“以表演偷偷取代音乐”来结束音乐会。汉奈恩看厌了他那个十分简单的绝技，这个绝技出现在他对勃拉姆斯第四交响乐的指挥中，只见“他的双臂软绵绵地垂下来，他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肩膀意味深长地耸动着……完全是欧洲指挥家的那套老把戏”，但却使观众注意到了“这位牺牲掉音乐，却还奇怪地失了业的指挥家”。伯恩斯坦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因为，正如汉奈恩观察到的，“我们时代还没有哪个乐队指挥像伯恩斯坦先生那样，会享受与自己之间那绝妙的默契。”

交响乐队指挥曾经是毫无个性的打拍器，瓦格纳对贝多芬作品的诠释改变了这一切，并帮助建立起乐队指挥与作曲家一样伟大的恶俗现代传统。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罗马尼亚的指挥家塞尔吉乌

·切利比达克（SergiuCelibidache）以“在指挥台上煞费苦心地与乐手共享掌声”著称，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令人钦佩的音乐天才，只是“太自负了，他本应为乐队服务，却夺取了乐队的创造力”；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Stokowski）是另一个自负的指挥；查尔斯·明希（CharlesMunch）则自负得有点过了，他坚信是他而不是乐队，当然更不是音乐，才是“上千人从中寻求温暖和光明的火炉”。

当今最受欢迎的一些恶俗指挥家要维持其敏感、渊博的声誉，就要做煞费苦心和持续不断的宣传。祖宾

·梅塔（ZubinMehta）被一位专家称为“没有深度的庸俗指挥家”，在恶俗排行榜上可谓身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肤浅的小泽征尔（SeijiOzawa），其图像记忆力使他无须琢磨就能马上理解一份乐谱。据说，小泽征尔领导下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们有一次差点反叛，称他们“从他那儿什么也没学到”；再往下是莱奥纳德·斯拉特金（LeonardSlatkin），还有内维尔·马里纳爵士（SirNevilleMarriner），他没能使明尼苏达交响乐团给有见识的听众留下印象，如今却到伦敦经营起了相当成功的演艺事业，为大家能看到的所有小型表演录制唱片。与恶俗演员一样，恶俗指挥家知道听众太愚钝，并且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将他们揪出来，也不可能怀疑公关顾问（从前叫新闻代理人）的赞誉之辞。

没被雇用的交响乐队指挥会做什么呢？有人猜得到，他们会在某地狭小破旧的音乐学校里教小提琴，或在最不起眼的美国女子寄宿学校（见

“恶俗大学”）里教授音乐欣赏课。没被雇用的演员的命运就没有那么神秘了。大多数糟糕的演员如果没有足够的演出和曝光率，无法晋身恶俗之列，就只能充当男女侍者了，这类人在“恶俗餐馆”中有讲到。

第四篇

恶俗的精神生活

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

“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所以，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恶俗人物

我们周围恶俗的人太多了，要一一评判的话，即使不用一座图书馆的书，起码也要费一整本书，所以这里只列举一些例子。

真正恶俗的人往往要么与政治、要么与神学有关。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都得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廉洁和美德，因此都会造成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鸿沟正是恶俗的必备条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杰西

·赫尔姆斯1、理查德·尼克松和他可耻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2，还有爱德华·肯尼迪3和盖瑞·哈特4。加州橙县的反动分子中流行一句祝酒辞：“为祖国的大救星——玛丽·乔·科佩奇尼5干杯”，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赞美盖瑞·哈特的女朋友唐娜·瑞丝6。无数神职人员也很好地阐释了恶俗的鸿沟准则，比如吉米·史华格牧师、吉姆·巴克牧师7和文鲜明牧师8，他们都让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变得巨大宽广。

也有一些恶俗人物跟政治和神学都没有关系，比如贝丝

·迈尔森9、莎莎·嘉宝10和利昂娜·海姆斯利11。我们也不该忘记埃德温·米斯12、詹姆斯·瓦特13、小莫顿·唐尼14、霍华德·科赛尔15、奥利弗·诺思16及其妨碍司法公正的忠实共犯福恩·霍尔17，还有可怕的威廉·贝内特18、罗伯特·博克法官19、杰拉尔德·里韦拉20、乔治·史坦布伦纳21和电影演员西恩·潘（SeanPenn）。

当今的恶俗冠军可能是库尔特

·瓦尔德海姆22，他虽然不是美国人，但他在美国住了很久，接受了足够多的阿谀奉承，因此可以被看作是隐蔽的美国人。毫无疑问，恶俗的唐·瑞·迪克森（DonRayDixon）是美国人。他是得克萨斯州弗农储贷公司的老板，他的豪宅、牛仔艺术品收藏和为银行审查人员提供的妓女服务，总共花了纳税人13亿美元。而使丹·奎尔23免于被贴上恶俗标签的唯一一点，是他还不够夸耀，所以他只是糟糕而已。

若要穷尽所有恶俗人物，只要注意一下美国文化死水中还能看到的汽车保险杠标贴，就能找出更多的恶俗人物。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汽车保险杠标贴：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约翰

·韦恩24、保罗·哈维25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美国人。

已故棒球界人士比利

·马丁（BillyMartin）肯定很糟糕，但也是恶俗之辈，尽管他偶尔也具备一些娱乐价值，比如当他说“我极其反感和厌倦别人叫我醉鬼，我已经两天没喝酒了”这类话时。布鲁斯·伯德斯（BruceBorders）、史蒂夫·韦斯特（SteveWest）、乔尼·哈拉（JohnnyHarra）和汤尼·罗伊（ToniRoi）这类猫王模仿者们也是比利·马丁的同类。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还叫得出名字，成千上万不知姓名的恶俗人物都隐藏在人群中。他们就是会在看电影、看戏剧、听音乐会时闲聊的人，也是会在图书馆的书上乱涂乱画的人。

恶俗信仰

美国人每天都告诫自己要锻炼身体、要慢跑、要减肥，他们通常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美国人的身体也许比较粗俗，但成为当今丑谈的并非美国人的身体，而是美国人的心灵。电影《窈窕淑女》中语言学教授亨利

·希金斯对过分关心自己头发好不好看的女人们提出的疑问，也可以拿来问大多数的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把内心的杂乱也梳理整齐呢？”

为什么美国人会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轻信别人？是因为教育体制的垮台吗？这种垮台使尖锐的因果推理思维变成了稀有之物，并创造出了众人追随的

“精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上过恶俗的大学（见“恶俗大学”）吗？由于美国人普遍认为每个人都有希望从生活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尤其是《独立宣言》提出的目标之一——“幸福”，这种观念必然会导致失望。既然生活靠不住，就只能靠别人了，因此美国人才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当你发现，跟随广告的指引大肆挥霍后，你仍然不“幸福”，（“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除了借助前兆、因果分析、奇迹祈愿布、脉轮平衡、水晶球占卜、预言、星象术、铜手镯（以对付讨厌的关节炎）、劫持UFO、造访外星人、往世疗法、体外旅行等方式寻找别的希望，你还能做些什么呢？托斯丹·凡勃伦26将这个国家描述为“类似精神病诊所的地方”，他认为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病例”：

