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白、纳西、拉祜、哈尼、傈僳等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几个民族，每年农历六月，都要过传统的民族节日——火把节。各民族的节日活动内容不尽相同，但都要燃起火把庆祝，这是共同的。火把节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各民族有各种不同的传说。这些传说与火把节习俗，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反映出该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物质文化水平和人们的精神风貌等等。

丽江古城文林村火把节活动会场

火把节这一习俗，最早起源于对火的原始崇拜。众所周知，相信“万物有灵”是原始人的世界观，在受着自然力支配的原始先民看来，周围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木石等都是有意志、有性格的神灵之物，于是就对它们产生了恐惧和崇拜的心理。火的发明和利用，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然而对火的依赖感，对火的不可理解，使人们对它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崇拜，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彝语支各民族也不例外。在这些民族中，至今还存在着明显的痕迹。例如，这些民族的火塘，都被认为是最神圣的地方，不能从它上面跨过；要添柴不能用脚踩断；逢年过节，要向火塘祭奠；来客先迎到火塘屋，等等。拉祜族中还有这样的禁忌：火塘上支锅的铁三角架非家长不能移动，把它视为家庭的支柱

。纳西族把火塘屋称为“格箍鲁”，即“最上方”，又叫“几美”，意为“祖房”，它是家中最神圣的地方，有的纳西族村子，还把火塘旁的柱子称为“每杜”，就是“擎天柱”，每年祭天时用以代表帝王的那根柏树枝就拴在上面，家里有人结婚时，要用这柏树枝扎成火把去迎接新娘，把它当成光明、吉祥的象征，如此等等。对火的崇拜在火把节活动中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

一、以火色占农，祈年岁丰收。

这方面古籍记载较多，这里仅略举一二：明李中溪《云南通志》记载：“六月二十五日，束松明为火炬，照田亩，以火色占农。”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说“（六月）二十五日，乡民聚火把于田间，和以草杆焚之，以祈丰年。”清许印芳《五塘杂俎》的《星回节考》中有这样的描述：“农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牧渔猎各照所适，求利益大光明中。”这种情况，至今还流传在彝、白、纳西等民族中。彝族的火把节具有较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人们认为火可以驱鬼除邪，所以点燃火把后要挨家挨户走，边走边往火上撒松香，称之为“送祟”。有的地区的彝族认为“过火把节是要引出谷穗来看火把”；有的则认为不玩火把，庄稼就会被火烧焦，耍火把就可把地下火种引出来

。纳西族也有类似情况，人们把举着火把绕田间称为“习白律”，意为“看谷子抽穗”，认为火光一照，就可迎出谷穗来，获得丰收。白族人在火把上面插着各种彩旗，上书“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等字样，以祈人寿年丰。就这样，人们怀着对火的崇拜，“求益大光明中”。

白族的大火把

二、祈除病免灾，驱逐晦气。

许印芳《星回节考》中曾有详细的描述：“既夕，在所人户，同时燃树，入室遍照幽隐，口中喃喃作逐疫送穷语，出而绕屋角簷牙烧蛛网及蚕诸毒虫。于是倒树当门外，男妇撩衣跨火过，群相笑曰：‘灾星除矣，秽气解矣！'”这种情况，在白、纳西等民族中一直沿袭至今。每到火把节之夜，成年人就点着小火把绕屋角四周、走廊簷牙等处烧蜘蛛网、虫网等。白族老人边烧边念着：“燎什么，燎蚊虫跳蚤；燎什么，燎灾星秽气。燎一燎，百病俱除；燎一燎，万事大吉。”

