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夏商训

世界著名华裔富豪印度尼西亚大型财团金光集团（SinarMasGroup）创始人、董事长黄奕聪

日去世，享年

黄奕聪的去世也惊动了多国政商两界人士。据悉，2月

日，黄奕聪将安葬于西爪哇省

KarawangRegencyMargaMulya

村的家族墓地。

黄奕聪

OeiEkTjhong

1923-2019.1.26

），印尼姓名伊卡

芝布塔

威查雅（

EkaTjiptaWidjaja

），印度尼西亚华人企业家，印尼华人企业集团

金光集团

的创办人和前董事长。

《亚洲全球》杂志公布的

2011

年印尼十大富豪排名榜，黄奕聪以

120

亿美元家产晋升为印尼首富。此外，黄奕聪还被外界称为“食用油大王”和“纸业大王”。

1923

黄奕聪

岁时随家人从中国移民到印尼的孟加锡，当时他的家人身上只有

美元，还背负

150

美元的债要偿还。他的父亲随后开了一间商店，并在两年后还清了债务，之后黄奕聪才得以读上小学。毕业后，黄奕聪开始去父亲的店里帮工，挨家挨户卖一些糖果、饼干、糖这样的小商品。随后，他找到糖果饼干供应商扩展了门面，从而赢到了更多的利。不幸的是，日本随后占领了印尼，迫使他被迫关门歇业。

黄奕聪随后找到了向日本兵卖食品的机会，从荷兰犯人那里进来诸如面粉、米酒和大米等货物，带回家卖给当地人。很快他便再次扩展了业务，找到小承包工给有钱人造坟、卖椰子油、糖和传统小吃。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宇宙斗争宪章

(Permesta)

的叛乱中，他再一次经历了破产。

黄奕聪的一连串成功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当时他在印尼的廖内省买下了油棕榈树种植和炼油工厂，可储存

万吨棕榈油，便开始用

金光这个商号来创业。他的生意发展迅速，仅仅一年，他又买下了茶种植工厂来开辟另一商机。

此时，外界将他称为

“食用油大王”。

通过盈利，他买下当时只有

家分行和

130

亿印尼盾资产的印尼国际银行，而今，这家银行已经发展到

家分行、

9.2

万亿印尼盾资产。

黄奕聪买下了造纸和浆纸工厂

永吉祥工厂（

PTIndahKiat

），将生意从银行业扩张到造纸浆纸业，如今年生产

700,000

纸浆和

650,000

张纸。最终，他还买下了雅加达著名楼盘

ITCManggaDua

国际贸易中心和城市绿色公寓。

1977

年，通过食用油生意积累到资本的黄奕聪进入到纸浆生产及造纸领域，到

1990

年，其旗下的造纸工业已在印尼首屈一指，并推动造纸

成为印尼的一大产业。

相比其他印尼财团，黄奕聪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时曾接见黄奕聪，建议他将孩子们送到中国学习，他的长子黄志源、次子黄鸿年因此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成长岁月。改革开放后，他又凭借对中国的熟悉，在中国大举投资，并开创出一个个宏伟的事业。

至今，黄奕聪都是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印尼华人企业家。1992年，他就前往中国投资，并派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黄志源亲自坐阵，在中国投资了大型造纸

——APP

（中国）。

2014

年底，

APP

（中国）已拥有总资产约

1,471

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造纸企业、中国最大的工业造纸企业等

多家全资或控股的浆纸企业，遍布国内各地，并拥有金东

太空梭

唯洁雅

等著名品牌。依托中国市场，金光还成为唯一跻身世界纸业十强的华人企业。

黄奕聪也被誉为

“纸业大王”。

1990年左右，黄奕聪逐步退居二线。其子女逐渐走向前台，而他们也不负众望，大多有不俗表现。

长子黄志源，1944年出生。其在当地中学毕业后，即开始协助父亲经营管理一些公司及工厂的业务。他最初在比摩利油厂工作，曾任经理。

1970

年代，他转而参加纸厂的创建和经营。

1980

年代，他主管金光集团的造纸工业，担任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职位。黄奕聪也公开表示，黄志源是事业的首席接班人。

次子黄鸿年，在印尼当地华侨学校受过中文教育。有消息称1960年代他曾去中国大陆深造，

1970

年代旅居新加坡，主要在新加坡和香港登地经营各种工商贸易企业。

三子黄鹏年，在印尼华侨中小学毕业后，进入新家坡南洋大学工商管理系深造。197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返回印尼辅佐父业。之后，又去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并获得工商管理获得硕士学位。

1982

年，其父收购接办“印尼国际银行”后，即委任他为银行董事经理。后成为金光集团银行金融业领导的最佳人选。金光集团和印尼国际银行及保险公司等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了空前发展。

四子黄祥年，陈担任印尼国际银行董事长外，主要担任英达·基亚特纸浆及造纸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协助长兄黄志源经营管理金光几天的造纸业。

五子黄柏年，在当地收购中小学教育，后被送到加拿大留学。从加拿大高等学校毕业返回印尼后，先被派到金光集团基层企业锻炼，后担任印尼国际银行董事、英达·基亚特纸浆及造纸厂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1989

年，黄奕聪安排他主持领导金光集团的房地产业和酒店业等，担任祖国使节有限公司总经理，主持开发建设芒加都亚地区的商业大楼及住宅大楼，后又计划建设青景住宅群及包括商业贸易酒店等综合大楼建设。

六子黄荣年，在当地读完中小学后被送到日本高等学校深造。毕业返回印尼，由于是幼子，并没有和其他兄长一样被放到外省地区的分公司锻炼，而直接被安排在雅加达金光集团总部工作，在其父黄奕聪及个兄长的指导下，担任一个普通经理职务。1990年，他被委派主持领导金光集团菲尔玛牌食用油厂有限公司的生产及经营，担任总经理职务。此外，他还兼任印尼国际银行及英达·基亚特纸浆及造纸厂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黄鸿年：“中国资本运作第一导师”

他是中国资本运作的第一导师，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家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先驱。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具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黄鸿年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了一百本教科书。

【成长】出生于印尼显赫家庭少年回中国学习历练

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他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先驱……

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没读过大学，却在著名大学做过教授，领过薪水;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100本教科书”。

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喜欢吟诵歌德的“生活啊，让激情占有您吧”!

“现在，众多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领导换届就会到来。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走势，上证指数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中国投资者将会为这场盲目的疯长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黄鸿年2007年10月答华人金融家编委会有关中国A股走势的提问

小小少年行远方红旗飘飘中成长

祖籍福建泉州的黄鸿年(OeiHongLeong)，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

父亲给黄鸿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履行承诺的人。”创业初期黄奕聪生意失败，为了还债，他几乎卖尽家产，包括给妻子的定情首饰。

这也是父亲给黄鸿年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依靠这一课，黄鸿年拥有了在商界发展的最大资本——诚信。“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我们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就是讲信用。他说，凭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黄鸿年说。

望加锡是个小城市，黄鸿年却天生是个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且还性格反叛、爱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欢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气就开始“行侠仗义”，“不畏强势”。难免回家时，脸上、身上常挂着“彩”，令父母很头痛。

7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正统华文教育，却是个热爱华人传统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长。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他拜会了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却华文根基很好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对黄家小孩的教育深表关注：黄先生，你一定要设法让孩子多接触中华文化，尽量让他们多接受中文教育，别让孩子长大后变成无根的人。

周总理的好言，让本来就有此想法的黄奕聪深受感动。1960年，原本计划送16岁的大儿子黄志源到北京求学的黄奕聪，临时做出了决定让黄鸿年也跟着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听父母的话，就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这个决定却让12岁的黄鸿年很开心，甚至十分期盼。“当时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远离父亲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他回忆说。

1960年10月18日，黄鸿年和黄志源一起登上远洋巨轮，颠簸一星期后才在广州上岸，于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黄鸿年知道了自由的代价就是什么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欢这种“离家出走”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

到北京后，黄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后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业家——APP集团总裁。黄鸿年因为年纪太小，先到崇文小学念六年级(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的母校),然后考上北京汇文中学(原北京重点学校26中)。

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黄鸿年的味口，如鱼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中。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吃、住都在学校。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按常理，这段艰苦岁月留给黄鸿年的应该是痛苦的记忆，但黄鸿年却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愉快，因为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最幸福快乐的年代。”

黄鸿年是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但也许是天分，他读书时，只要考试前两天抱抱佛脚，都可以考试过关。所以，黄鸿年“从来都没留级，也从来没有得过第一。”

不爱“读死书”的黄鸿年爱读社会，读大千世界，读国家时事!他还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细胞，虽然来自海外，却比绝大多数国内学生更加熟读毛泽东著作，更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激情。这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超常的社会情怀，让黄鸿年积极主动、满腔热血地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而且比一般同龄人更能接受时代的熏陶和感染。除了熟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或语录，才十四、五岁的黄鸿年还特别订了五报一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和《红旗》杂志。他通过这些来充实自己，并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报纸杂志看多了，黄鸿年当时还萌生了一个职业理想——做新闻记者。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是支撑和指引人们前进的重要力量，黄鸿年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飞速增长的阅读层次和兴趣，他在五报一刊之外读了大量书籍。他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印在脑海中，他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一些进口礼品向一位父亲是报社编辑的同班同学，换了几十本其实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佐拉的《金钱》等等。

“《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说。

黄鸿年在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成长，充满了远大理想。虽早已时过境迁，遥想当年时，黄鸿年依然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着烂衣烂裤，但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考虑什么个人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

岁月蹉跎志未酬满腔热情全成空

不久，“文革”爆发了，黄鸿年也有了新身份——“黑五类”，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把这当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考验。

最初，他想做一个敢想敢闯的“红卫兵”。但未如愿，他随学生大队到各地串联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队伍。

当不了红卫兵，黄鸿年积极地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没有成功。他还是不放弃。为此，原本是华侨子弟，不需要下乡的他，主动背着背包和几本书，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个小山村。多年后，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浑身都是伟大理想的经历，黄鸿年并不觉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国一句俗话为那段日子做了个总结：“年轻时不左没良心，年老后还左是没头脑”。

初到山西乡村，黄鸿年就感觉到巨大落差。社会主义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当时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庄稼、掏大粪、扫雪，为开春种小麦做准备。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则和8位热血青年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唯一的露天公厕设在屋外，上厕所时直透骨缝的寒冷至今让他难忘。

水，要从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钟，还要“一水三用”：先洗脸，后洗头，再洗脚。最初有一年多时间，他几乎没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电，干脆没有。夜晚降临，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鸿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报效国家的新道路，干得辛苦，累得塌实，内心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望，常勉励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乐和希望开始湮灭，本着接受再教育目标而来的黄鸿年，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问一位农民大叔：“你小孩上学了吗?”这位大叔说：“上什么学啊，会数人民币就行了。”爱读书的黄鸿年愣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贫下中农学些什么?当地一些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觉得城里来的学生是要和自己争土地，抢工分，因此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北京学生和山西农民，背景的差异让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

黄鸿年回忆说。

远远出乎预想的现实，让黄鸿年深受震撼，对前途开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磨练。他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

一次，他遇上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我一看，整个人都呆住了，心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小仙女吗?”经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往来，这也成为黄鸿年在艰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黑五类”加“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

“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却搞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不久，他们俩被强制隔离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惨。一段刚刚萌芽的纯洁恋情被严酷扼杀。百般无奈之下，黄鸿年不得不割舍掉这段感情，这让他痛苦之极。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年青人，满怀报国之心到农村插队，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饭，可以忍受不被认同的歧视，但是，他不能眼见心爱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黄鸿年也开始反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这群‘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黄鸿年的中学校长高万春先生也自杀身亡，给他很大的打击。高万春是黄鸿年非常敬重的老师，改革开放后，黄鸿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万人民币成立了高万春奖学金，以此缅怀。

恋情被强制拆散，校长被迫自杀，这些事让黄鸿年彻底失望。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经22岁的黄鸿年背着一个小书包，带着证件和两本书，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然后转道深圳，离开了中国。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复着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黄鸿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国度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中度过，这对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学和许多做事方法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中领悟出来的。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时，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两报一刊”。

插队的艰苦日子，让黄鸿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小农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国人心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意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民意识。正是有了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当他重返中国，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合作时，他才颇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心态，进而切合地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那段初恋也让黄鸿年难以忘怀。机缘巧合，他后来娶了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东。为

此，他风趣地形容自己：“我没娶到山西老婆却娶到了山东老婆。”

他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相信命运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当黄鸿年在中国展开投资计划时，他特意把第一个项目选在了山西。一位朋友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恋情人的聚会。

在太原迎泽宾馆总统套房，大门打开，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妇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压力和岁月的磋砣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黄鸿年楞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以致对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时，愣在那的黄鸿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雪地上，松树前，一个青春少女站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回忆过去，黄鸿年仍然被自己当时笨拙的举动会伤害到对方而耿耿于怀。

【管理】天生是个将帅才领导力与众不同

回到印尼后，父母安排黄鸿年到一家公司工作，并建议他学习打字，开车等等基础知识。他学了几天就兴趣缺缺，但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领导力，很多工作都是找人代为完成。这让他飞快领悟到一个奥秘：自己不会做不要紧，关键是要找到会做的人，并且让人很愉快的为自己做。

“不到1个月，一切我都处理得很自如。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黄鸿年这一生，都不会是一个会去从事某个具体工作的人。”他回忆说。

回印尼后，黄鸿年最想去上大学。“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大学，最遗憾的也是没有上大学。这也是老三届共同的心声。我对宏观一点的，社会的，比如政治经济领域的知识等等很有兴趣，所以一回印尼就要求去上学。”他回忆说。