如果你不能适当容忍某种普遍的精神错乱和心智混乱，你就无法公正地理解美国的病

……这种精神错乱最常见也最清楚的证据，或许能在某种可怕的、狂热的轻信中看到。大部分美国人都得了容易轻信这种病。

美国人坚信，现实世界残酷且极其不公平地约束着人的欲望，所以人类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期待：

体外旅行

你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你的身体了，你可以安全又轻易地去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望家人，与不在身边的情人约会，甚至跟神灵交流。

——《命运杂志》（

FateMagazine

）中俯拾皆是的一则广告

那种提供逃往星际空间所需物品的有用装备，还照顾到了美国人对实用的尊敬：

“《通往星际空间的方法：星际规划实战指南》，包括书、磁带、冥想技巧、水晶球、香薰油和指导手册。”

只要一想到这个，你就会冷静下来：依据法律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做陪审员、可以拥有并使用武器、可以开车、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的美国人竟然会相信：

·亚特兰蒂斯27

·诺查丹玛斯预言28（“美国军队一被部署到中东，书店库存的诺查丹玛斯著作就卖了个精光。”——书店店员）

·手相术

·塔罗牌占卜

·水晶球占卜者、“天才女预言家”等大师的“解读”

·五角星形护身符29及类似护身符的魔力，能确保你“逢赌必赢”。

·纸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旧剃须刀片更锋利。30

·轮盘赌也有记忆，所以会出于厌倦而不重复之前的路数。

·创世论科学31

·灵魂先在说。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往往与势利心相伴而生，如作家乔治·图默（GeorgeToomer）指出的，能意识到自己不止活过一次的人都是显赫的人，绝不会是裁缝店雇员、清洁工或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皇宫马厩里铲马粪的人。

·UFO。很多人相信每周三的凌晨1—3点是观测UFO的最佳时段。

·幸运数字

·尼斯湖水怪

·北美大脚怪

·有一种由乳香和没药混合而成的室内喷雾，喷雾喷出时，任何人作出的假设都能成真。

这些信仰比糟糕还更糟。它们恶俗，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自负而强烈的欲望，要在不可改变的坚固现实中实现自己微不足道的愿望。如果这些信仰恶俗，

“新纪元运动”32中的男女骗子就更恶俗了，他们每年都能从轻信他们的傻瓜身上捞到几百万美元。为了有助于行骗，他们给自己设计了荒谬夸张的头衔：比如心理测量师、超感心理学家、心理命理学家、生态女权主义33者（其实那个女人的智力低于一般水平）、天才女巫、自然女祭司。还有人自封为“赢得国际赞誉的长笛演奏家／作曲家／治疗师”，还有人建造了自己的永恒智慧教堂，并自封为“首席大主教”（见“恶俗行为”）。

许多人只要被称为

“灵媒”，就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位不敬的评论家乔治·图默只要一想到这个就禁不住疑惑，既然他们掌握着生活中的所有秘密，为什么不用这种神力来“清除粉刺”？可惜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少能让他们在生意中大获成功，不然他们早就逃往里维埃拉34，远离他们居住的那些可怕的地方了：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密苏里州的萨平顿、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宾夕法尼亚州的埃梅厄斯、北卡罗来纳州的纽伯恩。被佛罗里达假日酒店解雇的一个可怜人靠救济金度日，却了解“快速敛财的方法”，只要付给他8.85美元，另加1.5美元的邮资和手续费，他就会把诀窍告诉你。一份心灵通讯杂志有个分类广告栏，上面一则广告的每个字眼都流露出愚昧的自我满足，刊登者是犹他州一名50岁的失败者：

本人虽不是一个严肃的学生，却有着广泛的兴趣：整体健康、海豚意识、因果论、往世研究、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官知觉、心灵成长、外星人、

UFO、多线路传输、轮回转世、通灵意识、精神疗法……

“不是一个严肃的学生”！“广泛的兴趣”！从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只是智力欠缺者伪装出来的一副伪学者腔。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是犹他州的资深上当者，犹他州以盛产笨蛋闻名，是美国名副其实的帕弗拉哥尼亚（Paphlagonia）。〔1748年，大卫·休谟在《论奇迹》（

OfMiracles

）中写道：

“对于冒牌预言家亚历山大（公元2世纪的一个宗教骗子）来说……将首次行骗的地点放在帕弗拉哥尼亚（一个落后的罗马行省）实在是明智之举……那里的人都极端无知、愚蠢，会轻易相信哪怕最最明显的骗局。”〕

在所有这些荒唐的把戏中，最流行的可能是占星术，据了解，一些有教养的人甚至也被它骗了。由于不满现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质主义（谁不是呢？），甚至荣格也在其对生存意义的探索中沾上了一点占星术的边。在美国，相信占星术的人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他们至少会部分相信。南希

·里根给里根总统提的一些建议完全来自占星术，之所以没有像“水门事件”那样使政府垮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当多的选民看不出依照占星术行事有多愚蠢。占星家们开始让自己变得职业，顶级占星家所属的美国占星家协会认为，欺骗性地发布星相观察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他们所谓的欺骗性，是指在不了解对方精确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的情况下随意给人看星相。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现在占星术凭借其吸引力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课程（见“恶俗大学”）。纽约最富怀疑精神的人们会留意到报纸上一则梅西百货公司35的广告：

轻松赢学费

著名占星家、灵媒伊莲

·休斯与数据库市场有限公司联合设计了一款占星幸运数字电脑。只要在电脑中输入您的出生日期和当天的日期，这个电子手握式占卜师就会一一展示您的幸运数字最佳组合，能为所有赌博游戏提供出色的指导，比如“每日选3”、“每日选4”彩票玩法，每周大乐透抽奖等等。

公众对占星术的信赖还远不止于此，他们甚至会被下面这种广告骗到：

宠物也能做精神分析！

只要提供您家宠物的出生日期、照片和性别，就能帮您读出它的心灵。仅费

25美元。

人们想不到，推动此类事情发展的不仅有美国人，还有北美人，这一事实是一位获颁证书的占星师揭露的，他承认曾辅佐罗纳德

·里根和南希·里根执掌共和党。为什么说还有北美人呢？因为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的上诉法院法官给这位占星师写信说：“你说我会遇到一个男人，上礼拜我的确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绅士。”

这类人很容易相信阴谋论。在他们看来，政府掩盖外星人无数次造访地球的真相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和国家级的丑闻。这些外星人喜欢在美国西南部的荒凉地带着陆，而不是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国家科学院附近。一个著名的事件，是一架

