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tionsandtheMicro-FoundationsofCommitmentProblems

情绪与承诺问题的微观基础

编译理由：

情绪研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义路径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情绪因素纳入承诺问题的研究，对个体决策者将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行动进行了强有力的理论预测。具体而言，通过新的实验方法（皮肤电导反应-skinconductancereactivity）测量情绪唤醒的心理、生理指标，本文探讨了情绪如何影响在谈判中面临承诺问题的个人的选择。本文提供了权力转移理论的微观基础，阐明了情绪如何影响国际谈判中的决策，有助于回答国际关系中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权力转移的规模(大或小)如何影响个体决策者在讨价还价中的反应？第二，制度(或博弈规则)的改变能缓解承诺问题带来的困境吗？

文章出处：JonathanRenshon,JuliaJ.Lee,andDustinTingley,"EmotionsandtheMicro-FoundationsofCommitmentProblem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71,p.S189-S218,2017.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关键支柱是：个体在预期到对手权力上升时会拒绝对手报价。本文的研究不仅对此提供了经验支持，而且发现生理唤醒干扰了个体以标准模型（canonicalModels）预测的方式进行战略性思考的能力。另外，通过实验，本文模仿了承诺问题的制度方案（institutionalsolutions）要素，从个人层面上找到了有效性支持。本文的新发现是：当个体面临巨大的权力转移时，情绪唤醒会使他们“思前想后（thinkforwardandinductbackwards）”的能力短路，也就是说，经受情绪唤醒的个体不太容易陷入承诺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情绪研究

国际关系中的情绪研究存在三个关键问题。

首先，如何将情绪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尽管已经不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但我们对于情绪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以及在何情况下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后果，并无成熟的经验理论进行解释。

其次，情绪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少有证据证明情绪与国际事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比如，在某些事件中领导人可能确实存在情绪崩溃，但我们无法确认这导致了何种特定事件的发生。

第三，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情绪的次领域研究之间呈现出一幅相互交叠的韦恩图。例如，人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与个体或集体情绪有关的研究，如关注领导人个人或普通公众群体的情绪，关注生理机制及更为抽象的“情感”概念的研究。但在关于决策的问题上，不同研究的论证方法和标准大有差异。

传统冲突谈判模型及其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对谈判失败和冲突结果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由权力转移引起的“承诺问题”上，因此，本文将情绪纳入“承诺问题”模型之中，有助于探讨情绪对国际关系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传统研究设置了一组效用最大化假设和一个标准谈判环境，用来预测何时发生冲突。然而，这一模型没能表明决策个体如何受到谈判环境的影响，而这是理解国际冲突的关键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冲突谈判模型可描述如下：存在竞争的两国（A国和B国）的两个决策者，及两个时间段（现在和未来）。在阶段一（现在），A国就价值为1的资源的分配向B国提出报价。如果B国接受此报价，博弈过渡到阶段二（未来），且A国再次提出报价。如果B国再次接受报价，资源将以特定方式得以分配，且博弈结束。

如果B国在阶段一拒绝了A国的报价，那么两个行为体将通过战争赌博的方式决出赢家，以图获取全部资源。同样，如果B国在阶段二拒绝了A国的报价，两国仍是通过战争来决定谁将赢得资源。

此模型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因素促使B国在阶段一拒绝报价并开战？

如果A国对B国的相对实力在不断增长，那么就存在

承诺问题的动态

——A国无法笃定承诺自己不会在阶段二（未来）欺骗B国，提出更高的报价。为避免动态的权力转移提升A国在阶段二的胜率，B国在阶段一（现在）开战将是其最佳战略选择，这也是先发制人的战争的逻辑。另一方面，当双方都相信权力均势会在阶段过渡中保持稳定，承诺问题造成的窘境就不会那么严重，因此先发制人的战争会减少。

双加工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之窗

心理学的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theory）认为，人有两种平行的认知加工系统。系统一基于过往的经验、信念，呈现出自动、联想、快速的特征，在人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相反，系统二是缓慢、可控、明确的，人有意识的进行分析性推理。如果将系统一比作大象，系统二就是骑大象的人，后者可以提供优于纯直觉的思考。

这种认知模型提供了一个了解情感动力的窗口，原因在于情绪与系统一密切相关。个体似乎是先感受到情绪，然后再构建出理性的“外衣”，以此解释其为何生气、开心或伤心。通常，

负责情绪加工和系统一加工的大脑区域往往是相同的

这两者的紧密联系意味着，

我们可在实验中测量与系统一加工相关的生理唤醒来替代测量特定情绪，从而反映情绪的作用

（一）假设

基于经典承诺模型，实验设置了权力大转移（BigShift）和权力小转移（SmallShift）两种情况。在权力大转移（A国权力相对B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B国在阶段一赢得所有资源的可能性是70%，阶段二为30%。A国则相反，阶段一为30%，阶段二为70%.在权力小转移（A国权力相对B国小幅增加）的情况下，B国取胜几率也会下降，但要轻微得多，阶段一为55%，阶段二为45%。

