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之源】

片段与完整

吴昕孺

说起1954年，母亲的脸便沉下来。这种“沉”不是阴沉，而是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一种震颤，是往事的激流冲出岁月地下河之后所展示的兴奋的腾跃。母亲就是这样，从生活的平台上，猛然往下一跳，她的双手每次都下意识地抬起，像交响乐指挥一样，她要指挥一场久违的洪水。那年春天，天空就像一只被打破的盆子，兜不住水，一天到晚雨下个不停。从春初到春末，田里的禾苗只有水喝，没得太阳晒，叶茎长得又粗又长，谷子却瘪塌塌的，总是饱满不起来。金江的水迅速上升，像一条暴长的巨龙，舌头已经舔着了文家大院的阶基。

怀着身孕的外婆坐在厢房里纺纱，她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因为外面难得地停了雨，天色很不好看，地表泥泞不堪，仿佛一支侵略军撤退之后留下的废墟。外婆把15岁的姨妈和11岁的母亲喊过来，叫姐妹俩赶快去田里捋些谷子回来做粑粑。母亲说，谷子还没熟呢？外婆叹了口气，这死鬼天气，谷子哪熟得了，再不钻雨空子弄些回来，都会被洪水吞掉去。母亲和姨妈就去了自家田里，因为靠近河堤，那些田叫边丘。母亲捋谷子时，手被谷子的尖齿划伤了，她连忙把手指放到口里去吮吸，一抬头，她吓坏了：前方的水浪像从天上跑下来的魔怪，成群结队地直向村子冲来。她要姨妈快看，两个人立马像惊弓之鸟一边喊一边往回跑，跑到家里，邻居隔壁都在往外面搬东西，外婆依然气定神闲地坐在厢房里纺纱。母亲喊道，大水来了！外婆说，早几天的大水刚到阶基上，没进屋，今天也不会的。她不知道，今天换了一拨大水，这是一拨穷凶极恶的大水，它们追着姐妹俩的脚后跟进屋，外婆的话音未落，屋子里已是浪打着浪了。外婆急忙扔掉手中的纱线，扶着屋里的婆婆（母亲的奶奶），扯着年幼的小崽（我的舅舅），疾步往大院背后的高地驻马坡撤。撤到半路，母亲回头望去，洪水已经淹到屋子的窗户。她猛然甩掉外婆的手，劈波斩浪，回到自己家里，家里什么都淹了，只有一只碗柜腰板挺直竖在墙边，准备就义。母亲使出浑身之力，将碗柜推倒，任凭瓷碗哗啦啦滚落水中，她借助水的浮力推着空碗柜出屋。刚到外面，轰！身后传来巨响，房子垮了。这时，听到外婆在驻马坡上一声嚎叫：“我的女啊！”她以为母亲必葬身水底无疑。五分钟后，当母亲的小脑袋和碗柜一起漂到她面前时，她又是一声嚎叫：“我的天啦！”紧紧地把母亲抱在怀里。百多号人站在驻马坡，眼见得黄汤漫漫，波涛汹涌，周围房屋像积木一样倒塌，不时响起百年老墙英勇就义时喊出的壮烈口号。

这场大洪水结束了1954年春天的雨季，也摧垮了历时百余年的文家大院。据母亲说，那个大院住着文姓六七家，有两个天井，还有回廊，不亚于我们现在买门票去看的古镇。水退后，外婆家损失最为惨重，只搬出了一个碗柜。被子、衣服都是从泥浆里掏出来的，怎么也洗不干净，穿在身上硬梆梆的，像一件铠甲。外公用杉木在驻马坡搭了一个稻草棚，一家六口在稻草棚里住了三个月。当时没有募捐一说，政府对每个受灾户的救助措施是发一根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的大枫木。把这根枫木锯成板子，加上自家山上的杉林，外公又在金江河边建起了一座土砖屋，上面盖着稻草。我一岁到六岁半时，就是住在这个屋子里度过了一段天真的童年。

