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学会享受人生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齿。啊，终于干净了。嘴里全是薄荷的味道，不再是过去一周没刷牙残留的微波炉卷饼和咖啡味。

2009年就要到了，我决定结束为期一个月的自我放逐生活。

我没有从地板上的那堆衣服里捡件衬衫，闻闻看哪件腋下的气味不太臭，而是翻找了一下我几乎空着的衣橱，不知道对于面色苍白的我来说，这件红色的大方格衬衫是不是太亮了。我看上去两眼凹陷，眼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我又试了几件衬衫，最后决定穿上一件不显眼的蓝绿白格子衬衫。

在衣架后面，我找到已经有点儿凝固的发胶。我不是那种精致的男生，但今晚不一样。使用发胶和牙膏，这是我对自己的提醒，汤米正在改变。

我转过身，侧着头从不同角度看镜子里的自己。我打量着自己，扬起了眉毛。

你看，不再像个呆子了。

我体会到一股几乎是自信的感受，为了更进一步，我在镜子前练习了几个舞步。好吧，看来还是最好离舞池远一点儿。

短暂的开车时间里，我感觉自己完全不酷，于是便在心里暗自给自己鼓了鼓劲。

我要走进去，和别人聊聊天。就是那样，跟别人聊一聊。

我来到岩石小馆，走进人群，目光掠过他们的法兰绒上衣和胡子。屋里充满精酿啤酒和烟熏的气味，混合着人挤人的压迫感。灯光从拱形的圆木天花板照下来，我感觉人们快要把木横梁震塌了。班卓琴演奏者掌控着舞台，如痴如狂，震撼全场。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硕大的驼鹿头，凝视着全场。壁炉和柴炉争相供暖。

我环顾四周，希望朋友香侬也许决定不来了。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地溜出去，不被注意到，也不算失约。但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屋子对面有个人在向我挥手。我挤入人群，知道考验自己决心的时候到了。

贝丝和我犹豫不定，争吵再和好。七个月里，我开车

23小时，六次往返于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之间。我试着独自过好生活，试着理解独自一人不代表孤独。攀岩时我很有信心，但我的价值感和自我肯定似乎总是止步于攀岩期间。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点一点开始学会喜欢我新获得的自由。

有段时间，贝丝会把我们失败的婚姻归咎于我的父母，比起我的妈妈，她责怪我爸爸更多。她一直觉得我的爸爸非常专横，我的人生都是在试图取悦他，而不是贝丝。她会闷闷不乐地生气，坚持说在我挣脱爸爸之前，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幸福。如果症结就是在此，那我是选择当个好丈夫，还是好儿子？我想让贝丝看到，我愿意为了维持我们的婚姻做任何事。我为此做着最后的努力，给父母写了一封令我痛苦的信，基本上把一切都怪在爸爸身上。我对信里写的话也半信半疑，但觉得那些字眼非常可怕。我把信纸塞进信封，投入邮箱。我知道我永远无法大声讲出那些话。

这封信对贝丝和我来说并不重要。最后，我们仍然无法调和两人的分歧。很快，我们就开始讨论分开后的现实问题。如果我对婚姻的看法过于乐观，那么贝丝对离婚的态度则更加明朗，她建议我们继续保持攀岩搭档的职业关系。我没兴趣。

神奇的是，整个过程我们都没有请律师。我会留下埃斯蒂斯的小屋，而她会买走优胜美地房子中属于我的部分。

一切都结束了。

在我把那封信寄给父母的一周之后，我接到妈妈的电话。她说爸爸彻底崩溃了，他觉得继续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他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强烈的悔意刺穿我的心；我想开车赶到父母家，告诉爸爸，我对自己写的一切感到多么抱歉。但我太害怕，太软弱了，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所以我只是告诉自己，时间会治愈一切。

唯一爱过的女人不要我了，我还毁掉了和爸爸的关系，人生前路迷茫。

2009年还在继续，我躲在小屋里，或是自己去长跑。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所以，当深秋的风开始刮过落基山脉时，我回到酋长岩。我一头扎进黎明墙的攀登中，那变成我暗夜中的灯塔。

我背着一大捆绳子，爬到酋长岩山顶，从不同的地点绳降下去，寻找黎明墙上段部分的可行路线。如果这条路线有丝毫可能性，我就一定会一点一点地将它拼凑成形。这就是解决一个大型自由攀登路线的方法。解决一个动作，将一连串动作连在一起，然后接起这些动作系列，直到你爬到一处合适的终止点，代表一段绳距的结束。不成文的规则是，每段绳距的尾端应该是一个平台或是一个能够站立的点（在这样的岩壁上，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平台和落脚处），或是攀登方式明显改变的中断之处。在你搞定一个绳距之后，便开始研究另一个。最后，你要把完成后的一连串绳距连在一起，集合成规模庞大的完整路线。接下来，你就要自由攀登整条路线，从底部到顶端。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所做的事与体操运动员、教练或是编舞师相似。每项技能或动作自身都是成立的，比如一个双周腾空翻或阿拉贝斯克舞姿，但它必须与其他动作和过渡动作连在一起。攀岩与这些活动不同的是，岩石本身决定了使用众多动作中的哪一个，也决定了何时使用。

1000英尺的高空，我找到一处比较可行的裂缝路段，除了两个格外光滑的部分，其余段落大多是5.11和5.12的难度级别。我和自我确保系统一起吊在绳子上，蹬着岩壁跳到尽可能远的地方，试着抓紧晃到空中的一两秒，一窥岩石上的细微之处。我看到在右边很远处，有一连串凹凸不平的岩点，便斜着跳到那些点上。但那里的岩石又薄又脆。岩点断裂，我失控脱落，斜着摆荡了40英尺。

最终，这些地点的勘察结果都令人沮丧，所以我只好更换地方。我还有其他很多要研究清楚的路段。

几个星期后，我在岩壁中央架好吊帐营地。这让我可以连续好几天待在酋长岩上，直到休息或补给时再下来。

我的帐篷挂在一整片花岗岩的中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吊帐的边缘被风刮破，帐布被晒得发白。暴风雪过后，岩壁上方很高处结出厚厚的冰墙，被日光的暖意融化，开始剥落，呼啸着掉下来，有时会砸中我的帐篷。冰块掉落时会发出尖啸声，紧接着便是撞在岩壁上爆开的声音。每天早晨，我都会拉上吊帐的拉链，把头塞进睡袋里，直到上方的落冰停止进攻为止。我住在那里，以牛肉干、坚果和各种果脯为食，有一种被困在荒岛上的感觉。

过去，我在酋长岩上总是会经历一种与万物相连的感受。但是这一次，我却感觉到与世界的疏离。我疲惫又脆弱，情绪紧张，发现自己很难摆脱一个人身处荒凉岩壁的恐惧感。攀岩的繁重、痛苦和危险，这一切都很空洞。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攀岩是种自我麻醉，甚至毫无意义。很多个夜晚，我都在吊帐里哭泣。每天我醒来时，会把自己绑在绳索上，试着把一些难以完成的岩点连在一起攀爬，那些岩点非常小，肉眼几乎看不见。在有可能攀登的路段之间，都存在着大片看上去无法攀登的区域。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用绳子荡过来荡过去，用手掌摸索岩石的表面，好像在读盲文一样，想解开连贯的动作，却每次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死胡同。

好几次我都放弃了这一段，继续攀登其他部分，但随后我又会再次回来。

有一天，在暴风雨之后，我绳降

800英尺，去考察岩壁的中段。那里甚至比上方路段更难，仿佛一个巨大的迷宫，有很长一段的岩面平整无痕，只有偶尔几处非常小的凹凸处。我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想把岩点连起来攀爬。我把臀部向各个方向移动几度，寻找脚趾踩在岩壁上的正确方式，在这个三维迷宫中扭转我的身体，得以在岩壁上坚持片刻，直到重力把我拽下去。花岗岩十分冰冷，为了抠住微小的圆形岩点，我的手指变得完全麻木了。

我休息了一会儿，环顾四周。指尖的胶带渗出鲜血。我在指尖涂上镁粉，继续攀岩。我的胃开始呻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续探索了九个多小时，一直都没有休息。我的食物、水和保暖衣物都在上方几百英尺处的吊帐里。云层在下方翻腾，偶尔云开之时，我能看到下方一千多英尺的谷底已被白雪覆盖。雪花从我身边飘过。

在岩壁上待了一个月后，我开始观察出这条路线或许可行的攀登方式。在最难的

10个绳距中，仍然有很长的距离，我甚至无法把一系列动作连起来做。某些地方，我甚至无法完成单个的动作。不过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拼出整条路线的解法就在那里。我需要有解法存在。我真心希望有解法存在。一天又一天，我独自待在这面岩壁上，寻找可以抓住的东西。

最后我意识到，也许自由攀登黎明墙的路线是存在的。但我也意识到，我永远也没有爬上它的能力。

11月底，寒冬已经完全降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便返回科罗拉多州。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和家里的任何人沟通。迷茫中，我想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但没把这句话问出口。

一个冬天的早晨，在埃斯蒂斯公园的一个咖啡馆，我遇到高中的老朋友香侬

·本顿。他个头很小，壮实得像台小冰箱。他很喜欢举铁，小臂上的血管非常明显，像蚯蚓一样。这些年，我们偶尔会联系对方，他甚至还见过贝丝几次。

我的样子一定像只被痛打过的狗，或是像个刚离婚的人

——因为香侬一见到我，就露出真挚的笑容。我们握了握手，他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差点儿把我挤扁。

“汤米·考德威尔！真高兴见到你。哇，太久没见面了！”

我很想转身逃跑。但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问起贝丝。我想他是看到了我的惶惶不安，心中大概已经有所察觉。

“嘿，哥们儿，我得先走了，但你明天晚上想去岩石小馆吗？那儿的乐队演奏得特别棒。”每个星期五晚上，即使在埃斯蒂斯公园风雪交加的冬天，岩石小馆也总是挤满了参加派对的本地人。

那种场合跟我不太搭，但我口中已顺嘴溜出答应的话。

“当然了。”因为最近很少说话，我的声音有些嘶哑。

“太好了，哥们儿，岩石小馆九点见。”香侬和我顶拳后，便跑出咖啡馆。

一天半之后，我走进岩石小馆，发现里面挤满了本地人。香侬立刻热情地欢迎了我。在音乐和人们的笑声中，他靠过来大声跟我说话。

“嘿，还记得十年级的举重课吗？那时候你教过我怎么在绳圈上做单臂单指引体向上。”

“是啊，我本来不相信你真的能做到。如果你决定认真攀岩的话，你也许会很棒的！”

“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攀岩的天赋。但你还记得吗？在科学课上，你因为攀岩长的老茧，可以不戴手套直接从煤气喷灯上拿起发烫的烧杯。我觉得姑娘们会因为那个格外注意你的！”

“最后我还是没什么女生缘，不是吗？”

“不知道啊，哥们儿，如果你对那种事感兴趣的话，也许会很受欢迎的。你总是那么腼腆，感觉你完全不在乎，又总是出去攀岩，那让你看起来很神秘。”

“真的吗？”我一边说一边回忆，却只想起自己当年的不自在，而非跟自信相关的念头。“我只记得，自己小时候头发永远乱糟糟的，像是刚起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一点儿都不酷的怪咖。”

他带我走到一张桌子前，把我介绍给他的一群朋友。

“这是消防员罗布，那位是佛罗里达来的妮可，这是黛安，”他说着，倾身过来在我耳边神秘地低语，“小心她，她是个十足的熟女，总是在寻找猎物。”

我惊讶地发现，和这些陌生人交谈是如此容易。也许是响亮的音乐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尴尬的沉默便不会有人注意到。大家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只是欢声笑语。一切都轻松欢乐，好像每个人都已经在进门时把烦恼寄存在一旁。那天晚上，我大聊特聊些毫无内容的话题，笑得比过去五年还多。

喝下大约三瓶啤酒后，我已经决定，岩石小馆将成为我重启社交活动的场所。我要放松自己，像香侬一样变得有趣，傻乎乎地无忧无虑。我大概会像个傻瓜一样闹笑话，但我就是想让自己傻一点儿。

第二周，酒吧为香侬举办生日派对，主题是

“白人穷光蛋”。我找到一顶最华丽的乌鱼假发，还在二手货商店买到了一条非常短的短裤，和一件沾满污迹的T恤，上面是秃鹰和美国国旗的图案。我把T恤剪成露脐背心。当我走进岩石小馆时，有人在房间的另一头大喊：“好莱坞来人了！”另一个人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把啤酒塞进我的手里。我向舞池走去。那天晚上剩下的记忆有点儿模糊，但我记得自己赢得了“变装比赛”。奖品是一个长满虫子的半腐烂鹿头。接下来的一个月，岩石小馆里的所有人都叫我“好莱坞”。

没人会跟我提到攀岩、贝丝或吉尔吉斯斯坦。每个星期五，我都会来看现场表演，在安静的晚上和新朋友们下棋。香侬和我几乎形影不离，很快我们就开始一起举办晚餐派对，邀请三五个女性朋友来，在山区小镇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懂的。我变得自在了许多，感觉就像我从一直生活的岩石下面爬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群傻傻的家伙欢迎我，向我展示了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激励我变得像他们一样。

我一直认为，对一个有责任感的丈夫而言，严肃的高海拔攀登太过危险。但这对我已经不再适用，因此我计划重返巴塔哥尼亚，和外号

“安全第五”的乔希·沃顿一起。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喜欢攀登一些玩命的巨型路线，又从来不准备急救装备，也不带露营装备，不给自己留下犯错的余地。他速度奇快的首登纪录遍布世界各地。有一次，沃顿和另一位朋友“凑合君凯利”在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山脉的攀登中，不小心弄掉大量攀登装备，于是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连续两天在海拔20000英尺的高山上攀登。他们称自己这种攀登方式为“灾难式”。虽然这是一个黑色幽默的说法，用来形容他们在大山中全身心投入的攀登，但是讲到人生，它也一样适用。对那时候的我来说，一无所有的感受是件很好的事情：当你没什么可失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场灾难了。

虽然从外界的目光看来，高海拔攀登可能风险很大。并且从我们给这些朋友起的绰号来看，也能对这种危险有所认知。但是沃顿天赋很高，体格强壮。当然，他还非常大胆。

我们的计划是尽量超轻量化，攀登太空针塔

形状的托雷峰（

CerroTorre）海拔4000英尺的大岩壁。我们不带睡袋，不带卫星电话，不带任何“以防万一”的安全装备。在像这样的攀登中，几盎司的重量会像几磅一样，不久你就会感到负重过大，影响攀登状态，以及攀登效率，这样危险便会增加。在巴塔哥尼亚这样的地方，突如其来的致命风暴是最常见的，因此，速度代表着安全。这个理念是攀登者们所面临的矛盾核心——在风险和追求有意义的体验这两者之间，我们需要找到平衡。

于是，沃顿和我满怀着雄心壮志，走进托雷山谷，穿过一条蓝色冰川走廊。在那里，两边的尖塔耸立天际，仿佛幻想世界中的场景。在托雷峰山群的顶部，水分凝结成隆起的蘑菇状冰，叫作

“雾凇冰”——成分半雪半冰，稳定度就跟结冰的棉花糖差不多。向西仅仅30英里，便是太平洋，来自那里的过冷

水分子疾驰穿过山顶广袤的冰帽，被巴塔哥尼亚的狂风一路裹挟，直到猛地打在遇到的第一个物体上

——那便是托雷峰山群。水分子结冰，粘在一起，向外延伸，有时会达到摩天大楼的规模，悬挂在下方各个方向的岩壁之上。雾凇冰蘑菇往往在山顶形成最大的形状，使得托雷峰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冰激凌蛋卷，蛋卷那部分便是困难的岩壁。当天气变暖，大块的雾凇冰便会脱落，发出隆隆声，从岩面上一路滚下，把岩壁擦得干干净净。