在强烈要求下，父亲送黄鸿年去了美国华盛顿。一位大学教授非常喜欢黄鸿年，但他做的事情吓了黄鸿年一跳。“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空军的文章，分析了中国的空军实力和分布。对中国的机场、空军机种作了详尽描述，还有很多照片，吓得我浑身冷汗。那时在国内，在军区附近照相都是不允许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全是美国人依靠卫星照出来的，这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们当时对老百姓保密的那些，美国人其实全都了如指掌，在他们看来，这算什么呢?”他回忆说。

这位潜心中国研究的教授，遇到一个从中国来，而且坚持读《人民日报》的中国年轻人时，其兴奋程度当然非同一般。他希望黄鸿年帮他做更多有关中国的研究，决定让黄鸿年免试入学。可就在黄鸿年准备开始人生新的旅程时，父亲却要他回家帮助打理生意。他极不情愿，出于孝心，也只好打道回府。

黄鸿年回家后，被父亲安排到家族旗下一个钢铁厂(PulogadungSteel)担任总裁。直接管理一个大工厂，对从无商业经验的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并没有难倒他，他决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PulogadungSteel在黄鸿年接管之前，都是从钢铁贸易公司买原料。黄鸿年接手后，决定自创贸易公司直接和日本钢铁商合作。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难，日语都不会说，怎么和人家做生意?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做工厂，办企业，搞经营，我自己不会，但我可以请人，请最好的人。”黄鸿年回忆说。于是，他用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请了一位日本高级经理帮助自己，而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由此开创了他进入商界的第一个经典案例。识人，用人，也由此成为黄鸿年在商界大开大阖的终生法宝。依靠这四个字，他很快成为将帅之才。

“这在很多人看来，很吃亏，但我认为，只要他给我出一个有用的主意，赚的钱就够他一辈子的薪水，可能还有余。”黄鸿年说。这也是他用人的一个原则：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日本经理出的第一招就让黄鸿年拍案叫绝。

“他和我说，日本有种出口信用贷款，可以先从日本把钢铁原材料拉过来，6个月后再付钱，而且这个贷款的年息只有5%。他建议我去申请。”黄鸿年果断采取建议，动用父亲的金字招牌，从管理信用贷款的日本政府部门(MITI)取得了信用授权(简称D/A，一种不用抵押担保，可在收货后6个月付款的贷款)。依靠这一点，他们几年间赚取到几千万美元的纯利。“日本的年息是5%，当时印尼通货膨胀高，年息50%。因此，我用这个贷款买来钢铁原材料和本地其他厂家竞争时，起跑线就不一样了。然后，别人赚50%，我只赚20%，这样一来，我的价格比别人便宜很多，再加上我有信誉，所以经常是原材料刚到，产品还没出来，货就已经预定出去，卖完套现了。”提到这个生意，黄鸿年至今非常兴奋。

真正的精彩在于，转手将从日本用5%年息贷款买来的原材料卖掉套现后，他们会立即把套现的钱存入年息为50%的印尼银行。这即是说，即使他们以零利润将从日本贷款买来的钢材卖掉，只要可以卖掉，他们就可以稳赚45%的利润。

“当然，也有风险，比如印尼货币贬值。”为此，黄鸿年又做了防范风险的安排。一是将部分利润留在新加坡投资房地产，二是开展了棕榈油出口生意。

“这样一来，即使印尼币贬值也不怕。棕榈油出口是赚外汇，一进一出可以把风险自然对冲掉。而且棕榈油是垄断的买卖，垄断是不需要智慧就可以赚钱的，只要命好，八字对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依靠垄断形成不了竞争力的原因，因为没有竞争就不会去追求进步，自然也不会有进步。”

黄鸿年回忆说。钢铁贸易公司期间，黄鸿年和日本有了很多往来。之后，他也长期和日本保持着商业关系。当他在世界各国做过生意后，日本也成为他最钦佩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90年代，黄鸿年收购了北京啤酒、烟台啤酒、杭州啤酒和泉州啤酒，因为看到中国啤酒和日本啤酒间巨大的价差，他决定和日本朝日啤酒合作，对中国公司生产的啤酒进行质量改进和包装，然后卖日本啤酒的价格。这次合作非常成功，日本人在合作中表现出的契约精神，给黄鸿年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日本人虽然决策过程比较慢，但非常守信誉，一旦签定了意向书，几乎等于签定了合约。但是在中国有些地方，签定了合约才是谈判的开始。

当黄鸿年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投资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先是投资日亚集团(JapanAsia

Security，占1/3股权，是最大股东)，日亚集团目前是东京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单一股东，这项投资让黄鸿年间接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最大金融机构的大股东。之后，他想扩大投资范围，收购日本住友物流仓储公司，谈判中，他进一步发现了日本人做事的原则——很难用利益打动他们。他和住友物流总裁讨论收购条件时，许诺收购后可以给管理层许多优惠，包括认股权证和额外花红等条件。但住友物流总裁回答：“我现在赚的钱除了拿来还税，剩下的全部交给老婆，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这引发黄鸿年的深入思考。以前，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美国等地进行兼并收购时也一直以此为运作模式，畅通无阻。结果在日本，竟然行不通。

后来，虽然没有成功收购，但黄鸿年还是收获颇丰。他以每股300日元买进的股票，在收购计划失败后以每股1000日元卖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日本这个民族有其独特的个性。同时黄鸿年也明白到，外国人很难在日本进行收购活动，因为企业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为这个国家的人们铸造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些都是后话了。和日本人做钢材生意时，印尼政局动荡，社会不稳，如何在混乱的社会中建立铁打的营盘成为很多商人的生死考验。如何过关?黄鸿年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他回印尼不久就交了两个朋友，印尼三军总司令兼反贪部长和情报部长。

“做垄断靠什么?政府关系一定要好。这是我的强项。那时，年轻，敢闯，天不怕，地不怕。你必须把这些关系搞好，这不是说要去仗势欺人，而是有了这个以后，你才可以踏踏实实做事。”黄鸿年回忆说，“有了军政的支持，基本上是无往不利了。对付外面的恶势力，有时候，买路钱、过桥钱还是要给的，但如果有人要是想敲诈的话，我是绝对不答应，也没有人敢。”

黄鸿年的侠义和慷慨，是让他赢得军政支持的关键原因。很多人搞政商关系，只走高端路线，黄鸿年是干部群众一起抓，他特别注重“发动群众”，在基层开展了很多慈善事业。他说：“这个不是写在合同里的，我讲义气，凭良心，每年给出很多，全都是给最基层。军队的待遇很低，子女上学，老弱病残的福利，以及退休军人的福利等等方面，我们都出很多的力量。我越这样做，越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稳赚不赔的钢铁生意，垄断的棕榈油生意，再加上“枪杆子”护航，不喜欢做生意的黄鸿年很轻松就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特别是钢铁贸易，一年时间就做到了全国第一。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大鹏展翅九万里人称南洋过江龙

黄鸿年说，他在商界的成功秘诀，六个字就可以总结：识人，用人，诚信。

“比如日本经理，一个主意就值了几千万美元。诚信也是最大的资本，拿到出口信用是因为我父亲的信誉好。我和日本商社做生意，也是因为日本商社的信用也好。”他解释说。

黄鸿年曾多次表示，他不喜欢商业，即便从商也没有将拥有多少财富放在第一位。他一直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道理的道，不是强盗的盗。做生意要有利可图，但不可以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要讲商业道德。

虽然从没把赚钱当作人生目标，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与其说是黄鸿年选择了经商，不如说是商场选择了黄鸿年——出身名门旺族的黄鸿年，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在商界打拼。而这个骨子里透着股不服输劲头的年轻人，不可能满足于倚仗家族做生意，也显然不是他的理想，他理想中的王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而且，这个王国未必后无来者，但一定是前无古人。从商的黄鸿年没有把经商当商业，他把商场当成了战场、角斗场或者是下一盘棋、打一场球，他在这里得到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智慧的不断开发，以及一次酣畅淋漓的，如同坐过山车般刺激痛快的人生之旅。

将负责的生意发展到顶峰，自觉已对父亲尽到一份责任后，黄鸿年于1980辞去家族企业的工作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他并不陌生，当初的钢铁贸易公司就是以新加坡为基地成立起来的。“用了一两个银行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就把他们挖出来了。跟着我做了一辈子。”

有人愿意跟一辈子，不仅仅因为黄鸿年是识人、用人的好老板，也因为他是做人的好模范。他从来不以老板自居，把雇员都是当同事。黄鸿年说，“我都是用能人，越能的人，越有怪癖，越有自尊，越清高，越需要尊重。”

一个细微之处可以体现黄鸿年对下属的尊重，他从不让员工提包、开车门等等这样的事。如果有员工想这样做，他会说，“谢谢，我自己有手。我告诉他，提包、开车门不是他该做的事，也不符合他的身份。这样，越有才华的人就越会甘愿和你共事。管理也有心理学，要人家心服。如果口服心不服，嘴上喊老板，心里说他妈的。这有什么意义?”

用能人，就可以少用人，这也是黄鸿年的特点。从踏入商界的第一天起，他就是只领将，不领兵。

靠着用对人，有人跟，黄鸿年迅速在新加坡拉起队伍。“找了3个银行职员，一个是专开信用票的，一个是专做贷款的，一个是专做信用票和外汇交易结算的，全都能独挡一面。有了这3个人，都可以开银行了。他们还各自教我一些毕生积累到的精华和窍门，我举一反三，活学活用，生意就做起来了。”

他回忆说。之后几年间，黄鸿年依靠少少的几个人，在新加坡赢得了“过江猛龙”的尊号。大手笔地运作，加上敢打敢拼精神，让他成为新加坡商界令人敬畏的后生。

收购联合工业是黄鸿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精彩亮相，也是他为自己在新加坡的事业构建的平台和堡垒。联合工业原本是一间由台湾企业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立，主要生产销售洗衣粉的工业企业。黄鸿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这个公司结缘，并以敏锐的商业判断和果断行动，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商机。

当时，新加坡政府希望将联合工业的股份转让给台湾股东，但台湾股东内部相互斗争，导致计划搁浅。不久，香港恒隆集团看到机遇，并提出新的收购计划。

黄鸿年就是在这个时候上阵，改变了局面。

“我碰到李金耀(李光耀之弟)，他是著名律师，也是联合工业的主席。他告诉我他也想收购联合工业，但没有这么多钱，问我是否有兴趣?当时联合工业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洗衣粉厂，每年大约一千万新币利润，二是在市中心有座大楼——联合工业大厦。李金耀看好工厂，我当时就想，我要楼好了。”黄鸿年说。

黄鸿年做生意，一直是着眼长远，他不看细节，不看短期，但对大局和长期利益把握得紧、分析得准。进入商界不久，他就对土地和地产钟情。他认定，城市会越来越发展，城市的土地会越来越珍贵。

“我马上告诉李金耀，一起收购，他要工厂，我要大楼。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刚好不想要房地产。我们评估后认为，房地产占80%，工厂资产占20%。于是我投80%，他投20%，然后实施计划。”黄鸿年笑言，“当时看，他是占了我便宜的，因为当时最赚钱的是工厂，不是地产。但后来呢，还是我占了大便宜。”

投资长期利益，能以超凡眼光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是黄鸿年在商界立于不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是投资长期利益，他的事业总有增长的潜力;因为看到的是别人看不到的机会，他会少掉很多竞争的对手，把生意做得皆大欢喜。

“眼前的利益和金钱，永远不会打动我。”黄鸿年斩钉截铁地说。

答应与李金耀合作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融资。收购联合工业共需1亿元新币左右，黄鸿年也没那么多钱。当时，李金耀在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法律顾问，他和黄鸿年决定，“就找莫斯科人民银行，总经理维克多-格拉先科就在隔壁，后来他当了苏联和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还和普京竞选过总统，我们也成为好朋友。我们到他办公室说了这个事，5分钟就OK了。”黄鸿年笑着说：“所以人治也有人治的好处，如果层层审批，起码要几个月时间。”

这笔借贷，不但帮助黄鸿年收购了联合工业，还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商业课。莫斯科银行愿意借钱给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好人有好报。

1970年代时，莫斯科人民银行曾为占领市场在新加坡大肆放款，黄鸿年就曾得到一笔很大的贷款。一次，该行毫无缘由地在未有告知的情况下将黄鸿年公司的信用状额度砍了下来，造成黄鸿年开出的票据不能兑现。不讲诚信，是黄鸿年最痛恨的事情，年轻气盛的他，决定起

诉银行。这个消息震惊了银行，若在此关键时刻输了官司，一定形象大损。于是，银行请来顾问向黄鸿年说情。“他告诉我说，年轻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今天告这个银行，就算赢了，也是赢了战役，输了战争。大家会认为你这个人太危险，动不动就告银行，将来还有哪个银行敢借钱给你。”黄鸿年认为前辈说得有理，将官司半途撤诉，银行也向他道歉了事。

“没想到多年后我又碰到这家银行了。他一见我就说，黄先生，当初你放过我们了，我们现在一定帮助你。”黄鸿年感叹道，“你说，这是不是因果相循呢?所以，我对佛教里的因果相循有深刻的体会。”

联合工业被黄鸿年、李金耀合作收购并发展壮大后，遇到很多“怪事”，其中之一就是说黄鸿年利用了李金耀，不少人信以为真，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是民主法制国家，李光耀的弟弟可能是最不能利用、最不好利用的人，事实上，联合工业还因为有这样一位主席而遭遇到一些不平等待遇，“很多项目别人可以批，我们报上去，不给批，为了避嫌嘛。”黄鸿年说。

收购联合工业后，黄鸿年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营思想和手法，在新加坡商界独树一帜。

1982年，美国地产价格跌至很低水平，黄鸿年带领联合工业与法国银行合资，以4000万美元收购了一栋100万平方尺的大楼。联合工业的董事会最初一致同意了这项投资，但后来，小股东们对这项投资信心动摇，觉得风险很大。黄鸿年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很快盈利的项目，为了继续持有，他让自己全资的集联投资从联合工业手里买过了这项投资，而且承诺“如果集联投资一年把这宗产业卖掉，所有的盈利应该归还给联合工业”。这就是说，投资失败黄鸿年要自己扛;如果盈利却要全数上还。消息传出后，许多人猜测黄鸿年为何签定这个“包输”的协议，而最让人吃惊的是，黄鸿年竟然在这个“包输”协议的最后一天把大楼卖掉，然后将3000多万新币，合1亿6千多万港币的盈余交给了联合工业。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成交的日期改晚一天，这3000多万新币就会完全是他自己的。

当时是1984年，正值中英谈判，香港股市低迷，恒生指数才700多点，整个长江实业集团总市值才不过20亿港币，黄鸿年这笔原本可以独享的巨利，在当时可以买到长江实业8%的股票，但他却拱手将这么大一笔钱献给了联合工业。这个举动震动了市场，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做一个大事业，一定要有大胸怀。中国人讲，舍得舍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也是黄鸿年做事的一贯原则。

黄鸿年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一城一池的得失，他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枯”，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照顾小股东的利益，增进投资者对联合工业的兴趣和信心，而在经济上，他也绝对不会吃亏。“不要忘了，我还是联合工业50%的大股东，我送给公司3000万，实际上也送给自己1500万，因此真正送出去的只有1500万而已。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了，股票就看好。在股市上，公司每赚一块钱反映在股票上一般都是20倍、30倍。我送给公司3000万，这3000万反映到公司股价上，可能就是让公司的股票增值6个亿，我是公司大股东，这6个亿我也有50%。”黄鸿年说，“所以我真希望每年掏出3000万，让公司去赚。”

大胸怀，大舍，大得，敢舍，会得，黄鸿年依靠这个独特的生意经把联合工业越做越大!

