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台下、戏里戏外,都是人生!
第一次看《霸王别姬》应该是1998年,那时,距离这部电影在国内的上映还不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兰州大学一分部图书馆的影视资料室看的录像,盒带的那种。
当时的很多细节,已然被西北强悍的沙尘暴吹得不知所踪,只是依稀记得,当片尾曲《当爱已成往事》响起时,自己曾怅然许久,沉浸在巨大无比地悲伤当中无以自拔。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为这部电影写个影评,岁月倥偬,物是人非,没想到兑现这个诺言,竟用了二十一年。而今终于落笔,花似去年人非昨,电影儿已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电影儿,我呢,则成了一便便大腹的油腻中年。
人随岁月变老,艺术则可穿越时空永生。回望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影坛,陈凯歌导演的这部《霸王别姬》,无论从哪个尺度上讲,都是不可方物的精致良品:它厚重,从民国初的1924年落笔,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收笔,一对演员的旷世情缘穿越时局变幻,历史的魔法通过摆弄个体命运的方式,证实了它的无比强大;它深刻,从个人命运的视角入手,用一个个镜头便把千年变局中的兴衰往事轻轻钩沉,将国事沉浮的深层逻辑,用线描的方式清晰勾勒;它精良,盛年的陈凯歌,把所有心力投入其中,不管是布景陈设,还是情节细部,这部戏的点点处处都经得起推敲,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但,这些都不是我要为《霸王别姬》写点什么的理由。对于一个习惯从命运的角度去打量世事的我来说,真正打动我的是命和运在男一号程蝶衣身上的反复纠缠——尤其是,当这种纠缠被大时代所裹挟,无从逃避和逃脱时,悲剧的底色便从深层上浮,直抵人性和人心,其中包含的超越时代的恒久艺术价值,才是我真正想探讨和表达的。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经指出:“人首先是一种把自己推向将来的存在物,并且意识到自己想像成未来的存在”(《存在是一种人道主义》,选自《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对于人类这种“存在”物来讲,希望和未来十分重要,甚或,在很多情景下,留住希望和未来,是人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对普通人如此,对程蝶衣的母亲艳红来说,更是如此。作为一个青楼女子,为这个不知爹在哪里的儿子找个出路,给自己不堪的一生留个希望,也许才是她执意把儿子送进“关家班”的原因。为此,她甚至亲手切掉了儿子右手上长出的六指儿。
以9岁的“小豆子”(程蝶衣是艺名)入关家戏班学戏为起点,《霸王别姬》的几条线渐次展开:首先,是他跟师哥“小石头”,也就是后来的段小楼纠结不清的感情线,这一感情线,意味着生和死、去和留、取和舍;其次,是他和师哥浮生若梦、凋繁几度的成就线,这一成就线,意味着成和败、得和失、毁和誉;最后,是世事变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命运线,这一命运线,则意味着守和弃、新和旧、罪与罚。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之所以比李碧华的原著更精彩,就在于电影删繁就简,使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这三条线:来源于生活演进的感情线饱满真切,起始于向上追求的成就线张力十足,生长于大时代的命运线跌宕起伏——感情线与成就线交织并进,在命运织就的舞台上悲欣交集,共同演奏出贝多芬《命运》般地旷世绝响。
那么,我们不妨让各条线自然叙说,让这部戏的精彩本质自行绽放……
NO.1感情线: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纠葛
严格来说,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爱”和段小楼对程蝶衣的“爱”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蝶衣爱小楼,首先是一种依恋之爱,这可能源于一种对安全感缺失的补偿。在电影开始不久,小豆子妈妈把他扔到了关家戏班,像他这种有娘没爹、来自“窑子里”的人,被戏班伙伴嫌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头天晚上,在大伙儿共睡的通铺上,如果不是小石头罩住了他,估计连他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正是这种收留,让蝶衣对小楼产生了深深地情感依恋,这种如兄如父的关爱,既填补了他从小缺失的父爱,又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生温暖。这种感情更像亲情,绵长而恒久,温存而浓烈。
