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胳膊与男人的大腿

吴昕孺

人类文明的第一站是母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至今是个谜。虽然根据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定的解答，比如说，原因一，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而狩猎同采集相比所占比重较小。女性主要从事采集工作，使得她们的社会地位高于男性。原因二，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夫一妻制，而是群婚，这种情况造成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无疑成为一家之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女性在人类进化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猿猴变成人之后，母性的指引成为引导人类向上的力量。

接下来，在艰难的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体力变得越来越重要，男人终于实现翻盘，将整个文明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男性的疆场。靠体力翻盘的男人，也在学习着智慧，这才有文明的层层推进；但既然以力取胜，男人行使自己对天下的主宰权，绝大部分时候还是在“用力”，因而动辄血流漂杵，尸积成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硬生生地演化成一部战争史、掠夺史、灭绝史。男人即使动脑子也是为了增添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让自己的心性更平和，人格更完善，世界更美好。小小寰球，落在五花八门的男人手里，无数平衡被打破，无数关系被改变，无数景观被消灭。原来在丛林中曾欺凌过人类的虎豹熊狼，灭到只剩下了动物园里的那几只；原来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猪狗牛马被驯化成了家畜……原来领导过自己的女人呢，现在已是家务与生育的工具，是娱乐与赏玩的宠物。“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站着一个女人。”女人听了这话心里舒服，其实这是典型的男人话语权，女人永远站在后面，要不被压在下面。

女人是极聪明的动物，是真正意义上的万物之灵。我相信，如果母系社会能够一直延续下来，人类的发展必定会有另一种风光，祥和、宁静，可能没有原子弹和核潜艇，但早已到月球和火星上栽花种菜去了。女人们努力过，她们中的精锐也曾凭借天才和机遇成功地在男权社会登顶，但不是因男权的剿杀昙花一现，就是由于在长期争斗中染上了男人的恶疾、变成男人一般的女人而不得善终。

在自然界，红花需要绿叶扶。人类社会正相反，红花只是绿叶的陪衬与侍者，红袖添香、红妆映烛，已是相当幸福的生活；红楼梦里曾埋葬了几多女儿的冷月花魂？到头来，还是应了一句冰冷的名言：红颜薄命。是呵，女人不敌男人，这是无法摆脱的宿命。聪慧的女人，贤淑的女人，爱好和平的女人，在男人的挤压下变得小肚鸡肠的女人，在与男人的打斗中河东狮吼、撕破粉脸的女人，在男人功利的爱情婚姻中学得更加功利的女人……她们或许能够改变个别的人生，却无法扭转整体的命运。一代又一代女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乱七八糟地冲撞宇宙，践踏星球，蹂躏万物也包括她们自己。

自古交通不便，山高水远，音信隔绝，东西方文化在男人的掌控下，大同中略有小异，东西方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便存着不少的异趣。仔细翻看历史，作为汉民族一员，我为我们民族对待女人的态度感到愧疚和羞耻。大家都知道，古希腊因为美人海伦而暴发了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弄得天地之间人神激愤。虽然那时已经是男人当道，但那是一个属于英雄和神灵的时代。美人作为导火线让男人之间的战争平添几分浪漫与柔情。比古希腊更早的时候，广袤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人神并肩作战的商周之争，但周人灭商的主因是“纣王无道”。纣王的拿手好戏是酒池肉林，他是玩弄女性的最早代表。

据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硬汉，明末吴三桂是也。因为李自成的队伍掳掠、侮辱他的爱妾陈圆圆，尚在民族大义间游离的他毅然带清兵入关，把本来已经坐在帝王椅上的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吴三桂为了美人却当了“汉奸”。说是汉奸当然有些道理，但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看，李自成当皇帝和顺治帝登基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清人没有把中国变成“满国”甚至“俄国”吧，还是明朝之后的清朝呢。以李自成那帮部下的德行，我看当时让清人入关不失为一件好事。再来看吴三桂，他真的是为陈圆圆叛汉降清的吗？这事经不起推敲。如果要说吴三桂是为了陈圆圆，那也是因为刘宗敏做得太过分，他强奸陈圆圆让吴三桂这个男人的丢脸失格。对于汉族男儿来说，丢脸可是比丢掉女人更为重大的事情。吴三桂下决心投降是在李自成杀死他的父亲吴襄之后，他算得上一名孝子，而不是决心救美的英雄，他倘若真心想保护陈圆圆，断无自己手握重兵却让爱侣沦入敌手的逻辑和道理。在这一点上，两千多年前的楚霸王项羽就做得好多了，这样的人太少，所以一直到南宋，美女兼才女李清照还在写诗怀念他。