收购联合工业后的整个10年，黄鸿年都在新加坡以联合工业为旗舰进行企业收购和兼并。他通过不断地收购公司或项目，又不断地出让收购来的公司和项目，

在10年间将联合工业发展成为新加坡的重量级财团。期间的许多公司或项目买卖，至今被新加坡商界奉为经典。

1987年，他以1.01亿新币买下宝珑坊大厦，一年后以1.55亿新币卖出，套利4500万新币;卖掉项目3天后，他以2.8亿新币买下百丽宫大厦，之后以7700万新币买下拥有百丽宫大厦后段地皮的投资公司，进而得其地皮。再过一年后，他以6.9亿新币打包售卖了百丽宫大厦及后段地皮。一年内，一单生意获利高达3.33亿新币，这令那些还不太重视黄鸿年的人大跌眼镜。上世纪80年代，3亿多新币可不是个小事情，而这两个项目也都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大宗的地产买卖。

1990年，黄鸿年完成了新加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战，一举并购了新加坡土地(后易名新加坡置地)。

新加坡置地是新加坡最大专业写字楼发展商，其规模比当时的联合工业还要整整大3倍，许多商界大亨都对其垂涎不已，但无人成功。卖出百丽宫之前，黄鸿年就已看上它，但也一直没有机会。他还曾找到公司大股东，拥有21%股权的公司创始人陶欣伯表示收购意向。用一生精力创办起这个事业的陶欣伯坚决不卖。“他还对我说，你要买，从前门来，不要从后门来。”遭到拒绝后，黄鸿年毫不放弃，“我告诉他说，那好，我改天从前门来。”

“一天深夜，我得知新加坡置地大股东之一科威特投资局有意把手中12%股权转让，条件是比市价高出5%。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召开董事会讨论通过，然后马上买下了这批股权。”黄鸿年回忆。之后，他向新加坡置地发出了全面收购献议，同时在市场上展开收购行动。因为平日常和基金经理打交道，加上黄鸿年对其股权结构已有清晰的了解，所以每次出击都很精确，尚在全面收购献议期内，他便拥有到了51%的股权，当陶欣伯想反击时，乾坤已定。

胜券在握后，黄鸿年拜会了陶欣伯。陶欣伯原以为他会“清场”，没想到黄鸿年获得成功之后竟然一点都没有当初做事情的勇猛。“我告诉他，我不是来请您走路，而是要请您留任公司的董事长。”陶欣伯听了非常感动。“我是真的尊重他，觉得他耗尽一生的精力建立了这样一个地产王国非常不易。我可以不要他，因为我拿到51%了。地产和别的工业不一样，没有什么高科技，谁当董事长关系并不大。”黄鸿年说。

收购完成后，黄鸿年出任新加坡置地总裁，联合工业也由此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房地产集团，总资产在新加坡金融和国营公司之外排名第一。

当然，联合工业的债务也因这次收购大为增加。黄鸿年有清晰的计划：把一些比较零散的投资转让出去套现;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进行重组;集中力量办大事。总的目标是，全心全力，打造出一个新加坡企业的巨无霸。

他还以高超财技制定出财务计划：先以高于市价30%的价格发行一亿股配股给林绍良，可以集资2亿元新币;再以新加坡置地25%的股权交换林绍良对MarinaCenter的控股权;然后再以一股供四的比例集资3亿元新币……一系列计划实现后，联合工业既可继续控制新加坡置地51%股权，还可将债务基本全部还清，并通过控股MarinaCenter间接控制滨海中心文华东方的3间五星级酒店。

然而最终事与愿违，这个计划出台后，黄鸿年陆续遭到很多人为的阻碍，计划也被迫胎死腹中。“有些人开始制造舆论，阻止我进行资产重组。因此，整个计划无从实现。最使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们的一位独立董事兼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席公然在报纸上否认他签署的董事会决议。我受不了精神上的折腾，我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否则我会得罪很多人。”虽然对于自己在此期间的遭遇，黄鸿年不愿多提，但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事实上，当时“树大招风”的黄鸿年已在无形中得罪了很多人。

风波中,黄鸿年常用高尔基的一句话鼓励自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之后，他将持有的绝大多数股份转让给林绍良，并辞去了联合工业总裁职务，开始淡出那些因为联合工业过于成功和出头而导致的“枪打出头鸟”的纷争和伤心之事。

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断有人向黄鸿年打探当时之事，但他早已不愿再提。追问之下，得到的也只是他很潇洒的一句：“一个人成功时要感谢大家，但失败时只能怪一个人，那就是自己。”

他还引用大文豪巴尔扎克的话来补充：“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如果联合工业的计划受挫算是苦难的话，它很明显地成为了黄鸿年的垫脚石和财富。1990年12月，转让了联合工业的黄鸿年淡出新加坡商界，转往香港发展，并从此起步，开创了一个轰动中外的奇迹。

新加坡的10年，除了将联合工业由一个注册资本1700万新币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注册资本超过10亿新币的大集团，让其资本增值将近60倍之外，黄鸿年还在波诡云翳的商界收获到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收购新加坡置地后，陶欣伯对他说的一席话，就让他终生难忘。

“当我拿着51%的股权到他办公室以后。他说，‘我花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的心血，你一夜之间就拿去了。’”黄鸿年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站在我这个当时只有40来岁的人面前这么说，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黄鸿年想到的是，人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年?一年365天，8760小时，10年也不过是87600小时，青春只有一次，如果只单单依靠自己，你得用多少青春才能建立起一个大企业。“兼并看起来是买厂买公司，实际上，就是拿钱去买别人的青春啊。我花一个月时间，人家花一辈子”。他说。

【扩张】以中策为基地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收购

1992年，黄鸿年已有了新身份——香港中国策略投资有限公司主席。在山西插队时，黄鸿年最羡慕城里的工人，梦想被招工回城做个学徒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那时，他这样的黑五类根本进不了工厂。而今，即使买个工厂，对他来说，也已是易如反掌。

离开中国后，黄鸿年一直惦记着曾经生活过10年的地方，只是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无法给他发挥的空间。1978年改革开放后，他更加密切地关注着这里的发展动向。1985年，黄鸿年到青岛进行过考察，曾受周总理委托帮助他出境的熊向晖，此时已是中信集团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他亲自到机场贵宾室接待了黄鸿年一行，并安排他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这是黄鸿年在“文革”后首次回到中国，也是激动人心的旅程。“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拨乱反正’，记忆还被冰封在‘文革’里，突然从‘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感慨万千。”当时，他除了考察参观和访友之外，还有一个大计划：收购青岛啤酒。虽然这个计划因为史无前例，谁都不敢开先河而以失败告终，但这中间，黄鸿年看到了巨大机会。

之后，黄鸿年与中信集团各出资50%成立了国联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伞型公司，即中外合资经营的投资控股公司。该公司的审批过程异常严格，一共报告了8位国家副总理批准后才得以执行，因为它可以收购任何行业的任何企业。这也正是黄鸿年梦寐以求的事情。

成就大事者，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因此老子曾有“不敢为天下先”的观点。国联的成立就是在“不敢为先”之际的“为先”之举。公司成立后，黄鸿年做了很多努力，但无一得到成功实施。“那时很保守，大家对这些也不懂。我只能引经据典，用马克思语录来沟通。比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股份制也是共产主义，告诉说比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把股票多拿一些去上市，让老百姓都买一点，这也是社会主义，是货真价实的全民所有制,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马克思就这样写的嘛。我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黄鸿年回忆，“那时一定要引用马克思和毛主席说过的话，去说服大家。但即使这样，还是很困难。”

业务上没有进展，黄鸿年对中国机会的洞悉却不断加深，参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想法也在他的脑海中更加成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已经确定，邓小平和陈云先后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国营企业发展何去何从?体制改革到底怎样进行?一切尚未确定，但一切都有可能。

1990年后，黄鸿年出让联合工业，转向香港发展，除了与联合工业发展中本身出现的他不愿意纠缠的问题有关之外，大概也与中国的新形势有关。当时，越来越多的外商得以更加便捷地参与到中国经济之中，国企改革和招商引资也逐渐成为政府重点关切的内容。黄鸿年敏锐地预感到，自己的机会，快要到了。

于是，他迅速于1991年在香港收购了处于亏损状态的日资上市公司——“红宝石”，并于当年12月12日将其更名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简称为“中策”。这个名称蕴含了黄鸿年的梦想：运用个人在海外的影响力，带动世界华商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中国国有企业合作，参与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同时，“中策”也贯彻了黄鸿年的大气作风，李嘉诚的和黄集团、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日本伊藤忠商社等重量级财团均在其间拥有相当股份。

“中策”的平台刚搭建不久，邓小平便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最让黄鸿年看到希望的是，邓小平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黄鸿年坚信，他和“中策”所要进行的工作，是符合这“三个有利于”的。有了这个明确的大方向后，他加快了步伐。

1992年4月，黄鸿年应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邀请，到山西走了一趟。王茂林担任太原市市长时，就已在访问新加坡时与黄鸿年认识。黄鸿年没有想到，这一趟成为了他大展宏图的开始。“既然邀请了，我就去看一看。有个礼拜天，书记要带我去参观一个厂——山西太原橡胶厂。我一想，有他带，当然好。”黄鸿年回忆说，看完工厂，他正在想如果能够收购这样的企业也很不错时，书记就先开口了。“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合作啊?我说好，当时就答应了，厂长也很高兴，他知道我一进去，他们就有资金了，他的手脚也就可以松绑了。”

黄鸿年在“除了看工厂，其他什么都没看”的情况下签了意向书，几天后又签了合同：“中策”用现金和橡胶厂的净资产一起组合成立新公司，“中策”在新公司51%控股。一月之内合作操作成功，“中策”注资进去，得到资金的橡胶厂，定机器，上项目，改机制，很快脱胎换骨，令黄鸿年对收购改造国企充满决心和信心。

收购山西的橡胶厂后，黄鸿年到处参观企业，“大约看了1000多家企业，甚至朝鲜的企业我都参观过。”他笑着说。一个个交易也相继完成。山西合约刚刚签订不久，他就在一片融融春意中下到杭州收购了4家企业，其中有效益很好的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和一家应当地政府要求“搭购”的亏损企业。黄鸿年解释说：“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80%的农民决定了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决定了意识形态，讲究配套，配了一个亏损的电缆厂，我也答应了。”

从杭州开始，黄鸿年开始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中策现象”应运而生。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气氛渐浓，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有的甚至连石头都摸不着。黄鸿年用他的经验和资本，创造出一种国企改革新模式。这让各地官员大喜过望，大家纷纷希望他去给当地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打入一剂改革强心针。

不久，黄鸿年被请到祖籍地福建泉州，一次饭桌上的交易，惊动了大半个中国。“席间，市委书记和市长跟我谈了很久，希望我在家乡投资。我说老实话，不想在家乡投资，因为在家乡投资，都以为是来捐钱的，而我是上市公司，不可以拿股东的钱做慈善。但他们还是很认真地做我的工作。我就开玩笑问，泉州市总共有多少个厂?市长说总共有41个企业。我说，那就都合资了吧。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他们赶紧去请示省里，当时就答应了。”他回忆说。

之后，黄鸿年迅速把阵线扩大到大半个中国，并且刷新泉州记录，在大连签定了一次性收购该市101家轻工行业国有企业的“一揽子计划”。这样的速度和魄力下，“中策”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大陆设立了200多家合资企业，总投资额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业务包括轮胎制造、啤酒、造纸、医药、机械、电子、食品、通讯、基础建设、化工和一般消费品，事业版图扩展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四川、宁夏、辽宁和北京等地。其涉足行业之多，跨越地区之广，以及收购过程中的几十上百家的一次性大手笔，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

