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30年过去。2015年，作家出版社将反映这支部队英雄传奇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付梓印刷。回首自己宵衣旰食的创作过程，笔者感受最深的是，贯通全书丰赡瑰丽和永世不竭的信仰之光，是作品最为宝贵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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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现象令人怦然心动，以至后来引发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创作，这件耐人寻味的往事，发生在驻豫第二十集团军，时值1985年秋。

——同为离退休干部，其他部队的多是在家喂鸡种菜抱孙子，而这支部队的“老员外”们则乐此不疲写书摄影作报告；

——同样南征北战，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却与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密切相关：《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柳堡的故事》《红日》《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就取材于该部36个伤病员在阳澄湖芦荡斗争的经历。

弹指30年过去。2015年，作家出版社将反映这支部队英雄传奇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付梓印刷。回首自己宵衣旰食的创作过程，笔者感受最深的是，贯通全书丰赡瑰丽和永世不竭的信仰之光，是作品最为宝贵的灵魂。

迥异个性写就共同信仰

信仰是有性格的。

在拯救民族危亡的血火厮搏中，在大浪淘沙的洪波巨浪里，闪现在共产党人身上的信仰之光，因其独特的阅历、禀赋、文化濡染而同中有异，呈现出万千斑斓色彩。

北伐名将叶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第一任总司令，曾任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和广州起义总指挥，1937年秋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叶挺不顾个人安危下山与国民党军队谈判，遂被扣而身陷囹圄。蒋介石诱降、威逼交替使用，妄图迫使叶挺改弦更张。

铁骨铮铮的叶挺，在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罢宴陈词，于被囚第8天在狱室墙壁上书写《囚语》，手书致蒋快邮代电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从桂林押往重庆渣滓洞监狱时白日举灯走下飞机以昭“天还未明”，在渣滓洞狱中挥毫疾书著名的《囚歌》，为“不食蒋粟”在被囚处牧羊蓄畜躬耕陇亩，监禁五年出狱后仅10小时就致电中共中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撷取上述细节，试图为世人呈现一个血肉丰满的叶挺形象，展示其真实、鲜明、独具个性的坚定信仰。

而同为北伐先驱的新四军秘书长、联络部部长朱克靖，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1919年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朱克靖奉命到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长官郝鹏举所部新编第六路军改编部队做统战工作，被首鼠两端的郝鹏举扣押递解蒋介石。

朱克靖身陷缧绁，于内战中接连损兵折将的蒋介石而言是个意外惊喜。蒋决意借重叙北伐旧谊和诱以禄位，规劝朱克靖改换门庭，以打压中共及其领导军队的士气。劝降说客接踵碰壁而归，蒋介石不惜亲自出马，连续三次在总统府设宴，企图以“礼贤下士”来感化朱克靖倒戈。朱克靖爽快赴宴，三入总统府，席间大快朵颐。

面对蒋介石的劝诱，朱克靖公然申明：“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我虽跨党从事革命，但我是为共产党打天下。现在我已成阶下囚，我宁愿牺牲我的肉体生命，而不能牺牲我的政治生命。”

离开总统府的华堂盛宴，回到阴暗逼仄的囚室，朱克靖知道自己与亲人的死别已然不可避免，遂于风雨晦暝的秋夜手书致妻子的绝笔诗。笔者被这位学养深厚又坚贞不屈的儒将所深深感动，于是希望以己之力将这耀眼的信仰光芒存于纸上。

一个横眉冷对、大义凛然，一个儒雅内敛、柔中带刚，在中国共产党的英雄图谱上，叶挺的刚烈忠勇与朱克靖的风流倜傥，正是同一信仰底色中两抹风格迥异的华彩，彰显了坚定的革命信仰之于不同个性的革命家所折射出的信仰之光的瑰丽多彩和无穷魅力。