当我们走向托雷峰的时候，可以听到雷鸣般的隆隆声，那是雾凇冰在午间冰崩的声音。

“你觉得我们需要担心这个吗？”我犹豫不决地问。我站在那里，背包里是超轻的攀岩装备，感到自己仿佛是站在咆哮的歌利亚下方的大卫

“不，人们总是把危险夸大。”这个外号叫作“安全第五”的人说出了些“令人放心”的话。“雾凇冰里面都是空气，会直接从你身上反弹开。并且，只要我们的背负够轻，就能很快从蘑菇冰下面出来。”可是据我所知，至少有过一个人，死在这座岩壁底部，就是因为雪崩。

我们能不能在好好享受冒险的同时，把

“安全”的优先级稍微提高一些呢？我不确定……也许可以从第五提高到第三？

托雷峰上的路线从来就没有状况良好的时候（岩石永远潮湿，布满厚厚的雾凇冰），因此我们迅速攀登了附近一座颇有技术挑战性的山峰，叫作斯坦哈特（

CerroStandhardt）。我们快速爬上一座2000英尺高、微微倾斜的灰色花岗岩柱，像是两只蚂蚁在大象的皮肤里爬一样，从一个皱褶爬到下一个皱褶。置身于荒野中这些危险的混乱群山之上，沃顿感到无比舒适，而我也意识到，自己也能够体会同样的感受。我们每50英尺设置一个锚点，最大限度地提高速度。中午，我们登顶了。我喜欢眼前分裂的景观：向西，南巴塔哥尼亚冰帽延伸入海；向东，则是起伏的干枯草原——这是一处被时间遗忘的所在。

周围的美景让我们欣喜若狂，趁着日光正充足，我们决定全力以赴，继续连登其他山峰。这是计划外的部分，所以我们没有带额外的食物或露营装备。当我们向下一座山峰前进时，雾凇冰已经融化成潮湿的一片。我们在湿答答的岩石上四处攀登，想找出一条路，但我们需要更低的温度，就像清晨时的那种寒冷。夜幕降临时，沃顿开始到处查看。他清理霜冰，搬动岩石，挖出一个半边屁股宽的平台。金窝银窝，不如此处的冰窝。我们系着绳索坐进去，挤在一起，偶尔站起来做体操取暖，但大多数时候，都在无法控制地发抖。天亮之后，坏天气就要到来，我们放弃攀登那堵

4000英尺高的岩壁，那上面没有成熟的下降路线。我们把绳圈套进岩石，还使用了一种叫作岩塞的小号金属楔形物，有些只有嘀嗒糖那么大，我们会把它们塞进裂缝，靠这些装备绳降下山。

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去他的，我还在乎什么？如果我想要灾难式攀登，现在就到时候了。

我喜欢这种攀登方式的性感魅力；我感觉良好，自由又充满活力。就算我为这种攀登找到的理由，和自己一直批判的无保护独攀者一致，那又怎样呢？

也许你会认为，我对风险持有这种看法，主要的原因是害怕死亡。并非如此。我无法完全解释出原因。但只有当我考虑到，我的死亡对爱我的人将产生何种影响时，我才会对它产生恐惧。我之所以厌恶风险，一直是源于一种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不是天生的恐惧感。当我爬过远远高出最后一处保护点的位置，或是冰块从我的脑袋边呼啸而过时，我的本能反应只是对眼前的情况做出反应。我喜欢成功应对未知事件的乐趣。

有时我认为这种特质是一种礼物，有时又觉得这是一种诅咒。只有在回顾往昔时，当我想到如果我死了意味着什么，我才会感到自己很蠢，只顾着那一刻的兴奋。只要脚下一滑，或是一处手点断落，我便会失误滑坠

——而只要想到滑坠的后果，我的胃便会翻江倒海。回首过去，我知道自己当时应当谨慎。

不过那段时间，也没什么人指望着我。

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巴塔哥尼亚之后，我回到埃斯蒂斯的家待了几周，然后开始第一次没有攀岩的真正假期。我和香侬以及三位女性朋友一起，前往哥斯达黎加冲浪。大多时候，我们都穿着泳衣，偶尔会喝很多鸡尾酒。一开始那感觉很有趣，但后来便有点儿复杂。我开始和其中一个女孩约会，但最终对这三个人都有好感。谁能预料到这些呢。

不久，一位名叫乔希

·洛厄尔的好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他和他哥哥拥有一家名为“大制作”的电影公司，想看看我有没有兴趣帮他们拍摄一段影片。

与才华横溢、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起拍摄影片和照片，让我充满活力；我喜欢合作的过程，大家一起发挥创意，想出新办法捕捉并分享攀岩世界不可思议的美，那是很少人能够亲自体验的。乔希和他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名为《进步》（

Progression

）的新电影，内容是攀岩背后突破极限的故事。

“你认为黎明墙能爬吗？”他在电话里问。

“我不知道，感觉有点儿不太可能，”我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些理论上可以连成一条路线的手点，但那太难了。对于未来一代的攀岩者来说，可能才有机会完成。”

“你能上去拍部电影吗？把它展现出来就好。”乔什这样说。

攀岩圈之外的人可能觉得有些奇怪，但是对我们来说，炒作一条你还没有完攀的路线，那是很可耻的。我见过很多攀岩者，说自己要完成多么厉害的路线，然后便再也没有动静。那总是让我反感。我一直以来都坚持

“先完攀，再官宣”的精神。

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快便转向下一代攀岩者。这部电影可能与之前有所不同。我不会宣称自己能成功完攀黎明墙，也不会说自己以后会做到。但是，我曾经想过它会实现，并投入大量精力寻找路线。乔希建议说，向下一代人呈现这条路线，可能是献给未来的一份礼物。今后，如果能看到一些年轻勇猛的攀岩者崛起，让我看看他们完成的成就，我会觉得非常棒。

考虑到我

“先完攀”的哲学信条，我想过，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会不会很虚伪，还是它不过就是谋生的一部分？也许我该做点儿什么，维护自己的名声。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成功攀登过什么路线了。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了父亲对此的看法，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何感受。

影片团队中有我最好的一些朋友，这个项目将给我们一个由头，可以在优胜美地一起度过整整一周。

“来吧，”乔希说，“会很有趣的。”

2009年4月温暖的一天，青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我光脚踩在酋长岩的草地上。在我旁边，是一块蓝色的防水布，上面堆满食物和攀岩装备。我反复检查着装备清单，科里·里奇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科里是公认的最了不起的冒险摄影师之一，

“大制作”公司特别请他来参与这个项目。他身高5英尺4英寸，是大学体操冠军，说起话来有那种太浩湖式的拖腔。和我一样，他也是个工作狂。在有拍摄项目时，科里每天早上4点起床，去拍第一缕日光，天黑后他才停止工作。他思维敏锐，似乎天生就通晓人情世故，并且他也经历过痛苦的离婚。他一直是我的知己，我很期待和科里在吊帐里共度时光。

“这个项目让你兴奋吗？”我问。

“是啊，哥们儿，好久没来酋长岩，我已经等不及要回到岩壁上了。”他说，“所以那条路线在哪边？”

那时，虽然想要真正把这条路线连起来攀爬，其关键之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我对它已经有了宏观的概念。

“看那个不明显的夹角，就从那里爬上去。上面那些白色的小点儿，我的吊帐之前就在那里，我们会在那里扎营。”

我们指点着岩壁聊天，然后影片制作团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到了。没过多久，我们便扛起重达

80磅的拖包，四个人从岩壁后方徒步上山，开始四小时的跋涉，计划绳降到黎明墙某处。我陶醉于这种傻乎乎的开心气氛中。我们讲着黄色笑话，一路欢声笑语。我和贝丝的离婚还没有公之于众，我也不好意思告诉别人，除非我必须要这么做。其实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科里已经在行程前给其他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最近的情伤，并告诉大家尽量保持欢乐的氛围。

在我们徒步上山时，我开怀大笑，和上一次黎明墙探索之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在几个月之前，我的脑海里充满怀疑、挫折和黑暗。我想，感受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体验。如果你行为严肃，感受也很严肃，那么实际的体验就变得严肃起来。如果你认为这次攀登会很可怕，那它就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我开始怀疑过去的几个月里，不仅仅是我的社交倾向发生了改变，我对人生的整体看法也已经变得不同。

岩壁之上，甚至连那条路线，都变得和之前完全不同。有了其他人的陪伴，我更加努力，开始把大段路线串联起来。攀登起来容易多了。我的视野甚至变得更清晰。有一天，在之前最难爬的一段路线上，我注意到一连串不起眼的岩点。我再三观察，竟发现一串神奇的岩石棱，有些地方只有一毫米宽，整体延续

200英尺长。第二天，我差一点儿就撑过一处疯狂的8英尺动态跳跃——基本上就是一种完全跳离一处岩点，然后抓住另一处的动作——跃过一片光滑的岩石。在大型路线上，很少用到这种技术，就像你在电影《绝岭雄风》里看到的那种动作。我意识到，我终于找到了一条穿越迷宫的通道，或者至少找到了穿越的可能性。这个项目的规模之大，以及难度之高，仍然超过我能够想象的所有路线。第三天结束时，我吊在绳子上晃来晃去，吼叫，大笑，兴奋到坐立难安，拳头击打在岩壁上。

那天晚上，暴风雪袭来。我们蹲坐在吊帐里，吃着墨西哥卷饼，喝着威士忌，谈论着过去种种探险故事。不久，我们开始谈论生活。科里认为，再次成为一名单身汉会给我带来绝佳的机会。

“你知道会有多少女人跑来追求你吗？”他说。

我对此一笑置之。不过，我还是很享受这种友谊。正常情况下，我会把这个事放在心里，但现在，我决定打开一点儿心扉，把自己离开贝丝之后，回到埃斯蒂斯后的爱情生活简要地讲给他们听。

她的名字叫贝卡，几个月前，我在岩石小馆遇见了她，那天是跨年夜。她随着蓝草音乐尽情地跳舞，仿佛生来就会舞蹈。我第一次注意到她顽皮、自信的笑容。

她双腿修长，眼睛是美丽的蓝灰色，头发是浅浅的金色，穿着很像大城市的女孩。这样的女孩来埃斯蒂斯公园干什么？

让我高兴的是，这首歌结束后，她径直走向我：

“我刚开始攀岩。你能教我吗？我听说你可能对这个挺在行的。”

“我不知道行不行，得看看我们俩相处得怎么样。”我装出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回答她。那天晚上，我们两人一直在舞池里跳摇摆舞。一直以来我都有点儿太拘束，但贝卡有种魔力，能够让我克服内心的犹疑。

看她跳舞的感觉，就像是看完一本书的介绍，你就知道你必须要读完书里的内容。前一秒，她是埃及肚皮舞演员，下一秒又变成

70年代的迪斯科明星推着婴儿车，或是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月球漫步。看起来傻傻的，很滑稽，很好玩，又无意之中有些性感。她在和我跳舞，让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酷。

很显然，我是追不到贝卡这样的女孩儿的，这很容易让我放弃。我确信她很快就会对我失去兴趣，转而去找一个型男。但是她没有，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

我刻意等了两天，才打电话给她，试着装得酷一些，但却检查了一百次，好确定自己没有把她的电话号码弄丢。我们约定和另一个朋友一起训练。攀岩的时候，她无法忍受指甲刮擦胶合板岩壁的声音。每次这种声音响起，她就会瑟缩一下。我觉得那很可爱。所以我一直往前走，来到岩壁旁，把指甲放在上面，好像我要刮擦岩壁一样，等着看她的反应。

“你最好不要那样做。”她说着，眼中闪着一种佯装的怒意。

“有本事来阻止我啊。”我挑衅地笑。

她跑过来，把我扑倒在全是镁粉的保护垫上。我从来没有因为别人攻击我而这么开心过。几天后，我们去了埃尔多拉多峡谷，徒步

30分钟，来到一处红黑条纹相间的岩壁，就在阳光明媚的山坡高处。那是科罗拉多一个温暖的冬日，天气暖到可以穿T恤，但地面上还有些积雪。

我卸下背包，意识到自己不小心带了两只左脚的攀岩鞋。当我告诉贝卡时，她只是翻了个白眼，开起我的玩笑：

“你这个笨蛋。”

“不用担心，”我说，“我只要穿一只运动鞋和一只攀岩鞋就行了。”

“呃，听起来不太安全——或者我们就去徒步好了？”

“不用，别担心，我想没什么问题。”

“你之前试过穿运动鞋攀岩吗？听起来很难啊。”

我想了一下，问她：

“在岩石小馆的那天晚上，你是怎么知道我会攀岩的？”

“我跟几个朋友说，我正开始学攀岩，我想变得厉害点儿。他们说我应该找你聊聊。”

就这样？我并不是说自己像迈克尔

·乔丹一样众人皆知，但埃斯蒂斯是个很小的镇子，更何况还是在冬天的岩石小馆。

我在手上涂好镁粉，神气活现地爬上第一段绳距。贝卡试着跟攀，她努力挣扎，脱落好几次，又被绳子拉住。我担心自己选了一条不合适的路线。她抵达保护点时，脸颊涨红，满是尴尬：

“好吧，你确实很厉害。”

我本以为，酒吧里最漂亮的女人会跟我说话，唯一的原因就是我

“小有名气”。但她对我的攀岩过往一无所知。

我们越爬越高，在保护站处，她的身体开始靠向我。她从来没有到过那么高的暴露悬崖上，期望我能给她一些信心。我尽量开着玩笑，表现得很放松。

我们登顶了，贝卡的头发在风中飘扬。我当时想象着自己吻了她一下，就在那一刻，就在那里。我就像一名陷入恋爱的十三岁少女，和贝卡在一起，感觉像是吃掉一整桶本杰瑞饼干冰激凌一样心满意足。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本该是我独自一人寻找自我的时候，而在这时爱上她，将会是我做过的最荒谬的事。另外，我还比她大八岁，最近刚刚离婚。据我所知，她也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在回去的路上，贝卡告诉我，她是基督徒，只想和基督徒约会。我在心底某处松了一口气。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告诉自己，只做朋友就好。

那之后不久，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去印第安溪，那是犹他州高地沙漠中一处裂缝攀岩天堂，峡谷里耸立着壮观的红橙色砂岩峭壁。贝卡在餐厅的工作结束后，我开车去接她。她把包扔进后备厢，跳上副驾驶座，在膝盖上放好一大袋自制爆米花。开车的时候，我们一直闲聊，气氛变得越来越融洽，直到她把窗户放下，开始大声唱歌。然后她看着我说：

“你最好也开始一起唱！”我越是让自己显得傻里傻气，车里就越像是被灌满了笑气。

上一秒我们还挥动着拳头，唱一些蠢蠢的说唱歌曲，下一秒就开始深刻地聊起生活、爱情和我们的过去。年轻的她仍抱有纯粹的理想主义，除了成长路上遇到的几次痛苦经历。然而，她并不幼稚，她聪明又有洞察力。她谈到自己对语言的热爱，并且很有同理心。她的自信仿佛与他人的评价无关；她很漂亮，但完全没有一丁点儿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

