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从一杯咖啡的表面看到了什么？禅说，那是由我们的内心决定的。

——面冷心热

埃塞俄比亚旷野的山羊和写字楼里的小资

谁发现了咖啡绝对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几乎每一位自称“懂”咖啡的小资，都知道关于一些大嚼红红绿绿的野生咖啡豆之后，狂舞不已的山羊，还有几个在一旁窃喜不已的埃塞俄比亚牧人的故事。嘿嘿，原来埃塞俄比亚的神农是山羊。

除了这个天晓得真假的咖啡故事，埃塞俄比亚还以饥荒和饿殍遍野闻名于世。

自从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门格斯图上校推翻在位44年的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以后，来自这个国家的消息永远不变：饥饿和死人。无论你砸多少金钱粮食到这个赤地千里的国家，他们的人民永远在挨饿。奇怪的是，这个每天饿死人的国家，人口从1995年的不到5000万，到2005年，居然增长到7740万！

也许这种增长是符合生物规律的。非洲雄狮与在办公室揿一下电钮就能灭了别国总统的白种老美，生殖率都不及其扑食对象。

谁发现金矿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拥有金矿。现在垄断咖啡这个“黑色金矿”的，无非星巴克、雀巢一类超级庞然大物。

那么，享用咖啡的是谁？在中国，主力是浑身名牌货，口袋装满各种“卡”的小资。说到“卡”，他们最近时兴“健身卡”，因为摆显信用卡，不但过时，而且一不留神，人家会说你是“卡奴”。

在高高的写字楼上班，通常可以免费享用速溶咖啡。只要你愿意，喝吧，敞开喝。别在乎你身后的老板看你的眼神，是否与当年看山羊跳舞的埃塞俄比亚牧人一样。

既然咖啡和电脑一样，都是提高劳动效率的好工具，投点资，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咖啡和电脑一样，都是提高劳动效率的好工具，善用之，何乐而不为呢！

美酒加咖啡，总会使人醉

当年邓丽君的一曲《美酒加咖啡》，红遍了几乎整个华人世界。后来又有痞子蔡的小说《爱尔兰咖啡》，叫中国的新扎小资们一提到美酒咖啡，就好像真的喝了一大杯咖啡因与乙醇的混合物，兴奋不已。兴奋之余，人们好像忘了，他们追捧的爱尔兰咖啡，始创者是那些赶海归来，疲惫不堪的爱尔兰渔夫。这些可怜的渔夫们，大概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发明这种饮料，本为提起原始欲望和功能，以便对付在家里苦苦地盼夫归来、饿狼一样、又健硕如虎的白种老婆，而今居然登了大雅之堂。

无独有偶，旧时那些在重庆朝天门卖力糊口的苦力们，大概也绝不会想到，自己为了果腹，因陋就简，支个破锅，把可以买得起的食物，捡些枯枝落叶，随便乱煮一番的“发明”，也成了后人竞相争夺知识产权的“重庆火锅”。

啊哈，真是英雄与美食，都莫问出处啊！

与“吃时狼狈、吃后狼藉”的火锅不同，美酒加咖啡是自命高雅的小资们永久的话题、永远的时尚、身份的标签。无论如何，真正的美酒加咖啡，确实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组合。这东西，既是美食，又是调情之佳品。

闭上眼睛，慢慢享受美酒加咖啡吧，管它春夏与秋冬！

离天堂最近的咖啡

去年夏，强忍欧洲少有的39摄氏度高温，气喘嘘嘘地沿夹墙，登537级台阶，上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圆顶。居高临下，看毕罗马美景、教皇居所、圣城花园，慢慢走下来，竟然发现，在这神圣大教堂立满历代圣人塑像的楼顶大平台上，那个梵蒂冈小卖部，居然有咖啡卖！

记得过去这个自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是绝不出售这类刺激性饮品的。于是毫不迟疑，花2欧元，买一杯冻咖啡提神解渴。只见那梵蒂冈职员，从冰箱拿出一个类似可乐瓶的容器，非常小心地倒给我了“一杯”咖啡――实际上，欧洲的咖啡，热也好，冻也好，通常是不会满杯的，似乎全世界都遵守“杯满送客”的潜规则。

我接过那“梵蒂冈咖啡”，不假思索，直送嘴巴。这冰凉的液体，一触到嘴唇，啊哈！我当时的感觉，好像是接受了上帝本人神圣的一吻！

这是我有生以来享用过的最好的冻咖啡。这杯冻咖啡告诉我，即使接近冰点，好咖啡还是照样热情奔放！也许这杯“梵蒂冈咖啡”，真的是受过上帝的祝福？

看来，上帝的仆人，也要生活，也不排斥刺激。或者，反过来说，咖啡这天生尤物，连上帝和他忠实的仆人，也无法拒绝。

据说，咖啡初抵意大利时，许多神职人员犹掩琵琶半遮面地称之为“撒旦的杰作”。还是一代教宗克雷门八世英明，下令“让咖啡受洗成上帝的饮料”，了却无畏的争论。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马丁路德开始奔走“宗教改革”，终于使上帝的信徒放弃了火刑柱和十字军。

当年被列强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佛爷，屈尊拜访俄国公使夫人，回宫路上，问德龄公主：“那碗黑乎乎的苦水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咖啡作为化外饮料，被恩准入宫。

可惜，喝点苦水，老佛爷可以容忍，改祖宗的制，断不能也。这位“垂帘听政”，统治中华大地近50年，杀了谭嗣同，废了缠足，使大清GDP翻了几个番的女强人，自己却绝了后，还赔上了大清的江山。

咖啡与交友：同是天涯浪迹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网络常常给人意外。有人网上结交损友，陪了钱财陪了贞操，甚至陪了命。我运气好，结交了君子。

结识滇士麦田原君，纯属偶然，一次浏览天涯时的偶然。本人虽然无甚宗教信仰或迷信崇拜，但有时也感到冥冥之中，人生似有某些定数。

虽未谋面，从他《一个中国土包子的咖啡经》的帖子，清晰可见田原君对咖啡的那份执著，那份热情，那份深思。特别是他的那份热情，一如浓烈咖啡般奔放的热情，几乎一瞬间化解了人间的陌生。

这世界，“玩”咖啡者众，识咖啡者寡。看那洪流滚滚的小资行列，言必称咖啡，谈必及咖啡文化，坐必是星巴克。可惜大多心中却无一星咖啡味，脑里亦没装半点咖啡经。田原君不同。他老兄从咖啡的选种、选地、种植、采摘、到云南咖啡种植业的沿革与现状；再到咖啡豆的去肉、干燥、储存、烘焙；直至一杯具体的咖啡之制作，无不有来自实践之精通，无不可将其要点、内涵、精华以及思考，娓娓道来。尤其是他亲手烘培的咖啡，用的是云南咖啡豆，出的竟是“国际口味”。想来田原君一介工科生出身，竟然成为罕见咖啡专才，足见有志者事竟成。

想想也是，烘培咖啡，控制因素也不过是温度和时间。这难不倒工科人士。可是偏偏大多数人，对着洋咖啡的“核心机密”，只有羡慕的份儿。连一个咖啡烘培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科技创新？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的瓷器也称雄世界，泄露瓷器技术，是杀头的罪。可是，英夷有化学家，有冶金学家，还有温度计之类的仪器。这就是他们破解烧窑技术的本钱。至于我们的祖宗，一成不变，日日夜夜守着窑烧柴火，用肉眼、用皮肤充当温度计，靠只可言传的经验，等着窑变。于是，中国瓷器，出局世界瓷器市场，竟然数百年。时到如今，靠引进技术和设备，靠低廉的人工成本，靠破坏自己的环境，我们才勉强夺回一些中低档市场。可叹，可叹！

真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

但愿田原君的杰作，非闺中之物。

品咖啡之一：比如人生，先苦后甜

我认识咖啡，序列如下，一点也不浪漫。

知道咖啡：在现代版的焚书坑儒时期，从偶获之漏网外国书，知道洋人嗜咖啡，至于咖啡味道如何，只能想像。

第一次喝咖啡：在“文革”动乱饥馑时期，发现一包陈年海南兴隆咖啡。于是煮了，加糖喝。虽然咖啡的味道，至此不可磨灭，但当时，身体实在是更需要混在咖啡中的蔗糖之能量！

第一次买咖啡：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出国。单位按国家标准发放的每日伙食费，实在不足以果腹。于是自改革开发后，我唯一一次长达一周的“天天挨饿”，竟然发生在日本。回国那天，在长崎机场候机，受不住诱惑，咬牙花准备留作买“大件”的5美元，在机场的一家咖啡馆，买了一杯咖啡。对这杯价格相当于我四分之一月入的咖啡，只好说，味道当然不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运日渐好，个人手头慢慢宽裕，咖啡也总算成为常备品，不知不觉，竟然上了瘾。每日起来，必先牛饮咖啡，以应付一天辛劳。以至于无咖啡即无精神上班，于是戏称咖啡为清晨之“招魂汤”，把夜间云游体外的灵魂招回。

无论是伟大的人类，还是埃塞俄比亚那些等着被屠宰的山羊，对咖啡的感觉，大约不外是：先苦涩，后快慰。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斯？没有“三年困难时期”，“十年动乱”之类，令无数冤魂沉沦、民不聊生的浩劫，也许我们的生活，无非类似“金朝”统治下的北韩，焉能有今日之国运？

否极泰来。冥冥之中，似有定数。

品咖啡之二：爱，源自于心，却不需要理由

相识不过2周，我就愧受了田原君用特快专递赠送的，他亲自采集于产地，再亲手炮制的系列咖啡。

田原君的作品，名称颇有诗意，比如“落日印象”、比如“清风留影”；开壶一煮，尚未入口，已觉妙不可言。

作为一位执著的咖啡专才，田原君的赠品是附带条件的。他要求我对他的创造物，给一个评估。这个要求，我实在有点为难。

赞美咖啡的文章和广告，充盈天下，实在也令人麻木，也断了后来者的文思。做一份“科学”的专业鉴定，又超出自己的能力。奈何？

再者，千人千味。比如广东凉茶“王老吉”，口感完全取决身体状态。“上火”，也就是老广讲的“热气”，那“王老吉”就如甘霖入口；你没啥不妥，偏要喝之，却是如啖苦胆。但凡主观评价，绝对因人而异。

正在为评估报告搜索枯肠时，忽然想起了古典音乐。

我极爱古典音乐。可是，我也悲哀地自知，因为生不逢时，我不识五线谱，更不懂乐理。平日也极少阅读“如何欣赏音乐”之类的文章。我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实在是从心而来的。

失望和悲观的时候，我会刻意地去听《命运》。我会从一浪一浪敲击你心灵的旋律中，感悟到不屈，感悟到拔剑而起直面命数的力量。有时小资情调来了，我也会独自欣赏《D小调月光奏鸣曲》，让那月华泄地般的天籁之音，陶醉自己的心。我会悲伤于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也会兴奋于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但是我说不出什么理由。

享用一杯咖啡，赞叹一杯咖啡，大概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几乎每一位朋友都知道我嗜咖啡。我却最惧他们问：你喜欢哪一种咖啡？我唯一能答的是，我喜欢好的咖啡。

爱，本来就不需要理由。由得心去爱，不就是这样吗？只有最蠢的女人，才会不停追问男人，“你到底爱我什么”。当然，反之亦然。

我就是用心来倾听古典音乐，不光听到音乐本身，还听到她的回声；我也是用心来感受咖啡，不光是品到咖啡的味道，还有感受到了她的灵性。

咖啡日记：被糟蹋的天赐尤物

公务，出差香港。

为一杯心头之好，牺牲一点睡眠是值得的。于是早起，一丝不苟地炮制一杯田原君的“高原阳光”。炮制方法不变，唯咖啡量加大1/3。但那咖啡依旧厚重依旧温柔。看来浓度不会把矜持少妇变为野蛮女友。

享受了美好的早晨咖啡时光，还是要匆匆上路。

下午事毕，朋友请我在一家非常“小资情调”的咖啡馆闲坐，还自作主张，为我点了一杯咖啡。可惜朋友归朋友，咖啡归咖啡。这杯加了牛奶和焦糖，价格不菲的冰咖啡，实在糟糕之极。这也难怪，一个世界上行人步速最快的商业城市，谁有闲情逸致“品咖啡”？

如果“挑剔度”可以算作人类器官的一个功能性“指标”的话，华人接受“色香味”一类信息的器官的“挑剔度”，必定在别的任何其他种族之上。华人身体器官，参与挑剔食物者，还不止眼、鼻、口、舌，还有肠胃，也不甘寂寞！

所以，一种化外食物或食法，想进入泱泱中华饮食圈，绝非易事。有些极端的国人，甚至不必真正的品尝，就会彻底否定某种外来食品。比如印度或阿拉伯的美食。

咖啡不例外，我也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奉一杯客人从未饮用过的某种茶，那客人至多暗暗地批评茶质低劣，而绝不会否定“茶”本身。但是，对一位从未碰过咖啡者，一杯他眼、鼻、口、舌、胃、肠诸器官“群起抗拒”的某种咖啡，即便是真正的蓝山一号，如果仅仅令这位仁兄，永远不会再碰咖啡，而非毕生抨击咖啡，已是万幸。这也许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门槛。

想到这里，我暗自庆幸。不过，那杯据说是希腊风格的冰咖啡，实在没有给我任何快感。

回程，在九广直通车上，为解困解乏，不得已买下一份价值25港元的咖啡。这种仅供提神而非享受的“咖啡”，由一位挤出专业笑容的列车员，用25港元可以买一大瓶，可以冲数十杯同样“咖啡”的某大名鼎鼎之速溶咖啡，加上香精味比奶味足的“奶”和精炼白糖，高速炮制而成。

当然，在高速列车上，你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切。想知道何谓垄断，何谓暴利，其实不必进课堂。花点冤枉钱，效果更好。

化外之地的美食

HotelDiana是布拉格的一家私人小客栈。说到“客栈”2字，我们总是联想起龌龊狭小的房间、油腻腻黑乎乎的被褥、还有难闻的气味、刁钻的老板和可疑的客人。留宿在这种地方，做的梦无非也是孙二娘在蒸人肉包子，或者龙门客栈的刀光剑影和血肉横飞。不过，欧洲的客栈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欧洲的客栈虽然小，却是干净又整洁、雅致又温馨，不大不小的花园，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HotelDiana就是这么一家花园比房子大的客栈。

只有七八个客房的HotelDiana虽小，却因为它的餐馆，多年来不断地被评为布拉格最好的20家餐馆之一，故而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颇有名气。

只有十来桌的HotelDiana餐馆，几乎每天都满座。HotelDiana中年老板Kucash先生，身兼大厨、侍者、收银多个职务。每次在那里用餐，我总是迷惑，算上这个颠上颠下的老板，就4个职员，怎么服侍得了几十位客人？然而事实是，餐后的客人们总是一副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样子。

HotelDiana餐馆的出品，总在打击我对中华美食的自尊自大。正餐倒也罢了，餐后的甜食，竟然也别有一格，尤其是那个咖啡冰淇淋。

第一次吃这道甜食的时候，Kucash先生故作神秘，不让我看他如何炮制此物，然后笑眯眯地叉着手，在一旁看着我如何享用它。

这道咖啡冰淇淋，实在称得上“色香味”俱全。一个雅致的水晶杯，白色的冰淇淋里面，分布着星星点点，呼之欲出的细碎的研磨咖啡粉。此情此景，一下子就固定了我的眼球。靠近一点吧，一阵一阵的刚刚研磨出来的烘焙咖啡清香，混合着冰淇淋的奶油味，扑鼻而来。把它往口中一送，凉丝丝的、绵软香滑的上好冰淇淋，夹带着浓郁的咖啡香，好不受用！待到口中的冰淇淋化作液体，再慢慢咀嚼，那一粒一粒的细碎咖啡粒，在牙缝中吱吱作响，一咬一阵醉人的咖啡香。嗨，这Kucash先生，怎么想得出来这一招？

转念一想，也是的，没有人规定我们只能享用咖啡“汤”啊！我们的思维，是被我们自己限制了。

小的常常是美的。“船小好调头”这句话，不同时期有不同诠释。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注意到了“船小”这个器物层面的条件，却忽视了，船长的思想，才是“调头”的根本。

谁禁锢了我们的思想

泰国是个神秘的国度。

每个泰国男子，总要出家为僧一段时间。可是，以“不杀生”的佛教为国教的泰人，既创造了叫人垂涎三尺的泰式美食和使人受用得欲仙欲死的泰式按摩，也发明了招招夺命、令人胆寒的泰拳；还有血淋淋誓死方休的斗鸡大赛；还有神秘的使人永世不得翻身的咒语（一种称为“降头”的魔法）；还有人妖….

无论如何，在这个美丽的热带佛教国家旅游，总是花费不多又极其愉快的。

在曼谷的Intercontinental酒店品一杯咖啡或者一杯美酒，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咖啡本身并不特别，特别的是，在上咖啡的同时，会摆上一个带盖子的玻璃瓶，瓶子里面，铺着烘焙好的咖啡豆，豆子上面放着面包干。咬一口这面包干，咖啡妙不可言的气息，满齿留香，真是醉人。还是那句话，谁规定咖啡只能煮成汤喝？

思想最怕的是被套上框框。

不是吗，这年头，谁都会说，顾客是上帝。可是说到服务上帝，某些国人，却会从现在回到过去，回到有皇上的时代。

Intercontinental酒店那些个小巧玲珑的泰国妹子，真的是用伺候上帝的方式为你服务的。她们会用一种口音很重、却软绵绵如耳语般的英语，跪在你的身边，仔仔细细地询问你的要求，为你服务。

国人会坦然地接受这种服务，却绝不允许同胞效仿。因为精于又乐于作道德评判的国人，认为下跪式服务是涉及“人格”尊严、涉及“国格”和“民族尊严”，是天大的一件事。批判者甚至扬言用“士可杀而不可侮”来对付下跪式服务。

也许是千百年农耕文明的结果，亚洲人多长腰体形，年长后亦多患腰肌劳损。我们祖祖辈辈弯腰插秧、除草、割稻。有过这些经历的人，一定知道，实际上“锄禾日当午”之辛劳，非仅仅日头之毒也，长时间弯腰劳作，绝对是真正折磨人的事情。

现代人体工程学讲究的是，用最轻松的方式或姿态完成必须的动作。对劳动者而言，这种讲究有2个直接的结果：其一是付出的体力少；其二是出错机会低，也就是因为动作强度和难度都小，因而降低了自己，或工作对象受到伤害的几率。于是，如果跪着做事比哈着腰做事轻松，人体工程学就会建议劳动者用跪姿完成必须的动作，绝不会拘泥于迂腐的道德说教。

Intercontinental酒店的泰国妹子们懂不懂这堆道理，我不得而知。但是她们看来比某些国人明白和实际，她们很坦然地跪着，而不是哈着腰为客人服务。

用国人的审美观看，泰国妹子的肤色有点深了。不过，这种肤色如果配上灿烂的笑容，却十分地阳光可人，活脱脱的阳光仙子。即使是她们跪着捧上咖啡时，依然是那么地“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她们与瑞士航空那些跪着为乘客服务，绅士般的男性空勤人员无出其右。她们是真正的淑女。

禅说，你心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真实世界就是怎么样的。你若憎恨“下跪式服务”，它必定就是可恨的。内心充满怨恨的人，偏偏就是可怜的弱者。还是一句老话：自卑者比自尊者更在乎形式，更在乎自己和他人的言行举止。

思想最怕的是被套上框框。自己给自己的思想套上的框框，最难摘除。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伦敦克拉瑞芝酒店（Claridges）的餐厅里，雀巢集团CEO包必达（PeterBrabeck）想叫一杯雀巢咖啡，消化一下他在这家豪华酒店里享用的大餐。

但侍者似乎有些困惑，继而又有些窘迫。一时间，双方均感到无法理解。随后，包必达先生离开餐厅，转而去酒吧要了一支雪茄。

包必达先生总是走南闯北的人了。非头等舱不坐、非五星级不住。但是，令他耿耿于怀的是，在他光顾的豪华场所，绝无雀巢咖啡可点。

贵为世界头牌食品企业，咖啡界当之无愧的巨子，拳头产品却被市场定位为大众品，或者刻薄一点说，低档产品，包必达心中郁闷，可想而知。

曹刿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2000余年后，竟成现实：如今上肉，只配做盒饭。包必达先生那些批量生产的速溶咖啡，安能不是下里巴人的食品？

咖啡，这种叫埃塞俄比亚的山羊跳舞的植物，使赤身裸体的非洲土人打起精神觅食求生的果果，后来远渡重洋，成为欧洲贵族的挚爱，然后又被欧洲人批量生产，做成低廉的大众食品。历史的轮回，竟然如斯。

曾经有一位香港的大教授对我说，如果你想做一个高尚的人，你就必须经常出入高尚的场所。教授的逻辑，我至今还是云里雾里。

市场的逻辑，大概也叫市场的领导者包必达先生云里雾里。在Claridges这种高尚的场所，包必达先生却享受不到他的心头之好。偏偏他那心头之好，就是他可以时时刻刻享受这些高尚场所服务的基础。窘迫的不应该是那个可怜的侍者，而应该是包必达先生。

你想充当贵族，你就必须放弃在大排档挥汗如雨，大快朵颐之乐趣。也许，这就叫文明。

生活中不能沒有美的事物

近日与田原君论咖啡，脑瓜子从星巴克，突然转到了意大利的BVLGARI（宝格丽？）。

诞生140余年的BVLGARI，是世界顶级珠宝品牌，是意大利的骄傲，也是欧洲乃至全球绅士淑女的挚爱。BVLGARI的作品，无论是首饰，还是手表、香水、手袋等等，无一不是出自当今顶级大师之手，无一不以其大胆而出人意料的设计、细腻亦精美绝伦的内涵、典雅且独特别致的风格、高贵又超群卓著的品质著称于世。BVLGARI的作品，每款只会制作有限的几件，价格自然不菲，却保证了款款自有其个性、款款雷同难觅。虽然我从不佩戴任何首饰，但是，每每经过充满浪漫优雅气息的BVLGARI专卖店，总是忍不住走进去，静静地品味一番箇中精华。

与遍布香港大街小巷，内容与名称同样俗不可耐的周生生、周大福、谢瑞麟等珠宝首饰店不同，香港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家BVLGARI专卖店。事实上，全球也就只有百余家BVLGARI专卖店。在BVLGARI专卖店，无论是亚洲、欧洲或大洋洲的，你都会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一种别具一格的风情。

过去我总奇怪，既然自己从无佩戴首饰的兴致，为何对BVLGARI却“情有独钟”。如今与田原君讨论咖啡，总算有点明白了：是某种杰出个性和高贵品质的吸引。

也许，我在大规模生产领域，混迹实在太久，以至于在陶醉于田原君炮制的独特的极品咖啡时，脑海里居然浮现出星巴克，心里同时下意识地琢磨，哦，如何成批生产、销售这等尤物？

愚蠢之极。

仔细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实在是丰富多彩：有蜂拥而至，用世俗的眼光选购周生生、周大福、谢瑞麟批量生产的黄灿灿金器，且以“成色高低”为首要采购指标的普罗大众，就一定有静静而来，用鉴赏的眼光挑选某种独一无二的精品首饰，包括BVLGARI，并以“设计优劣”为最高取舍标准的“高雅之士”。事实上，人们对首饰的选取，未必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个人喜好实际上也是决定因素。一条挂在暴富大汉脖子上，锁链般粗大沉重的9999金项链，与一条戴在白领丽人玉颈上，典雅精致的BVLGARI项链，所费金钱，其实相差无几。有道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人有贫富。但是，“生活中不能沒有美的事物”，BVLGARI的现任总裁PaoloBulgari如是说。

是啊，如果没有当年老BVLGARI的执著，也就没有今天的BVLGARI。BVLGARI给我启发是：为合适的人创造合适的作品。

于是，我好像有点明白田原君的追求了。

茶餐厅里的鸳鸯

茶餐厅可能是最地道的港式餐饮文化代表，也是香港的普罗大众、富豪白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出没之地。2004年9月，香港电台在网上举行“最能代表香港的设计”投票，茶餐厅居然名列首位，可见其在港人心中之分量。

茶餐厅体现了香港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快速、效率、变通。说到港人善“变通”，同时获评“最能代表香港的设计”第六位的“鸳鸯”是绝佳例子。这里说的“鸳鸯”不是那种情切切的水禽，而是茶餐厅里中西合璧的“招牌饮料”，一种咖啡、红茶、牛奶、蔗糖的混合而成，冷热饮俱佳的饮料。

“鸳鸯”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充满美感的、浓烈的香味：一种咖啡、红茶与牛奶的混合香；也在于它那种充满性感的颜色：咖啡和牛奶的颜色，在红莹莹的茶色后若隐若现；更在于它用双倍于咖啡或红茶的刺激力量，年复一年地支持着那些终日劳力劳心的港人。

早年的香港，咖啡被称为“西茶”。这“西茶”与“中茶”的争斗，在别处，似乎永远是“既生亮、何生瑜”的问题。偏偏香港同胞极善融汇东西文化，非把这本来老死不相往来的2种植物饮料，缀合在一起，让它们成就为恩恩爱爱的“鸳鸯”！

茶餐厅里的“鸳鸯”，它温柔又甜美地向世人证明了，即使是日常饮品，也符合“和则两兴、争则两败”的道理。

看那家为自己，也为熟人开的餐馆

若问经营一个“经济实体”的目的，问一千个人，大约只有一个答案：“盈利”。但是，任何发生概率极高的事件，总会有例外。

在墨尔本近郊，一个叫GLENWAVERLEY的地方，有一家餐馆。除非有本地人带路，你很难找到这家离干道只有几米，隐没在绿树丛中，外表与附近民居无异的餐馆。

这餐馆总是高朋满座，所以去那里吃饭最好先定座。像我们这等黄种人走进它的餐厅，总会引来食客们好奇，却十分友善的注目，甚至是一声问候。

实际上，客人或侍者好奇的不是我们的肤色，而是我们的陌生。

这里的食客大部分相互认识，多是熟人朋友；这里的侍者，几乎清一色的白头男士；这里的装潢、餐具，一派欧陆的古色古香。餐馆的老板是当地一位意大利裔居民。百来年前，他的祖上来到“化外之地”澳大利亚，倾其所有买下一片欧洲人眼中的不毛之地，无非想养些绵羊维生。岁月如梭，如今这早就归天的意大利老头的后代，横吃竖吃、左花右花，也难消灭先辈遗产一个零。

老人的后代有足够的钱做他们想做的事，却聪明地不会因为有钱而不做事。这餐馆的老板，就选择了“开餐馆交友”这活儿――当然，这是旁人总结出来的结论。

既然是“开餐馆交友”，饭菜必须雅致美味，否则就是怠慢朋友了。以我管见，这餐馆的食物和服务，确实不俗。

玩咖啡是当今小资的时尚。既然是时尚，高雅不是必须的因素。

品咖啡却是另外一回事。品咖啡是一个高雅和“低俗”混合体。品咖啡之高雅，自不待言；说其有“低俗”一面，则在于，如果一个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又何来闲情逸致去品那上帝恩赐的尤物？！正如那位GLENWAVERLEY的餐馆老板，如果不是含着金钥匙出世，又如何有“开餐馆交友”的本钱？

世事无绝对。没有含着金钥匙出世，未必不能造金屋，也未必不能创造出“阳春白雪”。曲高虽和寡，曲高却总有知音。有伯牙必有子期，能创造极品者，包括极品咖啡，亦自有其知音。又何必纠缠在世俗之中？

营造各式“文化氛围”，一厢情愿建通天塔

时下“营造”某种“文化氛围”是个时髦的事情。

“营造”里面的“营”字何解？我以为是经营。试想，当今世界，没有钱，“造”什么呀？有了钱，当然就要经营了，除非你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破产。

所以，“营造”某种“文化氛围”，包括“营造咖啡文化氛围”，目的绝非高尚。

当年有一小撮来自那个闹独立的小岛的岛民，在大陆普洱茶市场低迷时，出手囤积大批存货。然后一掷千金地宣传所谓普洱茶的种种惊天效能。于是傻乎乎的大陆追风者相信，“益寿延年”、“防癌抗癌”，不过是普洱茶无数伟大的功效之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罢了。结果没有意外：几年后，岛民获利离场；大陆追风者守着堆积如山的普洱茶，捶胸跺脚。不信到号称南中国最大的“广州芳村茶叶市场”看看，如今那数以千计的专门店，虽有各路货色的普洱茶，直堆门外。生意呢，却是活生生一派门可罗雀景象。