人生结穴处但见信仰之诚

人生后花园，是一面管窥信仰与忠诚的明镜。

1957年，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原“江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叶飞，赴上海途中遥望江阴顾山，不禁想起1939年9月在此牺牲的“江抗”副总指挥吴焜。在他提议下，吴焜遗骸得以从江阴定山湾迁葬至南京雨花台。从那时起，随着“江抗”辽远悠长集结号的召唤，许多“江抗”老战士百年后陆续会聚于此，在充满英风浩气的圣土找到了人生归宿。

人生结穴处，归宿最见真情。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洛阳城外黄土高原余脉邙山，因其适宜穴居和干燥契合古人身后“不朽”的愿望，遂于天堂苏杭齐名，成了帝王将相争相落葬的风水宝地。

与旧时代官宦富豪对邙山趋之若鹜不同，“江抗”老战士对雨花台情有独钟，此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为集中的殉难地，安葬于此，既可与出生入死的战友朝夕厮守，又可寄托自己的理想追求，何尝不是人生最大荣耀！

历史仿佛在冥冥中作出了新的安排。当年率部进军苏南东路地区的“江抗”领导班子成员，除叶飞怀着未竟之志，于2000年4月18日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在与台湾和金门隔海相望的厦门外，其余成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任职期”——在雨花台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准备完成生前未了事，同时开始新的进击。

1963年4月7日，国家有关部门将牺牲于淮海战场的华野一纵团长、“江抗”战斗骨干蓝阿嫩的灵柩，从山东战地运抵南京中华门。当蓝阿嫩残旧的黑色棺木从火车上被抬下时，车站出现了撼动人心的一幕——众多身经百战、步履蹒跚的“江抗”将领手扶棺木送行。“江抗”将领商定，以华野一纵的名义为蓝阿嫩在雨花台立碑，作为对闽东籍“畲族之鹰”蓝阿嫩的最高褒奖。

饱读诗书且信仰坚定的朱克靖。

法国思想家和作家伏尔泰的墓碑上写着：这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江抗”英雄的墓冢朴实无华，但一个个巍然矗立、比邻而居的灵魂却共同宣示：生前为实现革命理想并肩战斗，身后为守望精神家园抵足而眠。

令人欣慰的是，江南的杜鹃花年年映山红，而传承了父辈精神与传统的“江抗”儿女们，岁岁来雨花台看望和祭奠自己的亲人，向父辈汇报自己的奋斗进取和所得所获。雨花台成了英烈与后代传递心灵密码的精神殿堂。

墓园是凝固的民族精神文化史。到雨花台看后花园风景，高远又不无飘渺的革命信仰，变得如此生动鲜活、触手可及！

共产党人不以官位论忠诚

读书入仕，博取功名，是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可移易的人生追求。然而在烽火岁月，那些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呼啸猛进的新四军将士，以感天动地的举动，颠覆了这一恒久不变的信条。

1940年1月14日，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羁押后，蒋介石起初对将叶挺收入自己彀中期望甚高，遂指令顾祝同、上官云相说服叶挺发表声明，把事变责任全部推到项英身上：只要说明项英不服从军令、政令，就可委叶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

但蒋公未曾想到，其诱以官禄的强劲攻势，在叶挺高耸入云的信仰山岳前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历史的回音壁向世人传导的是叶挺震古烁今的铿锵誓言——“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来自延安的红军师长吴焜，任新四军老六团副团长，六团东进后任“江抗”副总指挥。从师长到副团长，吴焜官降三级，但忠心未泯。作战中，杀红了眼的吴焜经常疾呼：“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呀！”端着机枪、吹着冲锋号带领部队冲锋。

叶飞曾提醒吴焜说，作为一个指挥员，不能只像一个英勇战士那样猛打猛冲。吴焜郑重回答道，这支部队是您在闽东游击战争中带出来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有丰富经验。

但军事技术和战斗作风还不够。在实战中还是要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才能把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带出来，才能打不垮，拖不烂！江阴反顽，吴焜指挥部队正面佯攻，自己则带少量战士从翼侧爬上山顶，一枪撂倒重机枪手，掉转枪口向敌猛扫，结果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红军师长、新四军老六团副团长、“江抗”副总指挥吴焜。

不因利禄屈名节，不以官位论忠诚，这就是在民族危亡之秋，鄙薄世俗功名的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贞。

