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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七种意义

哲人罗素说过：罪恶因地理位置而异。巴特勒（

SamuelButler

1612-1680

）也说过：道德是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以及人对其周围人群当下的感觉。在食人族的国家，吃人就是道德的。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性有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性规范会因性的意义不同而不同。例如，如果某人持有“性的意义就在于生殖”这一观点，他就会把为了快乐的性活动视为越轨的行为，否定它，批判它，制裁它；而如果某人认为性的意义根本就在于感观的愉悦，他对同样的行为就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他会肯定它，赞同它，认为仅仅为了快乐的性行为是符合性规范的。

即使是在同一种文化中，对性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做法，使人很难对它做出简单的概括，下结论说某种文化、某个社会对性是绝对肯定的或绝对否定的。在一种文化传统之内，可能对某种性活动持尊重态度，而对另一种性活动加以限制。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儒教把性作为自然的功能加以接受，没有内在的罪恶感。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在性的公开表达方面保持极为严格的沉默。伊斯兰的女性全都要戴面纱，但是这一文化并不否定女性的性欲。日本佛教对于男女交往有极严格的限制，但是日本生产和保留着大量最优秀的色情艺术。这些都是同一种文化中性规范存在差异的例子。因此，我们很难对如此复杂的对象做出简单的概括，更不能对它们做出先进或落后、正确或错误、正面或反面一类的简单评判。

在一个社会中，性的规范与该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密不可分。这些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是该文化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社会依据这些基本的假设对性行为做出正常与反常、正确与错误的定义。例如，享乐主义（

hedonism

）是一种以最大限度追求快感避免痛感为基础的道德体系；禁欲主义（

asceticism

）是一种强调克制和控制冲动的观念；道德主义（

moralism

）是一种强调道德行为的宗教或哲学态度，往往设有严格的标准，视其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主张用严厉的规范来对待人类的行为，以提高人们的德行；多元主义（

pluralism

）则是一种肯定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的哲学或政治态度，相信真理产生于不同观念的碰撞之中，多元论者的信念是要把人类自由的可能性扩大到最大限度。这些观念和价值因社会和文化的不同而得到强调或者压抑，很难做出哪种价值好、哪种价值不好的简单评判。

在历史上，性对人们来说一直具有多种多样的价值和意义，有研究者列举了这样一些性的意义：精神升华，罪恶，权力，软弱，生殖，浪漫关系，色情，快感，娱乐，体育运动；性是一种使自己处于对另一人的脆弱地位的欲望或需要，或者相反，是一种绝对不能使自己处于这种脆弱地位的欲望或需要；是一种忠实、依赖、服从于某人的需要，或者是在生理心理上与某人结合的需要；是一种为了自我控制，控制他人，控制自身处境，控制一切人际关系的需要，或者是放弃控制，屈从于他人控制的需要；是一种维生的机制；是一种需要和欲望的交易；是一种被人喜爱、需要、向往、成为他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的需要；是人对他人吸引力的标准；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途径；是对另一人表示信赖的方式。而在这一切定义中最为明显的是：性与爱有关，与肉体快乐有关。

在我看来，性的意义至少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七种：第一，为了繁衍后代；第二，为了表达感情；第三，为了肉体快乐；第四，为了延年益寿；第五，为了维持生计；第六，为了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第七，为了表达权力关系。

性的第一个意义是为了繁衍后代。在远古时代，人们不了解性与生殖的关系，直到现代，仍有极少数的部落民族对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不甚了解。但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会把生殖作为性活动的目的之一。传统的性道德尤其强调生殖，甚至把生殖以外的目的一概抹杀，认为是不正当的。这一点当与保种的意识有相当的关联。先民社会多灾多难，生存条件匮乏，保种是当务之急，性的生殖繁衍功能自然而然被摆在重要地位。但是在全世界人口爆炸的今天，仍把生殖视作性的首要功能，就未免过于愚昧了。这就像是某种陈规陋习，人们对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却一味照做如仪。那些强调生殖是性的唯一合法功能的人们也早已忘记其繁殖保种的最初动机，在全世界乃至某个社会中从人口过少到人口过多的转变早已发生之后，还是一味强调性的生殖功能，实在愚昧。

性的第二个意义是为了表达感情，这是一个近代的观念。在近代以前，性与爱的关系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古代神学家在谈性时从来没谈过爱，配偶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性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夫妻债务的观念：妻子的身体属于丈夫，丈夫的身体也属于妻子。在许多古老文化中，婚外性行为之所以受到严厉惩罚（有时甚至是死刑

