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与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英知近重阳。

薄衣初试，绿蚁新尝，渐一番风，一番雨，一番凉。

——李清照

《行香子·天与秋光》

在今天的这期推送里，你将看到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或许在我们看来，不久他们就会光荣退休，然后颐养天年。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依旧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热情，在自己的领域中不断探索创新的老教授们。他们中的不少人依旧活跃在讲台上，有的甚至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早做了规划，想要继续为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也许你只是隐约知道他们的事迹，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拥有不竭的精力和高昂的热情？”“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老教授们比你们度过了更长的时光，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个目前的你无法抵达的世界。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定义更有发言权。

黄卫华教授专访

（黄卫华教授，60岁，南京大学数学建模竞赛指导教师之一。

在“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晚会”上获得最高“恒星奖”。）

Q1：首先请问一下黄教授在南大任教几年了？可以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我是在八二年一月份开始在南大工作的，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年龄的话正好到了退休年龄，六十岁。本来我在今年七月底就办了退休的手续，按理八月就不再接受学校的任务了。但是由于系里的一些工作安排，教学主任就让我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再加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一些事务还没有落实，于是我就决定再任教一年。

Q2：虽然您的年纪很大了，但在平常听您的课时还是能感觉到您授课的激情。是什么让您一直保持着精力充沛呢？

这可能是出于我对职业的热爱吧。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在数学这个领域有许多的感悟和思考。我想把我自己的这些体会传给新的一代，让他们在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能够对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

Q3：听说您在不久前的“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晚会上获得了“恒星奖”的证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您和学生之间相处地非常融洽，这有什么秘诀吗？

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平等相待。有些老师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他们觉得师道尊严，于是故意把自己的身份抬高到学生之上，这就导致了很多学生都和他们产生了距离感，于是不敢和他们进行交流。我平时和学生交流的时候，都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去尽量拉近和他们的距离。哪怕是他们问了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也还是一如既往的回答。而也正是这一点让我和我的学生相处地非常好。

Q4：在南大任教这么多年，您在现在和过去授课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您每年教授的学生有什么差别？

如果要对比现在和过去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更强，我想这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只能说每一届的学生都有他们独一无二的特色。我们国家这几年政治经济水平的发展非常迅速，每一届学生间的差别都非常大。在我那个年代，因为电子设备并不普及，学生们都是专心读书，外界信息对他们的影响很小。而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学生们获得各种各样资讯的途径很多，信息的更新也非常快，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可能对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学生带来负面影响。总而言之，时代在发展，个人的价值观也因人而异，我们当然不能强求所有学生都在一种固定的价值取向下生活和工作。只要是积极的，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可以去为此而奋斗。我也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成功。

Q5：您对南大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对像我们这样的普通老师来说，可能对于南大发展状况的了解没有那么全面。就拿我最熟悉数学建模竞赛方面来说，南大总体的数学建模水平在近几年发展的并不好。这也许是由我们的重视程度和对学生的训练量不足造成的，以及校内选拔的力度不够。同时我也希望未来的学生们能够更加重视对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这不仅仅对于我们学校的竞赛成绩，也对学生自己的未来发展有着极大地好处。

Q6：听您在课上所说，明年您将正式从南大退休了。请问您对退休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期待或者是计划呢？

退休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可能不会适应一下子无所事事的日子。如果要谈到教学方面的话，在退休以后，我仍然会关注学校里的数学教学的工作。我有一个想法，希望能通过互联网建立一个南京大学数学学习的交流平台，能够解答学生们在日常学习时产生的疑问，让年轻的一代能在数学学习上有所进步。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期待了。

方延明院长采访

（方延明，66岁，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

曾先后获中国新闻奖、长江奖等重要奖项）

Q1：大学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许多人都对大学生活有自己的定义和体会。您对大学生活有什么看法？

