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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主是一种京味儿文化，但不是不学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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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

配图来源唐伯虎点秋香

授权自历史教师王汉周（hanzhouwenzhan）

中国人真的很爱赌

虽然博彩行业在除了澳门以外的其他地方都被明令禁止了，但各地的小黑赌坊屡禁不止。

年节将近，街道上的棋牌室也空前地热闹起来了。

“小赌怡情”四个字，是中国人最爱做的道德绑架。

没有场地创造场地也能玩，凑不齐人还能来个线上玩法，每年都有各种新奇的赌博方法被发明出来，而我们这些不玩赌博的人还停留在什么麻将扑克骰子，搜哈百家乐炸金花的年代，早早地out了。

字典里将“赌博”两个字解释为：

“对一个事件与不确定的结果，下注钱或具物质价值的东西，其主要目的为，赢取得更多的金钱和或物质价值。”

从这个定义上来看，人类的赌博历史真是源远流长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文明产生早期。

在旧石器时代，便能找到类似“碰运气”的事件遗存，史前文明中有大量运用“抓签”来判断凶吉的筮卜方式。

《说文解字》中记载“古者乌曹作博”，乌曹是夏朝君王桀的臣子，可见，赌博在夏朝已经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一套形式。

赌博与原始宗教的产生密切相关，无论是赌博的程序，还是宗教的仪式，都在某种程度上是遵循上天的旨意，赋予人类社会一种充满神秘主义气息的秩序原则。

用抽签来分配出勤与分配劳动果实，用龟壳上的裂纹来决定国家大事，本身就是人类意志与天道进行的一场赌博。

古代中国人把“天道”这一原始经验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当中，对具有偶然性的“命运”而着迷，形成了具有独特形态的古代中国文明。

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赌博，便是从这个时候镌刻在骨子里的。

中国的赌博，因为历史悠久，所以花样也非常繁多。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嗜赌成风，无论是在上层贵族中，还是低贱小民中，博戏都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著名的齐国赌博故事当属田忌赛马。

孙膑以兵法运用于博戏当中，教田忌“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

上层贵族喜欢赛马，下层小民则爱玩“斗鸡”和“走狗”。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季氏与郈氏两人斗鸡，季氏的鸡武装的更有手段，用芥子粉，涂于鸡翼下，让郈氏“为之金距”的鸡无法睁眼，最后将其击败。

“走狗”的玩法跟赛马差不多，就是比赛谁家的狗跑得最快。

斗鸡走狗一直到两汉三国时，依然是民间和宫廷最流行的游戏。

魏明帝曹叡，不仅喜欢斗鸡，还专门为此建了斗鸡场所。

南北朝时期，玄学风气日盛，世家大族的子弟们嫌弃那些有实权的官职腌臜，是“浊官”，不肯去做，但玩起斗鸡来，倒不嫌那些鸡掉毛了。

那些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子们，一边流觞曲水，一边斗鸡走狗，在大俗大雅之中放荡形骸。

