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又是一场候鸟般的迁徙，几多欢喜继而几多离愁。linda、李总褪去专业和职业带来的面具，展现出真正的翠花和二狗子。回到家乡，难以避免地生出些许感慨，于是开年后会看到诸多的调研文章和笔记，反映光鲜的经济数据下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光怪陆离也好，欣欣向荣也罢，这都是我们的中国，只是需要警惕莫要把我们的感情替代理性，莫要把我们所见到的局部当做中国的整体。基于感性、局部得到的结论很有可能产生不必要的争吵与撕裂。反对故弄玄虚，不要无病呻吟，反对道德泛化，有事说事，没事刷微信。故旧文重发。

《归湘散记（二）：兼论乡村观察的思维方式与具体问题》

罗志恒

春节期间及之后的几天，微信上沸沸扬扬地转载了王光磊博士一篇返乡见闻，于是陆陆续续地有各地的乡村记录和感悟出现，也有各种批判悉数登场，或感情真挚娓娓道来，或激愤不已口诛笔伐，理性深刻或激烈绝对，观点交锋。无论怎样，就这个问题掀起一场讨论让我还是有些意外，也有一些欣喜，觉得我也该写点什么。趁着我现在的记忆还是清晰的，索性记录下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恐过几日这些想法便已消逝、了无踪迹。我只读了四五篇相关文章，没有穷尽所能查找到的，一是小罗罗我手头又压着好几个报告要写，腾不出太多时间，二是看多了反而让自己行文时受到影响，恰到好处即可。从我看到的文章以及讨论看，再联系平时大众的思维习惯，我渐渐地感到我们的思维中存在一些问题，也在此厘清并谈谈三农问题的一点想法。

一、乡村观察时的思维方式

诸多文章或者影视作品有的描绘乡村的温情与质朴，颂扬互帮互助，有的则大加贬斥细数乡村存在的种种陋习和弊病，揭开温情的面纱。对于此，我个人建议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放弃先入为主的价值评判，尝试用一种理解和分析的视角去看待它，事物的存在有其发展逻辑与依据。存在有其逻辑，但却未必合理，因为不合理的事物消亡也存在一个过程，有可能处于正在消亡的过程中。事物是多面的，不必以对一面的观察而否定其他面。无论是对过往的怀念或者批判，也许背后所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双方争论的点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而已。乡村这个社会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它的多面性。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所在的环境并不一致，这会影响到每个人对于信息和见闻的选择性筛选，进而影响到每个人的态度，但静下来细想，把各自的观察和背后的理由谈出来，恰好正是对乡村的完整、立体、全面的描述，所谓的争论只是对不同面的表达而已。

其二，人类除了有感情之外，还应当有理性，不必刻意让情感宣泄泛滥，甚至泛化到对于问题的分析。个人认为情感的宣泄有助于寻找内心的平衡，是解决内在矛盾的一种有效办法，但那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方法，只有真正从理性的角度理解了才能获得相对的释然，反思自己是否过于绝对和片面，即使存在着无奈和不甘的情感，理解之后才能预见到事物较大概率的发展方向。

其三，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是“非黑即白”的思维习惯，人们很难接受甚至想象不到还有“灰色”的存在，因为把事物简单化更符合人的本能。这种思维下，要么盲目自信地否定别人，要么妄自菲薄地否定自我，无益于开展讨论。既有好的，又有不好的一面，应该去正视这种常态。

其四，我们现在还有种倾向是容易把道德泛化，用道德排斥或者否定不符合其框架下的言行，以道德评价代替客观分析。似乎占领了道德高地，就可以居高临下俯视众生。个人认为，讨论问题时不要随便上升至道德，道德层面的东西主观性太强，主观的东西只是各自的认识，很难分清对错。一谈起道德，往往并无实质所指，且缺乏严格定义，特别容易产生分歧，甚至出现争论半天实际上双方不在讨论同一件事。与讲道德相比，讨论问题更要讲逻辑，要熟悉具体的事物。