大学应该是修道院，培养做事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某种意义上成人比成才更重要。在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读书，不需要那么功利。要学会蹭课，多学一点专业以外的东西。氛围、讲座、藏书，这才是读名校的意义所在。政治、经济、法学、心理学、社会学，都需要涉猎。新闻这个行业，要尽可能地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呈现给受众。

Q2：从现在的世界趋势来看，新闻行业似乎在走向没落。您觉得新闻行业的前景如何？

我觉得“没落”这一说法根本不存在。从我的预测来看，正好相反，将来的媒体业态会更宽泛，同质化媒体会越来越少，而剩下的媒体则会向集团化、细致化方向发展，它们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新闻的时效性会退到第二位，因为大家都在变得越来越快，只比较速度已经毫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寻找新闻背后的第二落点。事实上未来的新闻行业会对媒体和记者有更高的要求。

Q3：您对我们新闻学院的同学有没有什么建议？

在我看来，新闻属于寄生性学科，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多接触其他学科的知识。像普利策、法拉奇、范长江这样的新闻大家都是集众学科之长的杂家。你们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只学好专业课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东西不在课堂之内，而在课堂之外。对此我给你们提出五点建议：一是要能说会道。把话讲好是一门艺术，光有学问不够，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这也是不行的。二是要能歌善舞。记者就是要与人打交道，可爱、阳光、灿烂，有助于记者和别人交流。三是要掌握好基本功，以前要求写字、作画，现在要求摄影、剪辑等新媒体技术。就拿摄影来说，小家子气是拍不出大片的。另一方面，做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情趣、格调、品位。这很重要。四是文史哲数基础知识要扎实。文学方面，我们的第一届院董梁衡先生说‘让新闻穿上文学的衣裳’，这就要求我们有非常好的文学功底，文字要好看、耐看、有文采。大家可以去读毛泽东选集，学习如何规范地遣词造句、使用标点符号。历史方面，搞新闻的一定要读历史，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要学会以史论人，以人论史。要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评价。至于哲学，这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一个人有两只眼睛，一只是数学，另一只是哲学。如果说数学是形而下的，哲学就是形而上的。新闻报道要有自己的思考，就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辩证看问题。你看鸡蛋从外打破就成为盘中餐，这是压力，而从内打破就孵出小鸡，这是生命，是成长。最后我要特别提到数学，因为我是数学本科毕业的，我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新闻文化的数学观》。数学这个东西，可下可上。下至农村，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数。上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是靠数学建模获得的。五是要有执着的职业理想。现在专业对口的概念越来越淡薄，尤其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一定都去媒体工作。但不管做什么，都要热爱自己的事业，要有追求有境界。‘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Q4：您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要如何收集获得具有影响力的新闻？

社会实践永远是新闻的不竭源泉。2011年我退休之后，有一次去青海开会，发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之类的汉文报纸在藏区发行不出去，不是因为藏民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不懂汉语。于是我就在藏区做课题，研究如何办好藏文媒体和藏文媒体的影响力问题。对你们来说，课外的社会实践也非常重要。以前我们的学生做安徽农民秋收问题，在《南风窗》上发表了系列报道，获得过挑战杯一等奖。我们也会带学生到青海可可西里进行实践。毕竟，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拿出自己的作品。

令人感兴趣的是，

相比中国老教授对于晚年生活的热情与期待，

外国的友人又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Adams外教采访

（Adams教授，64岁，现南京大学英语听说教师

经历过阿拉斯加9.2级地震。曾参加美国国民警卫队。）

Q1：通常人们在您这个年纪会选择定居下来颐养天年，是什么驱使您来这儿教书呢？

因为当我活着的时候，我想要过积极的生活。我不会静静地坐着，过着一种非常平静舒适的生活。我将一直保持着积极的状态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那是我自己的哲学。我挣的钱足以谋生，所以我能去我想去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然后我决定来中国教书，尽管我年纪大了。你知道我今年几岁吗？我64了。