“载人”UFO在新墨西哥州阿兹特克附近坠毁（选在那个地方坠毁一点也不奇怪），人们在飞碟里发现了“16具小个子类人动物的尸体”，但“高级军官和科学家”合谋，给这一事件贴上了“绝密”的标签，尽管在美国的帕弗拉哥尼亚人中，这一事件已广为流传36。不过，你只要付21.95美元的邮资，就能得到一本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书，这本书厚达612页。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才是阻碍公众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并认识来自其他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障碍。考虑到美国政府已经有条不紊地实施了“将上帝从美国学校里赶出去”（罗纳德·里根语）的政策，这一点其实不难预料。不过“科学”也该受到谴责，它那副猪脑袋死也不肯学一点占星术一类的新东西，这一点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格雷克教授37可以作证。一大堆恼怒的人给他写信，原因是他的科普著作没有提到这些人的独立发现——“新宇宙论……的数理依据，股市战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伟大理论”。难怪他会哀叹：“呜呼，邮递员又来了。”下面列举了其中几封信的内容：

·我已通知了两所大学……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的发现理清了量子物理学中的困惑。

·这封信将揭示一种新的世界形态……与旧有观念截然相反。

·外太空生物学智慧……好东西！逻辑清楚。

·只要一个生化学方程式就可以……勾勒或阐释一个设计完美的宇宙与现存宇宙之间的区别。

·就像那个胖女人用声音震碎玻璃杯一样，人类将用通奸震碎太阳系。

·我将这些见解寄给过牧师、官员、学校和报社，可他们看都不看一眼，甚至哼都不哼一声。

·我是谁？现在，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兼具17、18世纪气质的自然哲学家，我自称为哲学通才。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格雷克教授问道，“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一个公共电视台有科学特别节目、每天的报纸上有科学专栏、每两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个拥有自己电脑的时代。”不错，我们的确生活在他所说的那个时代，但他忽视了恶俗的巨大力量，忽视了现在的民众普遍无法将怀疑和证据应用到因果论中（见“恶俗大学”）。

虽然还没获得显著的成功，但严肃的科学家们已在为公开研究恶俗幻想家和神经质患者而努力了。一批动物学家成立了传奇生物国际协会（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那个并非最有希望出现传奇生物的地方），以核实那些关于怪物的报告，比如雪人、北美大脚怪、尼斯湖水怪等。该协会的指导思想本应是怀疑和要求证据，但一些人，比如默克姆

·W·布朗尼38称之为“美国古生物学泰斗”的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教授39，认为该协会的传奇生物学家会作出不严谨的推测，从而像真的相信有传奇生物存在的人一样深受蒙蔽。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说得太对了，我们正是唯一喜欢编造事物，并从中获取快乐的哺乳动物，换句话说，小说、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不过，下面这些信仰都不算太糟糕：相信上帝能听到祷告者的祈祷，有时还会回应；相信死后会与家人重聚；相信只要跳过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好运就会到来；相信星星知道人间发生的一切。只有像里根夫妇那样，让这些信仰影响到与其他人相关的国家大事，它们才会变得恶俗；而当你向软弱的人宣扬它们，或者运用一切或诚实，或装腔作势、妄自尊大的方式（比如

“我自称为哲学通才”），将你个人的看法传达给这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并强迫人们改变信仰时，它们就变得特别恶俗了。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赚钱，那你就恶俗到该下地狱了，那里的烈火将永远燃烧，以折磨像你这样的坏人（见《马太福音25章41节》）。

恶俗对话

如今，尽管恶俗的对话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病，但它的发源地在美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一个医疗数据显示平均每

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精神错乱的国家，恶俗对话的存在不足为奇。并且这个国家认为巨大的噪音很重要，以致要你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还要夸大其辞，毫无雅致、含蓄、智慧可言。讽刺的是，只要你想跟人交流，恶俗的对话就几乎是一种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人们很少有机会表现自己，去找到一点自我感觉和对自己力量的小小幻觉。问题在于，是噪音导致了高分贝对话的恶俗？还是因为对话的内容太恶俗，只好提高音调，来盖住对话或结束对话？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所以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雷盖音乐40及类似的音乐会这么流行。这类音乐响起的时候，谁还有可能谈话呢？而只要我们无法谈话，也就不会暴露出自己的肤浅和简单了（见“恶俗大学”）。

美国人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次数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多，很可能因为在这样一个自以为人人平等的国家，每个人都想随时在对话中插入自己的意见，这样当然就没有人会听别人说话了，抢夺话语权更重要。同样奇怪的是，也没有人真的指望有谁听他们说话。

四十多年前，伊夫林

·沃41在他的小说《受爱戴的》（

TheLovedOne

）中塑造了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英国人

——弗朗西斯·欣斯利先生，欣斯利先生对美国人尤其西海岸的美国人观察入微。他这样评价自己的邻居：“他们是一群宽容而慷慨的人，他们吵吵嚷嚷，却不指望别人能听他们说话。这一点要记住，宝贝。”他还向他的一个英国朋友保证：“这就是在这个国家社交毫不费力的秘密所在。他们高谈阔论全是为了自娱，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让别人听而说的。”如果伊夫林·沃听到两个无聊的家伙没完没了、没有重点的对话，这两个人还对自己说的乏味笑话哈哈大笑，对于合力完成的那种真正的对话，他有什么建议呢？“我喜欢的对话，”他说，“能让我自然而然地适时想起某些奇闻轶事；能让我酝酿并最终讲出一些笑话来；还能引发幻想，但美国人对幻想一窍不通。”

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游戏只是为了打断，并非出于什么特定的目的或与话题相关的利益。据芭芭拉

·艾伦莱彻观察，这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她发现，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要比他们打断其他男人的次数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断男人或女人打断女人的次数多得多，尽管有了女权主义运动，女人们却还是很腼腆。

艾伦莱彻还发现，随着旧的核心文化解体、粉碎，人们之间的对话日益受阻，这就使人们将假定的交谈者局限在了各个互怀敌意的

“利益群体”当中，由此便产生了该跟陌生人谈些什么的问题。当然，有关天气的话题总是少不了的。但正如艾伦莱彻所说，除非我们能设计出“一些人人都能听懂且内容随意的都市小型对话方式”，否则，漫不经心的对话就必然会变成种族侵犯、性别侵犯，或个人的抱怨，或政治观点的对立，或自哀自怜的家长里短。

为了使对话保持平和而非咄咄逼人，美国人发展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范，就是英国观察家西蒙

·霍格特42所谓的“地理联系”。这为积极的谈话提供了动力，又丝毫不会触及敏感话题。霍格特举了一个例子：

甲：各位先生从哪儿来？

乙：我们来自俄亥俄州的代顿。

甲：噢，是吗？我丈夫埃弗雷特有个远房堂兄，以前就住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乙：真的吗？几个月前我还在辛辛那提呢！

诸如此类。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方很多）的国家，这种谈话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双方还都很满意。感谢上帝，如果没有这种社交规范，只要一小会儿，交谈的一方就有可能发现另一方对以下事物的态度绝对很可耻：

无家可归者

不同意将终身职位授予非常杰出但很年轻的大学教师

女人们在各个领域都受到的可怕对待

这样一来，更深入的谈话就不可能出现了。正因为如此，在恶俗的对话中，愤怒和嫉妒总是濒临爆发的边缘。交谈者似乎会因为没能说出某些有力的话语，而产生持续的烦乱，还会因为美国梦及其内含的承诺被无情地打破而产生挫败感。这些情绪，或许又是大家一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的结果？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恶俗的对话都很少触及与对话无关的客观现象，几乎总是在念叨个人的需求与想象。这种对话对别人的所有冒犯，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求援。这尽管令人感到同情，却丝毫不减其枯燥乏味。