其五，诸多问题没有绝对性，而只是一种倾向性或者较大概率的可能性。错误的精确不如正确的估计，许多事情的发生与演变也受极偶然因素的影响，不必太过绝对地判断对与错。人有喜怒哀乐，有人爱憎分明、有人控制情绪的能力很高，有人掩饰或者表演，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表现是不同的。人也是矛盾的结合体，总是在寻找平衡，诸如外在之事

与内在所感的平衡、内在各种冲突的平衡、虚拟世界与实际生活的平衡。但绝对的平衡难以存在，总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性。

其六，乡村的问题存在历史性、阶段性、地域性。我们看到的乡村现状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是延续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并历经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城镇化阶段的结果。乡村社会是古老的，是自然与社会相互结合的产物与存在，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它的变迁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在一国一地可能出现多种阶段并存的状态。我们总会由特殊到一般地提炼并总结某种普遍的规律，但事实上有些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乡村。乡村社会地区间的异质性特征突出，地域性的背后是千差万别的现象以及多种多样的原因。

其七，由于地域差异的存在，总量分析下需要做更多的结构分析。要知道，中国的农村地域广泛，发展阶段不一，文化不一，不能以偏概全，这是我容易犯的错，想必也是很多人也容易在此犯错，觉得自己所在的地区就代表了中国农村，觉得自己的理解就是真理，而别人的不对。从分析的角度看，我越发觉得总量判断之外一定要从结构进行分析，甚至要分类讨论、分层次论述。这需要真正沉下心做好田野研究，去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各地区的不同特点，了解目前到底处于何种状况，不盲目自信提出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结论。

二、嬗变的乡村：农村现代化与凋敝并存、农民非农化、农业荒化

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是紧密相连的，很难完全将之分离来谈，三者相互影响，差异只在于表现形式而已，人、地、业。这次春节短暂而粗糙的观察，发现乡村依旧在变，概括言之：农业荒凉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则是现代化与凋敝并存。

如今的农村呈现出现代性与凋敝并存的景象，俨然一副怪异的图景，与城市相比显得古老而沉重，但与传统乡村比又多了些现代元素。村庄里的道路至少是主干道已经硬化，逢水为泥泞及遇风而扬尘的局面改变了，挑着担子的行人更加从容而非一路寻找不那么松垮的地面，外界的车辆更是直接可以出入村落，便利了村民的生活，与之相随的则是货郎担这个传统物资买卖的方式也消逝了。村庄里装了太阳能路灯，不至于灯火通明，但原野不再漆黑而是深邃的深蓝，这也延长了村民活动的时间，不再日落而息。幢幢小别墅林立，若能称之为别墅的话，个别建筑从内到外显得精致，上个世纪传统的土砖房在时间和风雨的摧残下而逐渐倒下。农业生产设施也纷纷地从纯手工到部分地使用机械或者动力，在原来的脚踏式打谷机基础上安装了汽油机或者柴油动力机。由于这里以山地丘陵为主，大规模的插秧播种撒药技术无法使用，彻底的农业变革仍很缓慢，农业经营制度也仍是家庭经营而大非农场形式。伴随劳动力的外流，受限于直接经营的人口数减少，农业生产能力和规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大批农地抛荒或被侵占永久性破坏。现代工业品越来越多地传入乡村并引起生产生活的变化，在高度发达的交通、通讯技术下城乡联系越发密切。

除此外，却是另一番气象，村落显得缺乏生气，可见的是稀稀散散的老人妇女与儿童，认识的好些老人辞世，新出生的小孩与我互不相识，以前的青壮年成为中老年也与我几乎缺乏了解，要找到的所谓老乡观念，只能搬出父辈间的名字。田间地头很少见到农人的影子，即便是在去年的农忙时节农人也是稀少。诸多别墅大门紧闭，房子建成的背后是大量的负债，而为了偿债又不得不外出务工，除去部分住房起到了改善住房条件的作用外，部分房屋并无真正必要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体现为社会意义，诸如面子、经济条件的证明，表明这个家庭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若是家有年轻小伙子，那说媒也是相对顺畅的。客观来看，建房子这件事背后反映的是资本与人力资源的反向流动，资本回村、人力进城，但随着不动产的建设，资本的流动性下降、可用于教育和生产性的资本减少甚至为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而破坏了土地，农民依旧过着紧张的生活，未能享受到乡村别墅带来的住房环境。这引发出农民工进城与融入城市的问题，使资本与人力不分离，但现在迟迟无法解决，源于社会保障及住房建设等的社会成本太高以及农民的个人习惯与观念，诸如落叶归根等。政府不能干预农民的资产配置而不允许其回乡建房，能做的只能是引导以及承担部分城市化成本。

