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盛糖”时代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遏止糖尿病的发展势头，未来糖尿病会在中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这将给医疗体系乃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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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当宁光医生第一次见到赵逸航（化名）时，差点以为他和自己是同辈。实际上，眼前这位微胖、戴着眼镜，头发稀薄已初显谢顶的糖尿病患者，今年才33岁。再看赵逸航的潮流范儿——手腕上缠着一串黑色檀木珠，病床上摆着苹果手机和一台Mac电脑，宁光才确信，这位患者的确是位“80后”。

51岁的宁光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赵逸航住院期间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运动神经反应有些迟钝，根据临床经验，宁光估计，他患糖尿病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了，而病人却是在今年8月因“肠痉挛”住院验血时才偶然被查出糖尿病的。

“之前什么感觉都没有，确诊糖尿病以后，我去翻从前的体检报告，才发现当时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正常值一点，可是首页的提示栏里并没有提到。”赵逸航的经历正反映了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它是一种隐匿的疾病，大部分人刚患病时毫无感觉，而一旦被它缠上，虽不至于迅速丢掉生命，却终生无法摆脱阴影。如果病情控制不好，有的人会在5年、10年或更久以后，慢慢地失明、被截去双脚和小腿、出现肾衰竭。它还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当很多人因急性心肌梗塞发作而死于急诊室时，却不知道真正的元凶是糖尿病。

糖从来都意味着甜蜜与幸福，加之糖尿病的病程进展缓慢，所以它不会像癌症或艾滋病那样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恐惧感。而“富贵病”的“美称”，更令人普遍对它抱有一种“乐观”的心态，从而忽视了糖尿病的危害。

然而，一项最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的糖尿病发病情况已达到“警戒水平”。这份于9月初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大型研究，由身为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的宁光和中国疾控中心（CDC）研究员赵文华共同领导。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1.6%，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占总人口的50.1%。也就是说，不到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属于糖尿病前期。根据这项开展于2010年的调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超过美国（11.3%）；糖尿病患者人数达1.14亿，超过印度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糖尿病第一大国。与2007年开展的前一次全国性调查相比，三年间中国新增糖尿病患者就达2200万人，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数。

一种病的流行和它带动的一个专科

1993年，14岁的郑翔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暑假。由于父母出差在外，没人管束，他终于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爱吃的巧克力雪糕吃了个够。不久，他常常感到口渴，一下课就跑出校门去买健力宝，喝完又急着上厕所。在当地的一家三甲医院，郑翔被诊断为“胃炎“，吊了三天葡萄糖，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却反而出现了昏迷。当郑翔被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时，专家会诊的结果是，他得的竟然是“中老年人的专利”——糖尿病，当时的严重病情，就是由于当地医院根本没想到这位少年会得糖尿病，因而误用了葡萄糖而引起的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

糖尿病是以血糖浓度升高为基本特征的一种代谢性疾病。根据发病机理的不同，它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中，1型糖尿病常在青少年时期发病，必须长期注射胰岛素来进行治疗，也曾被称为“儿童型糖尿病”，它是由人体免疫系统紊乱引起的，只占糖尿病患病人群的5%左右。95%的糖尿病患者都属于2型糖尿病，主要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遗传素质导致，可用降糖药或胰岛素来治疗。一般所说的糖尿病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类型。

然而，曾经被称为“成年型”的2型糖尿病近年来有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郑翔最终就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医生近年越来越多地遇到郑翔这样的情况。那些胃口好又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小胖墩”成为抢占成年糖尿病“地盘”的主力。

在郑翔得病后的第二年，中日友好医院联合全国19个省（市）的医疗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当时中国的糖尿病病情开始抬头，患病率从1980年的不足1%上升到2.5%左右。

为应付逐渐增多的糖尿病病人，很多地方医院开始将内分泌科从大内科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科室。实际上，很多地方医院的内分泌科几乎等同于糖尿病科。即使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这样知名的大医院，其内分泌科门诊也被糖尿病占去半壁江山。中华医学会也把“糖尿病学分会”专门从“内分泌学分会”独立出来。

2000年以后，中国糖尿病发病的增速更加令人吃惊。2007年，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文英主持的“中国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研究组”进行了又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中国糖尿病的患病率已升至9.7%，患者人数高达9240万。

这一结果发表之后，当时的卫生部一些官员觉得“难以接受”。还有人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信提出，这次调查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质疑调查数据能否代表中国糖尿病的真实情况。此前，卫生部曾调查得出“中国有2000万糖尿病患者”的结论，但很多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偏低。后来，国际糖尿病联盟又做过一次估算，认为这一数字应是3980万。而杨文英主持的调查结果，却比这两者都高出许多。

宁光解释说，由于大部分人都是像赵逸航那样，因其他问题就诊时才发现糖尿病的，当被确诊时，他们往往已患病一段时间甚至数年，无法确认病人真正的“发病”时间。因此，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更多使用“患病率”而非“发病率”来统计。

实际上，杨文英等人得出的9.7%的患病率，后来一直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字。

你并不知道，你可能在闯糖尿病的“黄灯”

2010年，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发布了最新的诊疗指南，重新规定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标准。宁光等人于同年展开的这项全国性调查，就采用了ADA的最新标准。近10万人的样本总量使之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这些样本抽自国家CDC的慢病监控网点，综合考虑了地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年龄段等要素，使之能够更真实地代表中国人口的组成。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国内过去的几次糖尿病调查，大都是问卷式的。而此次调查对被调查者都做了抽血测试，这就更加保证了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如果你到医院去查糖尿病，医生一般会为你检查两个项目：一是空腹血糖，二是口服葡萄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如果这两项检测值高于规定的数值，就会被诊断为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ADA最新的诊断指南则下调了对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指标门槛。同时，在对糖尿病的诊断中，又增加了一项被称为“糖化血红蛋白”的标准。该指标反映的是两三个月中人体血糖的平均值。