这就是“营造茶文化”的精彩案例。

后来，又来了一批岛民，在大陆开办形形色色的“咖啡馆”，门口也放几粒咖啡豆。名曰“咖啡殿堂”的“咖啡馆”内部，却是活生生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其实在卖杂种咖啡，竟然毫不知耻地冠以什么“牙买加，蓝山一号”等等如雷贯耳之大名。许是躲在里面的那些个土老板，根本没见过什么真正的“极品蓝山咖啡”。

其实真正的“蓝山咖啡”，确实是世界最贵的咖啡，至于是否最好的咖啡，完全取决于个人口味。对白种人而言，它淡而无味，不够劲。但是对有强烈“脱亚入欧”欲望的东洋黄种人，它却是个容易接受的东西，正好挂羊头卖狗肉。别看牙买加一个蕞尔小国，却既通市场经济、又通计划经济。牙买加成立一个政府机构，垄断“国产咖啡”：既限产，又保质，再抬价。至于日本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价买入，好，搞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混合蓝山，多少保留其原味，然后倒卖，大渔其利。

那些哈日的岛民，黄雀在后，也用这“蓝山概念”糊弄大陆人。他们比老师绝，老师还是用真正的蓝山货混合或多或少杂种货，他们？天知道用什么纯正的杂种货！

有趣的是，在那些咖啡消费大国，人们似乎更在乎咖啡“汤”的制作方式，什么Cappuccino，什么Expresso,什么土耳其咖啡等等；并不特别在意咖啡的产地和品种。在欧洲的老牌咖啡厅，打听什么“蓝山一号”这等东西的，多半会被归类为土老冒。

“营造咖啡文化氛围”，不就是营造让你爽快付款的氛围吗？这倒也没啥，商业嘛。这蓝山咖啡的运作，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MBA范例。

“营造咖啡文化氛围”的追风者，通常空有满腔热情，却不知“咖啡文化”究竟何物。

在美国，常看到的情景是：老美迫不及待一仰脖子喝干最后一滴咖啡，然后冲入体育竞赛场，或狂欢或怒吼；要么杀回现实生活的激烈搏斗之中，拼个头破血流；

在欧洲，常看到的情景是：白种欧洲人，在遍布大街小巷的露天咖啡馆，或一脸茫然、可怜巴巴地；或神采飞扬、口沫横飞地，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对着一杯鬼才知道味道好坏的黑乎乎咖啡水。

从这些场景，也许可以管窥“真正的”咖啡文化之一二。

至于那些岛民们在大陆开的咖啡馆，中不中西不西，卖肉酱意粉，也买海南鸡饭。这里的咖啡？无非是催眠术士在你眼前晃荡晃荡的水晶灵摆，或是引爆你钱包的导火索而已。哪来什么“咖啡文化”！

文化，从来就不是营造出来的。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文化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文化的传递靠遗传。中华饮食文化之深之广，本来就是历史的积淀、祖宗的言传身教。想在这片千人千味的土地上，营造什么新品种“饮食文化”，无异于巴比伦人建通天塔，结果是冒犯上帝，结果是被上帝诅咒，结果是一帮“营造者”，自说自话，谁也不知道其他人在说什么。

世事实在难料

咖啡的扩张与欧洲的殖民史密不可分。欧洲人眼中的异教徒，中东的穆斯林，花了好几个世纪，也不过把他们的酒精代用品――咖啡，传播的伊朗、土耳其一带。是威尼斯商人，在1615年首次将咖啡带入了欧洲。

随着远洋航海技术的突破，欧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咖啡也随着掌握了咖啡种植与烘培技术的殖民先锋，扩散全球。

1699年，荷兰的殖民者把咖啡带到了印尼爪哇的巴达维亚，使之成为欧洲当时的主要咖啡供应地。到1720年左右，荷兰人又率先最先将咖啡传到了中美洲和南美洲。至于大名鼎鼎的牙买加咖啡，包括蓝山咖啡，则是法国殖民者的杰作。

时至今日，在茶、咖啡、可可，3大植物饮料之中，咖啡算是牢牢占着首位，只有英国例外。

英国大概是欧美惟一茶消耗量大于咖啡的国家。也许英国成为世界茶叶消费大国的原因是，在介于北纬25度到南纬30度的所谓“咖啡的生产地带（俗称为咖啡带）”，英国有“英国皇冠上的明珠”，它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偏偏这印度又是产茶的好地方。

掌握了资源，又出了个英夷鬼汤姆斯·立顿。这家伙搞出来的“立顿（Lipton）”茶，百年来席卷全球，甚至在龙井的老巢，逼得龙井一度只能充作食客的洗手水，狠狠地伤了中国茶迷的心一回。

就连那我们耳熟能详的“下午茶”（afternoontea），知识产权居然属于英夷。令中国茶商和茶农耿耿于怀的是，英夷不产茶叶，却是世界最大的茶品牌拥有者；他们的茶叶来源，主要采购自印度、斯里兰卡，基本没我们的份。

一位大教授，香港太平绅士，推荐我们试试香港peninsula酒店那个“著名的维多利亚式的下午茶”。

很难想象，在这个代表了香港殖民地时代服务业最高成就的酒店，竟是如此的狭小和拥挤。也很难想象，居然有那么多的洋人，大概尽是些英夷，或殖民时代的遗老遗少，耐心地肃立在大堂，排队等着“喝”这大名鼎鼎的“下午茶”。可见怀旧是人类通病。

这维多利亚式的下午茶，其实无非一些摆设和造型都十分精美，却使人发腻的西点，加上英式奶茶而已。那些点心，实在叫我没胃口。在座的一位德国人评论道：英夷者，坏天气、糟糕的食物、叫人提不起精神的女人（故戴安娜王妃除外，愿主安慰她的灵魂！）。故而英夷离家出走，四处殖民、猎非洲大象、射孟加拉老虎、杀印第安红番、卖鸦片给“满大人”....。

有点损。不过，英德现在虽然友好，毕竟打过2次世界大战。有些疙瘩，在所难免。

这超级昂贵酒店peninsula的食品，大多平平，惟有一种加了RAM酒的咖啡非常精彩。在以不列颠为荣的酒店，这美酒咖啡，名字当然不叫“爱尔兰咖啡”了。想那不列颠人，什么时候看得起土里土气的爱尔兰人？

英夷的自豪感，自有他的理由。毕竟曾是“日不落帝国”啊！如今英国成了自己昔日殖民地随意使唤的小兄弟，心中固然酸楚，但是，能产生莎士比亚和罗素的国家，总有堂而皇之的自慰方式。

比如香港回归，女皇陛下不便屈尊到场，只好委屈那个低能的儿子，那个不爱美人，偏爱年纪大自己一截，活生生一个老巫婆的儿子，到香港行告别礼。事毕后，这位长着一对兜风耳，面色如七成熟牛扒的王储，凄凄惨惨地对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说，他们（指英夷的无数殖民地）长大了，总要离家的……。

至于那个彭定康，因为为时已晚地想在殖民时代结束前，把香港突击办成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让我们的鲁主任冠以“千古罪人”的头衔。不料他老人家，回欧洲之后，居然以欧盟对外事务委员会专员之尊，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世事难料。看来真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愿有永远的朋友。

玛丽亚·特雷沙咖啡，子孙吃祖宗

传说十八世纪中叶的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雷沙（MariaTheresia），对咖啡极为钟爱，居然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维也纳成为咖啡之都。时至今日，维也纳大街小巷，到处是花里胡哨的“玛丽亚·特雷沙咖啡”，味道好坏，见仁见智吧。

维也纳出名的传世美食，除了“玛丽亚·特雷沙咖啡”，还有一个SacherTorte蛋糕。这个印着旧时皇家徽章的巧克力蛋糕，据说是一位16岁，叫FranzSacher的烹饪学徒的创造。1832年，贪吃的米特烈皇子（PrinceClemensLotharWenselMetternich），下令创造一种新式甜点，活活把他的大厨吓病了。好在那个学徒兼童工Sacher胆大，把衣袖一卷，发明了SacherTorte蛋糕，叫那米特烈皇子，大饱口福，还让他的后人坐享其成，祖祖辈辈靠这高脂肪高糖分的蛋糕赚钱。

不知道那Sacher真是商业奇才，还是善用政策，反正他创立的，位于维也纳国家大剧院后面的Sacher酒店，现在还是维也纳一绝。

在“彼可取而代之”的梦幻破灭后，对种种传说的帝王嗜好，追追风风，客观上也是一种心理安慰，总比因此患抑郁症强。不是吗，既然做不成皇帝，把皇上画在纸板上，再把他的脸挖掉，脑瓜往里一伸，拍张“御照”，也算过把瘾吧。

维也纳人推崇“玛丽亚·特雷沙咖啡”、SacherTorte蛋糕，无非想赚点钱。我们也有出处可疑的“满汉全席”。贵？不要紧。吃不起“满汉全席”，来个朱元璋的剩饭剩菜大杂烩“珍珠翡翠白玉汤”，或者搞个“毛家红烧肉”也凑合啊。不过，人家用“肥肉补脑”，打下江山。我们追风“毛家红烧肉”，效果只是提高“三脂”或加大腰围而已。

不得不承认，至少从经济角度看，维也纳人比我们更善于利用祖上遗产。三个音乐家：莫扎特、老斯特劳斯、小斯特劳斯的亡灵，年复一年地被他们的四邻八舍、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后人利用，狠狠赚个亿万欧元。

很少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既迷恋之又厌恶之、既自豪之又自卑之、既尊崇之又作践之。在美丽的维也纳，看雄伟壮丽又精致典雅的建筑，欣赏古典音乐，享用传统美食，不由得赞叹维也纳人，竟能如此精明地利用和保护祖宗留下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时此刻，方能理解梁思成老先生，得知中央政府最终决定拆除北京城墙的决定后，是怎样的痛不欲生。

子孙吃祖宗，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吃法各有不同。维也纳人有他的吃法。我们也有我们的。八国联军确实2次洗劫了圆明园。但是圆明园的建筑，是搬不到欧洲的。给圆明园最后致命一击的是京城百姓。刨过气皇上的皇家御苑，建百姓住房，也是吃祖宗的办法。

东南亚的“猪崽”与“白咖啡”

到过马来西亚旅游的人，大概都听说过“白咖啡”。

其实旧时的白咖啡是马来西亚华人开发的一种低温烘培咖啡，故而颜色较淡。被称为“白咖啡”。白咖啡之所以不“黑”而“白”，是因为来自粤闽两省的南洋华人，既需要咖啡提神，又怕深度烘培的咖啡“燥热”，而创造之。现在市场上的“白咖啡”，大多是用混合咖啡豆，加糖、加脱脂奶制成的三合一咖啡。

倒也不必与南洋华人太认真“白咖啡”的定义。他们能把中华文化，保持到今天的地步，已经十分不易了。李光耀说过，当年下南洋者，无非是泱泱中华帝国边远省份之无甚文化的贫穷者。李光耀还说，如果他们的后人，也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能成功，大陆没有道理不成功。据说当年小平同志听他这么说来，竟沉吟深思良久。

老一辈人常说，下南洋就是被“卖猪崽”。其意无非卖身为奴。家境好的、有学问的当然不会走这条路。被充作“猪崽”的大多数是粤闽两省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中华文明带到南洋，在当地发扬光大，又回归并影响中国大陆。比如现在流行的“肉骨茶”，就是典型的“出口转内销”产品。这“肉骨茶”，实际是用当归、川弓、白术之类中药熬的排骨汤。当年那些华人苦力，从家乡带来配方和药材，煮这汤水喝，要的无非也是活血袪风，补充营养，留下命来，继续卖苦力求生。

我们在享用这道东南亚美食时，还记得那些南洋苦力吗？

南洋华人的成就，我们讲得多了。他们的艰苦历程和血泪岁月，我们实在所知不多。

在马尼拉的旧城区里，有一座菲律宾华人历史博物馆。馆内有一幅铺满一整面墙的画。它是三个世纪前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的作品，所画是1602年那场著名的大屠杀。当时在马尼拉有超过两万名华人，被晚他们而来西班牙殖民者屠杀。这只是针对南洋华人无数次屠杀中，比较早且有记录的一次而已。

这样的博物馆，大概不会是我们的旅行团的首选吧？我们那个团就没有去。至于现代的无数次排华、屠华，囿于某种需要，我们媒体也只好噤若寒蝉了。

上个世纪末，有一部日本电影叫《望乡》，讲述早年日本“输出”南洋的妓女的故事。里面有2个镜头，大约看过的人很难忘记：其中一个是日本舰队到达菲律宾后，整装列队的日本水兵，蜂拥冲到日本人开的妓院，扑向日本妓女；另一个是晚年回到日本故乡的妓女阿琦婆，年迈、孤独、贫穷、无助，面对真诚采访她，企图揭开日本“崛起”过程中，黑暗、丑恶、且鲜为人知的一面的女记者，发出干嚎一样、撕心裂肺的痛哭。

这个世界上，由政府组织的性服务，包括慰安所，包括南洋日本妓院，大概可以肯定是日本人的专利了。我们憎恨过去的日本政府和军阀，但是，我们也为日本农村妇女阿琦婆心酸。

无法理解的是，面对南洋华人的艰苦历程，我们的文艺界为什么不能创作出类似《望乡》的作品？难道我们只知道吸引他们的投资？

前些天，有一位退休多年的香港“皇家警察”，给我讲了一件可以小小地出口气的故事。

上世纪70～80年代，无数越南难民拥到联合国难民署的“第一收容港”――香港。这位老兄，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当差。

他发现，有个老难民，只要见到一个长相不像华人的年轻“难民”，必定扑上去撕咬之。于是他问其原因。老人哭诉，这个越南人是“蛇头”，在船上没收了他的全部金条，当面强奸了他的女儿，最后把他的爱女推下大海……。现在，金银珠宝收足了，这家伙也想混出越南。

我这“皇家警察”朋友，第二天就在难民营的篮球场，当众把这小子，打进了急救室。回头他被上司叫到办公室，他也准备好了接受上司的雷霆之火和严厉处分。不料上司问清缘由后，居然说：“好。等医生把他治好后，我本人亲自把他再打进急救室”。

毕竟血浓于水啊！

“白咖啡”是个华人品牌。说实在，作为咖啡，并不特别。不过，想想这些南洋华人同胞的创业艰难，买它尝尝又如何？

夏威夷的一统与Kona咖啡

美国惟一的知名咖啡是夏威夷的Kona咖啡，人称“可那（或科纳）咖啡”。它是一种酸度比较高的咖啡。偏偏西人喜带酸味的东西，比如Sunkest（新奇士橙），就比我们的脐橙酸。顾客偏爱，加上产量小，Kona咖啡当然矜贵。

Kona咖啡主要种植在位于夏威夷大岛科纳地区的西部的死火山――冒纳罗亚山(MaunaLoa)的山坡。该咖啡产区的长度约为30公里，因其土质富含有火山灰，非常肥沃，加之阳光充沛又云雾缭绕，很适合咖啡生长。

日本人说Kona咖啡是他们的移民的杰作，跟屁虫台湾咖啡业界也人云亦云。其实，Kona咖啡与一个叫KamehamehaⅡ（卡美哈美哈二世）的夏威夷“土王”有关。

1827年，这土王访问欧洲，学会了喝咖啡，也带回了不知何人相送的咖啡树苗。于是，咖啡开始扎根夏威夷。早期的日本人、欧洲移民和华人，都对夏威夷的咖啡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夏威夷的咖啡，虽然受到菠萝、甘蔗、夏威夷果（MacadamiaNut）等作物的轮番冲击，时兴时衰。但它还是在夏威夷扎下根，成为世界级的名产。

卡美哈美哈二世的父亲，老卡美哈美哈是一个集嗜血、好战、聪明、狡猾与一身的“土王”。他重金收买了2个年轻的英国水手，负责训练他的军队，并采购大炮、步枪等新式武器，使他的军队从钻木取火的石器时代军队，一跃而成为当时夏威夷群岛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凭借这样的武力，“土王”卡美哈美哈迅速击败其他“土王”，统一了整个夏威夷群岛，建立了夏威夷王国。

统一夏威夷群岛最惨烈一仗发生在瓦胡岛（Oahu）一个叫努阿努帕里谷（NuuanuPaliValley）的地方。这里有一处面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海拔数百米的火山断崖。战事发生时，数以千计手持原始武器，忠于瓦胡“土王”Kaiana的武士们，在企图越过这个终日云雾缭绕的火山断崖时，葬身于此。“土王”Kaiana本人则被卡美哈美哈的大炮活活炸成两截。

在如今的努阿努帕里的“大风口”(NuuanuPaliLookout)，可以眺望这个无数瓦胡武士的葬身之地。远远望去，火山断崖布满了密密的原始森林。永远呼啸不停的太平洋疾风，吹得人难以驻足。当地华人是不太愿意到这里的，他们认为这地方“阴气太重”。

纵观历史，“统一”难离战争。说得过去的和平“统一”，大概东西德统一算是个凤毛麟角的案例了。

在中国，完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一统伟业者，是秦始皇嬴政，时间上比卡美哈美哈统一夏威夷早大约2300年。嬴政的父亲嬴稷大帝，打遍天下无敌手。长平一战，启用悍将白起，大胜后竟然坑杀赵国降卒40万，创下人类战争史上一次杀害战俘数量之最的历史记录。这记录，可是卡美哈美哈无可望其项背的。不过，赵国残存的后人，世世代代在40万赵卒的白骨上耕作生活，什么“阴气”不“阴气”，也管不了许多了。奇怪的是，传统文人似乎更在乎嬴政的“焚书坑儒”，更在乎被坑杀的460个倒霉的儒生和招摇撞骗的术士，却不认为他老爸坑杀40万赵卒，是多大的一件事。

一统的中华帝国延绵不绝。帝国的版图或大或小；江山的姓，或李、或朱、或爱新觉罗；共559个皇帝，却有183个死于非命。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一统中华，实在已成为中华基因。有这基因在，就有中国在。

卡美哈美哈建立的夏威夷王国存在大约100余年，1898年，夏威夷成为美国领土。从距离看，夏威夷“加入”美利坚，或大清是没什么区别的。只是谁都愿意嫁入豪门。为了奖赏当地“土人”的这一“自愿行为”，美国政府给予了卡美哈美哈的子民们世代享用的“最好的福利”。这个“最好的福利”，保证了这些顺民子孙后代可以终日饱食、无所事事――除了对付“体重超常”。

对付“体重超常”，也许夏威夷草裙舞是个不错的药方。

品Kona咖啡，意犹未尽

Kona咖啡确实是难得的好咖啡。偏偏这咖啡，同牙买加蓝山一样，在别处难得买到“真品”。口馋，嘱咐一位旅居夏威夷的挚交，回国省亲时，带点给我饱饱口福。多年来，有时他会带点，有时推说忘记。其实以我们的交情，忘记是不可能的。而且Kona咖啡是夏威夷机场最醒目的商品之一，当地名产嘛。问题是一些旅居海外者，心里总是不踏实。收入一波动，就惊恐万状，连“手信”也只好省了。

黑色的Kona咖啡，黑色的幽默。Kona咖啡，居然成了我这位曾经荣获这上世纪80年代“XX市新长征突击手”的朋友，如今的旅美华人经济状况的指示器！

真不知道这样说，是上帝，还是我，不厚道。

说到旅居夏威夷的华人，早年以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为多，以至于香山人氏孙文，一度把夏威夷当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基地。在夏威夷瓦胡岛的海边，可以看到不远的海上，有一个形状酷像一顶广东草帽的小岛，叫“草帽岛”。这岛名称，来自一个有关中山人的美丽传说。从这个小岛的命名，可佐证中山华侨在夏威夷的影响力。

夏威夷的华人称土著玻利尼西亚人的头领为“土王”。也许早年的华人移民，没有听说过“酋长”这个新造的名词。至于英文的“King”,固然是“王”，但是，无论移居天涯海角，黄脸黑发不变，中华皇帝至尊至上也不变。故而玻利尼西亚人的头领，只能是“土王”。

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时候，我无知，曾经问一位久居当地华人，为何不叫那个拗口极了的“卡美哈美哈”为“酋长”，而叫他“土王”，这老兄居然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夏威夷非常适合农耕。肥沃的红色土壤来自火山灰，加上风也调来雨也顺，真是种什么什么长得好。在世界最大的蔬果生产商DOLE的菠萝园，机器沿着一望无际的，特别适合植物根系发育的红壤地，向着天边开去，一面走，一面插下菠萝苗。几个月后，采摘菠萝的机器又向天边开去，收下一个一个硕大的菠萝。这样的机械化，却好像轮不到咖啡农。小小的咖啡豆，还是要靠人手，一粒一粒采摘。难怪如此庞大的咖啡市场，却难以改变咖啡农的拮据生涯。也难怪一批又一批的夏威夷咖啡农，先改种菠萝，后改种夏威夷果（MacadamiaNut）。他们还真善变。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除了农民，军人更喜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就在这个人间天堂。

65年前，据说读过哈佛的山本五十六大将派出联合舰队，在南云忠一上将的指挥下，奇袭珍珠港，叫那老美蒙受奇耻大辱。美国人也有意思，被人打得满地找牙，找到了牙齿，反咬一口，连日本的老家也给他抄了。

出了这口恶气，善变的老美就厚道起来，居然帮助日本复兴，使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珍珠港纪念馆，美国人把本应是不共戴天的对手山本五十六和南云忠一的戎装正照，端端正正地高挂正厅。这2位如果能活到战后，必是上绞刑架的战犯，当年的照片，倒也是堂堂七尺男儿，英气逼人。

怎么美国佬没在他们的相片上打个红叉叉？恐怕不仅仅是出于“尊重对手”这种西方式的伪善吧？还有那条可怜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和舰上的成百上千官兵，美国佬居然就让他们静静地躺在海底，既不打捞战舰残骸，也不让死难者入土为安。只是建一座廊桥，让游人在廊桥上凭吊。那廊桥上总有一个美国水兵，不断地在升国旗，然后一面一面地卖给游人。

站在那廊桥上，透过蔚蓝清澈的海水，可以看到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残骸，无声无息地躺在微微晃动的海水里。一点一点的油花，65年了，还从亚利桑那号的残骸冒出海面，形成若隐若现的五彩油膜。

善变而不坚持什么，只要变得其所就好。这就是美国文化的一个侧面。美国文化，也许就是美国强盛的根本。

福山咖啡：福绵长，心传香

在认识麦田原和享受他的咖啡杰作之前，国产咖啡之中，惟一欣赏的是海南的福山咖啡。即便如今有了麦田原的咖啡，我还是不愿放弃它，也依旧认为老徐的福山咖啡，是天下咖啡之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

福山咖啡产自海南岛的澄迈县福山地区。这里的地理、气候环境与牙买加的蓝山、夏威夷的Kona相似，同处北半球的北纬15到北回归线之间。同是火山质土壤，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唯福山地区的海拔稍低，但与夏威夷的Kona地区很接近，土壤也大多是玄武岩和花冈岩风化而成的红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咖啡。可以说，福山咖啡得天地之独厚。

1976年，不到40岁的福山农民徐秀义，带领全家人，投入多年的积蓄，开辟咖啡园。而后成立了福山咖啡公司，生意也算蒸蒸日上。如今有多个冠以“福山”的咖啡品牌，但我唯独喜欢以“福绵长，心传香”为内涵的老徐之福山咖啡。

有意思的是，没有几个中国咖啡友知道福山咖啡。而海南的兴隆咖啡，却曾经名扬中华。事实上，兴隆咖啡的种子，是1953年，一位在兴隆华侨农场的新加坡归侨，今年80岁的邢杰夫，采集自福山。难怪福山人坚持，福山镇是海南，乃至中国最早成功大规模种植咖啡的地方。事实上，早在1935年，华侨陈显彰先生就成功地从印尼引种咖啡到福山镇。

兴隆咖啡的辉煌历史是不言而喻的。几乎大多数对海南岛，或咖啡有点认识的国人，大概不会不知道兴隆咖啡。整个兴隆县，在上世纪中叶，种植咖啡已有3000多亩。无奈当年有比咖啡重要“战略物资”――橡胶。于是兴隆广植橡胶树，咖啡遭到灭顶之灾。

改革开发后，兴隆咖啡一度回光返照。可惜终不成气候。兴隆咖啡的主要种植大户，1951年为安置700多名受英帝国主义迫害的马来亚归侨而成立，先后接受过1.3万余归国难侨的“兴隆国营华侨农场”，如今已经不再把咖啡作为主业了。

我时常纳闷，怎么左看右看，这“国企”就是无法与“私企”抗衡。哪怕一粒小小的咖啡豆，人家老徐就敢以身家性命来投资，结果无论是种植，还是烘培，抑或是销售，偏偏那一脸憨厚的老徐，就比员工数以万计的国营农场做得好？

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让人笑掉大牙，因为每个人都自认为知道答案。但是知道答案又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对国企的感情，才叫剪不断理还乱。

下海成功，我们会庆幸逃出生天；失败呢？怀念大锅饭啊！这就是“国企情结”。

国人崇尚“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生活方式。这句话的神来之笔在“靠”和“乘凉”3个字。

依靠某种力量，达到不劳而获的境界，曾经多么地吸引我们的同胞啊。比如羡慕“神仙的日子”，无非就是对自由自在、衣食无忧的憧憬。我们留恋美好的过去，仅仅是因为人类记忆的筛选性使然。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类的固有心理。一旦遇到挫折，人的记忆会自动地把旧时记忆中的美好部份调出，让我们心情得以平复，以渡难关。从进化的角度看，这是自然的。若非如此，人必定死于痛不欲生。

那些患抑郁症的人，通常就是越挫折，越热衷于回首痛苦往事的人。痛苦的情感，一旦形成正反馈，人类大脑惟一的应对方法是启动“失忆机制”。对一个人来说，如果这最后一招失效的话，那么，他离跳楼的时间就很近，很近了。

为什么所谓“保障体系”、“福利体系”如此诱人？因为它就是“不劳而获”的一个变种。而每个人神志清醒的人都准备好了剥削这些体系。想证明这个判断一点不难。比如，如果你认识正在享受某种“医疗保障体系”的人，你总可以在他家里的某个角落，找到一堆过期的药品，或一堆多余又昂贵的补品。不信试试看，不过要悄悄地。

依靠某种力量，达到不劳而获的境界，再狠狠地剥削它，这是不是苏俄式“社会主义”得以成功的原因，亦是它最终失败的根源之一？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也不会叹息“国有”的兴隆咖啡之兴衰。因为我知道，有徐秀义这样的农民，海南咖啡就总有根。我们也就有机会享用比兴隆咖啡更优质的咖啡。

哦，福山咖啡，愿我们与你一样，“福绵长，心传香”。

一言难尽星巴克

聊咖啡，没法绕开星巴克。

人是一个矛盾体。因为经济能力的约束，我们被迫使用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产品。我们又着迷于昂贵的、起源于奴隶伺候奴隶主的“个性化服务”。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是做不成奴隶主的，我们就转而批评各种大规模生产的勾当：比如，骂麦当劳的汉堡包是垃圾食品，全然不顾比起一碗油乎乎的牛肉面来，麦当劳汉堡包的哪一个指标都不能算“垃圾”。

与千店一面的麦当劳不同，走进一家你没有光顾过的星巴克，你既会感到耳目一新，又会觉得似曾相识。一种飘渺又固执的小资情调，总是弥漫在星巴克的殿堂里。星巴克把那些被吹毛求疵者诟病的大规模生产的勾当，严严实实地藏在响当当的“个性化服务”之中。比如，你可以对一杯由机器按固定程序做出来的咖啡，就配什么奶、杯子的大小、甚至这杯咖啡装多满，大大方方地向学历可能不比你低的侍者提出你的要求。如果你还想显示你的博学和口味的高贵，你还可以优雅地为自己的咖啡，加糖或加甜味剂，加各种连中文都未必听过的香料，或加五颜六色的巧克力碎。愿意加多少就加多少，反正不会另外收费。

可以说，星巴克漂漂亮亮地解决了人们既要面子，又要顾及钱包的两难处境。无怪乎它可以席卷全球。

说到大规模生产，老福特大概可是算是鼻祖了。福特的T型车和后来的大众甲壳虫，是世界上仅有的累计产量超过1000万台的单一型号汽车。福特T型车的故事很多。而大众，尤其是甲壳虫的故事，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这车与一个叫希特勒，留着小胡子的德国魔头有关，忌讳。