村中大事诸如丧葬嫁娶、清明祭祖、春节、选举、乔迁、考学、生娃、祝大寿等情况是村庄中人员最齐整的时候。但在村人群明显减少，以至于要办这些大事不得不由原来的生产小队扩大到几个生产小队共同承办，这既促进了在村人群的团结，但也因此引发了宗族意识的抬头。现在的宗族意识与以往大不一样，排外性和迷信程度降低，更多的是按部就班地沿袭祖辈的风俗，也为自己寻找某个组织以皈依，这种皈依更多地掺杂了利益的考虑，源于市场经济激发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人的死亡、肉体的消亡是中国人极为重视的，死者为大，在乡村中国尤甚，人死之后变鬼神灵魂或者其他都是未知、神秘的。无论生前有再大的过错或者不受待见，人一死，有些恩怨就开始变淡了，之前有过矛盾的家庭此时也可能握手言和，棺木出殡路过仇敌门口也会发个香烟，而平时的仇敌也会礼节性地点个草把送死者一程。再说春节，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回家，回家的年轻人们的走动更多的是代替父辈维护传统的血缘关系，他们走动前父辈都会交代些礼数以及人情（红包）的轻重，匆匆忙忙中只是在一顿顿吃饭完成任务，真正的交流实际上很少，短暂的几天又返回广州、深圳、东莞、柳州等主要务工之地。八九十年代那种路上行人纷纷全家出动走亲戚的景象如今不再，可以预见的是，

伴随大家族细胞的裂变，家庭逐步独立化和细小化，“五服”的观念将越发淡化，一旦家族的长者逝去，维系家族的纽带和桥梁断裂，如珍珠串散落一般，除丧葬外纯粹基于血缘的往来将会越来越弱，更多的来往将是基于小家庭、经济关系、兴趣等维度。

清明，这种返乡一是出于对祖辈的敬重，表达哀思，尤其新近丧考妣或者祖辈；二是功利期许，尤其是对于在外已经取得成就的人，心中生出祖宗保佑的无限敬意，又或者不如意者祈求对未来的庇佑。

从上可以看出，

当前乡村是现代与凋敝并存，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社会的变化速度在加快，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在村人口的逐步减少，乡村陌生社会的来临并非遥远的事情。传统乡村社会是封闭的，但现在的乡村开放程度在增加，即陌生但开放的乡村社会正在形成或出现。

至于农民，传统的大家族逐步分散化，独立的小家庭越来越多，对于大家族的开支渐渐成了负担，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市场意识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消解并简化了传统的礼节风俗。村民之间走动的场合与时机越来越少，

距离和时间也成了相互交流的新的阻碍，实质上则是维护亲情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在不断提高，这驱使农民重塑新的人际关系网，根据远近亲疏的考量重新划分核心圈、次核心圈、边源圈和可放弃圈。新一代之间互不相识，只是从父辈祖辈们口中得知的模糊的血缘关系。而随着枢纽人物的离世，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可能也要随之分裂。

农民作为职业的身份伴随进城正在逐步褪去，对于农民身份的认同感也在逐步弱化，尤其是对于新一代农民工可能从未从事过农业就外出打工，他们成为生长在农村的外出打工者和纯粹出卖体力劳动的工人，职业和身份逐步非农化，但身上却打下农村和农民家庭出身厚重的影子，这是属于这一特定群体的内心矛盾，也可能引发其内在的社会心理不平衡。至于在村的农民，大多是无一技之长而外出打工又体力不足，属在家里照看小孩的妇女老人、身体偏弱的青壮年和不想劳动吃苦的懒惰者。这部分在村的群体心理上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农民也有农民的“机智”，野蛮的手段行不通，则采取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被广泛地使用与国家、政府博弈，试图消极瓦解对抗国家政策，政策的推行也部分地偏离了目标。

