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牛乳是喂养婴儿常见的食物，牛乳哺育被中国人接受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清末民初，社会对牛乳哺育的看法颇为负面，在“强国强种，良母有责”的话语规训下，母亲亲自授乳开始成为良母的标准和天职。但母乳哺育也为当时的女性带来了诸多困扰，哺乳的压力往往迫使“在职母亲”放弃工作回到家庭，“摩登母亲”也不愿意因为母乳喂养破坏身形，限制出行的自由。此外，民国时期的媒体往往只会赞扬母爱的伟大和无私，选择性地呈现或刻意淡化女性授乳的痛苦。在这种叙事下母亲的心理感受鲜少被重视，女性的哺育之痛也被忽略和遮蔽。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奶粉进入中国市场为牛乳哺育的发展带来契机，中国的哺育方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奶粉商在报刊和橱窗刊登广告，将“科学”“卫生”作为奶粉营销的重要因素，证明牛乳哺育一样可以养育健康的宝宝。另一方面，奶粉商还暗示牛乳哺育可以减轻女性的哺育之痛，帮助女性卸下“母职”，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因此牛乳哺育逐渐摆脱了原先的负面形象，成为婴儿哺育的重要选择。那么牛乳哺育真的可以减轻近代母亲的哺育压力，让她们松口气吗？

采写|汤明明

民国时期的勒吐精代乳粉广告牌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讲师卢淑樱在《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中探究了牛乳哺育在近代兴起的原因，哺育方式的转变对母亲角色的影响。卢淑樱认为近代哺育方式的变革以及母亲角色的转型一直受到父权制、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的交叉影响。她发现近代关于中国婴儿哺育的研究，较少提及母亲在哺育方式自主权的问题。事实上，母亲哺育方式的选择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比起“强国强种”的国家话语，日常生活的安排、消费模式以及商品化、市场化等现代性的因素更能影响母亲哺育方式的选择。为了厘清当时母亲哺育方式的选择，卢淑樱搜集了大量的哺乳故事。除文字资料外，参考了电影、照片、漫画等图像资料，将母亲大致分为“贤妻良母”“在职母亲”“摩登母亲”，探究哺育方式的变革对不同阶层、教育背景、家庭模式的女性的影响。

《母乳与牛奶：

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

1895

1937》，卢淑樱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薄荷实验

2020

近日，新京报通过邮件采访了作者卢淑樱。在采访中，卢淑樱解释了选择哺育方式进行研究的动因，影响近代中国母亲哺育方式的因素，以及牛乳哺育对近代母亲角色转型的影响，并简要地对当代中国女性哺育困境做出回应。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中国，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如何在育儿的过程中掌握身体的自主权，一直都是想要为人母的女性需要解决的难题和矛盾。回望历史进程中女性在哺育方式的选择或许会对我们理解当今女性的困境有所帮助。

卢淑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性别史和儿童史。著有《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渔港浮生：筲箕湾的渔业发展》等。

从母乳喂养到牛乳哺育：

由民间自发的哺育方式转变

新京报：

当初出于什么契机

让你想要从哺育方式的变化着手，探讨近代中国母亲角色和社会的变化？

又为何选择

1895

1937年

这个时间段？

卢淑樱：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的博士论文。为何从哺育方式入手，是因为当时搜集数据，发现上海市档案馆有大批关于牛乳的档案，在导师叶汉明教授指点下，就朝着母乳及牛乳哺育的方向出发，剖析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转变。至于为何从1895年开始，是因为自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家政学开始传入中国，当中详细讨论了各种哺育方式和母亲角色等问题，可说是中国妇女有系统地接触牛乳哺育知识的开端。下限设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因为战时物资短缺，加上资料有限，难以确切得知当时牛乳哺育的情况，所以就在战争爆发前一刻作结。

新京报：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也是女权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段，它对哺育方式的转变有何影响，当时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观点？

卢淑樱：

说来有点奇怪，在研究过程中，绝少发现当时女权主义关于婴儿哺育的讨论。即使20世纪30年代的左派妇女刊物，也只呼吁立志全身投入社会的妇女不婚不育。相反，《玲珑》等时尚妇女杂志，中间刊登的授乳影响母亲美貌与身材的言论，或许可视为关于哺育的另类女权论述。