如果,蝶衣不攻旦角,攻个小生、花头或者其他任何行当,他对小楼的感情势必到此为止,两个相亲相爱的好兄弟,可以相互扶持过一生。可是,蝶衣小时在青楼长大,那种天生的娇小丽质似乎天生为旦角而生,于是,情感的错位实在难免。
尤其是,当小豆子经历了排演《思凡》时,从“我本是男儿身,并不是女娇娥”到“我本是女娇娥,并不是男儿身”极其痛苦的身份认同转换后,他就已是“人戏不分”、“雌雄同体”了。再加上,两人在排演《霸王别姬》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磨合和角色固定,蝶衣就认定:他就是“虞姬”,师哥就是“楚霸王”,戏里二者相爱,戏外他俩也得相亲。于是,他对师哥的感情里,除了依恋,又多了许多异性才有的特种视角的喜欢与爱慕,尽管,这种爱慕充其量也只是心理上的,而非生理上的。
相对于蝶衣的情感依恋加爱慕,小楼对蝶衣的感情就相对简单:戏里是搭档,戏外是兄弟。兄弟再亲,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深挚友谊而已,并没有别的感情可以融入。蝶衣可以做到“人戏不分”,“不疯魔不成活”,他不会,也不愿意如此。
于是,蝶衣对小楼和小楼对蝶衣的感情是严重不对等的。而不对等的感情,必然酝酿着彼此定位的错位,这种错位必然会导致对未来生活预期的巨大误判——蝶衣认为,戏里虞姬为霸王乌江自刎,是“从一而终”,戏外蝶衣为小楼也应该从一而终;而且,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推己及人”的逻辑:我既然对你是这样,你对我应该也是这样,如果你对我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背叛。
很显然,蝶衣的这种想法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这种逻辑的底层思维是毫无理性的占有欲。佛教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等八种情形称作人生“八苦”,我认为,其中的“求不得”是诸苦之根,其他各苦,可以经由“求不得”变得更加凄苦。
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支配下,看到感情并不对等的师哥娶妓女菊仙为妻,蝶衣心中的求“从一而终”而不得之苦瞬间爆发,一向平和温婉的他几乎变得竭斯底里到不可理喻——给菊仙扔破鞋如是,小楼婚宴上送他用屈辱从袁四爷那里换来的宝剑并表示恩断义绝也如是,最后在文革中揭发菊仙过往并最终引发她自杀,恐怕最终原因也在这里。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感情是无法用理性衡量的,所以,不管是蝶衣也好,小楼也好,抑或是菊仙也好,谁也没有错。如果蝶衣的内心里的占有不外化为激烈的行为,悲剧就不会发生。所以说,“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可已经入戏到了“人戏不分、雌雄同体”、“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怎么可能抑制这种感情的滥觞呢?
于是,悲剧便不可避免:面对“生和死”,蝶衣必然会选择既然不能“从一而终”,则必然“乌江自刎”;面对“去和留”,蝶衣必然会做出小楼让菊仙“留”,他宁可折翅断骨也要独自离去;面对“取和舍”,蝶衣必然如不纯粹,宁可抛舍。
正是因为此,你才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一个如烟花般绚烂绽放的程蝶衣:他对戏执着认真,他对爱始终如一,对世事漠不关心,对未来也毫无打算。他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他的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是融合的,于是,他把生活过成了戏,也把戏当成了生活本身。这种纯粹,美好而脆弱,遗世而独立,必然被现实摧毁。所以,最后,尽管经历风雨,他最终可以和师哥长相厮守了,蝶衣还是选择戏中自刎,用这样的决绝,宁可玉碎般地告别这个不够纯粹的俗世。
应该说,导演陈凯歌对这部戏里的感情线着墨颇多。从小时候“小豆子”和“小石头”耳鬓厮磨、相濡以沫和相互成就,到成年后程蝶衣和段小楼对彼此生活的深度介入,再到菊仙介入后的从民国到建国、文革的纠缠往复。叙事线条清晰,讲述方式生动,人物刻画地鲜活感人,感情描述地鞭辟入里,看着着实过瘾。
NO.2成就线:明灭虚幻的浮世泡影
人生而不同,所以,每个人在或长或短的生命历程中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但是,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讲,所有的不同之外总有些相同。那就是,只要还对生活还存有希望,那么,他们对于成功和金钱的渴望约略是相同的。