，主要是因为它是对一方所拥有的配偶人身这一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对爱情的背叛这一因素在惩罚的动机中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直到近现代之后，爱才成为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认为，卢梭是为热情而热情的第一人。在他之前，伟大的热情一向被视为像一场灾难一样的病态，而不是值得羡慕的心灵境界。是卢梭及其后的英法浪漫主义诗人，将中世纪的伟大的热情变成了社会责任，把它从疾病提升为爱的唯一真正和自然的形式。由于性的这一意义的广泛传播，现代有许多人已经持有爱应当成为性的唯一原因的观点，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按照这种观念去做——比如说，那些在没有爱的婚姻关系中生活的人就做不到这一点，那些寻找偶然或短期性伴侣的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赞成以爱为性的唯一原因的观点。人们习惯于把以爱视为性的唯一原因的观念仅仅当作一个现代的观念，而忽略了产生这种观念的文化背景——它带有很重的西方文化的特色。

社会学的统计分析进一步表明，在爱与性的关系上存在着性别的差异：女性相信爱应当成为性的理由的程度超过男性。这种差异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绝非本质主义的生理决定论所能加以解释。别的不说，至少在许多社会中一向存在的男女双重标准（男性可以有多个性伴，女性却必须保持忠贞）会对男女两性对性与爱的关系的看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女性会更遵守单一性伴的规则，从而显得更重感情，而男性则能够较少受到单一性伴规则的约束，从而显得更加为性而性，而不是为情而性。有人甚至为这种男女的双重标准找到了所谓解剖学依据：精子有多个，卵子只有一个，因此男性就有找寻多个性伴的冲动，而女性只是守着一个对象，等待怀孕。虽然这种解释听去过于玄妙，像是信口开河，但是男女的双重标准却是统计的事实。当然，以爱为性的主要理由绝不是女性独有的看法，而是所有现代人的共识。

性的第三个意义是为了肉体的快乐。由于避孕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生育与性的分离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实践。因此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殖已不再是人类性交行为的主要理由，性快乐的经验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

如果说性仅仅是为了快乐，仅仅以其自身为目的，那么不但生殖目的不复存在，就连爱的目的也没有绝对的必要了。爱会导致长期关系，性却可以是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它可以是一种游戏，是对身体快乐的单纯享受，是一种单纯的感观经验。持这种观点的人宣称：随着人们不再必须将性与婚姻生育联系起来，我们对性不必再那么严肃，我们可以更随意更轻松地享受性快乐。以性为单纯的感观快乐的观点在现代越来越流行，虽然在艾滋病出现后，这一潮流受到挫折，人们的多性伴行为方式有所改变，但是由于生殖与性活动的疏离已成不可扭转之势，把性当作纯粹感观享受的价值观还是愈演愈烈。

恩格斯当年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家庭和婚姻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生育合法子嗣以继承家庭的私有财产。按照恩格斯的逻辑，在生育动机分离出去之后，家庭和婚姻就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性的确可以是一种单纯的感观快乐的享用了。

性的第四个意义是为了延年益寿。这是许多古代社会特别是东方古代社会的性观念。中国古代的养生观就包括这样一些观点：性可以延长寿命直至长生不老；对于男人的健康和寿命来说，处女价值特别高，尤其是月经未来潮的

岁少女，最好在

岁之间，不可超过

岁；与童男交合同与处女发生性关系一样可以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有多个女性性伴侣对男性有益；关于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的观念；关于精液宝贵、还精补脑的思想等等。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性观念中，性的繁衍后代和延年益寿这两个目的是同样重要的。

阿拉伯人也从保健的功能来看待性活动，有学者指出，说阿拉伯人在世界上所有的快乐中最喜性交，一点也没有夸张之嫌。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它都是共同的最大快乐，是对日常烦恼的忘却。男人女人都喜欢这一活动，据说它可以使男人保持青春，“就像骑马一样”。

性的第五个意义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为了维持生计。性的商业化从古至今一直是某些人的实践。卖淫业一向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职业。这种情况发展到现代，性工业在一些社会中已经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色情行业包括各种性的夜总会、脱衣舞男舞女、卖淫娼妓、陪伴业（

escort)

、色情出版业、色情影视业等等。性活动成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生活来源。

除了上述行业的从业人员之外，按照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批评，它是“两个卖淫合成一个道德”。由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中存在着财产关系，女性靠提供性服务换得家庭生活的保障。按照恩格斯的逻辑，资产阶级的家庭婚姻关系与卖淫的区别仅仅是批发与零售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是性的商品化，都是以性换取生活来源。如果恩格斯的逻辑成立，以性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就不再是少数娼妓的越轨行为，而是社会上许多“体面”阶层的人们的寻常行为；就不再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是社会规范本身了。

