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屯子叫东河（一）

作者：陈新

1968年冬天，我和千千万万知青一起卷入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洪流，在乌苏里江边一个叫东河的小屯子里度过了四年的青春时光。那年，我十六岁。光阴荏苒，那一千四百六十天在我五十五年的人生岁月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在我记忆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记忆是破碎的，细节却依然清晰，其中的感受错综复杂。总想写点儿啥，却像天狗吃月亮，无从下口。最近，我学着别人的样，在搜狐网上开了一个博客，闲暇时写些小文章自娱自乐。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写作方式给我很大的启发。突发奇想、信手拈来，不讲究结构，不在乎修辞，想到哪，写到哪，写一篇，算一篇，日积月累，或许真能将那些破碎的记忆串联起来。图个啥？留恋、怀旧、反思还是还债？啥都是，啥也不是。不写不行，不吐不快，还是赶快动笔，了了这个心愿吧！

一、支边去

二、东河

三、张守来

四、铲地

五、陈元发

六、与死神擦肩而过

七、老瘊巴

八、鲑鱼期

九、值班分队

一、支边去

1968年12月21日在中国知青运动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展开。

在这以前的一个月里，我就读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已经开始动员毕业生到本省农村投亲靠友，插队落户，但生性冥顽的我从小向往林海雪原、戈壁大漠，对江南的青山秀水毫无兴趣。正当我不情愿地在浙江省的萧山、临安、建德、淳安几县中选择的时候，传来一个特大喜讯：经杭二中、杭七中、浙大附中代表三次赴黑龙江联系争取，黑龙江省革委会决定由地处中国最东端与苏联接壤的抚远县接收第一批杭州知青，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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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一批赴边境县的知青政审极严，由于父亲尚未“解放”出来工作，有“走资派”子弟之嫌，第一次政审就被淘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闷棍打得我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我割破手指，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四个鲜红的大字“我要支边！”再一次交给校工宣队。从不为子女的事找组织的父亲也急了，当天找到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阐明了坚决支持儿子屯垦戍边的鲜明态度，并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与校方联系解决。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成为杭州外国语学校第一批支边的十一个学生之一。

遥远的中苏边境，神秘的异域风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北大荒……所有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我那颗年轻躁动而不安分的心，整天沉醉在光怪陆离的幻想中，却毫不体会父母第一次送子远行的别苦离情。12月22日下午，父亲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想买一件新球衣。在百货公司里，父亲为我挑了一件袖长过膝的蓝色球衣，按他的说法，别看我现在矮，但正在长个子，明年就正好了。另外又花十四块钱买了一只绿色帆布箱，无奈实在没什么东西能装满它，最后塞了一顶破蚊帐了事。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吃了我出发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席间，母亲交给我二十五块钱，刚嘱咐了几句便泣不成声，以至于从小当兵的父亲下了命令：“明天送大新，谁哭谁不准去！”第二天一早，除了父亲和大妹，谁也没去送我。母亲和小妹是因为要哭，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是因为前天刚跟我打了一架而赌气不去。

12月23日早晨，汽笛长鸣的火车拉着一百三十一名杭州知青，跨过长江，越过黄河，穿过山海关，一路向北、向北，经过五天的颠簸，在东北铁路尽头一个叫福利屯的小站卸下了我们。四辆大客车又拉着我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整颠簸了十四个小时，在这条中国最东北角的公路尽头最后一次卸下了我们。前方已经没有路了，一条宽阔的界江横亘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黑龙江。对岸是苏联—一个敌对的国度。

那年，我十六岁。

二、东河

到东河那天的所有细节在记忆里永远是清晰的。那是个呵气成冰的早晨，生产队长张守来带着爬犁队赶到公社所在地抓吉来接分配到东河的杭州知青。十二匹马拉着六挂爬犁首尾相衔，沿着冰封的河道蜿蜒蛇行，浩浩荡荡地向东河疾驰而去。第一次坐爬犁的我感到兴奋不已，这种从未见过的交通工具让我想起了格林童话里圣诞老人的雪橇。弯弯的犁头冲开厚厚的积雪，箭一般地在冰面上滑行。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着砂糖般的清雪，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点点银光。清脆的响鞭震落了树枝上琼玉般的雾凇，纷纷扬扬落了我一身。吸入鼻腔的空气寒冷而凝重，但却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清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忐忑不安地想象着即将伴随我新生活的东河应该具有的景象。

翻过最后一个高坡，远处显现出一个湮没在白色中的小屯子。在懒洋洋的冬日阳光照耀下，袅袅的炊烟似乎被冻僵了，出了烟囱却久久不肯离去，在房顶不远处懒洋洋的升腾徘徊，如同一朵朵形态各异的白蘑菇。一条长不过二百米，东西向的土路把屯子分成南北两半，两排新旧不一、土墙草顶的房子里住着二十八户人家。东头是所小学，三个老师教着十八个学生；西头有一个牲口棚和一个大猪圈，养着三十多头牛马和大大小小几十头猪；后面是一道高约十米，绵延数里的土岗，长着茂密的树林；前方是一片宽阔的草甸子，一直延伸到乌苏里江边；隔江相望是海拔950米的抓吉山，山是中国名，却在苏联境内。

这就是东河。

小学老师张金发、王国文和姜曾顺领着一帮小学生在村口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知识青年来东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个大字。鼻涕拉瞎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欢快的锣鼓声中，老人们拉着知青的手问寒问暖，女人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城里娃娃，孩子们显然被知青特有的行李吸引住了，五颜六色的被褥、成扎成捆的书籍、从未见过的乐器……。低矮破陋的土房被老乡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天棚上新糊的旧报纸透出阵阵油墨的清香，崭新的炕席被火炕烤得暖暖的。刚安顿下来，细心的老人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杭州知青办统一发放的棉裤由于棉花太少，针脚又不密，大部分知青棉裤的棉花已退到小腿处，膝盖部位只剩下两层布。这也难怪，杭州人从来不穿棉裤，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做棉裤。乡亲们心疼了。队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安排知青第二天休息并将所有棉裤按人头分发到各家重新翻絮，限期一天完成。当知青们穿上针脚细密、厚实暖和的新棉裤时才知道，许多人家拆了自家的被褥，抽出本来就不多的棉花絮到了知青的棉裤里。那年头，棉花是计划供应的，要票。

