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招生舞弊案继续发酵。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家庭，向案件背后的“操盘手”威廉·辛格（WilliamSinger）支付了高达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74万元）的贿赂。辛格本人对此供认不讳。而在此之前，已有多名美国文化精英或演艺界人士被爆出贿赂校方，好让自己的孩子获得高学历。其实，美国高校教育制度对富人阶层的迎合早已不是新闻，曾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就指出：

父母财产、家庭结构或者邻里间的社会资本，在现如今的美国，它们都是制造机会鸿沟的罪魁祸首。

有趣的是，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本文节选自《我们的孩子》最后一章，帕特南向我们介绍了其在社会学调研中所使用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讲述了他在研究美国教育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学者罗伯特·帕特南

1.我们的定性研究

有些人从数据中认识世界，但大多数人是通过故事来了解生活。鉴于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让更多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看得到“社会的另一半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就用大量的篇幅去讲述富家子和穷孩子的人生故事。

当然，本书大部分还是让严谨的数据来说话，这些定量证据确证了美国孩子之间日渐扩大的机会鸿沟。

但是，虽然量化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美国儿童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我们为什么应当关心孩子的事，但阅读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却始终如同雾里看花，让我们难以体会生活的真相：

在眼下的世界，“我们的孩子”意识全面枯萎，为孩子提供机会成了一家一户的私人责任，成长于这样的时代意味着什么？

定量的数据无法为我们展示日常生活的种种模样：

像斯特芬妮这样的单亲妈妈，靠着微薄的工资将孩子们养大，不但要时刻想着如何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稳的家，保护他们免受街头的危险，还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照看他们；

像大卫这样的大男孩，被入狱的父亲以及酒鬼继母所抛弃，饱尝生活的苦难，但即便如此，在一个恶意满盈的社区内，他还是努力着要做一个好爸爸；

甚至像玛尔妮这样的中上阶级的母亲，也在为子女的未来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孩子们无法应对这个工作环境残酷、家庭关系脆弱的世界。

追寻生活的真相，詹妮弗花了两年时间走遍美国各地，访问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问题五花八门却不离其宗，都围绕着“在现如今的美国，成长是什么样子的”。

她的第一站就是本书作者帕特南教授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在帕特南教授的回忆中，克林顿港是一个机会的乐土，每一个孩子，无论穷或富、黑或白，都能从父母、店主、教师、牧师、校监和教练那里获得人生建议、机会和支持。

詹妮弗访谈了帕特南当年的十多位同学，并对全班同学进行了一份书面调查（详见下文），得到的反馈非常吻合帕特南的记忆。但是，当詹妮弗在2012年春访问作者家乡时，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早已不知何处去，随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经济繁荣、社区中无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泽所有家庭的平等机会。

从克林顿港返回后，詹妮弗带回了这个市镇甚至整个美国的“双城记”

：一边是中上层阶级的孩子，他们从读书起就有家庭为之储蓄的大学基金，参加足球队的小联赛，也有关爱他们的教堂长者；另一边是工人阶级的同龄孩子，他们的成长历经险阻——心狠手辣的继母，入狱服刑的父亲，意外怀孕，还有青少年拘留。

得知自己的家乡在半个世纪后就已经面目全非，穷孩子已经失去了成功的机会，这一开始让帕特南甚为震惊，也让我们怀疑是否碰到的是生活在工业衰退地带的工人阶级孩子，他们是非典型的，境况远不及普通工人家庭的同龄人。

于是我们扩展了样本，新增了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Duluth）、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Austin）、俄勒冈州的本德镇、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和威士顿（Weston）。

这些调查地点代表着美国各地多种类型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包括工业衰退地带的去工业化的小镇（克林顿港和德卢斯）、中产阶级云集的旅游胜地（本德镇）、欣欣向荣的高技术“奇迹”城市（奥斯丁）、发展不平衡的都会区（费城和亚特兰大），还有仍无力摆脱民权革命遗留问题的伯明翰。之所以选择橘子郡，是因为它向来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圣地，因此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橘子郡”神话所掩盖的贫穷工人阶级移民社区。

