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于安徽枞阳。2002年开始业余散文习作，散文和小说多见于《人民文学》《天涯》《北京文学》《散文》等刊，并多次入选《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以及二十余种年度选本。先后获得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老舍散文奖以及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等。著有《打开的疼痛》、《爱着你的苦难》、《无处安放的乡愁》。

江少宾的爱与疼痛

汤传福

当下的散文写作貌似繁花似锦、众声喧哗，但真正能直面时代，直击人心的文字像河床里的金沙一样稀少。一些散文家将自己修炼成语言的炼丹师，穿行在云烟缥缈的虚空之中，读完之后，美则美矣，却毫无所得。另一些散文家倒是脚踩大地之上，激情像拧开的水龙头，喷涌不止，他们能把一粒葡萄酿成一桶葡萄酒，营养价值不会超过白开水。但总有一些散文家相信文字不是凌空蹈虚的炫技，也不是有闻必录的生活流，而是源自灵魂的召唤，是从生命中流淌出来的，关切现实，关乎灵魂，关系生命，而具有恒久的价值。

我所熟悉的散文家江少宾就属于后一种人。

我和少宾都出生于长江边的枞阳，那里是诗人之窟，文章之府，这里走出了桐城派三祖，影响有清文坛三百年。散文的DNA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代代流传。我和少宾都是电视人，一度在同一个办公室共事，那是少宾在文学上爬坡的年份，我见证了他的一些经典散文诞生的全过程，并有幸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我熟悉他笔下的山水、村庄和炊烟，他笔下的父老兄弟都宛如我的熟人，每次读完他的散文，我都不得不惊叹，那些熟悉的场景和人物，为何在他的笔下能生出光彩与锋芒，让你读出爱与疼痛？而在我眼里，不过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也许这就是一个散文家和寻常人的区别，他的眼睛里藏着一把手术刀，而你没有，他能从庸常的生活中挖掘出隐秘的通道，在幽微的世道人心里重新发现秩序。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多年来，少宾在乡村散文的土地上心无旁骛，精耕细作，他的根据地就是他的故乡，一个叫牌楼村的地方。很多人从乡村突围来到城市，当他回望故乡时，分外具有田园诗意，用文字打捞的是一些美好的回忆碎片，仿佛少年时枯坐寒窗执意要离开的是一座桃花源，而不是祖祖辈辈胼手胝足苦难挣扎的乡村，这样的伪乡村散文一度风靡。但少宾不一样，他是一位新闻人，长期从事与底层打成一片的民生新闻，他的文字具有新闻人那种“非虚构”的特质，直面乡村的沦陷与衰亡，在市场化、城镇化的时代大潮中，我们的肉体走得太快，而将灵魂丢在身后，乡土中国正在被连根拔起，无处安放。当村庄随着我们的亲人一起老去死亡，我们这些从乡村里拼杀出来的人其实是一个个流浪汉。所以少宾的文字不是温暖的，而是悲观的，他说“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这种负疚感有着宗教般的救赎色彩。少宾的文字绵密细致，因为对故乡割舍不下的爱，所以他将疼痛一点点撕开给别人看，他的很多散文在我读完之后如同大锤锤击心灵，半天缓不过劲来，而眼中有泪水在涌动，他的文字唤醒了我粗粝的心。

“我把世界摆在你的眼前”，这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流派——英国“布莱顿学派”的口号，他们恪守电影写实主义传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纪录片，而所有的电视新闻其实都可以划入纪录片的范畴。少宾是电视记者出身，我不知道职业素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但阅读他的原生态散文，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他的笔就是摄像机的镜头，他将隐秘的世界以大特写的方式呈现在你的眼前，有着强烈的现场感、原声感，那些被你忽略的音画在他的重新组合之下产生新的意义。“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和众生关怀”，他擅长将芸芸众生的故事融入到散文当中，那些底层人物在他的文字中悲喜、沉沦、消失、死亡，不动声色的叙事当中有焦灼的疼痛感和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不知道少宾在媒体人和散文家两种角色中是如何自由切换的。作为媒体人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框框里跳舞，呈现在屏幕上的是有限的真实，这是一种被镜头切割甚至是刻意光鲜符合宣传需要的“真实”，而镜头之外更广袤的真实才更接近真相，两种世界的距离只有做记者的人能够看到。我曾经采访过一位红军流散人员，九十多岁的老奶奶临别时拉着制片人的手说：“我还能吃诶。”制片人听懂了她的意思，留下一百元作为采访的费用。多年过去了，老奶奶那句寻常话语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无法抹去，它不可能在节目中得到反映，呈现在电视上的只能是苦难辉煌的革命。是的，这样的真实故事很多，但我没有才华将它们写成像样的文字，而这恰恰是少宾的擅长。少宾很多作品来源于新闻素材，正如他自己所说：“记者只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和留音机，再忠实的记录，最终也只能唤醒一部分的记忆。”在新闻不在场的时候，他以底层立场、私人视角抵达真相的核心，完成了在新闻之外的揭示。所以他能在新闻职业之外，完成十几万字的《记者手记》的写作，镜头之外的世界复杂多元，他的底层关怀和批评意识一以贯之，锋利的手术刀经常对准的就是自己。他曾经写过他为采访对象挽回数百元的损失，而那条新闻因为获奖而得到数倍于采访对象所获的奖励，这让他觉得反讽而哭笑不得，如果没有强烈的与底层平等的意识不可能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文字是一个人的心迹和灵迹，阅读优秀的作品，本质上是在鉴赏美好的心灵。我的这篇少宾印象记充满皮相之论和陈词滥调，而写作就是要刺穿皮相，与一切陈词滥调决一死战，我不能，但少宾能。让江少宾写散文去吧，我们读江少宾。