性的第六个意义是为了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有学者提出，性并不是仅仅为了肉体快乐的活动，而是人的交流活动。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起到缓解群体内冲突、维持群体团结的作用。

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发现，有时动物的性活动可以起到缓解群体中紧张关系和冲突的作用。对倭黑猩猩的观察表明，在喂食期间它们的性行为会有所增加，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争夺食物的冲突。在雄性倭黑猩猩中，性还被用来作为攻击性行为之后的友好表示。在海豚中也发现了在喂食期间性行为增加的现象，以此缓解争夺食物时的冲突。对倭黑猩猩和海豚的研究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即争食时性行为的增加是为了防止攻击性行为。

人类是否也会以性作为避免冲突的手段？答案是肯定的。有调查表明，解决多位情人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靠辩论，而是靠性行为。一项对美国“地狱天使”摩托团伙的研究发现，每个加入这个团伙的女性必须和所有男性成员性交。同样，在许多部落民社会中，用妇女做交换是谈判中常有的内容。性在降低社会群体成员间的紧张关系以保持协调一致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都表明，性活动可以起到防止仇恨和平息社会冲突的作用。

性的最后一个意义是为了表达权力关系。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性就成为权力的象征。在当时，性活动的伴侣分为两类，不是男性和女性，而是统治方与服从方。有权的男性是统治方，他们的性对象是各种无权的人——妇女、儿童、外国人和奴隶。因此，一个男性主人并不会因为同一位男性奴隶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而丧失体面，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性活动中成为性行为的被动方，却是一种丧失身份的做法。这一点令人想到我国历史上皇帝的男宠：皇帝绝不会因为与男宠的同性性活动而丧失尊严，这种关系一点也不会伤害到皇帝的权力，而这恰恰是权力的表现。在民间也是一样。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与少年性交并不会影响到他的男性身份和形象，他也并没有因此被看作一位同性恋者。他和少年的关系同他和那些女人的关系一样，都是男权制权力结构的反映。

正因为性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意义，才会有差异巨大的性规范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当中。在这里，最要紧的是不可以把性的规范当作是一种通用的、固定的、“自然而然”的东西来看待，而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局部性、可塑性和“人为”性质。各个文化和社会中的性规范是由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严格说来，我们不应当对各不相同的性规范做出对与错的评论。黑格尔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每一种性规范的形成都有它自身的逻辑，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有它的功能。时过境迁，这种促使它形成的功能也许早已丧失，可某种性规范仍会作为一种风俗保留下来。在社会研究中，最艰难的事情莫过于评价某种风俗、某种行为规范的是与非。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盛行的女性阴部环切术，无论从人权角度还是女权角度，都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风俗，应当加以改变。印度的烧寡妇和中国的裹小脚也属于同类问题。然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却使这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逻辑大大复杂化了。这种理论提出：现存的这种评论是非的方式是西方殖民者宗主国思想方式的产物，它倾向于将某种落后的风俗当作殖民地文化的全部，而他们强调这种风俗的目的是要说明：西方的殖民是先进的，有道理的；殖民地是落后的，愚昧的，它的被侵略是有正当理由的。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我们很难接受西方的逻辑，后殖民主义是为我们说话的。这一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使我们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某些陈规陋习绝不能代表我们文化的全部。在性规范的问题上我们中国文化尤其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这个东方国家的性规范在许多方面绝不比西方更“落后”，更“愚昧”，反而有许多更符合人权和女权标准的地方。西方许多思想家并不否认这一点，例如，福柯就常常把中国的性规范与古希腊罗马、古埃及、古代日本等文化相提并论，认为我们拥有“性的艺术”，而西方只有“性的科学”，他对西方的所谓性科学大加挞伐，毫不留情。

当然，对各国文化和性规范的尊重并不能抹杀某些共同的标准，这就是人类的一些基本的共识，如人的权利，其中包括人的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人们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等等。如果某种风俗、某种性规范违背了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它还是应当受到批评的。但是这种批评绝对不应当是居高临下的、以偏概全的、甚至是心怀恶意的，而只能是建设性的，出于善意的，其目的是改善人们的处境，使其人权状况得到改善，有益于当事人的身心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