她在中西部的一个农场长大，暑假时，一家人就会来埃斯蒂斯公园度假。经历青少年时期的叛逆之后，她继续上护理学校。随后，她回到埃斯蒂斯，在寻找护理工作的同时，发现自己可以住在山区，并在餐厅打工。她对语言的见解让我很感兴趣，但她没提到自己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待过。

“那你出国旅行过吗？”我问。

“几个冬天前，我去巴黎旅行了两周。说起来有点儿尴尬，不过在那之前，我甚至连橄榄油是什么都不知道。”

她不谙世故，那让我既着迷又困惑。我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流浪和旅行。贝卡在乡村长大，几乎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她怎么会这么有趣，这么时髦，表达能力这么好？

“你多大了？”

“二十二，”她回答，“你呢？”

“三十。”

我能感觉到，她在心里算了下我们俩的年龄差。

“你觉得你和前任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你真想听我说这个吗？”

“为什么不呢？”她说。我犹豫着要不要深入聊下去。和她在一起很有趣，我们一直成功地让两人间的相处保持轻松。

“好吧，简单点儿说就是，她出轨了，”我说，“但你知道，情况其实很复杂。如果婚姻中一切都很完美，人们通常不会出轨。婚姻顾问说，这是相互依赖导致的问题。我们的关系是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开始的。”

我告诉她，贝丝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我聊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后来我和贝丝在一起时是多么亲密，很多年间我是真的无法离开她。我还说到，可能是我爱她太深，给了她太多压力，想让她快乐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的幸福和她的幸福联系得太紧密了。也许我让她感到窒息。也许我们有点儿相互依赖。我们确实太过相互依赖。我没有意识到，我不能真正地让另一个人快乐起来，而在尝试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可能让我们两个人都变得更加糟糕。这没有让两股绳子拧在一起，反而让我们各自变成一条单绳，很快便分崩离析。

贝卡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很入迷，于是我继续说了下去。

“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她说她从未像我爱她那样爱过我。也许她没有一见钟情，但她看上去确实爱过我。对我来说，那更像是个借口。”

我心中的某处仍然是痛苦的，无法承认每一段关系都有两面性。无意中，我又开始抱怨起贝丝。

相较于倾吐自己的心声，贝卡似乎对能够打开我的内心更感到兴奋。她用自嘲式的幽默发表着评论，没有说什么太过严肃的话。好像她是我可以信任的朋友一样。接着，我们又谈到她的生活。

“在我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恋爱对我来说，似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她说，“我被别人伤过心，也伤害过别人，最后我决定，再也不去在乎任何人。我要为自己而活，做我想做的事。我一直在约会，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是行不通的。”

贝卡告诉我她过去的一些恋爱经历。我们

“只是朋友”的情况让话题少了些禁忌，因此更能敞开去聊。也许我去过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旅行，但在社交层面，我就像一只冰上的小鹿，缺乏经验，而贝卡正好相反。

我们一直开车，直到凌晨时分，周遭的景色仿若幻影。车灯映着暴风雪，仿佛身处企业号星舰，正在以曲速

前进。我摇了摇头，想要甩开这种恍惚的状态，我们换了个话题聊天。

“两年前我刚刚分手，”她说，“我感到空虚，很沮丧。我知道自己需要找到另一条路，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人。但我一直做不到。”她停了下来。

“是什么改变了你？”

“我开始写日记，和一些朋友聊天，一个朋友建议我去教堂。”她又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抗议似的。

“我之前总是认为，许多基督徒都秉持着正义，没什么爱心，但我觉得自己能接受上帝，所以我去了。牧师看起来很酷，很有智慧。他说，对于越过篱笆窥视基督教的人来说，除非真正站在花洒下，否则是没办法洗净自己的。你得亲自浸入其中。我开始痛哭，被某种东西击中了心灵。所以我做了决定，这就是我要追随的道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脑中凌乱的碎片开始整合，我开始阅读书籍，与人交谈，还有继续去教堂。有本书上说，在恋爱关系中，以对方为中心，会带来太多压力。而以自我为中心，则意味着你会成为自己的上帝，这也行不通。你必须以上帝为中心。”

以对方为中心的那个说法如真理般震动了我，而以自我为中心的部分则让我想到了攀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你很虔诚啊。”

“应该说，我觉得某一时刻，自己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她说。

我们的对话突然转到这个主题，我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对大多数攀岩者来说，相信上帝就像相信圣诞老人一样。我经历过一些至关重要的瞬间，让我感觉到冥冥之中有种力量，那力量至少是超越了我的理解范围。在经历巨大痛苦或灵感的时刻，我发现自己正在和一个我称之为上帝的人交谈。我不能说自己好像认识他，并且他绝对从未回应过我，我在寻找他存在的证据，但他也没有给过我启示。但我相信宇宙宏大，是我们渺小的思维无法理解的。在很多方面，那些可以真正相信神的人，有种简单和朴素，而那种简单朴素会带来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会造成盲点。

突然，贝卡摇下所有车窗。雪花飞进来，在车里形成一场小型暴风雪，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冻住你！”她大喊。然后她把窗户摇上去，在播放器中插入一张CD，调高了音量。

贝卡是个如此疯狂的矛盾结合体。她虔诚地相信宗教，但不评判他人。她喜欢派对，但又不想喝醉。最重要的是，她看上去非常热爱生活。虽然我对宗教的问题持不可知论，但我不禁佩服贝卡信仰的力量。她告诉我，自从她有了那个醍醐灌顶的时刻，心中就此充满爱和同情。对我来说，贝卡总是浑身充满喜悦。

回到酋长岩上，我简要地讲完了汤米和贝卡的故事：

“还有，那次攀岩也感觉好极了。印第安溪一直都很棒，她兴奋坏了。”

吊帐里每个人都在微笑。我显然对她十分倾心，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攀岩者来说，她太漂亮，太自信，太聪明，太新潮了。

“该死，哥们儿，她听起来很赞啊，你需要讲点儿策略，”其中一个人脱口而出，“你知道吗，我刚好要去旧金山北边一所很棒的房子，帮别人临时看家一个星期，你们俩应该一起待一晚，我们可以来个双情侣约会，然后去纳帕谷酒庄，我认识一家酒厂的老板，那儿超级梦幻。”

我记得贝卡说过，她想哪天来优胜美地找我

——她从来没有来过，所以我本打算待一阵子的。这些家伙花了些时间说服我。在我们完成电影拍摄后，便返回地面，我给贝卡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倾吐自己对她的感觉，问她是否愿意来优胜美地找我。等待她回信的几天中，我饱受煎熬。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她回信前，先咨询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她后来告诉我，大多数人都对我持怀疑态度。但是，其中一名攀岩者，听完她倾诉心声之后说：“我认为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我在萨克拉门托机场见到了贝卡，那天是她的生日。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纳帕谷品尝红酒，漫步在北方荒凉的海滩上，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散步。然后，在满月之下，我们驱车进入优胜美地峡谷。我直接带她到新娘婚纱瀑布的底部，站在没过脚踝的泉水里，水面像裙子一样呈扇形散开。她抬头望着那百万加仑的水自由落体，望着头顶那百万颗星星，满怀惊奇地笑着。在那一刻，我不禁想知道，此刻内心翻涌的感觉，是否便是上帝与我交流的一种方式，在告诉我，他的种种行事，虽然我无法理解，但我一定会非常感激。

太空针塔（

SpaceNeedle）：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著名观景塔。

过冷：温度低于凝固点但仍不凝固或结晶。

《圣经》故事中的大卫和巨人歌利亚。

系列电影《星际迷航》中，企业号星舰一种压缩时空航行的技术。

第十二章

重新出发

开车驶入车道，我发现爸妈家的人造木墙板已经被阳光晒得破旧不堪。妈妈一直在和外墙皮的干燥、破损和褪色打持久战。她已经开始重新打磨外墙并上色，目前只完成了一半。墙壁的表面光秃秃的，颜色像白骨一样。

自从上次看到这座房子和我的父母，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月。我不太确定，自己想从爸爸那里得到什么

——宽恕，理解，第二次机会，或是与他相处的新方式。但有一点我很肯定：如果妈妈没有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我寄的那封信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她说，爸爸觉得自己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即使是几个月前，当她第一次告诉我，爸爸的情况不太好时，我也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造成的伤害。

“他把岩壁都拆掉了，”她说，声音有些颤抖，“那会让他想起你，对他来说太痛苦了。”我知道自己得来和他谈一谈。在这段时间里，我想知道他的情况，十分担心，一直睡不好觉，因为我总是在想，自己可以说些什么，才能让情况有所好转。

我站在门口，抬手去按门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我又注意到自己那根断指。

我没听见屋里传来任何声音。当前门打开，他就站在那里时，我瑟缩了一下。

他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比我记忆中的他疲惫很多。他点了点头，张了张晒到干裂的嘴唇。

他一句话也没说，让到一边，带我进去。

我在沙发上坐下。他坐在自己的蓝色躺椅上，看着自己十指交握的手。我环视整个房间。那里有一篇用相框裱起来的文章，是《埃斯蒂斯公园步道报》关于我和他攀登钻石岩的故事。在他的椅子旁边，有一堆已经有些卷边的杂志，里面有报道我的故事或者我写的文章，每篇都夹着书签。海报、照片、录像带和

DVD——这里像是一个博物馆，全都是关于我的文章和照片。至少它们都还在，他没有把这些拆掉或丢弃。

“爸爸，我们能谈谈吗？”我开口了。希望自己能想到更多解释的话，好让他更理解我。

“我们是该谈谈。”他声音很低，像耳语一般。

我的视线瞟向他旁边，青苔石壁炉在墙上形成漏斗状的烟熏痕迹，一路延伸到天花板。

“爸爸，我当时处境很糟糕。我很抱歉。”

“我以为我已经失去你了，失去了我的儿子。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我的人生，我们俩的关系。”

“我从来就不想跟你断绝关系。”

当我们终于敢看对方的眼睛时，他已经热泪盈眶，我也一样。

我们继续交谈，填补父子破裂关系的裂痕。气氛依然有些尴尬，但我们都需要逼自己越过往常的心理极限。

我忘记了时间的存在，看到母亲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看着我们微笑，然后又走开了。微风摇响风铃，阳光投下的光影线在地板上慢慢移动，我们眼眶中的泪水去而复返，一片阳光慢慢变成阴影。

我和爸爸继续坐着聊天，促膝长谈是我们这两个男人都不熟悉的领域，也没有地图指引我们穿越这片领域，此间的时间、风、雨和太阳，将我们二人分别重塑。

故事回到

2001年的春天。我看向落地窗外，向对面的北极星滑雪场望去，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太浩湖附近。在我周围，是一群登山向导和专业攀岩运动员。大家坐在沙发和木椅上，膝盖上放着笔记本。土拨鼠

是我当时的赞助商之一，他们请所有人飞过来，还租下一栋木屋。整整三天时间，我们探讨着户外服装的发展方向和演变。每个人都在攀岩或滑雪的特定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为会议提供专家级的重要反馈意见。

有个人独自坐在一旁很远的地方，他还是个孩子，穿着工装裤和宽松的

T恤，皮肤光滑，滑板少年的朋克发型垂在眼睑上。我注意到他正蜷起放在椅子边上的手指。我以前在高中教室里时，也会

这样做，心里暗自希望自己正在外面攀岩。

土拨鼠的运动员顾问坐在我旁边。我俯身低声问：

“那个孩子是谁？”

“他是凯文·乔治森。我们刚刚让他加入这个队伍。我是在总部附近的攀岩馆认识他的。”他说，“他才十六岁，感觉是个天才运动员。你应该看看他都在爬什么，都是超水准的路线。”

接着，我想起来了。从吉尔吉斯斯坦回来之后，我和贝丝还有她的家人住在一起，那时候，为了激励自己，缓解我心中的癫狂，我曾参加过一场小型攀岩联赛，就在离住处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记得我当时还在想，这是小型赛事，不会出现什么真正的竞争者。结果，一个蘑菇头发型的讨厌小家伙打败了我

——那人就是凯文。

他第一次去攀岩馆是十岁，那里成为他展现非凡天赋的绝佳场所。在那次土拨鼠大会上，他是全美同龄人中赛事排名最高的攀岩者。攀岩馆的路线是人工设置的，虽然在这里不会学到爸爸教给我的经典技巧，这些可以后续再学习。但在攀岩馆，你会变得精于每个攀岩动作。

在比赛中败给凯文之后不久，我就和尼克

·赛格尔讨论到他新开发的训练计划，谈起他对这个计划做的一项研究。他测试了一组攀岩者，让他们做一套专项力量和耐力训练。尼克告诉我，凯文的测试结果爆表了：“他每次做到最后，都纯粹是体能耗尽了。他似乎没有什么心理障碍。”这个评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进行两天之后，组织者让大家休息一下。雪积了好几英尺厚，所以大多数人都去滑雪了。但我想做点儿别的事，只有凯文一个人想要跟我去。

我们开车到公路边停下，然后跋涉及臀深的积雪，直到发现一条花岗岩廊道，上面铺着一层新落下的厚厚积雪。岩壁拔地而起，高达

100英尺，巨大的冰柱几乎挂满陡峭的岩面，一切看起来都是湿答答的。就在我们打算放弃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堵半干的仰角岩壁，高度大约40英尺。我们迈步走入深雪中，靠近岩壁，就看到一系列岩片和一排挂片。那条路线看上去很难。我瞥了一眼凯文——他已经在研究路线了，正比划着攀岩动作。

“你觉得怎么样，凯文？”

“看起来很吓人。不过，爬起来应该挺酷的。”他回答道。在我思考着积雪的密度和深度，以及岩壁高度的比例时，凯文已经把他的抱石垫扔在了地面上。他坐在上面，开始拧袜子里的水。

我自告奋勇第一个攀爬。我们觉得摔在雪上，可能比摔在垫子上还软，就把垫子推到接近岩壁的地方，踩着它上去。我开始攀爬。大概爬了

15英尺之后，我想试试看掉下去会怎样，便推了一下仰角岩壁，掉了下来，像一支箭插在一捆干草中那样扎进雪里。我笑了，拨开积雪，踩回垫子上。凯文已经开始爬了，他比我多往上爬了几个动作，然后从大约20英尺高的地方跳了下来。

我们轮流爬，爬得越高，就越像是在玩比拼胆量的游戏。不久，我们就接近了峭壁的顶端。我们俩肾上腺素飚高，兴奋得头晕目眩，像在院里玩耍的孩子。

“我要爬到顶了。”凯文瞪大眼睛说道。

我嘴上鼓励他，但心中暗自希望他能放弃。

他用抹过镁粉的手掌擦干鞋子，踩在岩壁上，开始攀爬。我注意到他精确的动作和冷静的心度，深思熟虑的同时，却也动态十足。他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后，快速向上，精心控制向上的冲力，从微小的岩点上弹起，仿佛他是一个长着两只手的弹力球。在大约

30英尺高的地方，他抓着一个大手点停下，两只胳膊交替挂在上面，同时轻轻摇晃另一只手臂放松。他深吸一口气，似乎变得更专注了。然后，他毫不犹豫，做出决断，完美执行。

他登顶峭壁，转过身来，低头看着我说：

“啊，真棒啊，感觉太好了！”

“好吧，他妈的。”我想，“这下我必须立刻爬上去了。”

八年之后，我才再次见到凯文。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攀岩，已经名声在外，先是参加各种室内攀岩比赛，然后又是各种

