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基于人际关系管理理论，通过应用阐释性混合的方法，探讨特定人际关系制约下中国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冲突时采取的交际策略和其所体现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研究发现：

1)老年人在应对家庭代际冲突时主要采取缓和性策略和回避性策略，交际策略的选择受冲突情境的语义表征影响；

2)老年人通过选择不同的交际策略实现“关系维持”和“关系增强”两种家庭人际关系管理取向，这表明中国老年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的交际策略选择和人际关系管理是具有动态性的社会实践，其目的在于建构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

关键词：

人际关系管理；老年人；家庭代际冲突；交际策略

一、引言

语言除了传递话语意义、实现表达功能外，更重要的是传递人际意义、实现人际功能(Halliday1978)。人际语用学主要关注语言使用中人际关系的实现行为以及影响人际关系的语境因素(冉永平、黄旭2019)。它不仅“研究交际动态语境下人际关系的建构、维护、提升等语用表现及其人际关系的正面效应(如礼貌表现、面子维护、冲突调解、和谐关系等)，也探究人际关系的破坏、恶化等语用表现及其人际关系的负面效应(如面子威胁、不礼貌、冲突加剧等)”(冉永平2018：44-45)。国内有关人际语用的研究虽已广泛展开，但长期以来缺少本土问题意识，存在借助与照搬西方的语用模式与解释框架的问题(冉永平、赵林森2018)。当前，伴随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老年人同子女间的关系已发生变化，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代际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发生。本研究尝试将人际语用学的相关理论与中国文化语境相结合，采用阐释性混合的方法，探讨特定人际关系制约下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冲突时所采取的交际策略和其所体现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二、问题提出

冲突话语形成的一个要点是“一方话语与另一方话语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交际的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言行、举止，或就某人某事双方持不同意见，继而产生话语冲突”(赵英玲2004：37)。学界对冲突话语的关注源自对儿童言语争辩现象的研究，后拓展到青少年和成年人等不同群体(Boggs1978；Goodwin1990)。当前，伴随话语分析理论和语用学理论的发展，学界已经认识到冲突话语研究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并从会话结构、交际策略、语用效应和话语生成机制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如Grimshaw1990；Muntigl&Turnbull1998；Planken2005)。

Pillemeretal.(2007)的代际矛盾理论认为，家庭中的不同成员虽然因为血缘和亲情等原因追求团结和睦的关系，但在实际家庭生活中往往会发生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倘若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就家庭环境下的人际冲突而言，目前国内已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例如，毛俊涵(2015)依据对面子威胁程度的强弱将婆媳冲突性话语中所采用反对策略归纳为4大类，即缓和策略、折中策略、强硬策略和攻击策略；赖小玉(2016)发现，家庭成员间冲突性话语言语攻击性的区别性特征主要表现为说话者攻击听话者的观点或自我概念，体现“和谐-挑战取向”或“和谐-忽视取向”，冲突性话语负面人际效应体现为冲突性回应、虚假性“缓和”回应、退出或沉默；郑辉和陈芳(2019)从人际语用学视角讨论了亲子关系制约下冲突性话语的会话结构、互动模式的动态性以及其语用特征，并基于观察不礼貌产生的动态过程，剖析了包含多个话轮交谈的不礼貌运作机制。相关研究加深了对中国家庭成员间冲突话语的认识，不仅反映了这类话语的一般性语用特征，还体现了冲突双方在特定人际关系制约下有关身份和权势的较量。

冲突话语除了话语本身的原因对听话者造成冒犯之外，还涉及交际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原因，如个人价值、社会认同感和社交权利感知(申智奇、何自然2004)。学界对冲突情境中交际策略选择的理据问题进行了探索，而人际关系管理理论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Spencer-Oatey(2000)认为，人际交往中的和谐与冲突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取决于交际双方采取何种管理策略来达成或破坏和谐关系。据此，Spencer-Oatey(2005，2011)提出了人际关系管理理论，从面子管理和社会权势管理两大范畴去揭示人际交往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该理论虽然将关系看作是一种动态的交际过程，强调关系是个体之间动态互动产生的结果，但也不否认关系作为一种语境因素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史、社交距离、权势地位等语境因素可为分析交际互动中参与者之间的动态性提供基本参照(冉永平、黄旭2019)。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老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所，老年人如何在家庭环境中处理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对其晚年生活质量存在着直接影响。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更是构成整个社会安定的基础。研究结果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人际语用学领域有关交际策略选择与人际关系管理相互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好了解新时期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语言生活现状，为和谐家庭建设中代际冲突的消除提供启示。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尝试通过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中国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冲突时所采取的交际策略和其所体现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1）老年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主要采取何种交际策略？

2）老年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所采取的交际策略体现了何种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遵循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基于