一个个被纳入旗下的国有企业，整顿改革后扭亏为赢，甚至被包装后在海外上市。1993年7月1日，“中策”将在国内收购的橡胶和轮胎企业，在百慕大注册为“中国轮胎公司”并成功在美国纽约上市，募集资金1亿多美元。之后，“中策”用募资所得的1亿美元先后收购了重庆、大连、烟台、银川等地的4个轮胎橡胶厂，进而拥有了6家轮胎行业的工厂，其中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定点生产厂。在啤酒行业中，“中策”则收购了北京、杭州以及烟台等地多家啤酒厂，组建了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啤酒控股公司”，并在加拿大多伦多招股上市成功。

1994年7月，黄鸿年将“中策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香港中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显示其对中国市场的巨大信心。同时，“中策”的赢利也十分丰厚，红宝石改组成立“中策”时，公司尚亏损1476万港元，仅一年后，公司净利润就高达3.12亿港元，成为香港股市上的一只“奇迹股”。

这样大的进度，连黄鸿年自己都没想到。他后来也回忆说，自己一开始是来试水的，没有想到会如此受欢迎。谁敢横刀又立马唯他有勇又有谋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抓而不紧等于不抓……”黄鸿年说，在中国投资竟经营企业期间，他几乎每星期从香港飞一次内地，每一项合作从谈判开始，调研、审计、签约、人事布局到开业，他都亲力亲为，认真抓紧。

黄鸿年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他在中国大举收购改革国有企业，正是占尽，并善用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天时上，他看准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时，大量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收购这些国有企业然后将其带到海外上市，不但可让企业摆脱旧体制的束缚，焕发新的生命力，而且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并间接提升国家的国际水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坚定了他的信心。地利与人和方面，10年的磨练让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黄鸿年有句名言，“用帝国主义的钱来建设社会主义”。利用外国资本与中国企业合作建立一个真正的大企业。“我的目标是建立大集团。如果要自己投资设厂，从买地、建厂房、定机器设备、训练工人到出产品，需要花很长时间，我没有这个精力。”黄鸿年说，他当时不但想收购国有企业，甚至想带领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10多年前我这么看，10多年后我还这么看，中国企业要做强做大成为国际化企业，应该善用收购兼并的途径。”

对收购国有企业的前景，黄鸿年也有必胜的信心。“国营企业问题多，也有很多优势。土地是国家免费划拨，而且许多在市中心;一些企业已有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品牌;管理问题也并非厂长经理不能干，而是政府管理层级太多，他们不能尽情发挥。”黄鸿年说，“当时刚发展市场经济，竞争不激烈，稍稍转换机制便能占有一片市场，而且员工、债务也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所以闭着眼睛都可以拿。”

之所以敢闭着眼睛去拿，是因为黄鸿年看透了中国的开放趋势和产业政策，以及在此之下的机会和风险，并自信可以在这之中游刃有余。在那个看起来英雄豪杰四起，实际上全国人民都“摸石头过河”的年代，也只有像黄鸿年这样既懂资本主义，又懂社会主义的人才清晰地知道一派忙碌中所真正存在的最大商机。说是投资也好，投机也好，黑猫也好，白猫也好，但的确只有他们才是最能逮住老鼠的“好猫”。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天职就是赢利。就像黄鸿年自己所说：“我的兴趣并不是赚钱，可既然在商界发展，我就必须设法赚钱。”小平同志也提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黄鸿年可以成功，一是因为在有实力的外商队伍当中，无人像他这样在中国经历过“文革”洗礼;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企业家群体中，几乎无人可以拥有他这样的雄厚财力、广泛人脉，广阔的国际观和敏锐的商业判断力，更难有在国际市场上练出来的国际资本运作本领。

凭借这样的独特优势，黄鸿年自然能看出与众不同的“危”与“机”，并且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当海外很多人担心中国政局变化而保持观望时，黄鸿年依靠中国式政治经济学智慧，坚信中国绝不会再开历史的倒车，因而占尽先机，在该出手时果断大出手;在风雨欲来时，他也是依靠中国式政治经济智慧，率先预见危机，在该见好就收的时候及时刹车。

对收购中的利益与风险，黄鸿年也独具思维。他看中的企业几乎都在市中心地段。凭这一点就可以胜券在握。他说：“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无偿划拨的，如果发展高科技还免交5年使用费。即使将来迁厂，原址也可以转型建房地产。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做生意的眼光和角度的问题。我想的是，即使万一这个厂不行，还可以用土地去开发地产等等。很多人想的只是怎么样让这个工厂复活，振兴等等。所以，做商业其实是4个瞎子摸象，谁胜出?是那个高明的人。”

黄鸿年收购时的唯一原则就是选择那些建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企业。与卖家们谈判时，他首先了解的是这个厂的占地面积有多大。在合作条款中，最关心的一条是要拥有51%的控股权。“那时土地不值钱，他们没想到今天会是这个样子，我大概是看到了的。51%控股，省市领导都觉得差一两个点无所谓，所以我是用51%，四两拨千斤。”黄鸿年说。

“我常用瞎子摸象来说明我和其他外商看待国有企业的不同。”黄鸿年举例说，“比如欧美企业，给他10个胆也不敢在中国收购那么多国有企业。那些受过哈佛、斯坦福等高深教育和欧美政治法律熏陶的经理人不敢碰中国国有企业。第一担心员工包袱，他们到企业一看，退休员工上万人，下岗员工上万人，就吓得不敢再看了，因为他们按照美国眼光来看这个问题，美国公司要破产，裁退一个员工要几十万美元，但中国不需要。中国当时的行情是2000美元。第二，他们一看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生产流程等等，也吓得不得了，万一产品有质量问题要召回或巨额赔偿等等怎么办?他们不知道，在当时，中国也不需要……”

黄鸿年在收购中的做法也让地方政府十分高兴。他肯背债务，也肯背员工包袱。被收购企业的工人，大都和黄鸿年同龄，他深深地知道他们这一代人的艰难命运，因此无论在哪里，都绝不和政府在工人这个问题上争论，无论多少都很乐意地接受。“哇，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政府想甩出来的，我这样做，让他们感动得不得了，别人最怕的我不怕。”黄鸿年说。

黄鸿年对于债务和资产问题的处理，是典型的不精明，但高明于无形之中。

执行收购时，黄鸿年都是让各地方政府自己去评估出售企业的资产和债务，评估完了，他会问，这个评估报告是你们自己做的，可靠吗?对方说可靠。他也不查，让对方首长签个字或盖个章，证明报告准确无误就转头执行去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么做。你想想看，即使找最好的会计师去审查，翻箱倒柜折腾半天，给你一个表，什么有几个机器，几个桌子，多少欠款，多少应收账款等等，你能保证这些能兑现吗?你能保证你查过的都是真实有效的吗?”最关键的是，黄鸿年知道：“如果你查了，那以后就是你的问题了，因为你查过了。所以我不查。但你要给我保证这个没有问题。”

出现问题怎么办?好办!“我这么相信他们，他们也很感动，不会亏待我。”黄鸿年说，“有些地方确实会有问题，也就是他们给了假信息。按美国人方式，就是去告他，他们不是有担保和盖章吗?用法律解决。我不那样，我请他们出来喝酒聊天，说，您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我还没说完，他先说了，哦，我知道，厂里已经汇报过了。然后，他们说中央紧缩地方的财政等等诉一大堆苦，并且问我，让我说怎么办?我说，那您说怎么办啊?你们中方是以这个来入股，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他说，这个我知道，不能让你吃亏嘛，可现在我们财政上真的没有可以拿出来啊!那这样吧，我们给你些政策。”

“其实，我找他，要的就是这个。但我不说，让他说。”黄鸿年说，“您知道我怎么学会的吗?因为他们经常到北京去跑中央，跑计委。他们经常和我说，他们不向中央要钱，要政策。这让我深深体会到，在中国办企业，政策比金钱有效。同一行业的企业，有了政策优惠，你和别人便不在同一起跑线了。”

黄鸿年之所以能在其间游刃有余，并不是因为他和这些官员有特殊关系，是因为他对这些官员的心态了解得透彻：一方面领导们想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积极引进外资，作出政绩;另一方面，许多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确实存在问题，是个大包袱。现在有人出资收购，出资的人又可以信任，不妨尝试一下。

这样的作风让黄鸿年与各地的合作，既不是先君子后小人，也不是先小人后君子，而是只君子不小人，让双方都在体体面面中保持着友好。做了生意，也交了朋友。“我一生都坚持一个原则，从不刻薄别人，让一让，得到更多。所以我想得开，看大趋势，不斤斤计较，一夜之间就可以签几十个企业。”黄鸿年说。另外他也强调，在中国做生意不能像西方人那么呆板，既要守法又要灵活，既要聪明又要糊涂。大方向上一定要聪明，小问题上吃亏是福,难得糊涂。

在中国管理企业所涉及到的领域之多，远非海外的企业家所能想象。黄鸿年的合资计划需要与方方面面的人士打交道，政府领导，工会、企业管理层。这也是他的强项。每到这样的关键时候，他在中国的插队经历，好客之风就会发挥重大作用。

交朋友有三项基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认知。他每到一处，开始时并不认识省、市领导，但因为很多和他都是同属一代人，有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所以一旦接触，很快就产生共鸣。去卡拉OK，国内的有些领导们为了照顾他，点邓丽君的歌，而他高声吟唱的却是革命歌曲。往往是一曲唱罢，震惊四座，听者与唱者瞬间从陌生变得熟悉，对青年时代的共同回忆立刻加深了彼此的友谊。能够得到这些政府领导的信任，也是黄鸿年企业版图迅速扩展的重要原因。

1970年离开中国时，黄鸿年曾深深为自己在那10年间的“荒度时日，浪费青春”而遗憾。在中国展开投资后，他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现在回想起那整整10年，我觉得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是一个无形的宝贵资产。”

黄鸿年经常形容中国是一部无字天书，必须细心地接触，才能有些体会和了解。

他说：“我们经常谈国情，但国情是抽象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那10年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是‘融化在血液中’。这10年里，我基本上是在‘社会大学’上课和磨练，这使我日后对各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都会比一般人来得敏锐和全面;我虽然没上过大学，却经常受邀到大学讲课，原因是经过中国的10年磨练和反复思考，我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看法和分析。大家经常说，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那个时代的大串连就好像是读万卷书，这大大扩大了我的人生的接触面。经过这么一个大时代、大动荡的人，他们所吸收到的知识，是学校课本所无法学习到的。”

对于外商在中国成败的关键，黄鸿年还补充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中国做生意也是这样，绝对要看清大方向，摸清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另外，他也特别强调：“在中国投资经商一定要学会吃亏。在中国，吃亏和吃饭一样是一种文化，需要好好学习。”

解放全民生产力同样企业别样红

为什么黄鸿年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能扭亏为盈?例如，最著名的泉州项目中，合资的第二年，这些企业便实现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而在此前，这些企业的累计亏损911万元人民币。

“我最大的好处是给它注资，让它去掉那些枷锁，这是当时最制约它们发展的两条。合资后，我的管理就是找到优秀的人才，尊重、信任、授权给他。放手让大家一起做。最多的时候，我是200多家公司的董事长，而且都是不同行业，我怎么可能管理得来那么多的公司。名字不叫错就好了。我从商，首先是诚信，其次是用人。”

当“中策”盘活国企引起关注后，商界、学术界不断研究、探讨和解读“中策现象”，用心的人发现这位外来的大老板，念的竟然不是洋和尚的经，而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他用12345概括了邓小平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五十年不变。他说，只要坚守这五点，就不会犯大方向和路线性的错误。

“中策”投资公司绝对控股200多家内地企业的时候，黄鸿年在香港总部负责内地项目的只有不到10人。他知道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是体制和机制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因此，他收购国有企业后，几乎都是沿用原来的管理团队，改变老体制，建立新机制，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

收购成功后，黄鸿年通常是将原来的厂长变成总经理，书记和工会主席也都变成董事。每收购一个企业，他便向厂长经理们虚心请教：“我不懂管理，你们要教我!”听惯了领导训话的厂长经理们突然发现新老板如此和蔼可亲，兴奋程度、积极程度可想而知。考题发出去，往往就能够回收很多因地制宜的答卷，黄鸿年结合众人的智慧，做出自己的判断，再与管理层达成共识，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就诞生了。以现代企业管理的眼光来看，这就是充分的授权。

作这样安排，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从实际出发。收购这么多企业，黄鸿年没有从海外派来一个经理，他知道，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除了要管好企业，还要了解国情，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工商、税务、财政、卫生、市政、公安等等，海外派去的人不一定比本地人优秀。再者，那时从香港派总经理最少要5000美元的月薪，而当地管理人员最多才2000多人民币，多给钱是小事，可收入差距造成的心理不平衡会让工人与这个经理人心离散。黄鸿年实行员工本地化，让大家个个领到比原来高的薪水，而且还有额外激励，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开心。

黄鸿年说：“综合多年的经验看，如果能把东方的哲理配上西方的管理，是最能在中国发展出一流大企业的。”因此，他在中国投资期间，一直致力在中西方之间搭建桥梁，并尽最大可能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前提是，利用本土团队。站在全球企业纷纷讨论实施本土化经营的今天回头去看，黄鸿年其实是实施本土化经营的先驱。依靠当地人，按照当地办法，在当地发展事业，这是他结合实际，发明创造出的最朴素的“本土化”经营思想。

黄鸿年收购国营企业后，原来管理团队的身份和责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合资前厂长们注重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既有经济的，也有社会的，合资后他们全力以赴管企业，注重利润增长率;合资前他们可以向上级讨价还价，合资后要无条件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合资前他们坐的椅子是铁的，合资后坐的椅子是活的，干的好可以坐下去，干不好就得换别人来坐;合资前他们用很大精力用来处关系，关系处好了，即使有失误也没多大问题，合资后大家都在看着硬指标，达不到目标，自己心里立刻就没底。