“highball抱石

”。当然，抱石是在接近地面处完成极难的一连串攀岩动作，有保护员和抱石垫进行保护。但是highball抱石是在离地面很高的地方攀爬，通常是20英尺或更高。这不像无保护独攀那样致命，但肯定是有危险的。你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但筋断骨折是很有可能的。在攀岩影片《进步》中——就是朋友拍摄我研究黎明墙的那部影片——有一段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巨石上，凯文首登一条45英尺高的路线。这次攀岩模糊了highball抱石和无保护独攀之间的界限，被誉为世界上最难的highball抱石。凯文的那次攀登要求精神上具有绝对的掌控力，以及身体的完美配合。

在影片《进步》最后，我呼吁道：

“新一代的攀岩者正在攀爬一些我无法想象的抱石和运动攀路线。如果他们能将这种天赋运用在大岩壁上，就会达到自由攀登黎明墙所需要的条件。即使我无法完攀这面岩壁，但仍希望为将来的某个人埋下种子，希望他能完成这条路线，鼓舞我们所有人。”

2009年的夏天，我和凯文再次相遇，他看了影片中我攀登黎明墙的部分，说他觉得这条路线很棒，问我是否愿意再回去试试。

虽然我在心里几乎已经否决了黎明墙，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我想回到那里。不过，我的宏伟计划有很多漏洞。一方面，我没有合适的攀岩搭档。我的许多朋友都是伟大的攀岩者，但这次攀登将不同于我在酋长岩爬过的任何路线。这条路线包含大段高难度攀登，需要超越常人的专注力和大量练习。可能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准备。即便以上几点全都做到，它仍然有可能无法完攀。黎明墙路线比这面岩壁上的任何其他路线都难上许多。谁能从他们的生活中抽出那么多时间？并且，更重要的是，谁会有那种动力、专注力，以及攀岩能力？

或许主要是出于礼貌，我告诉凯文，我正考虑在那年秋天回到那里。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明确邀请他一起去，但我一定是说了些类似的话。不久，我便收到这封电子邮件：

嗨，汤米：

很高兴那天遇到你。我很荣幸，也很兴奋能在

10月、11月和12月与你组队，尽我所能去学习，为黎明墙计划努力，让这项计划进入下一个阶段。除了个别几天之外，我会一直待在优胜美地。

我已经准备好全身心投入其中了。兴奋到炸裂！

·乔治森

一开始，我觉得这主意毫无希望。凯文从没爬过酋长岩。你不能毫无经验，就直接去爬世界上最难的大岩壁自由攀登路线；你得一步一步来。但这究竟是逻辑上的说辞？还是我的自尊作祟？

我思考了一下，然后回信给凯文，让他带上自己的装备，

10月10日在酋长岩的草地上会合。

干冷的微风带来一丝秋天的气息。随风摇曳的青草上，凯文坐在一张绿色的折叠椅上。他的头向后仰着，瞪大眼睛，像游客那样盯着岩壁看。他已经二十五岁，不再穿工装裤，深黑色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他总是面带微笑，非常谦逊，看上去很自信，行为举止好像一个友善的商人。

我们打了招呼。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有趣，有些兴奋，又有些焦虑。

“真的太美了，对吧？”我说。

“是啊，太疯狂了。这条路线到底能从哪里爬呢？”他问。

我开始指出岩壁上各种能爬的岩点。

“你要沿着那段夹角裂缝系统，攀爬一开始的600英尺，抵达一个小平台，那是前1800英尺唯一的平台。然后继续往上，一直爬到差不多中间位置，那个水平大岩堤上。从这里看，它似乎很短，但实际上那是一条200英尺长的横切路段。我觉得它会是最难爬的部分。最后就是你在影片里看到的动态大跳跃。到那儿，你的抱石技巧和力量绝对会派上用场。”我花了15分钟，大致说明了这条路线，然后开始分配后勤工作。

“这么多年以来，我已经总结出，研究一条路线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上而下。但是今天我们要在下面爬几段绳距，这样就能对这条路线有一个整体感受。明天，我们会徒步把所有东西运上山顶。我还没有仔细看过路线最后的300英尺。所以后天早上，我们就从那里开始。那之后，我们就一路向下熟悉路线。我想我们得在酒鬼塔（WinoTower）上搭一个吊帐营地，就是岩壁大约三分之二高处的那个岩柱。后天晚上，我们就睡在那里。”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连续两晚睡在岩壁上了？”他瞪大眼睛问。

我打开后车厢，开始拿出装备扔在地上

——成堆的绳索、岩塞、吊帐、盒装食物，还有拖包。凯文走来走去，一边用手机拍照片，一边傻笑着，然后又问我，他能帮忙做些什么。

“要不你来剪一些16英寸长的绳子，用这个打火机烧一下末端，然后打一个反手反穿结，把它穿进岩钉的孔眼里。在绳结后面留出大约三英寸长的绳头，一定要把绳结收紧。”

“好……反手反穿结怎么打来着？我不太会打绳结。你别忘了，我可是个卵石摔跤手（pebblewrestler）。”他用了“卵石摔跤手”这个抱石爱好者用来自嘲的词。我暗暗轻笑一声，这太荒谬了。他没有大岩壁攀登的经验，但他有很大的野心。我觉得值得一试；大不了，在他放弃之前，还能给我打一两个礼拜的保护。

我们挂好那天会用到的装备，走到路线底部。凯文总是惦记着上方的岩壁，在那段短程徒步旅程中被绊到好几次。当你走近酋长岩，从远处看时融为一体的地形开始凸显出清晰的样貌。在攀岩者训练有素的眼中，岩壁变得充满可以攀登的可能性。但是说到黎明墙，即使从相距十英尺的地方看，它仍然是一片空白平滑，没有什么可抓的岩点。直到你的眼睛距离岩面只有几英寸，才能注意到它的纹理、细微的凹凸，以及攀登的可能性。

“天哪，简直像瓷器一样光滑。”凯文说。

“是啊，哥们儿，这条路线之所以这么酷，原因就是这个。它看上去不可能被攀登。”

我想看看在技术含量颇高的酋长岩上，他能爬到怎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向上爬了前三段绳距。他一爬上岩壁，看起来就非常自在，让我很是惊讶。他利用攀岩鞋底的橡胶，有条不紊地测试着光滑花岗岩的摩擦力，在攀爬中尽显微妙的平衡，爬得十分放松。等爬到困难路段时，他也没有浪费体力，去无意义地荡来荡去。相反，他会停下来，挂在绳子上，研究岩点。他会先用一些镁粉标记出关键的岩点，设计出一连串动作，然后用手指感受岩面，用皮肤体会每一个岩石晶体，计算出需要用多大的力。他查验每一个动作，仿佛是在做科学实验，搜集并分析数据，提出理论，然后进行测试。如果一种方法不成功，他便尝试另一种。一旦他找到解决方案，就会非常优雅地完成那些动作。

我不得不承认，这让我感到惊艳。适应一种新的攀岩形式，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对凯文来说，攀爬光滑的花岗岩似乎是他的本能。他就像钢琴天才一样，第一次坐在钢琴旁，按几下琴键，然后便能凭借听到的声音来弹奏。我随即发现，自己放慢了攀登的速度。也许是我在担心凯文比较缺乏经验，于是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更多地开始分析这条路线。我不再只是研究岩点本身，而是让指尖像感应器一样，传送记录岩点质地的数据。我能够在脑海中描绘出自己的手指如何与岩面连接，就好像我的大脑正在构建岩面的

3D模型一样，可以将它翻转，以便从不同视角查看。

到达保护站后，凯文会问我一些问题。我能看出，他在观察和分析我如何挂装备，用什么技术拉动拖包。大多数攀岩者需要几年才能掌握的操作系统，他似乎立刻就明白了。他很谦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攀岩者，但似乎并不在意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一直爬到天黑。第二天早晨，我把两只

80磅重的拖包从车里拉出来，它们像死猪一样重，砰地落在地上。凯文想把其中一个抬到背上，举到一半就把它扔回地面。

“啊，太重了！”他说，“到山顶有多远？”

“不背包的时候，我要走1小时20分钟，但背上一个这么重的包，大概要走4小时吧？”我用力让一个拖包倚靠在车门上，蹲下身，把背包肩带搭在肩上。然后，我痛苦地低吼一声，站了起来，身体向前倾斜20度。

凯文当时并不知道，其实我是在测试他。我知道他有攀岩技术，也很勇敢。但我不确定的事情是，他是否坚韧不拔，愿意努力。

10分钟，我们的腿就开始灼烧起来，背部疼痛。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也知道一开始的半小时总是最糟糕的。大约两小时后，他便不再说话。但是，他没有停止前进，保持着缓慢而稳定的步伐。身体渐渐适应这种压力后，他似乎加快了速度，尽管他的脸已经涨红，双腿摇摇晃晃。

当我们到达山顶时，他把包扔在地上，伸展双臂。

“感觉不错。”他说。

几天前，我们探索路线底部的时候，凯文对暴露在半空中攀登适应得还算不错。但这次不一样，不仅仅是离地面

3000英尺，还要将你的胆量、天赋、坚韧和专业精神融为一体。在巨石或峭壁上努力攀登，其实就像在有氧搏击课上拿出最完美的表现一样。而这一次，我们要和拳王泰森进行对决。

凯文站在岩壁边缘，俯视下方。我递给他一把钢丝刷子，简单描述了我设想的路线走向，并让他仔细观察一下，而我则负责整理第二天要用的装备。他把保护器在绳子上扣好，向后倾身，毫不犹豫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我等了大约

20分钟，然后扣上另一条绳索，把头探出岩壁边缘。凯文正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推离岩壁，双腿尽量蹬得远一些，想看看左边一处凸起的地方。然后，他开始沿着垂直的岩壁左右移动，以便把岩壁的特征看得更清楚。他左右摆荡的幅度不断增加，40英尺，50英尺，80英尺。

那孩子仍然泰然自若。我找到今后一起攀岩的搭档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俩的个性以及优缺点开始互补，仿佛拼图一样恰好融合。我是梦想家和乐观主义者，有明确的愿景和全局观。凯文则是科学家和技术员，能记住每个动作的每个细节。

如果冒险的定义是拥抱未知，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渴望绝对被完全满足了。暴露感很强，有时天气也很恶劣，但攀岩本身相对安全。许多保护措施并非万无一失，但岩壁很陡，也就是说，即使脱落很高的高度，也什么都不会撞到。很可怕，没错。但我们的锚点都比较坚固，我们使用的现代攀岩绳也很结实

——只有在电影里，攀登绳索才会断掉。最重要的是，这是在探索我们自身、我们的潜力，以及我们坚持不懈的能力。

我们在酒鬼塔搭建了营地，凯文凝视着星空，度过了他有生以来在吊帐里的第一夜。

为了能抵达我们正在练习的各个绳段，我们架起一套固定绳索系统。各个绳距之间的往返变得高效，我们会绳降下去，然后使用上升器回来。这些绳索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把我们从岩壁上的任何地方带去另一个，就像是一种人力驱动的穿梭系统。

时间一天天过去，几周之后，我们安排出固定的行程：徒步到山顶，然后绳降到我们的吊帐营地。攀岩三五天，然后绳降回地面休息几天。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感觉自己在攀登短程路线，只不过身处几千英尺的高处，攀爬的是平生所见最惊险的绳距而已。到了傍晚，阳光反射在岩壁上，我们被笼罩在一片超现实的光辉中。

我们不断学习，进步显著，我感到越来越满意。除了一件事。

过去的几个月里，贝卡和我越来越亲密。我们的关系从最初的热恋，穿插着断断续续的怀疑，发展到更像是爱和理解的阶段。展望两个人的未来时，我们都只想与对方共度余生。她开始在埃斯蒂斯公园的一家诊所做护理工作，不上班的时候，她会定期拜访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这位老奶奶近乎完全失明，看起来非常享受贝卡的陪伴。巧合的是，这位老人正是迈克

·多纳休的母亲。在余下的时间里，贝卡发挥了她喜爱结交朋友的天性。我从前的朋友圈总是很小，基本上都是攀岩者。但自从我遇到贝卡，我的朋友就成倍增长。我发现自己喜欢去结识新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也愿意与他们分享一些我的生活。

我被贝卡的独立性格深深吸引。她珍惜独处的时间，支持我出去攀岩的意愿。我不再感到压力，因此有种自由的感觉。我可以在优胜美地待上几个月，心中知道，即使我不在，她也可以过得很好。

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件事：我喜欢贝卡的活力，渴望她的陪伴。我邀请她来优胜美地，和我一起待一个星期。她刚刚到达，我就教她使用上升器，这样她就能和凯文与我一起待在黎明墙上了。

我们坐在吊帐里，双脚在空中晃动着，三个人肩并肩欣赏着令人惊叹的美景，来回传着吃一小袋什锦干果，就像在电影院里一样。一场初雪过后，远处内华达山巅银装素裹。正午的阳光反射在花岗岩上，尽管周围只有十五六摄氏度，我们的额头上仍沁出汗珠。像往常一样，凯文和我脱下衬衫，沐浴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中。

贝卡也有样学样，脱下了运动内衣外面的外套。

“这里真是太棒了。”她说道。风吹起她的头发，无意中拂在凯文的脸上。

我转头看去，发现凯文脸红了。贝卡只是流露出本真的自我，并无刻意，却很有诱惑力。

“是啊，漂亮极了，”我说，“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儿害怕吗？毕竟它……”我意识到自己要讲的话有点儿歧义，停了下来，但已经太晚了。“尺寸很大。”我傻笑起来说。

“不，我才不怕。”贝卡回答。

“呃，我该自己先下去吗？”凯文插嘴说。

“不，兄弟，我们还得干大事儿呢。”我憋着笑，回答道。

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轮流尝试吊帐上方的绳段。贝卡一直都在讲笑话，问问题，拍照片。我把贝卡带上岩壁，不知道凯文有没有感到烦扰，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不久，我决定离开黎明墙休息一周，这样就有时间陪陪贝卡。

“凯文，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上去，”我说，“你以前的大岩壁攀登经验比较少，可以多练习一下。”

“不了，回家待一阵子应该不错，你懂的，我可以洗洗衣服什么的。”

在优胜美地附近，我带着贝卡爬了一些比较短的经典路线，还度过了一个特别惊险的夜晚

——夜幕降临时，我们没戴头灯，但距离路线尽头还有一个绳距。那天晚上，贝卡一直很镇定，积极乐观。一周的时间慢慢过去，我回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的这五个月。我并没有与女性交往的丰富经验，但仍然觉得，贝卡太好了，好到简直不真实。

如果有一本爱情的说明书，它会告诉我，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婚姻失败的伤疤需要时间来治愈。但我和贝卡的关系是如此不同，和我所知道的任何关系都不一样，我没有感觉伤口裂开，只觉得仿佛灵魂中缺失的部分归位了，而在那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缺少了那一块。那感觉就像在地上发现了一枚被风吹雨淋过的硬币，然后将它翻转过来，看到了它的另一面

——崭新而充满生机，对整个世界敞开胸怀。

但仍然有一个问题。贝卡的意思很明确，她要嫁的男人必须是基督徒。她爱我，但她更爱上帝。当她问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小时候去过教堂，在主日学校

上课时，曾请耶稣走进过我的心里。我还是婴儿时就受洗过，当感到巨大的悲痛或巨大的灵感时，我会祈祷。

现在我刚刚离婚，也曾咒骂命运的不公。在我最不相信神明的那些年，我曾认为，基督徒是愚蠢的顽固派，看待世界的态度天真到有些危险。不过比起这个，我倒也觉得自己愚蠢又天真。我从没真正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我知道，为了贝卡去爱上帝，那离信仰还差很远。我其实非常想了解更多，但我知道，盲目的信仰也十分危险，就像我在吉尔吉斯斯坦看到的那些一样。但我喜欢这种感觉