笔者在创作中久久为这样一个细节所感动：1998年末，吴焜遗骸从殉难地江阴顾山迁葬雨花台41年之际，“江抗”虎将廖政国夫人史凌见吴焜墓墓碑已破损，心里非常难过。她赴京请叶飞题写了“吴焜烈士之墓”的碑文，自己出钱，于2003年4月1日重新为吴焜墓立碑。

对革命和人民忠贞不渝的战士，历史终将把他铭记。

在“江抗”先驱浴血奋战的年代，职位难以给人带来任何现实利益。“一颗子弹”的携带者、“江抗”领导人刘飞，参加红军之初和其他腁首胝足的战士一样，并不愿意当干部——那远不如当一名挥舞大刀冲锋在前的士兵来得痛快和单纯。

而党的培养教育，才使他们乐于为党和阶级承担起这份领导责任。他们以令人感佩的模范行动昭示后人：革命从来不是入股分红。为党工作不是谋取职位的筹码，而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职务高低只是工作需要和分工不同，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绝不应因职位因素而受到丝毫亵渎和影响。

苦难是砥砺革命信仰的硎石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写道：“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革命难免会有逆风千里的苦斗，因不受信任负重前行的苦难行军，成了砥砺革命信仰的特殊硎石。

长江的女儿杨瑞年，是从镇江入伍的新四军女战士。她聪慧、美丽、正直且多才多艺，在扬州女师闹学潮时就一马当先冲进省教育厅长办公室怒斥周佛海，在陕西汾河畔八路军学兵队联欢晚会上以一曲酣畅淋漓的卡尔斯登舞征服了全场观众，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为公认的优秀女演员。但因从八路军学兵队带来的“托派嫌疑”得不到信任，她最终也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中杨瑞年被俘后，利用参加演出之机，帮助多人逃出虎口，自己却在赤石暴动中未能逃脱而被押上刑场，身中六枪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第七枪头颅被打碎才倒下。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女演员杨瑞年于1938年春在新四军南昌军部留影。

杨瑞年以殉道的精神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这个被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誉为“有百分之百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经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后慷慨赴死，以带血的忠诚谱写了悲壮凄美的信仰之歌。她在极为不公的命运摆布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坚贞，令山河动容、让风云失色！

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闪发着一种深沉的悲剧色彩。这也许是美好的事物之于革命往往难以避免的一种宿命。

夏光，新“江抗”首任司令员，“芦荡火种”由蓄势待发转向燎原的关键人物，当年华野一纵首长须臾不离左右的高参，因大革命时期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致使其虽有将军之功，却无将军之誉。

新中国成立后，夏光由海军军校校长转业到地方工作。由抗战最艰苦岁月独撑一方危局创造历史，到告别军旅赋闲一隅，百岁夏光几十年不坠青云之志，潜心编史修志，为再现波澜壮阔的苏南东路地区革命斗争历史而竭尽绵薄，高风亮节为世人敬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革命与获取原本是一道不等式。“江抗”将士付出与回报的非均衡，喻示始终与信仰相伴而行的危难和逆境，或许是淬炼信仰的真正熔炉和鉴别信仰的试金石。

党的思想夯实信仰之基

透视“江抗”英雄钢浇铁铸般的革命信仰，神秘的红军元素总是如影随形，贯穿渗透在他们可歌可泣的奋进搏击中，成为芦荡火种孤悬敌后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雾霭笼罩、横无际涯的湖中芦荡，日伪据点如“梅花桩”般分布周遭。面对虎伺狼窥的险恶环境，年轻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克服缺医少药和敌人日夜追捕等艰难险阻，令弥足珍贵的芦荡火种得以存留并再度燎原，确保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如钢钉般牢牢楔在日伪顽盘踞的心腹地带。正是久经斗争考验的红军骨干，起到了砥柱中流的关键作用。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率领留下策应主力北上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残酷的环境铸造了“从坟墓中爬出来的铁人”，但红军游击队毕竟同党中央失联达三年之久，在封闭隔绝中思想观念难免滞后。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新四军之初，一些受命上山传达国共合作指示的领导干部，甚至被视为“叛徒”横遭枪杀。