上世纪30年代，一个叫费迪兰德·波舍尔（FerdinandPorsche1875-1952）的青年工程师有个梦：为德国人造“国民车”，也就是老百姓买得起的车。令我们这些受过“正统教育”的人吃惊的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人也有同一个梦。2个人一拍即合，波舍尔负责工程与技术，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则利用手中权力，调配资源，还鼓动了34万工人入股，于1938年成立了由工人和“劳工阵线”共同投资的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汽车的早期译名就是“国民车”）。

小胡子特别嘱咐，车是为普罗德国百姓造的，车要好，车价还不能高于1000马克。

这个价格远低于同期美国车厂卖给美国工人的汽车。小胡子的这些要求，波舍尔全部做到了。

后来小胡子发动了牺牲几千万生灵的战争，自己也不光彩地自杀于阴森森的地堡，被焚尸扬灰。波舍尔则因为设计了无坚不摧的虎式坦克，还有无数精美可靠的武器，坐了2年大牢。

总算得以善终的技术天才波舍尔留下了2个不朽的作品：百姓的甲壳虫“国民车”，和富豪的保时捷跑车。一个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另一个却是个性化产品。

人是一个矛盾体，生活也是个矛盾体。难道不是吗？

禅说，其实任何人的内心，既可以是天使的家，也是可以恶魔的窝。

仔细比较一下麦当劳和星巴克，很容易发现，麦当劳的明快色调，简直就是在对你下命令：快点吃，吃完赶紧走。可是星巴克，却总是弥漫着一种轻飘飘的浪漫气氛，含情脉脉地环绕着你，令你不忍离去。

难怪“在星巴克见面”成为都市小资的经常性行动。可是我总有一个疑问，在中国的星巴克咖啡店，如果把咖啡换成茶，其它的统统不变，结果会如何？或者说，假设星巴克的成功之道可以简化为“好咖啡＋令人留恋的氛围与空间”，那么，把引号中的陈述改为“好茶＋令人留恋的氛围与空间”，星巴克还能成功吗？

依照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教授的意见，星巴克的成功不在咖啡本身，而是在对身边世界的关注。吉登斯教授在他的大作《社会学》中写道：“两个相约喝咖啡的人，可能对凑在一起聊天更感兴趣，而并不在乎他们实际上喝了什么。”

把星巴克等同于咖啡，是一个误会。对星巴克而言，咖啡不过是个载体。想印证吉登斯教授意见错对，不妨先问问自己，我到底喜欢，或不喜欢星巴克什么。

粤人有喝早茶（粤语叫“饮早茶”）的习惯，恐怕不止百年了。解放前的广州，有一家叫“妙其香”的茶楼（粤人称酒家为“茶楼”，或称“茶居”）。它的大门有一副对联：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

这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对联，实在是惟妙惟肖地述说了南粤文化的一个侧面。至于“妙其香”茶楼，如果还在，也一定沦为三流货色了。但是粤人饮早茶的习惯依然如故。

如今所谓“早茶”其实可以“喝”到下午。自从解决了“温饱问题”，早茶的主要功用，从果腹变为休闲与社交。“饮早茶”一词也更多地被“叹早茶”替代（粤语的“叹”亦作“享用”解）。在人声鼎沸的“茶楼”，茶客们高谈阔论，从陈年旧事到手中生意。

在“茶楼”这种公共场所，一面“饮茶”、一面大啖精美的广式点心、还一面脸红脖子粗地谈生意，是曾经的时尚。如果有人说，直到最近几年，广东的生意有一半在“饮茶”时谈妥，恐怕不为过。无奈这种“时尚”已经开始式微，原因是生意人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提着笔记本电脑，说话轻声细语，还夹着洋文的生意人，慢慢多起来。一面“叹茶”一面讨价还价，不是他们的工作方式。

新一代人讲究“隐私”，注重体形。对着满桌专攻“三围”的食物，以及周围好奇又未必品味相同的食客，他们宁可选择逃逸。

对这样一个日渐壮大的群体，包括白领，也包括高学历的老板而言，温馨的星巴克恰好就是“茶楼”的替代品。在中国，在广东，星巴克确实准确地捕抓到市场的需要。也许吉登斯教授的判断很准：这些人“并不在乎他们实际上喝了什么”。他们需要的是看上去属于自己的氛围与空间。

就一杯咖啡而言，星巴克也许贵了。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令人留恋的氛围与空间”里，有头有脸地呆上大半天，却只要付25元或45元（一杯咖啡的钱），也许你又不觉得它贵了。

星巴克为现代城市人对时尚和高端奢侈品的追求，以及对一个愉悦又温馨的社交场所的渴望，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恐怕这就是星巴克成功的奥秘。

我们听说过无数与欧美日合资的、或干脆就是他们独资的企业：工厂、商场、宾馆等等。可是我们鲜见与欧美日合资的、或者是他们独资的餐馆，除了快餐馆。

这也正常。中华饮食傲视天下，老外学都来不及。跑来班门弄斧？他们还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不过快餐例外。查查康熙辞典，你一定找不到“快餐”一词。想那躲到阴暗处苦读圣贤书，靠老婆送“快餐”维生的云南穷书生，高中状元得到一官半职之后，不休了糟糠之妻就算不错了，哪里还会把那黄脸婆做的快餐“过桥米线”写入史书？！

既然祖宗不关心出不得场面的“快餐”，那么麦当劳、肯德基之流快餐席卷中华，应该不至于伤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吧。

可是这来势汹汹的星巴克算什么呀？看看它陈列的精美西点，看看每天有多少小资吃那玩意当正餐，总不能说它是个单纯的饮品店吧？

从烹饪方式看，食物有“干食”和“湿食”之分。

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是“湿食”民族。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美食，几乎都是“湿食”。不信找本食谱看看，凡出自煮、蒸、烹、炒、烩….的食物，无非“湿食”；而“干食”者，烤、炸、煎、烙一类食物，如烤白薯、炸油条、煎大饼，早已沦为街头小食，难登大雅之堂。国人之好“湿食”，甚至把本属“干食”称谓的“烧”字，也赠给“湿食”，如红烧肉、烧茄子等等。

先有熟食后有锅。故而人类从茹毛饮血过渡到熟食，是个先干后湿的过程。推论下去，似乎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应该是“湿食”民族。为难的是，说中华“湿式”美食，口味远胜西餐之“干式”美食，大概鲜有异议者；若说我们现在的文明程度比别的什么民族高，恐怕就未必那么底气十足。

历史上，凡动干戈，较之“湿食”者，“干食”者总是赢多输少。南方兵还在埋锅做饭，怀揣烤饼的北方大兵已经杀到跟前。“干食”者强悍，“湿食”者懦弱，哪怕在中国内部，大约也是铁律。如果觉得内斗丢脸，看名将戚继光如何杀倭寇吧。

当时的倭寇，是为采用游击战术之日本海盗。游来游去，戚家军总是捕捉不到战机。戚将军脑子灵，发现鬼子搞个半干半湿的米饭团（现代寿司的前身），总比一碗米饭，更容易携带和保存。等自己的兵做好饭，偷袭得胜的倭寇早已逃之夭夭。于是戚将军本人亲自改进了民间的一种烘焙大饼，使之可以较长时间存放；又在饼的中间做个洞，再用绳子穿着，挂在身上。行军打仗，十分便利。不必埋锅做饭的戚家军，机动性大增，倭寇的游击，从此不再是优势。为纪念戚继光将军，福建百姓把那饼叫“光饼”。

这就是国产版的“干食”胜外来“湿食”的案例。不过，只要一有机会，真的太平盛世也罢，实为苟且偷安也罢，嗜食并以之为天的国人一定要湿不要干、要精不要简。久而久之，我们的味觉、以及我们与消化功能有关的器官、我们的做饭菜技巧，几乎一致地排斥“干食”。

咖啡算饮料。那么星巴克的西点，算干食还是湿食？西式糕点确实是烤出来的。不过有了冷冻保鲜技术，西式糕点，尤其是那些点缀着诱人鲜果的蛋糕，越变越“湿”，以含水份计，直逼我们的标准湿食－－馒头了。那些西点的造型与口感也越来越精彩。难怪成群红唇皓齿，身娇肉嫩的白领MM，不顾体形好歹，锲而不舍地大啖星巴克的点心，充作正餐。

中华民族的同化能力是超级强大的。那些入主中原的野蛮愚昧的游牧民族，最终全部被我们的祖宗同化个一干二净。纵横中华20余年的麦当劳、肯德基，看看势头，居然也放下架子，推出牛肉饭汉堡，川麻汉堡、老北京鸡肉卷等。它们被中华饮食同化的趋势，初露端倪。

可是，还看不出那星巴克会被谁同化。无论在自命不凡的欧洲，还是在我们的紫禁城，星巴克总是那付嘴脸，那付用浪漫与温柔，滴水不漏地藏掖着资本本能的嘴脸。

最难喝，却是最伟大的咖啡：ICAC咖啡

全世界最难喝的咖啡，一定是ICAC咖啡――香港廉政公署的咖啡。

“请你到ICAC饮咖啡”，是一句令心虚者毛骨悚然的话。其震撼，绝不亚于“XX同志，你被双规了”。这句话究竟是出自文艺创作，还是真的来自廉署人员，无从稽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描述，成为香港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没有廉政公署，就没有今天的香港。这句话，绝不为过。

廉政公署的咖啡，是每一位有独立民事能力的香港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无论你贵为香港首富；或是大权在握的高官；还是一个看管公共游泳池的小小公务员，你都必须小心这杯咖啡。

腐败来自贪婪；贪婪来自私欲；私欲来自人的本性：自私。

生物的自私本性，有2条根。

自私的第一条根来自基因。生物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基因需要这种运载工具。有性繁殖生物的基因向下一代传播，服从减数分裂原则。减数分裂是个抽奖过程，即有性繁殖生物携带的基因，平均只有50％的机会向下一代传播。于是，生物的本能就是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以求最大限度地传播自己携带的基因，而且绝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来资助任何繁衍的竞争者，特别是血缘关系疏远者。

这就是自私的内源性。看看周围，哪一棵树，不拼死往上长，以获取最多的阳光？那些长得慢的，被同类遮挡了阳光的，又有哪一棵不是一副病怏怏等死的样子？而且那棵快高快大的树，绝不会怜悯那棵因为得不到阳光而必死无疑的树，哪怕它们都来自同一棵“母树”的种子。

自私的第二条根来自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背后，是大公无私的“雷锋”式生物优先淘汰出局；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式生物，有机会苟延残喘；那种小里小气、一报还一报、自私透顶的“小气鬼”式生物，会万世延绵。

作为生物的人类也有这2条根。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自私不要紧。他们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利己的行为最终会使社会得益。可是在现实中，私欲的“恶之花”，并非总是结出公共利益这个善果。这样的案例，我们见得太多、太多了。

私欲膨胀的结果是贪婪，贪婪导致腐败，腐败损害公众利益。正因为如此，道德与法律才成为必须。道德靠自觉，靠洗脑。法律靠暴力，有时还要靠血腥。

暴力又如何？ICAC的咖啡不针对任何人，又为任何人预备。于是香港公民，人人头上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这把毁掉你的利剑落下与否，完全彻底地由你自己决定。就这样，香港的公众利益得到保障，正派的香港人活得滋润。

有人说，实际情况是，疑犯被带入问讯室后，廉署人员第一句话，一定是文质彬彬地问：你要茶还是要咖啡？也许“饮茶”早已被粤人赋予特别的含义，所以“港式双规”才被戏称为“饮咖啡”。

至于廉政公署的咖啡，究竟是什么牌子、怎么炮制、味道如何，无孔不入又刁钻多事的香港记者，竟然缄默不语。其实，咖啡还是那杯咖啡，只是那达摩克利斯剑，看上去太震撼，还是避之则吉。

啊哈，伟大的ICAC咖啡，我喜欢你。向你致敬！

天上的咖啡

客机上的饮料，无一例外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粗糙物，叫人又爱又恨。

机舱，大概是已知公共交通工具最狭小者。密封加压机舱的空气，也是公共交通工具中最干燥者。因此，瓶装或纸盒装的工业化生产的饮料，虽难以下咽，却必不可少。唯咖啡与茶水是在飞机上现做的。当然，咖啡是三合一速溶货，茶是袋装茶，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以我小人之心观察，这天上咖啡的浓度，居然与石油价格有关。过去中国民航班机的咖啡，一色雀巢，甜蜜蜜一如空姐之专业笑靥，似有几分迷人，又使人懒洋洋地提不起精神。近年油价飚升，这天上咖啡居然清淡起来，唯有空姐笑靥依旧。万幸，万幸！

有些外国航班配有咖啡机。送餐饮之前，咖啡机一开，满舱咖啡味，倒也令人愉快。可惜那咖啡一到嘴边，你就知道，这咖啡，对付着喝吧。

有次乘坐UA的航班回国，前排一对华人青年男女，带一最多几个月大的婴儿。起飞前，那小家伙手舞足蹈，笑笑嘻嘻的，挺讨人喜欢。不料自飞机冲天而起，他就开始嚎哭，扯着嗓子，不停地嚎哭。

这可是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啊。那孩子的哭声实在闹心。可是谁都只好忍着，毕竟人心肉长的。

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飞机在一万多米高空飞行，虽然有机械加压装置，机舱的压力，也只是相当于海拔2500米到2800米左右。也就是说，机舱的气压还低于云南丽江古城的气压。这几个月大BB娇嫩的耳膜，又如何受得了这等折磨。很快，小家伙开始呕吐。

那些人的或牛的乳品，经过小家伙的胃发酵，再被吐到座椅上，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这讨厌的气味，很快四处弥散。一时间，我觉得我的胃也开始翻腾了。

这时候，只见那老练的UA空姐，麻利地拿来一大包研磨咖啡粉，倒在那堆呕吐物上面。哈，奇迹出现了：白色的污秽之物消失了。然后，美妙的感觉回来了：满机舱尽是咖啡香！

不知是累了，还是被咖啡香味麻醉了，那小家伙停止了哭闹，睡着了。这时候，那个傻楞楞、衣冠不整的新科父亲，终于腾出手，立起身来，向周围旅伴赔不是。

又何必道歉呢？带这么点点大的孩子飞一万几千公里回国，或多或少，总有些难言之隐吧。相信其他乘客与我一样，总会用“爱心”二字鼓励自己接受现状。其实，谁的童年，不是又惹人爱，又惹人怜，还惹人嫌？

好在飞机上有咖啡，好在航空公司没有规定咖啡粉只能用来煮咖啡“汤”。

坐经济舱长途飞行是苦差事。如果你，或者你的老板不在乎钱，那就坐商务舱，最好坐头等舱。

不过，无论寻常百姓，还是老板，通常还是在乎的。在乎归在乎，有时运气来了，会有意外的惊喜。一次出差回国，我到机场晚了。那航空公司的小姐居然笑眯眯地对我说：先生，这趟班机的经济舱已经满座，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给你免费升舱，头等舱，好吗？

这等好事，谁会拒绝？

头等舱或公务舱的服务，自然与经济舱有天壤之别。不过，即使是头等舱，解渴饮料还是那些大规模生产的粗糙物，可别指望有什么特别关照。天上的饮料，天上的咖啡，天上的茶水，只要是工业产品，就好像永远不会变。

挨了拉登911一记闷棍以后，各大航空公司为了生存，挖空心思削减成本，连占总成本比例很小，对服务质量举足轻重的空中餐饮，也不放过。

国内航空公司与多数外国公司降低空中餐饮成本的办法，不外是降低其质量或份量。我很怀疑这样做的效果。

新加坡航空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招数可谓出奇制胜。其中一招，是请国际顶级葡萄酒品酒师，测试各种葡萄酒在机舱的口味。结果发现一种名气不大的新西兰白葡萄酒在高空机舱里的表现，比昂贵的欧洲和南美的名牌白葡萄酒更佳。于是，这种白葡萄酒就成了新航航班的餐酒。对新航的乘客而言，911这坏事，竟然变成了在空中有佳酿可品的好事。

同是降低成本应对竞争，结果是航空公司的上帝们，可能得益，也可能受损；航空公司本身，也随之可能是得益，也可能是受损。这斗智，可真是玄妙啊。

可是，这种“高空口味”的研究，怎么就轮不到咖啡？也轮不到茶？

葡萄酒是白人的杰作，茶是黄种人的创造，至于咖啡，那是等着被宰的埃塞俄比亚山羊的发现。葡萄酒贵，贵者勘比黄金。今年来华的瑞典仿古船“哥德堡”号，带了2桶法国葡萄酒，其中一桶在广州灌瓶拍卖，起拍价人民币一万元一瓶。用这钱买台湾人真假难辨的“极品蓝山”，你可以招待一个步兵连。茶也贵，安溪炒乌龙，可以炒到几十万人民币一公斤。可是，咖啡啊，它怎生就矜贵不起来？

白、黄、黑。葡萄酒、茶、咖啡。冥冥之中，难道真有等级的划分？

我相信咖啡在地面的味道，一定与在高空的味道不同。只不过，因缘和合而生，一切有为法。葡萄酒合该高贵，因为它是葡萄酒，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欧洲文化一部分。奈何那欧洲文化，就是现代文明的源头。天无二日，饮品无二主。葡萄酒称了帝，其它的饮料只能称臣。这由不得咖啡粉丝，包括我，不服。

风水学云：水聚为财，水散化财。这咖啡豆被工业化后，成了见水即化的速溶咖啡。按“国粹”风水学之精要，速溶咖啡又如何矜贵得起来？

还是平凡的好。如果咖啡矜贵，它又如何进得了寻常百姓家？

利弊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现代都市人贪生而不怕死。一个娇滴滴的白领丽人，只要听说她用的唇膏含有“苏丹红”，无论当初她花了多少钱，她一定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分钟前的心爱之物，狠狠地扔进垃圾桶。然后，这美人会点燃一根烟，死缠活缠地要你陪她上珠峰。

这个世界，处处都是陷阱。不说那吃了人类避孕药的鳗鱼、蛇类；或吃了哮喘药（也叫“瘦肉精”，真是绝！）的猪，单看那一张张逼得男士费尽全力把持自己的丽人脸蛋，无非就是化学污染的重灾区。可是餐厅酒家，肉菜市场，照样熙熙攘攘；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商场，永远挤满了想留住青春的女人们。

唯独咖啡例外。谁听说过这黑乎乎的豆豆，有什么残留农药，或超标重金属？除了担心喝多了咖啡，脸上会长红豆豆，似乎小资们不太担心其它。

咖啡豆，要剥皮去肉后，才脱颖而出。大概种植时候喷洒的农药，不至于“残留”到豆子里。不过，谁能保证豆子在存储期，那些可疑的咖啡商有没有做什么手脚？苏丹红事发的初期，KFC不是也信誓旦旦地说，苏丹红与肯德基不沾边吗！

不过我宁肯相信，任何有机杀虫剂都会在咖啡豆烘培过程中被破坏殆尽。毕竟烘培是个高温过程啊。

对咖啡，人们担心的，偏偏是令咖啡如此迷人的咖啡因。关于咖啡因对健康的影响，正反两种意见，都出自专家，也不知道信谁的好。

可是，如果把咖啡因从咖啡中除掉，剩下那索然寡味、又不能提神的东西，还能叫“咖啡”吗？而且，就算咖啡因有一万个不是，用某种有重大致癌嫌疑的亚甲基氯化物，把咖啡因从咖啡豆中提取出来，做成的“无咖啡因”咖啡，你愿意喝吗？

如果不竖立起“贪生而不怕死”的理念，别说喝咖啡，现代人连呼吸的机会也不会有。不信看看写字楼外面的天空，查查写字楼中央空调的送风道。

一位资深胸外科专家，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直下丹田，再狠狠地憋一下，然后向着天花板长长地一吐。完事后，慢悠悠地对我说：“知道吗，人的肺是粉红色的。可是烟民的肺，是黑糊糊的，可以捏出烟油。你一切开他们的胸，手术室全是烟油味。”

可是，这老兄还得抽烟。一台心脏手术下来，人都散了架，不抽根烟，能行吗？

人生苦短。有时必须做出决断。如果你是职业司机，你可以冒因为一时犯困而车毁人亡的风险，拒绝香烟；你也可以随时抽根烟提提神，好留意路面情况，安全行车，代价是预备自己20年后，有比不吸烟者大至少10倍的可能性死于肺癌。

这就是人生。

KOPILUWAK咖啡：商人无所不为，野蛮人无所不吃

虚拟世界实在有趣。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湖首雷湾”，给我们介绍印尼的KOPILUWAK咖啡，然后“草木知春”、“提刀李天王”跟进，查实LUWAK就是果子狸。没想到，咖啡后面居然还有一群“搅翻几乎半个世界”的果子狸。更没想到，从果子狸脏兮兮的屁眼拉出来的咖啡豆，居然是“全世界最贵”的咖啡。

真是长见识。看来，上帝无所不能，商人无所不为。

老人说，果子狸之所以叫“果子狸”，就因为它爱吃果子。这听来像是废话。

在咖啡园长大的“提刀李天王”者告诉我们，果子狸会一丝不苟地挑选一定成熟度的咖啡果，然后高高兴兴地享用之。不过这厮只吃咖啡果的肉，绝不会啃那咖啡豆。吃饱了，它满山跑，到处拉。于是那咖啡豆就四处发芽，择地生根。命好的，长大成树结果。然后，嗅觉灵敏的果子狸又找来了：来吃它的果果，顺便再帮它传宗接代。

果子狸，吃果果，吃完果果养宝宝。结果满山咖啡树，结果“狸丁兴旺”。

于是乎，大地、咖啡树、果子狸，三者形成一个小小的“生物圈”。

上帝设计这个世界一定是煞费苦心的。我们这些愚笨的人类，学会站起来，有700万年了；脑瓜开窍而有别于早年的亲戚――兽类，也有200多万年了。可是我们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才搞明白，原来有个叫“生物圈”的天公造物。

在上帝面前，人类只有谦卑，无可炫耀。

也许这果子狸早就进化出来了一整套基于光学＋化学传感器的识别系统，可以快速自动识别某种成熟度，也就是它认为“最好吃”的咖啡果。偏偏有一群进化出智慧的人科动物也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判断：“咖啡豆在果子狸的胃里，被消化了皮；然后与果子狸的胃液产生反应，去掉了苦涩味，成为极品。”其实，那咖啡豆，真要被果子狸的胃液如此这般地去皮折腾，还会发芽？！

真相应该是：恰巧某些高贵的人类与低贱的果子狸，不约而同地喜爱这种成熟程度的咖啡豆！

嘿，人兽所见略同！

不幸的是，人科动物的另一支，别号南蛮者，发明了果子狸烹饪大法。于是上帝的设计惨遭破坏，于是上帝派形状美艳的SARS冠状病毒，借果子狸之牺牲肉身，下凡夺数千人命，搅翻几乎半个世界。

南蛮子，南蛮子，真是野蛮人无所不吃，无奇不吃？

印尼的果子狸有幸。因为有精于营销之道的印尼商人，把夹杂在它们粪便里的咖啡豆卖出天价，于是生命无忧矣！至于居住在不长咖啡的广东的果子狸们，你们赶快向仁慈的上帝祷告吧，是他让SARS来无影去无踪的。

SARS去无踪，意味着你们的噩运，又要降临啦。

咖啡因，浪漫之源

一本正经的神经科学家说，咖啡令人着迷的原因是咖啡富含咖啡因。如果你不嫌枯燥，我就抄一下他们的说法。

咖啡因的作用机理如下：咖啡因进入人脑后，阻止腺嘌呤核苷与它的受体結合，提高神经细胞的活动水平、提高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水平。而肾上腺素、多巴胺等化学物质，能左右人的行为，给我们兴奋、愉悦、畅快等等感觉。它们还参与情爱过程，激发人对异性的情感，产生爱。

真是浪漫极了。人类最伟大的情感，爱呀什么的，归根结底，竟然是人脑里的一系列化学反应。至于喝咖啡，居然可以间接催生爱情。

爱情之中，最动人心弦的是初恋。没有人能忘却初恋的感觉，无论初恋留给他（她）的是甜蜜还是苦涩。

也没有人由衷地同意人只能有一次初恋。实际上，所谓的初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第一次恋爱”之外，它还有一个大家不愿意明说的含义：对一个新异性的爱慕。在大脑生物化学的层面上，这2种“初恋”根本就没有区别：它们都是肾上腺素、多巴胺、苯乙胺、催产素之类化学物质，对脑神经突触的等强度刺激的结果。而最令人痛惜的是，这一类左右人类情感的化学物质，作用时间总是很有限的。甜蜜也好，苦涩也罢，初恋总会过去，正如死是人的必然结局一样。

既然是个大脑生化过程，“初恋”之感觉，就有重复的可能。撇开道德评判不谈，中国人总结出来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有其特定的生化意义：寻求对大脑皮层新的刺激，复现已经衰减消失的“初恋”生化信号，以此重新体验人类最销魂的情感――初恋。

重新体验“初恋”的动力之强大，别说道德，连骑“木马”游街示众、当众被乱石砸死、终生背个红A字一类严刑峻法，在它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有的是人，坚持不懈地把这3个“不如”付诸实践，痛痛快快地重新体验初恋那语言无法述说的愉悦与甜美。

在这3个“不如”中，真正闪烁着中国人智慧之光的是“偷不如偷不着”。

从儒学的角度看，“偷不如偷不着”既与暴力无关，亦非偷鸡摸狗的勾当，却是一种内省的功夫，一种隐藏在澄怀淡泊、心静如水的上乘修养外表后面，专门用于平衡个人内心的骚动，享受心理和精神愉悦的至高至上的儒家内省功夫。

从美学的角度看，“偷不如偷不着”是“距离产生美”、“朦胧美”之类晦涩难懂的概念的一种非常通俗的表述。

如果你不同意“偷不如偷不着”这个命题与儒学和美学的关系，那我们看看“偷不如偷不着”的一种美丽的表现方式：偷情之梦。

谁没有做过偷情之梦？谁可以忘怀偷情之梦无与伦比的愉悦与甜美？答案在每个人的心底。只是人类进化出来了“羞涩感”，故而偷情之梦可做而不可说。

偷情之梦，让人避开了“性骚扰”的挑剔和责难，避开了所有的尘世纠纷，针对一个朦朦胧胧的新对象，重温初恋时巅峰般的体验和极度的欣快。这种体验如此动人心弦，甚至在你激情荡漾，一脚把躺在身边的心上人踹下床的时候，它也不会中断。

多么浪漫，多么热情奔放的咖啡啊，难怪它是小资们最好的朋友，难怪咖啡厅总是恋人成群。

远离忧愁，喝一杯忘忧咖啡

同是中枢神经系统刺激物，咖啡因与酒精不同，咖啡因不会影响人的注意力和智力活动。想证明这个论断实在轻而易举：如果这个论断是错误的，纵横天下的老板们绝不会无限量地向雇员供应免费咖啡。请注意，免费向雇员供应咖啡的老板，包括智力超群的比尔.盖茨、谢尔盖·布林等。

事实上，在各种高危工作场所，如高空作业、驾驶等等，喝酒违法，狂饮含咖啡因的饮料，可乐、百事、红牛之类，却是合法。

最近还有研究声称，咖啡因可以降低患柏金逊综合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特别是那个抑郁症，居然与左右人类情感的多巴胺有关。故而临床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之一，是设法增加病人体内的多巴胺数量、减慢脑内多巴胺的分解速度。

哎呀，控制这仅次于汽车的杀手――抑郁症，怎的又与咖啡扯上了？没办法，神经科学家说了：咖啡因进入人脑后，阻止腺嘌呤核苷与它的受体結合，提高神经细胞的活动水平、提高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水平。

容易患抑郁症的并不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相反，是那些工作认真、勤奋、有前途、有潜力的人。有统计分析表明，抑郁症与恐惧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现代病一样，是白领、小资的天敌。

上帝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精力充沛、富有上进心、热爱生活的白领小资们，怎么会与这些本应属于失败者的病拉上关系？

在梵蒂冈博物馆里，有多幅出自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一类大师之手，经过历代至尊至上的教皇审批御准，描述关于亚当夏娃吃禁果情形的名画。你一看到这些传世之作，就立刻明白，人类始祖，是公然大啖“禁果”，而非“偷吃”禁果的。如果你认这对乱伦的狗男女是人类的始祖，那你就等于承认狂妄就是人的本性。

亚当夏娃不把上帝的谆谆教导记在心上，他们的后人自然也是胆大妄为之徒。尤其近300年，人类发明蒸汽机、驯服电、把核能放出潘朵拉盒、踏上嫦娥吴刚的领地、用IT连接地球每一个角落、刺探鬼才见过的“夸克”和本属神之住所的宇宙疆界，真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全然不把上帝放在眼里。