不要小看这些细微的变动，它是经由医学界多年的大量研究才确定的。这些变动意味着糖尿病前期的门槛被降低了，筛选病人的网格更细，因而也会有更多的人被认定为糖尿病患者或糖尿病前期。宁光研究团队成员、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解释说，“这次调查的结论尤其是糖尿病前期的数据看起来比较惊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采用了新的标准，这样既有利于与国际上同类的调查相比较，也可以更大程度地唤起国人对糖尿病的关注。”

事实上，由于糖尿病的起病隐匿，就连医学界也曾对糖尿病发生的起点究竟划在哪里有过争论。但医生们的一个共识是，对糖尿病的控制措施开始得越早，病人今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就越小，因此提出了“糖尿病前期”这一概念。这个阶段的血糖水平介于正常人与糖尿病患者之间，类似于在交通“红绿灯”之间设置的“黄灯”。

根据过往的研究，如果一个人的血糖水平已经亮起“黄灯”，却仍不采取预防措施，那么，他几乎百分之百会发展成为显性糖尿病。这份调查报告分析道，“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糖尿病患病率低于发达地区，但糖尿病前期的发生率高于发达地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还不很清楚，但它提示，糖尿病的预防措施需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全面展开。”

作为一种典型的老年病，糖尿病的患病率会随年龄而显著增加，因而中国糖尿病增长的势头显然和整个社会的加速老龄化有关。但是早在2007年的那次调查中就已经发现，糖尿病在青年人群中的增长更为迅猛，比如，与1994年的全国性调查相比，25?34岁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增加了8倍，而在55?64岁的人群增加了3倍。

哈佛大学营养与流行病学教授胡丙长是颇有成就的糖尿病流行病学家，他说，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急遽转变的刺激下，全球糖尿病的“震中”正在向亚洲转移。和西方人相比，亚洲人糖尿病发病的一个特点就是，发病年龄更年轻，而且是在肥胖程度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就发生糖尿病。

最后一张“骨牌”，你看不到不等于它不倒下

医学界一般认为，如果父母有一方有糖尿病，则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约30%。身为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赵逸航的父亲在不到50岁时，体检就发现血糖超标。但他并未在意，也从未去医院看过。赵逸航记得，父亲当时只是问了患糖尿病的同事在吃什么药，自己也去开了一些，并断断续续服药，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糖尿病让人们大意，很大程度是因为在早期发病时，患者并无明显不适的感觉。“如果患者感到手脚发麻，那起码发病有一两年了；如果出现所谓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多饮、多食、多尿、消瘦），那起码得病有5年了。”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专业首席专家李光伟说，如果不定期体检，一般很难及时发现自己有糖尿病。正是由于病程漫长，很多患者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也不以为意，照吃照喝，与正常人无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会“杀人”。

在中国，有很多像赵逸航父亲这样的病人。根据宁光的调查，中国患糖尿病的人群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0.1%）的人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只有约四分之一（25.8%）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了治疗；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多（39.7%）的患者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报告认为，这种状况意味着，如果不对人群采取干预措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出现糖尿病并发症的大规模流行。这些并发症包括：心血管疾病、脑中风、肾脏病等。

赵逸航的父亲55岁那年，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抢救，差点丢了性命。在冠状动脉里装了一个支架后，医生警告他，再不治疗糖尿病，心梗还会发生。他从此才开始了正规治疗。然而，即使血糖得到了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却未能有效地被阻止。一天，赵逸航父亲在洗脚时无意间碰到了自己的脚，趾甲就掉了一大块，全家人都吓了一跳。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要小心不能让脚再受伤，不然伤口很难愈合，容易溃疡，整只脚都会烂掉，严重时甚至要截肢。不久，他小腿的血管也开始堵塞，为避免截肢，只好在小腿血管里又安装了一个支架。

长期失控的血糖，会慢慢腐蚀人体的血管和内脏器官。并发症与糖尿病的关系，就像多米诺骨牌，即使扶起了最初倒下的那一块，也很难阻止骨牌效应的继续。

在中国，有60%的血液透析（一种治疗肾功能衰竭的体外血液滤过疗法）病人来自于糖尿病；60%-70%心脏支架的安装与糖尿病有关；在糖尿病病人中，有近一半的人一生至少发生过一次心肌梗塞；有16%的糖尿病病人失明。

与疾病的长期抗争，也令这些人的生活质量大大受损。据调查，糖尿病病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3倍，而在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中，同时患有抑郁症的几率高达53.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等于2008年在《中国卫生经济》杂志发表论文称，中国糖尿病的直接医疗费正在以年均19.9%的速度增长，超过同期GDP以及全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而81%的糖尿病相关医疗费用，都被用来治疗各种并发症。在被调查的有并发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其治疗成本都超出了当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西安市糖尿病并发症的治疗费用甚至高达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

因此，如果不对病人的血糖进行有效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不论对一个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这个负担是完全可以通过对糖尿病的早期预防得以避免的。

宁光说，“我们的调查结论强化了这样一个信号：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遏止糖尿病的发展势头，未来糖尿病会在中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这将给医疗体系乃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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