性学三人

在我看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三人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本能（力比多）与文明是对立的。因此在他那里，性的发展史是一个从自由到压抑的过程。弗洛伊德说：“人体从头到脚皆已顺着美的方向发展，唯独性器本身例外，它仍保持其属兽性的形象，所以不论在今日、在往昔，爱欲的本质一向总是兽性的。要想改变情欲的本能委实是太艰难了；……文明在这方面的成就总不能不以相当程度地牺牲快乐来换取。”在他看来，压抑是为获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令每个人的本能（原欲、力比多）自由地迸发，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文明也就会丧失。因此，所谓文明只能是压抑性的文明。

马尔库塞则认为，人类可以拥有非压抑性的文明，他将弗洛伊德版的性史改写为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匮乏期）再到非压抑性文明（富足期）这样一个过程。他说：“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中优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使人的需要得到无痛苦的满足，而统治再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阻止这样的满足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他力图说明的是，尽管在匮乏的时期和匮乏的社会，人们必须为文明付出受压抑的代价，但是在一个富足的时期和富足的社会，人的本能与文明的冲突将可以被克服，爱欲将可以自由奔放。

福柯的思路与前两位均不同，他不认为在人类的性史上存在着这样界限分明的时期：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后来的性压抑期，和现代的性解放期。他不认为曾有过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某一机构或阶层来施行的压抑，而认为社会对性的禁制始终是自下而上的、弥漫的，甚至大量地表现为自我禁制；它存在于工厂、学校、监狱、军队、医院等社会组织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惩戒凝视”，其目的是制造“驯服的身体”。

福柯揭示了性科学与性爱艺术的对立，他说：“我们的社会与

arserotica

（性爱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便为自己装备了一种

scientiasexualis

（性科学

。……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爱艺术是对立的。”福柯认为，在西方社会，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已经变成了对性的探讨，“性能够解释一切。”作为对比，福柯把性爱艺术归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把性科学归于西方社会。福柯认为，有两种产生性的真理的过程，“一方面，每个社会——数不胜数的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印度社会、罗马社会、阿拉伯

穆斯林社会——无不有自己的性爱艺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至少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爱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

福柯，第

56-57

高度概括地说，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的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中，性是一种关于快乐的艺术，它是一团很自然的浑然一体的动力，它需要宣泄，至于它的宣泄对象、宣泄方式都不重要，快感的享用是它唯一的原则；而在西方，它被条分缕析，分成不同等级、类别，贴上好坏、对错的标签，这种性科学是一种压抑性的话语体系，它建构了人们的性主体，当人们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与自己内心的欲望纠缠不清的时候，当人们在科学研究和心理分析中为自己的性欲定位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其实性只不过是人获得快乐的一种活动，完全用不着如此纠结、焦虑和压抑的。“快乐”就这样取代弗洛伊德的“欲望”成为福柯的主题。

当福柯说“人其实比他自己认为的要自由得多”（大意）的时候，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美妙无比的前景：人其实用不着为自己的欲望被关进监狱（当然强迫他人的性行为除外）；用不着为自己的欲望去看心理医生；用不着为自己的欲望受到习俗和各种话语体系的限制。人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追求性的快乐。很简单，快乐就是唯一跟性有关的价值，所以说，人其实是自由的。

躲进象牙塔

躲进象牙塔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语境中一直是贬义，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社会现实永远是污浊的。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真正令人喜爱的事情只有十之一二。所有汗流浃背的劳作是痛苦的，烦人的；所有的人际争斗是费神的，丑陋的；大多数人陷在政治的斗争、经济的竞争中苦苦挣扎是残酷的，无趣的；人心的贪婪和下作是猥琐的，阴暗的。这就是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向往躲进象牙塔的原因。

然而，人生在世，不一定能够赶上可以躲进象牙塔的时代，比如，在日本入侵的时代，偌大的华北摆不下一张书桌，所有有血性有良知的人不得不走上战场，去流血，去牺牲，去杀敌。再如，在文革时代，全中国变成疯人院，人人随便打人杀人，没有一处象牙塔可躲。那些活在没有象牙塔可躲的时代的人，只有在泥土里打滚，躲不开尘世的污秽。

在当今世界，除了局部战争，人们总算摆脱了热战和流血，也总算摆脱了冷战和仇恨，可以生活在一个和平友爱的环境之中了。在这个大环境中，就有了选择躲进象牙塔的机会，不至于良心不安，也不至于受到过多的诱惑。

在象牙塔中，我们可以不问世事，尽情享受这个世界的自然之美和人工之美，还可以创造美，追随爱，将自己的人生雕塑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文字选自微信公众号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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