人类真是狂妄之极。

人类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技术文明。冷眼旁观的上帝却悄悄地留下一个悖论给踌躇满志的人类：有数以百亿脑细胞的人脑，可以继续创造更伟大的技术文明，却来不及适应自己的创造！

自以为是的人类，忘记了自己站立起来后，花了500万年才进化出一个原始的“人脑”；然后再花了大约200多万年，才进化出有孔夫子、牛顿那种大脑。

至于我们……你正在用光速，通过互联网看到我写下的这段文字。可是，你、我的爷爷奶奶，甚至老爸老妈，在这个年纪，可能正对着“小人书”、“话匣子”、黑白电视，惊异得目瞪口呆。

哦，我们可怜的大脑，进化到了可以接受“天量”信息的程度了吗？

看来没有。否则，精力充沛、富有上进心、热爱生活的白领小资们，怎么会被抑郁症、恐惧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现代病缠上？

其实是他们的大脑还需要时间进化和适应。全人类大脑亦概莫能外。

还是泡一杯咖啡吧，咖啡因只要15分钟就能透过胃肠进入血管。剩下的事情就是等着体内多巴胺水平的提高啦。

越南的咖啡和MENTOR神

前些天，一位从越南回来的教授先生送我一包在当地买的咖啡。这包咖啡没有品牌，新鲜，可惜味道平平。铝箔袋子上只是简单地印着“法式咖啡”和“越南高级纯咖啡”几个字。然后就是MadeandProcessedinVietNam。

没有自己的品牌，好像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即使在一片认定中国已经迈入“大国序列”的熙熙攘攘声中，中国自主品牌的稀罕，仍然是国人心中的痛。

无论如何，作为世界咖啡出口第二大国，越南咖啡年产量已经接近100万吨，养活了60万农民，与该行业有关的人数达100万。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越南近年来的发展，确实令世人刮目相看。

最近这些年，职业界有个流行词“Mentor”。Mentor（门特神）出自荷马史诗《奥得赛》。伊塞卡国王奥德赛出征时，委托门特照顾他的独生子忒勒马科斯。门特不负重托，亦师亦友亦父地整整陪伴忒勒马科斯王子10年。3000余年后的今天，“门特”成了良师益友的代名词。

如果生逢良师益友，何其乐也。可惜并非每个人都有此幸运。无论对谁，良师益友绝对是真正的稀缺资源。不过，越南人自有他的办法。

越南把中国当作了自己的Mentor神。

据称越南的一位上届领导人曾经说过，我们不必为改革伤脑筋。让中国人去想、去做。他们成功了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

多么聪明。摸着石头过河的成本让别人承担了。

对任何个人而言，摸着石头过河，确实成本高，风险大。如果有高人指点迷津，人生大幸。无怪乎，在职业场上，每一个新丁都希望有自己的门特神。

人生有一位良师益友，听上去是个颇为美好的愿望。不过，如果这个愿望背后，是精心隐藏过的追求攀龙附凤式的飞黄腾达企图，那么，找个“大佬”来照应，比寻求良师益友的规劝更实在。

教授先生送我的越南咖啡，那铝箔袋子上印着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的“法式咖啡”和“越南高级纯咖啡”2排字。矛盾归矛盾，从商业的角度，应该是“法式咖啡”胜一筹。

历史总是爱耍些古怪的幽默。越南人用血与火赶走了法国殖民者，却在自己的文化中，保留了许许多多法国的内容。小小一包咖啡，除了标榜“法式”之外，连印在铝箔袋子后面图文并茂的“冲泡方法”，说的也是地道的法国方式。

这个国家，似乎很会找Mentor神。

再说KOPILUWAK

猎奇是人类这种智慧动物的本性。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稀世咖啡KopiLuwak，我居然跑了2次香港，终于按Google的指示，在尖沙咀的Intercontinental酒店找到它。

在Intercontinental酒店的Spoon餐馆里，一位英语极佳的侍者端来了我要的KopiLuwak。“我们有一台专门的机器，用法国矿泉水制作这份咖啡。Enjoyit，Sir”，那位一定有至少香港副学士文凭（相当于我们的大专文凭）的英俊小伙子笑眯眯地说道。

这杯附有一份精美的证书,价值168港币的咖啡，无论怎么努力，小心翼翼地尝来尝去，对我而言，它就是一杯Expresso而已。

假设这KopiLuwak真是物以稀为贵，真是印尼咖啡农一粒一粒地从散布山野密林的果子狸粪便里挑选出来的，那么，把它弄成一杯Expresso，实在是愚蠢之极。

Expresso有2个特点。一是咖啡汤的浓度极高，二是杯子小。偏偏人的味觉和嗅觉又与这2个因素有关。

一种精美的食物，造就其精美的要素一定是精致的。高浓度的咖啡，人能够品尝出来的仅仅是其最强悍的味道，无非苦、涩二字。而咖啡其它的令自命不凡的咖啡客趋之若鹜的种种细腻的感官享受，全部惨遭掩盖。事实上，刺激物的浓度不同，动物感觉器官的反应会很不同，甚至会出现完全相悖的感觉。例如，几乎所有令人飘飘欲仙的香水，其原料在未经稀释之前，是令人掩鼻而去之物。周敦颐诗云莲花之“香远益清”是客观且科学的。

再则舌知五味，舌尖敏于甜，舌两边沿敏于咸，舌上部两旁敏于酸，舌后部敏于苦，唯有辣味满口腔（其实“辣”非味觉，而是痛感）。小小一个Expresso专用杯，总要令入口咖啡优先沿舌面抵达对苦味敏感的舌后部。如此这般，Expresso的苦涩难免，无怪乎欧洲的Expresso，从来就不提咖啡豆的来历，从来就是一个味道。

Spoon不愧为世界顶级餐厅。我才喝完那杯由伟大的果子狸采集并排出的咖啡豆炮制的咖啡，马上来了一位穿黑衣的美女领班，彬彬有礼地征询我对这KopiLuwak的感觉。

在这种场合，你很难说出刻薄的话语。于是我只好说：“啊，我说不出我的感觉”。

“先生，几乎每一位品尝过KopiLuwak的客人都这么说。确实，这种咖啡，它的美妙之处就是你永远无法用语言说出它的美妙！”

美女领班一本正经地对我如是说。

“它的美妙之处就是你永远无法用语言说出它的美妙”，这是真正的废话。

这句废话的背后，是即使我认定KopiLuwak只是一种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深度烘培的苏门答腊咖啡而已，但我却不愿意说它半个不字，而且此时此刻，我还要找一堆理由，把我对KopiLuwak的失望，归结于世界顶级餐厅Spoon的炮制不得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12年前，在中国生活了5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ethurH.Smith），出版了《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书。这老兄认为爱“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一气质特征。来自果子狸排泄物的KopiLuwak似乎在我身上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没有勇气对那位满脸挂满专业笑容的黑衣美女领班承认，我花掉了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的旅费，还有整整2天时间，跑来这里喝价格不菲的KopiLuwak，起因是猎奇，结果是失望，是为了面子而不说实话。

据那位黑衣美女领班说，Spoon的KopiLuwak，168港币一杯不算贵。在香港另外一家同级别的宾馆，价格要贵一倍。我们Spoon的KopiLuwak之所以便宜，是为了向尊贵的客人推介这个稀世咖啡。

“这杯咖啡的成本就要大约150港币”。她非常郑重地告诉我。

当你被暗示为“尊贵的客人”而你也欣然以尊贵者自居时，你还能斤斤计较什么吗？

埃舍尔的画在科学界的名气比在艺术界大。他画过一幅叫《麦比乌斯带Ⅱ》的名画，画的是蚂蚁在一条麦比乌斯带上爬。可怜的蚂蚁在这条小小的环状带子上的爬呀爬，总是不断地经过它的出发点，永生永世没个完。

人的思维活动有时很像在一只在麦比乌斯带爬的蚂蚁，转来转去没个完。

咖啡有泥土味，通常被认为品质不佳。于是咖啡农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咖啡豆接触大地，以免沾上“土腥味”。可是那由果子狸排出的KopiLuwak是一定要接触土壤的，而且接触的是腐殖质丰富，味道比较大的那种土壤。奇妙的是，偏偏就是这种对别的咖啡是灾难的味道，却是令KopiLuwak身价百倍的宝贵品质之一。“土腥味”也就变成了“大地的芬芳”。

人的味觉认同性，居然就这样被商家牵着，在一条商家创造的麦比乌斯带，不知不觉地从这一面走到那一面，转呀转，转得云里雾里，又回到原点，继续转。

美化KopiLuwak“来自大自然”的“土腥味”还不算什么。让人们愿意付出重金，享受SARS病毒携带者排出的咖啡豆，才是商家本事通天的明证。不服不行。

话说回来，无论是谁，能从一杯浓烈的Expresso中分辨出包括泥土味在内的种种复杂而细微的味道，他嗅觉也能与猎犬一比高下了。

一辈子爱“胡闹”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RichardP.Feynman）先生,有一天突发奇想，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让同事背着他，在一堆书中任选一本，翻开又合上。然后，他凭嗅觉，一下子就把那本书找出来，惊呆了一帮子想当然的书呆子教授同事。

我曾经重复过这个试验。我请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书架上随便拿出一本书，翻一下，放回去。再要她10岁大女儿，凭借嗅觉把那本书找出来。结果是，那可爱的小姑娘居然很快准确无误地找到那本书。

那孩子对惊异的母亲大声说：“这本书有妈妈的味道！”

费曼先生说，有时人的嗅觉不如狗，只是因为人的鼻子离地太高而已。

既然造物把人的鼻子安排得离嘴那么近，那么，分辨一杯咖啡之中的种种细微气息，人应该不比猎犬差吧。

猎犬、警犬一类有惊人嗅觉的狗只，是经过训练的。口中喃喃咖啡经的小资们又经过谁的训练呢？

当然是商家。不过，训练的方式很精彩。训练狗要用狗食加鞭子；训练咖啡客只需要暗示。这种暗示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让那些自命不凡的咖啡消费者下意识地认定，如果某个大师说过某种咖啡具有某种“特别”的味道，而你又不能辨别出来，那么，你直接就是土老帽。

品咖啡如此，品葡萄酒亦如此。据说欧洲某位顶尖的品酒大师，能从一瓶“极品”葡萄酒中分辨出数百种不同的水果、花草、树木，以及其它你能说得出的味道。这可真是奇迹。至于常人，如果也想步大师的后尘，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费一笔巨款，买一瓶大师夸奖过的“有数百种不同的味道”的极品葡萄酒。

买得起“有数百种不同的味道”的极品葡萄酒的人，当然也必然地是看得见皇帝的新衣、品得出“数百种不同的味道”之人，而绝不能是土老帽。

还是按自己的意愿，来品咖啡，品人生好了。

饭后的一杯Expresso

中国人喜欢饭前上茶，西人喜欢饭后来一杯咖啡。

那天午饭后，满脸灵气的15岁小丫头Jessie问我，喝什么咖啡。

我说，就你爸爸喝的那种吧。

Jessie瞪大眼睛望着我，说，你肯定？我们家只有他喝那种咖啡！

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一年，我在悉尼大桥（SYDNEYHARBOURBRIDGE）上认识了这对父女。悉尼大桥建于上世纪30年代，号称世界第一单孔钢拱桥，用钢量达5.28万吨。看过中央电视台转播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国人，大概不会忘记当年这座桥上绽放的缤纷焰火。

澳洲人很会来事。他们设计了一个有惊无险的“攀爬悉尼大桥”旅游项目。当我穿着这个项目提供的特制紧身衣，拖着一条随行安全带，爬上离海面134米高的桥拱，看到头顶净洁的蓝天和旖旎多姿的云彩，脚下美不胜收的杰克逊海港和童话般的悉尼歌剧院，还有眼前闪电般掠过的海鸥，什么工作压力、人间愁苦，早已九霄云外。

“攀爬”在我前面的是一对父女。经过出发前的几分钟“团队精神”的培训，我们好像早已十分熟悉，于是一面攀爬，一面天南地北聊个不停，快活又融洽。

从桥上下来，互道再见以后，我径自到纪念品商店游逛。没想到出来的时候，那位衣着与任何一个澳洲农民无异的父亲，竟然在门外等我。

“如果你不在意，我想请你到我们家午饭。我保证只是一顿简单的午饭。”那位“澳洲农民”对我说道。

何乐而不为呢，到一位几个小时前还不认识的老外家做客，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啊。

然而，一见到“澳洲农民”的车子，我就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了。“澳洲农民”的车是一台刚刚上市的BMW7系列，带卫星导航和车载电视的大轿车。

这老兄先开车到一家超市，买了几样简单的熟食，然后拉我们到他的家，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四层楼宇，大得令人目瞪口呆，金碧辉煌却又充满典雅的艺术气息的家。

原来，这位其貌不扬的“澳洲农民”，是世界最有名时尚杂志之一的出版商，他的娘舅是数年前买下曼联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澳洲老人。

在刚刚摆脱贫困的中国百姓的眼里，亿万富豪不仅仅是被成群黑衣保镖围绕的神秘人物，而且还是挥金如土，大奸大恶之徒。

可是这位老兄，因为父亲节，被女儿邀请去爬大桥，然后请一位认识才两三个小时，来自他们政府公告的“高风险国家”的陌生人到自己家吃饭！

若论菜式，那顿午饭确实简单。超市买来的蔬菜沙拉、熏鸡和面包，加上几款澳洲的软饮料。不过白人吃饭，程序总是复杂。刀叉、餐巾、杯、碗、盘、碟一样不少。这偌大一个家，却没见仆人。父女俩，七手八脚，十分麻利地摆好餐具，分好餐食，饭毕后又利索地收拾好餐桌。把吃剩的食物，全部放进冰箱。

然后是咖啡时间。女儿侍奉老爸和客人咖啡的时间。

那台全自动的咖啡机，吱吱作响地吐出2杯Expresso。既然说了要“你爸爸喝的那种”，我只好有样学样，喝一杯不加奶不加糖、超级浓的“斋啡”。

那位小丫头笑眯眯地看我喝完那杯咖啡，说，你还真行。爸爸是因为经常熬夜才喝这种东西的，我们可受不了！

看来这澳洲，至少有一个富豪原来也与常人无异。在太太出门的时候，他陪孩子玩，他到超市买东西。他平时也会工作到深夜。

恐怕大多数国人并不真正地知道自己的富豪同胞是如何生活的，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机会了解他们私密的一面，除非你相信小报的花边新闻。可是大部分中国的百姓不喜欢中国的富豪，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那些前呼后拥的富豪，好像也与普罗百姓格格不入。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在悉尼碰到一位澳洲富豪，很难说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某种“意外事件”，而“无意中”发现某些本国富豪的真实心态，几率虽小，却时有发生。

前年，一位百万级的女富豪请一位亿万级的男富豪到家，据说为了入屋换鞋这等皮毛小事，闹出一场贻笑大方的风波，也让我们寻常百姓从他们的争执中，看到了中国某些富甲一方者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

那天下午，我与那位其貌不扬的“澳洲农民”，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一面欣赏悉尼DoubleBay的美景，一面慢慢地品味着那个满脸灵气、含着金钥匙出生的15岁小丫头Jessie做的Expresso，我突然很想知道，我们大多数富豪到底为什么不讨人喜欢？

到中国买自动咖啡机是缘分

按照雀巢公司的说法，速溶咖啡是它的发明，也是它对咖啡消费者和第三世界咖啡种植业乃至咖啡业本身的伟大贡献。

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速溶咖啡的问世也遭遇传统的狙击。恰如一位新媳妇，如果不会配合四时节气、家人身体状况“煲汤”，很难得到广东籍婆婆认可一样，当年无数西方男士也很难接受太太捧来一杯千篇一律的速溶货。

历史从来都不厌其烦地证明，传统对潮流的狙击不外乎螳臂挡车。乘着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和女权主义兴起之势，速溶咖啡迅速攻城略地，红遍天下。不过，传统咖啡最终还是稳住阵脚。这要感激“食不厌精”的人类本性，还要感激家用电器业的发展：在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之类家电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家用自动咖啡机也普及开来。如今西方任何一家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甚至超市，各式咖啡机琳琅满目。令中国人乐不可支的是，这些玩意多数有MadeinChina的标记。

与中国商品的攻击力相比，雀巢速溶咖啡的攻击力怕是小巫见大巫了。捷克老先生季罗米克的公司是蜂拥到中国的采购大军的一员。

人有人样。老季先生看上去像老顽童，当然是不懂武功的老顽童；又像好兵帅克，尤其是在他逗乐的时候。当这老顽童把大伙逗得前仰后翻的时候，我禁不住想，这捷克老头，准是帅克托世。

老顽童最逗的是，每当我们表现得过于自大的时候，他就会嚷嚷：嘿，你们没见过毛主席，我见过！

见过老毛是他老人家很引以为豪的事情。国庆十周年，中央政府大宴东方群雄。席间毛泽东主席带领全体中央要员，逐个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团敬酒，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的一位年轻的成员，他有幸与朱毛刘周干过一杯。

酒足饭饱之后，老季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天安门广场彻夜狂欢。忘形的狂欢原是西俗，本为讲究礼仪廉耻的泱泱中华不耻。奈何世事难料，我们的中央政府在西方世界与我们为敌的背景下，组织了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惟一的一次全国性“狂欢”。

老季还有一个证明自己与中国不寻常关系的故事。

半个世界前，中国民航还在襁褓之中。我们的总理一次出访，坐的是捷克民航包机。老季是机上的乘务长。机上的大人物除了周总理，还有埃及总统纳赛尔一干人马。

在飞行时，纳赛尔与周恩来相谈颇欢。说着说着两人站了起来，竟然不知不觉移步到飞机的卫生间门口，各自背靠一个卫生间门，面对面说个不停。

这下可苦了随从人员。下腹有急迫感的随从人员，开始是一个。然后加了一个，然后……。人有贵贱，可是人有三急却是铁律，只是周期长短而已。但是，谁敢因为憋尿而打断两位国家领袖的谈话？！

老季敢。与那个老是不按规则出牌的捷克兵帅克一样，这老季也不喜欢循规蹈矩。。

我问老季，当时究竟他对两位叱咤风云的领袖说了些什么？这老顽童嘻嘻哈哈地说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抱怨俄国人的飞机没有洗裤子的机器，没有干衣机之类。

这种话，他还真说得出来的。至于两位国家领袖谈什么内容，老人家突然严肃起来：我们还是有纪律的，我们不能打听。

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周的法语好极了。

这老头，听得出人家法语好极了，却不知道人家在讲什么，谁信啊。

我问他，这些究竟是编的故事，还是被埋没的史实。他瞪大眼睛，说：本来都有照片为证的，可惜………

可惜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每每我踏上捷克那小巧而美丽，似乎与世无争的国土，我总有一个疑惑：征服这么一个国家，用得上华沙条约国的50万大军吗？

对老季而言，布拉格之春是一场灾难。自此他开始了23年的流亡生涯。等到他重回故土，已是朱颜改。

23年。老季从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员，变成一个腰缠万贯的商人。不过他有“两情”不变：故乡之情不变，中国情结不变。

斯人已逝，老季还健在，还在中国与欧洲之间飞来飞去。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盛宴和狂欢和当时中国之朝气，使老季彻底地爱上了中国。

对于那个年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大概永无休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发生在三年饥馑饿殍无数前夕的那场盛宴和狂欢，老季未必会成为中国迷；没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他也许未必会成为扑向中国的商人。这个世界，冥冥之中好像总有些定数。譬如盛产咖啡的云南，如果没有当年艾芜的《南行记》和电影《五朵金花》等等的一批佳作，现在的云南旅游，一定少了许多寻梦者和知音。

佛说，这是缘分。

当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自诩中国通的季罗米克先生最近有点烦，因为他看中的一款自动咖啡机“质量不好”。

所谓“质量不好”，是那台自动咖啡机喷出Expresso的时候，总会有几滴黑糊糊的咖啡汤飞溅到接咖啡的杯子外面。

咖啡机的生产商也恼火：这老头，溅出来的咖啡，用抹布一擦不就好了吗？！

洗脚上田20余年的浙江老板与在地球上飞来非去的老季，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上，怎么也找不到共同点。

以中国传统美学观，我们的“美”是只能“意会”的。面对一幅出自“大师”之手，即使只是寥寥几笔的黑白山水画，如果你居然敢说你看不明白，那么好事者把你当作“白丁”而非“白痴”已是大幸。至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最鼎鼎大名的美人画，比如唐仕女图之类，最好别去看。还是按自己的想象来“意会”玉环飞燕的好。

公开投票“选美”的把戏流入中国，不知不觉竟有百年历史。早年的“选美”叫“花榜”，以《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在1897年操办的最有名。当时可供选择的对象限于操皮肉生涯的烟花女子，投票人却一定是达官贵人加上一干中国的知识界精英。“选美”的方法也大体符合当时的“国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投票是西来之术，“美”的标准却出自本土。于是，那时的“选美”，形式是一个民主过程，实质却离不开老祖宗的“根本大法”。

沉寂了大约半个世纪，轮到现代“选美”登场。这次“选美”的卷土重来，以数码技术势不可挡地进入千家万户。国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祖宗靠动植物行为，比如“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或帝王好恶，比如“楚王好细腰”之类来确认美人的方式，早已落伍。

原来“美人”可以标准化，也可以量化为一堆数字，比如胸围、腰围、臀围…，“美人”还可以用一个委员会来“评选”，也可以发动全民用IT技术普选。除了一些言不由衷的道德批判，国人很快欣然地全盘接受西来之“遴选美人的解决方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民主登陆中华大地，无论是内容与实质，首先是在“美人遴选”这个范畴获得全面成功，同时也顺带拉动了我们的GDP增长。

洋人评判异性美、人体美的理念我们轻易就接受了。原因或许是人类对异性美的评价标准是内在的，是印记在人类基因里的进化结果。什么男性伟岸的身躯、女子高耸的胸脯、纤纤细腰加圆润丰满的臀部之类，全是具有强大生殖力的表现。如果你偏偏不喜欢这些，你可能被周围的人归于“变态者”。

但是对另外一些层次的西式美感，比如工业品的美，我们有些同胞的抗拒似乎很坚持。

那位浙江老板对老季抱怨的反应可谓典型。他嫌老季罗嗦：一会说表面有划痕，一会说面板的“合模缝”对不准，一会说有色差….，工厂解决这些问题，比开发这个产品还费钱。好容易解决了，这老头又说咖啡会溅出来….。

争议来自人类对器物美感的出发点未必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位20余年前还在为果腹而挣扎的浙江老板，眼睛盯着的首先是自动咖啡机的成本，然后是如何把它卖掉。他根本就无法理解老季为什么“挑剔”那点颜色的差异，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条“无关紧要的”缝隙非要光滑、平顺、而且不能有突变点等等。你要对他说“欧几里德意义上的美，是工业品的灵魂”之类的话，你是在对牛弹琴。

至于咖啡为什么不能“溅出杯子”，与其说是老季那一类客户的“穷讲究”，不如说是他们的一种我们还陌生的生活方式使然。

我们也许注意到了哪怕是喝一杯咖啡，那些欧洲人的讲究也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杯碟的材料，杯子的形状、杯身的厚度等等。但是，这仍然是器物层面的问题而非根本。关键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弥漫着一种气氛，一种我们目前还要“意会”的气氛。我们说得出来的词，什么浪漫、温柔、典雅、和谐，诸如此类，好像还不足以概括这种气氛。

如果非要有个什么说法，也许可以这样概括：这种气氛就是富裕的欧洲人生活方式的美学表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而非器物层面的追求。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最早是利用人的本能，以遴选美人为切入点，在悄悄地影响我们的政治形态；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当今的全民搞经济的大潮中，通过市场行为在冲击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

只有当美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咖啡不能溅出杯外。

泡一杯咖啡：当程序出错的时候

有件事情我总是不明白：那茶叶的咖啡因含量也高，怎么这茶从来就文质彬彬，一点不像咖啡那么热情奔放，奔放得近乎霸道？

与潮汕人品功夫茶是一种享受。茶未入口，那一丝不苟的泡茶功夫，已经令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炮制一杯咖啡，虽多少有点相形见绌，但它也有“程序”要求。

尼高先生当年是英国一家大公司的太平洋区总裁，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式绅士。无论多么艰难的谈判，他总是永远不变地保持着他的绅士风度。对垒之余，我请他到自己小小的空间喝一杯咖啡。

煮好咖啡后，我拿来两个杯子，问尼高先生要不要放咖啡伴侣和糖。得到他的肯定之后，我才想起自己只有一把小匙子。于是我自作聪明地先把咖啡伴侣和方糖按自己的口味，放入杯子，然后再倒入热腾腾的咖啡。但见如此，那尼高先生咦了一声，说：这些东西应该最后放吧？

看我愣了一下，他马上笑眯眯地说，没关系，也许在中国这方法更好…

在西人眼里，程序至关重要。好像只要程序对头，结果必定可以接受。上个世纪对黑人影星辛普森杀妻案的“世纪审判”，无论有多少美国人认定他就是凶手，也无论美国警察手握多少“铁证”，可是在“程序正义”的旗帜下，他安然脱罪。相比之下，尼高先生比美国法官的“宽容”，他笑眯眯地吞下了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小子不按“程序”炮制的咖啡。

世间一切程序都是人订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你完全可以废止无论谁制定、也无论它管不管用的程序。

在尼高按董事局通知，准备接任那家英国公司CEO的前几天，董事长突然行使大股东的权力，宣布任命自己年轻的侄儿为公司CEO，并且解除尼高的一切职务。在这个人生转折的紧要关头，那尼高先生居然像泰坦尼克号上那几位面对巨轮顷刻就要沉入冰海，依然从容演奏的乐师一样，不失身份地收拾好办公室，再给每一位相识者，包括我这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小子”，发一份充满绅士风度的告别信，然后回他的澳大利亚老家。

我们多年以后再见面时，尼高已经是一家美国超级企业的营销总裁。他告诉我，当年他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台越野车，带上太太花了四十多天，环绕了整个澳大利亚。

他对我说：“哦，我没想到自己的国家这么大，这么美。”

大约一千年前，忧国忧民的大文豪韩愈依足“程序”谏迎“佛骨”，却被恼羞成怒的皇上贬到南蛮之地。韩老先生虽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悲凉，也做好了“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准备，但是一到潮州，竟然意气风发，八个月之内做成“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四件大事，“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那早已经成为潮州人生活一部份的功夫茶，与韩老夫子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不过想想在扶风法门寺发现的成套精美唐代茶具，猜测这套沏茶功夫也是当年老夫子带来这鳄鱼横行的蛮地，也不算毫无根据吧？无论如何，当今的潮州人，无论富贵贫贱，摆上功夫茶论韩愈，无不眉飞色舞，几近顶礼膜拜。

据说备受人民尊敬的胡前总书记视察潮州，曾经感慨道：韩愈治潮州方8个月，做成四大件事，千古留名。我们有的干部上任，8个月还没有完成调研，还摸不清当地情况…

西人固然事事讲程序化制度化，我们的祖宗在“制度建设”和“程序严谨”方面也绝不逊色，比如科举制度，其设计之完美，几乎无可挑剔。只是任何程序都有出错的可能、任何天衣无缝的制度也难逃强暴。韩愈老先生谓之“污秽之物”的佛骨舍利，偏偏是江山动摇的皇上转“国运”之寄托，因此按律“进谏而无罪”只是臣子的一厢情愿。现代企业制度虽为国人景仰不已又模仿不已，但是在一个标准的现代企业做出出色成绩的尼高，也难免被亲缘关系伤害。

当信赖的“程序”出错，不可抗拒的命运降临时，要做何种应对，却在于自己。

候臣咖啡之一：愿人间的香火代代传承

1935年，华侨陈显彰先生考察了整个海南岛，选中了澄迈县福山镇并成立福民公司，大规模种植从印尼引种的咖啡。解放后，福民农场被政府接管，收归红光国营农场，于是农民“私种咖啡”成罪。

类似的故事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千百万个。

留在海南的陈氏后人有多少我不得而知。可是在福山镇的咖啡园，陈氏留下的咖啡树，一代传一代，依然蓬勃。

中国人讲究传香火。血脉中断是国人最难接受的悲哀。但是，如果仅仅把“血脉永续”看成是基因的传承，恐怕还不是“传香火”的全部含义。

“传香火”应该包括了思想和文化的传承。

道金斯教授在他的名著《TheSelfishGene》里创造了一个概念叫“拟子（memes）”。按他的说法，拟子的基本特征与基因相仿，或者说它们也是复制者，不同的是拟子复制和传承的是思想、是文化。道金斯教授认为，一个生物基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浩大的基因库淹没，但是一个拟子有可能万世不灭，只要它是杰出思想或伟大文化信息的携带者和复制者。