黄鸿年采取充分授权的管理方式，极大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次，他带领烟台橡胶公司总经理到加拿大购买新设备，他宣布“引进的速度要快，设备要先进且价格要低，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的事情由总经理全权负责。”简单的要求为大家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灵活性，前后20天就签约完毕，而同行的另外一家国营企业却谈了两年半还没有结果。橡胶公司的总经理因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来没有这样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竭尽全力地投入工作，也从来没有这样地捍卫自己和国家的尊严，砍了外方的价，还要了外方很多其他回报。”

古人张拟曾在《棋经》中说：“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黄鸿年是善胜者。遍布中国各地的企业，他一般每年都要去开两次董事会。讨论预算时，如果大家认为当年的目标应是纯利一千万，他便当场宣布达到目标发奖金，超过一千万的部分公司和管理层对半分。采用这个方法后，管理人员做事非常严谨，他们自己严格查账，控制成本，不做假帐，不许浪费。因为这关系到自身利益，所以他们比黄鸿年这个老板还要紧张年终表现。

中国的国有企业人才济济，一旦转换管理机制，让工厂和个人利益紧密挂钩，聪明才智得以发挥，企业的面貌立刻产生重大变化，由人浮于事变成认真上进。之前的铺张浪费变成了勤俭节约，仓库里不再丢东西，外面的欠帐积极主动地去回收。厂里的小轿车原来是公家的，每年维修费就好几万元人民币，黄鸿年接手后按照帐面价值卖给个人，不但一年省下几万元维修费，而且车子也得到很好的照顾。冬天的东北气候严寒，他旗下一间工厂的厂长为了保护车子，下雪时会用棉被把车子盖起来。再比如像茶叶、卫生纸等这些公用品之前一直存在很大浪费。黄鸿年建议把费用当作福利发给个人，结果茶叶一年的用量减了70%!卫生纸改革前1周用10卷，改革之后1周用1卷，企业经营成本很快降低。

管企业，黄鸿年喜欢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并没有要求外企设立工会，他收购企业时却把工会保留下来，并且将工会主席安排进董事会，主要的工作仍然是加强员工福利。

黄鸿年学过“三湾改编”，“党支部要建在连上”的这个理论对他启发很大。他说：“我从来都认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因为我自己当初就想申请入党被拒，知道入党从预备党员到转正要经过多么多综合的考验。”黄鸿年相信，他不需要自己重新选拔培养骨干，厂里的党员干部就是公司的骨干。

1994年初，黄鸿年提出要以工作表现为考核标准，在企业中评选“优秀共产党员”，每位得奖者有1万元人民币奖金。合资前，“优秀共产党员”只是奖状、红花、照片上榜，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合资后，黄鸿年既精神又物质奖励，争当先进的劲头因此空前高涨。

这个制度实施半年后，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并表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黄鸿年属下企业的党委书记们，无不对自己这位不是党员的老板深感佩服。

为了减缩成本，扭亏为盈，黄鸿年还身体力行，不给任何一家企业增添负担。到公司视察业务时，他从不要公司承担费用。即使有会计师同行，机票、酒店也都是算他自己的。

完成收购后，黄鸿年即刻按中方的评估价值，对企业注入现金，让企业债务负担减轻。有了资金，企业增添新设备，培训新技术，提高劳动效率，让产量增加，销售额增加，人员却不增加。成本控制见效，企业效益提升，形成良性循环。对于那些不适合留下来的员工，为避免人浮于事，影响士气，黄鸿年提议补贴他们提前退休，这些员工拿了退休金可以自己去做些小买卖。黄鸿年收购的企业，基本用这种方式改革，没有开除过一个员工。

企业效益上升，员工工资、奖金增加，黄鸿年却没把该得的利润提走。历史经验让他体会到：“我们这些资本家，共产党不革我们的命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要去妄想赚共产党的钱。企业的利润不带走，员工就不会认为我在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赚了钱，黄鸿年也从没分过一分股息，所获利润全部用在增加新设备和减债上，他对这些企业的态度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政府为了鼓励，也给企业很多税务优惠，工人更加高兴。他们真真正正开始觉得，自己不是给资本家干活，而是在为自己工作。

事实上，黄鸿年也赚钱，赚外国人的钱。他常说：“有本事就赚犹太人的钱，赚八国联军的钱!”到境外上市是赚外国人钱的好办法，为此，黄鸿年在中国收购国有企业之初，就对将来的上市进行了精心安排。他说：“我采取的模式是，在海外注册不同的公司来控股国内的公司，将来上市的时候，上市的就不是国内的公司，而是我控股的这家海外公司在中国所控制的这51%的股权。这样，这个上市就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也不用经过经贸委、计委、经贸部的批准等等一大堆很麻烦的手续。”按照这个思路，1993年，黄鸿年将收购的轮胎厂在美国上市，被很多人看成奇迹，这也是外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并且第一个在海外上市的项目。

“中策”的成功，也吸引了很多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的目光。很多人发表讲话或写文章认为，“中策现象”是国营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代产物，并对黄鸿年通过收购让国营企业产权多元化，进而让其彻底地走出“笼子里改革”的老路子给予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刘国光就曾评论，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国外企业上市的原则和渠道，把一些国有企业重整转换成为具国际性的企业陆续在国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国外资金来投入国内企业发展。

刘院长的话如今早已成为现实和共识，但他说出这话不久，就引起了诸多猜疑。甚至被不少人认为，这是在做资本主义的吹鼓手。在那个刚刚开始“摸石头过河”不久的时代，开放与保守，还在激烈地博弈。

激流勇退天地宽乱云飞渡仍从容

不久，事情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形势急转直下。

在“中策”成功的刺激下，收购国有企业越来越凶猛。比如泰国正大集团收购杭州青春宝药业公司，美国柯达出资3.75亿美元，收购中国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3家感光材料厂，并与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辽源胶片建立合作关系，进而一举拿下了中国7家感光材料厂中的6家(剩下一家为保定乐凯，但后来依然被柯达控有其上市公司13%的股权)等等。

这些收购活动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中国开放的必经途径，认为这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反对者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是民族经济受到了外资的巨大威胁。

“中策”的轮胎厂在海外上市，也被媒体报道成黄鸿年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将钱装进自己口袋，由此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并最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之后，争论越来越猛烈，并得出统一结论：外商是来赚钱的。10多年前，“赚钱”两个字是令大多数中国人紧张，甚至害怕。而另一方面，也确有不法商人将原本属于正常资本运作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掏空国家，欺骗社会。

这些争论和博弈，最终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文化传统下变成了主流。之后，国务院叫停了许多的外商投资与收购项目。为了弄清真相，也特别派人调查了黄鸿年，特别是要看他是否收买过地方官员。

“曾经有一些高层对我个人的交情还不错，但后来他们也发火了，主要是上市以后的炒作，大家认为我把募集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了。认为我是空手套，我哪是空手套，我是真金白银收购来的，我是拿我拥有的那部分去上市集资，钱拿出来后，我的股份就滩薄了。即使是钱拿出来，我也没把这些钱放在自己口袋，而是用这些钱再去收购。”黄鸿年回忆说，“其实，这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不懂得资本运作，不知道这也是在用外国人的钱来发展自己，也是在招商引资。”

不久，调查结果出来了，黄鸿年不但没有任何行贿行为，反倒是收了不少礼物。“我开始还不知道，一个厂长说服我投资后，他是可以拿奖金的。我想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认为该是我们削尖脑袋进来的。”

黄鸿年说，进来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以提高地方的GDP以及领导的政绩。所以，大家这么欢迎。

在中国投资多年，黄鸿年没有送过红包，而且一直都是政府官员找他，不是他找他们。即便有时出于礼节需要，他送出的礼物也不超过200元人民币。当时，他是财神，备受欢迎，常常是警车开道，红地毯铺路，上媒体头条。再加上他注重信用，签了合同资金马上到位，并严格按法律办事，这就更没有行贿的必要。

调查深入后，大家还发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这位大老板的生活原来很朴素。当时，黄鸿年正与空军合建一个机场，调查组也来到这里，他们调查后发现，黄鸿年在这个基地吃的饭菜，都不如一个普通军队干部。这也是黄鸿年的一大特色，投资考察的过程中，领导请他吃大鱼大肉，他却要吃人家的麻婆豆腐、回锅肉。

调查组没有查出问题，但给黄鸿年不小的震撼。他没想到，社会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已经到了调查组说没问题，别人却说调查组的调查有问题的程度。从这里，黄鸿年看到一些危机。这个危机来自于他对社会环境的新认识。

“于是我也在想，再进一步做下去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卷入一些是非中了。当时，我们都是满腔的热情，搞改革开放，为国家贡献。但若真的到了土地变更，这就是巨大的暴利了，当时几万块一亩几年不到全都是几十万、几百万一亩了。我那么多厂，那么多土地。我从来没想过要搞暴利，虽然我知道这个肯定赚钱。那么大的诱惑下，如果继续下去，我想，恐怕很多人都难以拒绝一些事情。”

与此同时，各界对“中策”的争论也成为热点，并被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有朋友还开玩笑说，黄鸿年很了不起，没有几个外商的名字能上到常委会。

进退之中，黄鸿年决定逐步退出在中国的投资。1999年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更令他萌生了退出商界的想法。他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不断以大富豪形象被曝光，而且他又不喜欢前呼后拥，这就给了一些人可趁之机。一次回到住所时，他被歹徒袭击，还差点被绑架。“那个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人这一辈子的事情，最后觉得该多一些时间给自己了。企业是做不完的，永无止境。那时，小孩子也大了，应该多一些时间来过真正的生活，陪陪家人。”

2000年，黄鸿年出让了在“中策”的所有股权，从香港回到新加坡。

黄鸿年淡出中国市场后，外资收购国有企业的大门也被逐渐关拢，收紧。他和“中策”因此成为一道明显的分水岭。在这道岭之前，外资进不来。在这道岭之后，外资再也不能那么轻易地进来。而关于外资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否动摇民族经济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依然没有结论。

在这道岭上的黄鸿年，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却很早就有了定论。奉命调查黄鸿年的一位负责人调查回京后报告说：“黄鸿年做的事，第一符合中国法律，第二符合国际惯例，第三我们还没学会。”在此之后的多年里，中国各地查出了很多贪污案件，也都和黄鸿年没有关系。

今天，黄鸿年参与开创的国有企业海外上市模式，早已在中国蔚然成风，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企业的一道窗口。事实上，就在黄鸿年带领“中国轮胎”公司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不到半年内，黄鸿年先前准备收购的青岛啤酒，便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到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

今天的中国，汇聚了几乎全世界的国际投资者，以眼花缭乱的手法开展着各种大型交易，但至今，黄鸿年所创造的一个晚上就买下一个城市全部国有企业的神话，前无古人，估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来者。

鉴于黄鸿年现象对中国企业界影响之深远，曾有不少中国企业家形容，一个黄鸿年，带给中国企业关于资本运作的知识，胜过百本教科书。“中策”进行中国企业嫁接改造的成功案例，也被许多国内及欧美知名大学列入MBA教材。

这一点，学界早已有过肯定。1994年，浙江大学成立竺可桢教育基金会(香港)时，特意请黄鸿年担任了第一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熟悉中国国情的黄鸿年将自己在投资领域的心得体会做了充分的表述。演讲过后，浙江大学特别聘请他担任兼职教授，之后又聘他为名誉教授和校长顾问，每个月薪水1000多人民币。后来，他把几年累积的薪水另加几万块凑够10万块，一起捐献给了希望工程。同年，黄鸿年还协助南开大学举办了世界校长会议，100多位世界各国的校长参加大会，盛况空前。之后，南开大学也聘请他担任校长顾问和兼职教授。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物理学家母国光称赞他既是充满爱国主义的企业家，又是有理论修养，务实的经济学教授。这两所大学聘请黄鸿年的原因即是基于他“协助中国国营企业嫁接改造，搞活国营企业成绩显著。”

此外，自1993年起，黄鸿年还先后被西安市、锦州市、烟台市、杭州市、佛山市及宁波市聘为经济顾问和荣誉市民。

多年之后，黄鸿年回忆往事，对参与改造国营企业的过程有了新的感悟：“国营企业嫁接改造，既体现了先进工业国的科学发展观，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转身金融投资界投资有道美名扬

黄鸿年淡出中国内地后，转到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金融投资活动，并以卓越的投资收益，赢得“股市金手指”的美誉。

2000年，香港财经界最令人关注的事情便是李泽楷以市值仅10多亿美元的盈科数码动力鲸吞了市值300亿美元的香港电讯，并成立了电讯盈科。此事也轰动全球财经界，而盈科数码动力得以上市的“壳”资源——得信佳公司，就是黄鸿年出让给李泽楷的，《明报》、嘉里集团等著名企业，也都有他的投资。

得信佳(Tricom)是1994年在港上市的一间电子电信类公司，公司主要销售办公室通信器材、个人通信产品及基建通信系统，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援服务。当时，随着市场的开放和膨胀，电信业正越来越被视为是明日的增长之星，是盈利前景大好的行业。善于不断发掘商机的黄鸿年，看好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成功获得了得信佳公司的控股权。

1999年，香港“小超人”李泽楷计划借壳上市，并看中了黄鸿年手中的得信佳。和李家关系良好的黄鸿年成人之美，将公司控股权出让给了李泽楷。当时，炒卖科技股浪潮席卷香港股市，加上李家的金字招牌，完成此交易后的得信佳一恢复交易，就立即成为香港市场的炒作对象，并且创造出又一个投资奇迹。

得信佳暂停交易前，股价只有0.136港元，股票恢复交易时立即猛涨超过20倍，一度达到3.22港元。黄鸿年将得信佳控股权出售给李泽楷之后，手中仍旧持有得信佳4.9%的股权，成本价仅为0.22港元。按黄鸿年当时还拥有的股份计算，当得信佳股价在交易后升至其成本价的12.5倍时，他所持股份的帐面盈利便高达27亿8000万港元。大家因此说黄鸿年，得信佳买得好，卖得更好!