恶俗行为

如前所述，我们要学会区分恶俗行为和纯属无害的糟糕行为，这类糟糕行为包括对陌生人说

“祝你愉快”，或给自己的女儿取名“金柏莉”43等等。一旦糟糕行为变得具有侵犯性、装腔作势、虚伪或道德丑陋，就会变成恶俗，但不少人都觉得那种可怕的行为没什么道德上的不妥，甚至还蛮不错，比如参加“联谊晚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晚会上互换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这种晚会上，交结朋友、排遣寂寞等寻常的社交动机都被歪曲了，呈现出来的只有野心，那些感觉迟钝的人却以为他们的行为很可敬。这种伪装、欺诈和自以为的友好亲密使根深蒂固的恶俗践行者未经允许就直呼陌生人的名字，并在转眼间掺和到别人的私事里去。菲利普·罗斯44在《解放了的朱克曼》（

ZuckermanUnbound

）中描写主人公内森

·朱克曼讨厌的、新近成功的小说家艾温·柏普勒的行为时，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腔调：在纽约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柏普勒突然冲朱克曼说：“你他妈这么有钱，还坐公共汽车干嘛？”

这是恶俗的一种侵犯性表现，也有一些恶俗很可怜。一些靠吃回扣过日子的零售店店员不得不履行职责，给顾客寄去假装彬彬有礼的伪善小卡片，比如：

这只是一张便条，好让您知道我非常高兴能在

××零售店为您服务。希望不久前的消费带给您很多的快乐，也希望很快就有机会再次为您服务。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

显然，这原本是一声绝望的哀嚎，却被恶俗地伪装成了友善的关怀。

礼仪小姐是敏锐的恶俗观察者，也是当今最值得信赖的权威之一：

亲爱的礼仪小姐：我在承接的婚礼业务中发现，许多婚礼请柬都附有小卡片，上面写着新娘拥有会员卡的商店名称。请问这是品味高尚的表现吗？

有教养的读者：不是的。这么做表明她们的品味很低劣。如今，人们已不再要求新娘像过去一样会假装了，但如果有人要送她们礼物，她们还是有必要装出惊喜和高兴的样子的。

确实，婚礼为恶俗行为提供了最多的机会。比如在宴会上展示礼品，礼品中都附有表达送礼者的惊叹与赞美的贺卡；或在婚礼过程中毫无节制地挥霍，假装

“豪华”。让我们看一看某家豪华轿车服务公司提供的“婚礼包装”服务（收费标准是前3个小时每小时165美元，之后每小时加30美元，“外加15%的小费”）清单中泛滥着的恶俗之气吧：

配有司机的豪华轿车（白色超长型，您尽可放心）

身着燕尾服的职业司机（！）

红地毯铺路（从豪华轿车后门一直铺到结婚仪式的第一步）

随赠一瓶冰镇香槟

85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一次假装随意的“气球放飞”活动，将放飞100只气球（每加一只气球，就多收1美元）。假如你愿意抛弃所有的自然和随意，你还可以定购一块事先做好的标贴（上面写着“新婚”，费用是25美元），贴在豪华轿车的尾部。一块批量生产的标贴要价25美元，似乎贵了点儿，但这25美元还能让你得到“挂在车边的2条彩色飘带、2个彩色绒球，挂在车前的3只婚礼铃铛和挂在汽车尾部的4只气球”。如此装扮之后，人们就会注意到你了！可惜这家公司忽略了一点，他们还可以出租3到5个用绳子串起来、拖在婚车后面的易拉罐。（当然，这项服务可以另收10美元）

在里根执政的后期，公开的贪婪都被伪装成了善举，在这种氛围下，高中毕业典礼都沦为了恬不知耻、利欲熏心和口是心非的场合。如今，你可能会在春天收到一张类似请柬的东西，邀请你参加某个社交活动。认真阅读后，你会发现这张单子上写的，其实是一个

17岁的陌生人请求你送他一份礼物，能送钱当然最好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喜欢什么东西。这并非真正的请柬，而是一份“通知”，里头还夹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希望你慷慨送礼的那个人的大名，通常还附有邮寄地址。

电话也为恶俗行为广开门路。比如一接起电话，对方就说

“虽然您不认识我，但……”；一些办公室的程控电话还被用来做忸怩作态或粗鲁的事情，比如让打来电话的人按某个数字，以找到他们想找的人（“广告部请按3”），他们可能过于先进了，以致对还有人使用拨盘式电话机感到不可思议。在恶俗成为流行病之前，还有交换台的接线生帮你接线，而现在，另一种恶俗的形式是让你等待（“请不要挂机”只是委婉的说法），然后放一段可怕的音乐（见“恶俗音乐”）给你听。真正令人作呕的，是一些人在车里用“移动”电话跟人通话（或假装通话），希望更粗俗的人羡慕、嫉妒他们。

其他种类的主要恶俗行为列举如下：

·去掉酒精饮料中的酒精，让消费者觉得自己在喝酒，但其实又不含酒精。其结果，是发明了极其美国、极其恶俗的轻度酒。一个人要么喝酒，要么不喝，但绝不应该将沉迷于酒精的乐趣与自以为克制（戒酒）的乐趣混为一谈。

·将人造纤维加入不该加入的物品中，比如床单、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

·带传呼机参加聚会。会这么做的人是个（用伍迪·艾伦的粗话说）“时时刻刻都得跟人保持联系的白痴”。传呼机，无论真伪，已成为地位低微的人暗示自己具备高度职业性和社会价值的普遍方式。这类人你常常会在联谊晚会上遇到。

·自我欣赏的慈善活动，比如在结婚请柬中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我们了解运气不好的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困境，请带一件富余的冬衣给他们。

第二句话尚可接受，第一句则恶俗无比。

·在公共活动中用便携式摄像机打扰别人。这种人只要买了一件昂贵的物品，就以为自己拥有了妨碍、打扰他人的特权。

·用白色绉纸做的帽子和礼服打扮要参加“毕业典礼”的幼儿园小孩。恶俗程度仅次于用浅蓝色人造丝做的帽子和礼服装扮高中毕业生（见“恶俗大学及学位服附录”）。

·给猫和狗取做作的名字，以炫耀自己花费不菲的教养。比如，把猫叫作克吕泰涅斯特拉或海丝特·白兰45；把狗叫作亚哈或托比·培尔契46。会给宠物取这种名字的恶俗人物，也会将令人尴尬的名字强加给无助的孩子，比如给女孩起名叫艾略特或查尔斯47，给男孩起名叫邓斯坦、麦乔治或斯特林费罗48。