民国时期的代乳粉广告，“美女牌代乳粉”的名称，暗暗指向哺乳对母亲身体的影响

新京报：当时国家层面又是如何看待“牛乳哺育”的兴起的？支持“母乳哺育”的人又有怎样反对的声音？

卢淑樱：

1928—1937年间，国内外的威胁从未间断，加上经济问题，足够令当时的政府忙得不可开交。纵然孩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政府也没有多少时间和心力放在婴儿哺育问题上。诸如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也只是鼓励妇女好好打理家中大小事情，空余的时间便去帮助左邻右舍，可见国家层面对牛乳哺育的兴起并不着紧。相反，社会上有强烈的声音，讨伐这群有乳不授的母亲。他们以医学、营养学、科学知识、性别分工、甚至道德为由，支持母乳哺育，反对母亲弃母乳而改用牛乳哺儿。

新京报：无论中西方，婴儿的哺育方式都经历了母乳喂养到牛乳哺育的转变，相比之下，近代中国哺育方式的转变有何特殊性？

卢淑樱：

我想中国与欧美最大的分别是政府角色的不同。20世纪初，不少欧美国家会设置牛奶站，让低下层的母亲可获得清洁、已消毒的牛奶喂哺婴儿。例如，在20世纪初，法国政府的全国性妇婴政策当中，包括在各地设置牛奶站，为婴儿提供消毒牛乳之余，亦会提供身体检查服务。提供消毒牛乳的本意是保障婴儿健康，因为不洁的牛奶容易引发各种健康问题，甚至导致婴儿死亡。

不过，此类情况从未在战前的中国发生，不论政府或租界政府，充其量只是立法控制牛乳的生产、储存、售卖及品质，未曾设置牛奶站。因此近代中国婴儿哺育方式的转变，可以说是民间自发的举动。

《保婴运动大会举行决赛》，载《新汉口市政公报》，第1卷第11期（1929年）

是从本质上改变母亲的角色，

还是母职的另一种捆绑？

新京报：近代的牛乳喂养操作起来非常严格繁琐，需要母亲掌握科学化的知识，甚至比母乳喂养还要消耗时间；另一方面部分选择牛乳哺育的女性仍旧认可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孩子如果健康状况欠佳，会认为是没有母乳哺育的结果，产生愧疚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牛乳哺育只是解放了女性的乳房，并未真正使女性和母亲的角色分离，甚至对她们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牛乳哺育有在本质上改变母亲的角色吗，还是母职的另一种捆绑形式？

卢淑樱：

我想两方面都有吧。对一些可以实践牛乳哺育的母亲而言，哺育责任确实得到了解放。同时，牛乳哺育又会给母亲增添额外的工作，如果没有佣人、家人帮忙，这些繁琐的预备及清洁等工作，还是要由母亲担当。而且并非所有采用牛乳哺育的母亲都可以一下子放下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书中提到的覃英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通过采用牛乳哺育让她可继续其教学工作；惟大儿子健康欠佳，加上要劳烦丈夫照顾孩子，所以令她自觉亏欠了孩子和丈夫，到小女儿出生后，就回归家庭以母乳哺儿。可见牛乳哺育兴起的确开始动摇传统的母亲角色，但传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过来；但也有部分妇女从母职中解脱，重新思索怎样做妈妈。

民国时期的勒吐精乳粉广告，“性质无异母乳，初生婴孩即能用之”，“系为婴孩之无上食品”

新京报：近代的哺乳方式并非是母亲个人选择的结果，家庭成员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母亲的决策。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母亲自主选择哺育方式的能动性很小？

卢淑樱：

母亲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也要受制于她们的家庭情况，这也是近代中国有关婴儿哺育研究较少提及的地方。婴儿的哺育方式并不完全由母亲决定，丈夫也有话语权。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使居于城市并受新式教育熏陶的夫妇追求小家庭生活，但还有不少夫妇和翁姑同住，甚至过着大家庭的生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哺育就绝非母亲可独断独行的事情。所以当讨论妇女哺育的自主性时，必须先了解讨论对象是哪一个群体的女性，是居于乡村还是城市？来自什么阶层？家庭情况如何？诸如此类，等等。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20世纪初奶粉商为了推广奶粉还提供了育婴支持服务，为缺乏育儿经验的新手妈妈提供服务。在当代，也有奶粉商公开支持母亲在0—6个月内实现母乳喂养，甚至鼓励女性母乳喂养到两周岁以上，推动母婴室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你如何看待奶粉商的营销策略？