一是随着养老、低保、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部分农民不劳动以及等靠要的想法萌生。养老补贴（

月的中央财政补贴）、种粮综合补贴以及低保推行后，部分人群宁愿抛荒也不进行生产，能种单季稻的不种双季稻，能少种的不多种。对于低保等指标的争夺又构成了村庄政治角逐的部分内容。

二是粮食补贴标准慢慢地由普惠到重点施策，从带有普遍性质的全面补贴集中向种粮大户针对性补贴，这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金形成合力发挥充分激励种地农民保证粮食产量，但却造成了新的问题，即种粮大户的识别问题，对种粮大户的认定越到基层越发成为微弱权力的寻租场。

三是粮食价格偏低以及农民直接所获得的粮食价格收入偏少，造成对农民的激励不足，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以及惜售粮食的现象出现，不愿意向市场投放粮食和猪肉等，让人看到统购统销时代农民惜售粮食。即使投放市场，则将产量分成两部分，自己家庭吃的单独种植，进入市场的则另一种策略，诸如自家吃的猪肉喂食草料、大米、谷糠，进入市场的猪肉则喂食饲料及其他催肥、增加瘦肉的原料；自家吃的蔬菜不喷洒农药而施以绿肥，进入市场的则更多地施以化肥及注意防虫；投放市场的粉条添加明矾以求好的色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四是国家鼓励承包荒山并进行开发，但据观察在基层更多地是赚钱眼前的补贴，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与眼界而不敢冒风险，赚完补贴走人。举一例可知，某村有

200

亩山林可承包给私人种植药材等经济开发，时间长度为

年，政府按照每年

500

亩连续补助五年，相当于分年总共补助

500

*200

=50

万，承包人需要向山林使用权人支付

年的成本，相当于分年共计成本

16.8

万元，在此过程中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督与验收程序，承包人只需拿到承包项目即可净赚

33.2

万元。而对于此项目，能够拿出部分资金支付成本的农民趋之若鹜，并带着只拿钱不开发的思路。

五是在耕地占用使用上，“不占白不占、先占先得，他建我能建，大家一起建，政府拆不了，共产党打天下，有福一起享”的思路和心态甚嚣尘上，极大地破坏了农田耕地，由于缺乏规划，建好的房子周围又要继续向外扩张作为生活用地，圈地运动如火如荼。

六是解决争端的方式中仍大量地采用暴力，语言和肢体暴力，“我一锄头挖死你”“我死给你看，我们一起坐牢”，解决争端拼的是谁更是“社会意义上的弱者”与“体力上的强者”，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

从我观察的村庄看，

乡村日益成为穷人、懒人、弱者的集中地，在国家政策与农民互动过程中，出现了农民利用信息不对称，把准国家重视三农的脉搏，运用不劳动、减少市场投入、破坏耕地等方式赢取当前个人利益，在基层乡村政治的角逐中削减并瓦解政策效力，异化政策意图。在此过程中，经济贫困与精神（观念）贫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期待两个同时解决是很困难的，只能逐步加速城镇化、更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以增量和时间消解总量贫困，调整政策发挥作用方式，强化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督查责任。

至于农业，就我在湘中的局部观察而言，一方面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荒凉化，另一方面是现代大农业大农场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并未出现。在农业无法提供更好的生活以及面临众多职业选择的情况下，农民对农业、土地的情感依赖和经济依赖降至历史最低点。农民越发不认为农业能给自己带来生活的改善，而纷纷抛荒耕地，以前出现的寸土必争现象以及对土地是生活最后保障的情感逐渐被劳动力价格上升带来的打工收入增长取代。至于我，只知祖上遗留有宅基地，而田亩多少、山林多少、各在何处更不知晓，也不关注，我对乡村的情感只源于这是我的成长之地而非经济相关。我国粮食自给率不足

90%

，需对外进口约

14%

，这是在国内连年丰收的情况下的现状。如果单产遭遇瓶颈、耕地继续减少、人口结构不改善、大农业大农场生产方式和补贴激励政策不调整，连续十几年的夏秋丰收恐要终结，粮食的对外依存度也将迅速提高。