如今的黄鸿年，早已是新加坡，也是华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投资家之一。经他染指的股票，通常都会出现“点石成金”的结果。

黄鸿年的投资哲学是“人弃我取”，当众人看好市场时，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当行情不好，人们在贪婪和恐惧中纷纷离场时，就是他入场的最好时机。他有句名言：怕牛不怕熊。“熊市不可怕，可怕的是牛市。熊市已跌到不能再跌，下跌的可能性只有20%，而上升的机率却是50%。”黄鸿年说，世上的事都充满辩正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金融投资也一样，涨了，就多了跌的可能;跌了，就多了涨的希望。

因为奉行“人弃我取”的原则，黄鸿年都是在环境不好的时候赚钱。1997金融风暴、伊拉克战争、“9•11”以及2003年“非典”等等。每次危机他都大买，每次大买都是大赚。

去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股票市场飞速上涨，黄鸿年却一直都在卖股票。2007年10月，上海A股涨到6000来点，平均市盈率高达六七十倍时，一直关注市场的黄鸿年深表忧虑：“我们将面临一个严寒的冬天，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被冻死，又会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不用等到北京奥运召开，这个冬天就一定会到来。”

黄鸿年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好事的另一面是坏事，坏事的另一面是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

如何在“好事”与“坏事”间平衡呢?他是“四不原则”：不惧、不乱、不悔、不贪。“不惧”——不要怕做决定，考虑周全后下决心要果断，拖泥带水可能会延误战机，思虑过多也会节外生枝;“不乱”——外界的情况可能很复杂，市场上也会有各种消息，合作伙伴出于不同的出发点会提出不同意见。这个时候自己不能混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自己的主见;“不悔”——做了决定就不要瞻前顾后，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后悔药难吃，搞不好还会混淆思路，产生新的障碍。最后是“不贪”，做金融投资，最要克服的是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投资的时候要量力而为，不要贪心。贪婪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往往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对于投资风险的管理，黄鸿年认为，最重要的是做好预防。“好比说，我经常请医生朋友吃饭，请教医学常识，这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办法。不是找医生治病，而是防病。在金融投资上也是这样，尽量不要让危机发生，把敌人消灭在摇篮里，一旦有事，果断地处理。”

一旦投资失败，黄鸿年的做法是果断收手，绝不恋战。“继续下去，很可能全军覆没”。他说。

“见好就收”也是黄鸿年常说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最低时买进，也永远不可能在最高时卖出。低到自己认为值就可以买，高到自己认为值也就可以卖了。我喜欢见好就收，留些空间给别人赚!”投资过程中，他也经常做这种事。比如，有一支股票，他买的时候每股2角，涨到6角时，他将一部分股份转手给了当地一位企业家，之后股价飙升到2块多。这位企业家每次见到他都表示谢意，请他吃饭，仿佛欠了他的人情，感情比之前亲近许多。人们都会对送金母鸡的人笑脸相迎，黄鸿年说，如果可以，他希望自己永远送人金母鸡。赢得人心才能赢得梦想，这一点，他初入商场时就体会到。

黄鸿年说：“人在做决定时，如果是用情绪而不是理智，就很危险。投资要靠纪律和耐性。投机需要勇气，捕风捉影，可以一本万利，也可以一无所有。”因此，他的投资都是相当理性。黄鸿年认为，买股之前一定要研究企业的内在价值，他注重要求企业的净资产值和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的成长，而不单纯看重本益比大小，因为本益比往往不能准确和全面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

2003年“SARS”期间，新加坡股市一片低迷，黄鸿年掀起了一场精彩的“大众钢铁争购战”，半年的时间内，令一家看似“破铜烂铁”的夕阳公司身价大涨。

大众钢铁收购最初由管理层洪光华等在6月掀开序幕，开出每股1.84新元对公司进行廉价MBO

(由管理层超低价买断)。10月初，旅店置业总裁王明星、新加坡政府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渣打银行以及香港和记黄埔前总裁马世民等，共同联手成立的98控股以每股1.93新元加入争夺战。消息公布后，对钢铁产业情有独钟、又爱打抱不平的黄鸿年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大众钢铁股票。10月底，洪光华等管理层在MBO失败后转头与98控股联手共同对付黄鸿年。

外人看来，双方对阵的实力并不均等，担心黄鸿年会玩出火，纷纷为他捏了把冷汗。而强大对手面前，黄鸿年却丝毫不退缩。他的策略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敌人是纸老虎并不可怕;战术上，敌人却是真老虎，要严阵以待。

曾经畅游过长江、黄河、松花江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黄鸿年，风浪越大劲头越高，他的做事风格和年轻时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充分考虑各种发展方向，相继动用2亿多新元的资金，越赌越大，胜算也越来越高。不管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如何横纵联盟，他只管稳扎稳打地以低价在公开市场收购股票，精准地预测对手的每一步棋。对手却不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股票，坚持非要持股51%不可，或者1股都不买。当黄鸿年手上的股权累积到29.98%时，他给对手出了非常头痛的难题。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亲自在清晨7点钟到发展银行集团总裁的办公室递交收购建议，希望能够买下对方手上14.67%的股权。在权衡了局势之后，发展银行集团却将股份以低价卖给了98控股。98控股买下发展银行的股权后开始醒悟过来，开始在公开市场上竞购股票，但为时已晚，只好付出更高的代价。

为了赢得战争，98控股不得不主动将收购价提高到2.06，而且即使98控股赢了战争，黄鸿年股权超过25%，98控股在一些重大决策方面也得看他的脸色。2004年1月，98控股以50.31%的股权险胜，却不得不考虑黄鸿年的提议，派发每股1.55的现金。一场风起云涌的争夺战，看者津津乐道，胜者如梗在喉，从表面上看，黄鸿年看似失败却虽败尤荣，他先后共获得3亿3千万免税股息，为自己争得利益的同时，也为其他小股东送上财富。

在这场收购战中，小股东感激黄鸿年。要不是这个“程咬金”半路杀出，给收购者带来竞争，大众钢铁的收购价不会四度调高。股东们也对黄鸿年建议派发每股1.55现金股息表示感激，如果不是他提出建议，小股民的利益可能便不是公司管理层优先处理的要务。为说服管理层派出这笔股息，黄鸿年还提出将自己应得的股息暂时借给公司作为营运资金，以防银行撤销贷款时公司资金不足。要说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将股价发挥到淋漓尽致，黄鸿年应居首功。

在投资界，那些在企业遭遇困难时，出面担任其善意购并角色的独立第三者，被称为“白武士”。

2005年，黄鸿年再次扮演了“白武士”的角色。当年，新加坡上市公司伟城工业因涉及商业丑闻被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调查并遭司法管理，陷入绝境之地。伟城工业是一间从事电子废料回收，专为电子工业提供再循环服务，并从再循环过程中抽取如金、银等贵金属的再循环类环保工业公司。黄鸿年看好电子废料回收及再循环行业的巨大发展前景，于是联合当地另一家投资公司稀奇控股的业主庄明桦一起，开展了一场拯救伟城工业的计划。

黄鸿年的计划是，由他旗下的黄鸿年基金会和稀奇控股各以805万元新币，共1610万元新币的现金，分别认购9亿4870万股伟城工业新股，同时获得9亿4870万股伟城工业认股权。按此计划，他们将合计拥有的股份可占伟城工业扩大后总股本的75%，其收购价格相当于每股0.84分(不到1分钱，伟城工业停牌前的股价是1.08分)。伟城工业的老股东们也十分支持这个拯救方案，并在特别股东大会上高票表决通过了他们提出的所有议案，进而让该计划得以实施。

事实证明，伟城工业的老股东们作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黄鸿年及稀奇控股接手伟城工业后，将公司改名为盛隆环保，并对其进行了债务重组和业务整顿，他们10月正式接手公司，11月公司即与法国的威立雅环境公司签署了合资在新加坡合资经营电子垃圾回收工厂的协定。威立雅是全球性的再循环业领导者，黄鸿年和庄明桦此举，不但将盛隆环保起死回生，而且让它一步飞跃到世界级的平台之上，进而彻底将一个陷入困境的企业从噩梦中引入新生。

这两年，亚洲股市纷纷上涨，特别是中国股市创造了上涨奇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可以解释得清楚。黄鸿年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中国股市投机者多，投资者少，没有几个人能够充分了解企业在做什么，诺大的股场里，1亿多的股民里，9成以上是投机者，而且没有风险意识。他形容目前股市的热闹状态如同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战争，以前是全民皆兵，现在是全民皆股，连出租车司机、厕所清洁女工和小学老师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热火朝天的股市当中。所以，他非常担心中国股市发生大的波动后，会令成千上万的散户血本无归，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采访中，他多次强调说：“现在，众多市场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市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换届就会到来。”同时，他还对调整的幅度作出自己的预期，

“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的走势，下跌的幅度可能在半年时间被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黄鸿年忧虑地说：“中国投资者一定会为这场盲目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没有坐在教室里专门学过金融和经济的黄鸿年，能在投资领域大显身手，成为“股市金手指”，与他善交朋友，广结良缘大有关系。他喜欢交朋友，真诚、真心对待朋友。他说：“我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做朋友不是为了有利用价值，再好的关系用了就没有了。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吃饭，天南地北大家尽兴谈论喜欢的话题，互相激发灵感”。善待他人常常能够为自己带来运气，黄鸿年随和、率直、真诚的交友为他累积了巨大的人脉资产，也为他的投资带来很多便利。

黄鸿年是充满磁场的人，他坦诚，宽容、儒雅，礼贤下士，与朋友的交往中无微不至。他的很多朋友都是“白头到老”，“永结同好”。

黄鸿年投资时，关注那些有潜力，有发展能力，尚未被市场发现的“璞玉”。发现璞玉靠慧眼也靠信息，经常出现在他聚会餐桌上的专业人士便是信息的绝佳提供者。他经常请一些金融专家吃饭，聊天。他是这些金融专家所供职的金融机构的大客户，按照一般的道理，应该是这些人请他吃饭。但黄鸿年反过来请他们。

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饭钱对我和他来说都不是问题。谁请谁，是一个尊重的问题，我充分尊重他。”黄鸿年请他们吃饭，也请得非常大方。有的时候，请他们喝10万元人民币一瓶的酒。有的基金经理和他说，一辈子没有喝过这种酒。“有一次，我专门送了一瓶1万元新币的酒给一位基金经理，我知道他是1969年出生的，我专门送1969年酒给他。因为哪一年的酒我都有。他很感动。”

黄鸿年说，“我是真正尊重他们，真心和他们交往。不是说收买人家，他们都是很有层次的人。他们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是很有价值的。他们掌握的资产，有时候一天之间的价值波动可以在10亿、8亿之间。他给你一个信息，并不是内幕交易，而是他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研究的股票，就可以让你跟着赚好多。他们搞IPO的时候，经常分配给我股票，很多时候这个股票一个晚上就是几千万的利润，今天给我，我还不用付钱，明天一开市我就可以卖了还钱。如果不是知己朋友，相互尊重，注重交情，他根本不在乎。”

因为待人热忱、真诚、细心，所以黄鸿年常常是一呼百应。只要在新加坡，他都会请一些来自美国，欧洲，本地或其他地方的金融专家聚餐，包括高盛、花旗、UBS、野村证券等世界顶尖金融机构的专家。“我现买现卖，我和花旗的专家讨论美国的汇率走势，过几天又和野村的专家讨论欧洲经济的成长。经济形势这个话题，每个专家的看法都不一样，难免A的观点正好和B相反，大家在辩论中不断提高。他们也喜欢和我讨论，觉得我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观点，我也在讨论中训练了判断能力。他们的观点都是精华，现成地教给你。”

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也是黄鸿年纵横商场的法宝。只要他想做一件事，他就会找到懂的人。只要听这些人讲一讲，他就会举一反三。时间一长，他反而不是专家但胜似专家。

不了解黄鸿年人气磁场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干出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实际上他看似无人，但却人满天下。凭借自身人格魅力和对人的尊重和体贴，黄鸿年团结了一批又一批，平日里和他做朋友，一旦有需要就自发而愉快地为他做事的人。这些人组成一支秘密部队。这支部队的战斗力，超于平常。他们可能互不认识，但却在各自领域为黄鸿年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即便如此，对于“股市金手指”这个称号，黄鸿年也并不赞同。他说：“幸亏我没有被冲昏了头脑信以为真，得意忘形，千万不要相信什么‘金手指’，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赚钱的时候大家看到了，但是我有很多亏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投资不是万无一失的。”

圆满人生归慈善不枉此生在人间在我们所访问的金融领袖之中，黄鸿年算得上是最不枉此生的一个。

他的事业干得精彩，从印尼到新加坡，到中国，再到美国、加拿大……一路上，他独树一帜，屡创奇迹：在印尼做到全国第一;在新加坡发起史无前例的并购战;在中国完成前无古人，而且至今后无来者的大收购。他的生命也如此多姿多彩，少年时代在中国激情燃烧，青年时代在商界斗志昂扬……如今则以慈悲之心温暖社会，圆满人生……

他也有遗憾，未能在收购新加坡置地之后，实现自己的计划，发展出一个企业巨无霸;在中国大陆，他有一个“用帝国主义的钱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梦想，但还未真正来得及按自己的计划去做……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他活得坦诚，率真，大气，潇洒。他看得开，想得开，而且做得很精彩。单是现在，他的生活就足够令事业超常成功，身心超常疲惫的企业家们无限向往。如今，黄鸿年除了和金融专家们吃吃饭，聊聊天，就是看看书，看看报，然后陪朋友，陪家人。可别因此认为他已彻底退休，事实上，他同样在做着数字惊人的大生意，只不过他做的方式与众不同。