唐太宗时期，深感前朝腐化堕落而亡，严令士大夫赌博，但依然无法禁止。

到了唐玄宗时期，博戏又成为了街头巷尾的靓丽风景，李隆基本人就沉迷斗鸡，宫中甚至有专门靠养斗鸡维持生活的人，得到他的垂青，专门招来，替皇帝养鸡。

长安东城一个叫贾昌的人，因斗鸡被封为“衣食龙武军”、“鸡坊小儿”。

唐朝不仅斗鸡，还喜欢斗鹌鹑。

玩法是在两只鸟前放置米粒，让其争抢、战斗，胜负裁定以一方退却为标准。

到了宋代，斗蛐蛐儿成了最流行的博戏。

赵家丢了北宋的天下，一溜烟儿跑到南宋，倒是没把这份国粹丢下，临安街头最先发展起来的行业中，“促织儿”、“促织盆”就非常鼎盛，是专门售卖蛐蛐周边的。

明朝同样喜欢斗蛐蛐，明宣宗时期，苏州朱镇抚给朝廷上贡了一只产自上方山的蟋蟀“黄麻头”，一举斗败了皇帝的“梅花翅”。

宣宗非常高兴，下谕旨封这只蛐蛐为“金丝黄麻头”，这还不够，连上贡此蟋蟀的朱镇抚也“加官两级”，赏赤金百两。

上行则下效，皇帝喜欢蛐蛐儿，民间就到处抓蛐蛐，有专门判断蛐蛐好坏的“健夫”“小儿”职业。

清朝满洲人原本不流行这个，入主北京没几个月后，也染上了斗蛐蛐的坏毛病，一场斗戏往往能赌上数十金。

除了用动物、昆虫作为赌博的玩意儿，各种赌博道具也在不停发展之中，花样更为繁复。

汉朝流行“六博”、三国流行“樗蒲”、唐朝人玩“双陆”、宋代人掷骰子、明清盛行纸牌和麻将，就连闺阁中的女子，也要藏起绣花针玩起“打马”。

此外，还有骨牌、投壶、握槊、叶子……

被称为古代版足球的蹴鞠，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游戏。

现代人常说，麻将是堪与京剧齐名的国粹，但古代中国的国粹，又何止一个麻将？

尽管经常有很多人为了赌博，倾家荡产，断手瞎眼，但这种游戏却依然流行。

以“克己复礼”为核心原则的儒家士子们，在赌博面前彻底放飞了自我。

无数文人墨客还专门为赌博写诗作曲，歌颂太平，比如关汉卿这一曲《骰子》：

一片寒微骨，翻作面面心。

自从遭点染，抛掷到如今。

著名女诗人李清照，也是一个大赌鬼，专门写过一篇《打马图序》：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打马是一种棋艺博戏，棋子叫做“马”，李

清照沉迷于此，煞有介事地夸口自己的赌艺：“老娘我啥赌法都会玩，简直是废寝忘食呀！平生赢得多输得少，都是因为我精通呀！”

民国时期，各种文豪大师们都沉迷麻将，最著名的便是胡适了。

一开始，胡适因为老婆江冬秀爱打麻将输了不少钱，还非常痛心疾首：“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全世界，可曾有那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可没多久，他自己学会了打麻将，在老婆的耳濡目染下开始了“真香”之旅。

他还一本正经地：“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朴，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

在汉代的《盐铁论·授时》中，写道：“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

说明赌博是一场极其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游戏，不是富二代基本都玩不起。

可赌博的吸引力又实在太大了，它不但是一项好玩的社交游戏，更能让人有一夜暴富的盼头，所以贫民百姓当中，赌博者不计其数。

虽然赌博从古至今都在街头巷尾非常流行，但你要是以为古人对赌博是十分纵容的态度，那可大错特错了。

古人沉迷于这类赌博游戏，已到了败坏社会风气的地步，孔子觐见鲁国国君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

可惜孔圣人的话，在当时没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战国时期，李悝最先对赌博的危害有了明确认识，并制定《法经》严令赌博：“博戏，罚三金。”

不仅如此，《法经》还规定：“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

也就是说，太子赌博是要挨鞭子抽的，发现一次打一次，如果被发现三次，连太子之位都要被废掉。

秦朝统一六国后，也对赌博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对私下设赌的官民脸上刺字，还要“挞其股”。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对官吏聚赌者处以重刑，汉武帝也经常以赌博为借口，削掉官吏的爵位。

唐代，对于聚众赌博者不但要打一百板，还要没收家里的“浮财”，唐玄宗时期还有规定，在家里开赌坊的，赢的钱要以偷盗论处。

宋朝虽然是赌博风气最盛的一个朝代，可也是对赌博的处罚最严厉的时期。

虽然宋朝重文轻武，刑不上大夫，但一旦被发现赌博，有掉脑袋的危险。

明朝朱元璋更是严令，赌博的人都要被“解腕”，也就是剁手。

大清律例中，也能找到对聚众赌博者流放三千里，建设乌鲁木齐的惩罚。

但即便刑法如此严苛，对于社会上赌博的风气却屡禁不止。

人们总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官府即便想要治理这等不良风气，却无法禁止市民们的“小赌”，一旦有人来抓，只要及时藏起赌资，说一句“我们没玩钱”，就不了了之了。

毕竟律法再严苛，也不能禁止百姓下棋投壶吧？养鸡遛狗又能犯什么罪呢？

历朝历代，老百姓们就用这样的借口，依然不断地将赌博这项“国粹”发扬光大了。

但赌博的代价，从来都很大。

《东京梦华录》里写宋朝的赌徒，输红了眼，跑到大街上抢人荷包、乃至越货杀人，搅乱社会治安。

满清八旗子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除了抽大烟就只有牌技令外国人大开眼界，白花花的银子水样流出去，不是流进鸦片贩子的腰包，就是流进胡同里的小赌场。

输钱，还是小事，多少人，因为输光了赌资，卖儿卖女，将老婆孩子都押上赌桌，输到最后孑然一身，还想着翻本，直到再也无力还清，剁了手指割了耳朵，从此不能成活。

多少家境殷实的人，沾上了赌，落魄成街头乞丐；多少老实本分的人，沾上了赌，抹了脖子上吊。

总有人想投机取巧，又有几人能为命运翻盘？

中国古代赌博史，也是一场官府与民间的、法律与人情的，长达三千年的较量。

但赌博是一场瘟疫，法律却不是能釜底抽薪的良药。

连皇帝官员尚且沉迷于此，再严苛的刑法，又能起什么作用？

衣衫褴褛亲朋笑，手脚肮脏骨肉离。不信且看乡党内，贪赌丧命几伤悲！

久赌必输！

不要私存，放到圈子里，让更多人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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