我们也许能在苏格拉底或孔夫子的后人身上找到他们的一两个基因。相对于一个人身上的基因总量，这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两位先师的思想，或者说他们的“拟子”，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识字者甚至是文盲。

传承陈氏点燃的海南咖啡香火是不是陈氏后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传承。在候臣咖啡文化村优雅的咖啡长廊，打开印制精美的餐牌，首页就有陈显彰先生在海南引种咖啡的功绩介绍。

候臣咖啡文化村是海南人谭运寿的杰作。坐在这个优雅又充满热带风情的地方，你会有一种置身世外桃源感觉。

谭老板用心来经营他咖啡园。在他的咖啡园里，福山特有的红色土壤上长满了欣欣向荣的咖啡树：有海南传统栽培的罗伯斯塔种，还有他最近引种的阿拉比卡种，再有的是利比里亚种，一种在海南几乎绝迹的大粒种咖啡。

“当我发现海南还残存着这种利比里亚种咖啡时，我就决心不让它们消失在我的手里”。

在候臣咖啡文化村的咖啡长廊啜着咖啡，听着谭老板如是说时，我闻到的不仅仅是杯中咖啡浓郁的香气，还有绵绵的海南咖啡香火芬芳。我想，不久前陈氏的海外后人兴致勃勃地访问这个咖啡文化村时，一定也闻到了先人点燃的海南咖啡香火的芬芳吧！

不过有时人算不如天算。

前些年，谭老板发现福山一个村民的地里，有几棵陈显彰时代留下的咖啡树。他立刻于那位八十高龄的村民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谭老板负责这些有70年树龄却依然茂盛的老咖啡树的管理，咖啡树的全部收益则归那老农。也就是说，他出钱出力养树却不要收益，只要这些已经老得不可能移植的咖啡树活着就好。偏偏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契约精神和契约力量大约还在哺育期。去年那老农一死，他的儿子为了把土地出租出去，转身就把只占全部土地一个小小的角落、树龄几乎与他仙逝的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咖啡树砍个精光。

等到谭老板赶到，这些仅存的、见证了海南咖啡业大半个世纪历史的无价之宝，已经荡然无存。

“我简直气疯了！”谭老板轻轻地说道。这时，他的眼神叫人不忍多看。

海南人用“厚”、“薄”二字形容咖啡的“浓”和“淡”。可是无论咖啡味是“厚”是“薄”，我总觉得候臣咖啡的内涵有着不同寻常的厚重。

我喜爱候臣咖啡。我喜爱它的理由，不仅仅是它确实是一种品质极佳的咖啡，还在于透过这咖啡，我看到了一种闪烁的精神，一种由心而生的责任感，一种壮丽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个民族复兴的希望。

候臣咖啡之二：智者心有灵犀一点通

几十年的国门紧闭，加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自吹自擂，待到国人终于可以“放眼世界”，才发现自己手上还是只有“小米加步枪”。

海南咖啡的源头在印尼。对市场而言，那种几十年前印尼式的咖啡制作方式，早已不合时宜。候臣咖啡的创始人谭老板深知这一点。

2006年上海有个国际性的咖啡展，来了一批国际级的咖啡大师。老谭抓住机会请了其中两位到海南考察。

优秀的老师总是喜欢好学的学生，好学的学生也绝不会在老师面前掩饰自己的幼稚。老谭告诉我，他毫无保留地让两位咖啡大师走遍了他的咖啡园、咖啡厂和咖啡馆。他说，两位大师讲得最多的就是一个“No”字。

“这也‘No’来那也‘No’，听到‘No’我就知道我的问题在那里。你看我的生豆，颜色灰暗的是他们来之前的，颜色光鲜的他们来之后的。”

西谚云：机会是为有准备的头脑预备的。我们中国人则相信“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实二者说的是一回事。无论是有准备的头脑，还是心中的灵犀，绝不会来自一时的机灵。

学习的精神是灵犀之母，是智慧生命的本能。就学习而言自身的努力是必须的，可是执着的努力未必能保证成功。事实上，自学成才是个小概率事件，否则万千学子何必你争我抢地挤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上？否则新丁又何必诚心祈祷Mentor的降临？但是有大师的教诲还要有心中之灵犀，否则不外耳边风。

早在上个世纪就是一位成功企业家的老谭，尔后又多年不懈努力转战咖啡业，换来的是国际咖啡大师的一堆‘No’。可是心有灵犀的老谭却这堆‘No’之中，找到连上几个台阶的通途。他以自己的实践应验了牛顿那句千古名言：“我之所以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说来企业也是一个生命体。追求长寿是智慧生命的另一种本能。企业追求长寿并非为了苟且，而是为了永续经营。偏偏活到老学到老，是智者的长寿之道，亦是永续经营企业的金科玉律。

阿里·德赫斯在他的大作《TheLivingCompany》开张名义地指出，一个“长寿”的企业对环境极为敏感，能够在环境变化时不失时机地通过学习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总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把企业办成一个学习型企业，对总经理们、CEO们，还有那些花纳税人的钱“读过”MBA还拿到“证书”、“文凭”的大人物，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心中有无灵犀，却是另当别论。

心本无灵犀。

灵犀本在心。

这两句偈，都是对的。

在100％Pure的地方泡咖啡

在新西兰官方旅游网站的首页上有大大的一行字：100％PureNewZealand。对我而言，如何用母语表达这个100％Pure颇费思量，直到那天我在新西兰最南端的一个私人花园，冲泡在Wanaka的一家超市买的咖啡的时候。

在那家超市买烘焙好的咖啡豆很有意思。你可以随手拿个密封袋，装上任意分量的某种咖啡豆，并在袋子上面写下那咖啡豆的代码，然后径直地把它拿到出口，交给收银员。收银员会把那袋子往电子称上一放，然后输入你写的代码，于是显示器上立刻就显示出应付款。事实上，在这个超市，任何散装商品，比如新鲜蔬果、各种坚果或形形色色的麦片等等，顾客都是用这种方式取货和付款的。

我买了一小袋“蓝山”，代码是1360。付了钱之后，我突然小人之心地发现，如果我不写1360，而是写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代码，那收银员既不会起疑心，也绝不会核对，更不会发现有人作弊。这样我就可以赚到便宜了。

有人会这样做吗？作为一个过客我不知道。不过这地方即使有贪小便宜的人，一定也是微不足道的几个而已。否则，这家开业多年的超市一定早就废除了这种办法了。

同行的一位财务专家兼主妇叹息地说，他们超市的运作成本真低啊。看我们的超市，出口一定有电磁探测装置，一定站满了专门训练过的保安，那些保安会用鹰犬一样的眼神盯着每一个客人，然后翻开你的包装袋，把里面的商品一件一件地与你的购物清单核对….

她说的是事实，一个令国人颜面全无的事实。

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一是诚信。在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史，又说了2000余年礼义廉耻的国家，缺的偏偏就是诚信。反对我这个判断吗？没关系，你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就轻易地证明这个判断的对错：只要你回忆一下，今天早上你到农贸市场买菜的时候，有没有一如既往地疑心那鬼鬼祟祟的小贩缺斤短两？或者，昨天你到电脑城买一个小小的鼠标时，有没有下意识地怀疑那个形迹可疑的售货员以次充好？

通过互联网，我在南纬46度一个叫Bluff的小地方，向一对素不相识的退休老人订了3间客房。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住宅的主人，两位退休老人既没有要我们出示证件，也没有要我们交付押金，就把我们迎进繁花似锦的花园，然后带我们进去他们儿女未成家前住的房间。在我们安顿好之后，他们把大门和房间的钥匙交给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双双出门，看当地的摩托车赛去了。

那天是除夕。当我的同事们自由自在地在异域的一对素昧平生的老人家里，出出进进地准备年夜饭时，开了整整一天车的我，独自一人坐在老人美丽的花园，把代码1360的蓝山咖啡粉倒进从老人客厅拿来的精美的玻璃杯，再冲入滚烫的开水。那咖啡粉先是浮在水面，然后被沿着咖啡粉颗粒之间自然形成的毛细孔升上来的热水浸润，尔后再慢慢地沉入杯中。

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我放了比平常多的咖啡粉。透过渐渐变浓的咖啡汤，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粒一粒细小的咖啡粉颗粒，按照同样的物理定律逐个逐个地下沉，静静地聚集在杯底，没有例外。

这是一杯用最原始的方法做成的咖啡。透过这杯咖啡，我看到了一个自信地冠以自己100％Pure头衔的国家。

两条船上的咖啡不一样

去新西兰一趟坐了两条渡轮。在那两条渡轮上都有咖啡喝。

从蛇口坐船到香港机场要大约30分钟。一登上那条老爷双体船，轰轰作响的柴油机震耳欲聋，你就感到船在颤抖你也在浑身颤抖。一个着装整齐，却十足地穿上龙袍不像太子的船员堵在船舱入口，不停地建议乘客“上二层船舱”，理由是“那里的风景好”。

珠江的出海口曾经有过迷人的风景。现在？抬眼望去，到处是劈开的山，山坡上伤痕累累处，要么一群不洋不土的别墅，要么干脆就是一个沙尘滚滚的采石场。那满目疮痍，叫人想起“山河破碎”这个悲惨的词儿。还有就是叫人又爱又恨的灰蒙蒙连成一片的厂房，厂房背后是灰蒙蒙的天地和大海。

“二层船舱”是自封的头等舱，等你爬上去你才会知道，到这里来是要补钱的。天晓得为什么头等舱要放在船的高处，难道他们不知道离重心越远，摆动幅度越大？晕啊，晕船！

待到所有乘客上了船，狭小的船舱只剩下小卖部有船员了。

小卖部有咖啡，速溶咖啡。想喝就要掏钱，买一杯的钱足以在超市买一瓶家庭装的名牌速溶咖啡粉。当你买了这咖啡之后，你要特别小心别因为船摇晃而洒你一身热咖啡。

从新西兰南岛最南端的Bluff到StewartIsland的快船要在海上飞驰60分钟。如果说蛇口那条船的船舱像大排挡，这条船的船舱就像星级宾馆。船的驾驶台居然也在舱内，船长的一举一动尽在乘客的眼皮底下。2个显示同样信息的LCD显示器，小的一个在驾驶台，大的摆在船舱正中。你尽可以与船长一样，呆在船舱里关注LCD显示器显示的各种动态航行信息：水深、风向、航速、方向、方位、航线、气温….，如果你认为观察这些不断变化的信息，比到甲板欣赏碧海蓝天和展翅翱翔的信天翁更有趣的话。

一上船，那个高大英俊的船长就用被正统英夷窃笑为“土里土气的Kiwi”英语，发表了一通欢迎到StewartIsland这个大洋洲离南极洲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的演讲，逗得满船人哈哈大笑。然后就是飞机起飞前那一套：讲解逃生通道、演示如何穿救生衣等等。

全部程序完成后，那船长一手拿着一杯咖啡，一手按按这个按钮、搬搬那个操纵杆，那船儿即刻“腾水而起”，开始了乘风破浪的航行。只有傻瓜才会对眼前这一幕看似吊儿郎当的开船方式杞人忧天，因为船舱正中那个LCD显示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船正在按自动驾驶仪的指令前进。

船长手里的杯子与星巴克的咖啡杯一样，有盖，盖上有个喝咖啡的孔。船再摇晃杯中咖啡也不会泄漏出来。你要高兴，你也可以到船上的Bar拿一杯：你要做的事情是告诉那个笑眯眯的船员你的咖啡要不要加奶或加糖，而不是掏钱。

这船上的咖啡是免费的。

人说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开往StewartIsland的那条船的咖啡成本一定已经包括在船票里了。没错，当然如此。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免费午餐。不过，如果你知道，从Bluff到StewartIsland的船票是51新西兰元，按当天汇率是283元人民币，而从蛇口到香港机场的船票要24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按票价/航行时间计算的船资（按票价/距离算你会更心痛），后者竟然几乎高一倍，也许你也会像我一样只好一声无奈的叹息了。

这个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讲不通的。怎么一群劳动成本更低的船员，开一条落伍的旧船，烧着比别人便宜的燃料，居然收费更高？

也许我们的船务公司有一千个理由解释。也许他们根本就犯不着向谁解释，因为从蛇口到香港机场就只有这么一条船。

解释不解释没有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东西”是任何社会或组织无法向观察者掩饰的。

那就是效率。

开往StewartIsland的那条载客量更大更新式的船上，船员竟然比从蛇口开往香港机场的船要少！而且，无论在上船还是下船的码头上，给你检票、指引你上下船、接行李、装卸行李，全是这伙手脚出奇的麻利，还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船员！无论是在Bluff还是在StewartIsland的码头，除了售票员，我没有看到有其他工作人员。

这就是效率。

上个世纪80年代袁庚他们战战兢兢地挂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标语牌，如今还立在蛇口。快30年过去了，大概深圳人对这块当年激动人心的大标语牌，已经产生了某种视觉疲劳了。至于袁庚，还有支持袁庚的邓大人，在国人心目中也日渐模糊。在国人的努力下，中国确实今非昔比，但是，比起世界一流强国，效率低下依然是我们心中的痛。

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有国人相信我们已经是世界一等一的强国了，再讲效率纯属多余，讲公平就好了。

宇宙学家描述了我们这个宇宙的几种可能结局。“热寂”是其中一种。对宇宙之中的万物而言，这个结局是个绝对公平的结局。

就现实而言，在效率低下甚至率缺失的情况下追求公平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加速走向“热寂”的不归路。

饮水思源：中国咖啡第一人

在中国大陆，咖啡的普及程度与一个地区富裕程度正相关。甄别这个判断之真伪不需要高深的学问，想想那既惹人爱又遭人恨的星巴克，为何首选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店，而非中西部那些生活水平只是相当于30年前北京上海的城市，结论便在囊中。

凡事有例外。海南在中国算不上一个富裕的省份。但是其咖啡普及程度，恐怕大大出人意外。只要在海口转悠转悠，你会发现，那里的咖啡消费主力竟然是无数市井小民。

当我在海口的福山咖啡馆，混迹在形形色色的普罗百姓之中，心满意足地享用一杯真正的海南咖啡的时候，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

一位海南朋友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因为海南种植咖啡有百年历史啦。

我并不满意他给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让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困扰我：谁创造了历史？

上个世纪中叶，如果你胆敢置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说法，恐怕会遭飞来横祸。但是暴力不能把这个说法变为一个真命题。哪怕把“历史”局限于人类历史，它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当年这个被御准为真的命题有个被反复批判的逆命题：“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可是批来批去，偏偏史料记载了秦大帝叫嬴政，却没有记下哪怕仅仅一个受命建筑长城的民夫的名字，害得我们那些善于编故事的祖宗不得不“发明”了一个叫孟喜良的可怜虫。

咖啡在中国的栽培史，确实逾百年。咖啡在大中华三大产区的栽培史，有文字记载者最早应该是1884年英国“德记洋行”在台湾、而后是1902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云南宾川地区种植咖啡。虽然他们种的咖啡树不争气，但这些英法殖民先锋的“丰功伟绩”毕竟上了史书供人凭吊。可怜的是，那些默默无名、大难不死得以回乡的无名无姓“南洋猪崽”们在同一时期，零零星星地在海南种植咖啡的事实，没有谁会把它录入青史。直到1935年，一个叫陈显彰的印尼华侨踏上了荒蛮的海南岛。

陈显彰老先生

海南岛大规模种植咖啡的历史，至此开始。70余年后，我与三五知己在海南省会有滋有味地享受一杯海南本地咖啡时，咖啡厅四周飘荡的依然是陈老先生当年从印尼爪哇带来之咖啡种子的后代散发的永远不变的芳香。

我不知道哪个头衔最适合这位陈老先生。同盟会会员？华侨巨商？沦陷区顺民？爱国实业家？历史反革命？共和国的死刑犯？

无论如何，陈老先生早年参加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是事实；受民国政府邀请考察海南、投资建设海南是事实；大规模在海南引种咖啡、橡胶、香茅等热带经济作物是事实；在侵华日军残暴统治下，付出了包括自己生父和爱女性命，惨淡经营并实现中国咖啡第一次出口海外是事实；海南光复后恢复和扩展“福民”和“福和”两农场是事实；解放后与政府合作也是事实；1953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获判死刑后，因为华侨身份逃脱一死是事实；最终蜗居广州，贫病交加，郁郁而终也是事实！

老先生的一生就是如此丰富又如此多舛，如此壮丽又如此凄凉。叫我们后人如何评说？

按需要“解说”同一件事情，算得上是“中国特色”吧。事实上，我总怀疑历代史学家谈到“齐太史书崔杼杀庄公”一案时，心中一定讥笑那“齐太史”三兄弟之迂腐。否则，为何修《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要皇上御批、钦定？又否则，怎么一到紧要关头，总得劳顿最高层大驾，而非由那些专家们自己，做一通关于某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否则，凭什么公民个人的“历史结论”要由“相关部门”作出？

按“理”说来，陈老先生的“头衔”还是要权威部门给。至于到底给了没有，给了什么，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老先生一定不会戴“反革命”的帽子了，“爱国华侨”这顶高帽应该跑不掉吧。

“头衔”啊“头衔”，你居然也与时俱变。

但是，“头衔”归“头衔”，有一个事实却是变不了的。那就是陈显彰先生开创了海南岛大规模咖啡种植业的历史。

中国人自己的产业化咖啡种植历史亦由此开始。

在我的心里，陈显彰老先生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他就是中国咖啡第一人。凭这个身份，老先生已是不朽。

民主的BlendCoffee

把BlendCoffee翻译成混合咖啡，我总觉得未能概括BlendCoffee的内涵。因为BlendCoffee不是仅仅是把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咖啡豆混起来那么简单。

BlendCoffee是一件出自民主的产品。看过一部介绍百年老字号GRIFFITHSBROS.公司如何配制BlendCoffee的短片。短片讲述了公司一群最优秀的咖啡师开发BlendCoffee的全过程。这群咖啡师选择来自不同产地的咖啡豆，用不同方式烘焙之，再以不同的比例混合；然后用市面流行的咖啡机，按流行的方法制备咖啡汤；最后是一一品尝评定。从这部短片可以看到一种BlendCoffee配方，须经过无数次的调配试验：或改变各种咖啡豆的比例、或改变其中一种或多种咖啡豆的烘焙方式、或连豆子的品种带比例带烘焙一并改变，最后经过咖啡师集体一致品尝认可其酸、涩、苦、甜、醇、厚等等均无懈可击，才能成为公司产品。

每一位咖啡师的口味是很私人的。但是咖啡师集体的口味就不私人了。这种开发产品的方式与代议制式的决策方式并无二致。整个决策过程中，咖啡师就是民意代表，连咖啡师用的器械和方法也来自民意：市场上流行的咖啡机和民间流行的炮制方法。

如果咖啡师不代表民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把他驱逐出局。

市场经济是民主社会的最重要基石之一。市场经济本身又是本质“民主”的，也可以说市场本身就是民意。民意可以被导向，被欺骗。但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导向可以被容忍，只要产品优良价格合适，市场甚至愿意接受特定品牌在某种程度上的“商业独裁”；而欺骗却只能逞凶一时，而且代价极大。

有趣的是，在中式新扎小资群眼里，混合咖啡绝对不算什么好咖啡。你要问理由？理由是“你真out”！

宣传最关键的技巧叫洗脑。

值得一提的有2种洗脑技术：一是“超前洗脑”，也就是抢在其它信息到达之前，抓住先机给受众进行排他性洗脑。引用我们祖宗的说法这叫“三岁定八十大法”；二是“弥天大谎洗脑术”。《我的奋斗》的作者对此法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大意是：“谎扯得越大越好。弥天大谎使人深信不疑。因为善良的人们绝不会想到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撒下如此弥天大谎。甚至在他的谎言被识破后，人们还会问，至少无风不起浪吧….”

凡是被洗过脑的人，对外来信息的抗拒是无条件的和坚决的，除非外来信息与被嵌入他脑中的信息吻合。

中式新扎小资顽固地认定某种咖啡为天下第一，比方那种绝非来自牙买加的“蓝山”，比如金鸟巢，肯定是被洗过脑，尤其是被上面说的2种技术洗过脑。不信回忆一下自己认识咖啡的过程和方式，如何？

是不是只有当中国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式新扎小资变成了“资深小资”，也就是响当当的中产时，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主社会？那时候，来自“民主”的BlendCoffee是否也能搭顺风车成为我们的杯中新宠？

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会看到答案的。

神州大地的咖啡馆：土洋结合的咖啡

走进五大洲的任何一家咖啡店，扑鼻而来的咖啡香味、形态与色泽的诱惑力不亚于伊甸园之苹果的咖啡豆，还有那些或古典、或现代、或时尚的咖啡磨、咖啡机、咖啡壶、咖啡杯等等，琳琅满目，叫人目不暇接。每逢此时此刻，我觉得时间似乎已经凝固。

可是在愉悦之中，我又觉得有几分伤感。在神州大地之外，你要找一粒中国咖啡豆，无异于缘木求鱼。更有甚者，恐怕除了海南省或云南省少数地方，大凡坐落于自己土地的咖啡店，如果有国产咖啡豆，也一定摆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至于那些咖啡器具，想找一个中国品牌的，比找一个底部没有印着MadeinChina字样的更难。

以我个人口味，海南省和云南省咖啡的品质，尤其是麦田原君的作品，足以与那些大名鼎鼎的大牌咖啡一比高下。我对我这个判断信心十足。然而悲哀的是，证明我品味确实不简单的居然是，这些国人的杰作，常被人偷偷摸摸地贴个如雷贯耳的“国际品牌”，然后堂而皇之地登上神州大地的咖啡馆：荣登“大雅之堂”。

土洋结合法运用之妙，莫以此为甚。

有些国人挺奇妙。凡是外夷兴什么，他们就会证明该物是我中华首创。单说足球，虽然中国队“冲”到哪里倒在哪里，可是偏有学者考证这圆滚滚的玩意始于中华，叫“蹋鞠”，有2000余年历史了。也许这个说法可以让失望几十年的中国球迷多少有点安慰？

中学的时候学过勾股定理。数学书专门有一段文字介绍“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是我中华先祖商高先生的发现，比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2?～公元前497）还要早500多年。看完这段充满爱国激情的文字，你会觉得置疑这个事实是可耻的。不过即便无条件地接受这个说法，渐渐长大的中学生或许还是会问，下文呢？怎么接下来是希腊人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330～公元前275）建立了真正的几何学，而不是我们的祖宗？

有趣的是，自我们的学者拾起“勾三股四弦五”一说后，先是按国际流行的办法，称之为“商高定理”，后来却被行政命令改为“勾股定理”。理由是众所周知的：除了皇上，不可“突出”谁。

千万不能小看了“商高定理”被更名为“勾股定理”的一事，因为在这个个案的背后，有个是否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

小时候，老师教导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现在，同胞们津津乐道曾经拥有，又耿耿于怀被鬼头鬼脑的外夷“盗窃”的中华先祖的“发明”，林林总总，从“蹋鞠”到“二进制”，到“端午祭”，甚至还有国学“儒术”，何止区区四件？祖宗发明的东西确实浩瀚如汪洋大海，可是，我们的祖宗偏偏忘了发明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

关于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自从知道多少底细之后，我不再到那些可疑的咖啡馆喝咖啡了。我不愿意在我喜滋滋地喝着“国际著名咖啡”，比如“蓝山”一类的时候，那贼眉鼠眼的老板正在一面数我的钱，一面鄙夷地看着我，心中窃喜道：“哈！又一个笨蛋”。

DIY一杯Cappuccino

潮流兴DIY。有了蒸汽加压咖啡机，我也学着DIY那Cappuccino。

把咖啡机的蒸汽喷嘴往半杯牛奶里一插，热腾腾的水蒸汽就把牛奶搅得噗噗作响。手拿杯子以喷嘴为圆心，缓缓地做圆周运动，不一会，牛奶泡泡充满了杯子，漫过杯口，形成一个球状的牛奶泡泡堆。然后关闭喷嘴，倒入适量预先制备的Espresso，一杯Cappuccino就大功告成了。剩下的事情无非就是闭上眼睛，慢慢地受用；或者用巧克力粉或什么有颜色的无毒粉末，如肉桂粉之类在奶泡泡堆上细心地“写上”ILOVEU之类的短句，然后直接递给情人。

旧时煮咖啡如同熬中药，主妇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咖啡粉的“味”没有被完全“熬”出来；如今蒸汽加压咖啡机压力竟然达到十几bar，经过这现代科技的高温高压几十秒煎熬，恐怕那咖啡豆之精华无处可藏了。这小巧玲珑的机器还带做发泡牛奶的功能，你不得不佩服工程师的智慧。

平心而论，带泡泡的奶比单纯液态的奶可口。道理也很简单：泡泡越多，同样体积的奶表面积越大，于是奶能充分地接触味蕾；泡泡在敏感的口腔内破裂更能刺激人类的某种敏感神经，给人难以名状的快感。无怪乎Cappuccino的口感好。

食不厌精是人类内源性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食”是任何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套用余光中先生“别的都是忙出来，唯有文化是闲出来的”一说，下个判断“美食是闲出来的”，大概也成立。想想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者，哪有机会创造美食？

小小一杯咖啡，人们居然变化出无数花样。就说那咖啡豆，从那埃塞俄比亚牧人学着羊嚼、到土耳其人煮着连渣一起喝、到欧洲人用数百目的滤网甚至用实验室的滤纸过滤后喝，真是花样层出不穷。可以肯定地说，咖啡从野蛮走进文明，喝法越来越精致。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追求精致化的过程。比如在科学领域，那个圆周率π的精度，算了千百年了，还有人在孜孜不倦地计算看上去毫无意义的小数点后第N个数字，他们乐此不疲，一腔热血地准备追至无穷。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千年下来也是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华彩缤纷：从饥不择食、茹毛饮血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从扯着嗓门唱山歌勾引异性到青楼女子也必须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样样精通才有生意。不幸的是，我们后来有了一个喜欢辣子肥肉，一面翻开衣服抓虱子一面与年轻的美国女记者纵论天下的领袖，前人创造的既精致典雅又美轮美奂的生活方式先是被冠以“腐朽的生活方式”，然后被“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通用汽车的一位领袖研究过行业无数惨痛失败经验后，归纳出来一个规律：想恢复一个品牌的声誉，费时十年以上，而且成本比创造一个品牌更高。品牌尚有恢复的可能，可是一种文化如果被毁，恢复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在没有“文化”的状态下生存。于是被毁文化的对立者会在瞬间牢牢地站稳脚跟，人们只得终身与之为伍，受其控制。

不是吗，想想当你生气的时候，TMD一词会否脱口而出？

混着Espresso的牛奶泡泡充满口腔的感觉真好。DIY一杯Cappuccino的感觉真妙。可是DIY一杯Cappuccino要比煮一杯“净咖啡”花时间。好在我们的休闲时间今非昔比，我们的法定年工作日也只有250天。我们还有越来越多高效又可靠的机器可资选用。

可是我们祖上创造的典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已成回忆。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们会在更多的方面皈依外来文化。在我们的中心城市，咖啡馆比茶馆多。中产阶层的后备大军新扎小资热爱咖啡而冷落香茶就是证明。

我们会追忆霓裳羽衣，但是我们在进写字楼时一定穿西服，在进车间时必定穿夹克。

我们会对逝去的往事悲哀。我们也期望会有凤凰涅槃。不过涅槃过的凤凰一定不是原来那只凤凰了。

试试DIY一杯Cappuccino吧。

澳大利亚咖啡业：衰落还是辉煌？

澳大利亚的农业非常发达。澳大利亚是世界最大的小麦、蔗糖生产国之一。有点出人意外的是，虽然有大片国土在“国际咖啡带”，而且土质非常适宜咖啡生长，但是这个国家栽培咖啡少得可怜。2005年，澳大利亚种植的咖啡勉强占全国咖啡消耗量的2％。

历史上，澳大利亚本土栽培的咖啡曾经占全国消耗量的40％。澳大利亚咖啡也曾经因为其品质超群在欧洲获奖无数。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咖啡种植业一蹶不振。

1980年，发生了几件载入世界经济史的事件：

这一年，比尔.盖茨苦苦挣扎的微软接到了IBM的订单；

这一年，沃伦.巴菲特在华尔街眼里不值一提的哈撒韦公司大手买进可口可乐的股票；

这一年，邓小平下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建立经济特区，中国开始了实质性的经济改革。