——她的信仰挑战着我，让我去探索自己的信念，叩问自己的内心。那周结束的时候，我开车送贝卡去机场，心里深深渴望和她永远在一起。

和贝卡吻别时，我心中有些害怕，想着等一个月后我回到埃斯蒂斯时，她是否还在那里。虽然我们对彼此的爱毋庸置疑，但我也知道，没有她在身边，我也可以感到快乐。但是，我不想以后成为一个辜负她期望的人。

贝卡离开后，凯文和我继续抽丝剥茧地研究这条路线。我们的手指结出厚厚的茧。我们不再为暴露感分心，可以自信地攀登，就好像自己离地仅仅几英尺一样。这件事很有挑战性，但也很乏味。不过，不论是凯文，还是我，都想不出有什么事比身处全球最壮丽的岩石之上更美好。

这条路线是场持久战，我们必须记住上千个动作，并完美地做出每一个。夜里，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讨论每一个细节，在脑海中演练动作。如果一个动作很难完成，我们便会分析它

——该用什么角度抓握手点，又该以什么姿势调整身体。我们鞋底的橡胶会在什么时候蹭掉？又要如何以不同脚法踏在岩石上，才能避免这种事？LaSportiva公司

让我基于这次攀登的需求，专门设计了一款新的攀岩鞋。

仅仅把所有绳距研究清楚，我们就得动用过去积累的全部经验。为了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凯文和我使用了我们独创的

“黎明墙信仰障眼法”，让自己保持乐观到有些荒谬的心态。有时候，部分绳距太潮湿，我们会抛开疑虑，先一路爬上去再说。有时指尖会脱皮，我们便把它们缠上胶布，然后继续爬。我感到内心深处有种蠢蠢欲动的感觉，那是对这个地方和它美好之处的爱，正随着我的攀登欲望显现出来。这面岩壁就像画布一样，你的愿景、能力和创造力将它绘成一条路线。如果一个人不曾被一种专注而热烈的激情所吞没，那么我就无法向他解释我感受到的这种动力。这条路线和这面岩壁走进了我的梦中；我会带着思考的问题睡觉，醒来后发现，我已经在潜意识中找到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心中出现一种纯粹的动力，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计划的潜力，或是我找到了像凯文这样可靠又忠诚的搭档

——还有贝卡的缘故。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她还在那里。我的能量便会猛增。我开始进行一些强化训练，不局限于攀岩的专项练习。即使室外温度只有零下12摄氏度，我也会穿上跑鞋，走出家门，面对时速每小时50英里的大风。我会低下头，开始跑步。我知道，自由攀登黎明墙不仅在于我的身体，还在于我的意志——或者说，更取决于我的意志。我必须增强自己思想的韧性，强化我的欲望。每当要结束一天的训练时，一股力量会推着我，走进我那600平方英尺的小木屋，进入尘土飞扬的储藏室，在悬吊指力板上多做几组指力引体向上，接着再做几组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直到肌肉因疲劳开始发抖。

我开始和贝卡一起去教堂。我承认，自己对一切有关信仰的事情都没有信心，但我正在追寻。我想试着向上帝完全敞开心扉，希望他会看顾我的心灵。为了了解更多，我开始每周与牧师会面一次。

牧师不介意我表达自己的疑虑，他没有要求我接受信仰，反而表示谅解。这里的教堂会众规模相对较小，只有两百人左右，大家热烈欢迎我的加入。他们积极地拥抱生活，令人耳目一新、十分振奋，与社会上其他人的种种讥讽与毒舌截然不同。

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和贝卡在博尔德市约会后，开车返回埃斯蒂斯公园。湿气仿佛结成了冰，从空中跌落下来；天空是那么晴朗，好像能摸到星星。新雪堆积在蜿蜒的山路边，在汽车前灯中闪闪发光。开到峡谷的半路上时，我故意松开离合器，让发动机熄了火。

“啊哦，”我说，“车子发动不了！”我打开汽车前盖，迈步走进吱吱作响的积雪和刺骨的寒风中。“宝贝，我需要你帮个忙。你能去后备厢里把手电筒拿过来吗？”

大多数情况下，贝卡都不会抱怨什么，她只是小小地咕哝了一声，便穿着高跟鞋和裙子走进雪堆里。这支手电筒必须转动手柄才会发光。贝卡打了个寒战，把手电筒伸进汽车前盖下面，开始转动手柄。在手电筒的手柄上，我早已系上了一枚订婚戒指，每转一次手柄，都会发出响亮的叮当声。

“那是什么东西？”她低头看去，接着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疯了……你真是疯了！”

土拨鼠（

Marmot）：美国户外品牌。

highball抱石：抱石攀岩中一种极难的线路类型，大约要爬16~30英尺才到顶。

主日学校（

Sundayschool）：又名星期日学校。西方国家在星期日为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

LaSportiva：意大利著名户外品牌。

第十三章

初次挑战黎明墙

我回头看向凯文。手机灯光照亮了他的脸。他正在发信息，或是更新社交媒体。我有点儿好奇，不知道他会怎样在社交网络上描述今天发生的事。他会让关注者知道，我们进展不顺利吗？他抬起头来，揉着下巴，好像在思索合适的措辞。

他的迷你音响传出吉他弹奏的重复曲调，声音在夜空中飘远。我几乎能听到拨片拨弄琴弦的声音。几秒钟后，琴声中加入另一把吉他，一把贝斯，以及微弱的鼓声，构成充满力量的和弦。凯文看了看我，开始跟着节奏挥舞拳头。我迟疑了片刻。凯文挥舞得更加用力，我也加入他，接下来的一分钟，我们都被那节奏带着走。凯文完美地卡着节点，唱出第一句：

“起来，回到街上去。”

《洛奇》中的画面闪过我的脑海。我大笑起来，但也开始和他一起唱。当我们唱起《老虎的眼睛》的副歌时，两人都扯着嗓子大声唱。

唱完整首歌，我们打开头灯，系好攀岩鞋的鞋带。

夜晚尚未结束。

赞美洛奇

·巴尔博亚。

弹珠大小的水滴从岩壁顶部掉落，被上升气流托在空中，在阳光下飘浮闪烁，仿佛正思考它们在世间的位置。有时它们会盘旋到我们面前，像是成群的巨大萤火虫，一动不动地停留几秒钟，然后快速离去。每天中午之后，便会出现这样的景象，这是因为太阳融化了酋长岩山顶的积雪，水流下岩壁，与此同时，被阳光晒热的岩石又带动强烈的上升气流，令水流蒸发到大气中。这种情况带来的唯一问题便是，当风向转变时，便会把我们和岩壁全部淋湿。

2010年3月底，笼罩内华达山脉的沉闷寒冬终于松开了它的掌控。峡谷静谧而壮观，满怀着对春天的期许。暴风雪原本每周降临一次，厚重的积雪铺满大地，现在却被阳光的魔力驱散，仿佛春夏秋冬四季在斗争一般。夜里，气温常常骤降，滴落的水珠冻结在岩壁上。第二天早晨，阳光照耀，岩壁上会有大片冰脱落。有时它们很快就碎裂开，大量小冰块掉落下来，仿佛在岩壁上弹跳；有时则像电锯的刀片一样飞驰而过。最大的冰块总是最后落下，我们称之为“寡妇制造者”。我们感到越来越不安，一边爬，一边等待着从岩壁上轰鸣而下的冰块轰炸。

休息的日子里，我会坐在岩壁底部，分析情况，试着想出解决办法：

“好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岩壁顶部在夜里会降温，它大约有7000英尺高。白天有阳光之后，且气温降到零下1摄氏度以下时，所有的冰会在上午8点砸落，但岩石直到11点才会变湿。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三个小时的窗口时间攀登。而如果气温保持在零下1摄氏度以上，就只会结出很少的冰。所以在这种日子里，只要戴上头盔，我们应该可以爬一整个上午。”

凯文看着我，就好像我疯了一样。他说：

“哥们儿，你可真是太乐观了。”

“我知道那感觉很吓人，但我们被大块落冰砸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我耸耸肩，这样回答。

凯文皱起眉毛说：

“我们完全不值得冒这种风险。”

这家伙居然说出这种话，要知道，他可是开辟出全世界最难的抱石攀岩路线的人，那都是要在离地三四十英尺攀爬的高难度路线。但是他认为，那些路线的成败都取决于他自己

——如果他爬得好，就不会掉落，是他掌控着结果。

潮湿岩石和落冰可不是什么振奋士气的好事，但在我们的相处中，还有一个新出现的苗头，让我有些想不明白。攀岩的时候，凯文和我就像兄弟一样。我们一起大笑，互相鼓劲，彼此激励。但那些在吊帐中的漫长夜晚，等待水滴流尽的时光里，我想试着了解他。我会问一些问题，但他只会给出简短的回答，似乎没什么兴趣，还一直不停地在手机上打字。

从岩壁上下来后，我会邀请他来我的车里玩，这样就可以一起做晚餐。但他不会去，反而更愿意一个人待在自己的车里。我一直觉得，攀岩搭档得长时间待在一起，又需要全身心投入合作中，因此会创造出日常生活中非常罕见的亲密感。我之前的每一位搭档，都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但是在其他大型攀登中，我的搭档本来便都是我的朋友。我和凯文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一样：凯文想要学习自由攀登酋长岩，而我想要一个搭档。但是我们一直爬得很好，我喜欢他

——也许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建立友谊。

每当我们终于聊起天时，凯文总是喜欢深入讨论一个话题：商业。他正试着创办一个名为

“国际职业攀岩者”的组织，目标是为职业攀岩者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毕竟，攀岩很难被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一向都是如此，赞助商给你装备（这很有帮助，因为这些东西很贵），也许还会付钱请你进行一些攀岩之旅（需要你带回高品质的照片供他们使用），此外，对于少数的幸运者（比如我），还会有一些赞助费。这些费用一向不高，完全不像主流运动员的品牌代言那样。

作为交换，你需要为赞助商品牌提供价值。你会出现在照片、广告、文章和新闻片段中，成就被大肆宣扬（也许是重大的成就）。你要试着成为品牌正面形象的代言人

——这就是为什么，顽固暴躁的攀岩者不管多么努力地攀登，却很少有赞助商。在现实生活中，全美所有喜欢称自己为“职业攀岩者”，又可以真正以此为生的人，用两只手就数得过来，并且他们只靠攀岩获得的收入，几乎和门卫的工资差不太多（如果不算和攀岩相关的写作、摄影、向导、做销售代表等的收入）。攀岩行业没钱赚，但时代在改变，这个行业也在发展。机会渐渐增多，对于凯文这种有才华、有魅力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我就会感到，凯文好像切换了模式，仿佛我们是董事会一样。他会使用各种术语，像是

“经济上的可行性”之类，然后说出这样的话：“为了促进职业攀岩者的商业利益……”在情感层面上，这让我有点儿震惊。他的这些想法，让我觉得违反了攀岩长期以来的社会契约。赞助方提供的资金是一种机制，使我们能进行更多攀登——这与我们为什么要攀登毫无关系，它永远不应该损害我们追求的纯粹性。

“攀岩是一项反主流文化的运动，”我这样告诉他，“我不确定，什么样的攀岩者会想把它变成一门生意。”我从未渴望成为一名职业攀岩者，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职业根本就不存在。后来，赞助商找到我，但也从没要求我出卖灵魂，以换取他们的资助。当然，这也让我得以安坐其位，更虔诚地攀岩。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动机和意图开始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已经在黎明墙上断断续续地爬了三年，它已经成为我的试金石，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最开始，我独自一人研究路线，那赋予我力量，让我能够去追求个人的独立。它充满创造性，就像是选取一种独特的视角，并将之真正执行，我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次商业机会。在黎明墙的攀登中，我把凯文视作弟子。他在学习攀登大岩壁方法的同时，也帮助我实现了我的目标。

有一天，凯文发表了一条让我不太舒服的评论：

“如果我在酋长岩上完攀的第一条路线就是黎明墙，难道不是酷毙了吗？”突然间，我很想知道，凯文是否真的对攀岩感兴趣，还是说，黎明墙仅仅是一种途径，用来帮助他获得认可，以提升他作为职业运动员的价值。

之前贝丝和我离婚时，我曾痛苦地想，她之所以被我吸引，可能更多是为了开辟出一条理想的职业道路，而不是真正的爱情。凯文也是在这样利用我吗？或者只是因为我有失败婚姻的思想包袱，才会这样臆测他？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在利用他。

在凯文身上，我只看到一名生意人，一个兴奋于解锁攀岩动作的家伙。但是在一起攀爬两个攀岩季之后，我了解到，凯文不只是这样。他很年轻，努力跟上进度，并且为人非常不露声色。尽管凯文极具天赋，但他无疑也有自己的不安全感。我对这一攀登计划的强烈动力，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这让我非常不自在，想起了自己与偶尔显得有些专横的父亲间的关系。我从来没能做到和爸爸深入地交流。我爱他，我们在一起也很开心，但在他强大的气场面前，我会收敛自己的情绪。我总觉得，爸爸不会过多地为自省情绪所累，也许这就是那一代男性的生活方式

——他们将工作做完，一路向前，从不抱怨。但如果事实不仅是这样呢？如果凯文也觉得，我像是一名专横的父亲呢？

在某种程度上，凯文和我爸爸很像。爸爸总是会敏锐地意识到，我拥有多么难得的机会

——可以以我喜欢的事情谋生。但有时，爸爸似乎更愿意（或者更能够）和我谈论我的职业生涯，而非我的内心感受。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之后，我觉得他关心我攀岩进展的程度，至少和关心我身心健康的程度不相上下。

但是，这些事情也影响着我，并且我可能也需要了解这一方向，或是需要这方面的动力。我并非被金钱驱使，也不认为爸爸是那样的人。但是，赚钱可以让我尽可能久地做那些让我最快乐的事。当然，如果可以的话，爸爸也很想成为一名全职攀岩者。

可能就像凯文一样，爸爸比我更明白这一点：理想主义必须建立在更加世俗的现实之上，比如租金、贷款、物业费账单和汽车保养费。也许，如果我多从他和凯文的角度看一看事情，对于他们这种更加多元的思路，便更能理解其积极的一面。他们都认为，攀岩也可以成为一种事业。

我渐渐说服了凯文，只要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段攀爬，就可以管理好风险，保证攀登的安全性。我们开始把闹钟调到凌晨

3点，从日出时分一直爬到上午11点。接着，我们就返回吊帐，等待不断滴落的积水流尽，直到午夜。我们会睡上一觉，然后3点起床，再次尝试解决困难绳距上的体操动作难题。

在攀登之余，阵阵疾风不断吹动吊帐。我们偶尔会向外望一望，便会看到下方草地上的游客。他们肯定很好奇，我们到底在搞什么。那感觉就像动画片里演的一样，乌云总是到处跟着你，在你头顶盘旋。相比身体的疲惫，厌倦感是我们最主要的挑战。

不久，凯文的积极性似乎有所减弱。我感觉很不好，因为我总是逼迫他，让他去做一些超出舒适区的事。每次在岩壁上攀登几天过后，我便会在山谷里休息几天，为即将到来的下一次攀登做计划。凯文回家的次数渐渐增加，然后便会分心在其他事务上，推迟几天才返回优胜美地，让我没有了攀岩搭档。那个