·追随名流。“名流”这一观念本身就是恶俗的，让我们请麦当娜共进晚餐吧！

·自己开车，但技术很烂。最近在新泽西州发生的、针对交通事故高保险费率的政治抗议中，没有一个人提议通过提高驾驶技术来降低保险费率。

·引人注目地当众锻炼。这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行为，因而也是最恶俗的行为。这一行为大约30年前开始风行，并传遍了中产阶级。有人通过散布谣言的方式，想给这种行为贴标签，说只有性变态才乐于此道。毫无疑问，这话说对了一部分。但很快，一大批素来体面的人也开始用这种方式炫耀了。如今，跑步练习、呼吸练习、用招摇的小哑铃做举重练习已经变得过火了，练习者头上还常常戴着耳机。除非他们自己意识到要端庄得体，否则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当众锻炼了。

·伪善。比如零售店店员和侍者问顾客：“今天过得怎么样？”（见“恶俗餐馆”）

·对“幸运轮盘”、“家庭恩怨”一类电视秀滥施掌声。电视台期待这类节目能引起观众自发的热情和快乐，只有白痴才会上当。这类节目所表达的，只有嘉宾们在顺从某位乖戾的节目制作者的指令后得到的确信的快乐。

·滥用“生活方式”这个词，并且总在注意别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恶俗的是依照华而不实的杂志的建议，频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排队时挤来挤去。排队时厚颜无耻地挤来挤去的人通常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早已习惯于为其所需而战斗了。他们的行为如果还能让人理解，那就是糟糕的。更胆小怯懦，却一样爱出风头、一样贪婪的中层和中上层人士排队时挤来挤去就是恶俗了。他们挤起来更为机巧。他们不会硬挤入队伍中，并露出“你敢把我怎么样”的架式，他们非常诡诈，会迂回地挤到你边上，而不是前面。他们会视你暧昧的容忍度而行动，希望你无视行与列之间的明显界限，他们以为只有军人才懂得行与列应该存在明显的界限。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出其不意地、大声地强烈抗议，如果你做得到，也可以用亵渎和肮脏的字眼痛骂他们，免得他们以为你太斯文，不会发火。记住，这一招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奏效。

·由于军事策略太过“聪明”，而将事情搞砸，比如1980年4月卡特执政期间，政府企图派人驾驶直升机在德黑兰附近的沙漠着陆，以营救关押在伊朗的人质。虽然他们倚仗自己拥有招摇的武器装备（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武器就很恶俗），这一计划还是以惨败告终：美利坚合众国再次蒙羞，8人死亡，5人受伤，人质无一获救。美国人觉得太丢脸了，便转而相中罗纳德·里根出任总统。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谁做总统，而在于招摇的技术根本无法弥补人类根深蒂固的愚蠢和无能（见“恶俗的海军导弹发射”）。

·给黑白电影“上色”。这是对过去的有意冒犯，是对传统的黑白手法的冒犯，黑白手法能拍摄出正宗的白领结、白色燕尾服、白色起居室和白色夜总会；这也是对艺术传统的整个精致理念的冒犯，如电影评论家莱斯利·哈利韦尔（LeslieHalliwell）所言，电影中的彩色很恶俗、很不恰当，因为彩色“在模仿现实……黑白却如魔鬼一般，能唤起电影自身的情绪和对自身的评判”。你到底要的是逼真，还是艺术？（见“恶俗报纸”和“恶俗的公共雕塑”）

·只谈论音乐，却不去演奏。恶俗行为总让人觉得，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必须具备进步意义和教育意义，这种观念是在咒骂我们这个没有安全感却装腔作势的无知社会。

·将肖恩（Sean）这个名字拼写成“Shawn”或“Shaun”，甚至“Shawon”49。将一个明显的爱尔兰名字强加给一个从未听说过梅奥郡50的男孩已经够糟的了，偏偏还要拼写得乱七八糟，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读，这就变得恶俗了。就好比将影星肖恩·康纳利（SeanConnery）的名字拼写成“Seen”（西恩）。

·在电视转播的体育赛事上展示自己制作的标语牌。如果标语牌上只写着“加把劲，左撇子！”，那还算无害；如果写着“操他妈的巡警！”，那就是糟糕的了；如果写的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或“《约翰福音14章6节》”，那就是自以为积极进取的恶俗表现了。

·公开发言总会超时。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重复这一无能、自私、令人厌烦的恶俗行为。

·给自己安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比如预言家、大师、导师或治疗师。（见“恶俗信仰”）

·吓唬旅行者，让他们买你的旅行支票，暗示他们如果不这么做，他们的旅行就将变得一塌糊涂。

恶俗想法

糟糕的想法就是那些显然站不住脚的想法，比如从上往下建一幢楼。有些人却总会被此类想法说服，并相信它们能够实现。但大多数人认为它们除了充当笑料，想这些东西纯属浪费时间。然而，恶俗的想法却被广为接受，并十分常见，以致人们对它们毫无争议。

比如，有人认为邮局应该自负盈亏，而不应该像海岸警卫队、空军和其他必要的公共服务机构那样吃皇粮，与此相关的一个恶俗想法是：邮费常常上涨不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一个更为恶俗的想法，是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权利获得更好的教育，应该取决于他爸爸有多少钱，这一想法似乎很少受到质疑；还有一个恶俗想法是：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的人、穷人和瘾君子都不值得同情，他们只是在承受上天公正的惩罚，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们就会自行消失；还有，美国人并非真的需要美国铁路公司的公共铁路服务，因为联邦政府对公共铁路的拨款津贴最终会对赢利的汽车销售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道德严格且愚昧无知的地区，流行着一个恶俗的想法：在高中校园发放避孕套等于鼓励性交。好像不发避孕套就没有人会性交一样；看上去很像

25美分硬币的苏珊·B·安东尼51一美元硬币也是一个极其恶俗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欧洲式无知官僚的建议，他们竟然没有想到高面值的硬币就必须更重一些，颜色也应该有所不同，英国人很多年前就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还有一个更为恶俗的想法，是认为军队应当能影响国内外政策，或认为其他领域内社会或政治措施的实施应该参照军队文化。

在学术界和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中间流行着另一些恶俗的想法。在这个领域，研讨会和学术小组讨论会泛滥成灾一点儿也不奇怪，还有什么比这些活动更能逃避艰辛而孤独的阅读、思考和写作呢？那些读过不少书却很少写东西或写得不怎么样的人倾向于相信，任何一个作家倾其一生研究的，终究还是他

20年前完成的那部书的主题，这些人认为作家跟他们一样乏味、停滞不前。这类知识分子比较热衷于自以为是的事情，正是他们（还有政客），想出了不时更改国名这一恶俗的主意，给历史和地理研究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正是他们，决定锡兰现在改叫斯里兰卡，罗德西亚改叫津巴布韦，上沃尔特改叫布基纳法索52。也正是他们，是将纽约第六大道改称为“美洲大道”这类恶俗想法的始作俑者。我们应该将郊区街道不设人行道这一恶俗的想法归功于那些聪明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想法有效地打击了民众的好奇心和研究精神，就好比图书馆将索引卡电脑化打击了读者的好奇心——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