可通过皮肤电导水平（skinconductancelevels）测量生理唤醒，以此反映情绪唤醒。皮肤电导水平和导叶活动的加剧相关，能够反映注意力的增加和觉醒。

在权力大转移的承诺模型中，B国在预测到权力变化趋势的情况下，更可能将A国的低报价视为一种威胁信号，产生心理、生理唤醒。低报价可能引发B国的愤怒，导致它选择在阶段一开战，符合其在权力大转移时应做的最佳战略选择（“用错的理由做了对的事情”）。但是，心理和生理唤醒也可能是包含了愤怒、害怕和焦虑的混合情绪，而害怕可能引发另一种相反结果。

本文假设，在较低的生理唤醒下，B国仍会做出最佳战略选择，即在阶段一拒绝报价并且在其相对实力下降之前开战。但可以预测，高生理唤醒将会影响这种战略性思考，决策者没有足够认知去思考动态权力转移对他们未来的影响，因此经历激烈生理唤醒的领导人更可能在阶段二开战。而在权力小转移的承诺模型中，B国对未来的谈判并没有那么关心，因此对方的低报价不会激发同样激烈的生理反应。

假设一：不论A国给出的价码如何，

大的权力转移会导致B国拒绝的可能性增加。

假设二：

仅仅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中，低报价会引发生理唤醒的增加（表现为更高水平的皮肤电导反应）。

假设三：

当存在大的权力转移时，由于生理唤醒的增加，报价会对拒绝的概率造成影响；而在小的权力转移中，这种影响不会存在。

假设四：

当不同阶段的报价不可改变时，对于“报价大小——决定是否接受报价”这一关系，生理唤醒的增加不会产生中介影响。

二）实验设计

实验选择了121位平均年龄为22岁的本科男学生作为对象，均佩戴生理传感器，并阅读了立场中立的对于谈判博弈基本规则的解释性文件。每名实验对象随机配对并随机扮演A/B角色。实验信息及时收集，以准确匹配实验对象在谈判博弈中特定行为在特定时间的生理反应。一共会做十次配对（每次均有两个阶段）。

（三）实验结果

图一显示了阶段一提给行为体B的报价情况，垂直虚线代表实验情境下的平均报价。可以看到，平均报价和报价多样性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下都要比权力小转移时高。

1.验证假设一：

权力转移造成了承诺问题吗？

下图是一个回归模型（见图二），变量是报价是否被拒绝，自变量是是报价的大小，实验条件（权力大转移或权力小转移），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图所示，结果与假设一一致：报价更可能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下被拒绝。低于5的报价在两种情况下大多被拒，但是当报价高于5时，报价更有可能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下被拒绝。在个人层面，人们更愿意接受慷慨的出价。不过，权力转移的存在的确影响了慷慨的出价是否被拒绝的概率。

2.验证假设二：报价引发了生理唤醒吗？

本文假设报价大小与生理反应性呈负相关（更好的报价导致更低的生理唤醒），这将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下更加明显。下图是一个线性回归模型，以生理唤醒值为因变量，以报价大小为自变量。可以发现，高报价通常对应低皮肤电导水平（仅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下）；而在权力小转移的情况下，报价大小与唤醒值没有什么联系。

由图三可知，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下，行为体B对低报价比高报价有更强的生理反应。阶段一的高报价非常有吸引力，B可将其解读为A想要以此对B在阶段二面临的丧失影响力的风险做补偿；而低报价则被解读为不好的意图信号，会激发更强烈的生理唤醒。在权力小转移的情况下，高报价和低报价都不会引发生理唤醒。

3.验证假设三：

报价会通过生理唤醒影响决策吗？

图四是置信区间为95%，报价大小为5-10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图示。根据Imai法对平均因果中介效应（averagecausalmediationeffect）、平均直接效应（averagedirecteffect）和总效应（totaleffect）进行分析，发现生理唤醒对报价大小和决策结果的存在一种中介作用（在权力大转移的情况下）：比起低的生理唤醒，更高的生理唤醒会引发更低可能性的拒绝。这是因为高的生理唤醒抑制了能做出合理决策的战略思考。

4.验证假设四：

权力转移但报价不变时的情绪唤醒

允许大的权力转移，但不允许在两个阶段间改变报价。根据图五显示的结果，一旦改变了博弈规则，报价不变，报价大小与做出拒绝决策之间的情感机制联系也会消失。图六反映了在报价不能改变的条件下，权力大转移情况下的报价的大小与生理唤醒的关系的改变（低报价不再引发高的生理唤醒）。

近年来，对谈判失败和冲突结果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由权力转移引起的“承诺问题”上。其解释很有说服力，但缺乏与个人/决策者经历的联系。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情绪在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厌恶唤醒（aversivearousal）”理论（在大的权力转移而非权力稳定的情况下生效）。

在经典承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一个能让我们用统计学工具分析谈判博弈情境下生理反应的调节作用实验。结果显示，生理和情绪唤醒可能会削弱个体做出战略最佳决策的能力。那些知道自己的实力在下降，但经历了强烈生理唤醒的个体，会接受对方的“坏”报价，而不会做出冒风险也要提前一战的“明智”选择。此外，后续实验的结果也引发了对未来（阶段二）权力转移过程中，生理唤醒对报价大小与是否接受报价的决策之间关系的影响的相关思考。

编译：蓝田，审订：江海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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