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艺风尚
-总第
道·艺见
顾景舟紫砂艺术
——文化之工艺与工艺之文化(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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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容和他的《宜兴甆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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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舟紫砂艺术
——文化之工艺与工艺之文化(节选)
文|高振宇
一、文化工艺之紫砂
“我有不会说话的东西”,这话语中也显露出顾先生对历史的信任。顾先生似乎是很早就有历史意识的人。从青年习陶之初时的作壶用章“曼晞陶艺”(曼晞为初升的太阳之意),到晚年作诗中“愿留指爪踏雪泥”之句,可以看出,他早就把自己纳入到
500
年紫砂历史中,把自己放到历史上无数紫砂陶艺名家中,去找到一个自我定位。今天看来他确实做到了,他的紫砂壶作品多方面实现了在前人基础之上的超越,成为今人仰视的又一座高峰,也成为当今紫砂的经济价值的标杆。尽管人们还没有完全读懂他、读懂真正的紫砂文化,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与现世功利不甚相关的,支持他实现超越的究竟是何种精神力量。实际上正是这种精神力的作用,使他从懵懂到彻悟到“夙慧”(刘海粟在他作品上的最后留言)之境,一辈子秉承着、坚守着的那一种理想。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才有真正的魂魄,有了紫砂的真价值才有超越工艺的内涵,这就是对历史形成的紫砂工艺文化性的认识。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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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紫砂茶陶登上历史的舞台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在中国有着如此众多的陶瓷窑口以及复杂多样的陶瓷品种。让士大夫们在极其多样的选择中,“壶黜金银,而尚宜陶”,独独青睐紫砂器是需要极大的热情和勇气的,最直接的简单明了的理由就是紫砂器与文人士大夫们审美价值相吻合。纵观中国的窑系虽则众多,却不外乎官窑与民窑两种。明代的江南,工商业发达,市民文化兴盛之时,科举仕途的人生价值也遭遇文化人的质疑。文人士大夫们在官窑瓷器的缺乏人情的造作、雕琢、媚权,与民窑的只重实用的粗杂之间,找到了紫砂器这种脱颖于民间粗杂器,介于陶与瓷之间的材质,并且通过精细的工艺,能够足以表达意境的精细陶器
现在来看紫砂应该归类于炻器。历来在中国的陶瓷史上,“瓷”象征着皇族权贵,“陶”象征着百姓庶民。来自黎民却雅致高洁,这更像是文人士大夫们选择的一种价值的体现、一种表白、一种自我人格的标榜。在明人的记载中确有把宜兴紫砂陶写成(兹瓦)《台湾徐鳌润之论文集》,使之有别于景德镇的“瓷”(官)和磁州窑的“磁”(民),值得引起重视。
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紫砂发展的脉络中最具有精神价值的部分,也即是“文人的紫砂”诞生的产床
茶文化或者说是茶事活动,这个被日本人冈仓天心称为是东方式的民主意识的萌芽的茶事文化。早在明代的江南地区,文人们在茶性的圆融与虚淡中构筑了理想中的脱俗的“乌托邦”
茶事空间,因此也自然地对紫砂壶这个茶事活动的主角寄予了极大的情感,在形式上也提出了规范和要求。吴颐山(吴仕)利用龚春壶式的创造,以及时大彬游娄东时与董其昌、陈继儒等的相遇,都反映出文人及士大夫们参与这一崭新的茶陶器
紫砂壶
的热情和动机。更为有意义的是,几乎同一时期在东瀛,从鸥绍、珠光那里发端的蒙眬的茶思想,在千利休那里形成了独立的茶的哲学思想和对茶器的审美。被归结为“和、静、清、寂”四字的茶境界,与明代文人一样是在茶事空间中以人们平等、尊重、淡泊、和谐为主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外族的打断,很好地延续、发展、成熟了茶文化。