这就是东河的农民。

三、张守来

张守来是东河的生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很年轻，我到东河那年，他才二十二岁。对他的年龄记得那么清楚的原因很简单，我刚到东河的那几天，他正因为公社不让他去当兵而闹情绪，因为那年他刚满二十二岁，是法定服役年龄的最后一年。他个子不高，偏瘦但很结实，眉目清秀，略显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对炯炯有神、不大不小的眼睛，鼻梁挺挺的，嘴很有棱角，在屯子里算个美男子。他口才很好，平时疙瘩溜丘话张口就来，一套一套的，开会发言更是字正腔圆、振振有辞。1969春天的一天晚上，队里召开春耕动员会，他从搞好春耕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到各地块的播种顺序和劳力畜力的安排，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不用稿子不喝水一连说了四个钟头，听得一帮城里娃娃大眼瞪小眼，浑身热血沸腾。我就是听了他的动员，当天晚上向党支部递交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当饲养员，第二天就搬到牲口棚与一个患严重肺气肿和哮喘病的五保户住在一起，开始了我长达三个月的饲养员生活。张守来很能吃苦，干活很利索，铲地、割麦、打草、赶车、打鱼、盖房，样样都是行家里手。他很能喝酒，每顿都要来两盅，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六十多度的北大荒酒一顿能喝一瓶，而且越喝脸越白，越喝话越多，但很少看到他喝醉。他有个善良慈祥的老娘，对知青很好，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张大娘。正是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四年中给了我这个远离家乡父母的知青无尽的关怀，让我在万里之外的东河体会到了母爱。1970年我患细菌性痢疾，张大娘听说用鸡蛋清拌和捣碎的韭菜贴在肚脐上能治病，就每天如法炮制。尽管徒劳，但她给我敷药时那慈祥的面容和心疼的眼神却让我铭记终生。每当他家做点儿好吃的，张大娘都会让她那八岁的大孙子到知青宿舍来叫我，“陈叔呵，俺奶奶叫你去吃饭！”那清脆稚嫩的童音几十年来时常回响在我耳边。

张守来是我成长道路上最初的引路人，是他的培养和重用，使我在东河经受了良好的锻炼，为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0年我从县武装部值班分队回来后，他任命我当民兵排长，后来又当连长，1971年底，他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第二年推荐我接他的班，于是，我在二十岁那年当上了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而他去公社当了武装部长。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由于交接工作耽误了时间，新兵第二天就要出发了，而我却还在百里之外的东河，他二话没说，套上马爬犁，顶着暴风雪，亲自把我送到了县里。一路上，能说会道的他一直沉默着，只管用鞭子狠狠地抽着马。我知道他很矛盾，从感情上讲，他不愿意我离开东河，但又怕耽误我的前程，象他当年一样错过了当兵的机会，而我却沉浸在军旅生活的憧憬中，对他的心情浑然不知。到了县里，天已经黑了，我直接在县武装部换上了军装，参加了新兵的欢送晚宴。宴会上，领导致词，我代表新兵讲话，他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烟。大家都互相敬酒，杯盏之间一片欢声笑语，他却脸色茫然，自斟自饮，宴会还没结束就离席了。第二天，在欢送的人群中我没有看到他。

我走了，踌躇满志地走了，而他还留在那里，留在生他、养他、造就他的抚远。

四、铲地

东北农村历来对强度大的劳动有“四大累”的排名，即“和大泥、脱大坯，拉大锯、割大地”，但在我的记忆里，与“四大累”比起来，还有一种更苦更累的活，那就是铲地。

抚远县的纬度高，又在中国版图的最东面，夏天时，早晨三点天就亮，晚上八点还没黑。每天凌晨，当你还因为昨天的疲劳而死睡在炕上做着游西湖的美梦时，老农李振清的出工哨子就响了。全村男女老少揉着眼睛，扛着锄头，顶着晨星，趟着露水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地边，这时候，东方刚露鱼肚白。打头的一声吆喝“抄家伙！”漫长的一天开始了。

东北有句顺口溜“关东山、三班倒、蚊子、瞎蠓和小咬”。清晨是蚊子和一种叫“糠秕子”的昆虫肆虐的时候，每人头顶上盘旋着一团上下翻飞的虫云，对你发起劈头盖脸的轮番进攻并发出令人心悸的嗡嗡声。尤其是糠秕子，以身体细小如糠屑而得名，看不见，摸不着，专往你身上有毛的地方钻，头发、眉毛、胡子、腋窝、裤裆，钻哪里咬哪里，咬得你抓耳挠腮、浑身冒汗。我亲眼看见几个细皮嫩肉的女知青被咬得脸部肿胀、号啕大哭。

天亮了，蚊虫退了，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似乎永远也铲不到头的垄沟，最长的有几里地，早晨从这头开始铲，中午到那头歇晌吃饭，然后接着往回铲，铲到这头正好收工。在长达十几小时的劳作中，难耐的不仅仅是疲劳，还有单调、枯燥和乏味。人人半哈着腰，两手一前一后握着锄杆，眼盯着苗间的杂草，交替着双脚在垄沟里边铲边走。为了不落在别人后面，我不时用余光扫视着左右，不断调整着速度，力争跟上打头的。刚开始，还有当地农民说些令知青脸红的“黄段子”以鼓舞士气，渐渐的，累了，没人说话了，只听见锄板刮擦泥土的“刷刷”声。