从马克思主义到无过失汽车保险（如

P．J．欧鲁克53所言），许多恶俗的想法都源自于“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宏大理论”。一个真正恶俗的想法是，你只要买6盘保证能提升自信心的磁带，听完并相信它们之后，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很棒。但你的朋友们会很快指出你大错特错了，于是你又回到了老样子，只是付了49.5美元的价钱和3.5美元的邮费后变得更穷了。阿诺德·帕尔默54说：“我在淋浴时产生过一些最棒的想法”，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被人类所抛弃，因为他的浴室里总预备着微型盒式磁带录音机，准备随时记录他的“真知灼见”。凡此种种，统统都是恶俗的想法。

更为恶俗的还是美国特有的恶俗想法，如作家简

·沃姆斯利（JaneWalmsley）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想法使我们有别于其他的人类，还“可以解释美国人许多浅薄而古怪的行为”，比如慢跑、节食、面部拉皮手术、尸体冷冻55（用行话说是“人体冷冻法”）、染发、歧视老年人等等。她发现：“美国人认为死亡是可以任意选择的。”

恶俗语言

我们有必要知道，一开始，恶俗语言并不糟糕，比如

“放屁”或“混蛋”。一开始，恶俗语言更像用“赌博”代替“打赌”，用“褐灰色”代替“鼠灰色”，用“开胃菜”代替“开胃小吃”，用“淋浴活动”代替“下雨”，用“未偿还的贷款”代替“坏账”，以及用“有人住过的家”（或“二次销售的家”）代替“二手房”。我们的语言当中肯定存在着一种欺骗的冲动，想遮掩令人不快的东西，将普通的东西提升为令人向往或非凡的东西，通过对矫揉造作的由衷赞美来抬高毫无价值的东西，而这种冲动在我们说“混蛋”的时候还不存在。带着这种冲动说话，其目的几乎总是想从那些容易轻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捞钱，欺骗天真、注重外观的人。

当然，本书到此为止讨论的恶俗事物总会在某个方面涉及装腔作势的语言，从逻辑上讲，单辟一章来讨论恶俗语言很难。我们需要不断地交叉阅读，下面的话题就要求我们参阅

“恶俗大学”一节。比如与教授有关的恶俗：当一个教授把他的“科目”称作“学科”时，他只不过耍了一个自我夸耀的小花招，（自以为是地）将自己抬高到一些只对某些事物好奇的人之上，这些事物对他而言只是“爱好”或“兴趣”，至多是“某个领域”。“学科”是教授们发明的词，专门用来炫耀自己比一些人高明，这些人无法通过写作教授们只是感“兴趣”的事物为生，至少不会经常谈及这一事物。同样，“跨学科”这个经常会在校园里听到的高级术语，如此极尽卖弄，意思却很简单，指的是“跟多半知识分子一样不止对一样事物感兴趣的人研究的学科”，你高兴的话，还可以说这个学科不像一般学科那样乏味、褊狭。一旦开始用“学科”代替“某个领域”或“科目”，你就会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56出版社为它的一本书做的广告那样结束你的谈话：“跨主题只是无视学科的分界线（什么的分界线？），却对整个世界性主题起作用。”此处的矫揉造作，能使所有人了解我们必须了解的“正宗、十足、18K金、百分百恶俗”等词语的含义。

在更为粗俗的环境中为销售产品而使用的广告技巧也差不多。当电台商业广告说：

“如果你渴望获得”，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如果你想买”的恶俗说法（见“恶俗广告”）。恶俗语言本质上的虚假有时太离谱了（“您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观众啊”），对一些人却总是奏效（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可以直接说“顾客”时，为什么要说“贵宾”，从而使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上当呢？那些人会以为夜床服务和糖果是亲昵友善的表示（见“恶俗酒店”）。为什么不能对旅客坦言真相，非要用“将飞机开入水中”代替“水上迫降”呢？为什么可以说“晕机”，却偏要用“恶心”代替呢？（见“恶俗的航空公司”）

矫揉造作和委婉语于是成了恶俗语言的特征。在美国这样一个公然宣称平等的国家，矫揉造作和委婉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因为在这个国家，尊严和尊重是大家都追求的东西，但从真正意义上说，很少有人能得到它们。托克维尔

57这样评论早期的美国：“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像民主国家的公民这么卑微。”在这个民主国家，个人的重要性几乎不可能由继承得来或从职权中得到，因此，人们便不懈地追求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你尚未获得社会地位，你可以通过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的方式——口头炫耀——来获得它。如果用了委婉语还是得不到，人们就会想，可以通过增加音节来凸显自己的尊严，就是在表达观点时增加音节，就像用文字增加话语的“分量”一样。所以，用“健康”（wellness）代替“健康”（health），用“协助”（assist）代替“帮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体验”代替“一顿丰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阅读体验”代替“读到一本好书”等等都变得很流行。如此夸张地增加音节，有时也是为了委婉，比如用“香味”（aroma）代替“气味”（smell），但更常见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分量和音节的数量。“手表”（watch）变成“计时器”（timepiece），就像“选择”（choice）往上提升一点就变成了“选项”（option），谁不想有两种以上的选择，音节数量还翻了一番（见“恶俗广告”）呢？直接谈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失文雅的冒犯，于是“工资”（pay）被提升为“报酬”（compensation），“费用”（fee）变成“酬金”（honorarium）（见“恶俗大学”）。“钢笔”太低级、太实用，想让它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变得更有价值，可以叫它“书写工具”。近来很少在这类矫揉造作的术语中听到“方法”（method）这个词了，因为人们现在只说“方法论”（methodology）：“我赞同他的研究成果，但我本该采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的。”（这么说话的教授十有八九会将“科目”称作“学科”。）

如果你厌倦了一个地方，想住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你就

“搬家”（move）吧，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在做非常不引人瞩目而且微不足道的事情。为了使你的行为变得更重要，你应该说“迁徙”（relocate）。明明可以说“作了决定”（makeadecision），或更好一点，说“下了决心”（makeadetermination），为什么还要冒着被人看出你很平凡的风险，说自己已经“决定”（decided）了呢？可以说“拥护”（besupportiveof）某项事业，又何必说“支持”（support）它呢？可以说给“赏钱”（gratuity）时，又何必要说给“小费”（tip）呢？根据赫克特和麦克阿瑟合著的《头版》58的描绘，报社记者都是低级、粗俗之人的代表，热衷于玩世不恭、酩酊大醉，还会在室内戴帽子。要将他们改造成严肃、清醒（没喝醉酒）、有价值的“专业人士”，如他们老板希望的那样尽量少展现古怪和失控的一面，我们可以像《今日美国》报的某位编辑一样，称他们为“信息发布系统”。怀着相似的对此类庄严的向往，人们将“下雨”（rain）说成“降水”（precipitation），戏剧界将“舞蹈”（dance）说成“移动”（movement），商界则将“亏损”（loss）说成“赤字”（shortfall）。