黄鸿年没有念过大学，但酷爱学习。除了在社会上学习外，他也注重通过读书、读报来学习。黄鸿年自小就有阅读习惯，各国好书、世界名著从不错过。现在，他仍然定了10份报纸、7，8种刊物，每天花2到3个小时读书，读报。每天中午和晚上，他拜人为师，聚朋会友，中午2小时，晚上3小时。一天下来，也是8小时工作制。黄鸿年还喜欢写作，小时候，曾经想做记者。平常阅读报刊，他总把有用的资料、统计数据顺手收集起来，晚上一有时间就动笔整理。不过，他写得不快，并因此自嘲“做不了记者”。

读书多，见识多，再加上性格活泼，让黄鸿年富有情趣和风趣，对很多事物的表达也充满浪漫气质和意境，因而更具人格魅力。回忆起没有报纸和广播的插队生活，他的说法是：“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孔面面相觑，彼此的眼神间升起的是无聊和空洞。”相当地富有诗意。

黄鸿年的学习是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学了就用。他的学习内容也非常广泛。就是吃饭，他都要吃出学问。因为他的很多生意都是在饭桌上谈笑定乾坤，很多人也都是在觥斛交错中认识、结义。所以，毛主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了他那里，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黄鸿年在中国的很多收购，就是吃饭吃出来的。有一年去山东烟台洽谈业务，他签约当晚就拿到了新公司营业执照。因为，市长要求当晚赴宴的所有负责官员们随身带上公章，当场盖章通过。黄鸿年当晚(美国时间是白天)也马上打电话给美国的银行，第二天就将资金打到了对方账上。黄鸿年说，“‘吃饭’在中国是一种文化，许多事情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解决的。”他举例说，宴请中国人，问人家喜欢吃点什么，对方总是回答说“随便”。有人不懂其中的奥妙，把人家带到大排档“随便”，这下麻烦大了。“对他们来讲，吃什么确实不重要，但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规格问题。他会认为这是对客人不尊重，甚至是一种侮辱。”

这种吃饭的文化就是他学习来的。“很多地方接待我们都是相当高的规格，有次，一位省领导安排了很多大鱼大肉，吃完问我吃饱没有，我坦诚回答：没有。”

黄鸿年认为，中国人很大一个弊端是爱面子，讲排场。他说：“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很多人还是为了面子浪费。我当时经常告诉官员朋友们，够资格被他请吃饭的都不在乎吃什么，并建议他们发挥长项做地方特色。但他们说，这些上不了台面。”这些经历，让黄鸿年有了经验：原来吃饭是关系到面子的大问题。

黄鸿年对别人大方豪爽，自己却知足长乐，一直保持朴素。到现在，他最喜欢吃的还是白菜炒粉、黄瓜炒肉片、猪肉炖粉条等等。他不穿昂贵的名牌衣服，一块手表用了几十年。他买得起最豪华的车，但他觉得坐着不舒服，“人人都看着你，很不舒服。”他说，“当然，有很多人就是为了给人看，以此来证明自己成功。那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真正成功的人，不需要开证明。”

黄鸿年也不习惯花天酒地，“我还是喜欢最简单的生活，我穿的衣服是新3年，旧3年……不是买不起，是没有那个追求。年轻时的理想和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很难改的。”值得一提的是，黄鸿年教导他的孩子们时还有个规矩，必须把碗里的饭吃干净，吃到最后一粒米。

作为足迹和投资遍布海内外的著名投资家，黄鸿年从不同人的交往中学习和体验到很多道理，让他从中受益。脱售新加坡联合工业之后，黄鸿年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即使朝鲜他都去过。1991年10月25日，朝鲜领袖金日成主席接见并宴请黄鸿年。黄鸿年回忆说，当日，他曾对金日成主席说：“毛泽东一生的遗憾之一是没有访问过西方国家，建议金主席有机会到美国去看看。”

金日成主席表示会考虑。两年后，美国前任总统卡特访问朝鲜，代表时任总统克林顿正式向金日成发出邀请，金日成答应了，但不久(1994年)金日成去世，未能如愿以偿。后来，黄鸿年遇到了已经退休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克林顿提及此事，并且与克林顿讨论了新问题。他对克林顿说：“如果您还是美国总统，会攻打伊拉克吗?你们将怎么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萨达姆是伊朗的克星，攻打伊拉克破坏了中东的生态平衡，结果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各国首脑的交流交往经历，让黄鸿年能从更高、更深的层面看待世界，也令在商业领域的他，更有一种参与和推动伟大时代前进的历史使命感。

在经商与人生道路上，除了父亲之外，李嘉诚是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人，郭鹤年等著名企业家也是他虚心学习的对象。

黄鸿年回忆，1989年，他向李嘉诚购买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3栋建筑，谈妥以4000万美元成交。之后，市场价格开始上涨，李嘉诚的一个儿子提出要再加500万美元，黄鸿年没有同意，因此产生一些周折。李嘉诚知道后出面调停，请黄鸿年吃饭，当面给儿子打电话，要求他按照原价进行交易，并特别强调“这件事一定要圆满解决!”黄鸿年说：“李嘉诚做生意喜欢创造双赢局面，留点钱给别人赚，这是我向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到香港发展事业时，黄鸿年向李嘉成购买香港北角城市花园的停车场，出价是3亿多港币的换股权证，当时“中策”全部资本只有3亿港币。李嘉诚约了黄鸿年面谈，还没谈妥时，得力助手洪小莲打来电话，说她那边有一个买家愿意用现金购买同样的地方，而且出价比黄鸿年高。李嘉诚立刻回答：“我已经答应黄先生了，他就坐在我对面。”这让黄鸿年深受感动，深刻体会到李嘉诚一诺千金的诚信作风。

黄鸿年说，诚信不单体现在做生意方面，是否守时等等小细节，也是一个人的信誉。李嘉诚就非常注重小节。一次，李嘉诚请黄鸿年一起午餐，因为在牙医诊所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迟到了5分钟，到了之后他一再道歉，请黄鸿年不要介意。当时李嘉诚已经功成名就，而黄鸿年只是初绽锋芒的商场新兵。听着前辈一再道歉，黄鸿年反而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体会到：一个企业家行走商场要有足够的资本，而诚信是企业家最大的资本。

郭鹤年也是黄鸿年非常佩服的企业家。1986年，马华公会领袖陈群川被拘捕，出了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郭鹤年却全力出资保释陈群川出外候审。通过这件事，黄鸿年非常佩服郭鹤年的行侠仗义。对于和郭鹤年来往的两件小事，黄鸿年也依然记忆犹新。1985年，黄鸿年持有马来西亚马联公司10%的股权，对方请郭鹤年帮忙出面游说，要买下他手上的股份。刚刚谈好成交价，第二天股价上涨，郭鹤年问他怎么办?黄鸿年说：“就按昨天的价格。”郭鹤年当场表示，他正在投标香港恒生银行的旧址，如果成功，会送黄鸿年20%的干股。另一次是郭鹤年约黄鸿年吃饭，黄鸿年带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之后郭鹤年却回送了两瓶好酒给他。黄鸿年认为，郭鹤年最具礼义仁智信的君子之风，他做人的习惯是投桃报李，因此才在马来西亚的政界、商界拥有极高的声望。

在父亲和这些商界前辈的影响下，黄鸿年订立了自己开展生意的三项原则：一是要守法，违法的事情决不做;二是不占人家的便宜;三是不和他人有金钱上的纠纷。

在商场几十年，他做的事情常常产生轰动效应，树大招风，难免引人议论。他做过的项目也常常被人调查，但调查结果却没有一件违法之事。“谦虚、谨慎、戒骄、戒燥”是他做人的一贯宗旨。他说：“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很幸运，而且每天都要虚心学习别人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在总结中成长。”

商业攻守策略上，黄鸿年坚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刚回印尼时，他到日本去谈判，日本是论资排辈的，总裁通常都是70岁左右，他当时才20多岁，面对的是很大的财团，而他又不会日语，又不会英语。怎么办呢?“战略上，他是百万雄师也好，是精兵强将也好，都不怕，要有充分的自信。”黄鸿年说，“但真正打起来就要认真再认真，周密筹划，而且要着眼全局，不只看一城一池的得失，别赢了战役，输了战争。谈判的细节，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不但把‘游击战’，‘阵地战’用上，而且要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等等全都用上。”

结合在国际市场行走多年的经验，黄鸿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往往都犯一个大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国企业在尽职调查上是做得很差，人云亦云，很多事情看了几个报告，就盲目跟风，盲目‘走出去’。第二，中国企业有个特点，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请律师，舍不得请专业人士。这个也应该要有改变。往往省下来几十、几百万，自己将来要亏掉几十亿。”

现在回头看10多年前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大举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黄鸿年感到后怕。他说：“倒回去看，心有余悸。那时年轻，什么都敢做，做了200多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现在才知道，这些工厂有事首先抓法人代表，我给那些厂长那么大的权利，万一谁卷钱跑了，我也要负责任，想起来害怕。”

黄鸿年常常“树大招风”，惹来非议。如遇到他人的故意毁谤或刁难，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甚至是以法律的武器。2000年10月，从未接受过某周刊专访的黄鸿年，被该周刊捏造出一篇所谓专访他的文章，称他曾在股票市场上玩弄李泽楷，并杜撰了他与港澳知名商人何鸿.之间的一段瓜葛。事出之后，黄鸿年即在多家香港主要报章刊登声明，强烈批评该壹周刊造谣诽谤、歪曲事实的行为。2004年的一场企业收购中，有人对他发表诽谤性言论，他更直接以法律武器还击。一般的名人和名流是不愿甚至不敢惹这样的麻烦的，黄鸿年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行得直，走得正，不怕被放在太阳底下晒，也坚信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他说：“如果有人诽谤，我马上告他。要告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做得正，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因为你自己得首先被盘查很多遍，从上到下查，你自己不清白，哪敢告人家。”

黄鸿年做事情的时候勇往直前，一旦获得成功，却绝不恋战。实业投资是如此，金融投资也是如此。新加坡置地、中国的几百家国有企业等等，都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但拥有之后，他并不死死霸占。老子曾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算是这个理念的一个执行代表。

注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黄鸿年，每天一个小时、两公里的晨泳是他年轻时就有的“老习惯”。他说：“泡进冰冷的泳池里，头脑会特别清醒，思考能力也特别强，我的一天之计和许多企业计划往往就是泳池里泡出来的。”早睡早起也是他的常年习惯，晚上10点半准时入睡，清晨五六点就起床。

收藏古董和字画是黄鸿年的嗜好。字画方面，他独爱徐悲鸿、黄胄、齐白石等人的近代作品，近年来也开始收集吴冠中的油画。此外，他还喜欢收藏和品尝红酒，收藏有各个年代的名酒。

在收藏中，黄鸿年也有在世界独树一帜的项目。近10年来，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5万多件大大小小、姿态各异的佛像，最大的一尊观音像高达4米，最小的则只有姆指般大小。和做企业一样，这些佛像也不是一件一件拍卖来的，而是通过大宗的收购得以完成。香港爆发移民风潮的时候，他整船整船地购买，而最近，他干脆将一个博物馆整体收购过来，将藏品运到新加坡。

黄鸿年不是佛教徒，年长后他发现佛教是净化人们心灵的力量，他也相信佛教所说的因果相循的理念，并因此喜欢上了与佛教有关的事物。他说：“佛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好教育，她宣扬助人为乐，多做好事，而且非常有包容性。”为了发扬光大佛教精神，黄鸿年正在筹建一个佛教博物馆，他决定将自己收藏的佛像陈列出来供世人欣赏。“我的佛教博物馆不是简单地陈列佛像，我要请专家将每个佛像的故事、典故认真地写出来，大家既可以欣赏又可以增加佛教知识。”目前，该项目已经启动，选好了地点，也专门聘请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博物馆馆长专门负责。

告别商界的忙碌之后，黄鸿年致力回馈社会，最大限度地尽到一个企业家，一个公民对社会的责任。2003年，他成立了鸿年慈善基金。这是他思考良久后，为自己的下半生找到的归属和新的事业重心。他希望将余生的力量都投入到公益慈善领域，并重点扶助教育事业。

黄鸿年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好父亲，经常带着全家人一起出国旅行，他很坦诚地谈到了对家庭的想法：“我们夫妻结婚了30年，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小磨擦总是在所难免的。在家里我们都很民主，我是一家之主，她们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她们可以讨论问题提意见，最后由我来集中决定，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我很幸运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我很重视家庭生活，我的孩子是我最宝贵的资产。”

歌德曾说，凡不是就着泪水吃过面包的人是不懂得人生之味的人。黄鸿年认为：“从商多年，真正让我快乐的不是赚来的钱，而是在一次次角逐中实现自我价值的畅快历程，所以我不希望将财产全部留给下一代，因为我不想用单纯的给予剥夺她们享受成功的快乐。将来我会留给她们一些必须的钱，一些可以开创自己事业和未来的基本金，至于更多的钱我希望捐给慈善机构，帮社会开展慈善事业，钱用掉的是财产，用不掉的是遗产。我觉得自己和其他很多有钱人差不多都挺愚蠢的，每天忙忙碌碌拼命地在赚钱，其实是在不断地累积遗产，不知不觉中已经伦为金钱的奴隶了。”

“孩子们如果自己有本事，不需要父母留什么财产。林则徐讲‘如果孩子比我强不需要我的钱，如果不比我强，留钱也没用。’”黄鸿年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经常上演富豪后代瓜分遗产的恩恩怨怨，奋斗一生，落到这样的境地，实在是最大憾事。人刚一出生就是哭，离开世界时也是很多人来哭，这已经很沉重了，离开世界后还让后人为自己的事情斗争，那太痛苦了。”