回到波士顿，沃尔瑟姆和威士顿虽然毗邻相望，但在家庭收入、学校质量和房产价格上都悬殊极大，这也让我们看到128号公路这条“美国科技大道”是如何切割出“两个美国”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用了数百个小时，走访了上述研究地点的许多家庭，访问了107名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只要情况允许，我们也采访了孩子的家长。詹妮弗完成了本书所记录下的绝大多数访谈，而贾思敏·桑德尔森（JasminSandelson），这位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也参与了这一过程，还记得伊利亚么？他就是贾思敏在亚特兰大的购物中心遇见的。

我们选择从18至22岁的年轻人着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刚从高中毕业，已经开始思考大学和未来的工作。在刚成年的这一人生阶段，年轻人也才脱离家庭和中学的体制化环境，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认同和生活，通过聚焦于这一群体，我们可以进入这些孩子们的世界，感知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的，又是如何规划他们的未来的。

这样安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同时可以认识到在他们成长路上等待伏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拦路虎。

本书讨论的是不断扩张的阶级鸿沟，因此我们把受访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中上层阶级的家庭和孩子，另一类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和孩子。但问题是，在美国文化中，“社会阶级”向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模糊语词。

在本书中，我们运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区分的指标——父母若是自四年制大学毕业，则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被归类为中上阶级；如果父母的教育仅止步于高中，则这样的家庭就被归类为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

在本书中露面的共有10位中上阶级的父母，在他们中间，5人有本科学位，4人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有1位则是在子女长大成人后重返高校读书。他们的子女，要么是正在读大学，要么是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

相比之下，13位工人阶级的父母出现在本书中，其中连高中都没毕业的有5位，拿到高中文凭的有4位，还另有4位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们已经消失在子女的生活中）。这些工人阶级子弟好歹都读完了高中，至少是拿到了同等学力证书，他们中间有3位还读过几天大学，但无一从大学毕业。

在每一座城市，我们在访谈时都尽可能追求一种“四重奏（quartet）”的模式：一对工人阶级的母女，再搭配一对中上阶级的母女；或者是，一对工人阶级的父子，再搭配一对中上阶级的父子。（有时因为当地条件所限，我们无法严格遵循四重奏的模式，但在大多数地方，我们访谈了不止一组的四重奏。）我们之所以用母女配或父子配，就是为了控制性别这一因素，在我们比较两代人成长过程之变时尽可能排除性别因素的干扰。

例如，俄亥俄州的温蒂曾回忆起，自己的父母从来没有期待过她能有什么事业上的建树；而切尔西，她的女儿，却小小年纪就立志要做一名律师。这一研究进路可以让我们发现，育儿模式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但阶级差别却在分化。

为了找到合适的家庭，我们会请当地学校教员、学区委员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内其他德高望重的人士作为我们的推荐人，替我们代为联系。但我们也从“实地探访”中收获不小——开着车，从沃尔玛到游戏厅再到快餐店，或者从大学校园到修车厂再到中介处或购物中心，在年轻人购物、工作、学习和玩乐的地方去寻找合适的受访者。

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些“狩猎处”，比如警察局、消防站、工厂、餐馆、社区中心、娱乐场所，还有各种类型的大学，社区的、地区的、州立的以及私立的。

通常说来，寻找受访者的过程已经让我们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例如，当我们在亚特兰大接洽在服务业工作的斯特芬妮并告诉她，我们可以支付她的女儿50美元以参与一项研究时，她当即给女儿米歇尔打去电话，要求她在詹妮弗到访之前必须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能去——这就是一个信号，可见，既没有工作也不再上学的米歇尔是多么需要这50美元，詹妮弗在本德镇还访问了一位名叫比尔的消防员，他们约好在当地的炸鱼餐厅见面，访谈时比尔把一大家子都带来了，他对此解释说：“我们就是想让两个孩子能亲眼看见一位真正上过大学、做着正经工作的女士。”

我们打心底里意识到，当有些贫穷的父母指导孩子走向前途不明的未来时，这些工人阶级的家庭是有多么手足无措、彷徨无助。

访谈时，我们有自己的套路，问题首先从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包括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是否已经买下现在的房子——还是仅仅租住，是否有钱支付各种生活账单？有没有医疗保险或退休金？是否经常会感到手头太紧？接下来，我们会问到家庭结构、为人父母的方式、子女的在校经历、课外活动状况、宗教参与，还有关于生日和节日的记忆。