东北的夏天温差大，早晨下地时还穿着厚厚的外套，中午的气温则高达三十多度。烈日骄阳，挥汗如雨，茫茫大地，无处躲藏，搭在头上浸透了水的毛巾，十几分钟就干了。

为了可口，知青食堂的孙美玲在送来的开水桶里加了糖精和醋精，无奈流汗多了缺的是盐而不是糖，光喝不解渴，尿倒是多了。最开心的是工间休息，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插科打诨、抽烟喝水。我的烟瘾就是这么染上的。胡乱撕一片纸，往里撒些旱烟末，卷成喇叭筒状，用唾沫沾上边，掐去头上的纸疙瘩，点上火，深深地吸上一口，又解乏，又熏蚊子，一下子就拉近了与贫下中农的距离，省得农民笑话你“男人不抽烟比女人长胡子还难看”。

最后的冲刺是最难熬的。劳作了一天，筋疲力尽，捏着锄杆子像掂着一根铁棍子。眼看夕阳西下，腹中饥肠辘辘，恨不能三步并两步铲完了事。然而，大自然还要最后考验你，小咬上班了。暮色中，成千上万比蚊子小，比糠秕子大的小咬，对你露在外面的所有皮肤，不论厚薄，反复叮咬，那种突然的疼痛，远非蚊子和糠秕子能比。以至于我一直断定它的口器不是针状颚而是地地道道的牙，否则怎么会那么疼。终于，打头的发话了：“煞愣点儿，铲完了回家！”于是，先到地头的人又回过身来，找铲得最慢的垄沟往回铲，这叫“接垄”，一个接一个，三下五除二，回家喽！

踏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收工的喜悦，准备明天再重复今天的劳动。

其实，铲地的劳动强度并不大，就是太耗时间，是个磨蹭活，娘们儿干最合适。我是个急性子，不适应慢工出细活，宁愿干打羊草、割大锯之类的力气活，憋足了劲儿，甩开膀子，一鼓作气，干完拉倒，因此，但凡有这样的活，我都抢着去。也正是因为打羊草、割大锯，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是后话。

五、陈元发

陈元发是个身材高大、性格倔犟的老汉，我到东河那年他应该有六十了。我与陈元发的交情不仅仅因为我跟他儿子是好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与他有过生死之交。

1968年冬天，东北大地红烂漫，从省市到地县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1969年初春，我作为一名“根红苗正”的知青与徐新月、刘蕴一起被公社革委会指定为东河清理阶级队伍小分队的成员，主要任务是在队革委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内查外调，深挖暗藏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969年3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乌苏里江的炮声使东河的清阶运动增添了反修的色彩。抚远地处中苏边境，在伪满时期和中苏友好的漫长岁月里，确有个别人与当年的日伪政权和后来的苏联有着复杂的关系，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种清查和清理被无限制地扩大化了。一时间，抚远县敌特遍地、人人自危，仅东河这么个屁大的屯子被定为敌特嫌疑的就有三人。陈元发因在伪满时期当过三天胡子（土匪），分过一把雨伞，自然就逃不过这一劫。

每天早上出工前，牛鬼蛇神们被集中到队部，在毛主席像前背诵“老三篇”。陈元发目不识丁、老眼昏花，哪遭得了这份罪，每次都是别人背完了，他还在反复念叨“为人民服务”一句话，免不了招来一顿呵斥。看着这个满头白发，佝肩偻腰，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怎么也不能把他跟“土匪”联系起来。

记得是正月的一天下午，忽然有人来报告，陈元发失踪了。张守来派了十几个人分头寻找，半天也不见踪影。天擦黑的时候，他自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说是想去上吊，在林子里找了一棵歪脖树，系好了上吊绳，抽了三袋烟，左思右想犯不着死，冻得受不了就回来了。这下更糟了，老帐未清，又添新帐，公社当即命令队里派人将他押送到公社去，这个差事派给了我。那是个滴水成冰的风雪天，估计有零下三十多度。陈元发反绑着双手在前面走，我拎着把斧子跟在后面（那时还未发枪）。还没走出二里地，陈元发就站住了，回过头跟我说：“求求你，把我的绳子解了吧，我的手冻得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非把手冻掉了不可。你别怕，我不会跑。”凭我的直觉，他说的是真的。我解开了绳子，他摘去了手套，风雪中我看见他的十指已开始发白。我俩一前一后又走了十几里地，当看见公社的房影时，他又回过头来站住了，大皮帽裹挟下的脸庞显得那么瘦削，眉毛和胡须挂满了冰溜子。他颤巍巍地对我说“再给我捆上吧，被人看见了不好”，语调是那么平静，那么诚恳。他转过身，我在他反剪的双手上胡乱绕了几圈绳子，继续一前一后到了公社。三天后，他回来了。两个月后，他与其他三户敌特嫌疑一起举家内迁到了三百多里外的富锦县，这是当年所有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县普遍采取的政策。

1970年春天，县里纠正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陈元发又举家迁回了东河。有了那次经历，我在他心目里就是个天大的好人，逢人便说“陈新这小子心眼好，够意思，要不是他，我的手早冻掉了。”我当支部书记，他比谁都高兴，扯着嗓子喊“我早就看这小子有出息！”我俩成了忘年之交。当年的东北农村，农民缺钱，但家里养着鸡鸭，种着蔬菜。他馋酒，又缺钱，老是撺掇着跟我搭伙喝酒。每次搭伙，我买酒，他管菜。他喝酒有个毛病，光喝酒，不吃菜，一瓶北大荒几乎都让他一个人喝了，而我则塞了一肚子鸡蛋、鱼干和凉菜。天长日久，我的酒量越练越大，后来也像他一样，成了光喝酒不吃菜的酒鬼。借着酒劲，我曾斗胆问过他当胡子的事，他说：“我哪知道那些人是胡子，穷得没饭吃，有人管饭谁不去？我没抢过东西，更没杀过人，知道他们是胡子后我就跑了，所以只当了三天胡子，分了一把伞。”

六、与死神擦肩而过

1970年8月份的一天，队里抽了六个壮劳力打羊草，我在其中。

东河的草场很美，低处是湿地，水草丰茂，一条小河蜿蜒曲折流向乌苏里江；高处一面坡，依傍着一片茂密的白桦林，林间草地上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经常有野鸡和狍子出没。

