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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推荐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事儿，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令人不解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网络传媒，还从来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提及。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反“回潮”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思量起来不能说不是一件怪事。照以后的思维，当年这个极为罕见的“回潮”事件，应该是对“极左”行为的一个“对抗”，这些“对抗”的主角也应该享受到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的“英雄”待遇才对，怎么还生怕外人知道捏？这里面的玄机至今仍无人关注乃至无人知晓，说白了其实就是个一弊一利的问题：

提了反倒会间接地说明工农兵上大学期间还是在探索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途径的；不提则可以暗暗地将这些人塞入“走后门”之列，这个数量大呀，以此足可以证明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是天怨人怒的“荒唐”之举。

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当年的中学教育革命说起。

1967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以后，根据就近办学，方便工农子女上学的原则，全国各地城乡原市、县举办的初中均下放到各区的街道、公社举办；小学均下放到生产大队举办，原先没有小学的大队一律新建小学，有的大队小学还办起了戴帽初中班；生产小队办育红班（相当于幼儿园）和耕读小学班。

1970年元旦之后，农村各区公所驻地的初中开始试办高中班，1971年开始普遍招生，1972年之后大多数区公所驻地的初中成为完全高中，区公所驻地的原初中随之也搬到了相应的公社驻地。1975年撤区并社以后，区高中下放到公社举办，每个公社办起了一所高中、一到两所初中，有的公社还办起了两所高中，

如鄂城县左岭公社就办了泉井、新桥两所高中。

根据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的精神，全国各地农村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制分别缩短为5年（城市仍为6年）、2年、2年，课程除语文、数学、外语等主课外，其他科目都进行了合并、精简，去掉了一些芜枝蔓叶，保留了原先课程中的精华，增加了一些联系实际的内容和前瞻的内容。根据毛主席的“教育要革命”的精神，取消了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考试，不讲成分，不要束脩，实行真正的“有教无类”，

所有适龄青少年，只要不是个人为了摆脱学习的压力而逃学，都能读到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

据统计，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的中学数量比1965年增长了10.3倍，初、高中就读人数空前绝后。湖北省在此十年间初、高中的发展尤为迅速，到1976年，初中发展到17949所，比1965年875所增长了20.5倍；高中到1976年发展到4029所，比1965的147所增长了27.4倍。

仅到1974年，我国城市就普及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教育，农村大部分地区普及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制教育。

当年这样的办学思路和前进方向表明，这是一个真正的从精英教育向人民教育回归的大转折时期，是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直接面向工农兵子弟的一个改天换地的发展时期。

后来，

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人以“质量不高”为由，全盘否定这一时期的教育成就，只留恋于过去培养极少数人的应试教育；一些人还倒打一耙，说这一时期是“教育荒废的十年”；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祖祖辈辈都是文盲，自己享受免考免费读到初中、高中毕业的人，也跟着鹦鹉学舌地说自己是被耽误、被损害的一代人。笔者曾经气愤地质问过这样的一些人：“什么叫白费神？什么叫被耽误？学与不学是一样的吗？初中与小学的知识眼界是一样的吗？高中与初中的知识眼界是一样的吗？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还是为了成为人上人？哪个时代能保证每个人读书都成为人上人？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就是受害者吗？”

这一绝大多数人应该感恩的人民教育时期，也正值笔者的青少年时期。当时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的事项，至今仍像过电影一样在笔者的脑海中回放。

1968年8月初，笔者初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真心实意地回乡务农，由于劳动积极，不久被选为生产队会计；1970年春辞职进入鄂城县庙岭区高中读书，被选为学校团委书记。

庙岭区高中的校址位于庙岭区公所驻地，校舍是原鄂城县第六中学的校舍，之后这所中学下放给庙岭公社办以后称为庙岭中学。1970年春区高中开办时，只是在庙岭中学里面开设一个高中班，相当于一个初中戴帽高中班。

1970年初春，这个班在庙岭区所辖的卸甲、庙岭、吴屴三个公社共招收了48名学生；1971年初春又在这三个公社各招了一个班，接近200人；1972年初春第一届高中生毕业后，再在这三个公社各招一个班，至此已成为拥有六个班、近400名学生的完全高中；以后还发展到每年招收四个班的学生。原庙岭中学的初中班全部搬迁到庙岭公社驻地毛岭街新建校舍。