过后，把火把集中起来烧，青年及小孩们就进行跨火把的游戏，一为除邪，二为取乐。

由此可以看出，火把节习俗体现了人们对于火的崇拜，即把火看成能使庄稼丰收，能使六畜兴旺，能使人类免于贫穷和疾病的具有神奇力量的实体。而这正是从古沿袭下来的对火的原始崇拜的遗风。它说明了火把节习俗的源起。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火把节习俗内容也在不断充实和发展。尽管作为历史传承下来的习俗，它表现出较顽强的保守性，但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它是历史的产物，它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受着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随着彝语支各个民族由原来的氐羌族群分化为不同的民族，其间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火把节习俗也由原来简单的原始宗教崇拜的仪式，发展到后来的斗牛、摔跤、跑马、划船等多种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和更新，而且日益突出了各民族的特色。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它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习俗，人们把它升华到文学艺术高度，用以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情感，就成为供人们欣赏并从中受到陶冶和教育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与民间习俗的关系，往往表现出较复杂的情况：有时由于社会上存在某一习俗，人们就对它赋予各种解释性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有时则因有某一神话、传说、故事（它们是客观现实生活的折射），又产生了一些相应的风尚习俗。彝语支几个民族的火把节亦属这种情况。如白族火把节与慈善夫人的传说，以及由此而来的跑马、染指甲的习俗；彝族火把节与朵阿惹恣的传说，及相应的斗牛、摔跤的习俗，二者互相交错，循环促进，密不可分。

彝族萨梅人过火把节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彝语支各民族形成了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火把节习俗，尔后，人们就根据各自的生活和斗争，对这一节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中寄托人们的理想、愿望和追求，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生动优美的

火把节传说

。这些传说，除见诸古籍的阿南、武侯南征及慈善夫人三说外，近年来，我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又搜集、整理和发表了一批至今还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各族火把节传说。这些传说，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反映人与神的矛盾。

这部分传说，实际上反映了这些民族早期社会人与自然的斗争。当时，这些民族的先民已处于原始畜牧和原始农业时代，他们经常受到水、旱、虫等灾害的威胁，渴望能够战胜这些灾害。但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借助想象来征服自然力，于是就把这些自然力加以人格化，变成了专门与人作对的神和代表人的意志、帮助人类的神或人。彝族支系撒尼人的火把节传说，讲述了天王不愿人间过上美好的生活，命令大力士神下到人间，要把人们种的庄稼全毁掉。英雄朵阿惹恣以大无畏的精神，在比赛摔跤中斗胜了大力士神，使他再也不敢抖威风，悄悄回天上去了。为了庆祝这一胜利，人们就把朵阿惹恣斗胜大力士神的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作为火把节

。纳西族的火把节，也是讲玉皇大帝嫉妒人间的幸福生活，命令掌火天神把人间统统烧光。掌火天神不忍心残害人类，谎报已把人间烧毁，后被玉皇发现，把他处死了。他的一滴鲜血变成了一个小娃娃，叫人们赶快点起火把连烧三天。熊熊的烈火终于瞒过了凶残的玉皇大帝，使人类免遭毁灭

。从此，每年六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纳西人都要欢度火把节，以纪念这位掌火天神。纳西族的另一传说，前半部分内容与此传说差不多，不同的是，要烧毁人间的是纳西族传说中的子劳阿普，直接拯救人类的不是神，而是一位善良无私的纳西汉子

。说明这个故事较之前者产生得晚些，同时它表明劳动人民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邪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因而更具有积极意义。

反映部落之间的争斗。

这类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或奴隶社会的社会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逐渐稳定和扩大，原始人的社会组织，在氏族公社的基础上组成了部落，各个游牧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水草地等生存条件，经常发生战争，而这种战争往往是非常野蛮和残酷的。彝族支系撒梅人的火把节传说，讲到撒梅人原来居住在水草丰美的滇池周围地区，不料另一部族侵入了这里。撒梅王组织部族人对入侵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敌人砍下了他的头，但他并不屈服，脑袋又重新长了出来，一次，两次，三次，失败了，又战斗。后因敌人刺探到了秘密，他为部落流尽最后一滴血。撒梅人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只有奔走他乡。然而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自己的领袖，每到撒梅王被害的六月二十四日这天，人们都点起火把，四处寻找他的精灵。