打羊草是个力气活。二寸宽、三尺长的芟刀用好钢锻制，一人高的刀把和刀身成直角，呈L状，加上手柄足有七八斤重。打草时，左手握住刀把上端，右手抓住横绑在刀把中部的手柄，抡圆了双臂，手、足、臀、腰同时发力，一刀下去，“刷”的一声，刀身贴着地面，从右至左将茂密的羊草齐刷刷地割倒。这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条一尺来宽、二米来长的弧形刀迹，然后迈上一步，又是一刀、两刀、三刀，如此反复，直到草场尽头，这叫一趟，短的几十米，长则数百米。当地人说，打羊草时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使劲的，连爷们儿的命根子都晃荡，这话一点儿不假。一趟下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脱光了膀子还嫌热，恨不能光腚才好。一趟到头，必须磨刀，将刀把放平，刀头朝上，用一块手指长的石英砂磨刀石，蘸上唾沫，在刀刃的两面来回摩擦。磨好后你再看那薄如纸张的刀锋，蓝汪汪、阴森森，浑身透着一股杀气。

那是个大晴天，骄阳似火，热得出奇，刚打了七八趟就没劲了，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啃点干粮喝点水，歇歇晌再干。于是，大伙儿找了块阴凉地儿，各自磨完刀，将刀头冲上，刀把朝下插在地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吃喝起来。打草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芟刀都不准平放在地上，因为刀刃锋利无比，放在地上被草掩盖不易发现，万一不小心踢到，脚脖子就削断了，因此，休息时必须将芟刀倒插在地上，而且要插牢。那天的事就出在插刀上。一块苞米面饼子还没下肚，我眼睛的余光就眇见其中的一把刀摇摇晃晃，开始倾斜。抬头一看，“不好！”一把未插牢的芟刀，刀尖朝下，直挺挺地朝我们六个人砍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左手支地起身，右手迎了上去，本想抓住刀把，没想到正迎在刀锋上。芟刀被我隔挡后歪倒在人堆外，而我的手掌外侧却被重重地砍了一刀，我下意识地捏住了伤手，尽管当时并不感到疼，但凭我的经验和直觉，这一刀砍得不轻。伙伴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傻了，缓过神来才明白刚才的一刹那间我们都与死神擦肩而过。王振华起身要给我包扎，我捏住伤口的手稍一松开，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溅得他满脸都是。我知道手掌的小动脉被砍断了，光包扎是没用的，必须尽快缝合。我吩咐王振华立即赶回队里给公社卫生院打电话做好手术准备，我捏住伤口，将伤手举起高于心脏，径直朝二十里外的公社走去。一路上，咕咕的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顺着手脖子往下淌，很快就浸透了衣袖，一阵阵钻心的剧痛搅得我心烦意乱，掐住伤手的好手也渐渐地麻木了。

公社卫生院到了。说是卫生院，实际上只有一位刚从佳木斯医学院毕业的卢大夫，唯一的护士是从北岗生产队抽上来帮忙的小费姑娘，根本就没经过专业训练。我在门诊桌边坐下（没有手术室），在卢大夫紧张的眼神下慢慢的松开了伤手。连我自己也惊呆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口从小指根部一直延伸到手腕处,足有十厘米长，张开的伤口里沾满了刀锋上残留的磨刀泥屑，黑的、红的夹杂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经卢大夫检查，这一刀深达掌骨，肌肉、血管、神经、肌腱全被切断，需内外缝合两层才行，而且不能保证术后手掌功能完全恢复。更让人揪心的是卫生院从未动过手术，没有麻醉药库存，于是，缝合手术就在没有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卢大夫用一条绷带将我的伤手绑在椅子扶手上，让我转过头去不要看，小费站在我左面，扳住我的肩膀以免乱动。首先是清创和消毒，双氧水和酒精棉球在我的伤口里来回涂擦，沾在伤口里的磨刀泥屑很难洗清，一遍又一遍，疼得我满头大汗、咬牙切齿；然后是缝合肌肉，最后缝合表皮，内外两层十六针，总算熬过了这漫长的四十分钟。松了一口大气的我感到一阵眩晕，紧咬着的牙关僵硬得张不开，短裤都被汗水湿透了。卢大夫脱去手套，摘了口罩，竖起大拇指夸赞道：“小伙子，好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不过如此。”一周后，由于我带伤参加麦收，伤口感染了，排脓、打针、吃药，折腾了一个月才痊愈。但正像卢大夫所担心的，右手掌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小指和无名指无法弯曲。

一直到今天，每当冬季气温低的时候，别的手指都正常，唯有这两根手指是冰凉的。

七、老瘊巴

老瘊巴的大名叫邢横修，是东河唯一的五保户，叫他老瘊巴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东北人把这种病叫瘊巴，冠以老字是因为他已年近七旬。他从未娶过媳妇，自然也无子嗣，符合五保户条件，按有关规定，享受每月10元钱的固定补贴。老瘊巴是胶东人，年轻时闯关东来到抚远，尽管风烛残年、浑身是病，但当他颤巍巍地站在你面前时，还是能从他那佝偻的身影里看到他粗壮的骨骼和高挑的身材，让人想到他年轻时一定是条壮汉。听老人们说，老瘊巴早年念过书，是满洲国的秀才，当过私塾先生，下过煤窑，淘过金子，挖过人参，倒腾过烟土，挣过大钱，是个享过福的人。由于放浪形骸，吃喝嫖赌，在烟馆和窑子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染上了脏病，成了瘊巴。