（汤传福，作家、媒体从业者。主要作品有历史随笔集《纸上的火焰》。）

尘埃里的花朵

第一次听说林花病重的消息，我迟迟不愿意相信。她才二十三岁，和我的侄女一起上小学，一起上初中，在合肥上了一家电脑学校之后，便独自外出谋生。电脑学校的门槛其实非常低，许多乡下女孩眼巴巴地跑了来，以为掌握了一门技术，藉此安身立命。到了毕业的时候她们才茫然地发现，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根本不值一提，那封轻飘飘的《就业推荐信》，其实没有任何作用。毕业之后的林花带着那封自欺欺人的《就业推荐信》跑了两个月的人才市场，市场里到处都是机会，但林花却没有胜任的资本。林花一次又一次碰壁，头破血流之后才慢慢地醒悟了过来，所谓的“就业”，不过就是找一只自己能端稳的“泥饭碗”，而不是找一份体面而合适的工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从小村牌楼走出来的花季少女，将自尊一寸一寸地逼进尘埃里。她先后做过保姆、营业员、超市导购、酒店里的前台迎宾，最后才在亲戚的引荐下，进了南京的一家缝纫厂。缝纫厂，顾名思义，可她能做什么呢？在家里，她是最小的女儿，受宠惯了，甚至没有拿过缝衣针。

在小村牌楼，许多少女都和林花一样走了这条路，她们几乎没有栽过一棵秧，就冲出了父辈们留守的小村。在对小村长久地疏离里，许多出走的少女我都没有见过面，劈面碰上的女子都觉着面熟，正待仔细分辨，身后忽然追上来一个胖小子……字正腔圆的孩子欢天喜地，吵着要去看牛，水牯牛，像奥特曼一样长着两根长长的大弯角。我有些好奇，哪里还有水牯牛呢？任劳任怨的水牯牛，已经从田野里消失了。母亲非常茫然，却又不想失信于孩子，她左右为难，见到我这个生人，忽然就有了借口。看见没？水牯牛，都被这个叔叔买走了。她在自己的谎言里笑了，我却笑不出来，更年轻的一代牌楼人，居然连水牯牛都见不到了！

更年轻的一代牌楼人，都已经离开了牌楼，不少人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病中的林花是唯一的例外。去年六月，林花开始急剧消瘦，双腿无缘无故地浮肿，更明显的表现是，小便量持续减少，食欲不振。缝纫厂附近有一家小诊所，但坐诊的医生几乎没有检查，就开了两盒肾炎方面的口服药。既然两盒口服药就可以对付，年轻的林花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她既没有回诊所复查，也没有去正规的医院再看看。那时候的林花已经升到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初级管理岗位，虽然依旧需要“三班倒”，但每个月可以休息四天，每个月还有两百块钱的岗位补贴。林花珍惜这样的机遇，如果能够再升一级，她就是正儿八经的“干部”了，既不再需要“三班倒”，工资也会拿得更高。这是无数打工者梦寐以求的一级，这一级意味着脱胎换骨，这一级意味着从蓝领到白领。拼命表现、努力工作、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的林花哪里会想到，就在自己的青春终于有了一线亮色的时候，命运竟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拖到去年年底，林花终于撑不下去了，到南京一检查，哪是什么肾炎啊，是尿毒症！

尿毒症，林花其实并不陌生。二零一一年元旦，在和尿毒症斗争了三年多之后，我的母亲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离开了人世。久病成良医的牌楼人于是第一次知道，世上竟还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病症——浑身浮肿，小便排不出来，一吃就吐，闻到油晕味就犯恶心……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终生透析，一条是换肾，但两条路都不平坦，两条路都有可能通向死胡同。拿到诊断单的那一刻，林花的世界瞬间塌了下来，周遭都是黑色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她不得不按照医生的安排，先住院，再透析，将来准备换肾。林花谋生的那家缝纫厂，长期病假是不被允许的，和“林花们”对应的，只是流水线上一个个固定的工种。一个萝卜对应着一个坑。林花既没有保险，也没有合同，在那座密不透风的大车间里，林花只是一根不允许生锈的螺丝钉。一群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病魔，是她们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无奈的林花只好主动辞职，带着凶险的疾病和未卜的命运，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小村。实际上，也只有小村还能接纳林花，她像母亲一样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地接纳着每一个曾经背叛过她的儿女，她荒凉的胸膛，依旧能够温暖那些受伤的灵魂。那时候，林花的父亲还在张家港打工，这个腰身过早佝偻的中年汉子，无法接受这猝然的命运。在小女儿的叹息声里，他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落了一千根。他原本没有什么烟瘾，但现在，他一天要抽两包烟，三块五一包，“红三环”，十年前流行过一阵子，但现如今，就连留守在家的老人也很少再抽了。然而他嘴里的烟雾一直在升腾，他递给我，我不好拒绝，劣质的烟草味像一把火，瞬间冲上我的喉咙。我强忍住咳嗽，悄悄站起身，在后院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掐灭了“吱吱”作响的烟头。回到小村的那天中午，他们刚刚从安庆赶回来，为了给林花做透析，老两口每周得带着女儿跑两次安庆。“老两口”其实刚到五十岁，在我的小村，五十岁还没有资格享福，五十岁的牌楼人还是年轻的后生。但林花的父母确实已经很老了，那么苍凉的老态，我无法形容。