三、如何看待农村的变化？

农村总在变化，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种变化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或快或慢，传统社会也在变化，只是那种变化极为缓慢以至于让人感觉不到变化的存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形式从未改变，生产工具在进入铁器时代后也未能发生大的改变，私有制的农耕文化与重农抑商是主流，一代又一代的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总是朝代更替的导火索。

1949

年来，中国农村历经优先发展重工业以保障城市资本积累需要的压抑阶段、三线建设的发展机会、知青上山下乡的乡村教育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活力阶段、乡镇企业的兴起与衰落阶段及城镇化加速发展带动乡村变革的阶段。农村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生产生活的变化以及对村庄自然、社会产生的影响，单纯的农村内部变革过程是缓慢的，外力的推动才是催化剂或者主导力量。农村的变化一般是被动的，是被政府政策或者城市发展带动着的，进入近现代尤其是当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及其城市文明的迅速发展，农村才发生快速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变化发生在农村内部，与城市的变化并无太大关联，由于经营制度的变革激发了乡村活力，但仍是由政策层面主导。其后农村的变革中经济因素驱动起了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带动下的人口流动，背后的力量则是人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在经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短期的爆发式活力涌动后，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开始，农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继而城市迅速发展，地域、行业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显现，传统农业收益率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的收益率大为下降，通过职业和身份的改变开启了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农民纷纷离开农业与农村，由此开始城乡之间要素与产品的大交换，城市的工业品和新的生活生产方式进入农村。目前的新型城镇化则是这一阶段的延续。

农村在不断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会提高、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会逐步消逝、农村现代化的观念和设施将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美好环境和部分良俗也在消失之中，经济利益过多地占领生存环境。因而，

我们要关心的是这种变化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农村变成怎样的状况才是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才既保留了我们所怀念的本真，又顺应了发展趋势。我们还需要关心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这种变化是否值得，是否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得了较大的收益。既然与过去相比必然会有差异与变化，它总在变化，那就承认它的变，并保留好的方面并使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避免不好的方面并逐步改进。

于是，我们看到，城乡生活差距拉大、撤并乡村小学后的教育仍然发展滞后、自然环境的大量破坏等明显属于我们不期望的变化，而我们期待和怀念的未曾破坏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熟人社会的知根知底所带来的较低的交易成本、家庭作为最小生产单位带来的较低的监督成本却渐渐远去。

四、从农村出去的人对乡村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情感？

从我所看到的文章中，从农村出去的人要么有一种浓浓的乡愁，怀念种种美好，要么有一种极度的敌视，对那里的陋习充满了厌恶，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我更倾向于逐步让自己平和，更愿意用复杂、矛盾这样的词汇来表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在想起来时既有几分怜爱又有几分痴怨的情感，那差不多是怀念、决绝、感恩与恨意的结合体，而究竟以何种为主，则取决于他当年的经历和日后的成就以及两者的关联。王光磊博士的感情是怀念为主，而李铁锤的感情则以恨意中夹着怨念为主，这自然与二者在乡村的经历及后来的人生经历有关。

有故乡，并且故乡在乡村的人大多有一种在外人看来无法理解的狭隘、地域色彩，比如说起湖南我会眉飞色舞，会透露出一种骨子里的自豪和骄傲，比如说起我待过十年的乡村也会说起那里的好而不会向外人展现那里的丝毫不好，我可以怎样地说它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但却要在别人面前竭力维护它的光辉形象，容不下别人说它的半点不好。有故乡的人大抵是游子或者有过一番舟车劳顿的返乡经历，在外久了，对故乡的印象会慢慢生疏，但在提到那个省市县乡村时仍不自觉地加上“我们”二字，比如“我们县”，要上了年纪的恐还要说句“我们生产队”，是那片水土成就了他，也让他带着一种乡村的烙印，有的人避谈故乡，以不生在富贵之家而耿耿于怀，铁锤“从农村出去的人对那里已经不怀有多少感情”也许可见一二。