村西头有两间破旧低矮的草房，是队里的饲养棚兼豆腐房，南边那间有一铺炕，成了饲养员的休息室和老瘊巴的家。1969年初春，我当上了饲养员，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彻底改造世界观，我夹着铺盖来到饲养棚，与老瘊巴在一起待了三个月。老瘊巴的病真的很厉害，躺下就喘不过气，只能盘腿坐着睡觉，一床从来不洗的被子抱在怀里，一种姿势坐到天亮。他的咳嗽很可怕，一阵接着一阵，发出各种怪声，在一阵急促的、似乎马上要窒息的咳喘后，吐出一大口浓痰，呼吸才稍稍平息。我不管多累，晚上睡着时还是常常被他吵醒。昏暗的油灯，晃动的身影，弥漫的异味加上他那撕心裂肺的咳喘声，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老瘊巴很博学，尤其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四大家族的族谱、各种人物的关系、宝黛爱情的脉络……一说起这些他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咳喘都减轻了许多。他有一套线装的民国版《红楼梦》，有一次，为了炫耀他的学问，他让我随意挑选任何一页的任何一首诗词，只要我念头一句，他就能接着往下背。果然，我前后选了十几首，每一首他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这首诗词出在哪一章哪一回以及和上下文的联系，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年头，《红楼梦》几乎是禁书。十年后，当我在大学里第一次从头到尾读这本书时，老瘊巴说红楼的情景老在我眼前晃动,“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那胶东腔的“好了歌”似乎就在耳边萦绕，久久挥之不去。

老瘊巴最得意的时候是过年，各家各户都请他写对联。每当这时，他都会洗脸净手，摆开文房四宝，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研好墨汁，把红纸放正摊平，将狼毫在砚台里舔几下，端肩含胸、匀吸静气、落笔有神、一气呵成。上联写罢，坐下喘半天，再写下联。围观者无不赞叹。再看他，两眼有神，红光满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全然没了病态。

老瘊巴有三件宝：一本民国版的康熙字典、一副玳瑁框的水晶玻璃老花镜，一把日军炮弹皮打的鹿角把匕首。他曾许诺（也算是口头遗嘱），一旦他死了，老花镜送给李振清，那是他多年的老哥们儿；康熙字典送给张金发，张当时是小学校的老师；那把匕首就送给我，因为我经常帮他挑水干杂活。1970年冬天，他要死了，就把三件宝贝一一送给了我们三个人，后来他又被知青出身的赤脚医生刘蕴救活了，于是，他又从我们手里把三件宝贝一一要了回去，因为只要他还活着，这三件宝贝就是他的精神依托。

1971年早春，他真的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当发现他不行的时候，队里立即安排女知青邵勤赶着马爬犁送他去公社卫生院。到了公社，卫生院下班了，只好先把他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准备明天再看病。不料当天晚上他就死了。听公社的人讲，当晚有沈阳军区架线连的十几个战士跟他睡在一铺炕上。半夜，有个战士起来撒尿，发现他上身搭在地上，下身还在炕上，已经咽了气。估计他是发高烧渴了，想起来喝水，一头栽倒起不来就死了。他无儿无女，丧事是公社办的。一口杨木板的薄皮棺材装殓了他，葬在抓吉和东河之间的战备公路边。由于当时冻土还没化，用镐头硬刨的坟坑，堆在坟头上的大块冻土春天开化后塌落，露出了棺材头。公社的知青杨元一打电话告诉了我。

第二天，我拎着一把铁锹，到老瘊巴的坟头上为他培上新土，把倒在地上的墓碑扶起重埋。说是墓碑，实际上只是一块粗糙的杨木板，上面用毛笔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邢横修之墓”。

八、鲑鱼期

乌苏里江盛产鲑鱼，当地人叫大马哈鱼。每年8月初，数以千万计的大马哈鱼从鄂霍茨克海进入前苏联的阿穆尔河溯水而上，于9月初到达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在位于抚远县境内的黑瞎子岛分道扬镳，其中大部分转道乌苏里江继续上行，目标是兴凯湖，目的是产卵。于是，每年的9月初至10月上旬就是捕捞大马哈鱼的黄金时节，俗称鲑鱼期。抓吉公社地处乌苏里江下游，是大马哈鱼洄游的第一关，素以水域宽阔、江底平缓、鱼群集中、捕捞量大而著称，为抚远县六大鱼滩之首，其中的乌苏镇滩地更是闻名全国，因其位于中国东极而被胡耀邦题词誉为“东方第一哨”。

打鱼在许多人眼里是件浪漫、轻松的活，然而，当你置身其中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一种叫大花鞋的木质平头渔船，又大又沉，一前一后两个人、两副棹，在水流湍急的乌苏里江逆流而上，到鱼滩的上游下网，一片淌网百八十米，四片网连在一起三四百米，一头系一个救生圈作标记，顺流而下，在鱼滩下游起网，然后划着满载的渔船逆流而上回出发地排号。这一趟下来一个半小时，体力消耗很大。当风力达到四级以上，江面白浪涛天，站在船头下网是件很危险的事，经常发生因网衣被大风吹起缠绕在身而落水的事件。我有一次就因网衣挂住衣扣而落入江中，好在从小会水，情急之中迅速摘除了网线，奋力挣脱了新买的长筒胶靴，捡回了一条命。大马哈鱼过鱼量在9月中旬达到高峰，当地人叫“囊盆儿”，鱼多得捞都捞不过来。江面上每隔五十米就有一趟网，正像当地人所说的“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别看渔网密密层层，但哪一网都能打个百十来尾，最多的能打三百多尾。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打鱼人不分昼夜连轴转，几天几夜不睡觉，困得在船板上倒头就睡，渔船漂到老毛子（苏联）岸边都不知道。有一年，一条渔船失踪了两天没找着，当边防军的巡逻艇在下游的一片柳毛丛里找到这条船时，两个渔民仍在睡梦中，其中一位嘴里还含着未下咽的半个馒头，嘴巴、鼻孔、耳朵里爬满了蚂蚁。

当年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冲突时有发生。抓吉对岸是老毛子的军事基地，名曰二站，驻有几百名边防军人和几艘炮艇，经常越境骚扰中国渔民正常渔业生产，撞击渔船，抢走渔网，甚至绑架渔民。中国人也不示弱，牢记毛主席教导“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先礼后兵，后发制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有理、有利、有节。”这就是著名的对敌斗争四十六字方针。每条渔船都装备有一支五六式7.62毫米冲锋枪和两枚反坦克手雷，随时准备反击苏军的挑衅。好在珍宝岛事件后，双方都比较克制，尽量避免冲突升级，因此冲突仅局限于动口动手，但始终未动枪炮。听说萝北县有个罗姓杭州知青，被苏军炮艇撵急眼了，举起反坦克手雷大喊一声“打倒苏修！”吓得老毛子掉转船头就跑，一时传为佳话。

