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是中国成功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时，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视频

金银滩—中国的“橡树岭”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的金银滩，海拔约3200米，面积超过1100平方公里，东南为草原延缓地带，地势平坦，东、西、北则有高山屏障。这里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所在地，每到夏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满是灿烂的格桑花。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橡树岭”，他有一个低调的名字：221工厂。

1942年，美国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修建了核武器研制基地。1945年８月，两颗橡树岭基地研制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人类进入“核时代”。随着“冷战”开启，中国曾多次遭遇来自西方的核威胁、核讹诈。军事专家们说：“原子弹从诞生之日起，它的政治用途远比军事用途大得多。”

1958年寒冬，23岁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吊装技术员杜学友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和几十名工友一起从牡丹之都出发，坐上了西去的火车，但具体去哪儿，无人知晓。在兰州下了火车后，又坐卡车，经过两天两夜的跋涉，杜学友终于来到了金银滩。尽管对艰苦的生活已有心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让他和同伴始料未及。“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在金银滩从事核武器研制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杜学友等人，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仅10公斤，且几乎没有副食。

在这样的条件下，1963年，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同年，在北京某科研院所工作的青年工程师刘兆民，从北京火车站出发，仅被告知“去前方”。最后，他也抵达了金银滩。

刘兆民的研究方向是炸药爆破，而在当时实验设备的简陋超乎想象。炸药切割等高危工作，是在人体静电接地的情况下用铜锯手工完成的，爆炸随时可能发生。刘兆民并不知道，当时在20个省市区的400多个工厂、科研机构里，超过一万名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和他一样，为同一个目标日夜操劳。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与核武器研制有关。

1964年1月，中国第一瓶丰度为90%、可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235研制成功；4月，中国第一套核部件生产成功；5月，武器级高能铀核心部件准备就绪。

6月6日，在金银滩221基地，刘兆民全程参与的“全球聚合爆轰实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原子弹技术攻关基本完成。

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

1963年底，杜学友和工友们再次坐上西行的列车。与6年前一样，得到的通知依旧是“去前方”。

最终的目的地是比金银滩更西更北的新疆罗布泊。短短几个月后，一座高102米、共计8600多个部件的铁塔，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树立起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在这里试爆。

后来的官方数据显示，和杜学友一起在此参与原子弹安装、调试的工作人员共有5058人。

1964年10月16日清晨6时30分，原子弹插接上了雷管，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我是最后撤离的几十人中的一个，当时没想到原子弹就在自己身后爆炸，没考虑危险不危险，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杜学友说。

杜学友和同伴们撤离到距离爆炸点60公里外的白云岗观测点，现场见证了原子弹爆炸。

16日15时许，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

“我当时高兴得啥都顾不上了，直接摘掉了防护眼镜，扔掉了帽子，和认识的不认识的战友们一起欢呼。后来还是在旁边一位军人的提醒下，又戴上了防护眼镜。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位军人的姓名，但很感谢他，当初要不是他提醒，我眼睛很可能出问题。”杜学友说。

当晚，中国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我也是通过广播才最终确认了一年多来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原子弹研制，可见当时保密到了何种程度。”刘兆民说。他在爆炸一个月后才在221工厂放映的内部纪录片中看到了那朵蘑菇云。

“当时原子弹还有一个外号叫‘争气弹’。”杜学友解释说，“我从记事起到15岁新中国成立前，都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和我一样体会过国家积贫积弱给个人带来的耻辱感。所以当时很多人不知道造的是原子弹，但也能猜到其必定与国防有关，加上后来苏联中断了对我们的技术援助，大家都憋足了劲要争口气。”

50年前的亲历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崔遂波：向周恩来报告爆炸成功的电话是他接通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强光闪亮，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在50年前，总理与将军的通话是绝对保密的，他们的通话有专人负责接通。崔遂波就是那个接通和保障这历史性关键通话的通讯兵。

在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前两天，身为通讯连长的崔遂波下到距地面近20米深的地下机房，准备执行任务。下去之前，他把贵重物品打好包袱，并给家人写信，信封上写着“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乡柿树洼崔遂波烈士收”。

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的这一幕，崔遂波都通过机房的小窗口看到了。就在看到蘑菇云的同时，总指挥张爱萍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让他“接北京”。崔遂波立即接通了北京周恩来总理的专线。按照工作要求，要先监听一下以确保双方通话正常，但又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过3秒钟。

平时无论有怎样十万火急的军务，张爱萍的声音都是平静的。但那天，明显可以感受到那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虽然只监听了3秒钟，崔遂波听到将军兴奋地说了三个字：“成功了！”

那一刻，崔遂波也激动得落泪了。

李传森：原子弹爆炸5分钟后他驾驶飞机勇闯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5分钟后，一架飞机勇穿蘑菇云成功取样，获得了宝贵的试验材料。当年37岁的李传森，就坐在这架飞机副驾驶的位置。回忆执行任务的情景，老人眼神中泛出激动的光芒：“只见一个大火球仿佛火红的太阳，‘轰’一下跃出了地平线，辽阔的戈壁滩上，出现闪光、火球、烟团、蘑菇云，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和狂风，四周通明雪亮，壮观无比。”

