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世代多俊杰,满门英豪非偶然 ——梁启超的“士风”之家 梁家世代多俊杰,满门英豪非偶然 ——梁启超的“士风”之家梁家世代多俊杰,满门英豪非偶然 ——梁启超的“士风”之家

梁家世代多俊杰,满门英豪非偶然 ——梁启超的“士风”之家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其中三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这个家族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神秘的力量,能让梁家的子孙们均心系家国,志向远大,英才辈出,才俊满园?

以国为家

2016年4月14日,中国航天奠基人之一梁思礼博士辞世。

梁思礼是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曾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于世人而言,他有着另一个特殊的身份——梁启超的小儿子”老白鼻“、梁思成最小的弟弟。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爱国。”

“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除了梁思礼,梁家几位子女中,最著名的当属梁思成。他是梁启超的长子。由于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上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后来,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他还曾被选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对于梁思成,梁思永显得不那么为公众所熟悉。但他却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并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启超的五个儿子,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个院士。而梁家的闺秀们,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诗词专家梁思顺、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社会活动家梁思懿、革命老战士梁思宁,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林徽因,她是梁思成的妻子,个个都是女中豪杰。

梁启超给儿女的家书中说过:“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梁启超子女中,有7位子女出国留学深造,都学贯中西,成为了各行业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全部有条件接受国外的优厚物质待遇,但他们无一留居国外,并且都本着拳拳爱国之心,在不同时期回到祖国,与祖国共患难。

用林则徐的一句话来描绘梁家爱国风骨的写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们得从这个家族链条中最重要的人物——梁启超开始把脉,因为他,梁家家风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讲“义理”,重“名节

梁启超,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他的家族是清末岭南的典型半农半儒的传统家庭。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献章的影响比较大,陈是明代与王守仁(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特别强调立志、修身。他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于国家,所谓内圣外王是也。

梁启超后来写道:“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梁维清),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饮冰室合集·专集》)祖父梁维清讲“义理”,重“名节”,是村中唯一的老秀才,他对梁启超的教育,也是主要集中在“义理”和“名节”这两大主题上。

父亲梁宝瑛读书多年,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热心公益。母亲赵氏出身书香人家。梁启超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忠厚仁慈,严循儒家的道德规范,家风端凝、质朴而闻名乡里,故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祖父、父母三人的悉心培养教导为梁启超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说“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可见梁启超小时候的家庭教育环境和氛围很不错。母亲作为其启蒙老师在梁启超二三岁时便教之识字,祖父亲自教导四岁的小梁启超在家就读,。白天祖孙俩一起读书玩耍,晚上同床而寝,他就是听着祖父讲的历史故事入睡。那些历史名将豪杰,文人硕儒的故事深深地渗透到他幼小的灵魂里。

梁启超家坟在崖山附近,那里是元宋海战古战场遗址。大宋忠臣陆秀夫就是在此誓死抗元,最终不敌元兵投海殉国,十万军兵无一人投降全部跟随其后投海殉国,场面悲壮。每年清明节扫墓祭祖坐船经过那里,祖父总会情绪激昂,老泪纵横地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家国胸怀的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教育,对梁启超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把这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让梁几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

家书是爱的载体

梁启超社会事务繁杂,但是他从没有忽视对儿女的关爱和教育。他给儿女们写的几百封家书中可见端倪。这些家书里,无不传递着他的体温,装载着沉甸甸的爱,无不洋溢着他对每一位儿女的爱怜。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理念,对儿女的教育,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斥,没有顽固刻板的面孔,而是处处细致关怀,谆谆教诲,娓娓诉说,完全是和煦春风般的亲切。在这些家书,梁启超对儿女有着深深的情感维系。

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顺是“大宝贝”,梁思庄是“小宝贝”,梁思懿被叫做“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是“老baby”,被梁启超译成“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启超去世时,最小的儿子“老白鼻”梁思礼才5岁,对于父亲,儿女们却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治学与育人兼顾

“不惑,不忧,不惧”的健全人格

在他看来,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曾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如他所言做成一个人呢?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主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身体比成绩更重要

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大大伤了自尊心。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

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博大的,包容的,理解的爱。

尊重孩子个性,提倡兴趣主义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趣,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以平等商量的方法设想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

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生平趣味极多,而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的津津有味,而且兴趣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句,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要求次女梁思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他对梁思成说:“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小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上大学后,面临着专业的选择,梁启超曾在信中建议:“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梁启超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最终,梁思庄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重视实践能力和治学态度

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要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当学建筑的梁思成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梁启超要他到欧洲考察一二年,再结合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研究以形成自己的学问。当学考古的梁思永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之后,梁启超立即安排他回国实习并收集中国的有关史料。

对于治学,相对于成功与否,梁启超更看重的是治学的态度。在给梁思成、梁思永的信中,他写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梁启超鼓励儿女们学习不要只为应付考试,1925年,他在给梁思忠的信中提到“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学文凭,总要把墙基筑得越厚越好”。

梁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梁思成曾表示,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梁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认为,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其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崇尚婚姻自由

“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不高兴可以离!”