然，这是两个游牧部落争夺牧场的折射。它曲折地反映了彝族人民迁徙的历史。白族慈善夫人的传说，则已是奴隶社会各部族之间相互兼并，强大的南诏吞并其他五诏的历史的折光。

反映阶级斗争。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是任何形式的文学都要表现的一个重大主题之一。随着这些民族进入阶级社会，火把节传说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彝族支系阿细人的传说，直接地反映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矛盾和斗争。野心勃勃、凶狠残忍的奴隶主那迢迢，为了要和皇帝比高低，派爪牙四处抢奴隶，不管男女老幼，见人就抓。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虐待，使奴隶们不堪忍受，群起反抗。他们在英雄阿真带领下，于六月二十四日晚，在羊角上捆着燃烧的火把，让羊在前面开路，奴隶们举着火把跟在后面，冲进了那家，烧死了万恶的奴隶主那迢迢。为了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阿细人就把每年六月二十四日作为火把节。

州彝族的火把节传说，则反映了封建领主制度下土司与农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

反映民族团结。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互相帮助，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汉族在历史上曾不断以自己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影响其他少数民族，对促进这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傈僳族的火把节传说，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传统友谊。传说讲述了古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带着兵马来到维西。当时，维西地方不会种水稻，诸葛亮就带着汉兵帮助当地的傈僳、纳西族群众，在乱石坡上开水田，并派兵到四川运稻种。不料运稻种的士兵回来时，由于路黑野兽多，又遇到了瘴气，死了不少人马，活着的也站不起来了。诸葛亮和当地头人们商量，就让附近村寨的男女老少，每人都点着一把火把去迎接。火光驱散了瘴气，驱走了毒蛇猛兽，迎回了运稻种的汉兵，这天正是六月二十四日。此后，每年到了这一天，当地的人民就点燃火把，唱歌跳舞来庆祝。人们把这日子看成是迎来幸福、战胜瘟疫、民族团结的象征。

总之，火把节的传说，涉及了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附会了许多历史及生活事件，因而富于文学和史学价值。然而，传说是劳动人民“通过把自然物或人工物历史化或人格化，使它们和人民生活融为一体；对风俗习惯也给以饶有趣味的解说”

，它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折光，而不是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实。所谓“饶有趣味”，可以说是以物起兴，百花齐放，又能自圆其说。但它们都“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

透过火把节的习俗及传说，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反映了这些民族的生产发展水平。

生产水平的高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

由于社会历史、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彝语支各个民族的发展水平不一，这也反映到了火把节习俗及传说之中。

透过拉祜族的火把节传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拉祜民族，以从事狩猎和畜牧为主。

传说中虽然也提到了“下地生产，上山打柴”的话，但它与故事情节发展无紧密联系，也没有反映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内容。

相反，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羊和“火药枪”（故事流传过程中狩猎工具的变异），这是符合拉祜族社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据宋恩常同志《拉祜族的家庭形态》中介绍说：

“拉祜族长期以来从事狩猎和早期农业经济，直到十八世纪以后的文献还记载，拉祜族‘以叶构棚，无定居。

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

’（《景东志》）；

另一文献记载；

‘今临安、元江、镇源、普洱四府有（之）。

居傍山谷，男子挟刀弩猎禽兽为食。

’（《职贡图》）可见，当时拉祜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十分落后的。

”而彝、白、纳西等民族则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时代，因而火把节习俗及传说反映出了它们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

白族火把节的另一传说，讲的就是“五谷之神”跋达为人类找到了五谷种及树种的故事，它通过火把节传说解释了五谷的来历，说明白族先民在进入农耕时代以后，为了找到五谷种子，人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代价。