这种对成功和金钱的渴望,对于进入关家班的每一个孩子来说,能够通兑的,就是对“成角儿”即成为知名演员的渴望。
唱戏这个行当,虽然也属于“下九流”,但,俗语有云:“一流戏子,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五剃头,六擦背,七娼,八盗,九吹灰”。从这个排序中,不难看出,唱戏这个行当其实在古代的身份并不算很低,至少在“下九流”中尚归“一流”。所以,对于,那些没有更好的办法的底层百姓来讲,送去唱戏,也不失为贫贱人家为孩子谋取的一个好营生。
可是,唱戏这行当苦,“唱念做打”,良好基本功都要靠“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炼狱式训练养成。所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兑换成戏班师傅的行为,那就是,唱不好就打、做不到就打,严师才能出高徒。所以,古代进戏班,必须签“投师约”,其中要言明:“学艺期间,倘若山高水低,各安天命,与班主无涉,永不追究”等等。
在这部电影里,学戏的孩子们挨打是家常便饭,而且,师傅打你总有很充分的理由——小豆子、小石头挨打是因为还可以做得更好,小赖子挨打则是因为天赋不好——就像戏中的一个师傅说的:没记住打你,是让你长记性;记住了打你,是让你永远不会忘记。最关键的是,被打的还要大声喊:“打得好”,以显示对痛苦有了记忆,以后可以表现得更好。
所有孩子都害怕几乎没有上限的体罚,小豆子也一样。所以,在目睹了一场毒打之后,他决定和小赖子一起逃跑,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铜子儿换了一支小赖子口中“天下最好吃的”糖葫芦。刚巧,他们在大街上,遇到了“角儿”,看着已经成名的角儿,受着粉丝的簇拥,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他们泪流满面。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电影中,小赖子坐在小豆子的肩膀上,一边哭一边不断重复:“我们啥时候能成角儿啊,他们得挨多少打呀!”
也许是角儿的人前显贵刺激到了小豆子,他决定不逃跑了,并在心中暗下决心,为了阶层穿越,为了不再受穷受苦,唯有自古华山一条道,不管挨多少打都得忍受下去,直到有一天笑傲群伦。
在戏班的诸规则中,出逃是最为严重的违规行为,自然也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所以,一场极具仪式感的打屁股上演了:镜头拉近,关师傅端坐在太师椅上,一脸肃杀;待其他师傅取来木刀,他霍地站起,边数落边挥刀狠狠打下。每刀下去小豆子都咬紧牙关,可他就是不喊“打得好”。木刀起落,皮开肉绽,但他依然不求饶。若不是小赖子在祖师爷排位前的上吊自杀惊扰了大家,倔强的小豆子可能会魂归刀下。
无数的现实案例告诉我们,不服输的精神、坚定顽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都是事业成功的必然条件。程蝶衣就是这样的强者。经过这顿打,他成熟了很多,拼命努力学戏、付出全部努力和师哥一起练基本功。
草长莺飞,岁月流转,14岁的程蝶衣已出落的标致水灵,基本功也大有进展。关班主觉得时机成熟了,便疏通关系,想请还在宫里居住、在戏曲领域可以“点石成金”的清朝遗老张公公给个评语。如若得到他的赏识,成角儿自然指日可待。
可是,在张公公派来的人面前,小豆子的《思凡》还是唱错了。眼看着小豆子和戏班扬名立万的难得机会就要溜走,小石头狠狠心,一把把他按在了师傅的太师椅上,拿起关师傅的眼袋锅子,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小石头的嘴里猛搅……刹那间,一片静寂,小豆子眼神由不解、愤怒、痛苦逐步转向平静和明亮。他突然意识到,师哥提醒的对,错过今天也许就错过一生。怔忡片刻,便挽起水袖,朗然念道:“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却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女儿身,又不是男儿郎……”来人大喜,小豆子觐见张公公的机会自然尘埃落定。
小豆子没有想到,获得张公公首肯,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被老公公一翻猥亵之后,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名机会,但也给他带来了一生难以启齿的羞辱。从此,性别如何安放,就成了困扰日后的程蝶衣一生的难题。