5月，我们离开时，我心中有些怀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回来。

在如此艰难的一个攀岩季之后，我本有可能变得灰心丧气，但是和贝卡的家庭生活让我恢复了活力。我们每天和亲人共处，享受户外时光。我们尽情享受埃斯蒂斯生活中的质朴，还有小屋外数不尽的美丽瑰宝，比如盛放的野花，还有群山中未褪的积雪。

6月美好的一天，完美的晴空之下，贝卡和我站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七十位最亲密的朋友和我们的家人陪伴身边。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山峰耸立在远处。我们牵着对方的手，我先开口讲述，尽量避免听起来太笨拙。然后轮到贝卡，她滔滔不绝、满含爱意地说：“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次攀登，当挑战出现时，不管是那些预期中的挑战，还是那些不可预见的挑战，我们都会好好应对，我们会一起走过艰难或轻松的时光，保持相对独立，但又一起奋斗，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牧师是我们的朋友，在他的主持下，我和贝卡看着对方的眼睛，说道：“我愿意。”

我从来不知道，爱情可以如此充满喜悦。自从遇见贝卡后，我的生活就像从缓慢、痛苦、艰难的上坡跋涉，变成了穿越云层的跳跃。她拥有无忧无虑的快乐天性，让我过往的粗粝棱角变得柔和。她对他人的爱和对一切事物的无尽好奇，令我充满幸福。她的触碰令我激动不已，她的笑让我神魂颠倒。刚结婚的几个月里，我总是会晃一晃脑袋，等着自己一下子跌回现实。

过去的几年里，为了攀岩，我每年平均离家

9个月。贝卡和我想保持各自的独立，但又不想分开那么久。我们决定让她辞去护理的工作，至少偶尔花段时间和我一起旅行。她渐渐展露出摄影的天分。我们想着，如果贝卡投入一些时间用来摄影，便可以贴补些许我们的财政缺口。

我的父母理解且支持我们的决定

——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干涉我们的生活。贝卡的爸爸妈妈则需要点儿时间。他们来自明尼苏达州，即使在那里的西部山区，职业攀岩者也是稀有品种，他们很难完全明白我在做的事情。他们显然很爱女儿，希望她快乐平安。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样的生活有一定风险，但他们信任贝卡，并最终决定支持我们。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卡。和她在一起，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并且很快，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黎明墙，这条路线在我的脑海里发生了质变。它本来是种治愈我的方式，我以此应对被抛弃的痛苦，现在却变为一种机会，我从中考验着自己的极限，成为一名探索者。

这个攀岩季，我不仅更加努力地练习，还做了更多的分析工作。我决定检查一下过去出了什么差错，找出今后可行的攀登方法。

2010年秋季攀岩季做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让体魄变得更加强健。攀登黎明墙的困难已经越来越少，只剩下几个单独的动作。我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提高耐力，训练攀登酋长岩的特殊技术。现在我所缺少的，是纯粹的力量。增加力量最好的方法，便是努力练习抱石，因此，大部分的训练时间，我都在落基山国家公园的一个山谷里度过。这处山谷由冰川磨蚀而成，名叫混沌峡谷。

每天训练一开始，我先沿着上坡的小径跑大约一小时。山谷的海拔在

10000至11000英尺之间，宽约半英里，长两英里，里面满是房子大小的巨石。十年之前，我爸爸在附近的一个湖里钓鱼时，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巨大潜力。在那以后，它便成了世界级的抱石胜地，拥有无数条壮美的经典路线。

当你靠近峡谷，会经过潺潺的溪流，走过风景如画的亚高山湖泊，湖里全是睡莲和虹鳟鱼。峡谷较低处，矮小的黄松林看起来就像绿色的巨魔，站在深褐色和灰色相间的巨石旁边。上方的峡谷全是岩石，有的长着错综复杂的亮黄色苔藓，有的则像大理石一样布满黑色与褐色的漩涡花纹。每天下午，夏日的雷雨倾盆而下，我会躲进迷宫般的通道和洞穴深处。大雨倾泻，雷声回响，我四处绕行，寻找有足够岩点的陡峭岩石。

有时，我还会抱石四五个小时，然后跑步下山，上半身肌肉累到颤抖。开车抵达父母的车库后，我会再做几个小时的运动，锻炼攀登的专项力量，并做些预防运动损伤的练习。有的时候，在锻炼结束时，我还会做半小时的

Crossfit

训练。

这种大量的高强度训练常常超过我的体能承受度。每天晚上，我都会因疲劳而浑身颤抖，但心中却感到非常满足。我的目标不仅仅是训练身体；我正在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心态。

我已经有能力促使自己努力训练，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将自己预估的体能临界点再向前推进，用大脑提醒自己尖叫呼痛的肌肉，要继续坚持下去，或者再做一组动作。我想缩小运动表现和真正潜能之间的差距。

这个攀岩季的第二步，是要重新思考岩壁上的状况。经过前一年的种种斗争之后，我已经发现，春天的融雪会不断渗水，实际上会让路线的上段无法攀爬。黎明墙注定只能在一个季节攀爬：秋天。夏天太热，而冬天会下雪。在这种顶级路线上，周遭的环境条件会让一切完全不同。因此，我会在其他地方做春季的训练。

第三步，是要重新考虑和谁组队。虽然凯文没有正式退出这个项目，但我整个夏天都没有太多他的消息。我需要做好相应的计划，以防他对此不再感兴趣。在过去大部分的攀登中，我都是和一个全身心投入的搭档一起完成的。但我在想，对于黎明墙而言，多找几个人来给我打保护，或许是更好的办法。

那个攀岩季，贝卡也来到优胜美地，虽然她愿意给我打保护，但我不想给我们的关系带来潜在的压力。我想让她享受优胜美地。因此，整个秋天，我组织了一群朋友来岩壁上帮我。出乎我的意料，大家都很想来当一当保护员，以便能睡在吊帐里。岩壁上的环境增强了每个人的体验

——食物吃起来更加可口，笑话也更加有趣。往纸袋里便便永远是最好笑的一件事。等到2010年10月，攀登黎明墙的季节到来，我找来的团队似乎有些太大了。

那之后，凯文如约抵达。他很兴奋，已经为攀登做好准备，我们

“垂直露营保护员”团队的朋友给了凯文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分享新发现的大岩壁知识，从而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天气非常棒，我们俩人开始形成固定的日程：通常在第三名队员的陪同下，在岩壁上攀登三天，然后下去休息几天。回家休息的时候，凯文仍然会为别的事分心，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会和其他人一起在岩壁上，凯文可以在准备好之后再加入我们。

这些朋友中，有一位男生长得很像泰迪熊，名字叫作库珀

·布莱克赫斯特，从前是斯坦福大学橄榄球队的线卫，体重230磅。库珀和我是在美国山岳协会的攀登活动上认识的。在来黎明墙之前，他从来没有离地超过200英尺。

“兄弟，我可以帮你拿一些大袋子。”他主动要求帮忙。我递给他一个巨大的拖包，让他把它拖到酋长岩山顶，他轻轻松松地就把拖包放在了背上，就好像那只是一个男士小包一样。

库珀让我想起动画片中的那位经典角色：超能先生。他有一头金色卷发，肌肉发达，面带淘气的微笑。他会用不同的嗓音说一句话，前半句的声调听起来还像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后半句便仿佛是路易斯

·阿姆斯特朗。他总是从胸腔中发出阵阵大笑，就好像肚子里在放鞭炮一样。

我们徒步走上酋长岩山顶时，他一路讲着黄色笑话，一副精力过剩的样子。每隔几分钟，库珀就会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们身后的景色。

“啊，天哪，兄弟，这也太酷了吧！！！”然后他又轻轻地补上一句，“我真不敢相信，我们现在真的就在这里。”每隔片刻，库珀就会滔滔不绝地赞叹大自然的美丽，满怀欣赏，让我几乎觉得一转身就要看到他在哭泣。

“嘿，汤米，你听说过门廊秋千（porchswings）吗？”

“听过啊，怎么了？”

“你觉得我们上去后能试试吗？”

“呃，哥们，我不确定。”门廊秋千这种惊人之举，最初由一名狂野的攀岩者斯科蒂·伯克开创。十年前，他在酋长岩山顶住了大概300天，尝试自由攀登“鼻子”路线。虽然他是一名自由攀登者，但也有些像70年代末的那种攀岩者。斯科蒂有点儿像是一名狂热的传奇人物，跟他有关的故事很难分清虚实。有一种说法是，每天他醒来时，都会吸一条可卡因，然后绑好绳子，从岩壁顶上跳下去。

不管是真是假，把那种举动称为

“秋千”并不合理。它更像是一次200英尺的自由落体，类似于蹦极，不过需要自己挂好攀岩绳索，并且要在离地3000英尺的高处架绳。与大多数蹦极不同的是，在玩门廊秋千时，你脱落的地方离垂直岩壁只有几英尺远，产生的速度感令人非常紧张，而有可能撞上岩壁的恐惧感，则会让人全身瘫软。我曾几次考虑过试一试门廊秋千。但总是很快就意识到，我一直在坚持攀岩，一路所冒的生命危险已经够多了。坠落是攀登的意外“收获”，而不是攀登的目标。为了“好玩”跳下去？绝不。

“我们一定得试试，汤米！”库珀抗议道，用他巨大的手掌拍打我的肩膀，用力摇晃着我。也许，从山顶做200英尺的自由落体，对于黎明墙来说，是很好的心理训练。毕竟在攀登黎明墙时，我们常常会冲坠60英尺。

我架设好往下跳的绳索，试着平息脑海中恐慌的声音。当我把保护器扣入那根短绳时，我的手在发抖。

想尝试门廊秋千，你要把

200英尺长的动力绳的一端固定在突出的岩石上。这块岩石便称为“跳水板”。绳子的另一头则系在你身上。你得站在酋长岩边缘前方50英尺的地方。在你位置后方的岩石边缘上，会是一棵树，上面系着30英尺长的绳子。接着，你要故意让自己经历每名攀岩者的噩梦——很多力竭的攀岩者也是以这种方式意外身亡的：你要用那根30英尺长的绳子垂降，在绳索末端松手，让自己掉落下去。攀岩是控制力的游戏，而门廊秋千则要放弃对身体的控制。

我慢慢沿着短绳下降，直到绳索末端在我用于制动的手中只剩几英寸，而在我正下方，便是酋长岩最陡峭

3000英尺。我看着安全带中延伸出去的绳索，垂在下方，长约100英尺，然后绕回上方的跳水板，形成一个巨大的绳圈。库珀待在保护站上，正在拍摄。

“保护站还好吧，库珀？”我问道，声音有些颤抖。

“好像还不错。我不清楚啊，是你建的保护站。”他开始咯咯笑了起来，“噢，天哪，兄弟，你会掉下去好远啊。”

“我知道，”我深深呼吸，对他说，“再等我一秒钟。”

“好啊，你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我感觉我怎么着都不舒服。”我呜咽着回答。

“去他的。”我说道。让绳子末端滑过我的手指。

绳子飞快地穿过我的保护器，失重感袭来，我的肚子里仿佛有气流穿过。重力加速度让我急速下坠，但我感觉到的速度比实际还要快，风声冲进我的耳朵咆哮。岩壁在几英尺外飞驰而过，化为一片模糊的灰白色。我大张着嘴，无声地尖叫。仿佛过了一辈子，绳子终于拉紧，把我肺里最后一点儿空气挤了出去。我在岩壁上画出巨大的钟摆弧形，恐惧感变成肾上腺素引起的狂喜。我挂在绳索末端，足足摆荡了两分钟，不停地感谢上帝我还活着。接着，我用上升器返回了山顶。

“这是我见过最酷的事！”库珀歇斯底里地大笑，“我现在就要玩。”

我们再次检查了保护系统，库珀系好绳索，顺着短绳下降，几乎毫不犹豫。我感到十分惊异。他之前很少离开地面，但是现在却身处此地，毫不在意地从酋长岩山顶做

200英尺的自由落体。

那天晚上，库珀和我顺着岩壁垂降到我们路线中段的吊帐营地，第二天早晨，凯文也加入我们。之后的三天，我们从半空中这处尼龙布构成的小岛出发攀岩，库珀为我们打保护，同时一刻不停地开着黄腔做评论。在库珀的陪伴下，凯文似乎活了过来，甚至开始拿两个保护装备开玩笑，因为那两个装备恰好和男性生殖器同名：

“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鸡鸡（pecker，岩钩）怎么在蛋蛋（nut，岩塞）下面！”我开始看到凯文更多傻傻的、逗趣的一面，而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这一面常常会被压抑。

后来，我们从路线绳降返回后，库珀告诉我，他愿意用自己橄榄球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天，来交换这趟黎明墙之旅。

这种活力让我们飞快取得进展。我们成功自由攀登了所有最难的动作，并把它们连成不同长度的系列动作，接着开始拼起整段绳距。虽然我们还没能成功地把最难的绳距从头爬到尾，但我们朝着完攀路线的方向又前进了几步。身体似乎适应了岩壁上的生活，我们干劲十足。

在优胜美地，酋长岩上的手机信号是最好的。每个在岩壁上的夜晚，我都会给地面上的贝卡打电话报平安，结束通话之后，我会感到更有活力，更加迫切渴望第二天到来。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孩子和未来。贝卡告诉我，当我在岩壁上的时候，她有多想我，但也会说到她和朋友们在一起玩得多开心。她开始跑步，也和其他人去攀岩。她甚至开设了一个博客，名字叫作

“考德威尔一家的生活”（LifewiththeCaldwells），里面的内容包括冒险、烹饪和摄影。

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变得成熟，克服了内心的某种障碍；还是仅仅因为人与人之间神秘的化学反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在我前一次的婚姻中，我常常感觉到非常害羞不自在。那并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又或者，我自己也没有问题，但当我和贝丝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男孩子。而现在一切都感觉完全不同。我和贝卡在一起时非常自信。她的活力和内心的平静感染了我，推动我实现更高的标准。我能感到自己在改变，在成长，在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11月初，在研究路线的五周之后，凯文和我决定，要第一次尝试从地面开始自由攀登黎明墙。我们会从最底部出发，爬到山顶，完成全部32个绳距，中途不离开岩壁。我在这条路线上的投入，已经远远超过我生命中的任何一次攀登：三年来，我在路线上的日子超过90天，而在岩壁之下，还有无数个小时用来训练。但这一切都只是练习而已。上线攀登才是真正重要的部分。为了让自由攀登的纪录有效，不论是领攀还是跟攀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必须完整地自由攀登每一段绳距（绳距中途不能借力于装备或绳索）。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多次尝试每段绳距，只要人一直待在岩壁上就可以。

我们从

11月19日早上开始攀爬。在岩壁900英尺高的地方，我们已经建好一个营地，储备了两周的补给。乔希·洛厄尔和他的弟弟布雷特坐飞机赶来，拍摄我们的攀登。消息已经在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中传开，而我不想让任何人失望。我当时很紧张，我看得出，凯文也是一样。

第二段绳距的难度是

5.13a，和上方的绳距比起来，只能说是热身路段，但刚刚爬到这里，我们的脚便开始打滑，身体颤抖，胡乱抓住手点。我们俩都脱落了好几次，不得不重新攀登那段绳距。到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爬完了6段绳距，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一般。我们的指节流着血，指尖绑着胶布，精神受挫。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也很难因此感到安慰。我们的神经太过紧张。这次攀登尝试，就好像是把赛季第一天和冠军总决赛的决胜局加在了一起。我们已经练习和计划了这么久，这一刻变得意义非凡。与其说那源自他人的期待带来的压力，倒不如说是一种心烦意乱，“这一切真的正在发生吗”——这种脱节感不停扰乱我们。凌乱的思绪让我不再信任双脚，于是便更多地依赖双手。我很快消耗掉太多体力，心中知道自己无法一直维持这种水平的力量。太早用完了体内储备的最后体能，便会很快耗尽自己。