我看到了病中的林花，久违的林花，记忆里的林花，还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胖乎乎的小姑娘。二十三岁的林花居然还没有谈过恋爱，侄女说，她的接触面太窄了，没有条件谈恋爱，她也害怕谈恋爱，害怕拥抱和接吻，更害怕腆着十个月的大肚子，粗壮的腰围，几乎无法见人。现在，她终于不必再害怕了，病中的林花，已经失去了恋爱的机会和可能，她萎顿的青春，覆盖着死亡的阴影。靠在小村和暖的春光里，林花的病容令人心疼，她太瘦削了，衣服套在身上，整个地大了一号，看不出轮廓，也看不出腰身。她原本是爱美的，和侄女一样爱美，和侄女一样喜欢“美图秀秀”，在自己的个人空间里，羞涩着收获小小的赞美，满足着小小的虚荣。我没有看过她的“美图”，但每周两次的透析，已经撕裂了她的人生，她的青春和老屋一样黯淡，她的笑容和小村一样荒凉。我陪着她的父亲说话，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对于她来说，我其实只是邻居家的一个陌生人。事实上，对于她来说，一切都已经陌生化了，她主动将自己低到尘埃里，不轻易开口，也不愿意见人。即便是面对自己的“发小”，她也不愿意再敞开自己的心扉，她对我侄女说，你好忙吧？谢谢你来看一个等死的人……她才二十三岁，但她已经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余生——“等死”——没人能平静地接受这残酷的命运。但她看上去是平静的，站在门外，胶着双手，眼眉低垂，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甚至浮起一丝笑容。暮春三月，草长莺飞，但她的笑容令我浑身发冷。屋后就是巢山，清明祭扫的鞭炮声起起落落，山腰上聚拢着一团一团湖蓝色的烟雾。这人间的烟火景象我睽违已久，置身其间，我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为了给女儿治病，林花的父母都回到了小村。但两个月治下来，父母就扛不住了，他们终于信了医生的话，透析是个无底洞，如果继续治疗，只有尽快换肾。林花的父亲在安庆、合肥和南京三地来回奔走，几十家医院都没有合适的肾源，几十家医院的费用都很惊人。最少的也要八十万元，在合肥，八十万元只能买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小村牌楼，八十万元，是一个摸不到边的天文数字。但老两口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决定捐出自己的肾。腰身提前佝偻的父亲显然已经不合适了，母亲于是主动承接了过来，她甚至没有和林花商量，就带着女儿去了南京。这一次检查，让老两口的心再次凉了下来，林花的病情依旧在恶化，毒素已经攻陷了她的双肾。而母亲的身体条件也并不允许，在长久的乡下劳作里，这个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已经染上了一大堆基础病。那你得抓紧看啊，我说，不能拖……林花的母亲几乎跳了起来，那有什么看头哦！没名堂的，医院就是搞你的钱，知道啵？我苦笑着，心里有些吃惊。记忆里，这个比我大十岁的农村妇女，开朗而爱笑，爱唱黄梅戏，还做得一手好女红——村里新生儿的虎头鞋，基本上都是她做的，讲究一些的老人还会请她做一双新布鞋，留着给自己将来“上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读过书，想来是读过一些的，大女儿出嫁的时候，她给女儿绣过一幅“观音送子”，右下角还绣着女儿和女婿的名字。

我尴尬地看着林花的父亲，然而此刻他竟一言不发。我瞬间醒悟了过来，我离开小村已经二十年了，但牌楼还是那个牌楼，有一些传统已经消失了，但另一些传统却留了下来，她已经渗透进牌楼人的骨血里，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记。基础病有什么呢？在牌楼人的生存法则里，基础病根本就不值一提，也不能提，谁要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背后会被人骂死的。“现世报，搞什么鬼名堂哦，偷懒呢！”——这个评价严重了，一个庄稼人怎么可以偷懒呢？不务正业了，和游手好闲是一个意思！身体是“小道”，名声是“大道”，没人背得起这个骂名，于是都沉默了。沉默的小村，扛着一身难以启齿的病。

扛着扛着，终于有人扛不住了。在我的记忆里，牌楼最早的逝者应该是朱本生，三十几岁，一个虎背熊腰的庄稼人，在睡梦中猝死；其次是三娘，起夜，黑灯瞎火的，一个踉跄，从此不省人事；再往后是五叔，小村牌楼第一个糖尿病人，扛到尿血的地步终于扛不住了，那个端午节的前夜，六十岁的五叔在输液中去了安详的天国……接踵而至的是一批癌症患者，贤文，食道癌，卒于六十四岁；治国，胃癌，卒于七十四岁。还有一些逝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病因。尚健在的癌症患者有东成大哥，春明大婶，还有四位患者，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