鲑鱼期不仅仅有疲劳和危险，也有收获的喜悦和小歇的悠闲，更有乌苏里江的秀美景色带给你的恬静和惬意。下完网，把漂子往江里一扔，卷上一棵烟，点着了，在船板上一躺。唠唠嗑，想想家，哼哼《乌苏里船歌》。江风轻轻地吹拂着疲惫的身躯，浪花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啪嗒声，使人昏昏欲睡。“哗啦”！有大鱼触网了，泛起阵阵涟漪，一条、两条、三条……抓着网头绳，能明显感觉到大马哈鱼触网时的冲击力。这时，你就像抽了大烟似的立马精神起来，心里盘算着“这一网肯定不少”。起网喽！哈下腰，卯足了劲儿，两手抓住渔网，一把接一把紧着倒腾。有的鱼重达一二十斤，劲大得很，裹着网衣东一头、西一头在船底乱蹿，这时不能硬拽，否则很可能挣破渔网，须一只手轻轻将鱼头拎至水面，另一只手抓起砍钩对准鱼鳃恨恨地一钩，一使劲连网带鱼拽进船舱。看着银灰色的大马哈鱼在水面扑腾挣扎，象蒜辫子一样一嘟噜一嘟噜地被你拽入船舱，堆在那里像一座小山，所有的疲劳都会烟消云散。天黑了，人累了，肚子饿了。在沙滩上拢起一堆篝火，从鱼获中挑一条三四斤重的金黄色大鲤子，杀上一大盆生鱼肉，加入葱、蒜、醋、盐和辣椒油一拌，就着北大荒酒，狼吞虎咽，那种鲜美可口、悠闲自得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篝火越烧越旺，冲天的火星在夜空中升腾飞散，与江中的点点渔火交相辉映，在漆黑的江面上绘出一幅光和影的图画。

九、值班分队

我在东河的四年是中苏关系处于临战状态的四年，抚远三面临敌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我的知青生活充满了火药味。尤其是1969年8月至1970年4月我奉命参加刚组建的抚远县武装基干民兵战备值班分队，配合边防军执行巡逻、站岗、护航、护渔、战备施工等任务，十个月的经历充满着各种艰苦和危险，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难以忘怀。

滩的瞭望哨

抚远县城坐南朝北一面坡，雄踞在浩瀚的黑龙江边，俯瞰着苏联西伯利亚广袤的原野，天晴时不用望远镜就能看见西伯利亚铁路上奔驰的火车和哈巴洛夫斯克东正教堂的金顶。在县城西面三公里的江中心有一个不大的岛屿，叫大夹信子岛，因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方把大夹信子岛和黑乌两江上的600多个岛屿一起划为所谓“争议岛”，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边界争端。1968年，发生了“大夹信子岛”事件，几十名苏联边防军人在炮艇的掩护下，公然入侵大夹信子岛，破坏了岛上中国渔民的生产生活设施，绑架了两名中国渔民。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两国的边界争端升级为直接的武装冲突，抚远县的战备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为表明中国政府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上级领导要求抚远县定期派渔民上岛正常生产，并在与大夹信子岛隔江相望的我方一侧建立由武装基干民兵值勤的边防哨所，这个地方叫大滩。1969年8月，我随值班分队一班进驻大滩，在离岸边三十米处建起一座十八米高的木质瞭望塔（老百姓管它叫大架子），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战备值勤。

二班有十二名战士，班长姓洪，外号洪大牙，是县中学的老师；副班长叫李黄，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高才生，县气象站长（现任国家气象局副局长）；战士中有一半是杭州知青。一顶军用帐篷就是我们的宿舍，唯一的战备设施就是那座瞭望塔。每天，全班人分六组，两人一组轮流上塔执勤，两小时一换岗。每当我肩挎冲锋枪，手持望远镜，站在瞭望塔上，一种发自内心的豪情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前方是近在咫尺的敌国领土，后方是我的祖国，虽然我们只有十二个人，但在我们的身后有七亿中国人民。“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首歌正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大滩这个地方是一片稀树湿地，地势低洼，黑龙江水位稍一上涨，我们的帐篷就泡在水里，进出穿胶靴，人在水上睡，空气潮湿得连被子都能拧出水来。天长日久，湿毒缠身，我的脖子后面长出一个馒头大的疖子，又红又肿，疼得不能抬头。哨所没有卫生员，也没有药品，只能硬撑着每天坚持站岗巡逻。一天，我和几个战友下江洗澡，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伸手摸摸疖子有点儿软了，于是我狠了狠心，两手往后掐住疖子，把头扪在水里狠狠地一挤，顿时疼得眼冒金星，站立不住。当我抬起身来，眼看着水面上连脓带血，红的白的漂了一大片，摸摸疖子，瘪了。那时候的人体质好，就那么一挤，不打针、不吃药，撕一张破报纸往上一贴就好了，撂到今天肯定血毒攻心，非得败血症不可。大滩除了潮湿，蚊子是一大灾难。当地人说“抚远的蚊子老毛子种，黄皮黄毛长骨头”，这话一点儿都不假。铺天盖地的蚊子逼得你成天拿块手巾不停地扑拉，要不一捏咔吧响的大黄蚊子一会儿就叮满了你的全身，连衣服是啥色儿都分不出来。分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防蚊帽和一瓶防蚊油，但有时麻烦更多，只要有一只蚊子钻进帽里，拍不死，撵不走，还不如不戴呢；防蚊油涂多了，皮肤过敏，肿得眼都睁不开，还不如蚊子咬呢。

