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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1980年的潘晓吗这事改变了很多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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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编自《上海法治报》、北京《新京报》作者:

马立诚、武云溥

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

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潘晓”:左为潘祎右为黄晓菊

“读着读着,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

在这场讨论过去近30年之际,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在一次纪念潘晓来信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

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动的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让我们看看这封信: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

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竞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竞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了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侈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他们很难有共同语言。他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他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不少青年在来信中说,他们读着读着,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讨论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国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共收到6万封来信。

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主编关志豪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他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怎么办呢?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很多青年在来信中说,自己有着和潘晓同样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潘晓能够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进步。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

“潘晓”其人

“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

1980年,是一个微妙的节点。

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转向了。青年们有些发蒙,黄晓菊和潘祎也在这个群体中。

那年,黄晓菊25岁,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一名女工。

她中学时代曾遭校方批判,因为她喜欢看《简爱》和《红与黑》这样的外国小说,同学揭发她“看资产阶级黄色小说”。

小伙子潘祎,则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二年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格孤僻乖张,认为“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曾组织同事们调查,想要搞明白“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结果发现,“青年们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关志豪回忆说。

怎么办呢?《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展一次讨论。

于是,潘祎和黄晓菊进入了编辑的视线,并接受了约稿的要求。

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编辑部决定,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修改后发表。

文章的署名,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叫“潘晓”。

在这篇文章里,“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晓”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

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

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8月20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黄晓菊

然而,到了1980年9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先是9月23日,《工人日报》办的“情况参考”刊登群众来信说,潘晓来信是“有肉一块,蚂蚁俱来”,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12月,华中工学院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责这场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

关志豪回忆,1980年第12期的《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事情越闹越大,杂志社陷入了被动。这一年12月6日,杂志编委会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检查报告》。《报告》说:“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该杂志在1984年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公式。陈志尚、金可溪撰写的这篇文章题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1980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人生坎坷

黄晓菊

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角,却遭遇了不少坎坷。

潘晓讨论开展起来之后,黄晓菊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之后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渴望学习的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通过考试进入一家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对这里能够读书的环境很满意。

但是,“不久,潘晓之事传入所里,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怪怪的。”黄晓菊后来写文章这样说。

已经离婚的黄晓菊狠狠心,把3岁的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闯世界”。三年下来,当过记者,做过女佣,吃尽辛苦,所剩无几。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钱开小店卖羊毛衫,经受了被人骗钱等种种惨境之后,终于凭着血汗拼搏,开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如今,她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了。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1980年春,经学校推荐,潘袆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的青年思想状况调查活动。他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引起了马丽珍以及编辑部重视,他的观点被融进“潘晓来信”之中。

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潘晓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负面代表。1981年3月,学校以他的疾病为由,勒令其“自动退学”。潘袆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1987年4月出狱。出狱后的潘祎认为“人生观大讨论”是自己的一场灾难。

《中国青年》杂志社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在“潘晓”声名最盛之时,每天都有人在工厂门口求见,要和她探讨人生,许多大学也请她去作报告。《中国青年》杂志把她调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后来她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图书资料员。

后来,黄晓菊遭遇停聘,理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在民族所图书馆,我管订书刊报纸。他们订的都是专业类书籍,一天到晚就是来回抄。我就给他们订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这些书我也爱看,这不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吗?”

1988年,黄晓菊来到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为了生存,她去了深圳找工作,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小她四岁的丈夫离开了她。“那时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大院里聊萨特,就认识了。他父母是外交官,驻国外。我们俩恋爱,他父母不知道。等他们回来,我们已经订婚了,一听这事,就说不行。我们结婚,他家里什么都没给,觉得我们早晚得散。”

“婚后没有房子,就只好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原来的闺房,生活很艰苦。我丈夫当时在化工厂上班,工资微薄。在这么块地方看小孩,鸡飞狗跳的,他特别苦恼。我对他说,你是男人,要承担责任。他就不高兴了:‘你怎么也这么庸俗?你还是‘潘晓’呢!怎么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结果是协议离婚。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我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衣服我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有的还是我自己裁剪的。有人看不上,我还会和人争论。”她的生意一直不大不小,这种状态延续到了今天。

关志豪至今还在为当年的许多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可惜,“人生观大讨论”休止后,六万多封读者来信都被焚毁。“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

如今回忆起那场大讨论,黄晓菊曾对媒体表示,“人们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思想讨论并不是要改变生活轨迹,却是对自我意识的一次更正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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