二零一一年，东成大哥忽然病倒了，到安庆一检查，居然同时患上了食道癌、胃癌和肠癌，好在都只是早期，手术也异常顺利。谁能想到呢？东成大哥病愈才两年，老妻又病倒了。到合肥一检查，医生直摇头，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上山祭扫的时候，路过东成大哥家的后屋，我看见死里逃生的东成大哥坐在稻场上，端着海碗。人高马多的小媳妇靠在门框上，端着海碗。我没有看见东成的老妻，据说她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只能趴在床上，屋子里弥漫着朽木的气息和浓烈的尿骚味。两个媳妇轮流给她擦洗身体，都戴着口罩，一走出婆婆的房门，就跑到远处一阵狂吐。奇怪的是，东成大哥居然毫无反应，他从来没有戴过口罩，也没有吐。没有人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但她就要死了，这一点，大家都非常确定（今年六月，东成的老妻终于恋恋不舍地走了）。我默然地听着，胸口堵着揪心的疼痛——我苦难深重的小村其实也已经病了，但没人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其实她已经病入膏肓，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在小村健在的患者当中，林花并不是最不幸的人，但她是最年轻的一个，这或许是她最大的不幸。偏偏她又读过几年书，见过外面的世界，这也使得她并不甘心于认命。认命，是牌楼人的另一个生存法则——医生看不好要死的病。黄泉路上无老少，哪里的黄土都埋人。林花的母亲痛心疾首地絮叨着，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哦，小丫头怎么就得了这号的病！关键的是“这号的病”还可以医，正在医着，而等着他们的，是绝望的空空的无底洞。为了给女儿换肾，林花的母亲给远在长春打工的儿子打过几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儿子一直没有好声气，“换肾，换肾，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换肾！”母亲无可奈何，陪着小心，“不换肾怎搞呢？你忍心看着你妹妹等死啊？”儿子沉默着，电话很快就挂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林花的母亲忽然面有愧色，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事情。我诧异地看向林花的父亲，林花的父亲苦笑着，忽然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怪也不能怪哦，在外面也吃苦，他还想再养一个……我久久无法接话，巢山上的鞭炮声冲天而起，灌木丛中的硝烟，漫过层层叠叠的马尾松。“他”是谁？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前年春节我偶然见过他一面（如果还能算见面的话）——七八个年轻人聚在院子里“推牌九”，他们挥舞着百元大钞，嘴里叼着香烟。有几个年轻人我已经对不上号了，但还能认得出他，我外出求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初中生，面部轮廓酷似他的父亲。我好奇地看着这群衣锦还乡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穿着光鲜的皮草，赌资下得很大，一百元起步，赢的眉开眼笑，输的也能谈笑风生。没有人和我打招呼，也没有人给我让座，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牌局里，一面比手气，一面比实力。“妈的个臭X”，他最后一个亮出自己的底牌，忽然爆出了粗口。我吃惊地看着他，两道浓密的八字须，其中有一些胡须，竟已是白色的。

时光荏苒，又一代牌楼人成长了起来。像稻田里那些营养不良的稼禾，有心播种，无力施肥，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倒伏的稼禾却又任其自生自灭。留守的牌楼人已经不再在意具体的收成了，儿女们都在外打工，有的连孩子都接走了，一年到头，多多少少的，总会补贴老人一些零用钱。还能指望什么呢？没什么可指望的了。披麻戴孝的身后事，儿女们总归是要做的，这是牌楼人的道德底线，没有人敢轻易逾越。

林花的父亲最终打破了沉默，他前言不搭后语地絮叨了半天，最后我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希望我所在的媒体能帮林花募集一些费用，不换肾怎么办呢？他看着别处，她这么年轻，不忍心哎……我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是可以报销一部分吗？报是能报，他显然有些失望，但报不了多少，架不住搞啊！接着他又给我算了一笔账，翻来覆去的，又怕我不相信，于是让林花出面佐证。自始至终，林花一直靠在门框上，神态安详，面容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别人的事情。这个病中的少女大约已经习惯了父母的絮叨，在对未来的无助和绝望里，她的父母亲，已经变成了“祥林嫂”。

临别的时候，老两口轮流捉着我的手，“小老爷，林花的事，还要麻烦你哎！”我别无选择，只好一个劲地点头。但到单位上班之后，我却迟迟没有落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落实。这些年，我所在的媒体几乎每天都能接到类似的求助，确实有一些患者在我们的报道之后得到了好心人的资助，但更多的报道则石沉大海，无声无息，热心的观众们没有一丝反映。观众和我们其实都已经麻木了，像大街上的那些乞讨者，没人能够确定，这一次遇到的，是不是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即便他真的需要帮助，我们也不得不这样想：在庞大的乡土中国，还有无数个需要资助的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究竟该如何支配有限的爱心？实际上，类似的求助我们已经不允许报道了，除非“特别典型”。然而，同样都是患者，又有多少“特别典型”的呢？每一个患者，其实都特别典型，他们的世界已经坍塌了。每一个坍塌的患者背后，都有一个随之坍塌的家庭。

但这些话，我无法说给老两口，即便是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在他们看来，我是个作家，又主编着省台一档很有影响力的民生新闻栏目，这样的“小事”，我应该一句话就能决定。然而，这真的不是小事——虽然对于单独的生命个体来说，他们都是唯一的，是百分之百，但在庞大的乡土中国，有无数的“林花”正等着救命。仅以器官移植为例，我国每年的器官衰竭病例约在三十万左右，但最终获得器官移植机会的，还不到一万人。许多患者砸锅卖铁，终于筹够了足够的资金，但供与需之间的巨大差距，注定会有一大批患者，将在漫长的等待中走完余生。