由于我们特别关注机会和社会流动，所以接下来会请年轻人及其家长回忆一下他们曾经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期待，这方面的问题包括：“请告诉我，当你决定未来要做什么时，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你当时手上有什么样的选项？你的学习成绩如何？你是否参加了SAT考试？中学毕业时是打算继续上大学，还是找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和父母讨论上大学的事？谈论大学时，你们都会谈论些什么？”

我们还会问到一系列与大学相关的问题，包括是否参观过大学，是否读过大学预科班，是否请过私人的大学申请顾问或写作指导老师，是否有实习或工作的经验，以及是否参与过课外活动。我们的问题还涉及是否会提前储蓄大学学费，是否拿到奖学金或其他大学基金的问题。

我们还会关注年轻人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包括益友良师、辅导员、教师、牧师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的成年人。我们还会问及很多“感情”方面的问题，关于信任、安全、希望以及对未来的焦虑；关于生活是在实现他们的理想，还是一再让他们失望；以及一路走来，他们得到了什么帮助，又遭遇到什么样的阻力。

伯特·帕特南

每一场的访谈，我们都会谈到上面这些计划内的话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为受访者留下充裕的空间，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提出我们的访谈框架不曾触及的重要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事先拟定的访谈大纲显得很傻很天真，比如，当我们采访玛丽·苏的时候，面对着这个自小就被母亲所抛弃、童年时仅有一只小老鼠为伴的年轻女工，我们竟然开口就问她关于钢琴课的问题。

只有在这种场合，我们才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孩子早已偏离了我们脑海中的“正常”童年，因此我们鼓励受访者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追踪这些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说居无定所，手机也经常因为欠费而停机。最终，我们发现了联络这些工人阶级孩子的最好办法，这就是Facebook，即便他们频繁更换电话号码，但Facebook的账号始终保持活跃。观察他们的更新状态，同他们在Facebook上互动，我们可以获取比一次简单访谈要深入得多的信息，在他们的允许下，我们也在分析中运用了他们于Facebook上的状态更新和发帖。

在做访谈时，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受访者，我们会首先告知他们这项研究的目的所在——为了理解美国孩子在今天的成长经历——并且向他们承诺，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不会暴露其身份。

因此，各位读者在本书读到的故事，事无巨细都是真实的，但受访者用的是化名。有些时候，对于可能透露受访者身份的信息，比如学校或工作单位的名字，我们会做模糊化的处理，代之以“一所常春藤盟校”或者“华尔街的一家大型公司”这样的标签，足以把读者带入语境即可。所有加引号的引语，都来自受访者的原话，一字不差。

我们的访谈遵循了联邦政府关于人文学科研究的规章，每次访谈开始时，我们都要说明我们将如何使用受访者提供的信息，访谈结束后，我们还会请受访者签订一份知情同意书，授权我们在研究中运用他们的资料。

从家庭和父母到学校和社区，我们的系统研究要在这些实体问题上展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鸿沟，为此，我们在每一章都找到了相反相成的对比案例。

例如，在讨论家庭结构的章节中，我们特别在同一地区挑选了一对案例，它们在父母人生和家庭结构上都有极丰富的素材，但构成了鲜明的正反对比；同样，在讨论教育的章节中，我们也找到了来自同一地区的一对案例：两个地理位置相距不远，但教育质量却有天差地别的中学。

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本书中讲述这些故事，只是作为例证，而不是证据。

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的手法，目的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当代美国的浮世绘（考虑到我们的样本很小并且只是便利抽样，因此做到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证明故事之发生果真如我们受访者追忆的如此这般，而是要把我们的分析范畴定位在家庭结构、为人父母的方式、学校、邻里社区，然后再去讨论它们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展开的。

本书不乏展示出普遍图景的硬数据，它们均来自我们对现有社会科学研究发现的概括。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这些来自生活本身的故事准确地描绘了在量化数据内呈现出的趋势。

如果问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了什么，那么就是：

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美国高校招生舞弊案，处于风暴中心的WilliamSinger视觉中国图