建屋时，姨妈和母亲都被当做全劳力使用，尤其是15岁的姨妈，和成年男人们一起搬砖担泥，每口砖有二三十斤重，每天起早摸黑地干，经常累得身子散架。

10月，外婆躺在新屋的床上，两眼望着屋顶的稻草，她看见一片金黄的稻浪，像飘扬在天空的一面金黄的旗帜。一个金黄的婴儿向她招手。她眼睛一闭，心里一热，细姨出世了。

母亲只身冲进洪水救出一只碗柜的壮举，在村里传为美谈，旋即传到乡里，传得就有些神乎其神，似乎加进去了只身救母之类的传说。母亲个子高，懂事早，眉清目秀，没人不相信她在大难临头时会做出些常人莫及的事情来。她开始受到非同一般的关注。但紧接着，人民公社弄得全体社员饿肚子，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添霜，身体一直很好的外公饿到肚皮贴到背上，瘦高个子看上去仿佛一张竖起的人皮。这张人皮终于竖不起了，一倒下去就再没有站起。1959年，外公被活活饿死，外婆从此守了整整40年寡。

外公去世让这个缺乏劳力的家愈益穷困。那时的人们像大地一样宽厚、淳朴，好多人都想帮助她们——除了尚年幼的舅舅，外婆家一字排开全是女性：外婆的婆婆、外婆、姨妈、母亲、细姨。外婆的婆婆年迈，外婆当家，姨妈是个埋头做事、不太说话的人，细姨刚学会说话。如果家里要站出来一个人，只有母亲了。母亲想出去闯荡，因为憋在家里无法改变局面。这时，母亲已经读了四年初小、两年高小。她听到一个机会，说县文化馆要招一批农民作家，条件是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读后感和一篇关于家乡的散文、一首富有时代感的诗歌。写得好的将被录取到文化馆去培训20天。年轻的母亲对文学毫无概念，贸然报了名。她从生产队长家里借一本《红岩》，写了一篇《红岩》的读后感。关于家乡的散文，她写的是参加民兵的感受，题目叫《金江青松》。诗也写好了，一起寄到文化馆。自己底子薄，母亲没抱太大希望。过去很久了，没有音信，就没想起这回事。几个月后，她发现问题颇蹊跷，一是她收到文化馆寄来的写作资料，资料中称她为学员；二是她竟然收到一本从北京寄来的《中国青年》杂志和8元钱稿费，上面赫然刊载了她的《金江青松》。奇怪啊，除了把文章寄给县文化馆，她从不知道投稿一事。不久，事情水落石出，原来是母亲的粟姓表姐在村上拿了县文化馆寄给母亲的培训录取通知书，她没有给我母亲，而是自己冒充“文淑桃”去了，结果去了那里，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块搞写作的料，上几天课又回来了。那时的邮政不送到个人手里，所有信件放在村供销社柜台的一角，由熟悉的人互相代为拿回。母亲家离村供销社有六里地，她不常去那里，那时不使用身份证，我说我是谁我就是谁。没想到，这一次只是开了顶替的先河。

写作培训不能改变命运，母亲没放在心上。很想读书的她，进了不要学费的农业中学；没料到农业中学一天到晚挑河沙、炼钢铁、烧水泥，晚上在人家祠堂里上几节课，还没有老师。母亲决定去考正规的九木中学，学校离家不远，那里后来成了我姐、我和我妹妹的出生地。母亲考上了，交不起学费，外婆把1954年大洪水之后政府救助的枫木剩下的板子卖了10块钱。母亲读中学仅仅交了这一次学费，以后全部由奖学金垫付。初中毕业之前，全国掀起中学生返乡的热潮，根正、苗红、家贫的母亲又被学校敲锣打鼓、披红戴彩地送回了家。母亲在大队担任团支书、会计，得到重点培养，相继参加县、市各种表彰会议。

1962年，母亲早早达到她人生荣誉的巅峰，作为长沙县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了湖南省首届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另一个女孩冯建，是养猪的劳动模范代表。冯建和不久前意外去世的雷锋是好朋友，他们密切的通信致使组织上一度以为冯建是雷锋的女朋友。那时，长沙县很大，包括现在的长沙县和望城县，雷锋和冯建实际上都是望城人。冯建送了一张雷锋的照片给我母亲。我读小学时还在家里的影集里见过这张照片，大约是夏天拍的，雷锋穿着背心，挎着枪，很英俊。遗憾的是，一位长沙的彭姓知青和我妈同在罗岭小学教书，他喜欢画画，一定要借了照片去画雷锋像，不慎遗失。每次谈起这张遗失的照片，母亲就眉头紧锁，心疼不已。