清明前后，小村忽然多了些微妙的生气，所有的树都绿了，水洗过一样，树枝哗哗哗的，摇晃着绿色的阳光的瀑布。仲谋家的房子已经空了，大门上的链条铁锁爬满了绿锈（像一条死蛇），门槛石上的灰尘，少说也有一尺厚。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仲谋，也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儿时的其他小伙伴。属于小村的岁月已经老了。在小村里行走，我感觉自己也已经老了。每一个角落都生满葳蕤的杂草，每一棵树都成了野树，没有狗吠，也没有鸡叫或猫叫……荒凉的小村像临终前的母亲，她最后一刻的安宁，时常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回合肥的路上，我莫名地涌起一丝悲伤。我刚刚离开，却又开始了怀念——我想起了那些骤然消失的脸，曾经那么金黄的连片的油菜花，曾经那么清澈那么丰腴的江家大塘……在岁月深处，曾经的牌楼小村已经消失了，如今的牌楼小村正沦陷在自己的疼痛里。我深切地知道，和我的小村一样，大地上有无数座疼痛的村庄，我痛着她们的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成家立业之后，我基本上一年只回一两次小村，除了在田间村头拍一些照片，我几乎不打扰任何人。其实我是不敢打扰，面对那些挣扎的乡亲，我不忍拒绝他们的请求，而我的“言而无信”，也一度使年迈的老父亲背负着不堪的骂名。和年轻的一代牌楼人一样，我也是一个背叛故乡的游子，故乡，我们都回不去了。卧在疾驰的汽车里，我在手机里写了一首《空空荡荡》——

出门的人再也无法回来

就像一张张突然消失的熟悉的脸

还有谁，愿意看守一座荒凉的村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就像那只失踪的年迈的水牯？

是的，每一次回到故乡，我满怀期待的心，总会变得空空荡荡。

破罡街（系列）

在贾樟柯的电影《小武》里，邮局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场景。或许那还不能算作是邮局，事实上，贾樟柯只摄取了一个悬在墙壁上的邮筒。片中人小武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归还失主的身份证），暴露出他未曾完全泯灭的良心。这个若无其事的动作在我的脑海里盘桓良久，我甚至固执地认定，在贾樟柯的少年生活里，一定也有过一个这样的邮局，至少是看见过这样的邮筒。

破罡街上的邮局，大约是全中国最小的一个邮局。那条小得像一道加号的十字路口，往东去是扫帚沟，往西去是乡政府的办公大楼。一个绿漆斑驳的邮筒钉在路口的小店外面（这也应该是全中国最破旧的一个邮筒），烈日晒，暴雨淋，仿佛考验它持久的耐心。信件和报纸都摆在小店的柜台上，一个礼拜也或许是两个礼拜，由村干部前来认领并分发到各个自然村。农忙的时候就很难说了，通常是半个月甚至二十天才能来领一次，即便是发放《录取通知书》这样的时节，也不能固定。好在那时候，大家对时间这个概念总是缺乏足够的关注，他们所谈论的，往往都是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沉浸在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之前的“新闻”里津津乐道，语气听上去，仿佛都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当然，具体的时间无一例外地都被他们忽略掉了，发生过的说“昨个”，正在发生的说“今个”，将要发生的说“明个”。“昨个”、“今个”和“明个”，所有的时间都在其中了，几乎也指涉了他们漫长的一生。其实想想也是，时间上的早或晚，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总是一样的，大可不必那么较真。也没有谁会那么较真。这时候的破罡，俨然就是世界的唯一的中心。时间于是慢了下来，慢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慢成了一个长途跋涉的老者，走到破罡街的时候，需要好好地歇一歇，而且歇得漫不经心。

那些迟来的信件更像一个个步履蹒跚的老者，脾气好得没话说，崎岖的道路让它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缺胳膊少腿的，时常，还走错了家门。某年，寄到牌楼的一份《录取通知书》就投错了，撂在隔壁村的一堆废报纸里，过了一个暑假，又过了一个寒假。卖报纸的时候终于被一个熟人发现了，但那时候，那个中榜的同学已经成了一个小木匠。娘老子哭得死去活来，骂得死去活来，小木匠却淡然地笑着，似乎这份通知书，已经与他的命运无关。

邮局于是成了一个窗口，一边是破罡，一边是外面。“外面”有太多的他们还无法了解的事情，这客观上又让他们对邮局产生出一种微妙的心理依赖，于是一到雨雪天气，破罡就成了一个风湿病人：有一点点酸，还有一点点疼。

除了报纸和信件，邮局，这个与邮寄有关的事物，许多时候，仿佛都是可有可无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信息必须要通过邮局来传递，也没有什么书信非得要通过邮差递送到他们的手里。他们缓慢的一生，大约也只有汇款这样的大事需要托付于邮局，在他们看来，邮局就是那个钉在墙上的不会泄密的邮筒，这让他们觉得踏实，同时也深感放心。

破罡人不知道，邮筒其实也是会泄密的。小武内心的秘密，尽在那个悬在墙上的邮筒。破罡街上的那个邮筒，又何尝不是呢？只不过，许多年了，所有的秘密，已永远地散落于风中。

那个帅气的邮差来自扫帚沟街上，他的名气，大约仅次于乡长和书记。他才二十出头年纪，骑着一辆墨绿色的自行车，吹着响亮的口哨，断断续续的哨音像一串串飞溅的水，在风中响亮地抖动。他的这个动作使他显得更帅了，哨音飞速飘过去，心跳渐次慢下来。他出现的频率是一周一次，他的到来是个盛大的节日，节日的氛围在破罡中学达到了巅峰。他先给校长和教导主任送《安徽日报》和《安庆日报》，他后给老师们送《安徽教育报》和《语文报》。他几乎就是故意的，分发信件这个环节每次都被他搁到了最后。他一定是故意的，他拿出一封信，对着扩音器喊：“刘晓岚——”；他又拿出一封信，又喊：“左玉琳——”……