纳西族另一传说中，当那个贪心的弟弟吞下哥哥的珍珠变成一条孽龙后，它就喷出害虫来吃谷子、包谷，还喷出洪水来淹没庄稼，人们就点起火把制住了这条孽龙。

撒尼人的传说中，也讲到大力士神被朵阿惹恣斗败后，天神不甘心失败，抓起案前的香炉灰撒向人间，香炉灰变成了各种害虫，危害庄稼。

人们就点起火把来杀死害虫，使它们不敢再逞凶。

这类传说，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先民进入农耕时代以后，水、旱、虫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极大，但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及人们的认识水平，人们只能借助想象，借助于对火的原始崇拜，把战胜这些灾害寄托在火的神奇威力之上，于是就产生了与这些灾害作斗争的火把节传说。表现在习俗活动中，就是用燃火把来祈求丰收、杀灭害虫。另外，在彝、纳西等民族中的斗牛活动，也与农业相关。因为以牛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民族，牛的健壮与否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人们总要选择最强壮的牛来进行斗牛的比赛，这是兴旺的征兆。纳西族还有一种活动，每到火把节，青年男女都要三五成群地相邀约到野外聚餐，以达到娱乐休整的目的。所以纳西语称火把节为“穿美生额”，大意是六月大忙过了，休息打平伙（聚餐）。这些活动，都说明了火把节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说明了这些民族的生产发展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二、反映了这些民族的道德观。

作为社会

意识形态之一，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衡量人们行为的准绳。

彝语支几个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谐调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了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

“人民把自己的道德放进故事里”，火把节传说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把道德观念具体化、形象化，让艺术形象本身告诉人们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

什么应该颂扬，什么应该反对，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撒梅人崇敬撒梅王，至今每到撒梅王遇难的日子，都要燃起火把，到庭院四周、到田野里招回自己领袖的英魂。

纳西人每到传说中燃火把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要点起火把，以纪念那位对人类怀有火一样炽热感情的掌火天神。

他们为什么这样受人们尊敬和歌颂、被人们世代怀念呢？

这是因为他们为人类的幸福、为民族的生存而献身，在人们心目中，他们象征了崇高的美德。

白族阿南及慈善夫人的传说，为什么流传那么久、那么广泛？

这是因为他们忠贞不二、机智勇敢，而这正是受到人们崇尚的美德。

纳西族传说中那位爱护孤儿侄子胜过亲生子的汉子，他的行为不但感动了人类，而且把子劳阿普派来烧毁人间的天将也感动了，终于使人类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人们颂扬那位汉子善良无私、克己待人的崇高品德。

相反，凶狠残忍的玉皇、天神，专吃人眼珠的恶人，阴险狡诈的南诏诏主，以及贪心的弟弟等，却受到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总之，各族劳动人民用道德的尺子，衡量了人们（包括人格化了的神们）的一切行为，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

真的，善的，美的——颂扬；

假的，丑的，恶的——鞭挞。

纳西族火把节的东巴祈福仪式

人们的道德观念，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火把节习俗及其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当这些民族还处于原始公有制经济阶段时，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道德标准，必然是集体主义观念，所以产生了掌火天神、撒梅王、朵阿惹恣等英雄形象，人们把为集体而献身、维护集体利益这一道德观念，具体而形象地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了。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出现，道德观念就具有了阶级性，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对立的道德观。尽管剥削阶级总是以自己自私、贪婪、虚伪等思想意识灌输和影响人民，但劳动人民总以自己最朴实的道德观念与之相对立，他们把克己待人、造福于民、团结和睦、对爱情忠贞等作为谐调家庭关系、民族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且往往把自己理想化的道德观念融进民间文学之中。赞美对爱情忠贞不二的阿南和慈善夫人，纪念为民造福的诸葛亮等火把节传说，就是这样体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的。

三、反映了民族特点。

是一个历

史范畴，它的形成和发展受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的制约。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生产发展水平、所处自然环境等的差异，各个民族都有唯有它自己所有而为其他民族所无的特点。

这些特点反映在民间习俗及民间传说上，就形成了这些习俗及传说的民族特点。

彝语支几个民族，由于在历史上有较近的族属渊源，曾有过共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共同或相似的生活环境，他们在“各为族别”形成各自的民族以后，又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相互影响，因而有着共同的火把节习俗。

然而，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生产发展、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这个节日除燃火把之举共同外，又有不同的活动内容及相应的传说。