也正好是在茶的这种思想氛围中,才会孕育出开世界风气之先的紫砂陶工时大彬,我们可以骄傲地认为他是世界第一位堂堂然在自己壶底持之以恒镌刻自己名姓的陶瓷艺术家。称之为世界陶工的自我觉醒,或世界的最早的陶艺家也不为过。也就是这种陶人对文化的不断追求,当然也有文人参与的相互作用,使得紫砂器成为了“文化的工艺”。最为可贵的是以陶工独立的个体、个人为主体的创作活动被包括帝王在内的人们认可,这是让景德镇官窑羡煞之处。因此在紫砂壶的个人创作中,与书画同样有师造化、有功力、有气韵生动、有与书画媲美的意到笔不到的留白之韵,还有更为重要的艺术家自身的个性。对于文人壶,尽管只是整个紫砂器中的极少部分,当今也许是几十万分之一!我们可以等同于其他中国的传统艺术,来看待这“道器合一”的作品以及作者本人。
二、紫砂中的工艺文化
“我有不会说话的东西”,话语中也显露出他对自己的紫砂壶制作工艺本身的自信,也即是俗话所说的“功”。当下一般人多把“做功”看成是细节的精细、表面的干净、口盖的严丝合缝,而顾先生的“功”,一是在“行”
流俗,二是
“尚”
高雅之间的鉴别和落实(即认识和实践两方面)。首先是对形体的认识与把握,譬如“壶把梢”与壶身的连接,啄泥要求不多不少,多了如喇叭状炸开,显得臃肿而壶的“气”被滞碍,少了如钉子插入壶体生硬呆板。需如玉镯般圆润,与壶体相接时只需用形如韭叶边的“铁尖刀”轻轻一压,即可使过度有饱满的弧线连接,如自然生出一般,而且省工省力。又譬如他的仿鼓壶,在处理壶盖与
壶口线的吻合上,如人之双唇“天压地”,而且上下圆线均以各自圆的三分之一弧线为佳,等等。诸如此类的经验总结,他的教导除了自己弟子、学生也惠及旁系他派的紫砂从业者。
顾先生“功”的另一方面,是对于工具的制作及工艺操作(工序)的合理性,有着极深的研究与丰富的经验积累。记得我从师之初,仅学习制作工具就花费
个月的时间,先生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后每日敲打上千枚泥片练习基本功,按先生要求
下拍平泥片,多打则泥被打散,少打则泥还未醒。叠成一尺高,以弓割之,均要每片一样
2.5
毫米厚、中间稍厚边缘稍薄。先生曰“磨刀不负砍柴功”……在顾先生看来,这苛严的练习,是日后工艺上流畅表达的前提。先生自己就是如此练就的本领,我想本书中将会大量提及,在此就不多赘述。
顾先生的造型能力的形成,不仅在于天赋聪慧,还在于后天的不断学习
向古人学、向书本学。他曾说,自己是向上(过去)看
100
年。这向上数
100
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正是他一生最为崇拜、作为紫砂事业楷模的清末紫砂大家邵大亨。大亨一生留下如“钟德壶”、“掇只壶”、“龙头一捆竹壶”等绝世珍品。从简洁朴雅的“钟德壶”到复杂繁琐的“龙头一捆竹壶”,无不工极、艺韵。至今难忘顾先生在向我讲解大亨“钟德壶”造型时,眼里那熠熠神采。他也曾自学数学几何、化学配方、历史典籍。顾先生纱帐中搁板上是满满的书以及被煤油灯熏黑的一角,我至今记忆犹新。一生爱好读书,使他成为了工艺家中的文化人、文化人中的工艺家。因此他在陶瓷泥原料的配比、烧成的火候、工具的制作、使用以及更为重要的造型意境等方面,大大地超越了前人,自然而然地被业界公认为权威和泰斗。
顾先生的“不会讲话的东西”里蕴含了怎样的工艺精神?在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这是历史上文化人不屑于动手的工艺,而工艺人缺少文化素养是长期的状态形成的。一方面工艺人、造物者不再享有“圣人之作”(考工记)之尊严,沦落或自甘沦落为“匠役”,制品成为艺术的附庸;另一方面文化人放不下架子,缺乏与泥土打交道的勇气,远不如嘉道年间的陈曼生(陈曾亲自作壶)。两相脱离的尴尬状态,形成了当下工艺美术品的现状。
从顾先生的“不会讲话的东西”里,我们看到了在我国庞大的工艺体系里,在幸存的未遭破坏的紫砂传统工艺中,承接了明代文人工艺的那种精神气脉。这好比是中国工艺的遗传码,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将会有极大的作用。放大到整个
大工艺
里来看,甚至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突破瓶颈,亦当在于此。
高振宇,1964年生于宜兴,1982年入宜兴紫砂工艺厂,师从顾景舟。1985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1990年考入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工业工艺设计系陶瓷专业研究生院,199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立陶瓷艺术创作研究室并筑窑于北京。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陶艺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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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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