来不及欢呼胜利，5分钟后，李传森和其他5名机组人员，驾驶飞机，飞至规定的7000米上空，准时进入蘑菇云。“当时我看到的蘑菇云的颜色是白色加灰色。”李传森说，飞机钻进去后，周围是白茫茫的一片，只能看仪表飞行。飞机在蘑菇云里一共穿越了三次。

李传森下了飞机，立即脱下防毒面具和身上的衣服。“整个飞机都被污染得厉害，地面上的化学部队测量了一下，仪器一下子就顶满格了！”

就在原子弹爆炸前，李传森和其他机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训练。“执行任务之前，我们6个人将党费都交了，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出生入死，李传森圆满完成“穿云取样”，但这一英雄壮举，他未曾向任何人提起。直至40年后，他的大女儿看电视，家人这才知道，开飞机穿越蘑菇云的李传森就是他。

王万喜：戈壁徒步巡逻八千里3人合喝一支葡萄糖保命

为保障原子弹研究与试验顺利进行，当年7名军人在茫茫沙漠中徒步巡逻8300里的壮举，如今依然令人动容。其中有一名军人名叫王万喜，七人小分队副队长。郑州新密人。王万喜介绍说，出发前，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善接见他们，指示他们用半年时间，徒步行走8300里，对核爆中心东侧罗布泊湖等区域进行巡逻。具体执行3项任务：一是防止敌对国空投搞破坏，二是查清场区外围的地形地物，三是清出场区范围内的流动人员。

王万喜最难忘的是巡逻到楼兰古城，原以为当晚就能赶回来，不巧路途难走，沙丘连绵，当天下午才到古城。带的水已用完，仅剩下3支葡萄糖液剂，战友们互相推让，谁也不肯喝。为此3名党员开了小组会，决定4名团员每两人喝一支，3名党员喝一支。

吉元望：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取样

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时，承担着回收取样这项艰巨任务的负责人名叫吉元望，郑州人，在核试验基地奋战了22个春秋，多次组织参与核试验的运输、布点、取样、回收等工作。经过实测，一次取样从出发到完成需要4个小时以上。为确保圆满完成任务，战士们戴防毒面具、穿橡胶防护衣每天在烈日下连续行走5个小时以上。吉元望说，七八月份的戈壁滩温度高达70℃，防护衣密不透风，戴上就像进了蒸笼。“戴上防护服后，1个小时后感觉两额发疼，2个小时后头疼，3小时后胃疼，4小时后全身麻木了。每次训练结束后，战士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脱掉防护衣往下一倒，仅汗水就能倒满一茶缸。”

吉元望自豪地回忆，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当时参与取样车辆1000多辆，没有一辆车跑错位置，没有一辆车在沾染区抛锚。

刘海清：参与制订首颗原子弹装配方案防护服里倒出半盆汗水

原子弹爆炸前，能否顺利爆炸便是提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学过通信专业的郑州人刘海清，曾参与解决这一方案。“当时我们既没见过原子弹，也没资料可以参考。”刘海清表示，对于刚组建的“三处”来说，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他们只能“闭门造车”。刘海清等人拟订了两个方案，但均被退了回来。没过多久，接触过原子弹的防化兵处参谋向他们简要介绍了一些原子弹的原理、结构的名称和用途。根据这些信息，刘海清等人又加班加点做出了第三稿，司令部审定后终于通过。

成功爆炸后，指挥部组织力量回收仪器。刘海清主动请缨，穿着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赶到距离爆炸中心东侧1000米的地下室内帮忙。刘海清说，当时清洗时，脱下的防护服里倒出的汗水足有半盆。

常淑英：她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祝贺电话

1963年，常淑英和丈夫刘海清双双被调往核试验基地工作，来到了马兰。当时这里还都住的是帐篷，喝的是苦水，生活非常艰苦。虽然是两口子，但一到基地他们就分开了，相距数百公里，几个月都不能见面。丈夫刘海清在基地试训部任参谋，她被分到通讯二分站做接线员。

为了做好原子弹爆炸的通讯保障工作，通讯连经常展示竞赛，苦练技术。常淑英还练出了一种特殊本领，那就是“听音辨人”。她熟悉不同领导的不同方言及工作习惯，耳灵手快，快捷高效，专门负责总理专线和备用线。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专门给马兰基地总机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接线员正是常淑英。听到总理的祝贺，机房里的姑娘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家互相拥抱，欢呼雀跃，有的拍手鼓掌，有的放声高唱，有的热泪盈眶。

湖南：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采铀矿出现“寡妇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最初的探矿、选矿主要在湖南完成。湖南人开采的矿原料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为第一颗氢弹升空、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第一批主要的核原料，这是湖南人为祖国的核工业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秘密队伍在长沙组建