喊到名字的几乎都是女生。她们的欢喜都写在脸上，像一汪荡漾的水，随时都有可能漫出来。她们把信抱在怀里，捉在兜里，夹在书里，一个个的，脚步都碎了，脸上的花骨朵全都打开了。

没有我的信，一直没有。哪怕只有一封。

我真羡慕那些能时常收到信的女生，尤其是左玉琳，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一封。那些信据说都是从扫帚沟街上邮来的，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扫帚沟街上的谁在给左玉琳写信，而且写得这么勤奋。左玉琳读信的样子非常撩人——头埋到了课桌下面，一只手挡在课桌上，像一条警惕的白蛇，颤动着，仿佛是准备应对可能的入侵。间或也会抬起头来，左顾右盼，面色酡红。

偶尔也有一些地址或姓名不详的信件无人认领，放在教室外面的窗台上，不久之后便神秘失踪。同学们都是好奇的，总觉得每一封信里都藏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与教室外面的那个世界息息相通。

有一次，窗台上搁着一封写给左玉琳的信，那一周，左玉琳请假了，她的父母在闹离婚。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就在悄悄地议论那封写给左玉琳的信，他们说：左玉琳这个狐狸精；他们说：我的妈耶，写得丑死人！

不久之后左玉琳就辍学了。左玉琳甚至没有和谁打声招呼，就长久地消失于我们的视线之中。再后来，左玉琳就结婚了，对象居然是那个邮差，于是邮差就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依然给校长和老师们送报纸，依然喊同学们来领信，但渐渐的，节日的氛围忽然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冷脸，无有一丝欣喜与热情。他大约也觉到了无趣，每次来，总是悄悄地把报纸和信件搁在办公室外面的窗台上，尔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说他们过得并不幸福，夜半的时候，一个扫帚沟都能听见左玉琳凄厉的哭声。但也有人说，他们过得挺好的，半夜了还在压马路，还有人看见他们在大街上长时间地接吻。到底孰真孰假我就不知道了，传言里的事情，说不准。

许多年了，我还记得左玉琳——她是那么的爱笑，看上去，有点像是刘若英。

老杜茶馆

破罡街是条真正的小街，它长不足五百米，宽不过二十米，中间的那道十字路口像某个孩子画出来似的，向四个方向歪歪斜斜着。沿街的店铺大都小到不能再小，但脸面还算干净：新潮美发、百姓百货、破罡邮局、志友诊所、老杜茶馆、美味厨房……远远地看上去，像一册册挤在一起的形色各异的书。

清晨的小街非常热闹，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小街聚拢，人挤人，脚踩脚，仿佛一个乡的人都拥了进来。上了年纪的老人占了大多数，剩下的就是一些专程来采购的妇女，一些跟脚的小孩。老人们的目的地大多只有一个：老杜茶馆，老人们不是为了喝茶，也没什么特别的大事，就是去那里坐坐。多少年了，破罡街最热闹的去处一直是老杜开的茶馆。一张张油漆剥落的四方桌子，一把把缺了口或缺了把手的大茶壶，一条条漆黑麻乌的长凳子。大门旁边，是一口热浪袭人的大油锅，其间翻滚着的春卷，是小街最知名的早点，一个破罡的人，大概都吃过。倘是低头，便能看见火光中的锅底，黑而且厚，仿佛能够一块一块地割下来。——老杜茶馆里的陈设常年都是这副老样子，像那些黯然老去的时光，在烟雾缭绕的堂屋里丝丝弥漫。这样的陈设与老人们的心境是相宜的，老人们一进来，尘封的往事就争先恐后地打开了，那些忧伤的琐屑，串成了一段段陈谷子烂芝麻般幽暗的岁月，这时候，老人们的笑容都堆在脸上，仿佛每一段岁月都是辉煌的。在这样的氛围里，连最寡言的老人也会打开话匣子，甚至会主动说起一段未竟的年少时的情事……老杜，只有老杜始终保持着微笑，添茶水，抹桌子，送春卷，那种微笑，仿佛早已勘破了尘世。老杜似乎也有理由勘破尘世，说到后来，那些先走一步的人总是会频繁地出现在老人们的回忆里，人世无常的唏嘘与来日无多的感喟，很快就和新升的阳光一起，充盈于每一间屋子。

日子久了，一个乡的老伙伴们几乎都能相互叫出名字。隔几日不见，老伙伴们就嘀咕上了：老王感冒了；老张的脚崴了；老李的哮喘又犯了……这些隐秘的病痛很快就广为人知，并在口口相传中被无限地放大了。倘是又隔了几日，还是不见谁的影子，老伙伴们一准就坐不住了，春卷也不那么香了，往事也懒得再提了。时常也有某个老伙伴忽然就不见了，也可能是没了闲钱，更多的怕还是为了被人惦记，就着鸡汤好下面，故意消失一段日子。但到底还是按不住，没等到耳根发热，忽然就自动现身了。一顿笑骂之后，这个“老不正经的”必然会喊：“老杜，今个春卷算我的。”

一根春卷两毛钱，多少年了，价格一直没有变。没有变的还有那一壶壶粗枝大叶的老山茶，茶味很淡，也很涩。

老杜茶馆于是成了一艘在时光的洪流中长期搁浅的船，满载着一船沉甸甸的回忆。老杜茶馆甚至还成了小街的一个代名词，这个问：“去哪呢？”那个必然会这么答：“去老杜茶馆呢！”