最紧张的当然要属边境事件了。一天夜里，苏军的一艘炮艇关闭了引擎和灯光，从上游顺水而下悄悄地靠上了大滩。突然，两盏探照灯惨白的光柱罩住了整个瞭望塔，晃得两个哨兵啥都看不见。紧接着，一阵俄语的吆喝声和零乱的脚步声包围了嘹望塔，听声音足有十几个人。哨兵情况不明，又无法通知哨所，只好退到塔楼里，子弹上膛，手榴弹拧盖，守在入口的翻盖处随时准备战斗。等我们听到动静赶来，苏军的炮艇已经撤走。估计是苏军看到大滩新建了一个瞭望塔，不明就里，仗着船坚炮厉，趁黑夜的掩护过来看个究竟。自此以后，了望塔安上了电话，哨所配备了反坦克火箭筒，以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大滩的夏秋之交多雷雨，瞭望塔仓促上马未安装避雷针，为此险些出了大事。那天是刘为平（杭州知青，现为高级律师）站岗，后半夜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一声炸雷把他打趴在地下，半天才起来。他本可以下楼避雷，但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在自己的哨位上一直坚持到我们来换岗。天亮后，当我看到瞭望塔遭雷击后的惨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四面木栏杆有三面被雷火烧焦。如今，每当年过半百的他谈起此事，心有余悸中仍透着一丝宽慰和自豪，因为在他十七岁那年，当祖国需要他的时候，在危险降临的关头，他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条真正的汉子！

护航，是武装舰艇在水上保护己方非武装船只的战术行动，你听说过陆上的武装人员保护水上舰艇的护航行动吗？我就参加过这样的行动。

1969年10月的一天，队里接到县武装部的通知，要我们派一个班，全副武装赶往通江公社团结队境内的抚远水道执行一项护航任务。原来，有一艘我方海军舰艇在黑龙江上游执行完护渔任务后，要赶在封江之前驶回位于乌苏里江上游的兴凯湖基地泊锚。返航计划先沿着黑龙江东进，经抚远县境内的抚远水道往南进入乌苏里江。抚远水道原来是中国的内河，自西北向东南连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它的东北面就是面积达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又称黑瞎子岛。由于原黑乌两江的主航道沿黑瞎子岛外侧直接从前苏联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洛夫斯克（伯力）城下经过，一直是前苏联政府的一块心病。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前苏联强行占领了黑瞎子岛，从此，来往于黑乌两江之间的中国船只，只能从抚远水道通过。抚远水道团结段地形险恶，河面宽不足百米，对面黑瞎子岛上有一条马掌形的小河，两端的开口都与抚远水道连接，老百姓叫它“圈儿河”，驻有苏军的重兵和一支海军舰艇部队。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据可靠情报，苏军很可能借助“圈儿河”的有利地形对我方返航的舰艇进行挑衅和拦截。护航班的任务是在预定地域设伏，在一旦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接应舰艇靠岸并掩护舰上官兵经陆路撤退至安全区域。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二班。出发前，县武装部的朱参谋和薛干事向我们交代了任务的具体细节并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最后要求我们每个人把私人物品归拢好并留下遗言和通讯地址，以便牺牲时能将遗物转交家人。“写遗言？”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看来这次任务真的很危险，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一种随时准备为国家为民族慷慨赴死的悲壮油然而生。

我方舰艇通过圈儿河水域的时间为次日上午十点钟。为隐蔽战术意图，我们傍晚出发，晚上九点到达团结屯宿营，第二天拂晓出发赶往伏击地点。10月中旬的抚远已是寒气逼人，晨曦中，满地的浓霜发出阵阵白光，队伍在齐腰深的草丛中艰难行进。突然，一条二十来米宽的小河横亘在我们面前，这是前往伏击地点的必经之路，班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将装备举过头顶，从没胸的水中趟了过去。深秋的河水冰凉刺骨，扎得你骨头疼，上下牙止不住的打架，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上岸后，天已大亮。从前方一直到江边是一块宽约三百米的开阔地，趴在没膝的草丛中看见对岸苏军的瞭望塔阴森森的监视着我们。显然，常规行军是不行了，必须匍匐前进方能隐蔽进入设伏地点。这是一块沼泽地，全副武装在泥泞中匍匐前进三百米，对我们这些没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民兵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设伏地点选在河边仅有的一片柳毛子丛中，这儿有团结屯民兵修筑的简易工事。进入阵地后，班长布置好每个战士的火力位置，大家各自擦拭武器装备并以隐蔽的姿态对工事进行了简单的修复。离预定的接应时间还有三个小时，除了一个哨兵观察敌情外，其余的人都蹲在战壕里休息。秋风萧瑟，过河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在心里，敌人近在咫尺，不可能生火烘烤，只能蹲在战壕里瑟瑟发抖。我探起头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终于明白上级为什么要我们留遗言了。往前看，河对岸铁丝网星罗棋布，明碉暗堡睁着黑洞洞的眼睛，上下游方向各有一个瞭望塔，端着冲锋枪的苏军士兵在塔楼上来回溜达；往后看，三百米的开阔地无遮无盖，泥泞不堪，用最快的速度跑也得五六分钟才能通过。看不见的是隐蔽在对岸丛林里的装甲车，还有停泊在圈儿河的炮艇。

九时五十分，随着哨兵一声低沉的报告“来了！”一艘蓝灰色的中国海军舰艇劈波斩浪向我们的阵地驶来。阳光下，舰艇的前甲板主炮高昂着头，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凛冽的寒风中迎风飘扬，顿时，一种庄严神圣的情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多少年后我都忘不了那一刻的感受：在两国交恶的边境，大战在即的阵前，我，一个普通的中国民兵，将以自己的勇敢和无畏向祖国表达忠诚。突然，在阵地的上下游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了两艘苏军炮艇相向开来。班长一声令下“准备战斗！”我将手榴弹拧开了盖，手雷安上了雷管，子弹上膛并将枪口对准了敌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敌艇越来越近，几乎贴着岸边驶近我的眼前。我清楚地看到右舷甲板的高射机枪位置上站着一个苏军士兵，两手紧握着射击手柄。他显然也看到了我，无檐帽下一双蓝色的眼睛露出仇恨而惶恐的光。我的右手食指搭在扳机上，枪口始终对着他，心想：只要他稍有企图我就先敌开枪。空气紧张得几乎要凝固了，这时双方只要有一个人不小心走火，一场恶战顷刻间就会爆发。时间在令人窒息的紧张中慢慢地逝去，就在我们的阵地面前，相向行驶的两艘苏军炮艇从我方舰艇的左右两舷擦肩而过。此时中国舰艇驶离岸只有十几米，高大的舰身象一座山峰巍然屹立。指挥台上，一名中国海军军官向我们的阵地敬了一个潇洒的军礼，舰艇乘风破浪向北驶去，渐渐地消逝在视野中。