1955年3月，一支秘密队伍进驻了长沙市窑岭的一座楼房。这支不到200人的队伍显得参差混杂，有朴素粗犷的汉子，有白净文弱的书生，也有威猛孔武的军人。

今年已经84岁的王学曾老人是当年在这个神秘大院里活动的人。刚刚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了这里。“当时我们叫309队，全称是中央地质部309队”。全国有两支这样的秘密队伍，另外一支在新疆。

王学曾自己也不清楚具体要干什么，主要任务是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学习地质普查方法和各种仪器的使用。当时有四位苏联专家，队员们要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使用一种叫“计数管”的仪器的操作。这种计数管在接近具有放射性物质时，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脉冲信号，引起读数的变化。

秘密挺进宜章大山深处

1955年8月30日晚上，309队分成两个分队分赴广西贺县和湖南的宜章进行普查。现年77岁的陈金陵被安排在宜章的2分队。第一项工作是进行保密宣誓。“只知道是找矿，但是找什么矿不知道。”

陈金陵每天和队员们拿着仪器在山中穿行，以250平方米为单位进行网格化搜寻。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草地，必须把每一寸地仔细地“篦”一遍。找矿员每天带着“标配”——一台仪器，一个笔记本，一个饭盒、一张5万分之一的地图在大山中寻找。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那个时候的大山基本上是原生状态，植被很好，有一次陈金陵在树丛中还发现了瞪着眼睛的老虎。

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原料矿石

1955年9月5日，陈金陵所在分队接到指令：迅速转移到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马坡岭。10月14日，陈金陵带着警卫李九斤在趟过一条小河时，仪器突然叫了起来，陈金陵拿仪器仔细测试，靠近石头时仪器反应明显。再往前走，就是一处近乎垂直的陡坡。两个人一个顶一个拉，终于进到更深处的那片林子里。走不远，手中的仪器又剧烈地叫起来了。在一片连续五六十米长的地带，仪器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反应。没错，河中的那块石头应该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第二天，苏联专家来了。他们最终确定，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晚上，在警卫战士的“包围圈”中，全体队员聚集在肖队长的帐篷，倾听伍锡祥队长一个激动人心的宣布：我们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矿！哗——帐篷内一片欢呼。包括陈金陵在内的队员直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么久的工作是为了找这个！

三湘勇士为了500吨铀矿拼命

经过专家们的鉴定，在第一批对象中，郴州宜章的金银寨是铀矿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铀矿。苏联专家提出来，必须在1959年以前尽快开采500吨铀矿石，只有达到500吨以上的矿石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建造一个水冶厂，进而进一步提炼。

309队开展了全方位的攻关。最可贵的是在采矿坑道里的一线工人。他们要下到距地面100米以下的坑道。地下水温度有40多摄氏度，最高达到50多摄氏度，人在里面就像进入蒸笼。最厉害的是污浊的空气，凿槽取样和采矿形成的灰尘是放射性物质，在当的条件下，因为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的矽肺病。有的人在工作过程中永远地倒下了。在今天的郴州市苏仙区，有一座核工业系统的烈士陵园，长眠着74位第一批为采矿捐躯的勇士。在苏仙区下湄桥，留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历数23位两弹一星元勋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三强

（1913.10.16-1992.06.28）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浙江湖州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11时)，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

（1926-）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关键问题。

王大珩

（1915.02.26-）光学专家，生于江苏吴县。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国防光学工程事业。

王希季

（1921-）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生于昆明，白族。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朱光亚

（1924.12.25-）核物理学家，湖北武汉人。1957年后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1994年中国工程

孙家栋

（1929-）辽宁复县人，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上世纪60年代，孙家栋受命为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

任新民

（1915.12.05-）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安徽宁国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吴自良

（1917.12.25-2008.05.24）材料学家，生于浙江浦江县。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陈芳允

（1916.04.03-2000.04.29）无线电电子学家，浙江黄岩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并参与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并为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

陈能宽

（1923-）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生于湖南慈利县。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

杨嘉墀

（1919.07-2006.06.11)江苏省吴江县人，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

周光召

（1929.05.15-）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屠守锷

（1917.12.05-）浙江湖州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曾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黄纬禄

（1916.12.18-）安徽省芜湖人，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

程开甲

（1918.08.03-）江苏吴江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

彭桓武

（1915.10.06-2007.02.28）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吉林长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计划。

王淦昌

（1907.05.28-1998.12.10）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

邓稼先

（1924.06.25-1986.07.29）安徽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

赵九章

（1907.10.15-1968.10.26）浙江吴兴人，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

姚桐斌

（1922.09.03-1968.06.08）江苏省无锡人，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

（1917-1983.08.28）江苏金坛人。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郭永怀

（1909.04.04-1968.12.05）空气动力学家，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他是中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学、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卓越贡献。

（来源：新华社、湖南日报、郑州晚报）

本期监制丨宣明栋

主编丨李浙

编辑丨高楠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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