但是,不管怎样,小豆子和小石头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城的名角儿“程蝶衣”和“段小楼”,荣华富贵蜂拥而至,社会荣誉也纷至沓来,他们获得了数不清的赞誉。他们台上穿金戴银、步步生风,台下西装革履、人中龙凤,以前所有的委屈都终于置换成了现有的俗世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财富确实是件好事,就像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说的那样:“人追求的当然不是财富,但必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扰地工作,能够慷慨,能够爽朗,能够独立”。对于蝶衣和小楼哥俩来说,成名后的蜂拥而至的大量财富,确实让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蝶衣可以为华美的戏服一掷千金,小楼可以到青楼里点头牌,温柔乡里说丰年。
可是,人生如戏,看似无尽的繁华常常是“亢龙有悔”之后的“潜龙在渊”,七七事变、北平解放、“破四旧”、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文革……时代变得更加动荡不居。在历史的风云激荡中,曾经事业如日中天、财气逼人的他们,从云端逐步落下,金钱如云烟散去,浮名似朽木圮废,最终成为人民中的普通成员。
我其实蛮喜欢《霸王别姬》电影中的这条线的,因为这条线有着尘世的真实,也有着世事变化的沧桑。人作为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必须跟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得以生存繁衍,所以,对更好物质生活的追求几乎是人的本能。你我概莫能外。人性的解放也往往首先从不再禁锢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开始,遥想当年,小平同志的话语掷地有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以先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从“仇富”到鼓励“致富”,才启动和成就了四十年中国的创富奇迹。
导演陈凯歌对这条线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洞察和尊重,而凡是能对人性深刻洞察的艺术作品几乎都获得了穿越时空的恒久价值。从程蝶衣和段小楼数十年的尘世浮沉中,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并体悟到命运的无常。很多时候,成和败、得和失、毁和誉其实都不是我们每个微观个体能完全把握的。所以,我一直信奉孔圣人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只做好自己能把握的好了,至于结局如何,那就交给时代和命运去回答吧。
看来,我们必须得谈到命运了。
NO.3命运线:跌宕起伏的时代悲歌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生活时代,从民国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从1924年蝶衣9岁被送到关家班开始,大时代的造就的命运之旅就始终紧紧地扼住了这部电影里的所有人物……
——程蝶衣之所以不得不被张公公猥亵,是因为在混乱的军阀混战时代,遗老遗少依然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要想实现身份和阶层的跨越,这“胯下之辱”不得不受;去接近封建戏霸袁四爷,也是因为不得到他的帮助,无法救出被日本人掳走的段小楼;给日本人唱堂会也是同样的理由;建国后,他则和所有人一样被红色时代的种种运动所裹挟,能有的选择似乎更加有限。
——段小楼本是有骨头很硬的真男人,可是,在生活现实的不断逼迫下,他也逐步屈从,从不给袁四爷面子,到为了救蝶衣给袁四爷赔罪;从胆敢和兵痞打架,到最后向自己养大的徒弟小四低头;从坚守兄弟信义,到为了保菊仙而揭发程蝶衣。一步步变得现实、圆滑、背离原则,最后,落得个凄凉孤独终老。
——菊仙作为花满楼的头牌,天天咽泪装欢,期盼着哪天能脱离苦海;待到终于抓住段小楼这根稻草,霍出身家性命为自己赎了身,以为自己苦尽甘来,迎接自己的是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谁成想,嫁到段家的麻烦和苦恼一点也没有减少:先是一进门儿,就莫名其妙地被师弟变着法欺负,被迫了拖入似乎势不两立的争斗;之后,则是因为段小楼刚烈的个性,受尽了委屈,怕他在兵荒马乱的世道得罪看官,就劝他不再唱戏,谁知被找上门儿来的关师傅一顿臭骂,还挨了打;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却在和兵痞打架的混乱中,意外流产,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日日想、天天盼,混乱的世道终于过去,却迎来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最终因为小楼对她的背叛,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决绝地上吊西去