母亲本有一跃龙门的机会，冯建就作为湖南省首届知青大会的代表到了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母亲却回到了她的村庄，继续和乡亲们打成一片。

1963年8月，长沙县政府和望城县政府分别推荐我母亲和冯建到湖南农学院读大学。冯建去了，回乡后成了一名农技干部。我母亲事先没有得到消息，农学院把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公社。公社徐社长看了说：“淑桃（母亲叫文淑桃）家里穷，给她一份工作才对头啊！”他跑到县里帮母亲弄到一个民办教师的指标，然后将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给了他自己的儿子。徐社长邀功似的告诉她事情真相，要母亲感谢他。母亲痛心疾首，泪眼盈盈。

不觉到了1964年。21岁的母亲经历种种沉浮、跌宕，决定与我的父亲结婚。父亲从长沙师专俄语系毕业分配到九木中学时，母亲已经回乡。现在要花点笔墨谈谈父亲的罗曼史。父亲一生对党感激不尽，因为党治好了他的先天性对子眼，还送他读师专。他学的专业俄语碰巧让他和一位俄罗斯女孩交上了朋友，鱼雁往返，深情款款。但不久，连国家之间的蜜月都度尽了，个人交往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几十年后，父亲的这桩情史由母亲讲给我们听，父亲在一旁抽烟，茫然看着远方。我们嚷着要他表演几句俄语，当初能用俄语畅述衷肠的他却只记得一句“这是一支钢笔”。

跨国恋失败，重整旗鼓的父亲与同班一名余姓女生好上了，毕业时把女朋友带到罗岭家里：仅有两间房，家徒四壁，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比母亲更老的奶奶。小余一离开罗岭便写信告吹，父亲气愤不已，一口气写了8页信，怕她收不到，亲自送到岳麓山后面她家里，用笔把她无济于事地骂了一顿。父亲到九木中学后，经常和同事去母亲家，母亲是九木中学的优秀校友，和很多老师成了朋友。父亲一个梁姓同事，曾当过母亲的班主任，从中撮合。母亲没有多想，答应了这门亲事。大约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位梁伯伯到我家里做客，听说我会下象棋，提出要与我厮杀一盘。梁伯伯鼻梁上架着的眼镜片厚得看不见后面的眼眶，我急中生智，把两只象开过河，杀得他片甲不留。他输了棋，极有风度，对我竖起大拇指曰：“神童，神童。”父亲说，梁伯伯是九木中学的象棋冠军。

父亲的家罗岭距离母亲的家金江约30华里。小时候我们经常走路往返外婆家。父亲156公分，先天对子眼，读师专时由政府免费治好。母亲家穷，屋里总还有几口人；父亲家穷，屋里除了两个老人，他的姐姐和妹妹都逃难出去了。好多年后，我的大姑和小姑才找回娘家，她们一个在长沙城里，一个在五美乡下，都嫁了不错的人家。

父母结婚的第二年，我姐出生；两年后，我来了；再过两年多，妹妹呱呱问世。一家子凑齐了。我算得上是“应运而生”。1967年初，文革之火燎原全国，素质优异的母亲在缺席情况下被选为公社革委会主任。母亲坚辞不干。上面坚决不允。最终，母亲以怀孕在身为由，推掉了这个“主任”。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就是我。后来我问母亲，当时为什么态度那么坚决？母亲说，搞四清运动时她在乡下，看见人们把一个老实巴交的生产队长斗成了残疾，从此决定远离政治，好好当一名老师。这与我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的决定，何其相似乃尔！