在新郎徐志摩陆小曼的婚礼上,他不仅没有讲吉祥话,反而对新郎、新娘痛斥,切责他们不该把婚姻当成儿戏,最后说道:“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祝词使得在场的所有人,除了他自己之外,都感到难堪。第二天他让人把这份证婚辞裱好送给硬着头皮去清华园道谢的徐志摩夫妇,以作为时刻敲响他们情感的警钟。

(陆小曼与徐志摩)

这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份来自证婚人的训话,从中梁启超可见率性耿直和他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

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梁令娴,说道:“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赓的夫人。与志摩爱上才和王赓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我在结婚礼堂上大大地予以教训,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为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也。”

“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至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梁启超对此颇感自豪。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即使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回国路线,梁启超也给安排得十分妥当。其致信远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说:

“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回来,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太不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替我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林微因和梁思成)

对夫人相敬相知

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时,梁启超写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而梁启超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亦饱含深情,这篇文章梁启超“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并让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与媳妇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梁启超对第二夫人王桂荃的存在从不张扬,但他却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梁启超对红颜知己何蕙珍只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并三次婉拒了这位红颜。虽然这位近代思想大师没有成为“一夫一妻”的典范,但是他这些对待婚姻的观念却一直植根于儿女的心里的。

明理重德

满门俊秀的背后离不开良好的教育,梁家的女人们都功不可没。中国汉字的“安”字,拆字意为一屋里有一贤淑女人,心方能安。俗话有云:“好女旺三代”。正因为梁家有着这些贤惠女子,方能使梁家家业兴旺,和睦安定。

知书达理品性贤孝的慈母

梁启超的母亲赵夫人家世不详,只知道她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她在娘家一定是读过一些书的,嫁到梁家以后,也以知书达理,谨守家规,品性贤孝而受到公婆的喜爱。他说,母亲喜欢吟诵唐诗,估计从小没少教他“春眠不觉晓”或“床前明月光”之类。母亲不仅教他和兄弟们读书识字,乡里一些姑嫂姐妹也常到梁家跟她识字,学做针线。茶坑村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佳话:人们只要得知某个女子跟赵夫人识过字,学过针线活,那么不必访问,这个女子的德行、品性一定受到大家的称赞,婚事也就比较顺利。总之,她的为人在乡里是传为美谈的。

据梁启超讲,他在六岁的时候,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母亲本来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的母亲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饮冰室合集·文集》)。她警告伏在膝下的这个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和乞丐。赵夫人自有她的道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说谎,一定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这本来已经错了,如果自己不知道错,还情有可原,改正起来也不难。但说谎则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就跟盗贼一样,天下万恶,都由此而产生。说谎的人总会被人发觉,最终就很难取信于人。人无信不立,到头来就会一事无成,落得当乞丐的下场。这一番教诲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痛悔不已,写成文章,教育后人。

深明大义闺中良友——巾帼女杰的大家闺秀

梁启超发妻李蕙仙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家庭生活也较优裕。但这宦门闺秀与寒素之家的梁启超结婚后,于第二年便随丈夫一起回到老家拜见翁姑。梁家是个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尽管清贫,但梁启超的父亲还是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

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及语言不通,使李蕙仙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但她却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悦。她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在当时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李蕙仙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深为感动,在信中不断地表露出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1915年护国战争时,梁启超参加护国军,对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反而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李蕙仙可以称得上是深明大义的贤内助。梁启超后来在给爱妻的信中这样写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忍隐负重贤内助——出身卑微爱得高贵

发妻李蕙仙入嫁梁家里时带去了一个十几岁丫鬟王来喜,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管。为了香火旺盛,梁启超在李蕙仙的准许下,娶王来喜为妾,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桂荃。由于考虑到娶妆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所以从不张扬此事,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梁思成说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王桂荃由于出身贫寒,并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却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和梁启超一起流亡到日本后,她接触到日本现代的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而且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家族的主要劳动力。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朴素而温和的爱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总是坐在一旁陪伴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了读书看报,学会了记账,以及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很支持梁启超的事业,为了使其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梁启超的儿女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为”娘“。李蕙仙生的大儿子梁思成曾动情地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

王桂荃对梁家所付出的爱朴素而高贵,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在她辞世后,梁家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合葬的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以此表达他们对这位慈祥温和的”娘“的最高敬意。

(王桂荃与儿女)

梁家家风的开明,甚至远超现代家庭,远胜如今常见的父母对子女非娇既严,以自身意见为主导的教育培养模式。纵观梁启超一生,育人的成功并非偶然。从祖辈继承下来的温和但具备巨大力量的家风传承,凭着梁启超个人的见识,风度,学识和两位夫人的高尚品格,贤淑,将家风不断丰富,不断升华。他们就像辛勤的园丁,耕耘劳作,心血浇灌,以身作则,润物细无声,最终结出了丰硕果实——九个子女,个个成才,而且把梁氏家风与家教继续传给下一代。

这些爱的教育和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深入内心的,是嵌入骨髓的。这种优秀基因让梁氏家风卓显力量,陶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这是留给后人的巨大财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繁衍发展的结晶,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家风的珍贵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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