阐释性混合的方法①

来收集相关语料，力求揭示老年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的交际策略特点和人际关系管理取向。本研究涉及问卷调查、访谈和话语分析3种方法。首先，研究者以60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自主设计的问卷收集量化数据，重点关注老年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交际策略选择的频次效应。问卷调查的目的在于揭示老年人交际策略使用的整体面貌。然后，研究者对4名老年人开展访谈，重点关注交际策略选择与冲突情境的互动。访谈的目的在于揭示老年人交际策略使用的认知理据。最后，研究者对国内影视作品中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冲突语料进行话语分析，重点关注交际策略选择与人际关系管理的互动。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交际策略与人际关系管理的潜在联系。

问卷主要基于刘文清和潘美意(2020)关于老年冲突性话语的研究成果设计而成。研究者设置了5种典型的冲突情境，按其语义表征由轻到重分别为说教式、争辩式、命令式、批评式和警告式。同时，基于毛俊涵(2015)和赖小玉(2016)的过往研究和本研究实际，研究者在每种情境下设计了3种交际策略，分别是冲突性回应、缓和性回应和回避性回应。

以命令式情境为例，问卷题项形式展现如下：

某天，你因为午睡过头了，忘记去幼儿园接孙子。你儿子大声和你说：“都四点半了，你快去幼儿园接XX回家”。在此情景下，你倾向于采用何种话语来应对？

A.你自己不会去接啊？B.人一老就贪睡，我这就去接。C.不说任何话

访谈方式为半结构式，每位受试分开进行，每人持续时间约为20分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研究者以调查问卷为依据，请受试分享在上述5个冲突情境中交际策略选择的理性考量。典型的访谈提问有“假如您是案例中的老年人，您觉得为什么儿子会这么说？”“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回应方式？”“您为什么不选择×的方式进行回应？”“要是选择×的方式，您觉得会有哪些不好的后果？”，等等。

话语分析的语料主要来自国内影视作品片段，涉及3部电视连续剧。之所以采取影视作品语料，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1)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主要采用选择题的形式，而非话语补全测试，在冲突话语的语言表征上不够丰富；2)家庭冲突具有隐私性和即时性特点，现场即席访谈往往难以获取完整的冲突话语语料。

(三)研究对象

受试为浙江地区60名老年人，年龄跨度为60-65岁，其中男性32人，女性28人。

所有老年人均无明显的语言障碍、行动障碍、心理障碍和痴呆等症状。

在征求调查对象意愿后，研究者从中选取了4名受试（两男两女）进行访谈。

四、代际冲突中的交际策略特点分析

在冲突话语中，交际双方出于愤怒会使用冲突性话语来攻击对方的观点，威胁其面子，进而负面影响人际关系(Bousfield2008)。冲突性策略容易引起强烈的主观对立，乃至激化或加剧冲突(王钢2015)。缓和性策略表现为交际一方在面对另一方的批评质疑时采取间接迂回的语言手段进行应对(何自然1995)。回避性策略则指交际一方在冲突中希望逃避或抑制进一步冲突而采取的既不合作，也不维护自身面子的行为(赖小玉2016)。问卷调查获得的老年人交际策略使用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来看，老年人在面对子女的冲突性话语时，其交际策略的优先选项为缓和性策略(55.00%)，其次为回避性策略(32.00%)，较少使用冲突性策略(13.00%)。从各个冲突情境来看，不同交际策略的使用也表现出相似的频次效应，这表明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冲突时的对撞性意识并不是很强烈。结合访谈语料来看，可能原因有二：一方面，随着年岁的增大，老年人的心态渐趋平缓，已没有年轻时那种争强好胜的冲动，在面对家庭冲突时更倾向于采取缓和而非激化冲突的策略，如有老年人提及，“都是自己儿子，他要说就让他说吧”。另一方面，就人生历程而言，老年家长与成年子女的关系已经由抚养转变为赡养，随着老年人生理功能的衰退，其对成年子女会变得更为依赖，在代际冲突中越来越表现出被动性，如有老年人表示，“年纪大了，多听听(儿子)，吵架没意思”。郑辉和陈芳(2019)认为，弱势的未成年子女在代际沟通中为争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会主动去挑战强势父母的权威身份，因而“子女—父母”间代际冲突话语的对撞性会更强烈。本研究有关成年子女与老年家长之间的结果却刚好与之相反，这说明家庭伦理中的代际关系不仅具有象征性，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此外，表1的数据显示，冲突性策略在说教式语义和争辩式语义中的频次都超过了10，但在命令式语义、批评式语义和警告式语义中的频次却只有个位数，这表明老年人的交际策略可能会受到冲突话语语义表征的影响。