大多数时候，除了老杜茶馆，小街几乎都是安静的。妇女们想买的很快就买了，跟脚的孩子们也很快就讨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太阳一爬上巢山，集市便像露水一样散了，但老伙伴们依然会留在老杜茶馆里，打麻将，摸纸牌，下象棋。站着的人比坐着的人还多，下象棋的也有人喊，打麻将的也有人骂，但没人会较这个真，输赢本就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

当夕阳低垂，晚霞如水，小街就慢慢而彻底的安静了。黄昏的小街像个淡定的老人，连炊烟都是不急不慢的，三三两两的。事实上，黄昏的小街几乎就是座荒凉的空巢，只有老杜这样的老人愿意守在店铺里，看着有气无力的灯火在晚风里流蹿。冬天的夜晚，七八点钟的时候，小街就睡过去了，睡过去的小街像一场盛大的死亡，安静，连老杜的鼾声都能够听到。

老杜和父亲是多年的至交。算起来，老人家，今年应该有八十岁了。

一个劁猪匠

除了老杜茶馆，志友诊所是破罡街另一个热闹的去处。诊所大约只有二十个平方，设施也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然而整个破罡街又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乡亲们有个头痛脑热的，也只有去找朱志友。

朱志友是个多面手，最拿手的是劁猪，人送外号“朱一刀”。我很小的时候，见过朱志友帮我家劁猪，朱志友一来就弯腰钻进猪栏里，他温柔地拍打着猪脊背，跟在猪屁股后面转，不紧不慢地哼着唤食调子，寻找合适的时机下手。朱志友的劁刀非常小，阳光打上去亮得眩目，像一小团火焰在刀锋上跳跃，燃烧。几分钟之后猪就安静了，支棱着耳朵，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觉。朱志友手起刀落，劁刀飞快地画了一道耀眼的弧线，起身的时候，猪才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朱一刀”就是“朱一刀”，地上只有几滴血，一头刚刚懂得男女之事的小公猪，从此就老实了。

日子久了，一个村的猪差不多都认得了朱志友，他一来，一个村的猪都要惊叫，连在泥浆里打滚的猪也会踉跄着爬起来，往巢山上没头没脑地逃跑。“朱一刀”的盛名越传越广，连三十华里外的万桥都有人知道。朱志友唯一的一次失手就是在万桥。那年春天，朱志友在万桥一口气劁了十一头，劁到第十二头的时候，那头痛疼的小公猪发出惨绝人寰的嚎叫，第二天，伤口就化了脓，第三天，就不能进食了。这一次，成了朱志友的“滑铁卢”，他的劁猪生涯也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在乡亲们的传言里，户主是个小寡妇，不仅年轻，而且美貌。也难怪，乡亲们私下里都说，一个四十旺岁的大男人，也难为他能熬得住。朱志友的老婆死于难产，许多年，朱志友一直没有再续弦。

打那之后，朱志友便彻底地收起了劁刀，乡亲们也很难再见到他的影子，那个走村串户的劁猪匠，仿佛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在朱志友消失了一年多之后，破罡街上忽然出现了“志友诊所”。一开始乡亲们是疑惑的，一个劁猪的，能开什么诊所呢，简直是在瞎鸟搞。因此，志友诊所一度无人问津，门庭冷落。但“朱一刀”就是“朱一刀”，艺高人胆大，他先是给侄媳妇接生，母子平安，乡亲们闻讯吃了一惊；后来胡支书摔断了一条腿，他又多次登门，胡支书竟然重新站起来了。乡亲们见到之后又吃了一惊。

乡亲们的惊讶溢于言表，这个“朱一刀”还真有几把刷子，不服都不照。志友诊所很快就热闹了起来，乡亲们有个头痛脑热的，总要请朱志友给开几副药，对付这些小而不言的病痛，朱志友总是手到病除，信心满满。这时候的朱志友已经很像一个医生了，他穿着长长的白大褂，脖子上常年挂着一个听诊器，往日那个远近闻名的劁猪匠，变成了一个很吃香的“接生婆”。朱志友接生从不收费，村里比我小的那一拨人，几乎都是朱志友给免费接下来的，男人们面子上虽然堆着难言的感激，心里却都有些发酸。从古到今，男人接生，乡亲们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可卫生院在扫帚沟街上，太远，费用又贵得死人，比起不值几个钱的面子，还是请朱志友比较划算。谁会和钱有仇呢？更何况，人家这是为老婆积阴德！人家这是在做善事！免费接生的朱志友终于赢得了乡亲们的一致拥戴，一到赶集，志友诊所就人流不息，门庭若市。

比我小的那一拨人，都是被朱志友给“吓”出来的。朱志友接生从来就不需要帮手，他总是关着门，对着孕妇的私处大声吆喝。母亲生小妹的时候，年纪已经大得很了，难产，朱志友就辛辛苦苦地吆喝了四、五个钟头。乡亲们都知道，朱志友这一招虽然够损，但确实管用，于是由着他放声吆喝。

日子久了，卫生院里的医生也学会了吆喝，甚至还用上了扩音喇叭，无限放大的喊声一直波及到一河之隔的藕山中学。再后来，卫生院就放出了话来，说他们的实践已经多次证明，朱志友完全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他是把女人当畜生呢，所以才那么吆喝。朱志友只是笑，下回接生，依旧如法炮制，放声吆喝。