当年的庙岭区属鄂城县的偏远区，区高中的规模小；相邻的华容区高中的规模要大得多，1970年就招收了三个班的学生，以后每年招收六个班的学生。

第一次恢复高中招生之时，城市高中和农村高中的招收对象是有区别的。其中，城市高中只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就读，因为往届初中毕业生都下乡了；农村高中的招生对象则比较宽泛，不仅招收回乡知青和应届初中毕业生，在本地“插队”的下乡知青愿意读的也收。庙岭区高中这年招收的学生有66、67、68、69四届初中毕业生，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四、五岁。

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后，正值工业大上马时期，农村初中毕业生能吃苦又有文化，且年龄也不大，是工矿企业招工的“抢手货”。这些人如果留在生产队里劳动，只要表现好，大都有希望通过招工“跳农门”。当年庙岭高中的这个首届班的同学大都是爱学习才来读书的。笔者进校不久就发现，在这个班的48名同学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的自学能力相当强，知识面也比较宽，其中有些年龄小的同学还相当聪慧。

从笔者后来教过的77年应考的社会青年考上大学的考生基础来看，当年庙岭高中班的这部分人就是不读这个高中，不被推荐上中专、大学，在以后恢复高考时也能考上中专、大学。

此是后话。

当时的学校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老师的生活比较清谈，但有理想、有追求，校园里的民主风气和教研风气比较浓厚。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事宜，老师不再整天板着面孔训人，也不再用偏题怪题刁难人，而是与同学交朋友，做无声的向导。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在课下的文体活动中与学生打成一片，还在教学之余搞教研、写文章、创作书画作品，带领同学参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

如在本地的一些中学教师中，一位化学老师发明了利用废油渣制作油漆的技术，一位生物老师发明了从中草药中提纯针剂的技术，几位语文老师写作的《春满鄂城》《楠竹扁担》等散文作品，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年庙岭高中这个班的学生虽然在初中毕业届次、经历、年龄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但由于去掉了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没有了以升学考试为目的心理压力，各个同学在这样的宽松氛围中如同鱼儿得水、牛儿得草，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各显其能，相处融洽、相得益彰。

仅仅两年时间，不但学完了过去三年高中的主要课程，还通过丰富的第二课堂学到了一些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同学们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两年学习时间行将结束，己经是1972年初春时节。根据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同意，当年中央、国务院的招生文件规定，在全国大专院校中需要连续学习的数理化等理科专业和工科、医科的前沿专业，以及外语、艺术、体育等学员年龄小有学习优势的专业，直接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推荐优秀毕业生上大学。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按这一文件的精神，扩大了地（市）级、县级中专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专业和名额。当年上级分配给庙岭高中的是四个上县师范中文专业和数学专业的名额、两名上咸宁地区师范政史专业的名额、两名上华师数学系和外语系的名额。按照上级分配的专业和名额，这个班的同学在毕业前夕进行了推荐工作。

当年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推荐优秀学生上中专、大学的程序，与从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推荐工农兵上中专、大学的程序差不多。

基本原则是全班学生和科任老师公认，学校推荐，学生所在大队、公社鉴定，招生院校老师考核确认，区委研究决定初选人，然后填表政审，并与基层第一线推荐出来的初选者一道，到与庙岭区相邻的葛店区卫生院接受体检。

有政审或体检不合格者，仍由推荐上的备选者顶上，然后再重新对其进行政审和体检。

当年的学生推荐工作比社会上的推荐工作要单纯一些。一个班的同学在两年的时间内，吃饭、住宿、学习、劳动、打球、办专刊、排练文艺节目，天天在一起，谁不知道谁呀！如同学们的政治面貌、日常表现、学习成绩、工作能力、业余爱好和个人专长等都是明摆着的，其中团员、干部较为出色一些。当年入团不像现在这样的走过场，是要有一个培养、考察过程的。在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填写完入团志愿书后，学校还要派人到该生所在的原籍调查其在农村的一贯表现和社会关系。入团后的同学则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推荐同学上中专、大学时，这些入团的同学肯定有优势，但也不尽然。

有的团员表现虽好，但平时学习成绩不够突出的，也不在推荐之列，

如校团委的一位组织委员就没有被推荐上；

有的不是团员但平时学习成绩比较优异的，也在推荐之列。

当年在庙岭高中推荐的四名女生上县师范的人选中，有一位不是团员也不是干部；推荐两名男生上地区师范的人选中，都是团员；推荐一男一女上华中师院数学系、外语系的人选中，也有一位不是团员也不是干部。