这些习俗及传说，反映了各自民族的特点。

洱海周围的白族地区，曾是历史上云南最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国的统治中心，那里曾经历过“六诏合一”的社会政治斗争，因而产生了曲折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慈善夫人的传说，反映了作为南诏国的主要臣民的白族人民对皮逻阁政权的不满和反抗。在节日里，除村村寨寨燃起火把外，白族村寨还要进行跑马活动，以表示纪念南诏王火烧松明楼后，四诏闻讯跑马救诏主一事（一说是“跑马迎魂”，迎回慈善夫人殉节而死的忠魂；或谓跑马救援邓赕诏）。白族妇女还要把指甲染红，纪念传说中慈善夫人在丈夫被害后，用双手在一片废墟中刨寻夫骨，刨得十指流血的感人事迹。在彝语支各民族中，白族受佛教的影响较为深远，带有白族色彩的观音故事的流传，在火把节传说中也有所反映，那就是跋达向观音要回五谷种子，以及在他为民造福以后，观音封他为“五谷之神”。拉祜族人民还要在节日吃新米，穿新衣，在火把照耀下跳起欢乐的芦笙舞，以庆祝战胜恶人后，人们可以不再担心恶人来吃眼睛，过上安定的日子。如此等等，内容丰富多彩。彝族人民性格强悍耿直，史称“性强”，“以轻死为勇”。火把节的斗牛、摔跤活动，以及英雄与大力士神比武的传说，反映了这一民族性格特点。纳西族人民崇尚克己助人，只要见到有人遇难，大家不吃不穿也要相助。那位纳西汉子对侄子、对亲生子的行为，正是纳西族劳动人民崇高精神的形象化体现。纳西族人民还以“会生活”著称，那就是他们很善于调节劳动，调节生活。在紧张的劳动之余，人们喜爱结伴相邀打平伙（聚餐），以达到休整的目的，便于以充沛的精力投入下一阶段的繁忙劳动。火把节的聚餐活动，就是这种风习的表现之一。

四、反映了地方特色。

由于彝语

支各个民族所处地域环境不同，反映在火把节习俗及传说中，往往贯穿了当地的风物传说，因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彝族支系撒尼人，居住在圭山二十四寨，他们的火把节传说中，就贯穿进了当地的风物传说，即“长湖”、“圆湖”的来历：

朵阿惹恣与大力士神斗摔跤时，惹恣一下失了手，单脚跪在地上压出了一个深窝，天长日久，积满了水，变成了“圆湖”。

后来惹恣猛一用力站了起来，乘势将大力士神摔到了十几里路以外的独石山边，直压得地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深沟，大力士神的头撞通了跃宝山，山中的水流入深沟，成了今天的“长湖”。

红河州彝族传说，则解释了“红河”这一名称的来由，是因为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这条河。

撒梅人的传说讲撒梅王被害后，人们将他的头埋在金马山，肚子埋在官渡，脚埋在脚门起，记述了滇池周围的地理环境。

白族关于跋达的传说，讲到跋达沿着玉龙山、哈巴山、老君山、罗平山，直到高黎贡山撒种子，反映了剑川、兰坪、怒江、丽江一带白族聚居区的自然环境。

傈僳族的传说，则突出了维西地方坡陡石头多的特点。

由于这些自然风物在传说里构成了独特鲜明的地方色彩，从而增强了火把节传说的真实感和象征意味。

颜思久：《拉祜——猎虎的民族》，见《民族团结》1982年第一期。

参考《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1981年版。

王学义：《白族火把节与宁妃故事漫议》，《山茶》1983年第二期。

见《山茶》1981年第二期。

见《民间文学》1982年第七期。

见《山茶》1982年第三期。

见《山茶》1981年第二期。

见《民间文学》1979年十二期。

见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

本文原载《山茶》1983年第5期；收入李缵绪等编著《秋实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月。标题略有改动，特作说明。

执行主编和志菊

责任编辑和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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