为更好地呈现老年人在不同冲突语义下所常采用的交际策略特点，研究者将上表数据用折线图的方式呈现如下，见图1。

如图1所示，伴随子女冲突话语的语义表征由轻到重，冲突性策略和缓和性策略的选择频次虽然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整体而言，前者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后者则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回避性策略的选择频次则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特点，呈现“降—升—降”的发展趋势。

从传统家庭伦理来看，父母亲往往具有权力和地位上的优势，在面对较轻程度的子女冲突时，他们会倾向于采用较为激烈的冲突性话语来建构自己在家庭中的积极个人面子和强势话语权。此时子女的冲突性话语表现出较轻的攻击性和对抗性，而父母亲则会利用传统伦理中的尊老爱幼或孝亲敬老来维护自己的强势地位。在说教式和争辩式等语义表征较轻的情境中，有老年人提及，“我讲话重一点，他（指儿子）就难为情，不好再说了”，这表明老年人虽然会选择冲突性策略，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制造冲突螺旋，而是希望终止冲突。但伴随冲突性话语语义表征的加重，成年子女在人际关系管理上慢慢由和谐转向了冲突，代际间亲情联系的社会伦理纽带作用会变弱。此时，老年人的弱势地位得到凸显，他们需要采用缓和性策略来降低子女对自己素质面子的进一步伤害。在命令式情境中，针对儿子的冲突性话语，有老年人反映，“他应该是担心小孩子在幼儿园闹，我要是凶，他就（对我）更凶了”。回避性策略的波动性则可能和其不典型性相关。因为在冲突话语中，回避性策略既可以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示弱或退让，也可以是虚假的，为表达强烈反对或强迫对方让步的一种策略（Bolander2013）。因而，回避性策略兼具有冲突性策略和缓和性策略的语用功能。结合访谈数据来看，老年人使用沉默或“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人老了就这样”等话语表征的目的在于取得冲突方谅解，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赖小玉(2011)认为，交际者并不纯粹是为制造冲突而使用冲突性话语，而是为实现交际意图而进行语言选择的结果，具有语言顺应性的特点。本研究的发现呼应了这一观点，表明老年人交际策略的选择是与冲突情境的语义特征是相顺应的。同时，访谈结果也表明，老年人交际策略选择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冲突性策略、缓和性策略和回避性策略实际上是老年人应对家庭人际冲突时的3种调节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抑制冲突的进一步恶化。下文将对交际策略与人际关系管理取向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

五、代际冲突中交际策略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本部分基于上一小节的量化分析和访谈分析结果，结合当前影视剧中的典型冲突个案开展话语分析，以求更好地揭示老年人交际策略选择与人际关系管理取向的互动机制问题。

(一)冲突性策略与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如下是一则老年人运用冲突性策略的典型个案。

（1）刘美丽：妈，您这是找茬吧？我这一天到晚的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我连个双休日都没有。我哪有功夫天天在这打扫屋子啊？

刘秀凤：你瞧你自己这个德性，挺大个女孩子。你说你邋邋遢遏的，你说你还想不想嫁人哪？妈得养你一辈子啊？

刘美丽：妈，您真够逗得！我用您养啊？我就算是嫁不出去，也用不着您养吧？再说了，我一成年就开始自己创业，我还帮着你呢！我用你养吗？您就是找事！

刘秀凤：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啊？你就这么跟妈说话呀？你就这么对待妈呀？

《邻居也疯狂》

例(1)中，母亲对女儿房间的脏乱感到不满，女儿则对此进行解释，希望能得到母亲理解。但母亲的怒气没有得到缓解，她进而将干净整洁与女儿的终身大事相关联，因此激怒了女儿。女儿直接采取“关系挑战”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试图挑战母亲所建构出的强势身份，以维护自己已经独立自主的个人面子。母亲则采取“关系强化”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语言表征表现为三个反问句的语力强化和身份指示从隐性的“我”转变为显性的“妈”。在此冲突个案中，母亲在面对女儿的挑战时，采用冲突性策略来维护自己的权威面子，力图操控交际权中的情感联系来达成“关系强化”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二)缓和性策略与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如下是一则老年人使用缓和性策略的典型个案。

（2）马卫华：妈，您听我说，不是印在盒子上有铅字就肯定是对的。我跟您说现在什么都能印成铅字！您怎么什么都信哪？

马卫华妈妈：你怎么什么都怀疑呀？

马卫华：什么叫我什么都怀疑？本来就值得怀疑！爸，您可不能随便喝。

马卫华父亲：你可别说你妈了。她是为我好，你还别说挺管用。

《亲爱的他们》

例(2)中，儿子怀疑母亲买的药并不能治好父亲的病，与母亲产生了冲突。儿子使用陈述、强调和反问等话语表征形式，在增加批评指责语用力度的同时，也伤害了母亲作为长辈的个人面子。父亲虽对儿子的不礼貌行为不认可，但又没有充分理由来进行驳斥。为了维护母亲的积极面子，父亲使用了迂回的语言手段来缓和母子间的进一步冲突。在语言使用上，父亲一方面对儿子进行劝告，另一方面又对母亲的行为进行辩护。在此冲突话语中，父亲采用缓和性策略来唤起母子间的情感联系，避免冲突恶化，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关系维持”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三)回避性策略与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如下是一则老年人使用回避性策略的典型个案。