姐、我、妹，三个都出生在九木中学。这个学校不知何时变成了养猪场，好像还做过工厂，后来似乎关闭着，但整体轮廓至今犹在。我们现在去姨妈和舅舅家，经常经过那儿。九木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防空洞，我一哭闹，缺乏耐心的父亲就把我扔进黑黢黢的、要绕几个弯的洞里。其实，我六岁半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外婆家。外婆说，我出生时被羊水呛了，体质不好，我一岁前最亲密的伙伴是感冒病毒，百日咳差点要了我的命，父母没工夫带孩子，我和姐姐、妹妹的童年都是在金江河畔度过的。我矮小、精瘦、乌黑，像一条泥鳅，总是搅得水哗哗直响。我成了金江的孩子王，带领伙伴们摘果子、偷黄瓜、采毛粒籽。长大了才明白，我之所以能当那个孩子王，不是我有多大本事，而是外婆和母亲在当地的崇高声望。“文淑桃的儿子”这一身份，在金江任何地方，就是特别通行证，是绿卡，是VIP，是谅解备忘录与和平协议书。

但我对母亲的印象一直很浅淡、模糊。小时候，只觉得外婆和舅舅是最亲的人，把父母当陌生人。不记得三岁还是四岁，有一天，一个高挑的女子进了家门，她大大咧咧，一来就成为家里的中心。她头发乌黑，一对粗短的辫子，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漂亮。她坐在堂屋里，对面墙上挂着一副木梯。我调皮地爬到木梯上，对着她笑。她也在对我笑，一边和外婆大声说话。忽然，挂在墙上的梯子受不了我的重力，脱离墙面，直对着那女子倒去。说时迟，那时快，女子伸出双手，右手奋勇擎住梯子，左手把从梯子上摔下的我揽入怀中。我惊魂未定，她依然笑着，亲了亲我的额头，喊道：“我的崽哟！”这是我记忆中，最早认识母亲的一幕。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下认识母亲的——我从天上掉进了母亲的怀里。

舅妈进门，中止了我们在外婆家的美好岁月。舅妈脾气大，城府深，计谋多，她和外婆关系不好，和舅舅总是吵架，把细姨赶出了家门。细姨在她18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舅舅只能把煨熟的鱼片悄悄送到姐姐就读的金江小学。外婆偷偷把生鸡蛋塞进姐姐的裤口袋，被舅妈发现，她要把那个鸡蛋追回来，姐姐猛跑，摔倒在地，裤子里外全是黄白相间的鸡蛋汁。姐姐瀑布般的泪水让金江河水涨三尺。

而父亲那边，自奶奶中风去世后，罗岭的老屋因无人居住而坍塌，一点可怜的家具寄在邻居家。邻居捎信给父亲，如果再不把那些破家具搬走，他们就砍了做柴烧。无奈，毫无积蓄的父母借了一笔巨款，400元，在罗岭河南岸山脚下，挖山建屋。土砖青瓦，五间房。九木中学上百名师生无偿地在那里洒下了汗水。父母对我最大的教育是感恩，因为我们的成长都是建立在他人的奉献与牺牲上。这种牺牲谈不上壮烈，它是那么单纯，那么朴质。人在美好时，就是大地的一部分；而在险恶时，则如洪水滔滔。

1974年8月，母亲接我离开外婆家，我们住进自己家里了！六岁半，我在罗岭小学发蒙，也就是母亲教书的学校。母亲上过姐姐的课，没上过我的课。但小学五年级，母亲是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时，我是大队长。有一回少先队搞活动，母亲把我们拉到一座山上，分成两组进行“野战演习”。由于巧妙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我领导的那组大获全胜，母亲给我们颁了奖，每人一个作业本。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这一仗打得不错，但你应该身先士卒，不能躲在战士们后面。我脸红得像关公。

小学毕业我没有考上重点中学，随父亲去路口中学读书。路口在金江和罗岭之间，父亲是路口区文教办主任。我和他同住在路口中学后院的一个单间里，共着一张床。我的成绩上中学后突飞猛进，高居年级第一。我的班主任陈长孺是父亲的学生，现居石家庄。她要求学生很严，对我更是如此，上课时她总是把眼睛罩着我，我不敢动弹。上其他课时，她经常站在窗户外，用眼睛盯住我，我照样不敢动弹。我的成绩直线上升，而且我学会了玩。