吴恩灼（左）与战友李又兰在1945年的合影。

1938年4月，毛泽东安排并接见50名经长征考验和抗大培训的干部，由袁国平率领到新四军任职。历史再一次印证了拿破仑的名言：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

在来自陕北和闽东红军骨干带领下，那些由都市和水乡汇聚而来的普通士兵，同仇敌忾，攥指成拳，创造了绝境生存的芦荡斗争奇迹，新“江抗”再度崛起，并在发展壮大中势如破竹。当年参与创建新“江抗”的张英将军回首斗争历程，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大局面是要有主力才能支持的。”张英说的“主力”，就是指坚守芦荡具有铁一般意志的红军骨干。

为什么红军多是信仰坚定的钢铁战士？固然是长期血火砥砺使然，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革命理论哺养下，自身具备的那种把党的意志化为政治和行动自觉的优良品格。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淬火期，也是毛泽东思想深入灌注和掌握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新四军老六团为中坚的“江抗”东进苏南之前，普遍进行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教育，部队官兵尤其是红军骨干，都较为深透地了解了创建敌后根据地，对于推动战略相持新阶段到来的重大意义。

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还专门到阳澄湖后方医院给刘飞等伤病员送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使他们逐步把握游击战争的特点规律，进一步坚定了克敌制胜的信心。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也是在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指引下，大步赶上了时代潮流。先进理论一经掌握枪杆子，以红军骨干为中坚的革命武装，便夯实了坚如磐石的信仰之基。

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才，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志。解码“江抗”信仰中的红军元素，你会发现，那些长期匍匐社会底层形成鲜明的阶级意识、在三过草地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生死锻打中百炼成钢的红军骨干，欣逢革命理论春风化雨，在苦难中酿造的优良品格便升华凝结为宝贵的信仰之钙，一经植入，便永世难移。

信仰需要灵魂，也需要筋骨。重读“江抗”历史可以窥知，有了真理之光“灵魂”烛照，为崇高理想竭诚奋斗的红军骨干的“筋骨”也会神奇生长，在增殖拓展中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信仰面前的悲壮抉择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芬脍炙人口的名句，揭示了爱情的弥足珍贵，也道出了爱情与自由有时亦是一对矛盾体的真谛。

穿巡“江抗”前辈丰饶而壮美的精神世界，你会由衷感叹，艰苦战争年代的革命与爱情，往往难以两全其美。这就提出了一个不无沉重的命题：在革命与爱情的天平上，孰轻孰重，是检验共产党人信仰与忠诚度的特殊重要砝码。

曾任“江抗”副总指挥和新“江抗”司令员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其爱妻吴恩灼是中国银行巨子吴晋航的女儿。何克希在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与吴晋航女儿吴恩灼相知相恋。后因何克希组织暴动失败避走上海，吴恩灼毅然追随何克希走上了叛逆之旅。吴晋航连续两年在英国名校为爱女缴纳出国深造的学费，吴恩灼都没有回头。

后吴恩灼上级命她潜回四川从事秘密工作，并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何克希。履行特殊使命竟无法兼及珍贵爱情，这一两难选择对吴恩灼来说的确过于残酷。她毅然舍弃爱侣和家庭衔命西征，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发现，丈夫因与妻子失联多年已经另组家庭。此后吴恩灼因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一度跌入社会最底层，直到十年浩劫后方得平反，恢复了名誉和红军待遇。

奉身革命之诚，骤失爱情之痛，当如山的使命把美好的爱情压得粉碎时，巨大的付出和悲怆的结局，阴差阳错集于一个柔弱女性一身，这一以革命名义酿造的悲剧，的确令人嗟叹不已。笔者在书中这样写道：“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不惜任何代价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是共产党人至高无上的信条和行为准则。爱情和婚姻，有时其实就是磨盘下的一粒米，砧板上的一块肉。”