2.我们的定量研究

追忆往昔的流金岁月，帕特南教授会不会让情怀美化了他对20世纪50、60年代之克林顿港的记忆？同时，我们对唐、弗兰克、莉比、杰西和谢丽尔的深度访谈以及最终讲述的人生故事，能否代表着1959届的整个班级？

为了验证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在2012年进行了一次匿名的书面调查，对象覆盖了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的全部毕业生，那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1岁了。

在1959届的150名毕业生中，到2010年时，有26位已经去世，还有14位联络不上（其中有些人估计也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向余下110名老人发去邀请，希望他们能完成书面调查，其中有75位提交了答卷，占比68%。

在那些没有回复的老人中，我们估计大约有15位老人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完成调查，因此合理的估计是，在有能力完成问卷的1959届同学中，约四分之三返回了答卷。

幸运的是，我们手上掌握了1959届所有同学的某些关键信息，包括性别、种族、班级排名，而且要感谢“高中年鉴”，我们获得了这届学生参与体育以及其他课外活动的完整记录，还有学术社团以及获奖的全部信息。

因此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从而检测我们的调查样本如果同该届全体学生相比，在人口特征、学业以及其他方面是否存在偏差。最后得出的答案很简单，我们的样本很有代表性。

当然，学有所成的女同学，在我们最终的样本中有些许的优势，但其间的差距绝不会对基本的结论造成偏差；而在其他方面，我们调查样本内的同学，都同那些因死亡、疾病、失联或者拒绝调查而未出现的班级成员，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还用另一种方式验证了样本的代表性——我们找到了二十多位老人，他们曾一度是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班级内的同学，但最终没有同全班人一道毕业。虽然这一组的反馈率要稍微低一些，只有8位老人提交了书面调查的答卷，这8位事实上都在其他地方完成了高中学业。

因此，虽然我们知道1959届班级内有些同学因转学或退学没有完成在克林顿港高中的学业，但这部分同学的人数并不多，不会影响我们从调查样本中得出的任何推理。

我们的问卷不仅有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他们记忆中的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还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选择或判断题，涉及受访者的家庭背景、校园内外的成长经验、教育和职业成绩——以及他们配偶和子女的同类信息。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就是运用来自这次调查的信息，重现了克林顿港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经济和家庭图景。而我们在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围绕着社会流动的——在何种程度上，1959届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可以预判出他们的教育和事业成就，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介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

虽然我们研讨了测度社会经济地位的多种指标，既有关于父母的，也有关于孩子的，但迄今为止，最严整也最可靠的模型是围绕着教育成绩的，所以我们关于社会流动的分析也主要是根据这一指标：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来判断1959届同学的教育程度？（由于我们的结论是那代人的代际流动相对较高，因此以教育作为分析指标在方法上是偏保守的；如果我们以经济财富为指标，则代际流动看上去会更高。）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调查的结果竟是如此清晰明确：

从一个学生的学业成绩（按照班级排名来估算）基本上可以预测他将来能否上大学。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比较不会鼓励孩子上大学，而父母的鼓励对子女能否读大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事实上要远弱于在班级排名和读大学之间的关联，也几乎是在父母背景和子女最终成绩之间的唯一关联。

其他指标如父母财产、家庭结构或者邻里间的社会资本（事实上包括我们在本书中以指标衡量过的各种因素），在现如今的美国，它们都是制造机会鸿沟的罪魁祸首，但回到50年代，这些因素对孩子能否读大学或其他教育成就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

为了得出上述的结果，我们运用了多变量的路径分析模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www.robertdputnam.com/ourkids/research。

如下四点说明，也许对统计学的行家里手有一定帮助。当然，这些简短的说明势必只能是泛泛而谈，定然无法满足所有专业人士的好奇心。

在全书中，研究者在进行相关性的统计分析时，都进行了标准的人口数据变量控制。

本书所指出的各种趋势、所根据的样本都有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包括了所有的种族。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案例中，我们都对白人的数据进行了单独的统计分析，在样本量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对非白人进行单独的分析。

根据这些附加的分析，我们可以确证，在所有主要的案例中，机会鸿沟的变动趋势并不只是反映出种族间的模式，而至少部分是由阶级所决定的。

作者:

[美]罗伯特·帕特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Ourkids:TheAmericanDreaminCrisis

译者:

责编|卡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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