西方男人对待女人有时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特洛伊战争是一例，20世纪30年代爱得华八世爱美人不爱江山又是一例。为了美人可以不要江山，这在男人真是太难做到了，因为完全可以美人与江山兼得嘛。但是他不，他选择了全心全意去爱一个美人，这种爱的单纯与执着已经不是人性的体现了，而是焕发出神性的光华。中国历史上找不出这样的男人。中国鼎鼎有名的四大美女中，唯带有乱伦性质的杨贵妃拥有那么一点爱情，其余三位有两位不幸成为男人的复仇工具；另一位更不幸，作为外交筹码流落边塞，郁闷悲苦，投身黑河自绝于美丽人生。杨贵妃尝到一点点爱情的甜头，但在安史之乱的紧要关头，她还是被心爱的三郎赐死而香消玉殒。中国的男人太奇怪了，他们往往勇往直前地做“乱首”，却把女人推出来当“祸源”，女人是他们的红帐笙歌，是他们的掌中明珠，竟然还是他们手里的盾牌。心爱的女人死了，他们怜香惜玉，悲痛欲绝，但只要对自己的面子和位子产生不良影响，女人十有八九就成了牺牲品。

汉族男人天生与女人有仇吗？应该不是，我看还是民族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使然。不知怎的，汉民族的文化精英们都对女人不怀好意。从圣人孔丘起，他说的那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害极广极深。我就想不通了，孔丘是个私生子，他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好歹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他怎么会对女人如此仇怨呢？难道他把自己出生这次事故的责任一股脑推到母亲头上不成？有了孔夫子这句话，后面的儒学大师们整起女人来就尽是劲了。三纲出笼，五常上马，男人闯天下，女人守闺房，连不小心碰一下小叔子的胳膊都得断臂，这样的文化制造出来的女人只有“顾影自怜”，这样的文化打造出来的男人只会超级变态。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比较优秀的女子只能到勾栏瓦肆里去找；而中国比较优秀的男人依然要靠女人哺育。靠谁呢？靠人老珠黄的母亲。孟母三迁、画荻教子、岳母刺字等等。在汉文化中，只有一种受尊重的女人——母亲。中国男人就是这么一群永远也长不大的“汉子”啊。

于是，骑士时代只可能发生在欧洲，浪漫思潮只可能出现在西方。中国的花间词里，女人从来不是女神，也很少是女人，她们只是玩乐的对象。更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中国诗人一贯好以艳情诗写家国之私，写政治上的得意与失落，而且写得惟妙惟肖，神经兮兮。坦率地说，这样的传统差不多算是变态的传统了。所以，中国的艳情诗里，无病呻吟多，低级趣味多，真正让人感动的太少。本来优雅生动的汉字被这些三流文人们翻来覆去地糟蹋，到了20世纪初叶，文言文奄奄一息，新文化运动不来都不行了。

中国男人对女人态度最好的是宋代词人柳永。柳永本来也是奔功名而去的，但功名无情地拒绝了他，他“奉旨填词”，咏觞花柳岸，系马垂杨边。女人和诗词竟同时成为他的主宰、他的神。宋代女子倾尽自己的情爱，来呵护这位才华卓绝的诗人。她们成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永没有世俗功名，却无愧于烟花巷陌的白衣卿相。他死了，是女人埋葬了他，她们纷纷把他葬在自己的心底，所以连柳永的墓在哪里谁都弄不清。每年春月，女孩子们都上山去吊柳七，那里没有坟冢，只有风帘翠幕、烟雨云霞，都是诗人的化身。柳永是中国历史的现实生活中最接近《红楼梦》里贾宝玉的一位。中国男人对女人的最中肯评价正是曹雪芹借贾宝玉的口所说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花了两三千年功夫，中国男人才隐隐意识到，原来女人比男人干净得多；原来男人这块泥如果没有女人这汪水简直就不像样子。

长时间歧视、虐待、摧残女性，给中国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直接表现便是阴盛阳衰。当中国男人意识到错误并慢悠悠地加以改正时，女人得到解放也得以暴发出因长期压抑而产生的惊人能量，她们英姿飒爽地迎头赶上，很快便与西方女性并驾齐驱。然而，中国男人历经多年变态，不健康元素深入骨髓，浸入血液，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女人直欲压倒须眉，自己腹中空空却依然放不下大老爷儿们的架子，中国女人漂亮的眼角开始有些瞧不起中国男人了。在新时代新社会新环境新观念之下，男女两性关系再度变得空前紧张，女人们已完全具备以同样方式“回报”曾给自己带来伤害的男人们的能力。

如果据此以为女人已经彻底解放，那就大错特错了。男人“力压”女人的局面目前是不可能改观的，这仍然是一个力量至上的时代。胳膊拗不过大腿，女人是那只白白嫩嫩的胳膊；肋骨拼不赢脊梁，女人是那根细细爽爽的肋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尊重还是虐待，女人“第二性”的地位根深蒂固。所以，时下做男人的最高境界依然是“士为知己者死”，忠为先；做女人的主要任务还将是“女为悦己者容”，美至上。无庸置疑，知己者和悦己者都是男人。男人与男人之间讲究相知，更加注重心灵契会与志向投合；男人与女人之间则讲究相悦，更加追求感官愉悦和审美快感。没有办法，女人只好按照男人制定的标准来约束和妆扮自己。