黄鸿年有四个女儿，老大是医生，老二是律师，老三在银行上班，老四还在上学。

“对于她们，最好的爱就是教育。”提起孩子们，黄鸿年有些兴奋，“我的孩子们都很自立，自强，过着朴实，快乐的凡人生活，记得我去英国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女儿时，正逢西班牙地铁刚刚遭恐怖袭击，由于安全问题，我一再要求她搭计程车来酒店，嘴上答应的她依然悄悄地坐上了地铁，最后还不忘买上几瓶矿泉水，并反复叮咛我别喝酒店里的，因为那要比外面贵很多。还有一年，为了能让女儿顺利进入大学就读，我想运用一下自己的影响力，没想到隔天女儿就拜托我太太转告我，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走进大学”。说到这里，黄鸿年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黄鸿年非常欣赏中国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认为这是民间流动的一股伟大的善的力量。基金成立不久，他就向“慈济”捐了款，帮助他们的爱心事业。南亚海啸之后，“慈济”在短短一年内为印尼亚齐灾区的灾民修建了3000多栋大爱心屋。黄鸿年本人也为此捐助了150万元新币。

事实上，黄鸿年投入公益事业早有历史，只不过，他不对外张扬。十多年前仅在中国的教育事业方面，他就先后向竺可桢教育基金会(香港)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向福建泉州青少年宫和中小学校捐献2000万人民币;向浙江杭州建筑职业高中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向烟台经贸大学捐赠250万元人民币，并且向母校北京汇文中学捐赠200万元人民币。另外，一些其他的公益事业等等，比如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他就曾捐款100万元人民币。

黄鸿年认为，中国应加强发展慈善事业，“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我还准备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从各方面发展慈善事业，包括出台一些税务减免，增大慈善募捐及支出透明度等等，从体制和机制上为慈善事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出自己的慈善文化。”黄鸿年说，“邓小平说的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基本实现了，可是先富的人在带动后富和服务社会发展方面，还很有欠缺。”

2007年9月，河北石家庄一间四星级宾馆开展免费住宿的慈善募捐活动，结果，21个名免费入住酒店的“大款”竟然只捐出56元新币的善款。这让黄鸿年很震惊。他感叹说：“社会机遇让这些一夜暴富的人还未准备好成为一名富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与人为善，更无法从中体会到快乐。很多人赚钱，只是为了家人、孩子，奢侈的生活。他们的花钱方式还处在最简单，低级的阶段，他们不明白‘给予’和‘回报’并不一定要划等号。其实，你的‘给予’除了能得到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一种来自内心的安宁，祥和。在回馈社会方面我们确实要向那些慈善事业做得好的人物和地方学习。有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字典里还没有‘回馈社会’这四个字，甚至有些还为富不仁，加深社会矛盾，弱势群体的仇富心态也油然而生。”

他还计划以设立助学金为主支持教育事业。“助学金是捐助一点点钱就可以在贫困的山区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是雪中送炭。奖学金呢，大都是已经上学的人再领，有的家里可能不需要你这个钱，这是锦上添花。慈善事业，重在雪中送炭。”

黄鸿年对中国大陆有很深的情结。最近，他给中国台湾的“慈济基金会”捐款100万美元。捐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大陆。慈济基金会将用他的这笔基金，在中国大陆的西北贫困山区捐助希望工程，修建水窖。在这些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地下和地上水的干旱地区，不少人们往往要花一天的时间，才可以担回一担约50升的水供全家人畜共用。按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工程中，所执行的“捐助1000元人民币，即可修建一口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保证一个贫困干旱地区家庭的饮用水”的标准计算。黄鸿年捐出的100万美元，可在这些地区修建大约8000口水窖，这些小水窖将与新加坡著名的蓄水池一样，发挥出蓄水的功能，进而帮助8000个家庭告别饮水艰难，并惠及数万人口。

新近，黄鸿年又有多项针对中国的捐款计划正在酝酿中。2005年，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将个人的稿费全部捐赠给教育事业，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黄鸿年也计划参与其中，“我准备跟随李岚清先生一起支持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管理学人才的成长。”他说。

黄鸿年过去的岁月由几个10年构成：来中国读书前的10年，他在印尼成长;在中国读书插队的10年，他长大成为中国通;回印尼从商10年让他成为商界后起之秀;在新加坡的头10年，他成为商界翘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10年，他成就了商业的最顶峰;回到新加坡至今又近10年，他成为著名金融投资家。

在慈善方面，黄鸿年最佩服巴菲特。“他可以将自己几乎全部的身家(381亿美元，近3000亿元人民币)捐给比尔•盖茨和他妻子命名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而不以个人的名义去管理这笔庞大的基金。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我目前还做不到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慈善，但至少我愿意去尝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黄鸿年说，把慈善当事业来做，需要有放得下的决心、克服自己的“私心”。“过去赚钱不容易，现在要给出去，首先就得过自己这关。但我想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赚会花，特别是能够用到最需要它们的那些人身上，也是一种快乐。更何况，我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并不想用单纯的给予来剥夺掉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

“算命先生说我可以活到90岁。这样算来，我已经走过了2/3的人生旅程，剩下1/3的旅程我只想做一件事——好事!”

黄鸿年引用毛泽东的话对未来的人生目标做了一个总结，“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功过】炒热“资本经营”功过是非众说纷纭

4月，一个身材高大、脸庞饱满的44岁印尼华裔商人来到了中国。他可能是最早从南巡讲话中读出商机的外籍企业家。这个名叫黄鸿年的中年人有一个显赫的家族，他是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的次子，黄家当年靠贩卖椰干和食用油起家，成就10亿美元的家产。印尼华商的崛起，大多与政府主政者有丝缕关系，所以也特别注重维系与官方的互动。或许正因为如此，60年代初，黄奕聪把他的第二个儿子黄鸿年送到了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26中就读中学，黄鸿年参加过红卫兵，还短暂地到山西农村下乡插队。30年后，当他转战中国的时候，那些已经当上了领导职务的学兄学弟们自然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方便。

在离开中国后，黄鸿年一直没有介入金光的家族业务，而是独辟蹊径，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股市从事资本活动，他嗅觉灵敏，多次狙击获利，竟有“金手指”的雅号。为了实施他的进军中国策略，黄鸿年收购了香港股市一家名叫红宝石的日资亏损公司，将之易名为中策，自称“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中策除了黄鸿年以30.5%控股之外，李嘉诚的和黄公司、金光集团及美国摩根士丹利等大证券商也是重要股东，此外，他还与日本的伊藤忠财团等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其资本背景十分复杂。很显然，那些隐身在背后的资本大鳄们都想靠黄鸿年的突击，获取利益。

黄鸿年试水的第一家企业是在他当年插过队的山西省。黄回忆说：“我去山西，有一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问我，‘明天有事吗?’他要去考察一个他蹲点的工厂，当时叫做太原橡胶(资讯,行情)厂，我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了工厂以后，当时的厂长谢功庆做了一个汇报。这个企业的设备、厂房都是典型的老国营企业，王书记问我有没有兴趣合资，我就当场答应了。从我们讨论合资到签约，到新公司开业，到我们资金到位，前后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在山西得手后，黄鸿年转赴杭州，在市长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黄收购了两家效益很好的企业，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同时还“搭购”了一家亏损的电缆厂。黄自嘲说，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80%的农民决定了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决定了意识形态，讲究配套，配了一个亏损的电缆厂，我也莫名其妙地答应了。

黄鸿年在杭州的购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中策现象”由此而生。南巡讲话后，发展意识复苏，举国期盼开放而不得其法，黄鸿年高举“为改造国企服务”的大旗，自然一呼百应。通过前两年的改革，各地对于通过引进外资来改造国营企业已渐成共识，黄鸿年凌空而降，自然让各地官员大喜过望，国内媒体也对黄的到来寄予厚望，以为靠黄鸿年的资本和机制双注入，将可能是改造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的一剂良药。

杭州之后，黄鸿年来到祖籍所在地福建泉州。黄说：“市委书记和市长跟我谈了很久，希望我能在泉州搞个项目，我就问市长，你们泉州市总共有多少个厂?市长说总共有41个企业，我说一起合了行不行?市委书记当场给省里的陈光毅书记和贾庆林省长打电话，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两天两夜内，我们喝了一两瓶茅台酒，把这个项目签了意向书。很快，在7月1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在香港签下正式合约，向党的71岁生日献礼。”

从以上三地情节来看，中策购并基本上都是“市长工程”，黄鸿年的做法如出一辙：与政府一把手直接沟通，借南巡东风，用好政治牌，高举高打，以气造势。泉州之后，“中策现象”已经非常轰动，黄鸿年趁热打铁又在大连一揽子收购了101家国营企业。从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间，中策集团斥资4.52亿美元购入了196家国营企业，随后又陆续收购了100多家，后虽因中国政府的干预中止了部分合同，但中策仍在短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

马不停蹄的黄鸿年像割稻子一样地四处收购企业，看上去跟几年前的马胜利非常相似，但是，其实质却有很多的差异，马的收购对象大多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而黄专选资本质量好、有盈利前景的国家骨干企业，马收进企业后，没有将之改造的能力，而黄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包出售的计划。

在收购之初，黄鸿年把重点放在了橡胶轮胎和啤酒两大行业。他将太原和杭州的两家橡胶厂纳入在百慕大群岛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增发新股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然后，他又用募资所得的一亿美元先后收购了重庆、大连、银川等地的三个轮胎橡胶厂，中策所得的五家工厂中有三家是我国轮胎行业的定点生产厂。在啤酒行业中，中策收购了北京、杭州以及烟台等地多家啤酒厂，组建了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招股上市成功。数年后，黄鸿年又将手中所持股份整体出售给日本伊藤忠，伊藤忠再售予朝日啤酒。黄鸿年还策划进入医药行业，后因国家有关部门干涉，未能成功。

中策一揽子收购某地全部国营企业的做法，则显得十分大胆和图谋深远。在泉州一案中，中策与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合资成立泉州中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方以全部41家国有企业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作价投入，占股40%，中策出资2.4亿元占股60%。中侨公司拥有大量土地储备，其后续的地产经营前景十分可观。

就当黄鸿年在各地大肆收购的同时，尾随其后的是由理论界和传媒界人士组成的庞大的“拉拉队”，他的出现让改革派理论家们似乎看到了让国营企业摆脱旧体制的曙光，于是，对之的称颂便有点“上纲上线”，有些竟带有幻想的玫瑰色。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策现象是国有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代产物”，黄鸿年的购并终于让国有企业实现了多年未有突破的产权多元化，这将使得国营企业改革彻底地走出笼子里改革的老路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更评论说，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国外企业上市的原则和渠道把一些国营企业经过重整后，转换成为具国际性的企业，陆续在国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国外资金来投入国内企业发展。

这些热烈的言论给予了中策现象以无比崇高的改革定位，使之收购行为“超越”了商业利益的自身逻辑。在众多媒体的轰拥下，黄鸿年和中策意外地成为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新风标。黄鸿年后来回忆说，中策进中国，一开始是来试水的，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其收购成本又能如此优惠和低廉，其后便一起热昏了头，很多项目是糊里糊涂地定下来的，泉州和大连的两起“一揽子计划”更是在热浪中匆忙实施的“不可能任务”。

黄鸿年在1992年的热走，彻底炒热了“资本经营”这个名词，后来不少经营者在谈及中策时，均印象深刻，认为其启迪“超过100本教科书”。外来的中策现象，加上国内的牟其中“罐头换飞机”，让人们生动地看到了资源流通所带来的神奇效益。

黄鸿年的新闻出现在各大报刊的财经版头条，自然让各地的国企厂长们暗慕不已，他好像是一个“天使”：背着钱袋从天而降，用一堆真金白银换走一张股权证，然后人不换，事不管，却可以让企业从此摆脱“婆婆们”的束缚，换来一个全新的“老板机制”。泉州的41家企业被收购后，泉州轻工局、商业局便被撤销了，厂长们只需对黄鸿年一人负责。中策提供的模式似乎可以绕开所有发生在国企改革中的难题。

中策的突然成功自然引发了其他国际公司的效仿。就在他收购了杭州啤酒厂之后，与他背景十分相似的泰国华裔首富正大家族的四公子谢国民则来到了杭州青春宝药业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赫赫有名，是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冯根生，他于1972年白手创办这家企业，研制开发出畅销一时的保健药品青春宝，198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评选，冯根生是浙江企业家中入选的第一人。青春宝当时是华东地区最赚钱，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药厂，冯善于经营，性情刚直敢言，某年，正当他为了市场销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他去参加一场经营管理考试，他愤而罢考，闹了一出不大不小的风波。到1992年，冯根生已经59岁，按照惯例他将在一年后退休。便在这时，在他的极力主导下，正大集团于第二年以净资产核算的低廉价格获得了青春宝的控股权。谢国民对冯根生做出承诺，他可以做到不再想做的那一天。一直到2007年前后，冯根生一直是正大青春宝的总裁。他也因此成为近30年来最“长寿”的企业家。

青春宝被正大控股，引发了一场“靓女该不该先嫁”的争论。在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拿出来与国外合资的都应该是一些濒临倒闭、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丑女”，像青春宝这种盈利能力很强的“靓女”与外商合资，很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日后来看，这个争论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那些国际资本并非慈善组织，如果没有升值的潜质，则根本不具备被收购的可能。冯根生在评说青春宝合资一事时，自称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换机制”，言下之意，是通过出售控股权的方式摆脱原有的体制。而客观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继续掌控这家由他创办，却在资产上跟他没有关系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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