上小学时，我体质不太好，母亲把门板卸下来教我打乒乓球，清早命令我出去跑步。到了中学，我仍然坚持晨跑，打乒乓球和篮球的条件比罗岭小学好多了。我在乒乓球比赛中夺得亚军；还是班篮球队的主力，带球过人和三步上篮是我的绝技。不过，过人之后一般球就丢了，三步跨过之后球也不往篮框里蹦。我养成了讲究动作的坏毛病，站在三分线跳投一定要双脚并拢，脚尖朝下，像芭蕾舞演员；如果我觉得没做到位，下次拿球时必定会再做一次。初二很不妙，我的视力从1.5直降到0.2，原因不详，我被迫戴上一副黑框眼镜，自此从班篮球队退役，在体育上专攻乒乓球。

我继续当少先队大队长，唱歌、跳舞、演讲、歌咏队指挥，加上雷打不动的第一名。我在初二时荣获湖南省优秀少年，颇有母亲当年的发展势头了。母亲有一段时间因为进修住在路口中学，她耳闻目睹我的先进事迹，为我感到骄傲。我无意中看到她在进修期间写的一篇作文《我的儿子》，说“每次看到儿子的捷报，心就像掉进了蜜糖罐里”。这句话对我有极大的刺激，我以后勤而奋之，捷报频传，巴不得母亲掉进蜜糖罐里出不来。

母亲为我骄傲的时候，却在为姐姐担心。姐姐聪明、俊俏、成绩好，常有惊人之举。比如她上大一那年暑假，缠着父亲教我们三个游泳。父亲最喜欢姐姐，满口答应。我家前面是一口占地不到两亩的水塘，正当父亲在水塘里跟我讲解要领时，他突然不做声了，眼睛瞪得像山洞那样大，原来姐姐穿着从城里带回的三点式泳装娉娉袅袅向这边走来。我敢打赌，在五分钟之内，塘基上就站了十几个青年和少年男子。暴躁的父亲待要兴师问罪，发现自己也光着膀子站在水里，气急败坏地憋得满脸通红，起码三天没和我姐搭过腔。这是小事，我姐竟鬼使神差迷上了恋爱，先是爱上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临近高考还在写爱情小说，1981年名落孙山。母亲这一年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我和妹妹跟着转为国家粮，姐姐因为年龄超过15岁只能保持农村户口，考不上大学意味着就得当农民作田。她稍事努力，第二年恰好沾了湖南师大分数线的边。她一进校又和辅导员轰轰烈烈谈起恋爱。为这事，一辈子没吵过架的父母大吵了一次，我亲眼看见滴酒不沾的父亲灌了自己半瓶白酒，躺在床上大喊母亲的名字。当时，不少时候我都是姐姐的同谋，我佩服姐姐的聪明和勇气，母亲也没觉得大不了，但父亲视之如洪水猛兽，他几次棒打鸳鸯散。其实，父亲是用力过猛，他不打也会散的，姐姐那些事都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再寻常不过，是父亲的高声大气增添了事情的恐怖氛围。

姐姐考进师大的1982年，我到长沙县八中读高一。这年除夕，我的邻居、小学同学、儿时玩伴童孟雄患急性脑膜炎骤然死亡，给我的心灵以巨大冲击。每天早晨，她母亲边走边哭边喊着儿子的名字，她的悲痛让空气变得异常凝重。我傻呆呆地想，如果我死了，母亲一定也会这样伤心吧？头一晕，产生了幻觉，恍惚死的就是我，母亲在边走边哭边喊着我的名字。我突然恸哭，母亲只觉得我是为同学哀伤，拍了拍我的肩背。从此，我特别注意保护自己，不讳疾忌医，不乱横马路，不扯皮打架，不做自己目标范围之外的事。我会尽最大努力，不让母亲像童孟雄的母亲那样，而是让她心里永远充满着有一个好儿子的骄傲。