这时总会冒出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你既然这么怀念、这么想念，那你回去啊？你去建设你的家乡啊？你还不是不会回去？那就不用说什么你爱你的家乡了。”我想表达的是，故乡不是你想回去就能回去的，对于故乡的爱也不是必须生活在那里并回去事必躬亲地参与建设。之所以说回不去，不是指物理空间意义上回不去，而是指精神层面上的回不去，一旦出来了，到了更加宽广的世界，精神层面的追求和满足感可能是故乡所满足不了的，不一致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将会与那个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出于对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对小家庭的责任考虑，也是难以回去的。

其二，从家族的角度而言，大家族是有期待的，是期待知识分子们为他们谋取福利和便利的，也是不容许出去的知识分子回去的，与其破坏那些乡村的美好传说和他们彩虹似的梦幻，还不如保持一种似真似幻的模糊和神秘。之所以说对故乡的爱并非必须生活在那里，是因为我们生活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本应是多元和开放的，你在远方关注它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让身边的人让自己感到快乐也许是更好的方式。

在《归湘散记（一）》推出后，有读者也是我的高中同学提出

“生活在记忆中的我们和生活在真实里的乡亲们自然对同一片故土的期待需求截然不同，我们只想要她保持原样供回忆供抚慰大都市带来的冷漠，而他们需要现代化的钢筋混泥土来给生活带来便利，这无可厚非，因为真切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才是主人，这一切也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其实我也是众多抛弃她的人之一，因而我们都没有权利要求她为了我们的私欲和贪婪而怎样，哪怕只是回忆。说不上好或者不好，现在的家乡正在成为生活在那的下一代人未来拼了命去回想去靠近的故乡，就像如今的我们。”我原文地摘抄了这段评论，这段评论是很犀利也很到位的，我工作之余想了很久，无法反驳，部分地赞同她的观点，乡村不是某个人的乡村，也不是某个外部群体的乡村，乡村属于生活于其上的村民自己，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生活环境的样子，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样是最合适的，这既是权利意识的体现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出发点。

但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弱者的武器，提到的农民出于个人利益而在对于土地的依赖将至历史最低点时破坏耕地，如果完全地取决于农民的行为和想法，不仅其内部将发生冲突，而且也将造成整个集体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承认农民可以有自发的行为，有其自由和权利，他可以在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决定是否种地、种什么地、种植怎样的作物，他有迁徙的自由，他有死后享受葬于山林的权利，他有享受每个人尊重而不受生命侵害的权利，这都是在既定法律与乡俗框架下的行为，但权利是有边界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也即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的权利与自由以他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受影响为边界，因而他绝没有破坏耕地、毁坏林地、贿赂寻租、以暴制暴的权利和自由。环境以及公序良俗是社会的共同利益以及规则，乡村的自然与社会演变我们需要尊重，但这种演变应该是大致地尊重自然、社会规律，同时又改进提高生活的方式。

离开就怀念那里的美好，怀念美好的生态环境、童年乐事、邻里和睦；回去又感到失落，凋敝、荒凉、自私、落后，爱恨交织的复杂以及最终的释然也许是多数人的情感归宿。我常提到，

与学识和物质相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态、心智和人格，我们已经从古老的缓慢社会进入到这个快速而迅疾的世界，无论环境怎样变化，心态上要平和从容，保持不卑不亢；心智则要成熟，而不是自私、幼稚与情绪化；人格则要健全，而不是极端与偏执。对于故乡的问题，我也同样坚持此观点，而不必过于站在自己的立场出发，可以考虑更多地运用同情心和同理心，不让自身的情绪泛滥而影响到客观地看待，求得最终的理解与释然。

五、对于淳朴的认知：农民真的淳朴吗？

我们时常怀念乡风淳朴、民风纯真，并声色俱厉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因而有必要分析到底何为淳朴，是否真的有一种淳朴的社会，淳朴到底是种理性选择还是天然情感。先说淳朴，淳朴指的是淳厚不轻浮、朴素不浮夸，属于性本善理论下的人的本真，更具体则是不计较得失帮助他人、诚实、朴素而不加其他修饰和掩饰。我的内心更希望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情感特质，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何乡村中发生越来越多并不淳朴的事情。