还是先让我们回到古希腊，那时人类社会的男女关系较为和谐，男女在身体上共同追求着自然美、匀称美。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是那个时代美的标准。到了文艺复兴后期，人们穿过中世纪的魔障与迷雾，作为自我的人重新走上前台，审美观却不可思议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满足男人奇怪的欲望，女人纷纷利用钢条和鲸骨做成的紧身内衣来形成“蜂腰”，13英寸的腰围是衡量上流社会妇女优雅身姿的标准。17世纪，女孩从两岁就开始穿小巧的紧身内衣。长期用金属质地的材料进行“暴力紧身”，使不少女性的呼吸道和消化系统都出现毛病，甚至导致肺部溃烂。1581年，一位新娘在婚礼上突然死亡，当时的医学记录明确写道：束腰致死。

西方女子在腰上下死功夫，中国女人则跟自己的脚过不去。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因为男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西方男人喜欢女人的丰乳，束腰之意不在腰，而在胸部，那个时候还没有丰胸手术，只有通过挤压腰部来凸显胸部。中国古代有位国王也喜欢细腰，春秋时期的楚灵王不仅要求女人是细腰，而且他的臣子们也务必腰细如竹。不知为何，楚灵王下面的人没有想到束腰，而是采取饥饿疗法，可能楚灵王也是突发奇想，细腰尚缺乏文化底蕴，束缚已然不及，只好临时抱佛脚，饿肚子啦。老百姓看不惯，便唱着讽刺的歌谣：“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好在，楚灵王这样的帝王不多，不然中国的非战斗性减员可就大了。盛唐以肥为美，女子一个个雍容华贵，体现出盛世气概。可好景不长，唐以后，天下大乱，即便帝王将相也是更迭频繁，朝不保夕，生命的无常与生活的郁闷让他们醉生梦死，心理畸变使得他们对女性的赏玩在日常恣纵中不觉多了虐待的意味，缠足即始于五代时的南唐后宫。窅娘是一代词帝李煜的爱妃，这位采莲女善舞，文艺奇才李煜要她用白帛裹足，两只脚缠得很小，这样跳起舞来仿佛玉莲凌波，能把男人们看成一群痴呆。缠足迅速蹿出宫廷，流布民间，酿成日后千余年中国妇女无法回避的噩梦。“柔若无骨，瘦若无形”的三寸金莲上升为男人们满足欲望、树立威权的图腾。清代竟然盛行一种以妓鞋行酒的邪癖，如此病态，说是东亚病夫一点不为过。我看见过我表姥姥的缠足，不足三寸，像个小馒头，穿着一双青布鞋，颤颤巍巍的，每走一步都要柱着棍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活到了99岁，早几年才去世。

与束腰一样，缠足给女人带来的也是无尽痛苦。小足裹一双，泪水流一缸。女孩子从四五岁开始就以热水烫脚，趁着脚还温热，将脚拇趾外的四个脚趾向脚底弯曲，紧贴脚底，并在脚下趾间涂上明矾。时间一长，脚缠得弓弯短小，使脚底凹陷，脚背隆起，脚的长度被大大缩短。这样持续三四年，到七八岁时初具模样。缠足引起软组织挛缩，成年后多患早发退行性关节炎；而且身体重心移到脚外部，行动极为不便。缠足后的女子只能用踵部走路，每走一步都会牵动腰髋部，使得腰髋部发达，骨盆宽大，有利于生育。因此，缠足的实用目的就是将女人变成生育工具。

科技飞跃发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最大的变化是天下骤然小了，人们对美的看法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东西方都有了交流与融会。看惯了小脚平胸女子的中国男人，色迷迷地瞅着高胸长腿的洋场美女；西方男人对小巧玲珑的东方女子亦是另加青眼。然而，两种审美观不是简单互换，而是双重相加，结果是男人对女人“美”的要求更加苛严，既要有东方的清雅、贤良，还得有西方的性感、俏媚。男人选择的余地增大，女人却更加难做了。你看中国的街头上，还有几个女子没让自己的一头秀发变色？技术日新月异，但人们对美已经迷乱和麻木。所有的女人从十岁到八十岁都被称作“美女”，一个充斥着美女的时代其实正是一个失去了美的时代。当出现在你面前的美女她已经离不开美容院和化妆品，当你心仪神往的女孩的天使面庞竟是整容业的产物，此刻千多年前一位诗人晏殊的名句正好可以说明我们的心情：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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