我在八中的成绩差强人意，数学和物理大拖后腿，我决定转到以文科著称的九中，何况父亲、姐姐都是九中毕业的。一进九中，我便在文科班独占鳌头。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相继夺得长沙县作文与演讲比赛的冠军，让母亲扎扎实实在蜜糖罐里泡了几回。高考前七天，我和校长一同宣誓入党，享尽作为一名中学生的殊荣。但遗憾的是，高考因脚伤发挥失常，我离梦寐以求的北大分数线差2分，而莫明其妙地进了姐姐就读的湖南师大政治系。母亲却不为此失落，相反，她高兴得很，她不想我走得太远。在她看来，自从1984年表哥溺亡后，安全就是一切。大学毕业后，在参加工作的20年间，我有过多次南下或北上就职的机会，最终都放弃了，留在长沙，留在母亲身边，这是我的宿命。

1986年，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和沈剑峰、刘安华、吉荣华三位同年级同学筹备自费考察湘西北。父亲不允，我求告母亲。母亲问要多少钱，我说，我有100元奖学金。母亲又递给我50元钱，恩师戴海赠凉席以壮行，《湖南日报》发简讯报道。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麻阳，再到凤凰、王村、永顺、吉首、桑植、天子山、张家界，历时一月，行程千余里，每人仅花120元。尤其在永顺，我们长途跋涉，到了人迹罕至的“麻疯村”。在麻疯村的那天，将永远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自此，四人形如兄弟，寒暖同体。痛心的是，四年前，时任沅江市一中副校长的刘安华在来长沙治病途中意外身亡，我和剑峰、荣华，还有十几位同窗，连夜赶赴沅江为他送行。爆竹轰鸣，烟花纷乱，故人骤逝，情何以堪！

大学四年，我延续着学生时代的风光。当上了校学生会副主席、文学社副社长，获得师大首届“杨树达奖学金”。这时，母亲因治疗坐骨神经吃了太多中药，一头乌发变得花白，但子女出息、家庭和睦让她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有一年，他们学校发票，我们母子俩去镇上剧院看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满剧院的人都看得泪水成了洗发水。不久我写了第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妈妈》，末尾一句是：“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1987年7月，我家卖掉了老家罗岭的房子，在父亲工作所在地榔梨镇筑屋定居。父亲命令我不得外出，在家搬砖挑土。我不愿，又不能不听。工程本来包给了别人，那些事不由我们做。但父亲为了激发我的斗志，他不停地搬，不停地挑，忙得不歇气。我噘着嘴，在学校里呼风唤雨的校园诗人，哪里受得这样的委屈，公然偷工减料。父亲不由分说，冲上来狠狠敲我一栗凿。那个痛啊，快20岁的我忍不住流泪。现在想起来，母亲的伟大在于，她从不在父亲处罚我的时候，与父亲作对来袒护我。但她的心里比我还痛，那天晚上我听到他们压低声音的争执，父亲被母亲说得哑口无言。我第二天就解甲从文，那也是父亲最后一次打我。

毕业前夕，母亲听到我们学校出了点事情，怕我受到影响，忙托人带来口讯：“外婆病危，速归。”谁都知道外婆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我撒开腿往家里跑，外婆住在我家，笑吟吟地接着我，说是母亲怕我出事，用计召回。可是，刚过三个月，我毕业留校上班还不到30天，妹妹跌跌撞撞跑进来，泣不成声：“外婆死了。”外婆在我家突发脑溢血，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上帝接去了天堂。我将此事迁怒于母亲，认为她不应该在6月份说那样的话，致使一语成谶。我好长时间不理母亲，竟不知母亲丧母的锥心之痛。我也好长时间不适应没有外婆的日子，很想写篇关于外婆的文章，却迟迟拿不起笔，直到外婆十周年祭日我才写下了长篇散文《外婆》，刊发在《创作》杂志上，算是对自己内心有一个粗略的交代。

大学毕业，我本有较好的从政机会，但经过深思熟虑毅然选择当一名编辑记者。那时候我苦读佛禅之书，一年吞噬一两百本，虽不能说心如止水，但理想的航船已向文学的彼岸启程。我跟母亲说起此事，母亲笑了，不置一词，她是否想起少年时曾有过当农民作家的梦想呢？我每次发表了作品，都要拿回样报样刊样书给母亲看。每次母亲必得抽出专门时间认真地看，她很少说好或者不好，看完放在一边，整整齐齐摞好，有客来了，随手拿起给客人看，淡淡地说：“我儿子写的。”然后认真倾听客人对她儿子的表扬。