“推销员”（salesman）这个词的命运既证明了人们对高级事物的欲望，也证明了普通美国人面对令人不快或有损人格的事物时会感到不舒服。曾几何时，推销员就是推销员，正如在戏剧《推销员之死》中一样，推销员毫无疑问是个有用的人，只不过社会地位比较低，且往往会让自己讨人厌；如果推销员是女的，既然女人们已被允许出门工作，那就很有必要令人愉快地增加一个音节，将这个词扩展成“推销人员”（salesperson）；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得需要更多级别的推销员了，于是3个音节就适时地扩展成了5个音节的“销售员”（salesassociate）；然后是6个音节的“销售代表”（salesrepresentatives）；紧跟着，人们又发现还可以扩展成8个音节的“销售员”（merchandisingassociate）；从前的“销售经理”（salesmanager）只有4个音节实在太寒伧了，干脆就从字面上将它晋升为“销售副总裁”（vicepresident，merchandising），这样不光有了8个音节，也增添了一点美妙的委婉意味。

“毒品”（drug）说成“管制物品”（controlledsubstance）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说法，还增加了3个音节，从而暗示说话者够资格被视为一个人物。既然大多数委婉语都比它们代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词有更多的音节，用“大脑发育滞后”（developmentallydelayed）代替“弱智”（retarded）和“低能”（feebleminded）就不足为怪了，这么做可以直接增加四五个音节。博物馆想处理一些珍贵的藏品时，可以“出售馆藏”（de-accession），这比那个粗鲁的词“卖”（sell）音节更长，也更委婉。

“黑人”（black）改称为“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这场运动背后原本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现在也昭然若揭了：7个音节给人留下的印象比一个音节要深刻7倍。我知道这可能难以置信，不过在芝加哥奥哈拉机场（见“恶俗机场”），我的确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机坪的门上看到这样一块标识牌：

警报通道：

开门前请先输入安全密码

“恶俗标识”）这比“警告：不输入安全密码直接开门，警报就会拉响”要气派得多，当然也比“仅限内部使用”更为炫耀。如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那个图书广告的作者担心别人以为他只受过基础教育，这块标识牌的作者也一样，他们无疑都是真正的美国人——生怕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儿，这在民主国家很常见。

这个现象在军界尤为严重，他们总对自己的社会接受度充满疑问。用

“国防”（defense，比如国防部、国防部长等等）代替简单诚实的“战争”（war），既符合军队的社会等级，又比较委婉。同理，“战役”（campaign）比“战争”（war）更好更长，比如“当战役结束……”但并非所有增加音节的把戏都能成功。“人类遗体袋”（humanremainspouches）一词的设计者已经煞费苦心了，虽然这个词的音节数量令人难忘，但作为“运尸袋”（bodybags）的委婉语，这个新造词似乎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还没有用“镇压目标”代替“摧毁目标”一半成功（此处的目标可以是一群人、一栋建筑或一处营地）。

近来，恶俗语言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说话者和听众、作者和读者都是诚实可靠的人，如果他们不被允许谦虚简朴地表达，在公共场所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确实有不少航空用语是委婉语，也有很多航空用语大概是为了与威严的技术场合应有的尊严和复杂性相匹配。比如这个指令：

“飞机即将着陆，请熄灭所有冒烟的东西。”瓦格·怀特曼（WagMichaelWhiteman）评论道：“我没有什么东西在冒烟；既然雪茄和烟斗都不让抽，为什么不直接说香烟呢？”的确，为何不说“立即熄灭香烟”呢？怀特曼还注意到“请在飞机完全停稳后再离开座位”这句话中的装腔作势。“难道停稳不是完全停稳吗？”他问道：“什么叫完全停稳？”驾驶员经常向乘客保证：“我们立刻起飞。”他的意思是“马上”，但他不能忍受那个低级的词危及自己的尊严。明明可以叫“女乘务员”或索性叫“航班服务员”，为什么要叫“空姐”呢？这就像将“清洁工”称作“废物处理工程师”或更动听的“废物回收利用工程师”一样美妙。

也只有在飞机上，你才能看到

“呈上”这个词被专门用来装腔作势。一份航空餐菜单上写着：“将为您呈上精制小圆面包”，按得体、谦虚和恰当的正常标准，“面包”之外的其他词语都应该删掉（见“恶俗餐馆”、“恶俗的航空公司”）。事实上，“呈上”一词已经与伪贵族和冒牌货如影随形了。一家喜欢将自己的产品称为“书写工具”的钢笔公司，声称你只要花150美元就可以拥有它生产（批量生产）的一款自来水笔，这支笔将“用一个豪华的胡桃木笔盒为您呈上”，说得好像那支笔真是一件贵重物品，是一件货真价实的“艺术品”，而你则成了一位高级鉴赏家（见“恶俗物品”）。

我在《格调》一书中说过欺骗性地用

“家”代替“房子”的情形，类似于用“旅行”代替“旅游”。贪婪引发了两方面的堕落，一方面是“房地产经纪人”（地产代理人的恶俗说法）出于贪婪，希望他们的商品能使人产生温暖、舒适的联想；另一方面，招徕旅游和坐船旅游生意的人出于贪婪，希望说服天真的旅游者，让他们觉得加入人很多的旅游团是在获取“旅行”经验。“家”和“房子”是两码事儿，这一点曾经毋庸置疑，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的词。很显然，“拆房子的人”和“拆散家庭的人”不是一回事，尽管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文雅和感性正推动着恶俗现象的发展，并不断地消灭着本应存在的差别。如今还有谁记得，过去我们曾经老老实实地称“建筑物”为“建筑物”，而不是“家”？一家很大的报纸最近上了地产业的当，错误地将“供应膳食的旅馆”称为“供应膳食的家”。我们肯定很快就会看到“妓家”、“色情的家”“卖淫的家”59一类的词。我没有猜错的话，一大批可怜的美国人都希望能买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就像“那些人真幸运，他们住在一个价值百万的‘家’里”描述的那样。如今，甚至公寓也被恶俗语言改造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在一个公寓楼的销售广告中，唐纳德·特朗普为了使这栋公寓在字面上吸引人，将其称为“宫殿”，并声称：

现在，在特朗普宫殿中，我们建造了一系列宫殿般的家。每个家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满足那些致力于尽情体验生活的人的梦想和渴望

引人入胜的风景给了每个家以品质上的保证

当然，特朗普也卖

“市区家”，这种房子原本叫“市区住宅”（见“恶俗广告”）。考虑到以“家”代“房”的现实，你就不难体会《美丽家居》（

HouseBeautiful

）和《家居与花园》（

House

Garden

）杂志的遗憾了，它们将永远被困在自己诚实的名称里。

“家”这个词带来的不劳而获的温暖感，也是恶俗词语“团体”所珍视的衍生品。“团体”这个词常常被用在根本就不存在团体的地方，比如“老年人团体”、“男同性恋团体”（用“群体”不是更好吗？）、“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团体”等等。如海伦·文德勒60所指出的，这个词出现得如此频繁，其实背后隐含着大剂量“伪造的田园生活”，跟滥用“家”字背后潜藏着的那种天真、畸形、带玫瑰色彩的生活观一样。广告会大肆利用这类感性的词，于是我们会听到“一个可爱的新家庭团体”。任何东西只要带上“团体”这个词，或引入“团体”的概念，就会变得温暖而感性。一名主张哈佛法学院应该任命更多女教授的女作家说：“女性的声音在法学院团体中是相对比较新的声音”，她所谓的“法学院团体”其实就是法学院。“世界团体”这个词可能已经将“团体”推向了顶峰，这个词常见于自以为是、带有政治说教意味的语境中：“这类恐怖统治、轻视基本人权、压制民主意愿的公开行为必将受到世界团体的谴责。”特别是在谈及“女权主义者团体”这类一厢情愿的表述方式时，文德勒准确地观察到，“不切实际地、煽情地使用‘团体’这个词……会令局外人起鸡皮疙瘩。”