卢淑樱：

20世纪初，市民大众欠缺科学知识，母婴健康服务又严重不足，令部分奶粉商有机会提供育婴支持服务，劝诱母亲使用奶粉哺儿。到了21世纪，市民普遍具有了基本的医学和科学知识，医学也早已证明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品，因此奶粉商强行将奶粉与母乳作比较实属不智；相反，通过支持母乳哺育、推动母乳友善政策，更容易让母亲以及社会接受。这种看似以退为进的方法，其实和20世纪初奶粉商的推广策略有相似之处：彼此均在营造奶粉商是最了解母亲需要、最为她们着想的伙伴，日后如有需要，未能用母乳哺育，便会想到这个一直在身旁支持她们的奶粉品牌，可见这是种形象工程及卖广告的好方法。

民国时期的奶粉广告，“优劣判然：先后雇用乳母十馀人，终多疾病；服食惠民奶粉二月来，体质日健”

实践母乳哺育的困境

新京报：

2020

年全国母乳喂养日的宣传口号是“母乳喂养：

给宝宝更多保护”，母乳喂养的支持者认为母乳能

够增进婴儿与母亲的感情，而母乳的特殊性让它具有奶粉不可替代的价值。

但也有人认为奶粉更加健康和卫生，这两种论调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盲目迷信奶粉或者“母乳神教”。

你如何看待“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的论争？

卢淑樱：

无论是母乳还是奶粉，都只是想给宝宝最好的东西。同时，母亲亦有自由选择是否授乳。只要有理由及论据支持自己的选择，实在不必过分吹捧自己或攻击对方的哺育方式。

新京报：有研究表示，在当代中国女性纯母乳喂养的意愿其实很高，实际纯母乳喂养率却很低，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

卢淑樱：

我想跟妇女工作有关吧！21世纪的今天，不论来自什么阶层、拥有何种教育背景的妇女，大多数都会外出工作，于是产假便成为母乳哺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内地的法定产假是98天，即3个多月；香港更少，只有俗称“前四后六”的十周产假。虽然医护人员鼓励婴儿首六个月以纯母乳喂养，但母亲生产后不久便要回到职场，又怎能维持母乳哺育到婴儿六个月大呢！更枉论全母乳哺儿。有好些在职母亲为坚持实践母乳哺育，会在上班期间抽空泵出母乳，好让孩子在妈妈不在家时也可食用母乳，但工作场所设计以及资方能否配合又是另一回事。当然，在职母亲大可申请无薪假期，甚至辞职回家照料初生婴儿，但问题却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为何实践母乳哺育就要妇女牺牲事业？假如社会认定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物，何以不可在职场和法律层面（如产假、母乳喂哺友善政策）为授乳母亲予以支持？

新京报：女性能否在公共场合哺育也往往受到舆论争议。有反对者认为女性在公共场所袒露乳房是不雅的行为，也有支持者认为母婴室等基础设施的缺乏、哺育的特殊性等原因让女性避免不了在公共场所哺育的情况，应该得到支持和理解，你是怎样看待的？

卢淑樱：

母亲在公众地方授乳被视为不雅行为，皆因认为女性不应公开祼露及展示身体。其实讨论的重点不应放在母亲的身体以及设施是否足够，而是婴儿及母亲的基本权利。假如大众有权选择到什么地方用膳，为何婴儿无权在公众地方进食？为何母亲没有权利在婴儿有需要的时候进行喂哺？这是婴儿及母亲的基本权利。更何况现今辅助母乳哺育的用品相当先进、贴心，能有效地遮盖母亲的身体，如非刻意偷窥或凝视，根本难以看到母亲“袒胸”授乳。

本文为新京报独家原创内容。

采写：汤明明；编辑：石延平；

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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