36个伤病员中职务最高者、“江抗”政治部主任、第20军首任军长刘飞。

吴恩灼，这个曾经的资本家大小姐，先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后又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爱情为代价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晚年如诉如泣写下一篇洋洋五千言的文章——《回忆我的革命引路人何克希》，深情追述了自己坎坷而无悔的一生。

为了进步和爱情，可以放弃锦衣玉食的优渥生活；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毅然牺牲自己美妙无比的爱情。从另一个营垒走来的吴恩灼的党性之纯、信仰之坚，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先进文化催生战斗精神

有谁注意过文化之于信仰，对新四军发展的特殊作用吗？

国军的番号，共军的人枪；正规军的头牌，游击队的架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支由国共两党在反复角力中缔造，但却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武装，其最鲜明的特质，就是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觉上的忠诚。

一直以来，在林林总总的各类文艺作品中，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中的指挥员，多是李云龙式个性鲜明的形象，其中不乏智勇双全者，但总的来说，还是脱不出一介武夫和“大老粗”的窠臼。中国革命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少小失学的指挥员文化修养先天不足，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

步入云水苍茫的历史腹地，触摸新四军尤其是“江抗”创造的恢弘又别有洞天的历史，人们蓦然发现，多年来我军指挥员武有余、文不足的莽夫形象，被彻底颠覆了。

“江抗”老战士施光华回忆，当年“江抗”官兵都是“双枪将”，手中有钢枪，口袋里有钢笔，与同样持有“双枪”（即钢枪和烟枪）的伪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组来自抗战时期的数据显示，由阳澄湖伤病员发展而来、有“江阴老虎”之称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单是一营就有30多名高中毕业生。该团二连104人，除两名红军干部，70名上海来的工人、职员和学生，无一人是文盲。

转战苏南和苏中，五十二团做到一次战斗胜利一首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一次休息整训一首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动一首歌，歌曲成为凝聚意志力量、推动立功创模的重要形式和载体。1943年至1945年，全团会唱76首歌曲，涌现出16位英雄人物，实现了战斗歌声与战斗英雄同步增长的良性互动。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五十二团宿营宝应县王家墩时，闻名苏中的战斗英雄海有鱼见到文化干事黄苇，放下肩挑的水桶，红着脸低声说：“要是俺在战斗中光荣了，你能给俺写支歌吗？像唱《模范共产党员沈进洪》的歌那样。”黄苇一把抱住海有鱼说：“我写，一定写！”那一刻，两个人都流下了热泪。

1960年，刘飞（右三）、乔信明（右二）、陈同生（右一）夫妇在雨花台悼念吴焜烈士。

1945年4月，海有鱼在三垛河伏击战中一连捅死四个鬼子，拼尽全力用刺刀贯通鬼子小队长胸膛将其钉死在墙上，自己腹部也被鬼子刺中，至死不仆怒视着敌人。海有鱼壮烈殉国那天，黄苇挥泪挑灯夜战，将英雄用生命谱写的壮歌写了出来，至今在部队传唱不衰。

这是先进文化催生战斗精神的经典一例。

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部队，必然会充分发挥文化涵养信仰的特殊优势，持续为将士吹氧助燃，酣畅淋漓展现信仰的人文底蕴和志士的旷达情怀。

书中描述了参加红军之初不识几个字的刘飞，在新四军这支有文化部队的熏陶下，其文化自觉向政治自觉跃升的清晰轨迹。曾与连队文书约定以杀敌个数换取识字字数的刘飞，戎马倥偬间时刻不忘学文化，甚至把受过良好教育作为找伴侣的先决条件。

当这位从大山中走来的指挥员攀上文明之巅后，遂于硝烟弥漫的淮海战场向新华社记者提出了撰写伤病员芦荡斗争事迹的设想，留下“一颗子弹”引发“一部红色经典”的佳话。经崔左夫、陈荣兰等军内外文艺工作者接续奋斗，《芦荡火种》《沙家浜》几经折冲樽俎，由回忆录、纪实文学化茧成蝶登上戏剧舞台，成为“铜琶铁板唱大风”的生动信仰教科书。

作者：高建国

脑洞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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