第二天天气酷热，我们绝无可能在阳光下攀登如此艰难的绳距，便等待着夜幕降临后的凉爽，这也让急需休息的我们得偿所愿。

虽然说来有些诡异，但如果你知道该往哪里爬，有时在晚上攀岩反而会更容易。比较寒冷的天气不仅可以让双脚减少打滑，而且头灯会直接照在光滑的岩石上，照亮边缘和结晶，投下的影子会让脚点看起来更大，令人信心倍增，备受鼓舞。

攀登的第二天，晚上

10点半。我们准备攀爬第7段绳距，也是第一段5.14难度的绳距。我们还没有成功自由攀登过这些绳距，因此是基于经验和之前的攀登尝试，预估出它们的难度级别的。这段绳距是100英尺长的偏移裂缝，向外倾斜，由一系列形状像鸟喙的金属岩楔做保护。这些岩楔是我们在上个月放置的，在发丝粗细的裂缝中敲进去几厘米深。我们知道这些保护装置有可能无法撑住严重的冲坠，但我们认为，即使所有装备都被扯出岩壁，我们中的一个人会冲坠很远，也不会有事，因为岩壁太陡了，我们不会撞上任何东西。和门廊秋千有点儿像。

这次由我先开始攀登，大约到达四分之三处后，攀岩的强度让我的身体开始发抖。我的技术和勇气就那样抛弃了我，我在一处危险的保护点上抓住绳套，尽可能轻地把重心转移到绳套上，然后凯文送绳，把我放回保护站。

“我现在太紧张了，”我说，“你想试试吗？”

我看着凯文的黄色头灯光束稳稳地向上移动，伴随着他费力的呼吸声，还有快挂开合的声音。爬过我之前到达的最高点后，凯文的脚下打滑了。他不禁尖叫出声，头灯射出的光线冲着我急速下降。我听到保护装置从裂缝中扯出时发出的敲击声，准备好接受撞击。但是，他突然停住了。

“太棒了，凯文！”我在一片黑暗中大叫，“干得好，加油，哥们儿。我想那个保护点还可以。”

我们开始轮流攀登，每次都比前一次信心强一些、爬得高一些。在我第三次尝试时，已经只差一个动作便到达绳距末尾，然后却又猛地脱落。当我降回保护站时，我兴奋地脱口而出：

“感觉太棒了，攀岩就是要这样！”

“说真的，这条路线强度真的很大。”凯文回答道。

突然，我看到一抹蓝光。他把手机从包里拿出来，打了一会儿字。

“你在做什么？”我问。

“更新推特。”

“每次试完都要更新？”为什么？我心中暗自想着。

“是啊，”他说，“超级马拉松跑者在比赛时就会这么做，这样人们才能实时追踪他。我觉得我们在攀登时可以试试这样。”

各种念头在一瞬间闪过我的脑海。拜托，哥们儿，我们就专心攀岩吧。现在就别去想商业的事儿了。你知道，这只是

……只是我们四个人的事。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出什么之前，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很虚伪。虽然队伍里的另外两个人是我的朋友，但他们主要是作为电影制作人来这里进行拍摄的。我已经有了事业，而凯文还在创立他的事业。如果这就是当代的趋势，那么我最好不要做一名守旧的勒德分子

凯文发完推特之后，把手机收起来，穿上攀岩鞋，完攀了那段绳距。我们俩都大声欢呼，就好像他触地得分了一样。这种活力很有感染力

——攀岩者们称之为“完攀火车”（sendtrain）——搭上这列火车，我也顺利完攀。

我们爬到深夜

1点，终于又完成一段5.13难度的绳距。正午时分，我们起床，懒散地度过闷热的下午，为凉爽的夜晚攀登做好准备。几天之后，我已经忘记了岩壁下的世界。与乔希和布雷特两位好友相伴，我们和世界的纷纷扰扰隔绝开来。

过去的几个攀岩季里，有些攀岩者看过乔希的影片和一些视频片段，以及我为攀岩杂志写的几篇文章，对我们尝试攀登黎明墙这件事的进展偶有了解。但我并未真正意识到，凯文在推特上发的内容已经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仿佛是突然之间，我们在岩壁上感受到的紧张和兴奋，也映射在优胜美地之外的世界，有时候甚至是实时同步的。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会打开手机，浏览人们对我们的评论。那种感觉很奇怪。我心中非常矛盾，但又常常无法抗拒看评论的诱惑。实际上我们孤身处于岩壁之上，但是在网络的虚拟体育场中，观众在为我们加油，那似乎激活了凯文的干劲。他爬得比我之前见到的更好，动作更精确，犹豫更少，也更强韧。

攀登的第四天，晚上

11点半，我们开始挑战第10段绳距。这段绳距被我们定为5.14a难度，从一条头发丝宽窄的连续裂缝开始。想要完攀它，我们就得侧拉80英尺，一路爬过足以拉伤肌腱的岩钉痕迹，接着分开双脚，撑着岩壁通过一段渗着泥水的裂缝，站在一分硬币宽的石棱上，试着弄干鞋子和双手，然后通过困难的路段。爬这段难点时，我们得把手指压在一处很小的突出屋檐上，然后以铁人般的身体控制力，将脚一点点搓着岩壁向上抬，直到和手的距离只剩6英寸，然后将身体重心转移到脚点上，尽力伸直一只手，去抓一小片倾斜的岩钉痕迹。这段攀登非常艰苦，需要用到从脚趾到手指的每一块肌肉。凯文说这个动作叫作“从婴儿身上抬走车”。

我们尝试了几次，也都失败了。之后，我们从洛奇

·巴尔博亚的电影歌曲中汲取了一些动力，重新打开头灯，系好鞋带，终于完成那个动作。我们趁热打铁，继续完成了下一段绳距。

我们休息一天之后，乌云开始聚集。酋长岩的山顶在云中消失不见。不再有太阳的酷热，我努力在白天爬到了第

12段绳距。这段绳距是5.14b难度，是目前为止我们爬过最难的一段，也是通往路线中心部分的起点。凯文一直在看天气预报，得知暴风雨即将来袭。我记得自己抬头看了看天空，用不切实际的乐观语调说：“我觉得风暴会绕开我们。”

天气预报应验了，大雨如期落下，我们收拾好所有的东西，放弃了这次尝试。五天的大风和暴雪接踵而至，在岩壁上积起

4英尺厚的落雪。我们第一次的真正尝试，就这样迎来了反高潮的结局。我们攀登了十天，完成岩壁上三分之一的路段，然后便迎来这样的失利。奇怪的是，我们却备受鼓舞。

我们已经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简单来说，我们的敌人是

“思虑过度”。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时间，更多练习，更多经验，我们会更遵从本能。我们会不断学习。第一次真正尝试的压力已经从我们肩上消失，我们希望下一次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以前失败过许多次，我也知道，自己今后还会经历失败。但经验和导师们已经教会我，只要你的方法正确，失败会让你成长。

出自歌曲《老虎的眼睛》（

EyesoftheTiger

），史泰龙主演电影《洛奇

4》的插曲。

Crossfit：简称CF，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套综合健身体系。

勒德分子（

Luddite）：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人，指恐惧或反对技术进步的人士。

第十四章

漫长的准备

我独自一人仰面躺着，盯着上方的路绳，看它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好像绳子具有催眠的力量。

我大声对自己说话，冥想，在脑海中描绘成功的情景。

“你能搞定的。你以前也做到过。你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

然后我开始祈祷。

亲爱的上帝，请给我力量和能量。请让我的皮肤快些愈合。

我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太可笑了，难道我真觉得，上帝会在乎有没有人能完攀黎明墙吗？想让上帝听到我那荒谬的请求，并且答应我，这是多么自大的想法啊？

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四年来，我会不会只是在浪费时间？

我盯着自己的指尖，上面满是干涸的血迹，指尖有些脱皮，像是破破烂烂的纸巾一样。我轻轻用拇指按压每个指尖，一阵疼痛穿过我的手臂。我在手上涂上厚厚的药膏，缠上胶布。我知道，想在两天内让它们愈合，希望很渺茫。但我还能怎么做？如果生活里没有黎明墙的攀登，我要怎么办？我要到哪里去？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几小时后，我注意到有人在拉拽从营地垂至地面的绳子。我立刻把头探出岩壁边沿，向下张望。我看到有人在用上升器爬上来，立刻认出那是爸爸熟悉的身形。我很想见到爸爸，希望他的陪伴会让我生出新的活力。但我注意到，他的上升时断时续。他靠近些之后，我注意到他的脸非常红，每上升几英尺，就吊坐在安全带里休息。甚至从这么远的地方，我都能听到他费力的呼吸声。

最后，他终于到达营地，费力地爬上吊帐，嘴里发出一阵咕哝。

“谢谢你来这里，爸爸。见到你真好！”

他在我旁边坐下，点了点头，肩膀随着沉重的呼吸起伏。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不再拿开。他的二头肌仍然非常发达，只是下面多了些松弛的赘肉；脸上满是皱纹和太阳晒出的雀斑。爸爸无敌的气场似乎变弱了。那也许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爸爸老了。突然间，攀登黎明墙似乎不再有什么意义，我想放弃。但是贝卡、爸爸，还有很多其他人也为此付出了努力。我得继续攀登，这是我欠他们的。我强颜欢笑，把我瘦弱而疼痛的手放在爸爸的手上。我想感谢他，告诉他我很抱歉，因为我对黎明墙的痴迷让他如此辛苦。

“见到你真好。”我又对他说，很好奇自己身上有多少来自爸爸的传承。

我们已经失败了。我开了

20个小时的车，返回科罗拉多州，途中没有睡觉，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打开。

我脑海中不停回想着每一个出错的细节，想着我们学到的东西，以及下次我们该采取哪种不同的做法。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失败令我窒息。尽力之后，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会在心理和情绪上带来疲惫感。但是这样的事每发生一次，你就会从头再来，变得更好，并且会适应这种感受。而在近几年，失败反而让我对未解开的谜题深深好奇。

我回想起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在阳光下攀登，一开始就速度过快。那让我们紧张不安，磨破了珍贵的皮肤。我们决定改为夜间攀爬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下一个攀岩季，我们必须昼伏夜出，像蝙蝠一样，白天躲在吊帐的阴影下休息，夜晚再出来攀岩。但即使是在夜里，有时候也太暖和了，也许我们需要把计划推迟到冬天。

但随着冬季暴风雪的来临，岩壁上会有落冰。我们也许能在风雪暂歇时攀登，那时岩壁会是干燥的。但在晴朗天气的某几个小时里，冻融循环会引起炮击般的冰崩。我开着车，忽然灵光一闪：我们可以做一个让落冰转向的遮冰罩。我立刻把车停在路边，屏着呼吸，闭上眼睛，开始在脑中计算。如果我们能制作出坚固的防护罩，以

45度角放置在岩壁上，就能有效地挡住那些“寡妇制造者”。这个念头越来越强，我兴奋地开始发抖。我发短信给凯文，就三个字：“遮！冰！罩！”这个想法让我太过激动，继续开车，手掌拍打方向盘，大喊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除了坠入情网的时刻，攀登黎明墙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积极、最投入的经历。当我看到朋友和家人是如何团结起来帮助我的时候，我意识到，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在我心中，黎明墙几乎已经变成神话，其意义已经超越运动本身。我心中也会觉得，这样的想法有点儿疯狂，但我不在乎。大家的支持和兴趣让我的痴迷显得有意义，也让我觉得，虽然我如此渴望完成这件事，但似乎也不算那么疯狂。

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的生活全是为下一个攀登季做准备。不过这次，我会给自己放一些假，好好休息，争取过得更加平衡。而过去我总是倾向于做过头，变得有点儿强迫症。

巴塔哥尼亚总是让我感到自信，再加上我想带贝卡去看看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因此，从优胜美地回来仅仅五周之后，我们就收拾好行李，出发向南，前往巴塔哥尼亚。我们待在那儿的整整四周时间里，暴风雪一直笼罩着群山。因此我们把时间都用来享受闲适的阿根廷文化，或是在查尔腾小镇附近抱石。

这次巴塔哥尼亚避世之旅的目的地十分偏远，我非常喜欢。我这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埃斯蒂斯公园和优胜美地西区，两处都不是什么大城市，但它们都是通往主要国家公园的入口。旅游业是这些城镇的命脉，而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特别是山谷中，则像是一座拥有食品店、酒店和餐厅的城市。在旺季，这里仿佛是曼哈顿的迷你版，道路拥挤不堪，到处排着长队，人潮涌动。

尽管查尔腾镇位于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内，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境城镇，

1985年才开始成型。距离最近的埃尔卡拉法特机场也有130英里的路程，会路过阿根廷南部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虽然现在镇上有一些便利设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缺乏大量居民需要的基础设施。我很喜欢这种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信号的感觉。

有一天，风特别大，灌木丛随风摇摆，我自己一个人出门抱石。在一块巨石后面，我发现一处挡风的地方，便坐下来，擦掉被风刮进眼睛里的灰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出现在附近的小丘上。她的脸颊圆圆的，干掉的鼻涕留在上唇，长长的黑发在风中翻卷。她穿着紫色羽绒服，上面染着一层泥土。风太大了，她只得不停调整站姿，好让自己站直。她与周遭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她看上去好像对这里很熟悉。我心中一阵柔软，对着她笑了笑。她静静地站着，好像正在决定该如何对待我。然后，她便飞奔离去。有那么一会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了鬼魂。

我走到她刚才站着的地方，看见她顺着山坡跑下去，旁边有个男人手拄登山杖大步往前走，我想那应该是她的父亲。

那天晚上，我给贝卡讲了我遇到的这个小女孩。

“没错，那应该是托曼缇娜，”她说，“前几天我见过她和她爸爸詹姆斯。他们一家人简直棒极了，是从新西兰航行到这里的，去年还环巴塔哥尼亚骑行过，那时托曼缇娜还不到一岁。他们现在又生了一个宝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卖掉所有资产，把存款都取出来，买了一艘帆船。环游世界的时候，一家人就住在船里。”

以这样的方式度过童年，多么奇妙啊。渐渐地，托曼缇娜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是巫师召唤出的幻象。那是渴望的闪现，那是未来的期望，毕竟我一直知道，有一天我会想要孩子。

那之后，贝卡和我偶尔会认真地聊到，我们要组建一个家庭。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以后想要孩子。但她刚刚开始旅行，有很多想去看的东西，而我则担心，抚养孩子会影响攀登黎明墙的时机。

“好吧，那你就只能在我们有孩子之前搞定它了。”贝卡说。虽然她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但我感到，在她心里会有点儿觉得，黎明墙是我的情妇。虽然她没有把这种想法说出口，但情况确实如此。毕竟，我们在商量两人关系中的全部事项时，都绕不开这次攀登。贝卡从未给过我压力，但我给自己施加了压力，我要完成这次攀登。我爬过的其他酋长岩路线，都是在一个攀岩季完成的。而这条路线，我已经研究了三年。如果我不快点儿完成它，我想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成功了。并且，我们俩都希望，不要每年秋天只能待在优胜美地这一个地方。就在那时，在菲茨罗伊峰耸立的高大山体和巴塔哥尼亚的其他山峰之下，我决定，2011年将是我攀登黎明墙的最后一季。是时候长大了，我得开始考虑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事情。