二十余年后，比尔.盖茨的windows改变了世界，微软成为信息时代的世界霸主；巴菲特则成为名列世界第一的“资本”家，他的投资理念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投资者；而在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引领下，贫穷落后、几乎崩溃的中国摇身一变，跻身世界四大经济体。

可是，澳大利亚曾经辉煌的咖啡种植业，却在同一时期几乎全军覆没。

当今世界，富裕国家的政客时兴把国内一切的经济难题推到中国头上。中国确实也承接了无数的产业转移。当我们的农民成批地涌入工厂时，富裕国家那些原先同样在工厂打工、同样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却在为丢了饭碗而一筹莫展。

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从来不相信。事实上，在我们某些心地善良者或居心叵测者捶胸跺脚地斥责国内“血汗工厂”的时候，那些饿得晕头转向的穷国百姓，正在眼巴巴地盼望我们赶快把这些“血汗工厂”转移给他们。穷国百姓的这种心情、这种渴望，我们也曾有过。即使在今天，亿万“农民工”进城，绝大多数还是冲着这些工厂来的。

偏偏澳大利亚咖啡种植业的衰落与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中国的咖啡种植业在世界上依然无足轻重。夺走澳大利亚咖啡农饭碗的是其它第三世界农民。不过，没听说澳洲农民抱怨这件事情。事实上，澳大利亚就是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成功地从一个农牧业国转型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家，人均GDP稳居世界前20名。

大概由于上帝眷顾，澳洲地大物博。毫不夸张地说，在那里刨开地表土，露出的就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矿石。有个笑话说，光是挖铁矿卖给中国，澳洲人就可以吃穿不愁了。不过，把澳大利亚的富裕归于上苍的恩惠绝对是肤浅的。

放弃了大规模的咖啡种植业，澳大利亚却从一个茶叶消耗大国（人均茶叶消耗曾经达到4公斤/年，2006年大约0.94公斤/年）变成一个咖啡消耗大国。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这个国家2006年人均消费咖啡（所谓“干咖啡”，包括咖啡豆和咖啡粉）超过2.3公斤；同时该国的速溶咖啡人均消耗量也是世界第一。不知道是否为放弃茶叶转向咖啡找个理由，澳洲人自命他们做espresso的水平世界第一，虽然他们在家只喝速溶咖啡。

嘿，他们真会享福：在家休闲图方便，在外享受请专家。

如今在澳大利亚的咖啡带的沃土上，零零星星有几家咖啡园。这些咖啡园靠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种植技术，出产品质非常高的Arabica咖啡。一些怀旧的或者热爱大自然的澳洲人，把这些硕果仅存的咖啡园当作享受高品质咖啡和休闲的乐园。

大概澳洲人不在乎咖啡种植业的衰落，也不罗嗦虚幻的“民族产业”。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他们购买世界最好的咖啡，然后请专业咖啡师给他们做“世界最好的espresso”。

虽然澳大利亚的咖啡种植业已经衰落，可是，在咖啡种植业衰落的同时澳大利亚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没有了咖啡种植业，澳大利亚的咖啡市场却是一片辉煌。

澳大利亚出了个咖啡大师

一副艺术家形象的25岁澳大利亚青年paulbassett拿下了2003年世界咖啡师大赛(worldbaristachampion)的冠军。去年他制作了一部叫livingcoffee的十三集专题片，以内容丰富、形式生动风靡一时。paulbassett也以这部专题片，成为以国际级咖啡师的身份，用影视媒介弘扬咖啡文化，推广从种植咖啡到制作、调配咖啡饮料全过程技术的第一人。

barista源自意大利语，原指调配用espresso为底之咖啡饮料者，国内称作咖啡师。

去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确立了12个新职业，其中之一就是咖啡师。中国咖啡师的职业资格认证工作也已经开始。当然，各种可疑的“咖啡师培训班”也应运而生。

经济学大师茅于轼曾经抱怨中国机场的咖啡收费太贵。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张五常教授则调侃他说，嫌咖啡价格高大可不喝，有什么牢骚可发呢？

如果“嫌咖啡收费太贵”这事情发生在一个竞争市场，张大师的挖苦杀伤力极大。无奈命运作弄人，不久他老人家自己也在郑州机场遭遇一场“咖啡”尴尬。

在等飞机的时候，张大师一行四人走进一家机场咖啡馆，想喝杯咖啡消磨时间。打开酒水牌一看，最便宜的咖啡每杯四十大元。于是四位经济学高手之中，两位决定喝一杯，两位则选择放弃。不料那咖啡馆的女侍应说，只要坐下，不喝的也要每位收费四十，两位嫌咖啡贵不愿花钱又不好发牢骚的先生惟有落荒而逃。

从技术上说，一个合格的咖啡师是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咖啡饮料调配专家。

当今大多数价格不菲的咖啡饮品，通常是用espresso为底调配，无论是奥地利国宝级的特雷沙咖啡（theresiacoffee）还是一杯小资们再熟悉不过的cappuccino、latte之类的咖啡概莫能外。对一个需要提神或解渴者而言，咖啡就是咖啡；对一位讲究生活情趣的高端咖啡饮料消费者来说，那咖啡师在cappuccino上面创造的如梦如幻的花式、那牛奶泡泡在口中的滞留时间和爆破力度，还有那混在其中的espresso芳香四溢的气息，诸如此类细微又雅致的要素，才是他们的追求。

但是，提供高附加值的优质产品只是咖啡师工作的内容之一。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咖啡师是精致且高雅服务的提供者，是咖啡馆中真正能让你享受美好的咖啡时光之灵魂人物。

那位25岁的澳大利亚青年paulbassett夺得2003年世界咖啡师大赛桂冠之前，有没有获得过什么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咖啡师资格认证”，我不得而知。倒是他成为冠军后那句话：“coffee'sbeenprettymuchabsorbingme….”，我以为是道出了他成功的根本。

费解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由有关部门“确立”咖啡师这个职业？

小时候看过一本发黄的拳谱，开篇第一句就是“非其地而树不生，非其志而事不成”。要诞生国际级的咖啡师，没有合适的土壤，没有个人的兴趣和努力，光靠什么咖啡师的“职业培训”和“资格认证”，训练出来的“持证书者”，无非是讨生活一族。

估计令张大师尴尬的机场咖啡馆一定没有合格的咖啡师。因为这种粗鲁蛮横唯利是图的地方绝非真正的咖啡师用武之地。或者说，一个有修养有品味的咖啡师一定耻于在这种地方服务的。可叹的是，在神州大地这种“咖啡馆”恐怕为数还不少。

咖啡师啊咖啡师，中文里的“师”字可是意味深长哦。

咖啡伴侣：加，还是不加？

虽然喝净咖啡是一种时尚，但是大多咖啡客会在咖啡中加牛奶或加咖啡伴侣，以求那妙不可言的“香滑”感。

说起来，牛奶本是咖啡与可可的天然盟友。据说当初咖啡和可可登陆欧洲，开始并不受欢迎。后来有人偶然发现这两样东西配上牛奶，竟成美味。于是世界上有了牛奶咖啡和巧克力。

到了1961年，雀巢公司推出了无牛乳的Coffee-Mate，竟然风靡全球。这Coffee-Mate被香港人出色地翻译成“咖啡伴侣”，乘中国的对外开放之风，红遍大陆市场。

无奈天有不测风云。自传出咖啡伴侣的主要成分“氢化植物油”含有一种叫Transfats的成分，会增加人体“不良胆固醇”从而提升患心脏病的风险，本来因为“无动物脂肪而有益健康”的咖啡伴侣，一下子走到原来形象的反面。

前些天，一位非常可爱的朋友送我一包咖啡。这包咖啡的来历满有趣。

不久前这位朋友体检，竟伤心地发现体重超标。她左思右想，怀疑起那大名鼎鼎的星巴克和星巴克的植物脂“cream”来。于是她写了一封email给星巴克总部，想讨个说法。

出乎她意料，那庞然大物竟然给她回了信。信中除了感谢她对星巴克的关心、解释公司已经在处理hydrogenatedvegetableoil（氢化植物油）的问题，还送她一张优待券。

最后这张优待券成了我的咖啡，一包质量上乘、重200克的意大利烘焙咖啡豆。

同样是前些天，一位广州记者从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获悉一个关于本地香蕉染病的信息，写成一篇报道，结果居然是千里之外云集了全国香蕉买家的海南岛，陷入莫名其妙的恐慌。海南的香蕉市场轰然崩溃，无数品质优良的香蕉腐烂在蕉田。

这个案例悲剧性地证实了混沌理论。那个无论是名称和内容都令人着迷的混沌理论说，一个非线性动力系统的演变过程对一些“微小的扰动”非常敏感。对非线性动力系统这种出人意料的演化，被尊为混沌理论缔造者之一的洛伦兹先生有个生动的比喻：巴西一只蝴蝶扇扇翅膀，结果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产生一个龙卷风。

偏偏人类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系统。洛伦兹说的那只蝴蝶，这次在广州扇扇翅膀，千里之外的海南竟然发生一场风暴，一场使千百蕉农陷入绝境的风暴。

在我们这个信息满天飞，而且是以光速满天飞的混沌世界里，一个小小的“扰动”，大好形势可能立刻发生剧变甚至逆转。诸多惨痛的经验，使风险管理成为当今政府和企业管理的重心。一个叫“首席风险官(ChiefRiskOfficer，CRO)”的职位也因此应运而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标准普尔500强企业中已经有三分之一设立了这个职位。

也许我那可爱的朋友送我的那包滋味淳厚的咖啡，就是星巴克的CRO送出的？她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但是，星巴克处理公共危机的本事，由此可见一斑。至于那些欲哭无泪老实巴脚的海南蕉农，恐怕非但没有自己的CRO给他们盯住那只“洛伦兹蝴蝶”，大概他们还在“各自为战”阶段，有没有个像样的行业组织都成问题。

事实上，星巴克是最早地又是悄悄地削减氢化植物油用量的食品巨头。可是另外一个庞然大物雀巢却似乎按兵不动。至少在大陆，商场依然琳琅满目地堆满了堂而皇之标注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的雀巢咖啡伴侣。

也许医学界对“氢化植物油”的危害及其危害程度还有争议。事实上，迄今为止也只有一个纽约市对它下了禁令。“氢化植物油”是否是一个危机也许见仁见智。但是，作为恐龙级的超级企业，它要市场要利润，更要防止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地，否则设那个“CRO”干吗？谁都知道，越是庞然大物，倒下的速度越快，“倒像”也越难看。

作为咖啡消费者，我们的问题是相信谁？星巴克还是雀巢？

信谁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喝那杯中尤物的时候，加，还是不加咖啡伴侣？

什么是“真正的希腊咖啡”？

伊比里斯先生是希腊一家上市公司的OperationalManager，他给我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希腊咖啡”。

希腊没有种植咖啡的事实并不妨碍“希腊咖啡”被世界公认为名咖啡。希腊咖啡的精华在于其烘焙技术、混合香料的配方和炮制工艺，然而只要仔细考察它的炮制方法，你一定同意希腊咖啡与土耳其咖啡如出一辙。不过，那伊比里斯先生坚持说，与土耳其咖啡相比，尽管土耳其咖啡粉比希腊咖啡粉研磨得更细，但是希腊的咖啡烘焙更出色，所以味道更好。

说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大概没错。历史上两个国家打过不少仗，因此伊比里斯先生的说法自有他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夸奖冤家比自己高明，总有些说不过去。

然而在喝咖啡这等好事方面，无论炮制方法和口味，希腊与土耳其却难分彼此。

在送我咖啡的时候，伊比里斯先生坚持要附送我一套“咖啡工具”，包括一套杯碟和一个叫“Briki”的带长木把、口小底大的高身黄铜咖啡“锅”。他说，没有这玩意是喝不成希腊咖啡的。有趣的是，土耳其咖啡也必须用这玩意炮制，而土耳其人把它叫做“Ibriki”或者干脆就学着阿拉伯人叫“Cezve”。

叫“Briki”也好，“Ibriki”或“Cezve”也好；炮制一杯希腊咖啡或者同根生的土耳其咖啡，秘密全在这个铜“锅”。这个铜“锅”的原形来自阿拉伯，据说旧时阿拉伯人直接把类似的宽底“锅”放在沙漠炽热的沙子上煮咖啡。

咖啡从阿拉伯传到土耳其，又从土耳其传到希腊，似乎通行无阻。可是，诞生于中东的两大宗教，却分别在两个国家生根。这大概是上天的安排吧？

意味深长的是，在发源地消失了的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却被古希腊人承接下来，经过他们的改造，发扬光大成为希腊文明。按照当代哲学和科学双料泰斗罗素的说法，希腊文明的主干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根基，是当代西方智慧和西方文明之源泉。正是因为有了罗素说的“西方智慧”，才催生出纵横全球的西方列强。

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却在西方列强的攻击下一败涂地，几近亡国。这段痛史，令无数中华志士仁人咬牙切齿。在痛定思痛之后，我们问自己，究竟5000年来，我们做错了什么？

有人说泱泱中华5000年竟没有出一个哲学家。这话看来绝对了。罗素说，在哲学中，重要的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如此说来，屈原以一部《天问》，当之无愧是个大哲学家。可惜的是，他的不肖子孙只会年复一年地用粽子向鱼儿换三闾大夫的臭皮囊，却不愿意继承他不断发问求知的精神。

确实，认定祖宗已经穷尽一切疑难的子孙是天下最省心的子孙。用《论语》这部先祖答疑集锦来齐家治国又是多么的安逸！

一位落魄者给门徒的一堆答案，竟然从精神上统治中华2000余年！如此这般，在一个外来强势文化面前，国民安能苟且？！

在打开伊比里斯先生送的咖啡粉时，我不由得赞叹希腊人的功夫老到。那咖啡粉啊，比我们从美国进口的白面粉还要精、还要细。我想，如果这些咖啡在中国销售，我们那些绝顶聪明的商家没准会用“纳米咖啡”做广告的。

伊比里斯先生告诉我，炮制一杯真正的希腊咖啡，必须依照希腊的程序，一丝不苟地操作，才能出好味道。他说：

“你先把冷水注入Briki；然后放糖（多寡由人，但千万不要加奶），然后搅拌直至糖融化；然后放入2倍于糖的咖啡粉，再搅拌；然后把Briki放在明火上，等到沸腾，大量的咖啡“泡泡”升上Briki壶口才把Briki移开明火；然后把咖啡倒入杯子。现在，你可以喝真正的希腊咖啡了！”

一杯“真正的希腊咖啡”味道如何，见仁见智吧。喜欢不喜欢这种咖啡全在于你自己。喜欢你就喝，喝得高兴就赞美它。这年头，不再会有人批判你“言必称希腊”了。

香料，阿拉伯咖啡难舍难分的伴侣

那天到中东朋友哈桑先生的“家”做客，他请我喝“地道的阿拉伯咖啡”。

哈桑先生因公务在广州的一个“高尚住宅区”租了一套房子。虽然房子本来并不存在“高尚”与否的问题，不过用“高尚”二字替代“富人”二字，放在“住宅区”前面，总会少惹一些民怨吧。嘿嘿，发明“高尚住宅区”这个名词的家伙一定聪明过人。

房子“高尚”与否其实不影响哈桑先生的风度。这老兄的行为举止文质彬彬，满有绅士风度。他请我们坐下，先拿出一大盒椰枣请我们吃。这椰枣中间夹着切得细细的腌橘子皮，又绵又软、又香又甜，好吃极了。然后，他又拿来一个类似希腊的“Briki”小锅，用磨得非常精细的咖啡粉为我们煮咖啡。

在上咖啡的时候，哈桑说，他煮的是真正的阿拉伯咖啡，一种加了小豆蔻（Cardamom）的地道的阿拉伯咖啡。

我对那些自命公正的西方媒体总有几分疑惑。在那些世界级的、大名鼎鼎的电视频道里，凡是出现阿拉伯世界的画面，绝大多数无非是赤地千里加上恶毒的太阳当空照。要不然就是沙尘滚滚的城市和满街熙熙攘攘、套着脏兮兮布袍的贫民，一派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街头暴力、人肉炸弹，或者是直接吊死总统本人的镜头。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事实。在那些世界级的航空港，你会看到阿联酋航空那些穿着梦幻般色彩的阿拉伯服饰、公主般高贵又亲切和蔼的空姐；在迪拜如梦如幻的海滩，你会看到四处是专为超级富豪建造的、与同传说中的一千零一夜宫殿无异的豪宅。其实也不用跑太远，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我们也有机会痛痛快快地享用叫人垂涎三尺的阿拉伯大餐。

当然还有哈桑先生那些夹着切得细细的腌橘子皮的椰枣和迷人的咖啡。

对于我们被雀巢、星巴克或者意大利Espresso洗过的大脑来说，哈桑先生的咖啡有点另类。不过如果能坚持慢慢地品尝它，也许你能体验到一种神奇的异域风情。

经典阿拉伯咖啡离不开有强烈的提神和振奋作用的小豆蔻。事实上，中东人，包括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善于使用香料的人。可以说他们把香料的应用推到极致：从防腐到佐餐，从提神到治病，从美容到壮阳，无所不包。

诞生在公元前1400至400年间的《旧约.创世纪》提到过中东的香料贸易：“…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马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见《创世纪》第37：25节）

那些生活在远古中东米甸的以实马利人把香料、乳香、没药带到埃及，是用于木乃伊的防腐还是用做美食的调料，圣经没有说。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来自中东的香料。比如胡椒，在汉代已经成为我们祖先的佐餐调料。我们的祖先也把某些香料入药。在流传至今的传统武林治疗跌打刀伤的方子里，有两味必不可少的“神药”：其一是乳香，其二是没药。这两味《旧约.创世纪》提到过的药当然是来自中东。

中东商人从陆上或海上的丝绸之路带到中国的异域香料，扎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原产于印度的小豆蔻，从另外一条商道进入阿拉伯人的世界，也牢牢扎下了根，还成了阿拉伯人的“咖啡伴侣”。

慢慢品味哈桑先生散发着的小豆蔻异香的咖啡，越喝越有滋味，越喝越觉得胃里暖烘烘的，越喝越觉得精神爽快。把两种有强烈刺激力的植物种子交融在一起，互为依傍，竟然造就了如此迷人的饮料！可是，两种同根生的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却为何那么的水火不相容？

难道铸剑为犁注定是人类的一个黄粱美梦？

在山里种咖啡：按自己的意愿过日子

台湾的地理中心（东经120度58分，北纬23度58分）位于台湾唯一不临海的县――南投县埔里镇。所谓的国际咖啡线恰好覆盖了南投县。台湾数一数二的“惠荪咖啡”种植地就在南投县仁爱乡山里的中兴大学（前身是台湾省立农学院）教学与科研基地惠荪林场。林场冠名“惠荪”，是为了纪念在当地殉职的中兴大学前校长，江苏崇明人汤惠荪教授。

从台中市驱车到惠荪林场，沿途风景秀丽，路旁不时看到立着“台湾咖啡”招牌的咖啡馆。看来“傍大款”是个好主意：跟着名校挑选的咖啡种植点种咖啡一定不会错。

不巧我们在临近惠荪林场时发现道路被连日豪雨损毁，于是我们挑了附近一家前面有个雅致的荷花池的中国园林式咖啡馆，停车坐下来喝一杯“台湾咖啡”。

咖啡馆的男主人是一位中年汉子。言谈之中，得知他过去是台北一家通讯公司的电脑工程师，大约十年前辞职，然后举家从台北搬迁到台湾中部合欢山区这个风景如画的山谷，买地种下几百株Arabica咖啡树，还在咖啡园前面建了这座典雅的园林式咖啡馆。

男主人是一个被台湾人称之为“电子新贵”或“网路（络）新贵”的特殊群体的一员。在台湾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关于这群人故事：台湾一家名列世界500强企业的某位年轻工程师向老板，一位世界级的网络巨子提交辞职书时，那位名满天下的企业家不解地问道：是否我给你的报酬不够？

出乎意外的是，他的功勋员工回答说：“不。谢谢老板，你给我的已经足以让我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了。”

这位来自台北的中年汉子，就是那些在实验室不分昼夜、殚精竭虑地拼杀，创造了惊世技术奇迹之后，激流勇退的“电子新贵”的一员。

上个世纪末出生的一代人，在经济学意义上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因为这一代人，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相当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生命周期里，有机会合法地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不必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祖祖辈辈地耕耘着几分薄地，唯一的企望是风调雨顺，靠上苍恩惠有个足以养家糊口的“好收成”；或者拿着永远不变的微薄薪水，年复一年往来于上班地点与居所之间，最后终老于简陋的“单位宿舍”。

彻底地改变人类经济状况的机会来自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彻底地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机会，即便是来自于偶然，成功却在于自己的努力、学识和慧眼。

CNN报道过一个很有意思真实的案例。在美国加州的硅谷，一位黑人中年女清洁工带着考上名牌大学的儿子见公司老板。期间黑人妇女笑嘻嘻地对那个穿着吊儿郎当衣服的家伙说：老板，当初年纪轻轻的你说创业艰难，雇不起我。我说，给口饭吃就好，反正我也找不到工作。你答应了。没钱发薪的时候，你把公司股票当工资给我。现在，我手上那些当年的垃圾股值200万美元。据CNN说，在加州硅谷，这案例不是个案。

在成为百万富婆后，那位黑人妇女选择了继续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打扫卫生；而我眼前这位昔日的台北IT骄子选择了在如画的合欢山谷买地种咖啡，还开了个小小的、雅致的咖啡馆。

他们都选择了“按自己的意愿”过日子。

台北中年汉子烘焙的咖啡油光发亮。就我个人口味，焦味重了点。不过在山间里古色古香的咖啡馆一面品咖啡，一面听着外面传来一阵一阵雨打荷叶的声音，欣欣然声声入耳；还有那从咖啡机喷出的裹着咖啡芳香的蒸汽，虽有潮湿的山风飘飘然穿堂而过，却依然袅袅入鼻。此情此景，大约就是咖啡客渴望的最高境界了吧？

咖啡不过就是咖啡

我认识的台湾人，无论是否喜欢咖啡，统统众口一词的认定“台湾咖啡”是天下最好的咖啡。事实上，即使没有商业利益，每一个王婆也必然地认定自己的瓜比别人的瓜好。这也许是有情感的动物之本能吧。台湾人认定“台湾咖啡”是天下最好的咖啡，自有他们的理由。好比海南人和云南人，除非神智不清或别有所图，总没有理由否认海南或云南咖啡是顶呱呱的咖啡吧。

天下最好的咖啡当然要卖天下最好的价钱。台湾人确实也愿意花大价钱买“台湾咖啡”。在惠荪林场附近国姓乡的路边咖啡馆喝一杯“台湾咖啡”花的钱，甚至比在目前全球最高的台北101大厦喝正宗的意大利Lavazza咖啡还要贵。看来同是卖咖啡，海南商人和云南商人在台湾商人面前应该汗颜。

台湾云林县古坑乡的“古坑咖啡”一度是“台湾咖啡”的代名词。自2003年古坑乡举办第一届“台湾咖啡节”，古坑就被营造成了台湾的咖啡原产地,一时间“古坑咖啡”专卖店四处开花。“古坑咖啡”的风头甚至盖住了出自名门的“惠荪咖啡”。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2004年第二届“台湾咖啡节”还未收场，台湾媒体就爆料“古坑咖啡”造假。本来以为既然媒体已经曝光，造假至少应该有所收敛了吧，可是前些天，台湾的朋友一听说我还要为了咖啡去古坑，吃惊得眉梢倒竖：连古坑农会的头都被收押了，你还去做冤大头？知道吗，他们用廉价的印度咖啡冒充台湾咖啡！

在台湾，咖啡树从种植到开花结果至少2至4年，约第6年才进入盛产期。即使是有名牌大学科研力量支持的惠荪林场，咖啡产量也不过124公斤/每公顷。古坑乡就只有那么些咖啡园，咖啡产量再高，恐怕连游客需求都满足不了，哪里还能全台湾到处开专卖店？说起来，中兴大学惠荪林场的“惠荪咖啡”也混合了40％的曼特宁，不过这个事实人家是公开的，理由是这样搭配的咖啡味道更好。

趋利是商人的本能。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抬高价格也无可厚非。不过“古坑咖啡”的造假，还另有隐情。

被收押的古坑农会头目是借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上台的。这个堪称井底之蛙的家伙虽然相当地头脑不清，但“政策意识”倒是满强。“台湾咖啡”本意是产地在台湾的咖啡，他却自以为高明地将其拔高为代表“台湾本土意识”的咖啡，还不惜动用手中行政资源造势，用虚假的“台湾咖啡遍天下”来证明“本土政权的合法性”。究其目的，无非还是取悦上司与无知选民，以利一己之私。敏感的奸商捕捉到这个来自政党政治加上选情需要的机会，于是一场官商勾结毁掉了本来好好的“古坑咖啡”。

其实咖啡不过就是咖啡。台湾因为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的咖啡酸度低、苦味弱,颇有风味。不过在台湾大规模种植咖啡并无比较优势。现实是能够生存下来的咖啡种植者靠的是营造一种在山野休闲，加上浓淡相宜的怀旧氛围吸引游客。如果非要给咖啡帖上政治标签，结果是弄巧成拙、害人害己，还坑了老老实实的咖啡农。

听得风儿在轻轻唱

一位在俄罗斯学成归国的朋友送我几袋在莫斯科买的Nadin牌咖啡。咖啡袋子很精美，还用地图标明了咖啡豆的产地：牙买加、危地马拉、墨西哥、肯尼亚等等。咖啡的味道很不错。看来这家丹麦公司在莫斯科的专卖店咖啡烘焙水准一流。

说中年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深深的俄罗斯（苏联）情结并不为过。恐怕没有几个到了不惑之年的中国读书人不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地唱…..”