传统乡土社会是封闭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信息是相对对称和完全的，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类似无限次重复博弈，在单次博弈下才会出现的破坏规则的行为在此环境下极易导致“不好的名声”而遭受道德的谴责，在此之后还将遭受再次博弈时的不信任，而封闭的社会中当事人无法进行迁徙避开污点信息在身上发生作用，因而当事人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极大的，在高昂的成本下这种环境中必须表现为“善良”、“不欺骗”的天性。

至于互帮互助，源于这个封闭社会中资源的稀缺和有限，必须靠集体的协作和资源的互换才能更好地生存。至于朴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以及勤恳的劳作中不需要太多的修饰，过多的修饰和小聪明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至于热情好客，因为这个生活环境是简单的，信息闭塞环境下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于是出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场景。我们现在面对乡村内部的各种催问婚事工作和其他询问，根据亲疏远近，可以分为真正的关心与礼节性、打探消息性质两类，越是亲近，越是涉及到自身的利益，而更接近于关心；越是疏远，而越是接近出于好奇的打探。

至于善良，他信奉的是“我这辈子做好事，对我的儿子孙辈对我会好，下辈子能有着更好的命数。”这是一种精神的道德约束，以善良的行为实现自我的心理解脱。至于与淳朴对应的斤斤计较与精打细算，计算生产、消费的净收入还是净支出，那是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优化配置行为的具体表现。

上述分析可知，

诸多我们认为是情感化的行为背后有着理性原因。那些美好的品质在分析中虽是理性行为，但人的习惯和思维模式一旦养成，久而久之也便成了特质，成了人的一种品质。比如善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是一种求得心理解脱以及追求虚无缥缈命数的自利行为，但无论当事人是怎样想的，他表现出善意和善行，这就是好的，事事皆有善意和善行，这就是好的。但在封闭的熟人社会逐步瓦解并走向开放且陌生的现代社会过程中，传统的约束力下降，居民可以自由迁徙，突破规则的成本很小，慢慢地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破坏性不良事件。我所要做的就是既充分认识到有哪些表现于外的行为，也要认识到蕴藏于内的心理，如此，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农民。

六、真的有近乡情怯？

近乡情怯的感情似乎更容易发生在极渴望回到故乡，而客观条件却决定极难回到故乡的环境下。只有极其渴望，才会产生激烈的情；只有难以实现，而越在快要实现时自然会有激动，怕自己会有所失落，才会产生所谓的怯。

我相信《从前，慢》中所描绘的那种日子中的宁静感受，也相信“家书抵万金”的欣喜，也颇觉“云中谁寄锦书来”中期盼的相思之苦。年少的我在大学时代也会有一种近乡情怯，似有万千要向我的故乡描述一番外面的世界与她是如何地不同，即使如此而我依旧如此地爱她，深感青春文艺范儿十足，渐渐地情感中装下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对于事物的理解也经历了种种激烈的内心世界斗争，激烈过后更多的是释然和平静。

现在，社会节奏加快，城市里和工作中需要考虑的东西充斥脑子，短暂的几天时间是难以迅速从一种状态调整到另一种状态的。

而网络时代的信息技术发达和交通通讯发达，曾经的难得变成了如今的容易，技术的进步缓解了人们的那种忧虑和不确定性，但也在消灭由难得而带来的兴奋和刺激。

交通工具的发达，从北京至于长沙高铁最快五个半小时，至衡阳最快不过七个半小时，唾手可得的回家也消灭了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在生活与工作中人们的流动频率加大，自然习惯了各种旅途；时间缩短使得“怯”的感情还来不及酝酿；越发的忙碌以及工作的压力使得人很难平静地去从情感上去感悟感受一件事。一切都是匆匆，便成了一个一个的任务，回家也像完成作业一样了。既然是完成作业而不是自己主动的做感兴趣的事情，引发的成就感也就自然差些。看到的家乡依然那样，甚至还不如昨日，亦未能给自己带来太多的欣喜与激动。

七、知识带来的到底是什么？

王光磊博士提到了知识的无力感，而其后有诸多文章探讨并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当说出如此话语，认为知识可以改变乡村的面貌。我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知识能改变很多东西，改变你的生活状况，明显的是经济条件，但是在北上广等要面临买房压力又是另一回事，但这仍无法改变知识确是明显地改变了自身的物质条件。