在这八名被推荐的学生中，除一位上县师范的聪慧、漂亮的女生是公社副社长的女儿外，其他七人都是地道的农村社员的子女，其父母连小队干部都不是，有的同学的父亲甚至早已亡故。

庙岭高中推荐的这八名同学毕业后，县师范的四名同学分配到初中教书，地区师范的两名同学分配到高中教书和做团的工作，华师的两名同学分配到城关高中、县师范教外语和从事高师数学的教学工作。

余下没有被推荐上的同学，有一部分后来在农村被推荐和考上中专、大学，有的毕业后当上了大学教师；有一部分当了农村基层干部和民办教师；有的做生意发财当了老板。

都在一个窝里厮混了那么多年，以后不少人还当过这些人的老师，算是捏过宠儿泥娃的人，谁还不清楚这些宠儿娃娃是哪块地里的泥呀？

这些所谓的天上来客的本事是从玉帝老儿那里偷来的，还是从这十年的初、高中教育中学过来的？就是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这些年在实践中的学习提高，能够达到考上大学的高中文化？第七个胀饱肚皮的饼子再伟大，能离开以前的六个饼子的垫底？可好多人的脑子里愣是不明白这个“源”与“流”的道理，娶了媳妇后直到现在老球了，还在不停地数落着娘的不是。

72级被各条战线推荐来的学员进入华师没几天，经过各系组织的一场正规的专业基础考试之后，按考试成绩进行了编班。华师数学系这一届的学员与上届一样，编为六个班，每班三十余人，笔者被编在数学系7205班。这个班共有学员32人，近半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代培生。其中代培生是武汉市过去的一些重点中学，如华师一附中、汉阳铁中等，为解决师资紧缺和老化问题，报请省招办同意，选拔本校部分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到高校培养，专业不限于理工、外语，文科也有。其他大型科研文化单位也有类似的代培情况。这些人不在工农兵学员的正式编列，但学籍、待遇均与工农兵学员一样。当时的数学系7205班就有3名代培生。

当年的大学校园生活既紧张又愉快。每天早晨六点钟广播里的起床号一响，同学们就去各班集结的位置上做广播体操，而后漱洗晨读，吃完早饭后到教室上课。其中主要专业课程和需要有实验手段与挂图演示的物理、地理课程是小班上课，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数学史等公共课是大课堂上课。星期四下午安排政治学习，除开全院大会听取院领导和历史系教授的报告之外，一般以班、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和讨论。星期五下午到学院南湖农场参加劳动，顺便观看将军村的女兵操练和排演文艺节目。每天下午课外活动的气氛最为热烈，有的打球、跑步，有的唱歌、吹拉乐器和排练文艺节目，有的搞教室、寝室和校园卫生，有的到食堂去帮厨。晚上到图书馆自习和钻研各自喜爱的学问。每个星期天放假自由活动。暑期放一个月的假，春节放十天的假，有的留在校园里攻读，有的回队参加农业劳动，有的做社会调查。

1974年元旦刚过，南京大学哲学系72级学员钟志明爆出了一个要求退学的新闻，人民日报刊载的钟志明要求退学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全国闹腾了起来。各地大专院校组成了有各系工农兵学员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清查班子，一个一个地翻开学员的档案查学员的家庭背景，看其是不是干部家庭出身。

当时的“左”倾思潮认为工农兵学员只能是清一色的普通的工农兵及其子女，不能有干部的子女，如果有就是“开后门”。清查运动展开以后，校园里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据刘亚洲回忆，在武大读外语的李小林吓得跑回家去躲了起来。

查来查去，干部子女倒是查出了一些，但占的比例很小，华师也就百分之一、二，华农的比例更小，武大、华工多一点，也不过百分之四、五；更要命的是，这些干部子女大都是从基层工农兵中推荐上来的，表现不错，素质也高，符合招生条件和招生程序的要求，没有其父母的干扰因素。

谁走后门？要退谁？

当时上大学的政策还规定要推荐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干部家庭出身，就要不明不白地将这些人全部退回到连队、车间、矿山和生产队？