这首从上世纪中叶流传至今，甚至在“砸烂一切封资修黑货”的疯狂年代也无法消灭的歌曲，悠扬又缠绵确实动人心弦。时至今日，它还在感动着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小说、做季米洛维奇习题集、听柴可夫斯基音乐成长的中国知识精英。

还有那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俄罗斯芭蕾舞《天鹅湖》。

历史总是令人迷惑的。《天鹅湖》能在中国家喻户晓，居然要感谢甚至在“反修防修”的年代，也允许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1918》反复放映某大人物。

宣扬红色恐怖的电影《列宁在1918》有几分钟《天鹅湖》华彩章节“快乐的小天鹅舞”和“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片断。“文革”期间，这两个片断迷倒了多少患“文艺饥渴症”的中国人。然而，在歌颂人类最伟大情感－爱的“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蹈”高潮中，影片却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位赤卫队长闯进舞台，向观众宣布枪毙俄国末代沙皇的命令，以及将要检查所有观众的证件，抓反革命份子，而闹得人人自危的情节。

舞台上的王子在迷人的乐曲声中获得真爱；现实中患白血病的13岁俄国王子，连同父母一家大小七口，加上随从仆人，无一幸免被枪杀在地下室。比较一下虚构王子的美满结局与真实王子的悲惨命运，不禁令人唏嘘。

关于《天鹅湖》传入中国还有一个早已被国人忘却，甚至在无所不能的百度、Google都检索不到的事实。1959年，世界首屈一指的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在广州越秀山露天体育场演出《天鹅湖》，迷倒了现场的5万余观众之后，屈尊在广州近郊的原东圃人民公社棠下大队（现棠下村）用竹木搭起的临时舞台上，为社员们表演了一段《天鹅湖》。大概以世界级大师身份在露天体育场和乡下竹木舞台上表演世界名剧，她算是空前绝后了吧？

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过，后来周恩来、贺龙、金日成也到过的棠下村，如今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繁华又邋遢。无数到广州寻梦的年轻人租房暂居于此，村民因此富足和闲逸。

不知道棠下村的老人会否给那些外来的年轻人讲乌兰诺娃？我猜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数都知道Su-27和AK-47，可是没几个听说过乌兰诺娃和捷尔任斯基；他们大多数会熟悉卡巴斯基和俄罗斯轮盘赌，却没有几个会喜欢红菜汤和列把。至于渐渐老去的一代人，抗美援朝战斗故事片中志愿军的喀秋莎火箭排山倒海射向美军阵地的画面，也许依旧会激动他们的心。

西欧人用这样一个故事描绘俄罗斯人的性格：在风雪交加的山林寒夜，一个穷途末路的旅行者遇到一位俄罗斯老农。老农把剩下的伏特加倒入自己的两只桦树皮靴子，还拿出了最后一片黑面包。旅行者感激不尽地与老农分享了伏特加和黑面包，然后两人呼呼入睡。第二天俄罗斯老农醒来，看着睡在身边的陌生人，怎么也想不通这家伙居然分吃了自己最后一片面包。于是一刀宰了他。

这个故事是否准确描绘俄罗斯人的性格，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我们这个命定的邻居也真是一言难尽：作为穷凶极恶的“北极熊”，它拿走我们的东西之多，在列强中也算冠军了；作为指手画脚的“老大哥”，他给我们的帮助，大约也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我那位学成归国的朋友送我的咖啡十分地好。电动磨豆机一开，早已是满屋芳香。俄罗斯的地理位置种不成咖啡树，但是这不妨碍俄罗斯有顶级咖啡。想想某些坐井观天的撮尔小国居然把咖啡烘焙技术当作“核心机密”，不禁哑然。一个半世纪前率先把人送上太空，咖啡也喝了几百年的民族，当然有办法喝上好咖啡了。

阿根廷咖啡，带酸的美味咖啡

一位到中国验收设备的阿根廷客人给我带来了2包阿根廷咖啡豆。这些咖啡豆个个圆满，像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豆子经过浅浅烘焙，呈现一种淡淡的灰色，十分悦目。

咖啡味道不错，美中不足的是酸味重了点。

儒勒.凡尔纳笔下壮丽又神秘的安第斯山脉和潘帕斯大草原、麦当娜性感十足的“Don’tCryforMe，Argentina”、马尔维纳斯群岛那场惊天动地的海空战，还有出尽风头的大球星马拉多纳，这些都是几代国人熟悉的阿根廷标签。

如今胖乎乎的马拉多纳大概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阿根廷人了。这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足球天才，在他退役之后，足球界至今没有出现如此光芒四射的球星；他又是颇具争议的人物，如今他只要现身媒体，十有八九是负面新闻：什么吸毒、不当性行为、花天酒地、百病缠身等等。

就球技高超而言，整整一个20世纪非马拉多纳莫属；就人品而言，实在不敢恭维。可是不恭维不等于不喜爱。人是一种表里不一的生物，在大雅之堂喋喋不休高谈道德伦理，私底下却由衷地喜爱青楼花魁，还有那行为乖张、球技高超的老马。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个世界有2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细细琢磨又几分相似的事情。

其一是关于死因成迷的阿拉法特行事方式。这位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人，却同时是一个“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导致失去机会的机会”的人；其二是我们“锲而不舍地呵护着一个注定失败的体制”的足球领袖。

每当历史给巴勒斯坦人千载难逢机会的关头，无论这些机会是来自国际社会的斡旋，还是以色列少数派左翼领导人难得的妥协，“从来不放过一个导致失去机会的机会”的阿拉法特，总要挖空心思寻找事端毁之而后快。结果是自己带着建国黄粱梦走进黄泉，留下同胞陷入看不到尽头的内战和贫穷。最讽刺的是，在阿拉法特的生命周期里，他的宿敌－以色列结束了2000余年的亡国史，建成了一个政治、经济、科技和国防全面现代化，拥有核武的民主国家。

我们“锲而不舍地呵护着一个注定失败的体制”的足球领袖，则不断地投入百姓创造的财富维持一个僵尸般的体制。他们如此坚定不移，哪怕是这个体制豢养的大牌球员酗酒斗殴，或被打瞎了眼、或被挑了脚筋；甚至在密室残杀女友、当街捅死债主，也绝不言弃。结果是“广大球迷”唯有绝望地看着那些骄横跋扈的球员们一次又一次在国际比赛中洋相百出。与此同时，同样长着黄色皮肤黑色眼珠的东洋鬼高丽人，却在世界足坛上呼风唤雨，大出风头。

专制的结果是光荣还是耻辱，取决于它的领袖是伟大抑或卑劣。不幸的是，巴勒斯坦人和中国球迷，都没有碰上天降明主的运气。

老马的品性确实有问题，但是，他再怎么道德沦丧毕竟没有犯罪。况且，毕竟他带领阿根廷足球队屡登世界足坛高峰；毕竟他以行云流水、如梦如幻、赏心悦目的球艺，给我们带来了兴奋和快乐。这就是我们喜爱他的理由。

完美无缺自是古难全。如同我手中这杯阿根廷咖啡，尽管或多或少有我不喜欢的酸味，但是它依然是美味的咖啡，慢慢地品味它依然是乐事一桩。

澳门，对着老虎机喝咖啡

在赌场林立的澳门，你可以轻易地在挤满了红眼赌棍的赌场里找到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品咖啡。比如那家门前广场每15分钟一次大型音乐喷泉表演，有600间客房和200张赌台、350台老虎机的“永利”(WynnCasino),在挤满了熙熙攘攘赌客的350台老虎机中间，居然有一家摆着一副永远不变的温柔浪漫面孔的星巴克。如果你喜欢，尽可以花个等于十几块人民币的澳门币，在这个居于喧闹中的僻静一隅，买一杯咖啡，然后悲天悯人或者幸灾乐祸地欣赏咫尺之外的老虎机是如何按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最杰出的心理学家和最聪明的电脑天才联手创造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吞噬那些红眼赌棍的财富。

前些天我就是这样在“永利”，看着我的朋友有去无回地第N次，然后是第N＋1次往老虎机里塞角子的。

刚过百年华诞，被称作“老虎机”的SlotMachine，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你只要在这种一学就会的机器前面练上那么一小会，你就会变成巴甫洛夫实验室那条狗。唯一不同的是，那狗听到巴甫洛夫教授的铃声会流唾液，而赌徒只要听到这家伙发出的悦耳乐声，就一定会扑上去喂它金钱，直到钱包空空如也，还不肯善罢甘休。

任凭富豪或腐败官员在没有老虎机的Casino贵宾室如何一掷千金，对赌场贡献最大的还是成千上万掏出一个子儿又一个子儿喂老虎的普罗百姓。在美国，赌场70％到80％的营业收入，60％以上的利润来自老虎机。在老虎机的面前，“二八”定理被彻底颠覆：多于80％的人民群众比少于20％的富豪重要。于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澳门赌场，无一例外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从直达各个口岸、机场、港口、巴士站的免费交通工具，到赌场内的免费饮料、免费餐食等等，一应据全。

看看潮水般涌入澳门的国人，想来Casino可以列入国人最熟悉的英文单词之一了。中国人的特征之一是“含蓄”。外来语言的进入，给国人表现“含蓄”提供了新的工具。个人身份“雅”也好，“俗”也好，告诉别人自己是去Casino而非去赌场，总是心中更觉坦然。正如西俗雅痞用Makelove替代以爆破音发出的那些个汉语同义词，文绉绉地好像自己真有几分绅士风度，还美其名曰：Makelove这词啊，给咱们人科动物赤裸裸的本能赋予了一种美好内涵呢。

在炎炎夏日，坐在澳门任何一家金壁辉煌又清凉舒适的Casino，花十几块钱，一面喝咖啡，一面看熟悉的或陌生的人与老虎机做绝望的搏斗，心中不由百味丛生：既似有几分悲天悯人，又似有几分幸灾乐祸。不过，如果以为澳门除了Casino而别无它物，那是大错特错了。澳门真正令我着迷的是中西文化竟然这个小巧玲珑的城市里和谐地融为一体。在这整个老城区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到海边的安德鲁老店，或者去市内的安德鲁前妻玛嘉烈的“新”店，点一杯咖啡，来两个热气腾腾的“葡挞”，三五知己，海阔天空，那真是一乐也！

身在异乡的西西里人和意大利式咖啡

在南纬17度、东经145度、海拔460米的澳大利亚小镇Mareeba附近，Mario夫妇经营着一个叫TichumCreek的咖啡农场。Mario先生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手脚麻利极了。坐在老人家农场咖啡馆的花园，慢慢品他风味十足的咖啡与家制点心，真是别有滋味。

“我是西西里人。我的咖啡和点心都是意大利式的。”

Mario先生笑眯眯地对我说起自己的身世：“Sicilian，Maffia，youknow（西西里人，黑手党，知道吗）？”

Mario先生告诉我，他是第二代意大利移民。二战后的意大利一贫如洗，Mario先生的老爸跑到澳洲，先种甘蔗后种烟草，慢慢赚下一份家业。后来烟草种植业在当地式微，Mario先生从1991年改种咖啡至今。

这位左看右看都没有半点好莱坞大片中黑手党模样的好好先生，介绍祖籍时干吗非要扯上“Maffia”，真是有趣。

无独有偶，几天后在墨尔本一家叫Correto的意大利餐馆，当听到我夸奖他们的一种加了带有甜丝丝甘草味的Sambuca酒，名为Corretto的“经典意大利咖啡”时，满脸庄严的餐馆老板放下手头工作，快步走过来，痛快地打开一瓶意大利红酒，倒了满满2杯，自己拿一杯，递给我一杯。然后对我说一声“干杯”，来个“先饮为敬”一口喝干，然后专心地看着我一口一口品尝他赠饮的意大利美酒。

闲聊之中，这老兄的自我介绍，居然又是“Sicilian，Maffia”。

这两位西西里人后裔，为何自我介绍时都要加上“Maffia”？难道黑手党注定是西西里人脊背上的十字架？

在中国，也有一个省份的人民背上有个沉沉的十字架。

关于河南人恶名的来历众说纷纭，越传越离谱。久而久之那该死的十字架似乎被钉在了倒霉的河南人脊背上，直到今年6月那个黑漆漆的黎明前，3位河南老乡冒死在被一条运沙船撞塌的广东九江大桥上，拦下一辆又一辆已经冲到黄泉路口的汽车之后。

九江大桥是一条高速公路桥，桥下是十几米深的滔滔北江。憨厚的河南老乡在断桥的边缘上，硬是从死神手里夺回十几条人命，然后不声不响地离开现场。当政府征实他们的壮举，并给予他们应得的奖金后，这些尚未脱贫的乡下人，竟把全部奖金捐献给家乡“修路建校”!

河南人的恶名，即使有97岁高龄的国学文大师祭出“骂河南人就是骂亲娘”的训导，还是牢牢贴在河南人身上，岿然不动。然而这几位默默无名的河南乡下人的实际行动，却在一夜之间令数千万老广对河南人刮目相看。

对国人而言“黑手党”似乎是个遥远的故事。对西西里人，“黑手党”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标签。如何解读这个标签见仁见智。以我管见，西西里人乐于戏谑自己是“Sicilian，Maffia”，准是因为当今世界大多数“Maffia”与西西里岛并无关系。娱乐界坚持把早已成了“黑帮”代名词的“Maffia”翻译成“黑手党”，不过是为了更加吸引读者和观众。至于自诩高度文明的西方社会为何还有黑帮的一席之地，社会学家说，那是政府效率低下的衍生物。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乡的标签。这标签是一种身份的识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玷污自己故乡是件愚不可及的事情。刻意在外乡人或外国人前面贬低自己的故土，更是十足十的奴才心态。意大利裔的Mario先生和Correto的老板精益求精地为客人炮制意大利式咖啡，除了经营需要，分明还有一份对故土的热爱和自豪。事实上无论是乡间的TichumCreek咖啡农场，还是闹市的Correto餐馆，他们的咖啡啊，味道真是好极了。

至于我们的河南同胞，他们在全国一片以偏概全的责难声中，把自己的家乡建成为全国第五大经济强省。现在，即使在食不厌精的广东，超市里摆满了河南产的肉类食品；在几乎所有的高档餐馆，你都能点上一份河南人做的健康食品：一种加了麦麸的面食－“麦包”。

我喜欢意大利式咖啡。

我喜欢面味十足的河南“麦包”。

我也当然地热爱自己的家乡。

种咖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在坦桑尼亚出生Jaques先生和他在桑给巴尔出生的太太都是英国殖民者的后代。Jaques家族原先在乞力马扎罗山麓种植咖啡，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坦桑尼亚独立。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无情地打碎了殖民主义者的美梦。Jaques先生不得不丢下大部分财产，移民到澳洲。

早年的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可谓坏事做尽。不过，把帐算到他们的后裔头上，既不公平又愚蠢。争取到独立的非洲人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对这些殖民者后裔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知识，用暴力没收则成效甚微。Jaques先生到达澳洲后，很快就相中了南纬17度线AthertonTableland的Mareeba。于是他重操旧业，种植咖啡。在历时30余年、经历了两次破产后，用Jaques先生的话说，他终于用“辛劳、汗水和血泪”，建起了一个有2.5万株改良Arabica咖啡树的现代化咖啡种植场。

殖民地的土著完全有理由憎恨欧洲殖民者。以澳洲为例，在18世纪末叶欧洲人大规模“拓殖”澳洲之后，澳洲土著人口锐减了80％。可怜的澳洲土著，要么被白人枪杀――对白人殖民者来说，“土人”与袋鼠无异；要么在获得免疫力之前，被白人“不经意”带来的流感、麻疹、伤寒、肺结核、梅毒之类细菌病毒杀死；再要么被迫接受白人恩赐的最仁慈的死法：迁居到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自然地”消亡殆尽。

这是真实的历史，连在土著原住地当家作主人的白人也直言不讳，且脸皮三尺厚地为之著书立说的历史。不过，当土著们翻身做主人的时候，以其人之道对付殖民者的后裔是愚蠢和不合时宜的。看看曼德拉的南非与穆加贝的津巴布韦截然不同的现状，个中道理，不言而喻。

Jaques先生种咖啡还兼办旅游。你花不到一百人民币，可以坐敞蓬车游览绿油油的咖啡田，听导游讲解现代化的咖啡采摘机器，看介绍Jaques咖啡种植场历史的电影，参观水洗咖啡果的工厂和烘焙车间。这里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人阻止你四处拍照。最后，你还可以品尝他们的咖啡和咖啡酒。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多花点钱让Jaques先生开他那蜻蜓般的小飞机带上你，鸟瞰附近迷人的景色。你要是喜欢，也可以花22澳币买整整一公斤质量上乘的Jaques烘焙咖啡豆，或者请工作人员带你看他们买的中国拖拉机。

一个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懂得融资的盎格鲁－撒克逊农民，Jaques先生，最终在当今富国澳大利亚扎下了根。他的前一个居住国坦桑尼亚依然是地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在Jaques咖啡种植场入口处，成排地摆着Jaques先生从附近山上收集来的冢蚁丘（一种澳洲白蚁（Termite）建的巢）。这些由澳洲白蚁一粒一粒叼来砂土，然后混合了它们一点一滴地吐出来的分泌物而建成的蚁丘，坚如磐石，有大半个人高，2个成年人还未必抱得拢。

千百万年来，这冢蚁丘啊，在澳大利亚茫茫大地上，静静地，又专注地对着蔚蓝的苍穹，似乎在期待上苍终有一天会倾听它们无言的述说。

在澳洲咖啡园打工的香港MM

Jaques咖啡种植场有个打工的香港MM。她20出头，脸上淡淡的古铜色彩，流淌着热带阳光的灿烂。

这香港MM个子不高，手脚却是十分麻利。她又是咖啡师，又是服务员，还是前台收银。她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她在香港工作了一年，然后独自一人，跑到AthertonTableland这个乡下咖啡种植园，打这份包食宿、时薪10澳元现金的工。

在她端来一杯牛奶泡泡上有美丽花纹的Cappuccino时，我问她一个有点傻的问题：如今香港经济不错，你干吗跑这来打工？

香港MM笑眯眯地回答说：我想得到更多的工作经验，我也喜欢这里美丽的风景。

我接着问她一个更傻的问题：你父母放心吗？

“哎呀，我是大人啦！”

这些年来往于祖国和大洋洲，多有遇到这种朝气蓬勃独闯天下的MM。比如一位在澳洲偏僻的养马场掂起脚尖给大洋马擦身子的小小个头、满脸阳光的日本姑娘；又比如一位赚了点富余的打工钱，就租一辆自行车，独自一人蹬到新西兰大山深处的高大健硕、意气风发的德国丫头。

我也在悉尼唐人街碰到过一副苦瓜嘴脸、垂头丧气又无精打采地端盘子大陆青年；在专门做国内同胞生意的“免税店”、“厂家直销点”，碰到巧舌如簧兜售鱼油蜂胶之类买之昂贵、食之无用的“补品”或者廉价珠宝的同族青年男女。每当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有几分心酸：我们这个砌了两千多年围困自己的长城的民族，把民族锐气砌到哪里去了？

有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沾沾自喜地给我传授他的教子经。他说，他仅仅负责给他的孪生子交美国某“名牌大学”的学费和房租。至于生活费，要儿子们自己打工解决。

“我要他们一面读书一面打工赚吃饭钱，赚不到钱就饿肚子。我还要他们每个月换一个的地方打工，这样他们就会有不同的打工经验。现在他们可受锻炼，可懂事了。”

开发商得意洋洋地说。

我明白他老兄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也丝毫不怀疑他为儿子的将来绞尽脑汁。他的教子经听上去完美无缺，只是这老兄有意无意“漏掉了”讲述其中关键：孩子们的亲娘比他们更早到了美国，然后一直在那里为这对宝贝孪生子“陪读”。

香港MM做的Cappuccino，牛奶泡泡上面的花纹美丽又简洁。牛奶泡泡下面的咖啡，味道醇和而厚重。

望着香港MM的背影，我突然想起成群结队在欧洲的大街和乡间，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手上捧着一本“EasyEurope”（一种本国文字和英文对照的欧洲旅行指南），不用导游，也没有家长陪同，到处跑到处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想着想着，我竟然心生疑惑，杞人忧天起来：将来我们的小皇帝怎么与之竞争？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西合璧的咖啡月饼

对我来说，传统节日之中，春节太热闹，清明过于虚伪，端午有点矫情。只有中秋节荡漾着浪漫与温馨。

“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中秋永恒不变的主题。被人惦念总是温馨，思念他人难免伤感。故而在“思亲”的脉脉温情之中，由不得人地夹着一丝淡淡的忧愁。

月饼是物化的中秋节。月饼很有风味，可惜，年复一年对着一成不变的中式月饼，也难免视觉与味觉双双出现“审美疲劳”了。然而，当我接过那位才情出众的香港朋友送我的星巴克月饼，竟不由眼前一亮。

星巴克月饼，形状居然像星星，色彩却像台湾的凤梨酥，上面贴着一块印着花体starbucks字样圆形巧克力，里面的馅，居然是“香浓咖啡果仁”。等我出神地看够了这惹人爱的东西，下定决心，半吻半咬一口过去，啊哈，好一个咖啡香沁人心脾的月饼！

在这个经济至高无上的时代，没有什么事情不被商业渗透。月饼当然不例外。除了星巴克这个来自域外的商家，哈根达斯有冰淇淋月饼，比利时的Bel-Zims有纯鲜巧克力月饼。时至今日，中秋节浪漫加温馨也好，夹着几分伤感也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份本来自然又纯洁的人类情感，竟变成非要靠互赠月饼来表达，连洋人也来凑热闹。

科学家一直怀疑动物界里，是否只有人类用礼品表达情感。直到不久前，动物学家拍下了野外一只雄黑猩猩，居然摘了一个木瓜送给一只雌猩猩，然后成了它夫君的整个过程。当我从电视新闻看到那只雄黑猩猩含情脉脉地看着雌猩猩在大嚼木瓜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为一己私利送礼，原来并非人类专利。

授予或接受礼品本是人之常情。我吃那星巴克月饼时心里就热乎乎的。但是送人的月饼藏在披金带银还镶钻石的盒子里，月饼馅还混有金箔，却是必有蹊跷。假借某种情谊而图利，实在亵渎人类情感，还坏了社会风气与秩序。因此，也才有了政府年复一年动用行政资源“查处”月饼是否“过度包装”。

无论我们政府的这种行动是否婆婆妈妈，是否本末倒置，香港星巴克月饼的包装大概惹不着廉政公署。因为星巴克有言在先：为了“环保”，在指定的期限内，你可以用那个纸月饼盒换一杯“8安士的推广饮料”。多么精明的商业头脑啊！说起来，那些在星巴克潇洒的小资们，包括我本人，似乎也坦然地用土灰色的、印着“用循环材料制造”的特制“星巴克餐巾纸”擦嘴巴，却从来不怀疑这“循环材料”是否与我们某些被曝光纸厂一样，是用过的手纸、污秽的月经带，甚至医疗废料。

可是，说来说去，这互送月饼究竟代表什么？

大概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回答最妙：我送你玫瑰花，难道还要把它的根也一并送上？

彩云之南：从不喝咖啡的咖啡种植场老总

从中国咖啡第一大省云南最重要的咖啡产区－怒江河谷回来，一进家门，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急匆匆地开机煮咖啡。

国庆黄金周，从潞西（芒市）开始，驱车经畹町、瑞丽、盈江到腾冲，翻越高黎贡山到保山，行程近千公里。一路上，满目尽是秋黄初上夏绿依然的禾杆挑着金灿灿的稻穗，或是铺满了千娇百媚的高原坝子，或是摇曳在层层叠叠的高山梯田。偶尔山间翠绿的密林与坝上金黄的稻田之间，还跨着一条妩媚的七色彩虹，如梦如幻。车到保山境内，但见绿叶油油的咖啡树，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咖啡豆，成排成排骄傲地挺立在撒满灿烂阳光的山坡上。啊哈，好一个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

可是，在滇西这片号称出产世界顶级咖啡豆的地区，无论如何努力，我也只是在“中国第一魅力名镇”和顺乡一家刚刚开张2个月的小酒吧，喝过一杯出自廉价的塑料咖啡机还带着一股陈味的“云南小粒咖啡”。令我吃惊的是，在保山市区最高级宾馆里的CoffeeBar，当我指着酒水牌点“云南小粒咖啡”时，那位着装整齐的侍者居然一脸茫然地说“我们只有雀巢速溶”。

在高黎贡山东麓的怒江边上，有一个种植了近百万株咖啡树的咖啡种植场。三三两两收咖啡豆的傣族姑娘，穿着花衣筒裙，仙子般地在密密的咖啡树林里时隐时现，抬眼望去，果然诗情画意。可惜面对农人辛劳而吟诗作曲，无非文人骚客所作所为。而那些正值花样年华却不知粉黛为何物的傣族少女，烈日之下，却是必须完成每日采摘50斤咖啡果定额，获报酬20元。

这个咖啡种植场的老总是一位资深咖啡种植专家，身材瘦小而满脸憨厚。那满山挂满了成串咖啡果的茂密咖啡林，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他出色的咖啡栽培和密植技术。可惜的是，除了欣欣向荣硕果累累的咖啡树，种植场无处不显出它经济上的窘迫。

采摘50斤咖啡果，报酬20元，如果没有人教唆，那些傣族姑娘不至于为此造反。对企业来说，这个咖啡种植场的生豆亩产大约240公斤（每公斤成熟的咖啡果可以晒出六分之一公斤咖啡豆），按它历史上最好的卖价16元人民币每公斤生豆计，劳作整整一年，每亩地收入大约3840元。如果按平常年份计算，生豆卖价有10元/公斤就算不错了，那么每亩地收入只有2400元。

无论是傣族姑娘或种植场老板，但是要靠这点收入致富，那是痴人说梦。难怪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更低的国家愿意种豆子卖豆子。

所谓富饶的贫困是最可怕的贫困。有种植咖啡的最佳地理和气候条件，不等于可以靠种植咖啡而富裕。因为市场才是支撑一个产业的决定性要素。而拥有世界种植咖啡的绝佳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云南，偏偏缺乏起码的咖啡消费内需。别说我们一行十余滇省精英，个个怀揣“私家普洱”，纯属赏脸地陪我游咖啡园；单说这位带着我满山跑、满嘴全套咖啡种植经、却只会以茶待客的农学家，自己就从不喝咖啡。他也很诚恳地说自己不懂咖啡的烘焙，对咖啡的营销更是九窍全通。

按一贯袒护领导的孔老夫子的说法，“一言丧邦”不是政策决定者的过错，而是臣子们“莫之违也”。云南咖啡业的现状，恐怕是一项产业政策的结果，一个甘当国际咖啡大鳄原料供应商政策的结果，一个把自己的咖啡产业定位在与越南、埃塞阿比亚或肯尼亚咖啡产业同等位置的政策的结果。臣子们不过是习惯性地照章办事而已。

我冲进家门，急不可耐塞进咖啡机的咖啡粉，是出门前剩下的一点点“清风留影”，滇士麦田原巧手烘焙的云南咖啡，一种足以与什么UCC，Lavazza一比高下，却还待字闺中的云南咖啡。

阿根廷式爱尔兰咖啡：是冷，还是热？

阿根廷绝对是一个咖啡消费大国。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小巷咖啡馆林立。甚至在咖啡馆外头的人行道上，也排满了雅致的小园桌，华灯初上的时候，三三两两的阿根廷市民围着桌子啜咖啡，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在这些充满拉丁式浪漫色彩的咖啡馆，你可以喝到口味非常特别的咖啡。比如花上13比索（大约30人民币），点一杯阿根廷式的爱尔兰咖啡慢慢享用，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阿根廷式的爱尔兰咖啡很特别：一个冰淇淋球浮在掺有大量威士忌的滚烫Espresso上面，再用撒上巧克力粉、厚厚的发泡奶油盖住那美味的冰淇淋球。这爱尔兰咖啡啊，喝着喝着，一种从南极直达赤道的感觉会从你的嘴唇跳跃到心房。冰淇淋、Espresso与威士忌的交互作用，让你在清醒和微醺之间徘徊，那种感觉真是神奇之极。如果你嫌威士忌太强烈而担心把持不住自己，你可以换一杯用Cognac替换威士忌的Italiano咖啡，然后像我一样，五十步笑百步地看着自己的同伴享用威士忌加Espresso的憨态。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奇妙的城市。咫尺之间是美轮美奂、花团锦簇的富人区与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贫民区；在灯红酒绿、人头拥拥、彻夜狂欢的探戈歌舞厅门口，蜷曲着露宿街头、浑身恶臭、不名一文的流浪汉；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大型商场外面，满街尽是眼神绝望的练摊小贩。

星期天我们在马拉多纳的出身地LaBoca游逛，沿着河边走，无意中走进了贫民区。等我们突然发现垃圾满地、臭气熏天，还有饿犬在身边流窜时，心里不禁发毛。这时候，从一个人绝对不可能伸直腰的窝棚里，走出一个衣衫褴褛的黑胖女人。

黑胖女人拦住我们，手舞足蹈地吱吱呱呱不知说些啥。她看见我们站着不动，急了，连拉带赶地把我们带到附近一栋小房子前，径自进去，然后带出来几个背着枪的警察。

听那些警察解释，才知道这个地方十分危险。那帮警察电招来一台出租车，吩咐司机把我们送到只隔了几个街区的PuertoMadero。一到这个阳光明媚、风景如画、豪华餐馆和探戈歌舞厅林立的旅游区，正在游玩的一群中学生围上来，一面唱一面跳地要和我们一起拍照。此情此景，想起几分钟前那个地狱般的贫民区和那位善良的、我们还来不及道谢就离去的脏兮兮的黑胖女人，不禁唏嘘：贫富悬殊是南美的通病，不过人心善恶不是由贫富决定的。

阿根廷式的爱尔兰咖啡味道真好。随着凉丝丝又嫩滑无比的冰淇淋在烫嘴的威士忌与Espresso混合液中慢慢地融化，这杯咖啡的口感和味道在不断地变幻。冰淇淋在热酒与热咖啡中是怎样融化的？隔着厚厚的奶油，我看不到。不过，经验告诉我，无论那冰淇淋被冻得有多硬，无论那层奶油保温效果多好，坚冰最后一定会消融，杯中的爱尔兰咖啡的温度梯度会渐渐趋于平坦。嫌它咋冷还热，冰火两重天？等等吧，你总会有一杯“和谐”的爱尔兰咖啡的。

谁需要掏钱买咖啡？

一走进阿根廷这家刚买了中国设备的厂门，就可以看到自动咖啡机。咖啡机上有6个按钮，其中4个按钮对应4种咖啡：小杯和大杯的Espresso或Cappuccino；另外2个按钮，一个是热巧克力，另一个用来调节加糖量。

往那机器塞进一枚特制的硬币，先调整好你喜欢的甜度，然后按下你喜欢的饮品按钮（我通常选大杯的Espresso），机器机会先不声不响地推出一只纸杯，再吱吱响地磨咖啡豆，最后咝咝响地向纸杯注入香喷喷的咖啡。当液晶屏显示出“任务结束”时，你就可以拿起纸杯喝咖啡了。这家伙真是好玩又方便。

方便是方便，但是这些机器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等级分明是人类社会不变的特征：管理人员有权免费且无限量喝咖啡，工人则要付半个比索买一杯。