其二，

知识改变的是家风，从个人而言，“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一种气质，但从家庭而言从此进入读书传家的时代，你的孩子开始有了书香气息，

但终究是个人层面。

其三，往大点说，知识可以为领导层提供决策的依据，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知识可以为乡村乃至全社会提供新的技术、思想乃至文明的进步。但是，对于乡村，尤其是在政府信息不对称的乡村，资源分配仍取决于行政权力的情况下，偏远地区或者获取资源能力有限的地区是很难抢到更大资源的，除非真正地落实倾斜，而即使有倾斜，更细化点，政策总要落实到最基层的地方和个人，这中间仍存在资源分配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客观存在的，要改进的是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偏远地区或者资源匮乏地区，市场主体是很难进入的，社会资本也是逐利的，唯有政府介入并使用财政金融手段，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实际起的作用较小。

知识分子的无力感是相对而言的，这种无力感与知识带来的荣耀是并存的。

其一，与农民及其他社会底层相比有文化，终归在社会地位上能获得不错的声誉，但与商人及官员比获得的低收入与低地位，

无力感恐怕源于这种落差，是传统价值体系下“黄金屋、颜如玉”未能得到的失落。

其二，“衣锦还乡”及“为帝王师”是传统文化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期许，衣锦还乡受到的尊敬也将使个人得到满足。光磊博士提到自己回乡未能受到的待遇，实际上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另一特点，享受尊敬和高看是一种收入，而这并非免费的，是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的，也即地方是有期待的：能为地方起到直接作用的帮助，无论是争取财政资金扶持，还是争取银行贷款资助抑或免费派送福利，总之要与利益最好是个人利益尤其是实际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典型的思维则是“搞不到钱，解决不了纠纷，又从你那里沾不到光，那你读书有何用？”我的幸运在于我并未遇到此种尴尬，因为我坚持：无论环境怎样变化，我只做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做我这个人。如若以后也许会遇到种种事件，我还坚持一条，那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能力是否配得上自己想要做的事。

知识可以改变许多，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可能要打个问号，必须梳理下知识与命运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的逻辑变量或者链条，否则单纯地认为知识改变命运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从前之谓“知识改变命运”指的也许是通过知识掌握技能以提高获得生存的能力，从而与未获得知识的自己比较，也许是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但却不一定命运。

其一，知识改变命运是需要条件与环境的配合，知识改变命运更可能发生于一个知识稀缺的环境，而当时的制度能够确保知识与命运的紧密联系，比如科举取士。而市场经济条件知识仅仅是人力资本培育的部分来源，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本知识及文史哲等内容，灵活的运用以及实际的为人处事也许更为重要。其二，命运是何其广大的一个概念，除去我们知晓的因素，还有诸多我们并不知晓的因素，甚至诸多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知晓的因素。命运二字，以“运”结束，而“运”是神秘不可测。由此，不可轻言知识改变命运，而只能言知识可以改变诸多方面，至于是哪些，则各人有各人的异同。

我终于写完此文，断断续续许久，今天更是集中周日（

日）时间从中午开始，此时已是

日凌晨

分，新知大厦内外一片寂静，当我编辑并发出此文已是4时13分，这是我硕士期间经常的状态，而只有此时夜深人静我的思维才清晰顺畅，不受白天的阻碍。写完文章后的畅快是难以言说的，总算是了却一件大事。因为从正月返回北京我一直着手构思两篇文章，一是以感性的角度去还原我在乡村的观察，二是以相对理性客观的角度去剖析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思维上的事情不理清楚怎么样都会觉得别扭，觉得欠自己东西。文章的很多观点读者并不一定完全认同，我也再次声明，这只是以一个地区的经验为依据做的思考，带有显著的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性，也不排除我的片面性，只是真诚地交流一些想法，并回应王光磊博士那篇文章中探讨的问题。以后仍会就相关问题做些总结和思考，欢迎交流。

作者简介：罗志恒，湖南邵东县人，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博士研究生。某券商宏观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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