“团体”是自我夸耀的一个极方便的小花招，恶俗语言库中还有许多同样的高招。“深入”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这个词最常用于回避准确的意思，并含蓄地给说话者鼓气（见“恶俗广告”）：“这本书以一百多次深入访谈为基础。”（我的天，您真是够深入的啊！）同样，将“关注”一词放入任何一个群体的名称中，就能有效赞扬群体成员之间的同情心（“爱心”）并暗示局外人的冷酷无情。因此，“关注抗肝炎母亲协会”或“关注亚洲人权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在道德上显然比其他组织的成员要高出一等。同理，在所有争论中使用“认真负责”这个词，都会让人明白你是对的，而你的对手错了。

还有一大堆恶俗的词和短语，许多人希望通过使用它们为自己带来博学且教养深厚的声誉。那个用滥了的

“多才多艺”（用来形容比尔·布拉德利61一类的运动员、罗兹奖学金62得主、参议员），暗示说话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实际上，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源自于人们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63的思想、菲利普·锡德尼爵士64的作品长久且令人陶醉的接触。这就像一个迷人的美国式习惯——用希腊字母来为大学兄弟会或大学女生联谊会命名，即便会员们都不懂希腊文。除了市场营销（以前叫“推销术”）和教育心理学，学校已经很多年不开设希腊语、哲学或古代历史课程了，因为学生们可能更喜欢不懂装懂。

“多才多艺”及其同类词的伪精确，与那个著名的命令“请认真听我说”和类似的假装聪明的词语“巫术经济学”如出一辙，都能有效地装模作样、回避真实的意思，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巫术”。我们应该将这些令人难忘的词归功于美国总统。最近，当他注意到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宣称：“自由之路就铺在我们的面前。”（冒失的人不禁会问：铺在谁面前？）“难以置信”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使用者期待能借此为自己带来“聪明造词家”的美誉，这也是那些明明说的是“谈话”，却非要用“对话”这个词的人的期待，也是那些总想找机会使用“左右为难”这个词的人的期待。

美国人出于对庄严和妄自尊大的渴望，每天产生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东西。比如用

“缺少”（absent）表示“没有”（without），“由于缺少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无可奉告”；用“冲击”（impact）表示“影响”（influence），“我们的宣传活动看来没有对爱达荷州的选民造成多大的冲击”；把“通过”（transit）当成“穿越”（cross）的高雅同义词，比如“去年夏天我通过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当然，最虚假夸张的是用“界限”表示某种类似“范围”的东西：“那个新来的家伙似乎不大乐意在公司规定的界限内工作。”

十足的恶俗促使许多人在表达

“内容”（content）时说成“背景”（context），表达“同情”（sympathy）时却说成“同感”（empathy），表达“主意、构想”（idea）时却说成“概念”（concept）。所以，如果某个推销汽车、公寓或房子的人说到一个新的“概念”，你最好确认一下自己的钱包还在不在。作为美国这场伟大的不劳而获的聪明游戏中的筹码和象征，用“合并”（meld）代替“加入”（join）自有其吸引力，正如自以为是地用“混合”（mix）代替“混合物”（mixture），用高级的“连续”（segue，音乐用词）代替“继续”（proceed）或简单的“延伸”（go）一样。最近一次令人难忘的卖弄表演由安德鲁·A·奥斯顿（AndrewA﹒Alston）先生上演，但这场演出最终还是失败了。奥斯顿先生是一位极其严肃的专业人士，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他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衣，系一条合乎习俗的“军团”条纹领带，看上去就像那种很有教养且足以胜任自己工作的人。他如此评论在一场令人困惑的空难中遇难的小型飞机驾驶员：“我认为他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他流露出的态度65。”

社会地位再低一点（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种类型的无知就会促使人们为过去称为

“玫瑰红”（rosé）的甜得发腻的桃红色葡萄酒改名。许多人由于不确定该对侍者说“rose-zay66”还是直接说“rose”而感到丢脸，于是干脆不点这种酒。商店和餐馆了解这一点后，就将这种酒改称为“红脸”（blush）。正如“rosé”大量消失一样，“croissant”（羊角面包）也被大多数人叫成“crossant”。GreyPoupon牌芥末酱（GreyPouponMustard）则逐渐被叫成“GreyPoop-on”67。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不可靠（见“恶俗大学”）使那些撰写广告词的修辞专家比以往更有可能犯下荒唐的错误，广告代理公司却没人能发现这些错误。一种名牌酒的广告声称：“马提尼酒又卷土重来了……但‘喝’（drank）法还跟60年前一样”。对此，措辞侦探厄内斯特·劳里默（ErnestLorimer）评价道：“我能理解酒业公司不在广告中用drunk68一词的心理，但这个广告也实在太离谱了。”威廉·赛菲尔69收集了一些极其做作的无知表达：

一种昂贵的文字处理器的广告：

“出现拼写错误时，内置的拼写字典会立刻引起你的警惕70。”

一种极其昂贵的腕表的广告：

“如果你足够幸运，能有一两块老牌表放在身边71……”（请留意白宫）

还有第五大道一家女装店的广告提到

“分立的奢侈”72

我们再也不会以为在报纸文章后面署上自己招摇的大名的作家有文化了。其中一位作家，在一家报纸的头版写了一篇有关纳坦

·夏兰斯基73的文章，说夏兰斯基飞离苏联后，他和他的妻子在耶路撒冷安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作家竟然连主语宾语都分不清74；还是这家受到高度评价的报纸，另一篇头版文章说到“在该案件中，杜伦伯格先生没有对其原则犯罪事实75提出异议”。这些错误如果出现在1910年，人们会很容易相信它们只是不幸的排印错误，现在不一样了。尽管没人指望比萨饼和啤酒广告能具备很高的推理水平，但下面这则广告中的逻辑还是让人啼笑皆非：

新阿姆斯特丹牌啤酒

在纽约酿造的唯一一种啤酒之一

但这还算不上恶俗，只是比较糟糕而已，因为相对而言并不做作。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导致人们害怕简洁、不做作的说话方式和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自己的身份，让人看出自己是一个等级低下、品味不高的头脑简单的人。用增加音节来炫耀的方法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了，但正如评论家诺思洛普

·弗莱76所注意到的：“简洁性是普遍性的反面。”那些拼了老命都要显示自己是个人物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简洁性，所以他们会小心翼翼地不说可卡因是一种常见的毒品，而说“可卡因是一种特别的毒品”，他们以为这么说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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