有人想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主意，现在还有在校园里就读的72级应届高中毕业生群体，可都是没有经过实践锻炼就进来读书的学生，他们进校不符合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精神，是十七年的旧教育制度的“回潮”，应该算作是“走后门”进大学。这批“走后门”的数量大呀，据说某人的笔记里记的是“何止百万”，但据笔者推算，仅大专院校就有四、五万人，再加上全国各地县以上的中专学员，不下七、八十万人。笔者老家流传至今的儿歌：“曹操人马，下江南，八十三万，地动山摇。”这里面的八十三万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只有二、三十万人，却张扬了一千几百年。这次一下子就查出了七、八十万人“开后门”进大学、中专，把张扬了一千几百年的数字都比下去了，足见这次反“开后门”反得正确，成效显著，功莫大焉！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校园里的风向立转，比干部子女“走后门”更为严重的“回潮走后门”一下子成了这次运动关注的中心问题。各大专院校的大字报栏上贴的都是批判这类问题的文章，连一些应届高中毕业的学员也加入了批判行列，声势越来越大。反应快的学校，如武大，在这年的二月初，就开始对这批72年应届高中毕业进校的学员做出了下放农村锻炼的安排，下一步看情形是扎根一辈子的事情。

工农兵“上、管、改”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业，以前人们没有见过，兴奋之余自然还会有一些疑虑。正确的方法是乘风头正劲之时，通过不断完善的途径来不断地消弭这些疑虑。可一些庸碌的执行者的作为却恰恰与此相反，仗着风头正劲之时，把自己看成是永远打不败的超人，不顾及任何前因后果，不断地往已经颤颤巍巍的驼背上增添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如若没有一个科学的机制管住这样的非理性行为，任由这样的怪圈循环往复，你方唱罢我登台，何年是个头啊！

大学的专业结构比没有对此深入研究过的人的想象要复杂得多，大多数专业适合于工农兵学员就读，有些有年龄段要求和连续学习要求的专业则适宜于从学校直接招收的学员就读；再者，为避免“文化不齐”的问题，除进校后的编班考试外，有些对数、理、化和外语要求较高的专业，还应该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这方面的知识测验。这就有一个分类管理的问题。

1972年春季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招的办法是成功的，可惜没有坚持、完善下去；1973年秋季在推荐的基础上恢复文化考试是对的，但没有进行分类管理，其中一条重要的教训是没有排除文科、农林水医等大部分专业的免考问题，搞得全社会都很紧张，不利于当时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本来这些枝节问题都不难得到解决，可偏偏要乘兴来个上纲上线的一刀切。

2月15日，学院各系传达了中央文件精神，

其中有毛主席的一句：“后门进来的有好人，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话，

这场闹剧才得以在全国各地落下帷幕。以后，有人借这个话证明当年推荐上大学存在“开后门”的问题，甚至说毛主席纵容开后门。

这句话其实是毛主席不满意当时一些人借批“走后门”反对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从而有针对性地发出的“胀人”的话

。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1972年推荐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是“回潮”的事儿，这些同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同工农兵学员一样的待遇，没有区别谁正宗谁不正宗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场反“回潮“的风波，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当时的社会大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张旗鼓地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并将其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对上山下乡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时不提这个事儿还情有可原；可以后取缔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大学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了，也一直只字不提这个事儿，不但不提，还偷偷地把这批人打入了“走后门”之列，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当年推荐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与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探索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人民教育的改革之路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遭到极大的非议，但在一些有远见的人的手中，它仍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其中除在我国恢复高考后仍在一些重点中学保留过推荐部分优秀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举措之外，国内外教育界、实业界也在不知不觉地创新当年“七·二一指示”的一些做法。

据美国《财富》杂志统计，在世界500强公司中，大多数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内部大学，如美国的摩托罗拉大学、德国的大众汽车集团大学。国内的一些改制企业，也大都在2005年前后建立了自己的大学，如海尔大学、春兰大学、吉利大学、联想商学院、华为大学、新希望商学院、蒙牛商学院、美的学院、金意陶商学院、东菱学院、格兰仕学院等。

这些企业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对其内部职工进行业务培训。英美近几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职业教育，印度的赤脚学院，我国近十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职业技术学院，也有着我国当年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子。

就连莫言都发现了现行初、高中学制的不合理的问题，提出应将初中、高中的学制缩短为两年，理由是现在无论是初中或高中的第三年都是在复习备考，纯属浪费学生的时间……闪亮的糟糠终究是糟糠，蒙尘的真理毕竟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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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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