回到埃斯蒂斯公园后，冬意褪去，春暖花开，贝卡提出一个建议。

“我需要一个目标，”她说，“你觉得我们俩一起去爬赛拉塞岩壁，庆祝我的生日，怎么样？”

“真的吗？”我问，“你想爬上酋长岩庆祝生日？”

“是啊，而且我不想用上升器，我想真的爬上去，虽然我知道，我不可能做到自由攀登，但也许我还能领攀几个绳距呢。”

贝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攀岩者，我其实有点儿喜欢这一点。任何一段关系中，有一名专注的攀岩者，也许就已经够受了。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点儿觉得，她的这个想法是最棒的生日道贺，因此我想出一个计划，把这次攀登变成令人愉快的、几乎称得上休闲的体验。在赛拉塞岩壁的中段，有一处名为

“酋长塔尖”（ElCapSpire）的岩柱。它的顶部一片平坦，和主岩壁有几英尺的距离，是一处悬空的平台。身处其上，暴露于半空中的感受令人眩晕。这里将是举办浪漫生日派对的绝佳地点。2011年5月，第一天攀登日，我们便爬上这处岩柱。那是贝卡有生以来爬得最辛苦的一天，尽管她爬得非常棒，但在酋长岩上爬过20个绳距后，任何人都会精疲力竭，尤其是在湿润的春季。我的包里装着帐篷，本打算在壮丽的“酋长塔尖”顶端扎营，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下方100英尺的凹陷处住下，以避免被上方的滴水淋湿。经常会发生这种事：人们以为某处扎营地的地面很平整，躺下后却开始往山下滚，这时才意识到地面不平。我们浪漫生日的露营地恰好如此。在帐篷里，我们身心和谐交融的过程不甚完美，因为总会意识到，再往旁边滚动几英寸，就要跌落1600英尺，简直大煞风景。第二天下午准备装备时，我们开玩笑说，这次攀登之前，我们别再避孕了。我们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呢？赛拉塞？酋长岩？酋长？

两天后，我们登顶岩壁。我骄傲到热泪盈眶的时候，贝卡却正忙着自拍，摆出

“放轻松”的手势（shaka-brah），对我说：“快过来跟我合照！”

我照办不误，心中暗想，不知道她的成功是不是个好兆头。

我们在

2010年11月攀登的第10天，凯文备受鼓舞，因为攀登过程充满令人兴奋的元素，比如有可能把极难的绳距连成纵穿岩壁的路线，并且其中的连贯动作都非常困难，就像他在抱石或短距离路线上做的那些一样。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条路线带来的失与得。

整个夏天和初秋，我都待在埃斯蒂斯的家中，夜晚清醒地躺在床上，构想着后勤补给的策略，然后从黎明开始训练，直到黄昏，不断强化自己，准备接受岩壁的严酷考验。我常常失眠，想着海量的小细节。只有将它们全部记住，才能在攀登中有完美的表现。我会回想每个岩点的形状和大小，如何摆放手指，才能让它们恰好塞进岩石晶体之中；我还会想该在哪一瞬间，把自己的重心向右移一英寸，这样脚的角度便可以轻微地变化。一两度的差别会产生巨大影响，所有动作都必须印在脑子中。

我先训练大脑记住动作，然后训练身体将之实践。我在混沌峡谷寻找和黎明墙难点相似的动作，让连贯的动作深深刻入神经系统。有时候，攀岩动作会在我脑中自动播放。我无法关掉那画面，那让我变得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我几乎可以做到一闭上双眼，便在脑中预演前

20个绳距的每一个动作。

想要爬得足够好，足以应对岩面上的所有状况，就必须让大脑变成井然有序的工作室。正确的工具要放在适当的位置，没有任何杂乱。最成功的攀岩者发现，专注于细节的性格，加上能够减轻压力的放松心态，便会构成理想的平衡状态。

我的头脑已变成自己的训练场。在我脑海中的预演画面里，我的身体呈现出攀爬岩壁所需的姿势，和岩壁合作而非对抗。真正的战斗在我们心中；主流文化中的说法是

“人类对抗岩石”，这会让每一位真正的攀岩者感到不安。如果想让一名攀岩者知道你不明白个中真意，也很难明白，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谈特谈“征服”岩壁或山峰。

2011年10月，凯文和我回到优胜美地。我们的开端很顺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自由攀登中段最难的绳距，因此决定专注于第16段绳距上的动态跳跃动作。黎明墙上，大多数攀岩动作讲究微妙的精确性，就像芭蕾舞或脑外科手术一样。每一个动作都必须非常协调，保证严格的精确性和时机。而动态跳跃动作是个例外，更像是往屋顶上掷铁砧。某一天，我们想振奋精神，便在早晨喝了大量咖啡，感觉精力充沛。凯文做出动态跳跃，双手摸到了目标手点，但是身体的惯性让他的左脚卡进一处很小的岩石夹角里。他立刻脱落，挂在绳子上。

“哦，哥们儿，”他不甚在意地对我说，“我刚才扭到脚踝了。”我把他降回吊帐。他又试着做了几次动态跳跃，最后一次甚至抓到了手点。但是他的脚踝开始肿胀起来，越来越痛。“趁着我的脚踝还能动，我最好赶快下到地面。”他说。

“好的，没问题。你这就下去吧。我会把东西都收好，带下去。”

他沿绳下降

1400英尺，还没等我收好包，就收到凯文的短信：“我想我最好回家去，找医生看看脚踝。”

就那样，凯文离开了。在我们等待诊断结果的时候，贝卡用上升器爬上来，给我打了几天保护。诊断结果上说，凯文没有骨折，但是擦伤了骨头，拉伤了几条韧带。凯文的这个攀岩季结束了。

虽然我非常想和凯文成为朋友，还有那种传说中的

“岩友情”，但看来我得在没有凯文的情况下继续攀登，这似乎势在必行。尽管在过去两年中的三个攀岩季里（在他加入前，我已经投身这个计划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攀登，但我内心仍然不觉得，凯文已经具备足以配得上黎明墙的能力。毫无疑问，凯文非常有天分，并且攀登时非常努力，但他在攀登上投入的时间，大约只有我的5%。当他露面的时候，攀爬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并且这个攀岩季他似乎有了更大的动力。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仍然觉得，攀登黎明墙主要还是我的计划。

得知我决定继续攀登，凯文展现出非凡的风度。他表达了遗憾之情，也希望能够待在岩壁上，但仍然无私地对我表示支持。这让我意识到，凯文不仅仅是一名更优秀的攀岩者，也是心胸更宽广的人。在那个攀岩季的剩余时间里，我都会带着负疚感继续攀爬。

凯文退出的消息刚一传开，一大群人就自愿要来帮我打保护。朋友和家人在意料之中，比如贝卡，我爸爸，科里

·里奇，还有库珀，但还有很多我完全不认识的人，甚至贝丝都说愿意来帮我。我感到非常惊异，对攀岩社群的钦佩感愈发强烈。

但是，我想和最亲近的人一起踏上这段旅程，尤其是当我准备从底部到顶部，将整段路线一气呵成的时候。研究绳距则是另一回事，可以像派对一样热闹。这是我在黎明墙的第四年，我已经决定这将是最后一年

——要么今年完成它，要么放弃它。追求完攀是很困难的，也让人百感交集，它将是我积累一生的努力成果。

我想让谁一起上去？答案很简单：贝卡和爸爸。

我们决定，开始十天由贝丝给我打保护。然后她沿绳下降，而爸爸会上来。

2011年11月16日，我开始攀登。

我知道贝卡可以承受很大压力。她想在那里陪我。但我完全没想到，在这次尝试中，我会让她受多少苦。艰难的战斗从第

3段绳距开始，我在那里严重冲坠了好几次。我们俩体重上的差异意味着，每次我脱落，她都会被拽上去。那简直害惨了她。

到了第四天，天气变得冷得要命。贝卡穿着两件羽绒服，坐在睡袋里给我打保护。晚上

11点，我准备攀登第10段绳距，月光照映着岩壁，投下诡异的光影，增强了我们暴露在半空中的感受。我们是酋长岩上“唯一”的两个人，可能也是那一刻整个优胜美地唯一在攀岩的人。风势很强，晃动着吊帐。风声咆哮，令人毛骨悚然，在起伏的岩壁上反射回响。

“你还好吗，宝贝？”我在风中问贝卡。我想让她告诉我她很害怕，希望她说我们该回到备足食物的吊帐营地去。我把头灯照向她羽绒服的兜帽，一点余光照在她的脸上，刚好够我看清她的表情：我绝对不会看错，在层层羽绒服之后，她正冲着我微笑。

“我很好，开爬吧！”她说。然后捏了一下我的屁股。我内心震动，也不想让她失望，于是深吸一口气，开始上方的一系列攀爬。

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低头一看，发现风吹翻了吊帐，贝卡飞出去，吊在拴住她的绳子末端。虽然她身上系着绳索，还有备用保护，但我的心狂跳不止。我赶忙往岩壁里塞进一个微型岩塞，抓着它，向下方惊慌地大声呼唤。贝卡把吊帐扶正，自己爬了回去，对我喊道：

“我没事！”

不久，接近午夜时分，我开着头灯攀爬，风声继续咆哮。裂缝里不断渗水，我的脚一直打滑。前一年，我和凯文一起完成过这段绳距，但这不是在玩井字棋游戏，你不能跳过任何绳距，必须连续自由攀登每段，依序进行，不能借助外力。某一刻，我垂头丧气地挂在绳子末端，注意到有汽车缓缓驶过酋长岩下方的草地，便心想，那会不会是我父母的车。他们已经跟工作单位请了假，来优胜美地给我加油。我想起之前的所有攀登练习，想到为我加油的人们。但是在多年的努力之后，黎明墙似乎仍然遥不可及。

在攀登的第七个清晨，我们醒来后发现，吊帐上结了冰。我拉开帐篷的拉锁，把头伸出去。

“哇，宝贝，你得看看外面。”一夜之间，落下一英尺的积雪。风停了，空气完全静止。冰晶像闪闪发光的小钻石一样，在我们周围缓缓飘浮。

“感觉就像在纳尼亚

一样。

”贝卡咯咯地笑着说，“但是更好看，因为我们在这么高的地方，有最好的视野。”

30分钟，阳光普照，夜间冻结在岩壁上的冰开始落下。先是小块的落冰弹在吊帐上，发出风铃般的响声，然后便是飞速掠过的冰片，仿佛电锯一样嗡嗡作响。之后是垒球大小的冰块，从岩壁上呼啸而下。几百英尺外，我们就能听到它们的响动。

“尽量贴近岩壁！”我大声喊，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比实际感觉轻松些。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们缩着头坐在那儿，无处可逃。大块落冰砸在吊帐的金属支架上，整个吊帐都移位了。我咒骂着自己，因为我没有付诸行动，做出遮冰罩。令人惊讶的是，面对这种情况，贝卡似乎十分轻松。她这种自在和信念，接受一切遭遇的能力，都是从哪里来的？

和贝卡在一起的那十天太超现实了。她躲闪着每天的冰崩，历经狂风，承受我超长距离的冲坠，却仍然保持正能量，支持着我，甚至对这一切有些着迷。暴雪和狂风很难应对，但寒冷的天气会让岩石干冷黏手，反而让攀登条件变好，另外，我的体能也提升了，但我仍然爬得很费力。我比前一年更常脱落，挫败感不断累积，我的奋力挣扎毫无效果。

最后，我再次爬到

2010年到达的最高点。完成了第12段绳距，但是已经濒临崩溃。我的手指抽痛、皲裂、布满伤口。精神也疲惫不堪。我知道自己得向内心深处挖掘，试着鼓起信念。我得想办法，拿出这辈子最好的攀岩水平。一天晚上，贝卡问我，和去年的尝试相比，这次我觉得有什么不同。我思索了一分钟，才给出答案。

“对我来说很难承认这一点，但我想，不同之处就在于凯文。别误会我的意思，宝贝，”我解释道，“我所希望得到的支持中，最不可思议的便是你的支持，但我和凯文之间那种合作竞争的活力真的很棒。”

贝卡点点头，但没答话。

“我不会那么担心他。和凯文在一起的时候，我必须表现出乐观和坚韧，”我继续说，“而有你在身边，我会很脆弱。我太爱你，那会让我在岩壁上变弱。让我自己在这里待几天，看看皮肤能不能愈合，振作一下精神，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你可以给爸爸打保护，让他上来？”

“好吧，”她轻声说，“只要你认为你需要这样做。”

在她离开之前，她狠狠地吻了我很久，眼眶中都是泪水，说：

“你能做到的，宝贝，我相信你。”接着她便扣入绳索，从我的视线中绳降消失。

爸爸帮我打了两天的保护。我很快就明白，岩壁上的生活对他来说太过艰难。爸爸有些害怕，不再像我记忆中那样无所畏惧。我睡不好；一次又一次在第

14段绳距的同一位置脱落；手指的情况变得更糟，血迹弄脏了我的衣服。天气状况很适合有难度的攀岩，但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我已经看到爸爸开始变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也要面对成为一名父亲的阶段。正如许多其他运动员说过的，没人能战胜时间。我知道，自己已经过了体能的巅峰，但我也知道，我的经验要比自己二十岁出头的那些年丰富太多。也许我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剧烈的锻炼来增强身体的力量，但是我可以爬得更巧妙，训练得更科学，并且可以更执着于细节，以此克服不可避免的体能衰退。

看到我如此辛苦地奋力挣扎，然后又失败，对爸爸来说是很难受的。他试着保持乐观，但我能看出他眼中的痛苦。在攀登的间隙，或是在吊帐里的夜晚，他会满含爱意地谈起妈妈。他上次跟她见面，才不过是两天之前，但我明白他有多想她。我便建议让凯利上来，换爸爸下去

——我知道对爸爸和我来说，这样是最好的办法。凯利是我在埃斯蒂斯公园最好的朋友，现在恰巧也在优胜美地。爸爸返回地面前，我感谢他来帮我，而他则祝我好运。爸爸离开后，我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些难过。我试着不去想刚刚发生的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接下来的事情上。

在我离婚的那段时间，凯利是我主要的倾诉对象。他善于自嘲，是个真正的怀疑论者，也是名硬核的高海拔攀登者。他告诉我对自己不要太过严肃。他在成为攀登者之前，曾经是一名竞技拳击手，我知道他会明白我内心的战斗

——如果我能成功，那一定源自我的内心。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尽管凯利尽了最大努力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的斗志已经消失。

16天里，我没有踏上过平坦的地面，身体与精神都已经彻底耗竭。由于没有平地可走，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每晚睡十四五个小时。那么多时间都在躺着，让我的精神更加昏沉，也让我更难进入攀登状态。

更糟的是，我的指尖就是无法愈合。我把这个问题列入了我的

“寻找解决办法”清单。

人们在远处为我加油，向我传递鼓励的话语。我甚至学着凯文，开始在岩壁上更新脸书。但到了最后，那些鼓励的话更像是在对我表达怜悯。

于是，我开始后悔自己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如此脆弱。四年的训练，不屈不挠地全身心投入这面岩壁的攀登，到最后，我还是无计可施，甚至连一半都没能完成。失败会带来成长，但你也得知道应该何时停止。我不够厉害，永远也不会那么厉害。空虚感掠过我的胸膛，穿过我的身体。我已经浪费了生命中最好的四年，是时候向前迈进了。

电影《纳尼亚传奇》中的奇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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