几年后，我在当兵时曾用学到的军事知识对这次护航行动的结果做过战术推定：战斗打响，苏军炮艇同时从圈儿河两个出口向我方舰艇进行夹击；我方舰艇火力在护航部队轻武器的配合下进行坚决的还击并击沉一艘敌艇；我方舰艇靠岸，舰上人员迅速撤离；苏军强大的陆上和空中火力对我方舰艇和阵地进行压制，伤亡很大；幸存者在通过开阔地时全部牺牲。

190高地坑道

抚远县城东、西、南三面环山，与北岸一马平川的西伯利亚平原比起来，群山突兀，居高临下，在军事上占尽地形的优势。群山中的制高点是一九零高地，位于县城东面一个叫石头窝子的地方，紧靠黑龙江边。在一九零高地设防，一旦战争爆发，既可依托有利地形阻击苏军的第一波攻击，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又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掩护大部队和老百姓向后方转移。1945年8月，苏军进攻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其北方集群的一支就是从抚远正面发起攻击，尽管有强大的炮火支援，仍然伤亡很大，至今在抚远县城西山头仍立有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正因为如此，1969年11月，沈阳军区下达了在抚远县的三个高地同时修筑三条战备坑道的命令，其中的一九零高地坑道由值班分队施工，另两条由驻守抚远的1461部队负责施工，要求在三个月内施工完毕。三个月后，工程按期完成，我也因表现突出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有个口号：“把时间抢在苏修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似乎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由于抚远与苏联仅一江之隔，三面临敌，与内地人比起来，那种大战在即的紧迫感既现实又真实。

一九零高地为火山岩台地，石质坚硬，设计中的坑道为马蹄形，全长九十多米，在离山顶三十米处分东西两个洞口相向掘进。时值严冬，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多度，加上地质条件差，施工难度很大。当时，整个值班分队连队部和炊事班都算上也不过四十人，两个作业面同时施工，三班倒排不过来，只能两班倒，每天人均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当时我已在队部当通信员，依条例不用参加一线施工，但急于请战的心情促使我主动要求跟班作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精神状态跟同样身为通信员的黄继光要求炸碉堡是一样的。坑道作业不但时间长，而且强度大，打眼、放炮、清渣、撑顶，尽是力气活，十几个小时下来，精疲力竭，走路都打晃。尤其是夜班，坑道内通风差，内外温差达几十度，出外穿棉袄，进洞光膀子，昏黄的汽灯在炸药的灰烬和残烟中发着红光，石屑和粉尘充斥着鼻腔和咽喉，一阵接一阵地咳嗽，吐出的痰都是黑的。到了后半夜，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抡着铁锤打瞌睡，一位战友的两颗门牙就是那么被我打掉的。最危险的是排哑炮，一个断面七八炮，捂着耳朵数炮响，听到少响一炮，心都揪起来了。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让战友们隐蔽，独自一人凭经验小心翼翼地扒开石渣，露出炮眼，抠去填充物，重新装上雷管起爆，稍有不慎，就会血肉横飞，后果不堪设想。一天晚上，下班前的最后一排炮有一发哑炮，等换上电雷管，发现导线被炸得只剩十几米长了，如果下山去取，一来一去起码一个多小时。为了抢时间，我让战友们撤出坑道，用两辆手推车做掩蔽物，就在离爆破点十几米处引爆了炸药。爆炸的气浪连车带人将我推出好几米，好在无甚大伤，就是耳朵被震聋了，好几天只见人张嘴，听不见人说话。

冬季施工，吃饭是件令人头疼的事，由于施工现场离营地距离较远，为了抢时间，早班的人往往自带干粮。天寒地冻，馒头冻得像铁疙瘩，吃饭时撅一堆梢条，拢一堆火，烤一圈啃一圈，一口馒头一口凉水，那滋味今天都不会忘记。战友们自豪地称自己是抗联战士，与前辈一样“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满腔豪情溢于言表。由于缺人手，没有专门人员运送撑顶木，每天只能由当班战士上班时顺便扛上去。一九零高地坡度很陡，雪深过膝，空手上山都很累，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扛着两米长、碗口粗，重达几十斤的撑顶木上山。我经常一次扛两根，一肩一根，一步一喘，心跳得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那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挺住！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坑道在我们的拼搏中一米一米地掘进，终于在最后期限的前三天打通了。战友们欢呼着，跳跃着，布满硝烟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泪水。我将破棉袄高高地抛向天空，对着苏联的方向大喊：“来吧，俄国鬼子，老子在这儿等着你们！”

1996年冬天，我带着女儿回抚远过年，又来到阔别二十九年的一九零高地。坑道口塌了，洞内的撑顶木七歪八倒，石壁上渗出的水冻成了冰溜子，当年倾倒石渣的山坡上已长满了梢条和荆棘，一根铁锈斑驳的钢钎斜插在地上，似乎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什么。极目远眺，抚远县城炊烟袅袅，人来车往，一片和平景象。还是一览众山的一九零高地，还是千里冰封的黑龙江，只是早已没了当年的战火硝烟。是啊，和平多好！然而，没有战争的准备就没有和平。善良的人们都盼望铸剑为犁，但和平的辩证法告诉我们：须有剑，才有犁。在那些剑和犁的铸造者中，有我们全体战友的名字，他们叫“值班分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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