Q2：您会感觉自己和年轻的时候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我感觉现在的自己比年轻时更好。在你这个年纪，我活得不太健康。现在我很健康，因为我懂得如何照顾好自己。我能做许多我以前不能做的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老了。我有许多年轻的朋友：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像他们一样思考，和他们相处时我会更开心。因为大多数我的同龄人表现得太老了。

Q3：中国和你想象中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里比我想象中更宜居。我以前以为这里的生活会非常辛苦，事实上我在这里很愉快。在这里生活、教书是一种享受。

Q4：您在南大教书感受最深的是？

我发现这里的学生都非常活跃。大多数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讲课很热情。我的美国学生不会像他们一样在讲课结束之后鼓掌。如果他们喜欢，他们就会鼓掌。这是一种赞美，非常美好。

Q5：您对中国文化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又要回到人上面了。这里的人非常棒！他们有一种好的精神。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吧。每当我走进你们的教室，我感受到了善意、人性和对知识的渴望。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Q6：您对中国教育有什么建议吗？

确实我们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我想在美国，老师和学生间会有更多的互动。所以我试着和他们互动，问他们问题。我相信学生们有很多回答，他们思想深刻，这是惊人的。

Q7：当兵的经历会给您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我挺喜欢当兵的经历的，在军队会让人有一种对国家的归属感。每个人都可以当兵，当兵也不仅仅是为了打仗，当没有战事的时候，军队可以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军队会在国家发生灾害的时候提供帮助，特别是我所在的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当地的民兵，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帮忙。我记得当一次地震的时候，我在军队里，我们帮助当地人，尽力使一切都回到正轨。清理地震留下的废墟，帮助当地重建，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很喜欢跟着军队一起，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远离家乡的年轻士兵到我们家里来，和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起玩，当时我玩得很开心。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现在我很希望能够联系到他，然后告诉他，他当年到我们家里来并且和我们一起玩，给那时的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一直很珍视那段经历。我叔叔在二战中牺牲了，被一个狙击手击毙，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我爸爸唯一的兄弟。我的姐夫会说俄语，在美国的情报机关工作，他也牺牲了，他所乘坐的飞机被彻底炸毁。这些都发生在我还小的时候，这些经历让我能够明白帮助和保护这两种不同的角色。

Q8：平时和孩子分开会感到孤独吗？会有特别想他们的时候吗？

我并不觉得孤独。我总觉得有些事情能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当我回家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之间很亲近。可能是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的学生就成了我的孩子。即使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我依旧把学生们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像和孩子交流一样和他们聊天。这就是到中国之后我的感受。所以我并不觉得我错过了什么。我的孩子们和孙子孙女们觉得我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的一些亲戚朋友们也会觉得我做出来中国的决定很勇敢。但我觉得我自己并不勇敢，我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我来到中国，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我也并不觉得选择来这里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你会有很想念他们的时候吗？）不会，因为我可以随时和他们聊天，我甚至可能花了比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来和他们聊。所以来中国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一种牺牲，完全不是。如今的科技让“住在哪里”这一点变得完全不重要。我和我的妻子一起来了中国，所以就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了。在这里我也有很好的朋友，所以在中国我很开心。

(以上对话由王冯懿，徐翊宸翻译)

厄尔曼在其所作的《青春》中写道，

“人并不随着岁月的累积而衰老，而是随着没有理想的心态而老。”

或许，

我们每个人都终将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

稀疏的头顶，萎缩的肢体，以及在昏昏欲睡和失眠的交替中迟钝的大脑。

但岁月无法改变的，是一颗永恒跳动的心。

它存在于你一生沉浸其中的事业，

将新鲜的血液和青春的旋律注入你的每一寸肌肤。

而到了这个时候：

或许是作曲家敲出琴键上的最后一个音符；

或许是科学家写下报告上的最后一行公式；

我想，在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找到了永恒的秘密。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老师和教授们重阳节快乐！

-南京大学学生会-

第一、三篇采访/周思行王冯懿武阿兰

第二篇采访图片及活动策划/2017级传媒实验班

第二篇采访文字部分/范文君

朱力大白

刘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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