——张公公仰仗着旧王朝的余威在清末民初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最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能沦为街头贩卖火柴为生;袁四爷,军阀时就是戏霸,日本人来了依然是,抗战结束他还是,但是,到了新中国,他就被当做“封建戏霸”押赴刑场处决了,繁华只是梦一场,魂归黄土何处话凄凉。
可以说,之所以这部电影如此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它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揉进了历史巨变的大棋局中。棋局变幻莫测,人的命运也必然一起跌宕起伏。在这种起落中,人性本身的善和恶都如冰雪消融,逐步呈现出其真实的底色。具体到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的巨大阴影下,人性本身是如何地禁不起考验:程蝶衣除了对段小楼“从一而终”之外,善良的他却对菊仙如此的冷酷;段小楼最让人扼腕的是,当他感到红卫兵巨大的生命威胁时,为了自保,竟然主动打开潘多拉魔盒,竟能置菊仙和蝶衣的安危于不顾,毫不留情地进行揭发。
NO.4尾声:让生活的价值在生活本身中生长
看完这部电影,巨大的荒诞感扑面而来,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人性如此不可靠,那么,我们还要相信并爱他人吗?既然背叛如此轻而易举,那么,我们还要忠于爱情、友情和亲情吗?既然生命的结局都是归途,那么,我们还要在这变动不居的世间努力拼搏吗?……
是的,这些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系着人的生命之意义本身,关系着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定位自己生的价值、怎么定义自己和他人之间相处原则。
学者曹卫东在解析《浮士德》时,如此分析:按照歌德的理解,人的成长,必须经历知识追求、爱情生活、政治生涯、艺术追求、事业追求五个阶段。对应着《浮士德》中的五大悲剧: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以及事业悲剧。知识悲剧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爱情悲剧处理的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政治悲剧处理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美的悲剧处理的是人和自我的关系问题,事业的悲剧是处理的个人与神即上帝的关系问题(载于《读书》2019年10期,《爱是成长过程中的精神现象》)。
如果他的解读无误的话,也就是说,人的个性完善和成熟都是要经过学习知识、追求爱情、参与社会、寻找价值和追求永恒等五个不同的阶段;而且,这五个阶段,都可能是悲剧式的,至少在浮士德那里是不证自明的。
当然,对于程蝶衣来说,这个过程也无疑是悲剧:在学习知识阶段接受了“从一而终”的价值观念;在追求爱情阶段则亲情、爱慕和友情混合在一起,认定了段小楼;在参与社会中,收获掌声却最终落寞;在追求艺术和价值的过程中,内在的纯粹与社会的浑浊碰撞复碰撞,落得个伤痕累累;在追求永恒的过程中,他最终选择自刎,完成了托体同山阿。
从电影的内在逻辑看,导演通过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完成了一个浮士德式的拷问。时间和空间交织,有幸或者不幸地落入三维空间,于是选择无处不在,而每一个选择都可能面对意义、价值或者道德上的两难。如何在这充满荒诞性的世界上,过一个充实、饱满和充溢价值感的一生,是每个人必须在或长或短的生命向度上必生命中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个体性且无法别人代答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它用一个足够精彩的故事,向我们提出了这些无可逃避的问题。尽管,答案不一,可问题永恒。
但是,你也不必过于沉重。闽南布袋戏团台柱子上经常写这样一副对联:“做字中有古,故做今观,观尽花花世界;戏字半边虚,虚戏真看,看来件件人情。”这也许在提醒我们,还是要跟这部电影保持点儿距离——Takeiteasy!过好每一天,让生活的意义在生活的过程中慢慢浮现,也是不错的一种态度。
李少潭
2019年12月26日-31日于厦门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来源|李少潭老师
本版编辑|钟汪东、叶宇琳
本版审核|林兆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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