卫生院放出来的话让乡亲们心存疑惑，无论如何，一座卫生院总比一个小诊所要权威得多，再联想到朱志友劁猪时的表现，乡亲们心里的火苗于是一个劲地乱蹿。他什么意思呢？难不成在他眼里，女人还不如猪么！

乡亲们疑惑归疑惑，生气归生气，但没人愿意去较这个真，下回生孩子，还是乐滋滋地跑到志友诊所。请朱志友接生，准备一两包好烟就成了，要是去卫生院，随便住几天就是一千多。——这笔帐，乡亲们会算。

我有一个拐弯抹角的堂姐在县医院工作，诊所开张之前，朱志友曾经去县医院学习过。据堂姐讲，朱志友接生之所以吆喝，是因为除了吆喝，他什么也不会做。

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乡亲们，但我估计，堂姐说的，应该不会错。

电影院

老杜茶馆走到头，就是破罡电影院。“破罡”两个字凸在高大的门楼上，一半灰，一半白，站在远处，只能看到一个浮出来的“石”字。两个字之间的距离，宽敞得足够跑一辆蹦蹦车，但门楼上没有写“电影院”，一直都没有，许多年。

电影院已经老得很了，老得连门楼和大门的颜色都看不清楚。门楼上的砖灰遢遢的，门楼上的大喇叭积满了铁锈。进门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狭长的小路，路两边，有一搭没一搭地丛生着狗尾巴草。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一个年轻的放映员，姓唐；一个胖胖的女售票员，姓胡；还有一个白头发的老院长，放电影的时候，他就打着手电筒，和胡售票员一起验票。老院长不姓老，姓什么我忘了。老院长是大家对他一贯的称呼，他是乡里元老级的人物，除了乡长和书记，什么职务都干过，而且，据说，一直没有犯过大错。没有犯过大错也得退居二线，一退居二线，老院长的头发就白了。

那时候流行放武打片，《武当》、《霍元甲》、《少林寺》……一部武打片放半个月，下午两场，晚上一场，场场爆满。电影院里的座位太少，尽管每天都放但电影票还是供不应求，到了《少林寺》，观众的热情终于达到了最高潮。大家都在找路子，想方设法地弄电影票。真正对外销售的电影票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似乎不曾在窗口预售。电影票是一张薄薄的白纸，正面印着片名（盖着破罡电影院的公章），背面是手写的日期和座位号。

电影院放了一个多月的《少林寺》，影片开影之后，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传得到处都是，一个破罡街都能够听到。电影院的围墙不高，围墙上也没有玻璃渣子，放夜场的时候，没有票的人就翻墙而入，站满了两条过道。问到谁，都答买的是站票。哪有什么站票？老院长佯装生气，脸上堆着诡秘的笑。

那时候的老院长，耳朵上和口袋里都是烟，但他自己很少抽。遇到一个熟人，就会随手递上一支，性别不问男女，年龄不问大小。记忆里，老院长似乎也不爱说话，然而他也并不显得严肃，有一次，在街上，他还摸过我的头，我有些别扭，接着又怯怯地喊了一声“老院长”。他笑笑地抽出一支烟，别在我的耳朵上。我还记得那支香烟的牌子：“茶花”。

武打片的热潮很快就滚了过去，一夜之间，电影院忽然就变得冷清了，到处都是葳蕤的狗尾巴草。电影院离巢山不过五百米，春天的黄昏，黄鼠狼时常在这里出没；夏天的正午，还能看到午睡的蟒蛇舒缓着懒腰。唐放映员和胡售票员都不大能见到了，但老院长还在，上学的时候，时常能看见他慢慢地走过破罡街，两只手背在身后，一头白发在阳光里飞起来，消失在电影院门口。

没有人知道老院长究竟呆在电影院里干什么，电影院的门一关，老院长就不见了。

电影院像一艘搁浅的航船，从此停泊于破罡街的尽头。除了我们一班热爱逃课的同学，很少再有人到电影院里去过。偶尔也有胆大的年轻人翻墙而入，到电影院里谈恋爱，但片刻之后，又重新从墙头上翻回来。渐渐的，大家都忘记了电影院的存在，老院长虽然依旧穿过破罡街，但再也没有人和他打招呼，也很少再把他和电影院联系起来。电影院也在人们的“健忘”中加速破败，仿佛一具在时光里陷落的废墟，没落的气息，经久弥漫。某年夏天，巢山山洪爆发，电影院的后围墙在山洪中坍塌。洪水过后，乡亲们在乱石中间扒出了老院长，老院长的发窠里都是血，嘴里满是泥浆。

幽暗的电影院里，放映机仍在丝丝作响。有人试着开灯，所有的灯一起亮了。座椅和地面都出奇的干净，仿佛一场电影即将开场。大家都愣住了，没有人说话。唐放映员埋头走进放映室，片刻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三个熟悉的字：“少林寺”……

老院长下葬那天，学校里放了半天假。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动容的葬礼，破罡街上经久不熄的鞭炮声，比雷声还响。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去了，一个破罡街的人都去了，密密实实的人流，从破罡电影院慢慢游到了巢山脚下。

没有了老院长，电影院正式宣布解散，唐放映员去了文化站，胡售票员进了棉花场。后来我还见过唐放映员，在我们村放露天电影，具体放什么我已经记不确了，好像是《地道战》。

今年春节回家，收拾旧书橱的时候，一本旧年的作业本里飞出了一张电影票。票面已经泛黄，上面印着《少林寺》（破罡电影院的公章），背面写着：“16（排）—7，6：30；1984年8月12号”。我久久地端详着它，久久地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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