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这家在本行业独占鳌头的工厂，厂门常闭，工人进出要检查随身物品，送货提货车辆要登记。这一切，连同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旁成堆的垃圾、遍地废纸烟头汽水瓶，还有隐蔽在高速公路“阴暗角落”拍摄超速车辆的警察与既爱飞车、又会不顾死活地见缝插针、还能谙熟地躲避警察监视的司机，都似曾相识。不过，看到工厂警卫一面检查工人的私人物品，一面与下班工人嘻嘻哈哈，又觉得有几分新鲜。

这家工厂的工人工作效率之高、干活之勤奋自觉、劳动技能之熟练，令我吃惊；每天与我们上班见面握手、下班分别拥抱，还从家里带给我们点心，让我感动。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还掏钱请我喝咖啡：一杯价格与当地超市50克牛肉相当的咖啡。对工资比自己高的上司有喝免费咖啡的权利，他们似乎不在意。

同是咖啡，有人免费享受有人必须掏钱买，在这里大家都觉得很自然。差异是大千世界的永恒特征，平等是理想主义者的飘渺梦幻，这个事实的证明无处不在。

1532年，西班牙军官皮萨罗带着168名士兵，在上帝的仆人―修士德巴尔维德发出狂吼：“基督徒们！向这些拒绝上帝福音的狗敌人冲过去….”之后，杀向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在黑夜降临之前，这168名士兵加上军官皮萨罗和修士德巴尔维德总共要了近7000名印第安人的命，还俘虏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在勒索了堆满22英尺长17英尺宽8英尺高房间的黄金―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赎金后，西班牙军官皮萨罗违背了自己神圣的诺言，卑鄙地杀害了阿塔瓦尔帕。西班牙向南美的大规模殖民与掠夺由此拉开序幕。而南美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在几乎所有土地被掠夺殆尽之后，花了接近500年，今天的人口才勉强恢复到欧洲人杀到之前的水平。

在军官皮萨罗，修士德巴尔维德和那168名士兵眼里，印第安人可尽情杀之，哪来什么“人人生而平等”一说。

在475年之后，那些强盗们早就没了脾气的后裔，在别人的土地上勤奋地为生活而工作着。不久前民选政府创下的22％失业率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明天我该去哪里”是他们心中难解难消的恐惧。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层面，他们的后裔已不再是强者。1982年，在付出了千余士兵的生命之后，他们那些不中用的后人还是耻辱地把祖宗抢来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让给了另外一帮强盗。

当我有滋有味地喝着祖籍欧洲的工人花钱买给我的咖啡时，作为人，我心存感激；作为曾经被欧洲人蹂躏的民族的后代，我实在难免有几分飘飘然。其实我口袋里有的是叮当作响的钢蹦，那些享用免费咖啡的钢蹦。因为尊重我这个请来的中国Supervisor，所以他们的上司总是笑眯眯地一把一把塞给我钢蹦。

这是不是健康的心理？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个爱喝咖啡的平常人。

在Lutter&Wegner喝咖啡：历尽劫波尤自在

到柏林这家叫Lutter&Wegner的餐馆用餐完全是因为它那古色古香的外形。劳累了多天，我有点昏昏然。于是一坐下，先点一杯咖啡提提神。

漂亮的餐馆小姐很快端上一杯Espresso。哦，一个精致的白瓷杯，黑黝黝的咖啡冒着白色的蒸汽，这杯Espresso啊，它可是我在德国喝过的味道最好的咖啡。

因为不是吃饭时间，餐馆的客人少，我借机与这位精通英文的德国姑娘聊起来。原来，Lutter&Wegner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餐馆。二战时期，几乎整个柏林被盟军夷为平地，这一区更是片瓦不存，唯有一座叫HUSEHUTH的房子幸免。而Lutter&Wegner餐馆就是这大房子的一部分。

夹在现代建筑之间的HUSEHUTH看起来有几分神秘。当黄昏来临之际，如果你凝神注视着它，你会觉得它似乎在吞吞吐吐地讲述着历史的诡秘。

HUSEHUTH是Daimler集团（生产奔驰车的Mersedes-Benz公司东主）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不久买下的产业，现在用作办公室和展馆，展出集团收藏的艺术珍品，供人免费参观。

同是发明汽车和内燃机的工程师和公司创始人，戴勒姆（Daimler）在国内远没有本茨（Benz）有名。非常有趣的是，同样的Mersedes-Benz车，欧洲叫梅塞黛斯（Mersedes是这种车最早的代理商和投资人，奥地利驻法国尼斯总领事10岁女儿的名字）；华人却喜欢用Benz来命名：台湾叫“宾士”，香港叫“平治”，在以人口比例计算文人雅士应该更多的大陆，叫“奔驰”，一个音、意俱佳的译名。

奔驰车是富起来的国人首选车。德国则是工程界人士的朝圣地。如果不计较外形，德国产品几乎无懈可击。比起法国产品，德国产品看上去似乎缺乏浪漫色彩。比如与HUSEHUTH同一区那些出自先锋派建筑大师Hans.Scharoun的杰作：柏林爱乐音乐厅、柏林国家图书馆等等；又比如近年建成的Daimler-ChryslerPlatz和PotsdamerPlatz，看上去总叫我们这些学工程的人联想起厂房和机器，一种亲切的“技术感”油然而生。

与Daimler-Benz公司一样，无数伟大的德国公司创始人是科学家、工程师。联想到那些遍布大小城市，以德国技术发展史为展览主线的德意志博物馆，总有拖儿带女的父母，比比画画地给孩子解释博物馆展出的各式各样技术模型，我似乎窥探到德国工业技术经久不衰的奥秘，似乎也从一个侧面理解到，为什么被二战夷为平地，战后剩下的机器设备又几乎被搬空，还要支付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的西德，却在不到30年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欧洲的领袖。即使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东德，在大约20年间，单独向苏联支付了等于苏联提出德国必须向全体战胜国缴付的战争赔款总数三分之二的同时，还成为前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建于1912年，古色古香的HUSEHUTH，这座在盟军地毯式空袭后屹立不倒，然后孤零零地凝固在柏林墙跟前28年零3个月的房子，如今风貌依然。与它结伴的餐馆Lutter&Wegner，宾客如云、生意兴隆。

喝过Lutter&Wegner美妙的Espresso，我精神爽朗起来。同事点了一瓶产自美茵河畔的红葡萄酒，我们边喝酒边开始点菜。

我点的是匈牙利名菜Guolash，数十年前因为赫鲁晓夫一句逗乐的话在国内出了名的“土豆烧牛肉”。与它的咖啡一样，Lutter&Wegner的Guolash绝对是柏林美味之一。

柏林：有个地方，我不想喝咖啡

那天傍晚时分，我从PotsdamerPlatz（波茨坦广场）沿着Ebertstr大街，向勃兰登堡门走去。柏林的初冬，瑟瑟寒风有几分刺骨,这时候，有一杯热咖啡多美啊。

一定有的。柏林，这个被誉为“从废墟飞起的凤凰”的城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比起你说得出的任何欧洲大都市毫不逊色。热咖啡？哪怕是小小的纪念品小卖店，准有吱吱响还喷蒸汽的咖啡机，准有味道不错的热咖啡。

可是，一走到Ebertstr大街，都市的喧闹竟嘎然而止，无影无踪。暮色中，整整齐齐地排列在19,073平方米的土地上，长宽相等高度不一的2,711个黑色棺木般的无字水泥碑，突然出现在眼前。一种无法诉说的震撼，直冲心田。

这是2004年落成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

2,711个黑黝黝的无字水泥碑。

碑群底下是静悄悄的展室。在展室，你会看到这样一些黑白照片：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犹太男人，目无表情地坐在堆满尸体的万人坑边缘上，一个衣冠整洁的德国军官对着他脑门正准备开枪；或者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正在认真地又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射杀几十个卷曲趴在山坡上的几十个裸体犹太妇女，而这些裸体女人的生殖器正正地对着这个也是由同样器官生下来的英俊日尔曼小伙子。

啊，人啊人！都是娘生娘养的人！

只有第三展室（“姓名室”）里有声音：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宣读在四面墙壁上大电子屏幕同时同时显示的欧洲受害犹太人的姓名、出生和遇难日期。全部读完所有有案可查的受害犹太人的姓名、出生和遇难日期需要大约6年7个月27天。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灵的地方。它给人的震撼不仅仅是它展出诉说的历史，还有它本身。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是一个由德国人自己策划、自己出资、由自己最出色的建筑师设计、自己施工建设在首都有无穷商业价值的黄金地段、记录自己民族一段丑恶历史的建筑物。它也既是是一个民族由心而生的忏悔，还有也是一个幡然省悟的国家对历史责任绝不推卸的国家价值观的见证证明。

战争是德国民选领袖发动的。战争得到几乎全体德国人的支持与参与。因此，全体德国人承担了责任。他们默默地接受了战胜国的洗劫、国土的肢解、一千余万世代旅居欧洲各国的德国侨民被驱逐、成百万妇女被战胜国大兵强奸、巨额的战争赔款…。在接受惩罚的同时，他们自愿向犹太组织和社团成百亿马克地捐款，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还自发地建设了这个纪念碑群。结果是，他们最终成为当今欧洲的领袖。

同样是二战的祸首，我们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对历史责任推推诿诿、遮遮掩掩、不思反省、死不认帐。他们法院总是指责我们拿不出日军暴行的证据。是的，贫穷落后的中国百姓不比那些偷偷拍下纳粹暴行的欧洲犹太人，他们不知道照相机为何物；他们大多数是文盲，写不出《安妮日记》。我们很多受害的证据，居然来自侵华日军的档案资料，或者是来自拉贝先生那样的善良又富有正义感的外国人目击者。但是，利用健全的法制掩饰罪行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的国家。

一个能自省的民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此时此刻，想起一代文豪巴金带着建“文革纪念馆”不成的遗憾撒手西去，不禁扼腕长叹。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底下的展厅里有个出售相关资料和纪念品的小商店。这小商店到底有没有咖啡，或其它饮料可供解渴？也许有，又好像没有。尽管我喉咙发干，而且干得难受；我身体也在发冷，那种叫人禁不住发抖的冷。可是在这里，我没有一丝想喝点什么的欲望，也不会去找什么咖啡机。

“终生贵族”安东尼·吉登斯教授说咖啡

当初我花59块钱买北京大学翻译出版、18个月内印刷了4次的《社会学》，完全是因为作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教授居然是从“喝咖啡”这个简单的行为切入，讲解如何“学习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让我这个好咖啡的社会学门外汉好生高兴。高兴就掏钱，买下这本重如砖头的教科书。

吉登斯教授不愧为大师。他从一杯咖啡引出社会学的几个研究方向，然后顺势展开，近百万字的一本教科书，一气呵成。掩卷回想当年做学生，被迫啃那些或是翻译得一塌糊涂、晦涩难懂的御定经典，或是因为种种禁忌而胡编一气的社科教材，实在不堪回首。

前些天，吉登斯教授大驾来粤讲学，众多中国“大腕”级学者捧场，结果南中国学界在2007年岁末发了一阵“吉登斯”高烧。

以我们“大成至圣文宣王”孔老夫子“学而优则仕”的标准，吉登斯教授可算是学人中的佼佼者了：就学问而言，他那些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等等头衔，大概是买不来的；就仕途，英女王册封“终身贵族”、当选英国上议院议员，恐怕也是腐败不来的。这吉登斯教授，竟然在英夷蛮地以身作则，证实了闪烁着中华先祖大智慧的“学而优则仕”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天下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不知道一众不远千里跑到南中国捧场的“大腕”级学者，究竟是敬佩吉登斯的学问，还是仰慕他的地位？也许都不尽然。一位名扬中华的学术名流说：“吉登斯教授的理论养活了我们这么多教授，也算是一种伟大的实践”，窃以为是由衷地道出了实情。

本来某些中华学人就有靠注释前人“大智慧”为生的传统。单说一部《红楼梦》，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多少专家教授。近些年来，连开餐馆的老板也不甘落后，纠集一批专家，解码一桌“红楼宴”，敲那些腰缠万贯、庸俗粗鄙、又乐于附庸风雅的家伙一笔，竟然也大获成功。

自一百几十年前西学东渐，搞点舶来之物糊弄一番，也成了一众“文人”功成名就的利器，至少混口饭吃，绝无问题。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同样的收获，我的成本比你低，我当然就比你厉害。这是市场规律啊！何必苦苦上下求索？

对我们的专家教授之顶礼膜拜与由衷感恩，安东尼·吉登斯这不知好歹的英夷“鬼佬”似乎并不领情。这家伙居然婉转批评中国学者专门研究他的理论而不是现实的社会问题。当然他有资格提出批评。他那部我们趋之若骛的《社会学》，书是“原创”的书，理论是自成一派，而且，用于说明或印证自己立论的资料、数据、案例，多数来自吉登斯教授自己的国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当然《社会学》只是一部教科书，还不是专著。可是这书，偏偏从我嗜好的咖啡说起，令我兴趣盎然。而且，像我们这等业余人士，又有过不得不啃那些要么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不得要领；要么鹦鹉学舌、移花接木、东施效颦；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误人子弟的本土大作的悲哀，不读吉登斯之类的“鬼佬”书，又该如何？

还是泡杯咖啡，泡杯好咖啡，读英夷的《社会学》吧。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对自己身边的社会研究出个名堂，幸莫大焉；实在力有不逮，把它留给子孙后代考古，也是一种选择。聊以自慰的是，无论是正儿八经的考古，还是鬼鬼祟祟的盗墓，我们的同胞都很在行。

喝咖啡，还是喝茶？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喜香茗，亦好咖啡。友朋来自远方，不亦乐乎。敬茶，还是奉咖啡？个性自由是时代主题之一，于是我总要先问一声：你想喝咖啡，还是茶？

虽然在问句中我把咖啡放在茶前面，或多或少暴露了个人偏好，但在温馨的友情之中，谁会费心察言观色？

“茶吧，我喜欢茶”。这种回答的比例，总是高于我悄悄的期望。

咖啡树是茜草科（Rubiaceae）常绿乔木，茜草科植物多有特殊药效，如提取抗疟疾特效药奎宁的金鸡纳树，以及提取治疗阿米巴痢疾的吐根碱（依米丁）的吐根树都是茜草科植物。中药栀子、钩藤、牛白藤…也是茜草科植物。药效归药效，茜草科植物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却是把人们从昏昏欲睡拉回现实的咖啡豆。

茶树是山茶科长绿乔灌木。茶可入药，更是国人钟情数千年的植物饮料。茶可以提神，温文尔雅地提神，不像咖啡提神那样丝毫不留情面。

我喜欢茶之柔美，更喜欢咖啡的刚阳。然而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嘲笑嗜茶者“阴重而少阳”是粗鲁无礼的。自由其实由心而生，你抽烟来我喝酒，本无相干。无奈我们这个世界，却是习惯家长管制。说来文明本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时候未到而勉强为之，不外乎揠苗助长适得其反。奈何天下事知易行难，回忆一下你那些视尔如己出的恩师，究竟是长于当头棒喝之技，还是精于谆谆诱导之术？更惶论自命父母官者，或强权在手的领袖们了。不是吗，民主政制的创始人，怎么会想到自己的继承人诉诸刀兵推行民主？

家长管制有软硬两手。硬的自不必说，软的一手倒也温情脉脉。揾心自问，读过一本好书、爱上某种茶、烟、酒或咖啡、喜欢一种时尚款式，你会不会见人就喋喋不休推荐之，进而望其买之、用之，甚至上瘾之而后快？或者，偶染小恙，会否有一众亲朋好友、慈祥长者，锲而不舍地建议你服用某种神奇偏方或天价“保健品”？无可怀疑，无论是你坚定的推荐，还是他人执着的建议都是出于好意。可是这潜意识里，谁不希望他人按我的设计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影响他人欲”。

自人类开智，无非万年。之中有几年相安无事，怕是寥寥可数。于是人类对任何同类的“出轨行为”，与生俱来地忧心忡忡，实在自然不过。只要是人，大约概莫能外。于是，哪怕我们见到一个稚童的顽皮，也要高声呵斥，生怕他坏了规矩。真是呜乎哀哉。

思想一旦形成，大脑内部一组网络随之固化，更改可能性几乎乌有。更何况人类与生俱来的“影响他人欲”，蓄而不发，何其难乎。至于喝茶还是喝咖啡，虽然人类的胃容积有限，毕竟也有大约3公升，也不至于容下香茶就没有咖啡的空间，可是，只是我们一旦对某种事物形成偏爱或叫“嗜好”，那就绝无改变之余地了。此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

好在嗜茶或好咖啡都是私人事件，无关宏旨。于是两种饮料都备足，悉听尊便，不失为待客之道。

啜香茗也款款，品咖啡亦从容，都是人生乐事，何必追究哪个更好，哪个更妙？

猕猴咖啡VS果子狸咖啡

创意是最可宝贵的。当计算机还是科学家的专用品时，哈佛学生比尔.盖茨却想出了一个让计算机人皆可用之的主意。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意，曾经高高在上的电脑如今成了寻常百姓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果子狸咖啡，售价数百美元一磅的大名鼎鼎KopiLuwak，可能是自从有咖啡产业以来最光芒四射的商业创意了：把果子狸粪便里的咖啡豆包装成天下最昂贵的咖啡，直接化腐朽为神奇。

不过，果子狸咖啡一支独秀的时代也许一去不复返了。聪明的台湾人已经隆重推出了“猕猴咖啡”。

猴儿是人类最聪明的亲戚。猴精悟空有本事偷仙桃，它的徒儿们虽不济，也能满山遍野找果果。当人类还未统治地球时，猴多，一果难求。于是猴儿进化出来一种本事：它们腮帮子有个“颊囊”，摘下果子先塞进颊囊，塞得满满的，然后溜到僻静安全处，果子不出猴嘴巴，吧嗒吧嗒地一粒一粒慢慢享用。啊哈，别的猴哥们总不能撕破俺老猢狲的脸皮，猴口夺食吧。

猕猴偷咖啡豆也是这一招。它们手脚灵活地摘下成熟的咖啡果，塞满腮帮子，然后就在那咖啡树下，闭着眼睛受用那甜蜜蜜的咖啡果，再大大咧咧地吐出沾满猴儿唾沫的咖啡豆。

偷归偷，却不用再担心挨枪子了。这些年来，台湾猕猴真是狠狠出了一口乌气：他们一面大啖咖啡果，一面乐呵呵地看着那些曾经努力把自己赶尽杀绝的咖啡农，径直恨得捶胸跺脚却又无计可施。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俺猴哥如今是“受保护动物”了，你小小咖啡农又奈我何？

好在人类有商业头脑。既然混在果子狸粪团里的咖啡豆能卖它个天价，那么猴儿吐在地上的豆子，怎么就不能废物利用？既然咖啡豆在果子狸大肠里能与粪便共同发酵，造就出“人类喜爱”的味道，怎么那猢狲颊囊里的唾沫就不能叫那豆子起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化学反应，变得美味非凡？

于是，商场上就有了价格不菲的“猕猴咖啡”。这一回，总算是人猴共赢了。

罗伯特（HenryMartynRobert，1877-1923）说过一句叫我十分感慨的话：“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人类这个本质问题，他才写下那本影响了美国行政、法律、宗教以及企业管理范式百余年的权威著作“Robert’sRulesofOrder”（国内译名《罗伯特议事规则》，最早的译者是孙中山先生）。可惜的是，即使有了完备的“议事规则”，非要吃过一堑才能长一智的人类，“难以被道理说服”的顽疾依然故我。说人类是一种本质地不可理喻的动物，也许并不过分。若非如此，老罗伯特那本书以及他那些规则也就可以束之高阁了。

也许你不认同人类是“最难以被道理说服”的动物，更非本质地不可理谕的动物。那么，请回忆一下，你刚听到老罗伯特高论“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时，是否本能地反对？或者，你是不是经过一番思索后，庆幸自己是个聪明的例外？再或者，如果有人笑话你掏钱买从果子狸粪里便挑出的或是从猢狲嘴巴吐出的残渣，你会不会认为这家伙是个Out得很的土老帽？

我大概算是“最难以被道理说服”的动物中的一员了。因为，尽管儿时听前辈“忆苦思甜”，知道在鬼子军马粪便中挑出未消化的黄豆充饥，是一件何等悲惨的往事，自己长大成人后，听说SARS病毒携带者果子狸的粪便中残留的咖啡豆美味，竟然不惜花费，跑到香港顶级酒店品尝。而今又听说那被猴儿唾沫“催化”过的咖啡豆精彩，竟然来了要亲往宝岛一饱口福的冲动，全然不顾猴类唾液是死亡率远高于SARS的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的温床。

聊以自慰的是，这些污秽之物有市场，且被趋之若骛，自以为是的家伙一定不止我一个。嘿嘿，这是五十步笑百步。

所谓“营销学”就是教人利用人性弱点渔利的学问。在这门无往不利的学问指导下，如今“AnimalCoffee（野兽咖啡）”已经不仅是一个“创意”，而是市场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了。走着瞧吧，还会有更多匪夷所思的咖啡在等着我们掏钱买呢。

一杯好咖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想喝一杯好咖啡,没有好设备怎么行呢？

眼下大概数玻璃做的虹吸式咖啡机最讨人喜欢了。点燃那小小的酒精灯，蓝荧荧的火苗无声无息地烧灼着亮晶晶的球状玻璃烧杯；仔细看啊，无色的净水在热力作用下产生蒸汽，把自己压上咖啡斗，浸润里面那些可爱的咖啡粉，然后变成褐色的咖啡汤。移开酒精灯，蒸汽压力退去,咖啡汤缓缓流下，重新注满那玻璃烧杯。

哦呵，一杯给人无限快感的咖啡如此优雅地生成，还送你满屋咖啡香，真是情调十足啊！

这虹吸器具玩起来，似有几分炼金术士工作室的味道，又似有着一点化学实验室的风格，还隐隐约约弥漫着一种巫术氛围，难怪无数东方小资为之着迷。

虹吸式咖啡机是西人的创造，不过在西方世界，早已式微。在白人的世界里，如今是自动咖啡机独占鳌头。

作为一个好咖啡之人，我在为中国成为世界家用咖啡机第一生产大国喜滋滋的同时，心里也清楚，国产咖啡机也就是“家用”的水准。事实上，在国内国外任何一家像样的咖啡馆里，难找一台哪怕是中国代工的“专业级”咖啡机。

不久前参观一家产量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咖啡机生产商。负责接待的那位对咖啡毫无兴致的外贸部经理，除了喋喋不休地唠叨“我们的机器在广交会引起轰动”，对咖啡和咖啡机的知识直接就是通了九窍。而负责产品开发的那帮工程师们，对“为什么Eepresso机的温控器要设定在92度”等问题，根本就是一面茫然。你要是逼急了，他们会满脸通红地争辩道：“我不喝咖啡，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但是我们这台机器确实是100％仿制XXX的…”。

没听说过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提不起个人兴趣的人，会在该领域作出成就。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你要创新，就必须先成为你准备淘汰的产品的专家。谁会指望一个不爱驾驶的人能设计出法拉利或林宝坚尼？即使是伟大的比尔.盖茨，出道之前就是个专找程序茬儿的计算机迷。他甚至为了对程序错误追根溯源而“入侵”数据设备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挨过训斥。

85年前，纽约时报记者问英国登山家马洛里（GeorgeLeighMallory，1886-1924）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位英国绅士回答道：“Becauseit’sthere（因为它在那里）”。

以“Becauseit’sthere”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拼老命爬珠峰，我想那些习惯了讲套话的中国各路精英应该为之汗颜。事实上，马洛里那个简洁明了的回答“Becauseit’sthere”，早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以全身心投入追求卓越的符号。

一项事业，如果没有由心而生的热爱，又如何能成就非凡？

在那家咖啡机生产巨无霸里，我不由想起无数终日抱怨“没有投入如何创新”而一事无成的“技术精英”，以及那些跟着起哄的“社会贤达”。他们也许没搞明白，投入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看来这家企业的老板一定是一个理智的投资人，因为他没有蠢到花钱让不嗜咖啡者研制新式咖啡机，而是下令这帮家伙仿制名牌而渔利。这当然是一个聪明的决策。

讨厌冒牌货，那么买一个国产的虹吸式咖啡机吧。这种咖啡机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可是，即使是这种老爷式，又神韵依然的东西，它用的耐频繁冷热循环的玻璃，还是要用德国或日本的才来得可靠。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小小虹吸式咖啡机用的玻璃，我们的工厂就没办法？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歼10战机，整个座舱玻璃盖，包括那首当其冲突破音障的风挡玻璃就是国产的。那种玻璃的技术含量，不至于比咖啡机要求的低吧？！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尽管我是国货制造者的一员，但是我并没有用那家咖啡机生产巨无霸的机器替换我那台已经老化的EUPA咖啡机。

为了有一杯好咖啡，我到香港买了一台KRUPS。

那时喝咖啡的柬埔寨人，魂归何处？

柬埔寨全境都在国际公认的“咖啡带”上，可是在柬埔寨的三大城市，无论金边、西哈努克港，还是暹粒，本地咖啡竟是稀罕之物。

同是前法兰西殖民地，越南既大规模种植咖啡，也继承了法国人嗜咖啡的传统。可是在柬埔寨，几乎每一家餐馆对我要求喝一杯“柬埔寨咖啡”的要求，回答出奇地一致：我们只有用进口咖啡豆做的MachineCoffee，没有本地咖啡，因为只有外国人喝咖啡…。

在我住的宾馆，请一位法语翻译，居然要比请英语翻译贵一倍。怎么在这个法国人统治了整整90年的国家（其中有5年被日军占领），除了寥寥可数的几栋建筑物外，法兰西文化的难见踪影？

在金边的S-21监狱旧址，一位一家十口有四口死于红色高棉屠刀下的华裔讲解员用发自内心的悲愤语调告诉我们，红色高棉逮捕、关押和屠杀平民的依据之一是职业和语言。职业包括了教师、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和公务员；语言包括法语和华语。

以革命的名义进行肉体消灭，在有“革命”二字以来，大概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干得最彻底了。整整三分之一的国民，近300万人，在3年8个月零20天之内，被化作黄土。

波尔布特及其它红色高棉的领袖，是真正的柬埔寨“海龟”，一群从法国学成归国的海龟。这帮用人民的血汗钱留学归来的“精英”，没有从欧洲带回来任何对国家和民族发展与进步有益的知识和技能，却带回来了让自己民族遭受灭顶之灾的邪教。

历史就是如此的诡秘难解：在一个视杀生为罪的佛教国家，竟然从深山老林杀出一支由这个国家受过最好教育者率领的、士兵几乎全是尚未摆脱食人生番习性的山民组成的军队。我们已经作古的领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如果看看波尔布特军队与越南正规军的战绩，领袖的名言绝对正确。可是，如果对付平民，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却远比现代化的正规军更为有效。

人类同样是如此的诡秘难解：为了避免自相残杀同归于尽，在进化出“厌恶同类尸体和鲜血”本能的人类，竟然也形成了“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而视生命为草芥的观念。我们已经作古的领袖不愿意持枪，也厌恶签署死刑令，然而他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却导致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最典型的是那位文质彬彬的盖世太保首领，《我的奋斗》一书的忠实信徒希姆莱，在一次“观看”枪决百名犹太平民时，竟然昏厥过去。也正因为他的厌恶血腥，第三帝国有了杀人不见血的齐克隆-B。

在金边俗称“杀人场”的ToulSlengMuseumofGenocidalCrimeandCheungEkKillingFields，有个陈列着数千个骷髅的纪念塔。这些按不同年龄段一层一层摆放的骷髅，有的完整无缺、有的带有永远不会愈合的刀口枪眼、有的虽然皮肉已腐去蒙眼布带尤在。在骷髅之间，还放有一些魂魄早已消殒，手脚骨骼依旧被铁丝电线紧勒的遗骸。

在热带的骄阳下，无数个黑洞洞的眼窝，竟然是那么的黑，黑得像个无底深渊；无数个永远合不拢的上下颚骨，似乎在无声无息地诉说着一个民族的劫难。

在这里，我相信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受到良知的拷问。

游荡在杀人场的冤魂，是否包括了柬埔寨最后一批喝咖啡的群体？

无论如何，随着懂法语的一代高棉精英，连同他们的家族成员被斩尽杀绝这个事实，与法兰西文化，以及喝法式咖啡的习惯，在柬埔寨消失得干干净净必定有某种联系。用S-21监狱旧址那位华裔讲解员的话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对有文化、有知识、有一技之长者的杀戮，让柬埔寨回到了荒蛮时代。

在荒蛮时代，只有山羊在嚼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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