（3）米青：你知道我多着急吗？您怎么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米青妈：我不这么说，你能回来吗？就知道忙你的工作，也不回家。

米青：那您也太过分了。

米青妈：行了，不会再有下次了。快吃饭吧，一会儿有事跟你谈。

《老米家的婚事》

例(3)中，母亲为了让女儿回家相亲，骗女儿说自己出了车祸。女儿对此表示愤怒，通过两个反问句和负面性评价词汇（如“过分”）表达自己的不满。母亲则不愿直接承认自己有错，在她看来，自己耍点小手段让女儿回来相亲是合情合理的。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她采取了回避性策略，具体表现为做出言不由衷的承诺和转移话题，使女儿没有理由继续生气。在此冲突个案中，母亲为了维护自己的积极个人面子，通过回避性策略的运用，剥夺了女儿在社交平等权中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关系维持”的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四)交际策略与人际关系管理取向的整体分析

从上述三个案例的话语分析来看，老年人在面对与成年子女的冲突话语时，虽然使用的交际策略存在差异，但其人际关系管理取向却表现出一致性，朝向“关系维持”或“关系加强”的方向发展。这与定量分析和访谈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即老年人在冲突话语中的对撞性不足，其交际策略使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加剧冲突，而是为了维护人际和谐。Dragogevicetal.(2015)认为，交际者会带有一种受过去交往经历影响的倾向，把自己对交际特点的评价和自己是否要维护积极人际关系的意愿带入交际。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来看，老年人在家庭冲突中的交际策略选择与人际关系管理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价值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社会的亲子关系是典型的代际交换模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吴谅谅、孙艳平2003)。这种代际关系更强调亲情、人伦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和谐共处，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万事兴”等习语正是对此理想生活的描述。在此背景下，老年人作为一家之长，常处于道德伦理至高点，更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稳定，而不是去激化冲突。此外，中国家庭的人际互动模式十分注重成员间的沟通交流。新时期很多的家庭冲突都是因子女忙于工作而忽视年长父母的精神需求和情感需求导致的(王跃生2008)。在此情况下，即便发生了家庭冲突，但在冲突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老年人也不愿意采取过于极端的方式导致双方交际的中断。这在本研究中就体现为他们会动态地选择不同交际策略来管理家庭成员间的人际关系，通过彼此顺应的方式来消弭冲突。

六、结语

本研究主要基于人际关系管理理论，通过定量和质性相结合的阐释性方法，讨论了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冲突时有关交际策略选择和人际关系管理的互动问题。研究发现主要有两点：1)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冲突时所采取的交际策略主要有冲突性策略、缓和性策略和回避性策略三种，其中以缓和性策略和回避性策略的应用最为广泛。交际策略的应用会受到冲突情境的语义表征影响，伴随冲突语义由轻到重的递进，冲突性策略表现出下降趋势，缓和性策略表现出上升趋势，回避性策略则表现出波动性。2)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冲突时的交际策略选择与他们的人际关系管理表现出相关性。老年人通过选择不同的交际策略来实现“关系维持”和“关系增强”两种人际关系管理取向。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从中国文化语境下老年人的特殊性角度去重新审视冲突话语研究中有关交际策略使用的普遍性结论。定量结果表明，老年人在面对代际冲突时策略选择所表现的冲突性并不是很强烈。质性分析则表明，老年人虽然也会使用冲突性策略，但根本目的在于制止冲突，维护人际间的和谐关系。整合上述两个发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老年人在面临代际冲突时的策略使用虽然表现出差异性，但整体的人际关系管理却是朝向和谐的方向发展。从实践上来说，本研究对于家庭中的“中—老”代际沟通也具有启发意识，有利于和谐家庭语言生活的建设。对于子女来说，要对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交际特点有正确认识，通过换位思考来使双方的交际理性得以充分表达和外显，从而达成理性协商和和谐交往的目的，共同建设家庭中“尊老敬老”的代际人际关系。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量化研究的样本数过少，限于文章篇幅也没有区分性别和教育背景等社会因素，导致未能进一步揭示交际策略使用的个性化差异。同时，质性分析中的语料并非来自现场即席话语，而是来自艺术加工后的影视作品，导致语料的真实性不足。未来可以在优化上述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家庭冲突话语开展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

蔡晨，浙江树人大学基础学院副教授，博士。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①混合方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对于教育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质疑，强调从整体化的角度运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展研究(Creswell&Creswell2017)。

文章来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10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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