1994年，大事不好，父亲得病。80年代末，父亲骑自行车下乡检查工作，不慎摔入深沟，头破血流。虽康复，却遗留下老年痴呆的后患。1994年，他开始出现异常，做饭时提了炊壶去淘米。我带他到湘雅医院，被确诊为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书面语。父亲以为自己得了重症，我们再三解释，他总是满腹狐疑。

为了把父亲的脑萎缩锁定在“早期”，母亲和我们想了一切办法。土法洋方用尽，效果均不佳。父亲除了脾气暴躁外，几乎是道德上的完人，烟酒不沾，不贪财，不爱名，不好色，轮到他评先进，他让给别人；轮到他涨工资，他也让给别人。囿于乡村，他自己的人生虽没有太大发展，却教出不少优秀学生。其中一位叫黄晓鹤，定居美国多年，父亲后期基本上是靠她从美国寄回的一种药物养着，才比医生判定的多活了好几年。

父亲患病，渐渐地，先是不认识自己的崽女，只“觉得面熟”；接着连母亲都不认识了，晚上睡觉，他问母亲为什么不回家去。但他的视野里一刻都不能没有母亲，只要母亲稍不留神，没关照上他，他不是大发脾气，大耍威风，就是夺门而出，认为此地诡秘，不可久留。因为家里人少，好几次父亲溜出家门走失，害得母亲满镇找寻。有一回，母亲在浏阳河边上找到父亲，吓出一身大汗，父亲望着母亲，甜甜地笑着说：“哎呀，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呵！”母亲一听，什么气都化为乌有。

进入21世纪，父亲病情恶化，被迫卧床，母亲的负担更重了。我们忙于工作，顶多双休日回来看看，特别是2002年我主持《大学时代》杂志社的日常工作后，平日的清风明月顿时成了昏天黑地，2005年终于把自己给累垮了，住了一个月院。父亲每况愈下，头童齿脱，目瞪口呆，形貌支离，精神萎靡，2003年底住进医院，那个春节母亲从家里到医院两点一线，不停地穿梭。2004年正月十六，医院第三次发病危通知，我赶到病室，只见父亲的两个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手上被针钻得乌紫一片；翻开被褥，父亲全身溃烂，散发出臭腐之气。除了隐隐约约、时断时续、似有似无的呼吸，父亲其实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舅舅建议停止治疗，让父母双双得到解脱。母亲泪如雨下。姨妈把我扯到一边说：“孩子，这事得由你做主。你妈狠不下这个心。这样子拖下去，都遭罪呢。”我走到父亲身边，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他的脸，然后请主治医生停止供氧，把父亲运回家里。晚上九点，父亲安息。

父亲患病十年，母亲和他几乎寸步不离。父亲一生算不上顺利，但因为有了母亲，他真是幸福的；母亲的一生更加跌宕起伏，但由于父亲对他的挚爱，她也是圆满的。安葬父亲那天，母亲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对他说：“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我马上想起，我写母亲的作文说：“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我不由得开心笑了，多好啊，下辈子，我还是我，他们还是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去世后，我们姊妹有意识地鼓励母亲多出去玩。姐姐带着她去桂林、三峡、衡山，她和姨妈一起去北京，和朋友们结伴去上海、苏州、南京、泰国、柬埔寨等地。她看到了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现在再大的洪水也无法像1954年那样肆虐，再严重的歉收也不会像1959年那样饿死人，再无知的言论也不会像“文革”那样荒唐透顶。她看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一场不拉，看新闻联播一天不拉，还经常看时装表演和各类选秀节目。我呢，继续写文章，把发表了文章的书报刊拿给她看，她依旧每篇都读得那么认真，每当来了客，就随手拿起给客人看，淡淡地说：

“咦，我儿子写的。”

吴昕孺

1967年生，湖南长沙人。出版文集二十余部。作品被《读者》、《散文选刊》、《青年文摘》等刊物转载，曾获得安徽文学奖、新散文奖、《海外文摘》文学奖等奖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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